青少年论坛:许云鹤案：又一个彭宇案?

　　许云鹤案，又一个彭宇案?说这句话，并不代表我对这两个案子先在的倾向性。说实话，若是完整地看过彭宇案的判决，恐怕谁都难以判断彭宇到底有没有撞倒老太太。至少从判决列举的事实来看，彭宇从常理推断不能排除撞倒老太太的可能性。——没错，是常理推断。可是常理推断难道不能也不应当成为审判的一个重要依据吗?彭宇案法官的错误只不过在于，他简单地将生活语言套用到了法律语言上，从而给人以“极不专业”的印象。

　　说许云鹤案像另一个彭宇案，是说，也许这两个案子，就像水门事件里的“深喉”，或者是迈克尔·杰克逊“性侵案”里的孩子一样，要等到许多年之后，由当事人自己把真相说出来。又也许，由于当事人的永远沉默，这两个案子再也难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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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许云鹤案在一些细节和证据上仍有与彭宇案不同的地方。首先是王老太太的伤情诊断：右胫骨平台骨折，右膝内外侧半月板损伤等。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推断，造成胫骨平台这个部位骨折的，到底是自己摔倒的可能性大，还是被撞的可能性更大?其次，从许云鹤停车的照片来看，应该属于紧急停车，虽然这并不能证明车子撞到了人，但可以肯定，车子离人很近，以致于车主需要急打方向盘停车。

　　当然，许云鹤也不是没有他的证据。事发后，他自己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做了鉴定(我没有查到这是事发多久后做的鉴定)，鉴定意见书里说，“小客车未发现接触痕迹，因此，不具备对比检验条件，不能确定小客车与人体身体接触部位。”而根据法院对鉴定中心的咨询，此意为“不能确定小客车与行人王秀芝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没有接触”。

　　应当说，尽管双方的证据都不充分，但相比之下，许云鹤的似乎更弱一些。而且最要命的是，按照王老太太那边的说法，在当时——两年前(2009年10月)第一时间的笔录中，许云鹤是承认发生交通事故而没有提出助人为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当时没有再去取证(如调取监控录像等)。一边是交通事故，一边是助人为乐，为何会出现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转变?不能不说，许云鹤应当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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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正是因为事实的无法查清，所以事实本身就让位给了价值观的讨论，特别是与道德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刺激当下人们脆弱的心理。这里我想到的是三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老头老太太的形象问题。似乎突然之间，老头老太太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不再慈眉善目、热情善良，而变成了面目可憎、不通情理，且不说我们自古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训诲，就算考虑到老头老太太通常来讲属于弱势群体，为什么在这些事件发生的一开始，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先认为是老头老太太在借机讹诈?老人们的形象为什么会先定格为坏人?——这里面也许有很多原因，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老头老太太在年轻人心中形象的下滑，恐怕与日常生活中的公交车让座有关。给老弱病残孕让座，本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常识，可是，关于在公交车上特别是在早晨的公交车上，是否应当、需要给老人让座，却实实在在成了一个被讨论、被质疑的问题。有人就认为，年轻人工作很累很辛苦，又熬夜缺觉的，而那些老太太一看身体硬朗着呢，特别是，年轻人起大早去上班，老头老太太却是去公园晨练，为什么劳累的人反而要给锻炼的人让座?甚至还有人说，那些老头老太太压根就不应该在早上去和年轻人挤公交!

　　先说我自己的情况。我每天上班也坐公交车，而且是在始发站后两站，也就是说，我每天上公交车几乎都能坐到位子。可是我又很少坐到下车，一般两三站之后，总要给老头老太太让座。可是老实说，给老人让座，不过是出于我所受的教育以及我清楚的道德要求罢了，其实心里别提有多厌烦了。道德对于我，在这个时候，不过是规范，哪里是什么壮美的星空!有一次坐到了下车，我忍不住给一个朋友发了个短信：“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当你在拥挤的车厢里找到一个座位，而且身边还没有需要让座的人。”是什么?是激烈的竞争、匮缺的资源，让我们的幸福变得如此卑微。同样，也是这些，让老头老太太在我们心中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以致于我们要把他们也当成对我们进行剥夺的群体。

　　一个是老头老太太的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提醒我们，是否不自觉地把老头老太太的形象妖魔化了?那么，这里则是承认，现实中必定发生过不少老头老太太“讹诈”人的事情，或者也许还可以说，在类似事件中老头老太太“讹诈”人的比例比其他群体更高一些，一些人恐怕就是因为亲身经历才对老头老太太产生反感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不说，这与老人社会保障的缺失有很大关系。想想看，一个老人被车撞了，肇事者逃逸，刚好有一个人见义勇为送他(她)去医院，感激过后甚至来不及感激，他(她)必定要考虑另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医药费谁来出?按说应当是让儿女来出，可是——他(她)会想，儿女们有没有钱?就算有了钱，他们愿不愿意出?就算他们愿意出，可是肯定免不了受数落——您老老实实呆着多好，偏偏没事跑出来干啥，净给人添事了!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出，也不抱怨，可是老人又觉得不安了，感觉自己已经老无所用了，却还给儿女们带来这事!思想前后，他(她)终于狠下心来，与其这样，不如干脆“讹”上眼前这个人算了!——社会保障的缺失，就是这样一步步将人变成“刁民”的。这不是为了那些给“讹人”的老人开脱，而是说，如果不解决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还有一个是关于做好事的问题。不管是彭宇案，还是许云鹤案，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既要做好事，也要先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形下，这话也许没错。但是也有人发出愤激之言：以后干脆不要做好事了!我宁愿相信这是愤激之言，然而我又不能不觉得，“做好事反而被冤枉”已成为一些人拒绝做好事的挡箭牌了。这些人，是先拒绝做好事，然后再去寻找“做好事反而被冤枉”的事例来支持他们的行为的，而绝非仅仅受到“做好事反而被冤枉”事例的刺激那样简单。为什么人们拒绝做好事，包括一些看似举手之劳的好事?这里我要说的是，由于资源的匮缺，使得一些看似是举手之劳的好事，仿佛也变得艰难无比。比如，公交车上让座，按说一个座位有什么呀?值什么呀?可是就有人不愿意让出来，在拥挤的车厢里，一个座位都显得那么珍贵。同样，在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里，即使是一些极其微小的权益，在贫穷者眼里，也是如此的稀缺，你让他捐献出去，这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艰难无比!

　　写到这，我想起温总理说过的一句话，“要让人民过得有尊严。”我期望一个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是公平的，贫富不是严重分化的，即使不是富人，人们也能够慷慨地行善。能够从容地行善，这也是人们需要的一种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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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许云鹤案来，正如一开始说的，这个案子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真相了，特别是当它已成为公共事件，成为触痛人们道德讨论的话题时，在肯定有一方说谎的情况下，可以想象，说谎的一方已经不可能承认说谎、说出真相了——一旦这样，即使是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他还能够立足吗?

　　也因此，当一个无法查清的事情引发人们巨大的道德讨论时，这种讨论也许其实是虚妄的，任何一种冠冕堂皇的观点都可能因为背离事实而伤害无辜者。对于这个案件，也许不是正确，但却智慧的做法是，静静等待法院的判决，然后接受它，并且不再引申，事情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