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1岁的基层城管局局长孙秋军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愿望——“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看到国家在城市管理工作上有一个说法。”

　　孙秋军已经在吉林省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的岗位上干了11年，是城市管理系统唯一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但他至今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头衔，“我们这个部门，对内叫‘局’，对外叫‘城管大队’，有管我叫局长的，也有管我叫队长的，市委文件上的说法也不统一。”

　　不仅仅是孙秋军，整个城管系统都在遭遇“正名”尴尬。如今，提起城管，“暴力执法”、“打砸抢”等负面标签都会如影随形。尽管社会关注度极高、群众争议极大，城管部门却始终没有全国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差异巨大。甚至城管到底该管什么，至今也没有标准答案。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面回答了。毕竟，城管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中国城市都在面临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您2000年开始组建洮南市城管局，当时的城管工作状况如何？

　　孙秋军：刚开始干这项工作，我也有很多疑问，不懂就跟老同志学，不瞒你说，那时学的就是“打砸抢”。领着一帮人，趾高气扬地去拿、去抢、去推。就跟现在一些百姓心中的城管形象是一样的。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学的都是“打砸抢”？

　　孙秋军：因为你没有别的管理办法。从1997年北京宣武区成立中国第一支城管队伍，到现在14年时间，城市管理工作依然没有真正的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就是“没爹没娘土里蹦出来的”。没有明确的体制，没有规范统一的编制人员、开支渠道、服装、装备、通讯……这工作怎么做？有责任心的，还愿意好好做；没有责任心的，就“横踢马槽”(不讲理、胡搅蛮缠——编者注)，钻空子，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青年报：你们后来怎么就改变做法了？

　　孙秋军：我们那个时候自己也经常被打，可告到公安，没法处理，告到法院，也没法执行。理不在你这儿啊，老百姓上街挣钱维持生活，你把他摊儿给收了，秤杆给撅了，他不配合就打人，这做的就是错事。

　　有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2003年，我们那儿有个叫王福山的老头，摊子被我们没收了，他就领着老伴和十来岁的孙女，大中午来找我。老两口跟我说事儿时，我看到，那孩子就怒视着我。我叫她过来，她也不动。我就问她：“小姑娘，你恨我吗？”(说到这，孙秋军眼圈红了，低头沉默了几秒钟。)那孩子瞅着我不吭声，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那孩子是真的恨我了。我问她：“你为啥恨我？”她说：“我咋不恨你呢？我爸进监狱了，我妈离婚走了。马上要开学了，爷爷奶奶领着我，卖点装水果的纸壳箱，就为了给我买书本。你们到那儿就给抢了。”说得我心里不是滋味啊。回来我就把全局的人找来开会，分成两个组，一组到学校，看看孩子的情况，另一组到王福山家看看状况。我们又倡议全系统捐款，买了米、面、油、煤送到了他家。这个王福山，其实也算是那条街卖水果的“一霸”，他当时就跟我说：“你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后来还协助我们，给其他人做工作。通过这件事，我就感觉到，你不用去打砸抢，只要给点温暖，他们就感动了。

　　打那以后，我们的工作真的变被动为主动。比如说，老百姓乱堆放东西，你不要只去通知他搬。他不搬，你帮他搬进去。过去城管都是往车上搬，现在给人家往屋里搬，多好。

　　中国青年报：这些做法挺有人情味儿的。现在大家都在讲城管要“文明执法”，真正能做到的感觉还是少数。

　　孙秋军：我这几年摸索出来了，越小的地方城市管理工作做得越好，越大的地方做得越不好。原因就是小地方有人情味儿。一个小县城就这么大，谁家老妈卖瓜子，谁家老姐摊煎饼、卖水果，我们都知道。你要把他们摊子推了，人家就会说，是张老三李老四的儿子干的。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流动人口多，小贩基本都不认识，很多只能来硬的。就成了“老鹞子轰小鸡”，老鹞子来了，小鸡就跑了，老鹞子一走，小鸡又出来吃食了。我们把这个叫做“近了怕，远了骂”。凡是出现城管被打、被杀等负面新闻的，你看大多是省会、直辖市，小县城很少。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家庭，城管就像妈妈一样。一个家没有妈妈，会乱成一团。妈妈在家干什么？就是把家管好，知道东西该摆在哪儿，让家人有秩序。大家都会尊敬妈妈，可为什么就没人愿意尊敬城管呢？

　　另一方面，我们是人民雇来的，这个身份定位又像保姆。哪有说保姆还要求主人这样那样的呢？你只能把声调降低，把姿态放低。咱们是给老百姓干活的，要把这个城市归拢好。

　　中国青年报：有人提出，城管人员存在身份不明确的问题，目前处在执法第一线的大量都是临时聘请的协管员。你们用协管员吗？

　　孙秋军：我们完全不用。部门刚组建时，我就招了一批有公职的人。这些人才能真正做到说服教育，能不罚就不罚。要用临时工，你就有负担了，只能让他们去罚、去收，才够这些人的开支。

城管系统遇“正名”尴尬 “打砸抢”标签如影随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