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霹雳布袋戏国语配音:揭秘我国第一枚导弹研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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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国的军火库，究竟有哪些镇国的利器？高精尖的三军武器，又是如何被锻造出炉？展现中国高技术武器的发展历程，揭秘撒手锏武器的惊人性能，讲述跌宕曲折的研发故事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年之际，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可是，就在华莱士写这封信之前，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进驻台湾海峡，美国的飞机已经多次侵入中国领空，美军的炸弹已经扔到了鸭绿江边。他们甚至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0年，毛泽东主席一连三次观看兵器展览，后来又视察了组建不久的人民海军。他说：“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
而此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吸引了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了层层阻力回到了祖国。他们的归来让新中国的将军们看到了希望。
钱学森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采访于1997年）：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他说，谈着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矮一截！
钱学森的话坚定了中央发展导弹的决心。在周总理安排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新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他提出的建立导弹研究机构的建议立即得到批准。恰好在回国一周年的这天，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一位不穿军装、不授军衔的高级将领。
1957年，聂荣臻在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从此，我国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是在北京西北的一栋房子里起步的。最早到来的是留美博士邓稼先。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邓稼先马上就明白，大炮仗就是原子弹。当时，邓稼先手下只有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胡思得 （时任核武器研究所研究人员）：邓稼先给我们正式开会，跟我们讲我们是干什么的，要搞核武器要搞原子弹。当时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
就在原子弹理论研究艰难攻关的同时，原子弹的外场爆轰试验也在悄然进行。在长城脚下的工程兵试验场，科技人员在老式的木桶和廉价的硬纸模里铸成了用于试验的炸药元件。
刘文翰 （时为核武器研究所研究人员）：我们一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非常怕。插雷管的时候还好一些，把雷管插下去。如果按下去，炮没响，那对不起，谁插的雷管谁去拔去，去拔雷管，这个就更害怕了。因为雷管经过一次冲击，你再拔，弄不好就要响了。
这时候，试验人员只能一只手按着地放掉静电，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拔掉雷管。试验在摸索中一点点地推进。
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常规兵器基本上由国内生产解决。受阅部队的装备，有1956年在沈阳生产的歼五飞机，有1958年在包头下线的59式坦克。
这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痕。受邀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不能给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中止对华援助项目，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
1960年中国进入了极度的经济困难时期，饥饿威胁到每一个人。在罗布泊，在青海高原，在巴丹吉林沙漠，榆树皮、芨芨草和骆驼草籽，也成了原子弹、导弹研制人员的口粮。
刘杰 （时任二机部部长，采访于2000年）：我那个时候呢，曾经到工厂去过。去过以后呢，因为部长来了，特别招待吧。招待什么东西呢，在保卫科里边，在花盆里边种着一棵青菜，这一棵青菜拿去了给我炒了炒，说这是我们惟一的青菜。
1961年夏天，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对原子弹、导弹上马还是下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聂荣臻元帅坚决主张“两弹”要坚持攻关，不能下马。
高昂的建设热情鼓舞着建设者们渡过了最艰难的两年。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七名副总理、七名部长级领导。
“中央专委”的成立，为“两弹”的攻关研制攥紧了“拳头”。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
1963年8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
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的铀—235。
1964年5月，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加工出原子弹的裂变部件。
1964年6月，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1:1原子弹模型爆炸成功。
研制导弹是从全面仿制苏联的P-2导弹开始的。通过仿制，我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导弹研究体系，培养了一批专家。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仿制“P-2”的同时，导弹研究院就决定独立研制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根据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东风”成为中国地地导弹系列的代号。
1962年3月，首枚“东风二号”导弹运抵发射场，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
一切似乎进展得非常顺利。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发射后 69秒，东风二号导弹坠毁在发射场上，炸点离发射台只有68米。
谢光选 （时任东风二号导弹设计师）：几个月都跟着它，对这个弹是有感情了。一打就下来了，实在是觉得，这个人觉得很难过，就跟孩子死了一样，老人死了一样，确实很难过，我们好多人都哭了。
聂荣臻元帅得知这一消息,特意嘱咐说:“一定不要追查责任，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通过细致的分析，科学家们很快找到了导弹存在的问题。
梁思礼 （时任东风二号导弹设计师）：实际上两个问题，一个是横向弹性振动问题，一个是发动机大概存在一些管道上设计薄弱环节。
重新修改设计的东风二号导弹，经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105次发动机试车的考验。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第二次试飞获得成功。后来又进行16次发射试验，15次成功。自此，东风二号导弹作为一种实战武器开始装备部队。
东风二号导弹飞行成功之后，原子弹研制也即将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一切准备完毕，只待罗布泊核试验场那一声巨响。
最初进入罗布泊这片死亡之海勘察的是河南商丘步兵学校的一批教官。戈壁滩的烈日把他们的胶鞋底都烤变了形，但他们并不知道此行的真实目的，大家议论纷纷。带队的副校长张志善发报请示上级，是否能说出实情。回电很简单，你们可以动员。
张志善 （时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采访于2000年）：就把这个任务一说，我们是搞核试验靶场，这可是长我们国家的志气呀，打破核垄断，这个意义很重大，我们的任务非常光荣。大家马上就蹦起来了，说好啊，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了也无怨。
在短短两年内，时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的带领核测试队伍与军内外有关单位密切协作，研制出一千多台套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做好了首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
在短短两年内，时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的带领核测试队伍与军内外有关单位密切协作，研制出一千多台套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做好了首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
程开甲 （时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采访于2000年）：苏联有一个初步的方案，他那个方案是在敦煌用飞机空投。我们去的时候大家讨论觉得这个方案不行。你要是真正测量数据你要想记录核试验的参数，这个方案是什么数据都拿不到的。法国人第一次试验什么数据都没拿到，美国人数据拿了一部分。我们觉得空投不行，要用铁塔。
1964年9月，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何时试验的两个方案。毛泽东说，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定在1964年10月16日。两天前，在原子弹即将吊上塔顶之时，核试验场用密语向北京报告：“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住上房。”
张蕴钰 （时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采访于2000年）：那个时候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原子弹害怕不响，不响怎么办？赶到了越接近试验的时间了，人们不是怕它不响，说它万一不受控，响了怎么办？我给张爱萍提了个意见，我说试验的这一天插雷管，最危险是把那雷管插上，那天我去，我和他们到一块儿，最后把他们送下来。
1964年10月16日 15时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张爱萍 （时任副总参谋长、核试验总指挥，采访于1998年）：我也很高兴，结果总理冷静一下，马上就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也不懂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往旁边一看，旁边坐着王淦昌，我就问他，总理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王淦昌说是，你看现在蘑菇云开始形成，我说是啊，开始形成蘑菇云了。
当夜，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16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他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千万注意别把楼板震塌了。
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西方舆论也说中国是“有弹没枪”。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多次发射成功的“东风二号”导弹，已经成为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两弹结合试验的条件已然具备。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5次会议，决定在东风二号导弹上安装原子弹弹头，在我国本土进行一次导弹核武器实弹飞行试验。发射场选在酒泉发射基地，弹着区定为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
1966年10月26日上午，导弹和原子弹分别向专门为这次试验修建的50号发射阵地转运。原子弹和东风二号导弹正式实施对接，聂荣臻和钱学森也在对接现场，看着操作手田现坤把密密麻麻的接头连接起来。
徐虹 （时任酒泉发射基地班长）：当时叫聂总他们撤，聂总不撤。他非要在那站着看。他离那个弹体的话，也就是这么样的一些。大概有三五米远吧。
1966年10月27日上午8时，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一切顺利。所有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发射场参试人员也撤到10多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
此时，只剩七位勇士坚守在离核导弹仅有100米的狭小地下控制室内。
张其彬 （时任酒泉发射基地技术员）：我们地下室准备了七天的干粮和水，还有氧气发生器，供应氧气。万一出不来的时候，等待七天的营救。
佟连捷 （时任酒泉发射基地技术员）：如果真是要在地下室，头顶上爆了，不用说原子弹，四米多深的话，估计一个大炸弹，也扛不住的。
地下控制室一片寂静，在场的最高领导高震亚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然后给每个人别了一个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像章。
此刻，七位勇士心里都明白这个举动的含义。
9时10秒，核导弹发出一阵呼啸，带着浓浓的烈焰从发射阵地起飞了……
10分钟后，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罗布泊的巨响又一次震惊了世界！
1966年10月27日，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成功。
1964年到1996年，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在世界公认的有核国家中，是试验次数最少的。
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后宣布：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1996年9月24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正当我国突破导弹、原子弹技术的时候，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由陆地扩展到太空。
1958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会场异常热烈。会下，代表们津津乐道谈论着不久前苏联和美国卫星上天的话题。毛泽东察觉到了代表们私下的议论，他第一次当众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69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了总体设计，和火箭相继进入工厂生产。
此时，中国的卫星测控网已经初具规模。在陈芳允、王大珩等专家指导下，从1967年开始，建立了渭南测控中心和酒泉、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喀什等卫星测量站。
1970年4月1日，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经过4天4夜的秘密旅程，开到了酒泉发射基地。
4月24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说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发射前两小时，最前沿的指挥员和专家们进入了设在地堡里的指挥室。
1970年4月24日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第二天，周恩来在广州举行的“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周恩来同期声：“为了庆祝你们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献来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中国人第一次激动的仰望着太空，仔细地寻找着那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中央广播事业局把《东方红》乐曲的原始录音带，送给了毛泽东主席。这件珍贵的物品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岁月。
1970年，许多在4月24日这天出生的婴儿，都被自己激动不已的父母，不约而同的起了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叫 “卫星”。中国拥有卫星的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这里是“两弹一星”创业者永恒的“宿营地”，他们以另一种方式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结”。
在这遗留着浓重历史痕迹的陵园中,元帅、将军、士兵、科学家、普通工作者，还有那些无名的墓碑，都静静地矗立着，默默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见证着中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的历史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