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元甲李连杰粤语高清:中国，你要警惕

《中国，你要警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者：黄树东

　　前言 2034，中国两种可能

　　动荡年代

　　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通往中国世纪的阶梯

　　别失去我们的2034

　　同危机赛跑

　　第一章 为什么中国的中下层勤劳而不富有？

　　被绑架的中下层

　　钱进了资本的口袋

　　经济乱象的始作俑者

　　钳制中国经济的“铁三角”

　　第二章 各国政府最刺激的任务

　　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

　　帝国的夕阳

　　北非动荡烧掉了“华盛顿共识”

　　第三章 贫富悬殊是块活化石

　　古罗马的陨落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罗斯福的“均贫富”挽救了美国

　　第四章 美国典当了自己的未来

　　政府借钱，中下层举债的死胡同

　　债务扩张难持续

　　躲不开的低增长陷阱

　　美国“回到石器时代”

　　民意不敌金钱

　　第五章 五大经济学谬论

　　分配不公是合理的？解决分配不公会导致低就业？

　　在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中进一步按要素分配来解决贫富悬殊？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争取效益只好牺牲公平？

　　市场会自动自发达到均衡？均衡就等于效益？

　　劳动不创造财富？“效用”创造财富？

　　第六章 市场经济不是乌托邦

　　批判市场经济的不只是马克思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常态是低效益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常态是非均衡

　　“千万别同美联储对着干”

　　谁不喜欢干预，不喜欢什么样的干预？

　　第七章 没有公平何谈自由？

　　晋惠帝的“新古典”逻辑

　　哪条路是通往奴役之路？

　　“让落水者沉入大海的自由”你要吗？

　　第八章 没有公平何谈民主？

　　权贵资本主义

　　西式民主浓烈的金钱味儿

　　洛克的“行”如何背叛他的“言”

　　别说公有制就不能民主

　　第九章 没有公平何谈法制和言论自由？

　　法律是手段不是目的

　　言论传播：资源做基础，权力变迁为目的

　　第十章 政治之手切分财富蛋糕

　　政治的归宿是经济

　　奖励遵守秩序的还是破坏秩序的？

　　金钱民主好似夺命丹

　　跛足前进还是两条腿走路？

　　还原历史还是与时俱进？

　　别把私欲神圣化

　　第十一章 增谁的税？减谁的税？

　　提高富人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

　　“1－1＞0”

　　降低税率历来是特权阶层的诉求

　　第十二章 国有企业大有可为

　　被冤枉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战略优势

　　第十三章 复兴之路

　　用社会价值约束赢利冲动

　　黎民安，则天下治

　　12字崛起之策

　　西式民主导不出现代化

　　中国的复兴

　　结语 救亡图存和追求公平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式

　　后记70年来最大的金融灾难，已过去两年多。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和房子，几千万中国人曾失去工作，经济萧条的阴影在世界每个角落里游荡。经济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也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动荡。

　　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将世界带入漫长的动荡年代一样，等待我们的将是另一个不短的动荡年代。许多国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不平衡，许多国家间的外部不平衡相互交错。面对这些问题，有远见的民族和它们的政治家，寻求的不只是不平衡的解决，而是如何以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方式来解决；着眼的不只是如何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是如何防范未来的危机；胸中激荡的不只是短期的潮起潮落，而是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因为，同任何大的历史关键点一样，动荡的表象下，是文明的较量，更主要的是利益的较量。

　　每个国家都面临自己的问题：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分配格局必须重建。中国这样，美国也如此；发展中国家这样，发达国家也如此。而左右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反思。

　　然而，有的国家却力图将自己的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这种向其他国家寻求抽血的战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复杂性。经济动荡，高失业率，低增长率，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现有的和潜在的主权债务危机；明刀暗枪的货币战争；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哥本哈根会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等等，交织在一起。世界经济面临重构：世界经济格局在重新划分，世界财富蛋糕在重新切割，世界经济结构在重新调整，每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关系在重新界定，世界经济摩擦在不断增加，有人在经济困难和实力衰退的时候加紧了军事布局。

　　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美元泛滥，美国潜在的主权债务问题，欧洲的债务危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疲软，非洲的动荡，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就美国而言，过去30年平均5年就有一次衰退或危机。而且，每一次美元泛滥都伴随着危机。这一次经济复苏是2009年开始的。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几年找到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办法，美国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2013—2014这段时间。如果历史是一种借鉴的话，2013—2014就是一个坎。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衰退或危机真的发生了的话，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抑或中国，都无法再像上一次危机那样，能够以同样数量级的重拳反击危机。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上次反危机中，财政和金融系统都采取了数万亿美元计的措施。以美国目前和未来几年的财政和金融状况看，已经没有能力复制。而中国，在上一次反危机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帮助过美国。但是，下一次危机来临时，中国由于自己的经济问题，将很难再次以同等的力度帮助美国。

　　这场危机会从什么地方爆发，会如何爆发？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不确定性？

　　到时候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办？

　　世界会不会因此有更多的动荡？这种动荡的形式是什么？它的冲击波会达到哪里？谁会处于这个冲击波的核心？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而这些问题究竟会有多严重，只有天知道。中国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自己的问题，化解自己的矛盾。

　　我们面临的机会窗口时间不长，而且每天都在缩短。

一个时代结束了。

　　经济危机是一只历史的手。它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开启了另一扇窗。

　　为什么这样讲？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那种自由放任，以不公正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从国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从国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储蓄，发达国家借债。放眼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国内分配不公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配不公交织。

　　不公正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

　　当今世界的不公正，不是世界经济道路出现的偶然颠簸，不是经济肌体发生的伤风感冒，不是局部的肿胀和不适。一两副治标的药、局部的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许多国家需要的不只是填补道路上的坑坑洼洼，而是需要修建新的道路；不只是如何避免眼前的波涛，而是需要重新调整经济航向。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来自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这个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让我们先看看发达国家。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普遍为债务危机或潜在的债务危机困惑，欧洲如此，美国也如此。债务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的稳定需要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总需求是有效需求的总和，而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支付能力是说，你要么有钱，要么能够借钱。过去几十年，西方走了一条富人减税，中下层收入相对下降的道路。在富人减税的同时，中下层要求不削减起码的公共支出和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走上了政府举债、中下层借钱的道路。这条道路掩盖了过去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这条道路再也走不下去了。西方面临漫长的衰退。

　　再让我们看看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的道路。我们后面将会指出，这出口导向是以国内分配不公为前提的。现在，这条路也走不下去了。

　　总之，历史通过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各种挑战告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风靡人类的道路选择和理念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一个死胡同。我们需要重新出发。

　　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了解当今世界经济困境的钥匙，而放弃这个经济关系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课题，是激荡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旋律。

　　中国也是这样。

　　谁能在这一轮改革中胜出，谁就能在下一次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谁能将受到的冲击降低到最小，谁就能领这个世纪的风骚，谁能在这场激荡中奏出最强音，谁就能赢得这个世纪。

　　那么，中国有没有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如何防止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大？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来自于我们继承的历史，还是来自于我们这几代人的责任？这就是本书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解决不公正的经济关系，需要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的选择同贫富悬殊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在当今世界里，哪一种上层建筑有利于解决贫富悬殊，有利于调整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呢？是那种金钱控制政治程序的政治秩序，还是别的？中国是需要改变目前的上层建筑让它适应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反映贫富悬殊的事实呢，还是需要通过上层建筑的力量改变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和贫富悬殊？如果中国让金钱全面介入政治程序，中国会不会出现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的全面倒退？这也是本书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西方面临全面的衰退。

　　在世界范围内获取经济资源，是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一旦世界资源不再大规模流向西方，西方的相对衰落就不可避免。

　　从获取世界资源的角度看，西方发展的历史有两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地阶段，通过殖民政策掠夺资源。这条道路在二战以后基本走向终结。第二个阶段是“华盛顿共识”[1]阶段。它通过构建国际经济关系，实现“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经济模式，使资源同样大规模地流向发达国家。结果，过去几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资源却大规模流出。这个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过去几百年中，建立在别人资源基础上的繁荣走到了尽头。西方相对衰退的时代已经来临。

　　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面临漫长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让我们以中美两国2010年的GDP作为基数做一个沙盘推演。我们为美国做一个乐观的估计：假如美国精英集团不犯错误，事事得当，美国有可能避免概率不小的流动性陷阱，在未来的10年里，其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可能在15％~2％之间徘徊（让我们乐观一点，以年增长2％来计算）。当然，有些年头高一点，可能为35％，有的年头低一点，另外一些年头还可能出现新的危机。

　　《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它列出的基本条件是：美

　　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5％，年通胀率1.5％；而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7.75％，年通胀率为4％，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如果这个预测变成现实，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而美国花旗银行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认为，只要中国处理好贫富悬殊，中国将迎来另外20~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可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那以后再经过大约3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即203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内需和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如果中国继续出口导向，试问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市场或市场集合能支撑起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出口占GDP的份额远远低于中国。如果中国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为19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出口依然相当于GDP的30％~40％，中国则需要大约5.7万亿美元到7.6万亿美元的出口市场。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要在2034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的话，中国对出口市场的需求将会更加巨大，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在向不可能挑战。而且，这种战略带来的潜在冲突会很大。总之，中国的世纪不可能建立在出口导向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市场上，建立在内需、内生发展的基础上。

　　内需和内生发展需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中国有13~14亿的人口，有广袤的国土。目前市场容量狭小是由于分配不公。如果中国能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尽快调整收入不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让中下层的消费赶上GDP的增长,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市场潜力！有人提倡眼睛向外。在某种程度上，向外是对的。但是，中国守着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长远看，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同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个市场相比？千万不要守着金碗银窝不要，而去寻找泥饭碗。

　　公正是中国世纪的基石。中国需要用公正来打造自己的金碗银窝。

　　只要对内公正，就能复兴。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机会。

　　有人认为，中国需要向改革要发展、要增长。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向公平正义要发展、要增长。这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历史性机会和挑战，也是一种更加艰巨广泛和全面的改革。 这种增长模式是一种人道、公正、包容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停止物质财富大量向西方流动的增长模式。

　　上面的预测演绎的是一种历史的可能。它的背后，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进程，是许多历史力量交替作用的结果, 是历史的重新选择。它表明一种依靠追求不公平来推动经济的体制和文明由于内在的矛盾开始衰退，而另一种依靠追求某种程度的公正来推动经济的体制和文明正在兴起。

　　有位朋友这样说：经济危机炸掉了一个旧世界，炸出了一个新世界。而中国可能就是新世界的太阳。

　　这就是历史。历史从来就是兴衰更替。

　　中国只要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眼睛向内，调整经济不平衡，实现有包容的经济增长，提振公平正义，扩大内需，对外捍卫好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一种别样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选择。那将是一种传承了5 000年历史的文明！

　　历史这只手，已经启动了这个交替的进程。

　　世界上许多独立思考的人都感受到了这只历史之手。当然，也有人在这只手面前惊慌。历史上多次演绎过晨钟暮鼓，兴衰相替，潮涨潮落的故事。现在一场伟大历史变动的序幕又拉开了。假如，这种历史交替真的发生，它有什么连带影响？

　　也许历史会告诉我们。在罗马帝国时期，尽管有怀疑主义哲学家在怀疑一切，罗马帝国的价值却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而在辽阔的地域里扩张。横跨亚非欧三大陆的罗马帝国曾经是当时“普世价值”的代表。但是，当历史的帷幕在罗马帝国面前落下的时候，同罗马帝国一同谢幕的，是以罗马帝国为象征的一切价值符号。新的历史诞生了新的“普世价值”。如果历史仅仅停留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帝国所代表的一切不仅将是普世的，而且将是永恒的。但是，罗马帝国毕竟倒塌了。在罗马帝国的废墟里，历史的荒草不仅掩埋了罗马帝国本身，还掩埋了罗马帝国代表的制度和价值。

　　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是，我们关注高概率事件。在未来几十年，只要美国不能成功地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抽血，只要中国不犯战略性错误，美国经济的衰退，至少是相对衰退，概率不小。随着美国模式一起衰退的，将包括围绕这个模式而建立的价值体系和道路选择。

　　苏联解体以后，有人认为历史终结了，20世纪关于道路的争论终结了。然而，2008年的危机终结了关于终结的神话。发达国家进入了全面、长期的危机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没有终结，历史才刚刚开始。

　　公平是通向中国世纪的阶梯。这大约是历史发给中国的一手赢面颇大的牌。

　　[1] “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有人认为，中国同西方的冲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西方许多战略家主要持前一种观点，而某些学者则侧重后一种观点。总之，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西方的争论，将中国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选择的不同道路，简单定义为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冲突。这种定义，掩盖了事实本身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挑起的这场争论争取了话语权，为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利益代表者赢得了必不可少的道义落脚点。这也是当今中国许多思潮的基本出发点。

　　其实，中国同西方的冲突其根本原因是利益上的冲突，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在世界资源再分配上的潜在冲突。

　　西方以不到20％的人口，享用了全球76％左右的资源。中国人口相当于世界人口的20％多，如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的程度，那就大约需要15~2个地球，如果全世界人口都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那我们大概需要4~5个地球。否则，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相对降低的过程。

　　中国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就是要改变20％的人口享用76％的资源的不公平现状。希望西方支持拥护，未免有些天真。所以，有些人就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符合自己利益的框架。

　　那么，什么框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呢？

　　让我们坐在他们的屁股上想一想。这个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发展方式，就是让中国走上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可以造就大约1亿左右的富有阶层，而让中国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如果中国只有1亿人口参加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比起13亿人口来说，那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选择，它不会根本改变少数人口占有76％的资源的现实。总之，让中国经济发展制造少数富翁，让大多数人贫困，是符合特定利益的，是符合维持资源分配现有格局的。

　　而且，这个贫富悬殊还必须通过体制固定下来。那就是让金钱全面介入政治，从上层建筑上保证贫富悬殊的持续存在。

　　争夺资源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有人将这个问题通过意识形态、文化、“普世价值”、市场选择包装起来，好让事态朝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于是，这场争论就变成了关于“西方先进体制”的争论，变成了“普世价值”的争论，变成了“文化”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在中国推动彻底的市场化和金钱政治的根本原因。

　　其实，这些都是争夺资源的手段。

　　如果你不信，就看看在某些口号的帮助下，中东、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海、南亚、东亚所发生的一切。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2011年，全球物价上涨明明是美元泛滥导致的。然而，在巴黎召开的G20财长会议期间，有些人认为全球物价上涨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民食不果腹，全球通胀就不会发生了。

　　2010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某些国家集团明确表明要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降低碳排放量，从而达到限制中国做大自己经济蛋糕的能力。

　　2008年，由于西方国家用玉米制造汽油替代品，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出现了西方许多人所说的“粮食和燃料”间的竞争。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相关国际会议上却说，这是因为大多数印度人从一天吃一顿变成一天吃两顿导致的，是中国人开始喝牛奶导致的。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是难以接受的。

　　基于资源分配的考量，在中国制造贫富悬殊符合西方的利益。而中国政府恰恰是提倡共同富裕的。联合国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解决贫困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几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还想进一步解决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不是直接冲击了别国的核心利益？全中国人民都能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那需要多少资源？所以，一个强大有力的、带动全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政府就成了某些人利益的障碍。追求共同富裕成了中国的“原罪”。中国想要洗赎这个“原罪”就必须走贫富悬殊的道路。

　　中国也不必天真。只要中国不改变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社会经济目标，世界范围内资源的重新分配就不可避免，西方就不会改变态度，同西方的某些冲突就不会停止，别人就会用多种方式来冲击你。

　　西方那些战略家也知道，中国不解决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但是，动荡而衰弱的中国，是不是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呢？现在有一种力量，把导致贫富悬殊的原因当成解决贫富悬殊的手段，诱导中国引进金钱民主，甚至实施什么联邦制。

　　如果中国看不清这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有些人的误导下，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等待中国的将是另外一种结果。中国有可能出现经济社会动荡，甚至更加严重的局面，中华民族在世界资源分配中将彻底失败。2034年的中国将会是大多数炎黄子孙不愿意看到的中国。

　　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西方在资源分配上的潜在冲突是存在的。所以，越要追求共同富裕，越要自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远超过金融和经济本身。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版图，以及政府和经济的关系面临着深刻的转变。新一轮改革，正在全球激荡。

　　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高速度、不间断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可能是绝后的，除非这个记录为中国自己打破。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同样面临深层次的问题。

　　贫富悬殊、分配不公、价值沉沦、官员腐败、市场秩序混乱、中下层贫困等等。不仅如此，各种思潮在中国交互激荡，某些思潮力图左右中国未来的选择。

　　2034年，中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另一种是处于漫长的社会动荡中。尽管前一种可能的概率非常高，但我们必须看到，有一种力量力图将中国推向后一种可能。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既不是人民币汇率，也不是别国的战略挤压，更不是那些大大小小专门找中国不快的噪音。这些方面虽然重要，但不管别人有什么企图，主导权和决策权毕竟在中国手中。凭中国目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谁也无法强迫中国。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在自己内部。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和外部不平衡交织在一起。能否妥善处理外部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妥善处理内部不平衡。

　　如果不能以有利于中国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外部不平衡，外部不平衡的解决过程就可能变成加剧中国内部不平衡的契机，将中国引入长期的经济动荡,出现通货恶性膨胀、房产泡沫恶性扩张、贫富悬殊难以缓解、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经济空心化、经济增长骤然滑坡等等。

　　所以，中国必须在这几年内下大决心，以大智慧解决经济社会的主要问题。要分清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抓住要点。在解决主要矛盾方面，要有同时间赛跑的紧迫感，要知行合一，雷厉风行，想到做到，不要为次要矛盾所迷惑。比如在解决贫富悬殊方面，有些人担心“养懒汉”。贫富悬殊是主要矛盾，“养懒汉”是次要矛盾。又比如那些扩大差异的方法和措施，即使有一万条理由，由于会扩大贫富悬殊，恶化主要矛盾，也应当果断停止。

　　千万不能为次要矛盾所迷惑，举棋不定，左右为难，贻误战机。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反思。反思那些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思潮。反思是行动的前提。

　　这是一个需要全方位反思的年代。只有那些有勇气反思、认真反思，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来实现这种反思的国家，才可能把握住动荡年代带来的无限机会和巨大挑战。在风险和机会交错的历史漩涡里，如何审时度势，对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是考验。历史是无情的，未来10年将是决定命运的10年。有些国家，也许赢得了这10年，却输了整个世纪；而另一些国家，可能输了这10年，却赢了整个世纪。而那些重复别人错误的国家将落在历史潮流的后面，受到历史的惩罚。

　　假如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临，中国能准备好吗？

　　中国能在下一次危机来临前基本解决自己的问题吗？中国在下一次危机冲击前，是会变得更坚强，还是更脆弱？　任何一条河流都有险滩。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可能遇到瓶颈。比如黄河，流久了，泥沙淤积太多，要么疏通，要么改道。这就是转型。

　　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也有了一些泥沙淤积。有些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要素要么不再存在，要么成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历史机会，在迅速而强劲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率先复苏，2009年GDP增长率成功保8。然而中国经济仍然面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依然可能将中国经济拖入动荡。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内源发展不足、贫富悬殊、过度的外汇储备等等，折磨着中国经济。中国围绕世界市场建立起来的许多产业和美元储备，现在面临内外交困、左右为难的境地;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过度出口如同癌细胞一样疯狂生长，从中国实体经济和中下层身上吸走了过多的血液和养分，迅速破坏着中国经济肌体总体上的平衡和健康;加速扩大着的贫富悬殊，撕裂着联系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纤维;金融泡沫使那些有能力运作金融资产的群体，利用金融杠杆，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快速集中巨额社会财富;利益至上、财富至上、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推动着难以节制的寻租行为……上面这些问题，加上世界范围的经济动荡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使中国经济面临高度风险，一旦失控，可能将中国经济瞬间推入动荡的深渊。

　　我常常想，在这些复杂的表象下面，中国经济的实质问题究竟是什么?

　　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个伟大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从这个角度讲，在这几十年里，中国是少有的几个让中下层人民得到实惠的国家。其他国家如美国、埃及等，经济是增长了，但是陷入贫困的人口比例也增长了。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收入不公已达到了严重的地步。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基尼系数大幅度上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曾于2009年撰文指出:

　　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0.3之间，表明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在0.3~0.4之间，是正常状态;超过0.4就进入了警戒状态;而0.6~1 则是危险状态。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入了警戒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估计，中国的贫富收入差距大约为1.13倍。该机构认为，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24~0.36之间，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远高于这个幅度，接近于非洲和拉美的水平。发改委专家杨宜勇先生说，联合国约有190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排名前10的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则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

　　基尼系数过高容易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美国两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基尼系数创历史最高点的时刻。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有不同的版本，如果扣除最高分和最低分，大致在0.46~0.49之间。即使是0.46也已经超过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水平，接近这次大衰退的水平，而0.49则远远超过了美国两次最大危机爆发前夕的水平(参见图1—1)。

　　我2010年看到全国总工会做的一个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连降22年，且降幅近20％。该调查的数据显示?: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精确估算中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不太容易，因为要计算所有城乡居民的收入，不仅包括稳定就业者，还要包括兼职者和农民工;不仅要计算货币收入，还要计算实物收入和福利收入。所以，结论就有很多种版本。36.7％是比较高的估计，也有人估计为20％左右。不管怎样，各种不同估计描绘的是同一个趋势，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连续大幅度下降。这些数据讲的还是总工资。如果你再深入分析一层，更为惊人。有的人动辄抱回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许多人却只能端一小碗米回家。但收入上的不平等，都被工资总额这块布给掩盖了。所以，中下层薪酬占GDP的比重，其下降幅度更大。郎咸平的一组数据则更有意思。他说曾经和听课的学生做过一个有趣的游戏。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背景数据:欧美最高，平均为55％左右，南美国家平均38％左右，东南亚国家平均28％左右，中东地区平均在25％左右，非洲国家平均在20％以下。他说，如果你认为中国目前的百分比和非洲差不多的请举手，大部分人都举手了，结果他说，“举手的人都是非常乐观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们国家的薪资占GDP的比重只有8％”。郎咸平先生的8％，是我见过最低的估计了，大约偏低了一点。不过他给出了一个横向比较的参照系。中国工资占GDP的比例，在国际上是偏低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劳动者的宣言》。它同样指出，

　　近些年来，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收入在GDP中份额下降的情况，但还没有哪个国家下降的情况有中国这么严重。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公平。欧盟27个国家2007年的分配率为57.1％。?美国2006年分配率为51.6％?，2007年大致相当。而中国2005年只有36.7％。

　　总之，中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长期、持续地下降，而且比发达国家低许多。

　　李龙曾撰文指出:平均工资有“劫贫济富”之嫌，会误导政策。?李北陵曾撰文指出:数字富贵，掩盖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如果将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曲线和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的曲线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勾画出中下层的严重困境——他们相对贫困的速度，比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下降还要快。

　　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如此长期持续地扩大，暴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机制里扩大差距的机制比较强大，而共享的机制比较弱小。在扩大差异和共享的博弈中，扩大差异的机制持续占上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强化共享机制，一定程度上弱化扩大差异的机制。要构建这样的机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

　　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如此长时期大幅度地持续下降，那么钱到哪儿去了呢?

　　有些人把板子高高举起，全都狠狠地打在政府税收的身上，认为中国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是政府税收增长太快、份额太重，因而提出要降低税收，似乎减少政府税收就可以增加工资在GDP中的比例。有学者这样设问: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钱到哪儿去了呢?他的答案是，显然到政府那里去了。

　　比如，中国政府的税收在2010年上半年增长较快，引起了许多民众甚至媒体的热议，不少声音认为政府税收增长过快是工资增长缓慢或贫富悬殊的原因。其实这样的看法不准确。在2009年上半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税收下降了2.4％。在这个低基数基础上，2010年经济强劲恢复，税收增长当然就快一些。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发表过一个“全球税务负担指数”，将中国列为世界上税收负担第二重的国家。这个由该杂志自主炮制的排名，使许多人误以为中国是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

　　其实，那种认为政府税收是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观点，大概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认为在切割GDP这块蛋糕时，只有劳动者和政府这两个主体，完全无视了资本这个主体。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税负是不是太重?

　　衡量一个社会或国家税收负担的比较客观的经济标准，不是一个特定的时期税收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某些媒体自己炮制出来的排名。衡量政府税负轻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这是基本常识。那些一味指责政府税收的经济学家们，肯定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

　　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税收总量占GDP的比重究竟是高还是低?

　　我查了许多资料发现，中国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国，比所有发达国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而且都低得多。比如，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在世界上178个经济实体中，从高到低，中国大陆税收占GDP的比重排名第105位，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又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08年的数据，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是45.3％，29个主要新兴国家平均是35.5％，而来自中国的统计显示，中国同期只有17.9％，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和主要新兴国家的平均数都低一大截(参见图1—2)。而2008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5％，也是偏低的。

　　中国目前是低税收国家。

　　图1—2税收占GDP比重的多国比较(2008)

　　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税收过重的时候，外资还是大量涌进。无利不起早，外资都是用脚投票的。不要以为外资都喜欢交税，专爱往高税收的国家或地区跑。所以，税收不可能是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

　　西方那些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比中国高出许多，按有些人的观点，是不是这些国家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就低很多呢?不是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用数据指出，它们的工资占比高于中国。

　　说税收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不仅有违实证数据，而且还违反经济学常识。一个国家的GDP在扣除折旧、扣除某些非直接的税收、扣除来自海外的净收入这三项以后，就变成调整后的GDP。这个调整后的GDP，简单地讲，可以分解成四大块:工资、利润、利息(包括地租)，以及自雇者(self-employed)的收入。即:

　　调整后的GDP=广义工资+利润+利息+自雇者的收入

　　这就是许多经济学家讲的初次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税收并不介入。税收介入是再分配的事。

　　让我们将上述公式简化一下。将利润和利息(地租)看成广义的资本收入，将工资和自雇者的收入看成广义的工资，我们就得到一个简化了的公式:

　　调整后的GDP=广义工资+广义资本收益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常识:在初次分配中，工资和资本收益成消长关系。资本收益过高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长期下降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上文那份总工会的调查会发现，在工资占比下降20％的时候，资本收益占比上升了20％(参见图1—3)。

　　图1—3劳动报酬占比和资本收益占比的剪刀差

　　根据上面的数据，中国工资占比和税收占比都比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低很多。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的资本收益(利润+利息)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经济数据上反映出来，比如这些年中国的社会储蓄大幅度上升，主要是企业存款和富有阶层的存款大幅度上升。

　　钱进了资本的口袋。

　　哈佛教授尼亚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也曾经指出，从2000年到2008年，在中国的企业其利润以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上升。如果2000年企业的利润为100的话，那么，到了2008年则高达800。?而同一时期，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当缓慢。也有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和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的数据计算出，从1995年到2004年，单位产品里的工资含量持续下降，而单位产品里的利润含量则持续上升。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1年，单位产品里的工资含量加速度下降，而利润含量则加速度上升。那段时间，正是国企私有化比较快速的时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数据去算一算。

　　总之，过去有一段时间，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以剪刀差的方式此消彼长。结果GDP的增长缺乏包容性，许多人面临相对贫困。所以，中下层的贫困不是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太高所致，而是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极度不公正导致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感到税收太多呢?

　　这同税收结构不尽合理有关。比如，税收结构没有反映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现状。有些税率在制定之初是合理的，现在可能就变得有些陈旧了。结果应该加征的没有加征，应当减征的没有减征，导致税负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例，2 000元的起征点，当初是恰当的，但是，由于这些年通货膨胀的积累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现在来看就太低了。如果不调整这个起征点，相对通胀以前的情况，中下层的实际税负就增长了，甚至有可能这个阶层税负的份额都相对增加了。中下层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所以，多数人就感到税负太重，就抱怨政府税收太高。在房价、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其他物价大幅度上升以后，现在的2 000元是什么概念大家应当都知道，有朋友告诉我，在一线城市维持基本的生计都不易，还要交税，自然有些牢骚。我们前面提到，中国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从世界范围看是比较低的，这是事实。但是由于税负结构有些不合理，导致了广大中下层感到税负太重，这也是事实。所谓税负不合理，就是相对于富有阶层来讲，中下层税负比较重。

　　调整税负结构有多种办法，例如，大幅度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同时增加高收入的累进税率，征收资本收益税等等，降低中下层的税负在税收总额中的份额，增加富有阶层的税收份额。这样，即使税收占GDP的份额不变，大多数中下层也会感到税负的降低。

　　关于税收的争论非常重要!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正在兴办许多惠及全民、缩小贫富悬殊的事，比如建立农村医保和社保、提高城镇退休职工社保标准等等，而且还会有新的举措。这些举措的每一项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应当在本来低税收的基础上，再降低税收、增加资本收益，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终止这些民生举措;要么国家举债来办这些民生项目，走西方那种富人减税、政府举债的道路。西方的教训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不可持续。　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内需不足、出口导向、房地产泡沫、流动性过剩等的始作俑者。

　　我们来逐一分析。

　　工资占GDP比重的下降，自然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导致内需相对下降。这个下降趋势发生在如下背景中:富有阶层奢侈成风。以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奢侈消费品为例，都把中国市场当成摇钱树，中国市场成了它们下金蛋的大母鸡。许多奢侈品专门有中国市场价格，也就是说，专门针对中国有钱人抬高价格。据我观察，在美国购买欧美著名品牌，即使扣除关税因素，也比在中国便宜很多。所以，如果扣除富有阶层的这些奢侈消费，中下层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得更加严重。

　　内需的相对下降，使得国内市场容量太小，导致了出口导向，形成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出口导向换回大量外汇。这些外汇再从央行手里换出大量的人民币。出口导向就这样推动央行的印钞机，导致流动性过剩。有人估计，仅此一项，央行多发了超过12万亿人民币。

　　同时，收入分配不公，工资相对萎缩，资本收益大幅度增长，导致财富高度集中。

　　财富高度集中+流动性过剩，导致大量的闲钱出现。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这些钱向哪儿流动?

　　要投资实体经济，内需不足，产品很难卖出去，弄不好还会亏本。所以这些无法流入实体经济的闲钱，最后流入了房地产，流入了流通领域。这就吹出了房地产泡沫、催生了通货膨胀。

　　这些泡沫和通胀，反过来导致更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流动性过剩，从而刺激更严重的泡沫和通胀，形成恶性循环。

　　现在，中国经济就出现了财富高度集中+流动性过剩的双星座。

　　财富高度集中和流动性过剩，分开看已经是大问题，二者同时出现，它们的巨大动能就呈几何级数增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人和机构，可以通过杠杆效应将巨大的流动性集中起来从事投机。巨大的流动性具有像洪水一样的冲击力，一旦流向某个领域，将导致巨大的泡沫，最后冲垮一切。打个比方吧。流动性过剩如同下暴雨，财富集中如同地势陡峭，如果暴雨下在平原上，固然容易成灾，但由于地面平坦，雨水比较分散，还有可控性;但是如果下在山区，雨水被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堰塞湖，控制不好，瞬息之间就溃堤而去，让一切崩溃。你看看当今世界，任何经济体一旦出现这个双星座，哪一个逃脱了泡沫和危机的命运?

　　贫富悬殊，流动性过剩，加上通胀是当今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而它们的根就在收入不公。

　　是谁绑架了中国经济?是收入分配不公绑架了中国经济!它导致了贫富悬殊，导致内需不足，导致出口导向，导致流动性过剩，导致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要根本解决中国的经济乱象，关键就是要从解决收入不公入手，抑制绑架中国经济的那只不公正的手。

　　而解决这个问题，要双管齐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起抓。“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催生了“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出口导向”这一恶性循环。我们把它称为“铁三角”(见图1—4)。

　　图1—4钳制中国经济的“铁三角”

　　具体讲，贫富悬殊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对出口导向的依赖，而出口导向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内需不足。三者环环相扣，催生出许多中国经济问题。它大规模地制造贫困，大规模地制造内需不足，大规模地制造财富外流，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大规模地制造房地产泡沫，最后大规模地制造通货膨胀。不仅如此，由于出口导向产业主要集中在世界产业链的底部，所以，它还大规模地制造低水平的数量扩张。

　　这个“铁三角”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历史进程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扩大、内需不足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了两股风潮。一是工人大批下岗。许多职工由于失去工作和社会保险，迅速沦为贫困阶层，导致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二是国有企业大批倒闭，原有产业链迅速断裂，导致产业需求严重不足。当时经验不足，再加上又确立了通过扩大差距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没有切实看到贫富悬殊、内需不足的严重性，而是另寻出路，从增加总需求的思路出发，向海外市场寻求突围。出口导向战略由此形成，成为内需不足的替代品。

　　后来，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加上某些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过度刺激了赢利动机，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了“非就业”繁荣和“低工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出现了越增长，贫富悬殊越大，内需越相对萎缩，对海外低端市场依赖越严重的困局。“铁三角”就此开始牢牢钳制住中国经济。

　　这个“铁三角”犹如一部财富挤压机，将财富从内地挤向沿海，从穷人挤向富人，从中国挤向国外，导致巨大的内外不平衡，导致中国经济严重二元化。一方面是内源发展不足，一方面是出口导向畸形繁荣;一方面是极端的富有，一方面是相对的贫困;一方面是空前的繁荣，一方面是比较尖锐的局部不和谐;一方面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的这个“铁三角”，也可从经济学上得到解释。根据宏观经济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

　　贸易余额=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

　　这个公式的经济学含义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贸易状况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决定。当这三者的总和大于GDP的时候，上述等式的右边就是一个负数，该国家就出现贸易赤字;反之，当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小于GDP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出现大量贸易盈余。

　　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同大规模贸易盈余的关系。

　　首先，投资充足。中国投资占GDP的较大比重，从数量关系上讲，不太可能是导致贸易盈余的主要原因。

　　其次，消费不足。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中下层消费不振，中国居民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长期下降，长期相对萎缩。

　　最后，政府支出不足。本来，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间接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作用。但是，随着许多公共产品的产业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相当大一部分原先的政府支出要求工资收入者自行承担。政府支出的不足，间接扩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

　　所以，中国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不公带来的消费相对萎缩和公共支出不足。

　　消费相对萎缩和政府支出不足的另一面就是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急剧扩大。财富高度集中带来了一个重要经济现象，那就是社会储蓄增长过快。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呈现强劲增长的趋势。

　　在分析中国社会储蓄强劲增长时，我们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谁的储蓄率在强劲增长。

　　据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奎伊斯的研究，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而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则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奎伊斯讲的还是中国家庭储蓄这个总量，如果考虑到分配不公，中下层储蓄率下降的速度比这还要快。所以，社会储蓄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富有阶层和企业储蓄的强劲增长，它是财富集中的标志。

　　所以，从经济理论来讲，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内需不足，相当于强制性地将本来属于中下层的蛋糕中的一部分，挤压出来变成少数人的财富，形成财富集中，变成经济总体中的过度储蓄。这种过度的储蓄，流向了国外，变成贸易盈余。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铁三角”。

　　“铁三角”不是简单的理论推论，有数据为证。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贸易盈余太高或储蓄太高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有些人甚至公开感叹，要让中国人花钱太难。好像中国的普通家庭有钱花不完;似乎中国人节俭的传统应当为过度增长的贸易盈余负责;似乎我们祖先的节俭美德也应当为此负责;似乎读者中那些平凡普通的你我他要为此负责。其实，这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分配现象，是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导致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贸易盈余在同一时间内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所以，普通人的储蓄或节俭不是导致大量贸易盈余的原因。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的贸易盈余增长了12倍，而公司存留的利润增长了8倍，中国还以世界一流的速度制造出世界顶级的富翁。有人估计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同俄罗斯并列世界第一。在制造亿万富翁方面，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走过了许多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些公司和富有阶层的储蓄是贸易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这里，我们声明，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我们质疑的是，将这种竞争力建立在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基础上，质疑的是这个建立在分配不公基础上的“铁三角”。我们提倡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国际竞争力。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必须破解这个“铁三角”;要破解这个“铁三角”，必须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必须实现社会公正;而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牛鼻子。 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的分析，我们不仅抓住了绑架中国经济的手，而且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公平正义原来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完全不像许多经济学家宣称的，公平正义仅是一个道德范畴。

　　让我们从世界大局来看看公平正义的意义。

　　有些经济学政策建议让人喜欢不起来。因为，有些经济学文章不仅烦琐，而且往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例如，有些学者喜欢说，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竞争，是关于人才、信息、金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竞争，所以，提出了许多相关的建议。这些说法当然都正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时代特征，忽视我们时代里最关键的一种竞争。我们要避免这种“正确”的错误。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哪个领域是最重要的竞争领域呢?

　　这要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谈起。当今世界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概念，它讲的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的价格水平上，全世界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总和，也可以理解成全世界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总和。这个购买力的总和，目前大大低于世界最终产出的总和。

　　世界性总需求不足，就是马克思讲的世界性生产过剩。

　　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就很难卖出去，企业就不能全面开工，就不能雇用更多的工人，就不能提高工人的工资。结果，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放慢，世界各国对全球经济增量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国家，都想在越来越缩小的全球经济增量中获取最大的份额。

　　在缓慢的世界经济增长中谋取自己较快的增长，这大概是当今世界经济体间最大的矛盾。

　　所以，当今世界竞争的关键，是总需求的竞争。在未来这10~30年间，谁能成功地制造出不断高速增长的总需求，谁就能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谁就可能最终统治这个世界。

　　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那个缺口，就成了徘徊在世界经济头顶的一个幽灵。世界经济的竞争，在某些人那里就变成了驱赶这个幽灵的竞争。如同赶麻雀一样，有些人绞尽脑汁，要把麻雀赶到别人的稻田里。比如说吧，假如未来10年，由于总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只能年均增长2％左右;中国一旦成功解决了贫富悬殊问题，则可以年均增长8％以上。因此有人想把中国的总需求挤一点出来，弄到自己的田里，那是非常可以理解和预期的。

　　总需求竞争的关键，是制造有效需求。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刺激、也最有挑战性的任务。

　　怎样才能成功制造有效需求呢?

　　我们在钳制中国经济的“铁三角”一段中已经讨论过，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手段。其实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命题。

　　“生产过剩”是相对贫困化导致的。而相对贫困化，又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这是一个吃不完的蛋糕和吃不饱的肚子并存的世界。中下层有消费的愿望，而社会的分配体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付手段。这种消费愿望无法变成有效需求，蛋糕就只好放在那里发霉变质，很难再做大，GDP就很难增长。

　　不公平是生产过剩的始作俑者。做到公平正义，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解决贫富悬殊，把钱放在中下层的手上，将他们许多潜在的需要变成有效的需求，就成了当今世界各国制造内需的共同出路。喜欢刨根问底的朋友也许会问，是什么导致不公平呢?这个问题太大了，让我们留在后面慢慢解答吧。

　　所以，关于公平正义的竞争，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这就是比其他各种竞争都更加重要的“第N维”的竞争。

　　谁能迅速果断地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制造出足够的内部需求，解决自己的生产过剩，谁就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

　　就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中国是最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为什么这样讲?有几个原因。

　　第一，尽管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但这个体制的精神还是公平的，这个体制真正的和最终的依靠对象主要还是广大中下层，别无选择。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还是共同富裕。尽管贫富悬殊已经成了经济现实，但是这个经济现实同广大中下层的利益是有矛盾的，同这个体制所坚持的价值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的存在，就提供了解决贫富悬殊的前提。而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也存在着贫富悬殊问题。但是，贫富悬殊同其体制并不构成矛盾，反而是公正同其体制构成了矛盾。在世界资源竞争中，有人需要在中国推进贫富悬殊。而为了在中国推进贫富悬殊，就必须改写中国体制的价值和精神。争论的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在当今世界大国里面，中国是唯一一个将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决策提出来的国家。这同美国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是不一样的。

　　第三，中国不会出现下面这类现象:政府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议会可能通不过;即使通过了，也可能被法院判为违宪。比如，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多次判决《最低工资法》违宪;本世纪的第10个年头，美国有家联邦法院，裁决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中的某些内容违宪等等。这些现象在中国不会发生。

　　第四，尽管中国同西方国家一样面临贫富悬殊、内需不足、生产 过剩，但是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没有美国的两个“软肋”——消费者债务和政府债务双高的问题。单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比既要解决贫富悬殊，又要去杠杆化容易得多。而且中国的税率总体上讲也

　　比较低。几乎无债一身轻的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构筑起普遍的社会保障网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第五，在中国，权力还没有完全被金钱统治。尽管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是像有些国家那种公开的钱权交易毕竟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所以，解决贫富悬殊的可能性，比其他国家高。　美国的前景则比较黯淡。美国面临消费者债务过度和政府债务过度的双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推手都是收入分配不公。

　　可能许多读者会问，美国的问题不是寅吃卯粮、消费过度吗?怎么是收入分配不公、总需求不足呢?这大约要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讲起。

　　从“里根革命”开始，美国的收入和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方面，是中下层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相对下降，不得不靠借贷度日。表面上看，美国中下层的相对于其收入过度消费，其实这是收入相对下降的结果。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个蓝领工人以其一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全家，还可以买房买车，这就是当年的“美国梦”。这几十年来，中下层的相对工资收入不断下降，难以养家，于是出现了许多双薪家庭。繁重的生活压力，使美国年青一代中出现了许多D.I.N.S 和 D.I.N.K家庭。前者是指双薪而没有性生活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Sex)，后者是指双薪而没有孩子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Kid)。即使这样许多中下层仍然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上打主意，靠借债补贴家用。结果就出现了家庭债务过高的恶果。美国家庭债务相当于GDP的100％，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全面沦陷，失业大军的平均失业时间长达29个月。

　　收入不公的另一个方面是大量减免富有阶层的税负。美国政府债务是由于大量减税导致的。减税的结果是将原本属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那一部分，放到了富人的金库里，是地道的“藏富于‘民’”。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减税，而民主党主张社会保障。两党较劲的结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维持社保。财政收支不是变戏法。既要减税，又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于是美国政府只好举债。结果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

　　美国社保基金存在潜在赤字，许多州债台高筑，各类退休金计划赤字高达数万亿美元，房市乍暖还寒，许多临近退休的人终身积蓄被洗劫一空，“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退休浪潮即将来临……每一项都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美国而言，正确的办法是增加富有阶层的累进税，增加中下层的收入，振兴教育，提振产业，这也是奥巴马竞选总统的主题之一。罗斯福当年一就任就将最高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9％，最后提高到90％以上。但是，奥巴马想终止布什对富有阶层的免税法案，将最高所得税税率恢复到39％都困难重重。2010年中期选举，奥巴马完败，美国富人减税的梦得以继续。2010年底，奥巴马同共和党妥协，延期两年终止布什的减税法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民意是什么呢?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大多数美国人希望:(1)减少赤字;(2)不同意减税;(3)不减少福利。然而，在决定美国未来走向的关键时刻，民意对政策没有多少影响。美国的那一套带有非常浓烈金钱味道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将正确的民意转变成政策，而是恰恰相反，走上了一条背离民意的错误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美国政府这边厢给富人减税，那边厢实施“量化宽松”，同时对人民币开刀，根本没有要解决自己实质问题的打算。仅税案一项，美国政府在未来几年的债务就将增加大约9 000亿美元。美国依然走了一条依靠印发钞票来竞争的老路。从中长期看，美国政府的这些政策不仅不能解决现有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很难创造出可持续的、充分的有效总需求，甚至可能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美国的党派对立以及富有阶层同其他阶层在寻求解决经济问题出路上的分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在现在的政经格局下，美国近几年走出困局的几率很小，更不要说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成功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将可能因此进入一个长期的低增长时期，美国的衰退将不可避免。

　　这一点，其实美国政商界许多人都看到了。面对这种可能的结局，怎么办?在无法有效解决内部问题的情况下，美国有可能向外寻求出路，渐次推行货币贬值、贸易壁垒、金融战争、军事介入等等。这将给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严重的挑战。　在埃及动荡的时候，许多人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标签。当时，有位朋友从中东给我发了一条非常简洁的短信，说:“人家是在追求公平，兄弟!”非洲是在用颠倒现实的方式，来颠倒被“华盛顿共识”颠倒的逻辑。通胀点燃的火焰，烧掉的不仅是非洲某些国家的稳定，还烧掉了“华盛顿共识”和某些国家经济模式的道义优势。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诠释的历史;其实，所有未来都是当代人选择的未来。导致非洲动荡的原因，也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持续衰退。

　　几十年来，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两种选择和两条道路的争论:一个是“华盛顿共识”;一个是承认市场的缺失，花大力气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使资源的配置以较公平的方式向中下层倾斜。

　　时至今日，这两条道路也是有争论的。巴西刚刚卸任的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2011年2月在世界社会论坛上就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死亡”。?非洲人在街头上解决这个争论。 也许，非洲动荡过去以后，“华盛顿共识”会逐步减弱，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可能会让步于一定的社会公正。

　　读者可以看看南美洲的例子。美国一直把南美当成自己的后院。南美洲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出现了一连串的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政权，这些政权相继在南美大规模地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算是率先搞了经济自由化。这些经济自由化，导致了南美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同时将南美推入了债务危机，前面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20世纪最后几年和21世纪，南美相继出现了许多左翼政权，经济政策大幅度地向中下层倾斜。在许多国家大规模实施私有化的时候，南美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上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实施了国有化。在过去的十几年，有一个值得人深思的现象:原本为南美而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许多南美国家的抵制，而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却大行其道;美国可以在全世界搞“颜色革命”，搞垮许多国家的政府，但是，对其眼皮底下的南美却无能为力。

　　为什么?因为，南美人民对那套东西有亲身感受。

　　“华盛顿共识”提倡私有化和市场竞争。让我们用罗斯福的一句话来回答那些认为竞争至高无上的观点。

　　“竞争已经显示出它在达到某一点以前是有效的，过之则谬。但是，我们今天必须为之奋斗的合作，就在竞争失效的时候开始。”

　　——罗斯福

　　在如今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如果中国希望继续依靠外部市场来实现崛起的梦想，比任何时候都更不现实。所以，中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贫富悬殊和实现公平正义上面，达到提振内需的目的，这比以往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因为这才是自己可以直接有效控制的领域。古罗马是建立在奴隶主独享政治权利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古罗马根据财富的多寡将公民分为六个阶级。这六个阶级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富有的精英阶层，如贵族和长老等(patrician)，一部分是贫民阶层(plebeian)。此外是奴隶和妇女——他们是不享有任何公民权的，被完全被排斥在古罗马政治过程之外。贫民阶层占罗马公民的大多数。但是，富有阶层几乎垄断了古罗马所有的政治资源。元老院和那些所有选举和任命的官员都来自于顶层最富有阶层。后来由于下层公民的抗议，才成立了下层公民的“议会”，专门处理下层公民的事务。这两个阶级矛盾重重，二者之间的贫富悬殊导致古罗马长期不断的内部动荡，最后导致古罗马走向消亡。

　　古罗马公民尤其是下层公民是农工商和艺术的主体。古罗马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对外战争常年不断。下层公民被迫从军，是古罗马强大军事力量的主体，是帝国扩张的主力。但是，古罗马的法律却规定，这些血洒疆场的草民不能分享任何战利品，战利品全部属于富有阶层或精英集团。从军就不能从业，打仗就不能做生意，下层公民在帝国的扩张过程中，百业荒废，日渐贫困。随着贫富悬殊的加剧，许多下层公民贫困潦倒。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破产，要么依附于富有阶层。下层阶级开始解体。随着下层阶级的逐步解体，罗马的公民社会也开始解体。社会结构的这种崩溃，反过来进一步摧毁了罗马的经济结构，导致生产方式的解体，导致政府税源的日渐匮乏，导致兵源的日渐短缺——破产的贫民，同时也失去了为帝国而战的动力和荣誉感。

　　经济结构的崩溃和对外扩张的政策，导致古罗马帝国经济凋敝，通胀失控。对古罗马的下层公民来说，帝国扩张的军功章上有他们的一大半，而帝国的超级繁荣却没有他们的份。十五的月亮，总是为古罗马的富有阶层圆的。精英阶层则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曾经让古罗马伟大的荣誉感终于被物欲取代，曾经让古罗马强盛的进取精神在富有阶级的奢靡中逐步崩塌。精英集团的荒唐和自私，导致价值、理想、传统的全面丧失。

　　富有阶层对财富的占有还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作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帝国，古罗马政府债台高筑，长期面临破产的威胁。走向衰败的古罗马算是一个典型的“藏富于富”的帝国。帝国精英的瞎折腾，令后人侧目。例如，富有阶层为了满足从东方进口奢侈品的欲望，大量输出黄金和财富，后来弄得帝国黄金匮乏，穷困得连铸造货币的黄金都凑不齐，于是就只好“量化宽松”，乱铸钱币，导致通胀更加严重。

　　经济的逐步解体，迫使古罗马更迅速地扩张，以寻求新的财源。在被征服地，帝国横征暴敛，导致更广泛的贫富悬殊，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反抗。古罗马就这样逐步走向最终的衰落。所谓蛮族的入侵，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帝国一起沉沦的，是古罗马的所有阶级，富有阶层也未能幸免。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解决收入不公、实现公平正义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是学经济的，喜欢到历史领域里面串门。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许多社会历史现象，孤立地看和放在历史大背景里面看，很多时候结论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周期律——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几千年前的一个夜晚，有一群困居大泽乡的衣衫褴褛的农民，将写有“陈胜王”三个字的布条，塞进了一条鱼的肚子里。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几双粗粝的手，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塞进了中国历史。中国的中下层人民启动了他们推动历史的独特方式。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公平，到不公平，到极端不公平，到下层人民无路可走，最后推翻重来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每一个朝代在结束前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财富高度集中，几乎都出现了畸形的“精英繁荣”，尤其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现在有些人认为土地集中就是社会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会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我常常想，这个由不公正推动的，通过下层人民迫不得已而联合起来实现的周期律，是不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是不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历史传统之一?中国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时，又是否能离得开这个国情?

　　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这似乎是每个朝代的必修课。那些没有做好这门必修课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著名的大约有晋，离我们近的是民国。我们就看看民国吧。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民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下来。除了清变成了民国，一切因循。当然，这也不能怪民国。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述的一样，辛亥革命本来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清朝末年就已出现的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等社会结构问题被原样照收。所以，如果把民国放在中国历史的周期中来观察，你会发现，民国没有完成中国历史周期上每一个长寿朝代开始时的必修课，先天不足。孙中山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因此他提出了“三民主义”，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似乎是要给民国开个补习班，补上公平这一课，为民国的延续奠定社会基石。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过程被豪门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打断了。先天不足的民国从而失去了可以长期延续的历史机会，民国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层人民的对立面，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动荡。我想，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对民国抱有什么态度，是爱还是恨，抑或是爱恨交集，只要将民国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就不得不承认民国这个致命的缺陷。

　　这个问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到最终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才得以消除。从历史大背景看，新中国的奠基者，显然对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开始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试图从体制公平这个角度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让我们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专从中国历史周期的角度来考察一下。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这个公平体制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自然无法预测几千年以后的事情。不过从目前中下层的情绪指向来看，1949年，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事件。未来的人们，在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时，也许会认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有三个决定中华民族历史特征的时代:黄帝、先秦、1949年。每个时代的贡献是不一样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秦开创了中国大一统郡县制的先河;1949年以后建立的公平体制为中国走出周期性动荡找到了出路。世事变幻，沧海桑田，但是，这三个时代给中华民族的烙印会是永存的。

　　以秦为例。秦的大一统显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今天的中华大地也许会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秦以后，中国分分合合。但是，在每一次动荡之后，都有人顺应民心，收拾金瓯，再造一统。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暂存在，使大一统变成了中华民族潜意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可能，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也许中华民族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可能和这个选项。这就是秦的贡献。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一统这样一个标杆。

　　从今天中下层民众的意识选择看，公平体制的精神大约也是这样。它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华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知道，还有一种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种公平的社会选项存在。它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潜意识的追求，为中华民族立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标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任何时代，当下层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种记忆也许就会变成梦想，变成对公平体制的崇拜，变成对建立公平体制的人的崇拜。所以，假如有人头脑发热，完全否定了公平体制，导致社会动荡，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顺天应民，力挽狂澜，再造公平。

　　历史是每一个民族的重力场。

　　当代中国，那些真心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有这种顺天应民的历史高度和历史感。邓小平是有这种高度和历史感的。他说，假如改革导致贫富悬殊，改革就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这种改革会把中国推回周期律。当前中国也是有这种历史感的。“以人为本”，发展转型，提出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提出公平正义，提出有包容的增长等等，就是站在了这种历史高度上。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复制过去是没有出路的。黄帝以后中华民族历经演变融合，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大融合的结果。秦以后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几千年来，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传统需要与时俱进，而生活之树常青。在当今中国，将市场经济同公平正义结合起来，可能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历史切入点。

　　我们把下层人民制造的这个周期律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看，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下层人民和文化精英在“公平”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孔夫子通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来推崇社会公正;陈胜吴广们则是用周期性的行动来推动相同的理念;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强调公正平等。固然，社会不可能绝对公平，但是，一个社会不能人为地制造豪强，制造不公平，更不能将不公平的现象装扮成“神圣的权利”、“天赋人权”、“普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搞这种忽悠的个别“文化精英”早就背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精英的“公平”传统。

　　公平是历史的选择。想要得到历史尊重的人，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非常时期非常授权

　　推动一定程度的公平，也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政”的中心内容。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罗斯福推行“新政”时困难重重，和最高法院斗智斗勇。他的一位朋友感慨万千地对他说，“假如你成功了，你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罗斯福总统沉郁良久，带着预言家的口吻说，“假如我失败了，我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总统”。

　　言下之意，不改弦更张，美国的制度甚至美国都将终结。

　　罗斯福这句低沉的回答，长久地回荡在美国历史的天空上。这句话既反映了他对美国体制中深层矛盾的全面认识和了解，又反映了他力图缓解这种矛盾的决心。罗斯福的“新政”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这个“新政”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概括起来就这么几点:均贫富，抑豪强，软独裁，结民心。

　　均贫富就是关注民生。抑豪强就是抑制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和金融资本。这是“新政”的内容。

　　劫贫济富易，劫富济贫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30年代的美国也不例外。豪强是不好抑的，既能捐款，又雇有游说集团，还能操纵舆论、操纵选举。如果不是专权任事，在事实上实施软独裁，是无法成功的。而能够实行软独裁的条件，是结交民心。所以，软独裁和结民心，就成了推行“新政”的手段。

　　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大萧条的低谷。全美大约25％的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农产品产出降低了60％，农村一片凋零，工业产出不足1929年的一半，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尤其令这位新总统备感挑战的是，在就任当天，美国48个州当中，就有32个州的银行无法开业。就任第二天，美国联邦银行的老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由于客户的疯狂挤兑而无法开业。美国社会动荡，犯罪率尤其是有组织的犯罪率迅速上升，美国制度风雨飘摇，潜在的“太平军”到处都是。而刚刚卸任的政府和精英集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乱投金石之药。

　　美国如同一艘将要沉没的船。大多数的船员、水手和乘客都四顾茫然，在绝望中挣扎，渴望一个强有力甚至是“独裁”的船长，带领他们渡过难关。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压倒多数当选的。一艘在风浪中飘摇的船，需要一个充分授权、意志坚强、决策迅速的船长和指挥体系。否则，如果事事决断于水手和乘客间的合议的话，这艘船会在议事厅的争吵中迅速沉没。

　　这种在困难时便宜行事的例子，历史上有很多。如古罗马，如南北战争时期的林肯，如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美国，由于对美国体制的绝望，许多有影响的人大声呼吁授予罗斯福美国历史上从无先例的广泛权力，这种权力将凌驾于议会和宪法之上。当时全美富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告诉读者:“一种温和的独裁将帮助我们渡过前面崎岖不平的道路”，而另外一份杂志则宣称罗斯福应当拥有“几乎独裁的权力来重新组织政府”。1933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商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发行了一部专题电影，名为Galbrief Over White House。该制片商认为，美国需要一个“独裁者”来带领它走出大萧条的危机。该片虚构了一位美国总统，这位总统解散议会，宣布军事管制，建立了“建设军”来重建美国。

　　罗斯福也当仁不让，下决心要以铁腕拯救美国。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宣告，“我将要求国会授予……广泛的行政权力来与紧急状态作战……如同我们受到外敌的侵略”。音刚出，声未落，就激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那种淹没一切的赞同声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民意——广泛的授权。

　　纽约一家当时影响力很大的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对罗斯福的宣告发表了代表报社立场的赞同声:“如有必要，我们支持独裁”(For Dictatorship If Necessary)。其他许多报纸发出同样的声音。有人说，“(一战时期)我们将宪法用纸包裹起来，束之高阁直到战争结束”，而大萧条的时代，“如同(回到)战时”(Alfred E.Smith)。苏联在国家垂危的紧要关头，不顾实际情况推行所谓“民主改革”，而美国在紧要关头，却准备授予总统前所未有的行政权力。而这位总统准备好了要获取并运用这种前所未有的权力。?

　　这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当时的美国不愧为现实主义的民族。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将宪法用纸包起来束之高阁，完全不同于那些不问历史传统、民族特征和时代特点，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奢谈“普世价值”的人。

　　诊出危机的“病根”

　　罗斯福是如何拯救美国的呢?中医讲、望、闻、问、切。政治家和医生一样。要下药，先诊病。

　　卓越的政治家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而政治家的远见来源于对事物的深刻认知。罗斯福是如何认知美国当时面临的危机根源的?

　　斯福是从对美国经济制度的批评开始的。

　　在那个3月4日，面对同一批听众，在同一篇就职演说中，罗斯福以批评的口吻讲出了下面这段话。这段话通过无线电，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回荡。许多信心崩溃的美国公众，听到了新的选择和希望。

　　这一切主要是由于，那些主宰人类货币交易的统治者们，由于愚蠢和无能，失败了;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逃离了。这些欺骗成性的货币交易者们的作为在公众舆论的法庭里被起诉了，被人们的理性和感情所拒绝。

　　是的，他们尝试过对付危机，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囿于陈腐的传统。面对信用体系的崩溃，他们居然建议借更多的钱。他们被利润诱惑，而这个诱惑又引诱我们的人民追随他们错误的领导，反复诉诸所谓的忠告，泪流满面地请求人民重建信心……

　　这些货币交易者们已经从我们文明殿堂的高位上逃跑了。现在，我们可以重建这个殿堂，让它符合古老的真理。这个重建的手段就是，我们将运用更加高贵的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货币利润。

　　这段话分开说，有这么几层含义。

　　(1)大萧条的制造者是唯利是图的货币交易者;

　　(2)大萧条的根源是资本的货币利润;

　　(3)资本的利润动机高于高贵的社会价值从而引发了危机;

　　(4)重建美国的出路是让利润动机符合更加高贵的社会价值。

　　在1933年3月4日那个黯淡的日子里所发表的这一段话，使那位双腿不能站立的美国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站得比大多数总统都高。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美国当时面临的最基本的矛盾，将经济萧条的责任归咎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或单纯以资本为基础的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简言之，归咎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归咎于货币交易者和他们的利润冲动。这些，在罗斯福眼中就是豪强。

　　这就是罗斯福“新政”的出发点。七十多年前的罗斯福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认识，比那些将资本主义乌托邦化的人，要实际得多、高明得多。

　　被罗斯福批评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导致“大萧条”的呢? 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或资本基础上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相对贫困和生产无限扩大的矛盾，导致有效总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危机。这个逻辑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1)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导致不均衡的财富积累和过度的资本积累;

　　(2)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中下层没有足够的收入，导致有效总需求不足;

　　(3)中下层在收入不足时，举债度日，导致消费者债务负担加重，同时推动金融繁荣;

　　(4)财富过度积累导致金字塔顶部的阶层拥有过多的闲散资本，这些闲散资本在总需求相对萎缩的情况下，缺乏投资实体经济的机会，流向了资本市场，导致资产泡沫和房地产泡沫;

　　(5)资产泡沫在社会范围内，制造快速“创造财富”的虚假景象，泡沫游戏从金字塔顶部逐步向下传导，导致全面的泡沫经济，而资产泡沫又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导致有效总需求的进一步相对萎缩。

　　(6)最后导致了大萧条前的泡沫繁荣和最终的大萧条。

　　大萧条是生产过剩、债务过度、资产泡沫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任何“自由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在大萧条爆发前夕，美国收入分配极端不公，基尼系数连创新高;财富高度集中，少数人占有大多数社会财富;中下层举债度日，消费者债务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弥漫社会的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危机前夕，美国资本泡沫达到了“繁荣”的顶峰。最后，跌入低谷。

　　罗斯福的“药方”

　　从经济现象这个表象来看，罗斯福的“新政”还是开对了药方的。罗斯福的“新政”包罗万象，但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重建信心，二是改革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改革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方面，调整财富和收入分配(均贫富)，大幅度提高税收， 增加公共开支， 支持工会力量， 规定最低工资， 推动劳工立法， 推行社保基金体制，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为年老、失业和有病的人提供基本保障。通过这些方式调整收入分配，为中下阶层编制一个基本的保障网络。政府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开支，钱从哪里来?主要是来自富有阶层。罗斯福在大幅度提高富有阶层税率的同时，大幅度降低了中下层的税率。1936年，他将最高的收入累进税率提高到79％。这个税率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达到91％以上。肯尼迪将它降低到70％。里根时期降低到28％。克林顿时期上升到39.6％。小布什时期再降低到35％。罗斯福在“劫富济贫”方面是毫不手软的。他强制性地收购所有民间黄金，而拥有黄金的主要是富有阶层。在那些人将黄金换成美元以后，他果断让美元贬值大约50％。每谈及此，富有阶层到现在都不能原谅他。罗斯福在美国经济最为艰难的那一段时期用霹雳手段推动社会财富和收入的二次分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的。例如在中国就有人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增加税收或提高工资，会起到收缩作用，会给企业带来许多困难，从而主张延缓这些措施。其实，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偏好低于中下层。只要有针对性地增税，有针对性地支出，提高最高累进税率，提高工资是可以起到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的作用的。

　　罗斯福还建立了许多重振经济的行政部门，直接解决民生难题。例如，他建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推出了《1933年重新造林法》(Reforestation Act of 1933)——它下面的环保机构直接雇用了大约250多万人，从事造林、修路、控制洪水、防治土壤流失、开发国家公园等工作。为了解决穷人过冬的问题，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成立了公共工程署(Civic Works Administration)，在1933—1934年冬季专为穷人提供临时工作。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为了提高效率，绕过国会无休止的“民主”辩论，通过行政命令推行“新政”成为罗斯福常用的办法。例如1935年，在《紧急救济法案》下，他以行政命令成立了三个政府机构。它们分别是公共事业振兴局(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再安置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RA)和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REA)。这三个机构中，第一个主要是实施公共工程;第二个主要是帮助贫穷的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帮助农民提高农场效益和土地利用效益等;第三个主要是将电力输送到那些私人电力公司认为不盈利的偏远地区。他还建立了美国住房局(USHA)，为贫困社区提供为期60年的低息贷款，以清理贫民窟和修建其他工程。

　　另一方面，他大幅度增加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加强政府监管(抑豪强)。罗斯福的行政干预是全面的，推出多项政府立法，建立了许多政府监管机构，为了平衡资本和劳工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减少失业，还推出了《国家产业复兴法案》(NIRA)。这项法案的第七款第A条保障了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此法案还建立了反垄断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条例。此外还成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专门监督劳动者的权利和安全是否得到了保障;大力限制金融资本，推动金融改革。他将传统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成立证交会，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动共同基金的监管。

　　简单说来，罗斯福对资本来了两手:“均”和“抑”。世家出身的罗斯福，让同样世家出身的许多人，感到了背叛。直到今天，许多世家出身的精英依然不能原谅罗斯福，从他们的角度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新政”的阻力很大。美国有许多人指出，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方式是“软独裁”。他雷厉风行，知行合一。从上任开始，十八般武艺一路打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看准了的事，就高效率地推行。最高法院多次将“新政”的许多内容判为非法;多次将“最低工资”判为非法。罗斯福同最高法院进行了许多斗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由于民主党在国会占绝对多数，使他获得充分授权。即使如此，为了绕开国会冗长的辩论，他干脆利用行政命令。他的许多“新政”措施都是在就职后的100天内推出的，而绝大多数“新政”措施在施政以后大约3年时间内就基本完成，很有“只争朝夕”的味道。当然，如果有人认为强势的罗斯福只是一味蛮干那就错了。他将高超的政治艺术和强势作为结合在一起。

　　罗斯福为了绕开精英阶层，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炉边漫谈，直接同美国中下层沟通，结交民心，以保障“新政”得以实施。炉边漫谈成了特有的治理方式。看来只有权力中心同中下层直接交流，才可能打破精英设置的种种障碍。当然，只有符合中下层的利益，这种直接交流才可能成功。罗斯福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心，中下层成了“新政”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这些中下层，连续四次将罗斯福送进白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均贫富、抑豪强的结果，是罗斯福建立了一个“大政府”。这个“大政府”避免了美国体制的崩溃。这个“大政府”不仅拯救了美国，拯救了中下层民众，也拯救了那些指责他背叛的阶级。

　　他没有成为美国最后一位总统。

　　如同他的朋友预言的那样，在许多人眼中，他成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有的人干脆认为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无论人们怎样评价他，他将自己的信念深深地烙在了美国体制上。无论后来有多少人，使出了多少办法，想抹去这个烙印，罗斯福留下的体制在很多方面依然成为了今天美国体制的主流。美国没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坠入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罗斯福的理念和做法。

　　不过，罗斯福的成功只能算是技术层面的成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相对贫困的事实，却没有解决导致相对贫困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资本的任性胡为，却没有解决金融资本的内在冲动。“新政”只是缓和而没有根本消除困扰美国的基本矛盾。尽管如此，他在技术层面上的系统创新，的确将这个矛盾的破坏性降低了许多。在那以后的40年里，美国虽然经历了许多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是几乎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