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贫爱富的体质和体育

多项调查统计则显示，由于经济以及空间、时间上的限制，一些城市下层居民可能丧失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除非提供更好的公共体育福利，否则体育权将进一步向中上阶层集中。

《瞭望东方周刊》第374期封面

肥胖在中国将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阶层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大多数的肥胖者将集中在社会中下层人群中，其他体质不良者亦将如此。

2010年春天启动的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目前已进入汇总分析阶段。虽然还没有公布最终结果，但各省监测数据已上报至国家体育总局。从各地发布的消息看，中国人的体质除了延续令人担忧的状况外，开始趋向阶层分化。

此前在2005年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中，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和“东高西低”态势。

虽然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讲，饮食及生活习惯都会对体质产生影响，但身体素质更多反映了不同人群的体育锻炼情况。《望东方周刊》获得的多项调查统计则显示，由于经济以及空间、时间上的限制，一些城市下层居民可能丧失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

除非提供更好的公共体育福利，否则体育权将进一步向中上阶层集中。

一项涉及七个不同规模城市的调查甚至显示，办事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对体育运动最为了解的三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高居社会各阶层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以户籍为依据，国民体质监测并没有把农民工这一城市底层人群纳入监测范围。

上台阶的挑战

自从2000年开始，中国每五年进行一次国民体质监测。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也是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后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监测，其监测结果对制订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市体育科技所群体处主任谭京京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监测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测试阶段、数据处理和总结阶段，测试内容包括体质监测和问卷调查，两部分同步进行。“监测对象为3至69 周岁的中国公民，对幼儿的界定是3到6岁，儿童青少年是7到19岁，成年人20岁到59岁，老年人60岁到69岁。”

除了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工作场所等基本信息，问卷还有一些专业内容。比如：“近一年来，您参加本单位（村、镇）组织的运动会或单项比赛的次数”，“您所在单位（村）是否有体育锻炼补贴”，“您所在工作场所是否有公共体育活动场地、设施（包括健身路径等）”。

谭京京说，与2005年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问卷相比，这次特别增加了精神压力方面的问题，“我们不仅仅希望了解结果，还希望能了解原因，这次的测试比较重视精神压力和体质状况的关系。”

面对面的测试则分三种：形态、机能和素质。

“形态指身高、体重、体脂等， 机能包括肺活量，还有台阶测试心肺功能等。素质包括臂力、腹肌、单脚站立和体前驱测柔韧度等。”根据谭京京介绍，身体素质通常指人体的基本活动能力，是人体机能在肌肉工作中反映出来的力量、速度、耐久力、灵敏性、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性等能力的统称。

测试中有一些基本的方法。比如台阶实验，就是被监测者不间断反复上下台阶3分钟，然后测试脉搏。但很多人连3分钟上下台阶都不能坚持到底。

北京市体育局群体处丁冰告诉本刊记者，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此次国民体质监测的基本数据与五年前相差不大。不过，由于在测试时清晰地区分了城市与农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等群体，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体质水平的“阶层分化”。他觉得，这很值得观察和深思。

肥胖的“阶层属性”

肥胖问题一直是中国首都市民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挑战。

“2000年前我们就发现肥胖人数增长太快。针对这种状况，北京市体育局曾提出，希望大家都动起来，所以当时全民健身计划的口号是，‘一人动则一人强，一家动则一家强，家家动则民族强’。”丁冰回忆说。

动员了几年，到2000年第一次国民体质监测时情况仍无好转。当时体育主管部门的干部们都有些泄气，组织了这么多群体活动，北京市民的身体素质还是没有提高。

谭京京回忆说，2005年的监测结果出来后终于发现，城市人口的肥胖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农村人口仍然严重。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北京市建了不少‘体育生活化社区’，力争‘把场地建在身边，把体育融入生活’，报纸上也大篇幅地宣传‘少油少盐’和‘粗纤维’的好处。但是接触这些新生活方式最快的仍然是城市人群，尤其是城市的非体力劳动者。”谭京京说。

2010年监测数据又一次将肥胖的“阶层属性”提了出来。

“虽然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北京市民中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肥胖人口增长速度又上来了。”谭京京说。

腰围是衡量肥胖程度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值。谭京京说，根据2005年北京的数据，城市女性的平均腰围小于农村女性，而多数城市男性腰围大于农村男性。

其中，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腰围基本大于非体力劳动者，男性体力劳动者的腰围除了50至59岁这个阶段以外，都大于非体力劳动者。

“肥胖的问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除了体育锻炼之外还受到饮食习惯的影响。”谭京京说，虽然各种健康类的杂志和报纸都在反复向人们灌输健康的饮食观和运动观，但是不同阶层的人对新理念的接受程度以及经济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虽然肥胖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根据丁冰的估计，北京市民的体质状况在全国还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毕竟北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这直接影响人们的体质水平。”

青海省西宁市体育科技所高原训练研究室副主任祁继良的担心则有所不同，“从前两次体质监测来看，我们高原体质的人，心肺功能与平原体质的人相比较来说要好一些，肥胖的人比东部地区少。但是其他问题不少，都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祁继良对本刊记者说：“在青海，大部分人做得最多的运动就是散步，因为散步是最省钱的运动方式。但是和专业器械锻炼相比，效果微乎其微。”

他认为，体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但是在青海大多数人还不具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体育消费”的阶层差距

丁冰说，早在1997年时北京市就做过一次成年人体质监测。他们把人群分为五类：公务员、科技人员、商务人员、农民和工人。 结果显示，农民体力最差，科教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体质状况最高。

其原因是农民们不再下地劳作，劳动锻炼减少，其他运动又没有跟上来。同时，他们更喜欢吃肉喝酒。

到后来的国民体质检测中，城乡差距愈发明显。“肺活量、握力、闭眼单脚站立时间、平均反应时等等身体素质的测试结果，城市都好过农村。”谭京京说，通过问卷他们也发现了真正的原因。

“农民在闲暇时间选择体育锻炼的比例只有14.9%, 城市人口的锻炼比例是37.7%。每周参加一次以上体育锻炼的，农村人口中只有30%，而城市里的比例超过60%。”同时，锻炼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城镇人口在闲暇时选择球类、游泳、健身体操、自行车、登山等项目比例要明显高于农民，农民选择步行、跑步等项目比例则高于城市居民。

2008年，北京市曾配合国家做过一次国民健康测试，这次测试的结果再一次说明：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随着其收入水平的变化,大家的消费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生活质量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谭京京说，“人们在满足了正常的休闲活动之余，才会考虑运动，尤其是需要场馆和器械的体育活动。中、低收入的人群，平时的生活压力就很大。在遇到体育锻炼与其他休闲活动相冲突时，选择体育锻炼的概率就会比高收入人群要小。”

调查时，在“体育消费额度”这一栏填写了具体数字的人非常少，而且集中在城市高科技人才、公务员等职业中。同时，去体育场馆锻炼的基本没有农村人口，“农村居民都是在免费的公共环境下锻炼，比如街道或者马路边上。”

谁的体育运动

与更注重数据结果的国民体质监测不同，2005年以来的多项专项调查显示了城镇居民体育运动的差异。

以天津体育学院研究生导师李军2007年发表的一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科项目为例。在将天津、西宁、武汉、金华等七个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居民划分为九个社会阶层后，调查显示，除了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首选锻炼内容是需要场地和器材球类项目外，其他各阶层都首选跑步散步。

李军告诉本刊记者，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对体育运动的了解、参加运动的频率、体育运动的时间等项目中几乎都名列前茅甚至位居第一。而上述两个阶层多受制于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

值得注意的是，中上层社会更多选择“社交”作为体育运动的目的。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呈现出阶层分化。

有意思的还包括，虽然我国在1993年就推行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并培养了数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但普通市民很难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体育运动知识。受益者仍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有接近10%的人从他们那里获益。

社会体育指导员系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以外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凡符合条件，履行社会体育指导员职责者，均可根据规定，申请并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河北省多位大学体育工作者的调查课题则显示，如果以职业为基础，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将小城镇居民划分为五个不同阶层，那么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在马路边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逐渐升高。

而在调查所罗列的自家庭院、收费场馆、公园学校中，马路边无疑是最无安全保障的。来自安徽和广州的研究者则著文说，早6点至晚9点的城市道路是污染最为严重的时间和地点。

事实上，作为最近一届夏季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体育大国，中国现行的《体育法》中甚至没有对公民“体育权利”的规定。虽然在1995年一并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有所提及，但保障体育运动空间、体育设施以及相关投入无法可依。

多位受访者都向本刊记者表示，在体育进入产业化之后，仍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中国人的体育权利问题。

其实，多个调查均显示，不同社会阶层进行体育锻炼的意愿非常接近。换句话说，无论是否有空间、时间和金钱，中国人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还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

自1949年开始，中国曾有过一段“全民体育福利时代”，体育设施也成为政府供给的内容之一。而在后计划经济时代，虽然阶层分化不可避免，但如何尽量缩小日趋拉大的体育权，正成为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

“简单说，收入水平决定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决定体质水平。”谭京京认为，这也是近年来不同阶层体质水平差距持续拉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在北京，现有的基层锻炼设施的建设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体育也是一种消费。如何让各阶层达到大体相当的‘体育消费水平’，这恐怕是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后，中国的国民健康和群众体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谭京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