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亨弗里德伯格进行曲:中流击水 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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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击水 无所畏惧
毛泽东年轻时便具有冒险精神和谋略才能,这是他日后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
当然,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军事家,他在这方面显露的独特才能,一在于他的钻研,一在于敢于实践。毛泽东早年就有当兵革命的夙愿,因交通缘故,未能如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辛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南北议和后,毛泽东以为革命结束了,因此决定继续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12年春,毛泽东婉拒了官兵们的挽留,解甲归来,重新走进了校门。这段短暂的军旅生涯,使毛泽东对军队在中国的地位和在救国救民中应起的作用有了一些初步的感受。
凭着勇敢和聪慧,毛泽东在以后的学生生涯中,充分运用积累的军事素质,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期间,他领导同学徒手缴了军阀部队的枪械,闻名当时的学界。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取悦日本政府,欲全部接受。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怒喊:"
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军阀张敬尧部侵入长沙时,毛泽东再次从容组织广大同学护校,他建立了"警备队",并自任队长。尽管战事频仍,城内风声鹤唳,但在第一师范校园内,由于警备队工作有方,因此秩序井然,教学如常。《一师校志》曾载此事:"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固摄影以留念。"在照片下面还写着这样的话:"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
轰轰烈烈的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是毛泽东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时期。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帝的五卅运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破坏,它们在引诱和威胁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运动的同时,调集了大批军队残酷屠杀人民群众。这深深刺激了当时从上海暂回湖南小住的毛泽东。他一面养病,一面积极组织家乡的农民运动。后来他回忆说:"从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以"打倒列强、洗刷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于当年7月10日在郭氏祠堂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七都"雪耻会"。毛泽东在成立会上作了演讲,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雪耻会"成立了宣传队,通过讲演、演戏、散发传单、游行示威等方式,愤怒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教育了广大群众。以后,组织还发展到了韶山周围20多上乡。秋天,毛泽东到广州后,仍以通信方式指导湖南农民运动,把"雪耻会"改为农民协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培养了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分子,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并发动农民和大土豪进行了"阻禁平粜"的斗争和夺取教育权的斗争。他还致力于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进到了湖南农村。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湖南农民运动日益高涨起来,地主豪绅寝食不安。团防局长成晋生诬蔑毛泽东煽动农民造反,派人向省长赵恒惕告密,要求逮捕毛泽东。赵恒惕即派湘潭县团防局捉拿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得到开明绅士、县议员郭麓宾通报,早已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在从容处理了未了事务后,又经衡阳、宜章,"问道入粤"了。以后,毛泽东一直把在韶山的工作作为他从事农民运动的起点,在延安与德国友人王安娜谈话时,他还讲到,1925年至1927年的工作,使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革命只有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才能取得胜利。
在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毛泽东比较各地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民众运动若无武装,则在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武力镇压时,便毫无自卫能力,致使革命受损。相反,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主要是依靠了国民革命军和工农武装。
毛泽东还逐步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事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必定带有武装斗争的性质。因此,农运骨干同时也应成为军事斗争的骨干。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向300多名学员讲,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在此期间,他十分注意学员的军事训练,他将该期学员分为2队,每队分为6个区队,设总队长1人,区队长6人,实施正规的军事训练10周,上操128小时,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残杀工农。由于革命形势恶化,毛泽东任常委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注重培养学员成为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规约指出:为了将来发展农民武装,学员"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设有专门的训练委员会,聘请军事教员,学员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全部过军事生活,他们身穿灰色军装,腿扎绑带,每人配备武器,每天操练两个小时,每周设有军事理论课,每周还有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训时间每天增至4小时。
武装力量是政权的支柱。在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由于国民革命军各部未经彻底改造,不少军官在当时紧张的军事活动中,招兵买马,迅速膨胀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北伐中,由于北伐本身的革命性,沿途许多工农加入了军队,更增强了这些军官个人的军事实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虽然参加了国民政府,但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不懂得去争取武装,更不懂得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组织。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实际上丧失了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所以,当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的时候,党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全省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湖南省委在受到很大的挫折后,要求毛泽东回湘。6月下旬,毛泽东在征得中央批准后,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回湘后,他毅然举起反对反共军阀唐生智的旗帜,并特别指出,在工农武装不能分开存在的地方,要设法保存武装,同时提出了具体的保存办法:一是把工农武装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二是上山,三是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毛泽东亲自组织实施了这次行动。但不过十天,毛泽东又突接陈独秀来电,要其速回武昌,并指责他组织暴动和反对唐生智。这时,毛泽东对形势看得更为清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脉洛有了清晰的认识。因此,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当别人还在争论图谋改造国民党问题时,他坚定地指出:图谋改造国民党是行不通的。工农武装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里,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上山"的主张,并不是个人的好勇斗狠,而是他已深刻认识到,第一次大革命之所以遭受挫折,关键的错误和失着,就是党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口号振聋发聩。它是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写就的,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中国革命指明胜利之路,他们催促着毛泽东去创造新的斗争方式。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他匆匆回到湖南,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谢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