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亚明演过哪些电视剧: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就像财富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现一样，经济的发展也是依靠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来完成的。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在经历了毛泽东执政时期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文化运动之后，国内来自各个方面的矛盾在经历了长年的压抑之后集中爆发出来，其表现主要以经济方面最为严重：以1978年为例，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即我们耳熟能详最为当今政府所津津乐道的GDP）高达3624亿元，自1965年以来年均递增率达到6.8%，但广大普通百姓的生活却非常贫困（这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多么相似！），而且财政赤字也非常严重（抱歉，无法提供具体数字），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由此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上台后遭遇的最为严重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这种经济，政治，文化都遭遇巨大危机的生死存亡时机，改革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如果它不主动发生，也必将被动进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管执政党情愿与否，改革最终还是发生了。

　　那么改革究竟要怎样改变和革新才能同时解决上述问题呢？

　　不管是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人最关心的问题首先就是衣食，这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要素，而要得到这些物资，就离不开经济生活。而在计划经济的荒谬年代，执政者完全无视市场的供需关系，居然用政治手段强制分配，好像人的饥渴也可以由执政者掌控一样。新的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立刻将改革的重点瞄准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与毛泽东执政时期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

　　与计划经济呆板的配给制完全不同的是，市场经济表现为活跃繁荣的商业活动。商业活动是以充足的流动资金做支撑的，而经历了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锅饭、文化大革命这些“大”运动之后，国民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而配给制发行的票据又几乎驱逐了人民币，在配给制结束后政府又没有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老百姓已经被折腾地筋疲力尽，谁还有多余的资金来帮助国家发展经济呢？

　　改革开放为日后的经济发展遭遇另一个瓶颈埋下了第一个伏笔——融资问题。

　　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往往先从农业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如此。粮食是人类进行一切生产活动的最必要物质，没有了粮食，人类便不会存在，更谈不上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任何文明。人们对土地进行改良之后，土地的剩余生产物多了，就可以更多地进行商品交换，交易的繁荣带来了技术的改良，技术的改良促进了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这种发展模式也是最科学的，它保证了一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财富都在增长，传统的英国是这样，新生的美国同样如此（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第一大制造业强国，但很少有人提及，美国首先是第一大农业出口国，很多农作物的生产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一）。

　　与王朝时期的中国重农政策不同的是，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发展经济时非但没有重农，反而还似乎淡漠了农业。毛泽东时期注重的是重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例是1:7，工业在GDP中的比例只有10%，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3和20%，到了1978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2:1和40%。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更是确立了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制度（虽然最初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确立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然，不能不说，依靠农业的发展来缓慢积累财富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不符合当时迫切需要经济复苏的要求，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也没看到政府推出任何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政策（近几年才免除了农业税）。

　　而至于中国的工业，在1958年完成“三大改造”后，公有制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这是利用国家权力对私人财富进行赤裸裸洗劫的最生动例子）。私人企业几乎全军覆灭，而国营企业又效益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依靠工业积累财富几乎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从上面我们看出，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工业，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是一贫如洗，只有执政者手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国家忽然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这就像在财富极端两极分化的时候，国家忽然从土地国有制变为土地私有制，这必将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夺地地主与失地农民生活将更趋向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15-19世纪欧洲的圈地运动以及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大踏步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市场建立的融资需要，以及弥补国内资金的严重不足，“招商引资”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既然国内缺乏资金，政府只能依靠向外国贷款，以及寻求外国资金来华创办企业，中国主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债务国（美国是怎样把地球上的一个个发展国家变为自己的债务国进而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处受制于自己的例子大家以及很熟悉了吧？）。外国财团携带中国最迫切需要的自己来到我们的国家，以低的可怜的成本生产制造符合他们国家市场的产品，而中国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

　　十五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将世界各个角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外贸易空前活跃，这使得某些国家只需承担一个完成产业链中的某个具体环节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当然，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国家的一切商业活动必将处处受制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面前，没有强大的内需做后盾的单纯依靠外贸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显得如此弱不禁风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中国的国家还是控制了一定的财富，国企的地位并没有被外资夺走，这注定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必将由外资和国企构成。普通百姓的财富一直都是靠节俭积累出来的。因为在财富分配的最开始阶段，他们就是被剥削者。

　　2.“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将赤裸裸的财富不均合法化的畸形政策

　　这一直是一个让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国人怎么就这么容易接受了这种赤裸裸掠夺他们财富的政策？

　　其实这也是始终让我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在此我想先插一个题外话。前几天的时候我去贵州旅行了十几天。谈到贵州，我想大家对这个省份的印象多半的贫穷，没错，贵州的确相对贫穷，即便是省会贵阳，你都很难发现一台欧系车。但我去到贵州后，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这里的贫穷，而是信息的闭塞。当整个广州都在讨论通货膨胀的时候，这里的居民好像生活在一个完全与通胀没有关系的世界里：没人关心物价怎么涨（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我在去织金洞的车上，遇到一位当地的市民，他恰好是在景区工作，我问他通货膨胀这么高，会不会对旅游造成影响。这位朋友摇了摇头，反问我通货膨胀是什么，我简单做了解释，他想了想，摇摇头说：“好像没有。”山岭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也阻碍了人们的思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十分有限，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任何观点几乎都能接受：只有你说得有道理，他们就相信你，说服他们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从贵州回来之后，再想到这个问题，我忽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闭关锁国的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天朝自大的自负中，对外界的思想一概抵触，至今还把两千多年前的思想论著奉为圣经，真不敢想象，如果现在一个欧洲人还在谈论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固步自封在本国文化中的中国人的思想几乎纯白如纸，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标准非常单纯，这很容易被利用，被说服，在给他们描绘了一幅“先富带动后富”的美好空中楼阁后，他们想都不想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政府的承诺。

　　我们姑且不去评价人的自私和贪婪，但从这一经济政策上来看，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先不要说中国，就以最为团结著称的日耳曼民族德国人来说，至今西德与东德的差距明显得还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德国政府一直都在做很多努力，但两部分发展的根本不平衡使得共同富裕这一美好愿望很难实现，那么你能指望一向喜欢窝里斗的中国人先富带动后富吗？这一政策的不合理性在于：它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去帮助另一部分人。而历史上有哪个既得利益者愿意牺牲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别人呢？即便是慈善家恐怕最多也只愿意捐献九牛一毛。然而，这个单纯的民族却接受了这种理论，认为先富带动后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他们甘愿看到有些人坐在空调房里享受着家庭影院，而自己却在干旱的土地上为明天的晚餐而发愁（上帝啊，这是什么逻辑！）。

　　并且，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财富不均表现在方方面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均衡，同一地区中一线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发展不均衡，同一城市中不同阶层收入的严重两极化……

　　这种不均衡所引起的蝴蝶效应成了我们今天社会问题的最主要来源：最让大家深恶痛绝的户籍制度，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存在严格苛刻的户籍制度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所有的来自“后富”一族的人都会跑到“先富”阶层的人的聚居区，这样整个中国的人口全都爆炸性地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这恐怕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

　　一线城市的管理难题。一提起广州，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广州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内地来说是最为繁荣的，这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打工者，众多外来人口涌入广州，就业，住宿，衣食，交通，医疗，生活垃圾排放等等等等问题都由广州代替外来人员的家乡打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量，于是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春运难题，不堪重负的公交地铁，以及盗窃，抢劫等等社会问题。

　　二三线城市的公共设施配套问题。因为优先发展区都给了一线城市，资源，人才都离开了小城镇，这里的地方政府便没有足够支持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所以很多地方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都很不健全，比如学校，医院，还有软性的师资力量等等等等。

　　候鸟一般的人口大迁徙。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年初的时候背井离乡纷纷前往北上广深，年末的时候再重归故里，但这种迁徙同样引起了不少连锁反应，比如留守儿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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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逐条列举这项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讲完，但这种赤裸裸才将一部分人手中的财富强行分配给既得利益者的政策终究还是被接受了，并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就好像一个面容威严的武士对一个农夫说：“请你把你手中的金钱交给资本家！”然后这个农夫居然想都不想就照做了一样。

　　3.架在国民经济脖子上的刀

　　尽管生存环节依然艰难，但较之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际政策终究还是开放了许多，尤其是几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更吸引了一大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前往打拼，那个时候，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的“理想主义者们”，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最为活跃的发展阶段，原本处于财富分配链最底层的普通百姓们通过自己的不断节俭，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勇敢聪明，从一个个普通打工者成长为一个个企业家，并涌现了一批时代的代言人。

　　但不幸的是，共和制的新中国并没有比以前的任何时代开明多少，当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刚刚脱离贫困迈入温饱的时候，一把把锋利的刀却陆续架在了刚刚开始发展的脆弱的国民经济的脖子上。

　　地方政府步入土地财政的根源——分税制改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近十年的发展，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然而，在当时包税制的政策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显得与此不相对称，而支出却逐年递增，甚至还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不惜以各种基金的名义两次向地方政府借款，但这笔借款却有去无还，中央政府公开表示不会偿还。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怪现象：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现在地方政府的财力已经明显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这让国家领导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如何改变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现状，成为党中央最为迫切的任务，分税制改革就此诞生，在强硬派朱镕基的领导下，这项政策终于在1994年开始实行。（有趣的是，国企和央企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改革实行后，尽管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但财政赤字并未改善。）

　　而且，这项体系本身就存在诸多的问题。

　　1.不公平。城乡税负不公平，内外资税负水平的不公平。

　　2.再分配功能较弱。区域间的再分配不公平，社会保障功能弱化。

　　3.部分财政支出责任不清。

　　4.国内企业赋税严重，而出口骗税欠税问题太多。

　　5.反周期财政政策的长期化。

　　从此，中央开始强行掠夺地方财富，地方政府只能从鱼肉百姓身上得到补偿，分税制改革之后，新的社会问题开始产生，社会矛盾激化。

　　失去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源，而政府职责并未减少，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其他可以满足各项工作开支的收入来源，作为地方政府唯一可以掌控的最重要资源，土地财政被推倒风口的浪尖上，而百姓的生活从此苦不堪言。高价拍卖土地，暴利拆迁这些不法的合法行为层出不穷，为了取得高昂的土地拍卖费用，政府不管土地规划的需要，而将土地卖给不是最合理的开发商，民众负担日趋加重，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并产生了M型社会。与此同时，企业的生存环境也严重恶化。

　　当整个社会的财富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政府本应发挥的职能却显得完全跟不上节奏，福利制度就是如此，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异常严重的今天，百姓对此颇有怨言。想想看，福利工程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而大部分税收却被中央政府抽走，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怎么可能不困难呢？这只是分税制改革间接造成的社会问题之一。

　　抱歉，因为时间匆忙，所以上一节并没有完全讲完，我将再做一个小补充。

　　我们今天最为痛恨的就是高房价，我们先后骂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认为是他们把我们的生活推向了水深火热的深渊。但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才使得我们今天的房价是完全不受市场价值规律的约束！而且，只要它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人为地主动刺破房产泡沫（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软著陆的原因，只能寄希望于不堪重负的市场在各种重压下的大崩溃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局面）。

　　当然，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恶果远远不止这些，它带来的最致命的伤害在于将人民彻底赶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从各大媒体的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和政府似乎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甚至有些盲从者认为，国家的大政策还是好的，只是下面的地方政府没有执行好，比如依保障房为例，如果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好这一目标，底层收入者的生活现状的确可以有很大的改善，然而，这项政策是以牺牲地方政府的利益为前提的，中央政府并不会提供任何帮助，这必然会导致唯有以土地财政来弥补收入空白的地方政府的殊死抵抗，所以这项任务执行的艰难也可想而知。

　　分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已经是致命性的了，但这种伤害还远远没有结束，国企同样像一把利刃一样时刻威胁着中小企业的生存。

　　我想我已经无需再说国企本来应该是做民企所不愿意做的项目，为民企的发展提供保障之类荒唐的毫无意义的话了（我自己都觉得这有多苍白和心虚），我们来看看这一头头猛兽究竟做了什么。

　　凭借国家政策的保护和先天的垄断地位，国企的产品本身就以比实际价格高的多的市场价格出售，普通百姓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高昂代价！然而，这些巨人并没有就此放过我们，它们已经优先享有了一些资源，人才，税收政策等等民企永远无法企及的优惠政策，可惜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它们脏脏的胃口——近些年来疯狂的国退民进几乎要把民营企业逼上思路。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棵大果树的话，那么国企无疑是唯一的收获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看网易的这篇报道。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reformation01.html

　　看到这一个个恃强凌弱的怪兽们，我不禁感叹，有这么多架在国民经济头上的刀，那么国民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啊？想来想去，我想不出现行政策中有哪一条是对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有利的，这简直又回到了西汉末期：百姓有千种死法，没有一条生路。呜呼，哀哉！民生何其艰！

　　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看到国民经济如此艰难地发展，不禁让人痛心地要问：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究竟有谁在乎和关心普通百姓的利益？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通过一个事例来说明。

　　1978年，中国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开始强制实行。我们的利益集团不但要搞计划经济，还要搞计划生育！（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政策！）我们姑且不讨论它对广大的女性同胞是一种怎样的肉体伤害，亦不讨论它何等荒谬地践踏了人性，我们今天不从道德的标准来讨论这个问题，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它，看看我们的利益集团是怎样残忍地对待普通百姓的。

　　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个婴孩从出生到成人不享有国家的任何福利，他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家庭提供的（即便在国家需要人们鼓励生育的时候也没有像德国一样有良好的医疗体系为孕妇妈妈可以免费接生，更别指望一个孩子的出生会从国家那里得到些许抚养金），但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居然是加重国家负担！从生物课上的自然法则中我们得知，一个物种的数量总是限制在它所在环境的承载范围之内，这个法则同样可以用在人类身上，只要供养一个孩子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他成长的一切费用，那么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我们的执政党却为了利益集团的自私目的将计划生育美化成利于全民的好政策，并毫不心软地摧残了全中国妇女的身体！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年代，当权力阶层需要你的时候，就会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谎言催眠你未他们服务，当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残忍地将你一脚踢开，甚至使用暴力将你赶走！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普通百姓的利益。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何与民生背道而驰了。

　　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经济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却依然是个受”计划“控制的怪胎，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开市场，让中小企业吸引大批社会剩余劳动力，这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问题。人们的生机有了着落，这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基本保障。而受“计划”保护的一大批国家宠儿们依然占据了经济的领导地位，这可以保证社会财富始终控制在利益集团手中。

　　而在我们发展很不健全的民营企业中，外贸依然占据了绝对的比例，这并不是他们愿意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不得不接受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一个商人如果可以做内销，那他绝对不会选择外贸。这是因为外贸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如果一个外国客户跑单了，那么这笔钱估计你永远都追不回来，而在所有的外贸行业中，这种现象似乎屡见不鲜。而如果是内销，商人们更熟悉本国的法律，亦可以了解到客户的详细地址，从而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商人为什么还不做内销呢？答案清晰而残酷：因为中国没有市场，因为中国的内需萎靡得可怜，因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这么多可支配的用来消费的财富！

　　但也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按照中国的利益集团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内需不振不但使得国民经济整体衰弱，它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人的“安全感”。

　　外贸，这是与国际市场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行业，中国经济对外贸的高度依赖主动把自己送到了其他国家的掌控之中，而且，这种掌控是完全彻底的掌控——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内需做后盾的国家。这样一来，国际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反应到“世纪加工厂”这里都会形成巨大的波澜，只要国际市场稍微不高兴，中国的企业就立刻面临倒闭的风险：这些企业就此完全失去市场，它并不能够专做内贸，国内同样无人购买。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没有内需做支持的经济体，在国际危机面前显得多么不堪一击啊！

　　是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如同一座严重倾斜的危楼的地基一样的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觊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生活中的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几乎都渗透了外资的影子，而我们的企业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非常压抑的环境中而完全缺乏竞争力，面对强大的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外企，几乎可以看到他们不战而败的悲惨结局，而且有些企业凭借贿赂和欺瞒等手段更是靠伪劣商品欺骗消费者，这等于间接把中国市场拱手送给了外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迷信外国产品的原因）。就算深受中国法律政策保护的资本市场，也在金融风暴之后被接踵而来的债务问题拖入泥淖之中，内有苛政，外有猛虎，这就是解决大多数城市居民生存问题的民营企业的现状。

　　但我们却还生活在一个按当前的制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梦境中，说着自欺欺人的“先富带动后富”，请问有哪个利益集团主动把自己手中的权利拱手送给别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殊不知，我们的“繁荣”只不过是当权者的狂欢而已！

　　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时代！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痛心疾首地要问：“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这个国家，太多太多的现实让我们失望，太多太多的不满不从发泄，当我们瞻仰未来时，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时期，它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国家的体制允许的最大范围，但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唯有变革才能改变这种现状，这种变革如果不是当权者主动提出，那么不管一个多么有忍耐力的民族他的承受能力终究有限，总有一天它会发动发生的。

　　那么变革应该从哪里开始，怎样变革才能把中国经济带出这个没有出路的泥潭呢？答应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多年的美好梦想——共同富裕。当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在这个国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同胞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自信的，这里的每个公民都自信了，那么这个国家在国际上能不自信吗？还需要浮华的数据整天试图证明自己吗？当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敬畏我们，就像现在大家敬畏美国一样！

　　那么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呢？经济的发展没有捷径，只能自下而上地一点点积累（欧洲的发展同样不例外，尽管靠对殖民地的掠夺也积累了一定量的资本，但这种积累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国民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积累基础之上的）。这即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在农业。

　　尽管我们的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却是一个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尽管深知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但我们却把自己主动送上门去让别人扼住咽喉。当我们形容煤炭的重要性时，总是把它比作“工业的粮食”，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了粮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将无以为继，一切人类文明更无从谈起，但作为本身就是粮食的粮食，它的安全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足够重视。当中东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的时候，美国几乎面临了商业文明瘫痪的危险，但如果我们的粮食供应国对我们实行粮食禁运，我们面临的不是商业文敏的瘫痪，而直接是国人的死亡！

　　尽管以GDP第二大国自居，但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仍然高达70%以上。尽管农业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保障，但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工业，所以农业从业人口越多，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越滞后，我们可以简单地跟发达国家做一个对比，荷兰的农业从业人口为4%，但却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未来，怎样解决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不然，这个庞大的比例将永远无法把我们带入发达国家的队列中。

　　要怎样减小这个庞大的比例呢？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也的确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但这种努力是极不“真诚”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非是农村的繁荣演变后的城镇，而是以广大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为代价的（即前面有网友提到的流民），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是非常罕见的。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割舍自己的亲人，漂泊到异地他乡？但为了生存，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流民”。我们姑且不讨论流离到远方的都市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了多少不便和困扰，先来看看我们的城市是怎样这些为了祖国的建设辛勤工作在为艰苦岗位上的农村朋友的。他们来到城市之后，大部分都在工厂，工地等等最累最脏最辛苦的环境中工作，在住宿问题上，政府和企业相互推卸责任，饮食上，往往吃着最廉价的不够卫生不够营养的大锅饭，几乎没有娱乐方面的消费，而漫长的工时也让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精神方面的享受。一点微薄的工资在万分节约之下才能有些许积蓄，如果一旦生病，他们甚至要花去一个月的工资，如果大病甚至为花去多年来的所有积蓄！就是这些为城市建设默默作业的农民子弟几乎不享有任何社会福利（尽管国家法律强制实行社保制度，但真正做到的工厂有几家？）。最糟糕的是，当我们的朋友终于有了一些积蓄，可以将家人接到城市中生活的时候，他们却在这里找不到一席生存之地——迎接他们的一切都是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制度：外籍人口永远享受不到跟本市人口同样的福利，这在打工者身上如此，在打工者的孩子身上同样如此，这在一切为孩子着想的中国传统父母看来是一种多大的打击和排斥：如果连孩子的受教育都不能保证公平的话，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平可言？而欧美的发达国家，他们的农业文明不断发达后，可用来的交换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进而促进了城镇的兴起，这才是一个正常合理均衡的城市化进程！有谁愿意舍弃自己美好的家园，只身漂泊到异地他乡？！

　　而要实现城市化进程，这与农业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当以色列已经掌握了成熟发达的滴灌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却还处在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文明中！真让人怀疑这两个国家是否处于同一个时代！农业的进步缘于对土地的改良以及机械化的程度，对土地进行翻新和施肥几乎已经在中国各地都已得到了普及，但谈及劳动效率和机械化程度，这实在让人无法恭维。一次不太严重的旱灾和涝灾就会造成农作物的大量减产，足以见到我们农村地区的水利如何。在我所到过的农村中（我曾亲自到访过山东，河南，江苏，山西等等地区）有很大一部分农民至今还用两只水桶在插秧和播种的季节挑水灌溉，等到农作物成大之后就完全交托给雨水（用他们的水桶怎么可能实现大面积的灌溉呢？），当然，我说的只是一部分，我并不否认有些地方的水利工程还是做的很好的，比如说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东北平原的水稻种植区等等，至于机械化收割，有大面积的农村土地从来没有出现过机械的影子！这样的生产效率，怎么可能带来农业的进步呢？农民，他们占据这最大的人口比例，但却总是很容易地成为被遗忘的一个阶层！直到近几年，这个庞大人群的生存问题才终于引起了些许的关注：终于终于提出了一些惠农措施，比如取消农业税，以及家电下乡等。农业税看似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政策，实际上它对农民的帮助并不大——尽管它从表面上稍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决不能从跟不上解决农民收入普遍低下的现状！而至于家电下乡，这个政策简直是荒谬可笑的，如果政府有着“真诚”的愿望想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那么政府多捐献给村民几台收割机我想绝对比这个政策好一百倍！这就好像你给一个极度饥渴的人一件衣服一样，没错，衣服的确也有用，但他最需要的是粮食！如果他们有几台收割机的话，会有一大批生产力被解放出来，从而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大大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但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而所得收入又远远不够买得起一台有用的机器，于是就形成了永久的恶性循环！

　　我们知道，农民是中国收入最低的一群人，当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后，就不用担心其他各个阶层了。依靠土地的改良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农作物的产量肯定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将会有一大批生产力得到解放，他们可以转而从事任何能增加收入的其他行业中。不用担心这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生产力的就业问题，没错，一时间社会上的确忽然多了很多新增劳动力，但请不要忘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收入提高了，即意味着需求也跟着增多，他们需要更多的砖瓦来建设更漂亮的房屋，需要更多的食物来丰富自己的一日三餐，需要更多的衣服来使自己显得漂亮，同样，也需要更多的娱乐活动来打发更多的剩余时间，而所有这些需求都促进了新生行业，而这些新生行业刚好可以吸引剩余劳动力，更多的工厂和服务行业将如同雨后春笋般兴起，他们集中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越来越繁荣，逐渐成了附近村庄的主要商业中心，于是这个地方便发展成为城镇，而正是由于这些商业活动，人们的收入进而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城市生产物有了更广阔的市场，企业有了更丰厚的收入，员工的薪水也随之增长，这种企业投资人和员工的薪水和利润的增长伴随着需求的不断扩大而增长，并迅速传递到各行各业，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实现全民富裕的过程，这才是一个稳健的科学的城市化进程。

　　正是由于这种城市化进程和财富增长的均衡性，它可以避免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怪问题。没有人需要为此被迫迁徙，每个人都在自己熟悉的家园快乐地耕耘。一线城市也不必为此背负沉重的就业压力和管理难题，它也不会比其他城市拥有更优越的配套设施，福利制度和工资待遇，从而失去了对其他村镇居民的吸引力，如此一来，每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居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享有的一切保障制度也是公平的，没有人需要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就医和上学，户籍制度将自行消失，地域歧视将不复存在，城市管理者也不需要为庞大的流动人口引起的治安混乱而发愁，留守问题儿童也不复存在，春运问题也将成为历史。而最让人们所不耻的暴利拆迁问题也将不再发生，因为这种城市化进程并不需要大城市的扩张。

　　当然，这种均衡性的全民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远远不止解决现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它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很多人都说，现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面临了一个产业转型的契机，但却缺少技术和人才，所以迟迟无法转型。持这种论调的人要么是为政府效忠的“专家”，要么则是没有经济学基础毫无自己的判断力并极易被煽动的盲从者。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远远没到可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时机，其原因并不在于技术也不在于人才，而在于没有需求。蒸汽机的发明并不是因为当时瓦特掌握了这门技术，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对此有着巨大的需求，瓦特在反复琢磨怎样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后终于发明了蒸汽机，同样，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不是由于当时的科学家掌握了这些技术，而是因为社会对此有巨大的需求，或许举个我们熟悉的例子更容易被大家理解，中国能造出原子弹并不是因为邓稼先当时掌握了这门技术，而是当时中国的国防军事需要这种武器，所以邓稼先才朝着这个方向反复研究，于是原子弹才在中国诞生。现在，中国的整体消费萎靡不振，如果东部沿海城市实现了专业转向，那么所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可以卖给谁呢？长期没有市场的企业只能倒闭，这跟不转型有什么两样？而当实现全民富裕之后，现在的消费品逐渐流向新兴城镇，而一线城市由于收入提高和生活水平提高，他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的转型。

截至201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