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人陪 王力宏 下载:金延锋：一大代表转移为何选择嘉兴？李达之妻巧安排

金延锋：一大代表转移为何选择嘉兴？李达之妻巧安排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研究员 金延锋

1921年7月30日晚上，由于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的会场受到搜查，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此时，党的一大能否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党能否正式诞生，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一大代表转移为何选嘉兴——为了确定新的开会地点，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商量。当时考虑续会的地点，一是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二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由于上海党组织中浙江籍人士较多，而且大多在杭州生活过，所以首先就想到了熟悉的杭州。陈潭秋曾回忆说：“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由于西湖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建议未被采纳。（1）李达之妻王会悟的建议——此时，具体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建议到浙江嘉兴南湖开会，租一条游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人，少年时曾与沈雁冰（茅盾）同窗求学，从辈份上来说还是沈雁冰的表姑母。五四运动前后，她在嘉兴女子师范预科读书时，爱读《新青年》而常与陈独秀、恽代英有书信往来。预科毕业后，担任《妇女声》编辑，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1920年，王会悟和李达结婚，同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会议后，李达把会议选址、寄发会议通知、安排与会代表食宿等会务工作都交由王会悟办理。王会悟在嘉兴读过书，对嘉兴情况较熟悉，而且嘉兴距离上海不过百余公里，乘沪杭线火车不超过3个小时，当天就可以来回。于是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决定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2）张国焘的回忆——对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过程，部分当事人后来都有较详细的回忆。担任一大会议主席的张国焘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待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王会悟非常热心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3）包惠僧的说法——一大代表包惠僧说：“当夜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在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的住宅，李达也住在此处）。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游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只大船，尽一日之辰来结束这个会。……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同志）是嘉兴南湖人。带她去当向导。此处风景甚好，游人并不多。我们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此外，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李达、陈潭秋、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在回忆中也都讲到了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情况。由此可见，一大在上海开幕、在嘉兴南湖闭幕这个问题是没有争议的。南湖会议争议最大的是开会日期——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研究中，争议最大的是开会的日期。南湖会议在上海的会场遭到搜查之后不久召开，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具体的日期目前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说法并存。（1）7月31日说的主要根据是：董必武1971年的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刘仁静1979年的回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包惠僧1953年的回忆：“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周佛海1943年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回忆：“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到了嘉兴”。根据以上回忆，7月30日晚上海会场出事后，第二天到嘉兴南湖开会，当是7月31日。（2）8月1日说的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开会，“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董必武和张国焘的回忆是一致的，都是上海会场出事后隔了一天到南湖开会，因此南湖会议的日期是8月1日。（3）8月2日说的主要根据：是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的回忆，她在1959年的回忆中说：一大会议“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她一直坚持这一说法。持此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她的回忆应该更为可信，她所说的“两天以后”就是8月2日。（4）8月5日说的主要根据：是1972年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斯穆尔斯基的这封信是1921年10月13日写的，其中明确写道：“自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此信是1921年10月13日写成的，距一大闭幕仅60多天。从信件内容看，它对一大开幕日期的记载是准确的，对代表人数、代表的党员人数和会议上产生的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的记述，也比较接近事实。这封信是研究一大南湖会议日期唯一的文献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可信度应该比各种回忆更可靠。（5）南湖会议的日期有待深入研究：上述关于南湖会议日期的4种说法，各有依据，也各有漏洞。除8月5日说有明确的文献依据外，其余3种说法都是根据后来的回忆推断出来的。这些回忆的时间离一大最近的也有8年，最远的达38年。更何况一些回忆互相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在不同时间的说法自相矛盾，如董必武在1929年的回忆中说南湖会议日期是上海会场出事后“隔了一日”，1971年的回忆中说是“第二天”。所以仅凭回忆来确定会议日期有一定的难度。那么8月1日或2日的可能性又如何呢？据上海《申报》1921年8月3日报道：8月1日下午5时许，“南湖中之避署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有三人。”8月4日《申报》继续报道说，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电话线的抢修作业一直持到2日夜。但是与会代表对暴风雨都没有印象，所以8月1日和8月2日说值得怀疑。那8月5日说是不是就无懈可击了呢？也不是。一是从常理上来说，上海会场出事后，代表们都急于想快点结束会议，一直拖到8月5日才去南湖开会似乎说不过去；二是根据陈公博的回忆，他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就带新婚妻子到杭州游玩，玩了两三天后回到上海，周佛海告诉他会议已经在嘉兴南湖结束，由此推论南湖会议结束当在8月5日之前。三是日本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认为斯穆尔基斯所说的会议闭幕日期，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打给伊尔库茨克的电报所说的大会进程，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月23日到8月5日的预定日期举行了。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还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得到大家的公认，还有待深入研究。出席南湖会议的人员也有争议——（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南湖会议没有任何异议。除了南湖会议的日期外，出席南湖会议的人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考虑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引人注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两人没有去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心有余悸，第二天就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杭州游玩，也没有去南湖开会。上述3人没有出席一大南湖会议是肯定的，没有任何异议。（2）李汉俊和何叔衡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众说不一。李汉俊和何叔衡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众说不一。陈潭秋、刘仁静、王会悟等人回忆，李汉俊没有出席南湖会议。由于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的主人，正受到密探的严密监视，不去南湖参加会议应该是说得通的。何叔衡有否参加南湖会议的关键取决于他是否出席了上海会议。最早提出何叔衡没有参加会议的是张国焘，他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刘仁静在回忆和接受采访中都说何叔衡有没有参加会议记不清楚了。此外，董必武1929年写给何叔衡的信，就一大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及会议地点等作了介绍，从信的口气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报情况，而不象是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但是，何叔衡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张国焘所说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当时根本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制度，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何况王会悟在回忆中明确指出何叔衡出席了南湖会议，而且说“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所以何叔衡到底有没有参加一大南湖会议还是一个谜，还值得深入研究。南湖会议的具体过程——为了安排好在南湖开会事宜，王会悟和部分代表提早一天先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同时委托旅馆的帐房雇了一条中型游船。其他参加南湖会议的代表第二天乘上海至嘉兴的早班火车出发，大约在上午10点半抵达嘉兴。王会悟已在车站迎候，把代表们领到南湖渡口狮子汇，上了预订的游船。南湖位于嘉兴城南，又名鸳鸯湖，湖中建有烟雨楼，有历代名家留下的墨迹，是游览胜地。当天，阴有小雨，湖面上游船不多，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撑到比较偏僻的水域。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把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中午，代表们在船上吃午饭，饭菜是事先预订的。下午，湖上游船逐渐增多，湖面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一派喧闹。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汽艇，大家以为是政府的巡逻船，暂时停止了开会。后来才知道是私人游艇，于是又继续开会。上海会场出事后，代表们都主张缩短会期，以一天时间结束会议。所以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从上午11点开始后，大家都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任务的决议。会议通过《纲领》明确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纲领》的组织部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形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问题上，纲领草案中原有一条：共产党人不得担任资产阶级议会或政府的议员或官员。会议通过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强调以产业工会为组织工会的主要形式。在讨论到对南北政府以及对孙中山的看法和应取的态度时，代表们再次出现意见分岐。一些人认为，孙中山从成立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应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也有代表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最后决定将宣言草案和代表们的意见交中央局和马林会商决定。《宣言》最终也没有发表。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的背后却也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浙江先进分子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并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成员，最终促使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