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嫡女毒后免费阅读:一大代表谈一大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不是偶然的。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合约，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当时，中国的薄弱的工业在世界第一次大战时期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知识界中间传播了起来。“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

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到会的代表共12人，计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和济南的代表各二人，广州和日本东京的代表各一人，他们代表着五十七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共产国际也派有代表参加。

大会共进行了五天，最后的一天，因避免警察的搜捕，是被迫移到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的。

大会讨论的议程，计有：一、目前的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组织问题。

关于党的基本任务问题，大会通过了这样一个共同的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是为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在目前时期，党不仅不应拒绝、而且应积极号召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会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展职工运动，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大会以后，在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这个刊物是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俄国的情况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上面，就登载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宣言中号召中国阶级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关于党章、党的组织原则与党员的条件，则完全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并决定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从团员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

最后，关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组织问题，因为当时全国党的组织尚未普遍建立起来，只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部，由三人组成，以陈独秀为书记，另设组织主任与宣传主任各一人。

这样，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下面是几位一大代表对一大的回忆：

     （50年代-60年代翻译誊清稿）

陈谭秋

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六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办莆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掉厨子和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署假。一个认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作饭，另外他的任务是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认识的人向厨子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他们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

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九人里面有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跃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侵食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为托洛次基派，被党开除了党藉，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工作，执行与共产党斗争的专门任务，广东的代表为包惠僧，后变为叛徒，向国民党投降了。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为周佛海，现在国民党的著名领袖之一，而周佛海在广东时期，因其进行反党活动，即被党开除，在第一次大会上参加的一共有十一人，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平的张国涛，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李汉俊在四次党的大会上被开除党藉，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且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被安徽军阀枪毙（按李汉俊是被李宗仁的军阀枪毙的），而李达则在五卅为革命浪潮高涨所惊骇，而退出党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他帮助了他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了党的屡次警告，结果仍开除了党藉，后来很快即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家。

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在第一次大会上未出席。那时他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部长。在第一次大会后，陈独秀参加中共领导很久。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严重时期，他自己的投降政策出卖了革命事业。

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初开的，大会的组织是非常简单的。张国涛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四天。讨论以下的问题：1.目前政治状况，2.党的基本任务；3.党章和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有力的争论，部份的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需要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用不着组织战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申明书首先应真正的组织知识分子，把马克思理论给他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份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再才能有力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把联合知识分子使党成为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来与他对立。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李汉俊的观点拥护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用公开的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照例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代表都反对了这两个都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想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他。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收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通过这些方针成为建立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开端。最后的批准党章改至大会的第四日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卦的可疑人物，过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姓王的一个人，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组织。但大家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藏起来了。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真正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几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寻住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我们想，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

在开始时计算七天结束大会的工作的，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五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大会工作继续的适当地点。决定了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发前，又得出了结论，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因此即在离上海三里北外的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在他们后面有人钉梢。那天早上是阴天，但在八点钟后，那有许多游人，当然因此使我们的工作困难，但在十点半钟时，下起小雨来了，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直到晚上十一点的一整天，我们都讨论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问题，决定设立中央临时中央局的问题，然后举行了中央局的人选。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引起了不大的争论。包惠僧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中间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对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更坏一些，因为他们自己的武断宣传，使群众彷徨。这一种思想受到了大会代表的打击，对这问题通过了以下的方针，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带有批判性的来对待，但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通过了这一原则，可以说与今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中间的合作打下了基石，同时也为发展反军阀和反帝运动的基础。

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能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涛、陈独秀、李达为委员，侯补者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

这样即完结了中共的第一次大会。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引道中国人民的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年龄并不大（一共只十五年），而他经过了在斗争的许多锻炼和受了大的牺牲。党在成立后，已经领导了全世界闻名的广东、香港海员职工，京汉铁路工人的职工，开滦煤矿工人的总罢工。在这些战斗中，党已生长和巩固到这样了，已能组织五卅运动，争取伟大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组织延长到十六个月的香港罢工，进行了上海六次暴动和举行了历史上的广东暴动，掀开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端。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人员，无数的工农在国民党制度下受了牺牲。在这些光荣革命牺牲者的血上生长起来了几十万的英勇中国红军，建立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空前的民族危机条件下，正为联合全体反封建反帝的力量，来使中国人民得到民族解放及社会解放的最后胜利。

在十五周年时，中共的新政策——全民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受到中国人民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正在发展着的反日斗争，不可避免的将更加扩大和变为大的历史上的战斗。

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孟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八七会议反对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六次大会反对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四中全会与立三路线及罗章龙左派作了斗争。这种斗争推进了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路上去。在这十五年的中国革命澎湃发展的英勇斗争中，为革命事业而牺牲许多老的共产党员，另一些则叛变了革命，走进了反革命营垒。在第一次大会时期加入的党员，现在剩下的简直很少了。但在一次大会后，生长起来了新的力量。我们党最好的领袖，苏维埃和红军最好的领袖，在党内党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人。现在领导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历史的斗争。

在第一次大会时，共产党尚未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他的总路线，同样他的组织原则，都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在第二次大会上，中共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直到现在，中共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中国红军和苏维挨的发展和巩固，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正因为如此，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尊敬，信仰和忠实随着本身党的生长在加强着，生长着，巩固着。

（文摘自50年代--60年代翻译卷誊清稿）

董必武回忆：

    多年后，董老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让其审示的“一大时期共产主义小组分布图”时，董老认为：“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的小组均以标出（指：一大时期共产主义小组分布图）为好。”董老说：“日本东京、法国巴黎，那时确有共产主义小组。且一大开会日本东京小组派有代表参加。”

周佛海回忆：

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生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摘自《扶桑笈影溯当年》

 包惠僧回忆：

1、当时那里的船并不多，我们雇的是最大的一艘。

2、我们开会的那只船，船头有上盖的敞间，好像凉棚似的，船舱是两间，前间放一张大圆桌（好像是方桌上放一圆桌面），围着十几个方凳。后间好像是简陋的胡床，两边可以在上面横卧，中间有个像茶几样的小桌子，船有走廊，是否有夹弄，我记不清楚。

两个房间之间只有轮廓，并没有用板子隔断。

3、当时我们只准备一桌酒席，我们十三个代表，陈公博没有去，李达的老婆是那里的工人，她给我们做向导，所以吃饭时还是十三个人，我们坐下来四面还很宽敞并不挤。

4、我们在那里的一天，游人并不多，我想平常游人也不多，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建筑物。湖心有一岛，岛上有寺庙，风雨楼这个名字我记不得，我们饭后曾到寺庙里游览过，遇着一阵阵雨，我们在庙里盘旋了一会儿，大概在一小时左右，我们即回船上继续开会，当时那里的道士是姓沈名卓如，在庙里外题了很多对联匾额，其余的事我记不清楚。

当时游庙也是为了免人疑心，我们所以只到庙里走动一会儿并没有到别处去。

李达回忆：

中共一大会议时是有一只船，但是没有那么多船。因为那时参加会议的仅有12人，那照片上的大船就是，另外一只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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