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肪肝如何消除: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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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7-08-26 23:49:11
作者:zhuhua148朱华更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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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最新研究成果 包惠僧其人其事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包惠僧的名字是很具特色的，一看到就会让人联想起出家的僧人。其实，他的原名并不叫包惠僧，据《包氏宗谱》载，他原名德芬，号梅生。据说他刚与董必武认识不久，董必武在写给他的信中把“梅生”写成了“惠僧”，后来他就将错就错，把名字真的改成了“惠僧”。包惠僧本来是共产党武汉支部的成员，1921年1月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学习，但没有去成，就留在上海，5月，他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邀请，要求他们各推荐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武汉支部派董必武和陈潭秋参会，所以包惠僧不能算是武汉的代表。而广州早期党组织也派了两名代表出席，一个是包惠僧，一个是陈公博。但是，包惠僧根本就不是广州早期党组织的成员，怎么能代表广州早期党组织呢？虽然，按要求每个党组织应派两名代表参会，实际上，旅日小组也只来了一名，广州早期党组织只来一名有何不可呢？事实上，包惠僧是陈独秀提名参会的，他只能是以陈独秀个人委托的观察员身份参会。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包惠僧出席了一大，并享有和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应该是一大的代表。说到这里，你一定对包惠僧很感兴趣了，想更详细地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了吧！ 　　 　　一 　　 　　1895年1月15日深夜，湖北黄冈县东方包家畈社庙湾的一个产妇，一胎生下了一男一女，这个男孩就是包惠僧。包惠僧的祖辈都是农民，只有他的父亲包存嘉是个读书人，做过几天候补巡政司这样的九品小官。包惠僧的母亲杨春侠则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读书习礼。 　　包惠僧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老三。包惠僧出生时，他的父亲在仕途上屡遭坎坷，已弃官回乡务农，还常遭别人欺凌，便把这一切不幸归根到读书上，从此，便反对、阻止自己的孩子读书。1900年，包惠僧已6岁，母亲便与父亲商量包惠僧读书的事。谁知父亲一听让孩子读书，立即火冒三丈，要对母亲动拳脚。包惠僧与哥哥复霖见状，怕母亲吃亏，就一齐上前抱住父亲的双腿。父亲的火气更大了，动手打了母亲。包惠僧便在父亲的大腿上狠狠地咬了两口，结果被父亲重重地摔在地上，从此父子便成了“仇人”。 　　通过与父亲的斗争，包惠僧入私塾读书，3年后他又转到另一家私塾读书。初夏的一天，包惠僧在上学的路上正碰上父亲在河里捕鱼，父子见面，如遇路人，包惠僧把脸掉过去假装没有看见。这下子可激怒了父亲，父亲冲上去抓住包惠僧就往水里按。刚好包惠僧的五叔包存乐经过这里，才把包惠僧救了下来。从此，父亲就不让包惠僧读书了。为此，母亲请来与父亲交往甚厚、颇有声望的陈汝田进行劝说，但包惠僧的父亲就是不同意让儿子再读书。这让陈汝田十分生气，后来包惠僧读书的费用都是由他资助的。 　　14岁那年，包惠僧参加黄冈县高等小学堂的入学考试，因考试成绩突出，获得了“钦奖禀贡生”的殊荣，在校读书的费用完全由官方负担，他读的是乙种实业科。这是他第一次进城市，受新思想的熏陶，他整个人全变了。春节回家，他在自家的大门上自撰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包家畈中才子国”，下联是“玉带河边雅人乡”（玉带河是他村中的一条小河），横批是“后来居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的时局动荡不安，包惠僧也因此第二次辍学。返乡后恰逢重阳节，包氏族人聚集在祠堂里祭祖，豪绅们就座狂饮，穷的族人却站立在两边。包惠僧见状，十分气愤地走向正在饮酒的包家房长包泽梦，大声质问道：“都是包氏后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入席呢？”谁知包泽梦对包惠僧破口大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骂声激怒了包惠僧，他顺手拿起一根木棍，对着包泽梦猛打，神龛上祖宗牌位也被打落在地。众人马上围上来，把包惠僧团团围住。包惠僧挥动木棍冲了出来，可是在大门口又被人挡住了去路。就在这时，包惠僧的族兄包复炲用力推倒众人，拉起包惠僧向外飞奔。包复炲把包惠僧交给了弟媳熊氏，熊氏把包惠僧藏起来，又到娘家搬来大批救兵，包氏族人本来要向熊氏要人，见此情景只得作罢。 　　等包氏族人走后，熊氏给了包惠僧一些路费，让他趁着黑夜赶快远走高飞。就这样，包惠僧跑到了汉口。在汉口，他举目无亲，很为生计发愁。一天，他在茶馆里结识了来喝茶的省教育司司长姚晋圻。通过攀谈，姚晋圻得知包惠僧的处境，便让包惠僧报考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给校长刘文清写了一封推荐信。 　　1912年，包惠僧以优异成绩被湖北一师录取。一师的膳食、书籍、校服均系官方供给，包惠僧在这里度过了5年安定的读书生涯。1914年新年刚过完，包惠僧的五叔包存乐来到了包惠僧的宿舍，他给包惠僧带来了一喜一悲两件消息。一悲是包惠僧的长兄包庆霖病逝，一喜是父母已为包惠僧在家订了一门婚事，催促他回家完婚。就这样，包惠僧请假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故乡，先忙着给兄长办丧事，接下来又忙着办自己的婚事。新娘名叫丁雪姣。婚后一个月，包惠僧又回到一师继续自己的学业。 　　1917年夏，包惠僧从一师毕业。当时是“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找工作四处碰壁。包惠僧又找到一师的刘校长，勉强留在一师附小担任书记，每月只拿半薪，每周兼4小时的课。干了一个学期后，包惠僧回到家乡托人进了附近上巴河小学担任教员。上巴河小学的校务完全由当地豪绅把持，他们个个劣迹斑斑。在一次校务会议上，包惠僧竟点着他们的鼻子大骂，这下可气坏了众豪绅们，他们诬告包惠僧造反，包惠僧迫使离开这所他只干了50天的学校。 　　暂时在家闲居的包惠僧，在包氏宗族修改家谱的大会上，又因看不惯包氏豪绅的一些做法，当众骂了他们，触怒了这些豪绅。他们决定用家法给包惠僧治罪，包惠僧只得第二次逃到武昌。 　　 　　二 　　 　　在武昌，包惠僧住进了价格十分低廉的客栈，日日为求职奔走。在走投无路、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他甚至想自杀。后来，他试探着给《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撰稿，不想却得到了这两家报社特派外勤记者证。有了点稿费后，他又筹划去报考省立法政专门学校。 　　1919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旁听生，直接感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回到武汉后，他结识了黄冈同乡陈谭秋，当时两人都是《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私交越来越深。靠稿费谋生的包惠僧为了能得到外地的新闻，于1920年初去了北京。1月29日，他到了天津，并采访了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周恩来，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2月5日回到武汉后，他又赶上陈独秀在文华大学做学术报告。包惠僧以记者的身份对陈独秀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两个人都相见恨晚。 　　报社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为了能得到更有价值的新闻，靠稿费谋生的包惠僧去采访位于武昌的利群书社。利群书社是由恽代英、林育南、廖焕星、李书渠等人创办的，是一个工读互助的团体，书社经销包括马克思主义菱在内的各种新思潮书刊。恽代英是中华大学附中部的主任，从此两人建立了联系。 　　不久，湖北鄂城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刘伯垂带着陈独秀的一封信找到了包惠僧，希望他联系一些人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湖北潜江人、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也从上海寄给董必武一封信函，希望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共产党。1920年8月的一天，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人聚集在抚院街97号举行会议。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决定每周开一次会，并选举包惠僧为书记。这时的包惠僧年仅25岁。不久，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来信，要他们吸收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的成员加入。通过包惠僧的联络，最后，恽代英、林育南等人也加入了共产党武汉支部。 　　 　　中共一大后，包惠僧留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杂志，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仍留在广州，周佛海暂时在上海代行陈独秀的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此十分不满，强烈要求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由于包惠僧与陈独秀有特殊的关系，马林就派包惠僧前去广州说服陈独秀。经过包惠僧的努力，1921年9月9日，陈独秀登上了返沪的海船。包惠僧一路相伴，途中向陈独秀请教了许多问题。 　　到上海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陈独秀当面交谈，仅谈了一会儿，两个人就大吵起来。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并要陈独秀定期向他汇报工作。陈独秀对此十分不满，主张不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包惠僧认为陈独秀的主张得有道理。 　　1921年10月4日刚吃过午饭，包惠僧、杨明斋到陈独秀家串门，恰巧柯庆施也在陈独秀家，于是陈独秀的妻子就约他们打牌，陈独秀在楼上午睡。就在他们打牌之际，忽然有人在前门叫门，大家一下子警惕起来，因为按规定，自己人一般都走后门，可见叫门的肯定不是自己人。 　　包惠僧打开前门，只见门口站着三个人，他们说要找陈独秀，购买《新青年》杂志，包惠僧忙说：“他不在家，买《新青年》可以到杂志社去购买。”三人不由分说就冲了进来，陈独秀听到外面的吵闹声，连忙下楼向后门走去，谁知后门早已有人把守。就这样，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及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被押上汽车，关进了法国巡捕房。在审讯中，他们都报了假名，陈独秀报名王坦甫、包惠僧报名杨一如。 　　谁知，不久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一个是《民国日报》总编、共产党员邵力子，一个是同盟会元老褚辅成。他们两人是去拜访陈独秀，被埋伏在那里的巡警抓获的。陈独秀一见褚辅成就连忙给他使眼色，但褚不解陈独秀的意思，开口就大呼道：“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来了？”这样，陈独秀的身份就暴露了。 　　后来，经马林全力营救，陈独秀被关押两天、包惠僧等人被关押5天后全部被释放，这5天是包惠僧一生仅有的坐牢日子。 　　出狱后，包惠僧被党组织派往武汉，出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并组建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他首先找到著名律师施洋，向施洋借了一栋空置的小楼，着力创办了粤汉线上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包惠僧发现粤汉线工人的人数较少，就开始在平汉线上建立工人组织。此时，汉口租界6000多名人力车夫进行罢工，包惠僧趁机与车夫工人密切接触，发动工人，并联系施洋的律师事务所，与当局进行法律交涉，最终车夫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在平汉、陇海铁路上，包惠僧活动频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项英就是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包惠僧还同当时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主任的毛泽东在武昌会晤，这是两人的第二次会面。 　　当包惠僧在武汉积极开展工作之际，中央通知包惠僧到北京找李大钊接受新的任务。在北京，在邓中夏的陪同下，包惠僧第一次见到李大钊，两人长谈到深夜，李大钊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和努力，准备把我们5个同志安排到北洋政府的交通部工作，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使用化名，工作时要小心从事。” 　　就这样，包惠僧化名包一宇，被分配在京汉铁路工作。工作安定下来后，包惠僧举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叫夏松云，江苏高邮人，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始后夏松云辞掉教员工作，来到北京。 　　1923年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罢工被镇压下去后，有人举报包惠僧等5人鼓动工潮。关键时刻，包惠僧的好友黄统出面，经多方斡旋，证明5人在罢工期间天天上班，他们才幸免于难，但最终还是被解职。失去工作后，家庭生活就没有经济来源，包惠僧只能重操旧业，为北京的《宪报》撰稿，但因得知《宪报》是已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办的，便离开《宪报》。好在夏松云已在唐山扶轮学校找了个教员的职位，总算有一些收入。 　　这时，包惠僧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程度。在包惠僧看来，当时中共党内能领导他的只有陈独秀一人，而张国焘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公私不分，只会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指挥别人。但张国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包惠僧的顶头上司。当时张国焘向中央告包惠僧的状，要求开除包的党籍，只因陈独秀不同意，这事才算不了了之。在与张国焘的冲突中，包惠僧始终认为存在一个“张国焘小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别的同志，伤害了不少人。 　　 　　三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实行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包惠僧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南下广州临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山舰事件后，包惠僧的二十师党代表的职务被解除。不久，周恩来办了一个训练班，专门训练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包惠僧任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中央派包惠僧去莫斯科学习，但包惠僧却向中央要求让妻子夏松云同去，中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莫斯科也就没去成。包惠僧认为是“张国焘小组织”害了他，使他连同陈独秀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包惠僧也来到了武汉，将周恩来写的介绍信交给当时主持武汉工作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邓演达就派他筹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工作。但在工作中，包惠僧又与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代表张国焘发生了冲突。1927年1月，包惠僧受邓演达的指派，离开武汉黄埔军校，出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十四师师长是夏斗寅，湖北麻城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旧部。不久，邓演达率部进入河南继续北伐，夏斗寅的部队被调到宜昌，以防川军趁机沿江杀出。为此，包惠僧还尽力为夏斗寅的部队争取了许多补助，发放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夏斗寅对包惠僧十分感激，但他暗中却同蒋介石进行了电报联络，这件事让中共、包括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非常气愤。 　　不久，负责武汉地区的中共负责人张国焘找包惠僧谈话，向包惠僧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夏斗寅为什么与蒋介石联系；二是你去宜昌工作那么久为什么不向党写报告？三是你在宜昌为何花天酒地，行为不检。包惠僧当时只承认了前两点错误，至于第三点“花天酒地、行为不检”，他认为是不实之词。他一气之下向邓演达写了辞呈，决定离开夏斗寅的部队。 　　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夏斗寅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川军杨森部马上占领了宜昌，严重威胁武汉的安全。远在河南前线的北伐军正忙于战事，邓演达对此十分焦急，就派包惠僧去做夏斗寅的工作。谁知夏斗寅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围攻武汉，后来干脆投靠了蒋介石。为此，包惠僧险些被开除党籍，最后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他从此变得悲观消沉起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制造针对中共的大屠杀，包惠僧奉中央军委周恩来之命，到达南昌。南昌起义发生后，部队南下广东，包惠僧奉命暂时在南昌潜伏下来。周恩来在南下前给包惠僧写了封介绍信，让他去武昌找党组织。当时，到处都是血雨腥风，包惠僧先后在黄冈、高邮躲了一阵，不久去了上海，从此脱离了中共组织。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上海以卖文为生，还办了《现代中国》杂志。 　　1931年，他凭借在黄埔军校时与蒋介石的交往，担任国民党军委秘书兼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此时的包惠僧家庭发生了变故，他与第二位妻子夏松云的隔阂越来越深，最后两人分居。这时，在包惠僧家做家庭教师的谢缙云走进了他的生活，并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从1936年至1947年，包惠僧在国民政府里先后担任过内政部参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务。后随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当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包惠僧却去了澳门。 　　 　　四 　　 　　在澳门，包惠僧一家人就靠发放的那点遣散费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 　　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之后，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到了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包惠僧吃饭。席间，董老对包惠僧埋怨道：“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1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请包惠僧吃饭，包惠僧为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行为深感愧疚。原来当年，周恩来去国民政府内务部见部长张厉生，在张厉生的办公室里，周恩来见到了包惠僧，周恩来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包惠僧却远远走开了，生怕被别人看见。 　　1950年，按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此后，他写文章常用“栖梧老人”这个笔名，他的夫人谢缙云是这样解释这个笔名的：包惠僧把中华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而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文化大革命”时，包惠僧受到较大的冲击，他所在的国务院参事室里有人贴他的大字报，他还被打断了右腿。破“四旧”时，包惠僧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害怕被定为“右倾投降主义”的陈独秀牵连到他。 　　包惠僧在1950年被查出有心脏病，并且时常发作。1971年，大夫又在他的肚脐附近发现了一个瘤，考虑他年事已高，没敢对他实施手术。 　　1979年7月2日早晨，85岁高龄的包惠僧起床后说自己腰痛。晚饭后，他先看了一会儿电视，觉得心里烦躁，就邀了三个老邻居在客厅里打扑克，玩到晚上9点多，他放下手中的扑克，说自己腹痛，就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这样去世了，时间是晚上10点40分。医生的诊断是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死。 　　1979年9月22日下午4时，包惠僧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