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于8月20日揭晓，经过62人庞大评委团历时半个多月的5轮投票，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最终折桂，获得这项被称为中国文坛最高奖的荣誉。

　　对于如此大阵仗的文学评选，刘震云这样形容：“像超女，像翻滚过山车。可能过去评奖只是一个文学现象，现在则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

　　尘埃落定。虽然有关茅奖的争议一直未能停歇，但正如无数评委强调的：“虽然有遗憾，但选出的作品仍然可以代表茅奖的水平。”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莫言、张炜、刘震云、刘醒龙四位新科“茅奖”得主，分享他们对于茅盾文学奖、对于文学的感受与感悟。至截稿时，因《推拿》而获奖的毕飞宇家中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用上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说法，“茅盾文学奖终于向莫言还了这个债”。从10年前的《檀香刑》到今日的《蛙》，三届茅奖，莫言都有入围，却两次擦肩而过。上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蛙》得茅奖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十年前若是《檀香刑》获奖，更能显示茅奖的气度和眼光。”

　　对于茅奖，对于《蛙》，对于文学创作，莫言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在各种邀请和活动的间隙，莫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

　　“得奖最大的意义

　　在于以后的作品必须不一样”

　　谈茅奖

　　南方日报：麦家说茅盾文学奖终于向莫言还了这个债，您觉得这么多次和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而今年终于获奖，有什么样的感觉？

　　莫言：刚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毕竟茅盾文学奖这么多人关心，四年评一次，又有这么多作品参评，最终能获奖还是挺不容易的，这是对自己创作的一个肯定。

　　南方日报：有人说，本届茅盾文学奖所使用实名制投票，您是最大的受益者。您同意这个看法么？您是如何看待实名制投票的？

　　莫言：是不是最大的受益者，现在还很难判断。但是我个人认为，评奖程序的变化和改革，例如60多个人的大评委制，是很好的。人多可以保持各种意见观点的多样性，从多样性中求统一，有可能取得一个比较公正的结果。而且本次评奖程序比较透明，评委实名制，从制度上就保证了评奖的公平性，避免了暗箱操作。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

　　南方日报：以前您说过得了奖也不能说明写得比以前好，也不说明你比别的作家好。茅奖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莫言：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以前《檀香刑》和《四拾壹炮》都入围过，《蛙》写得更好吗？也不一定。得了茅奖给我带来了数百条祝贺短信，真正的意义就是：今后的作品，必须与这部得了奖的作品不一样。

　　南方日报：谢有顺认为，《蛙》得茅奖不是最好的时机，十年前若是以《檀香刑》获奖，更能显示茅奖的气度。

　　莫言：现在得了也不晚。对于作者来说，能否获奖是一件无法控制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

　　南方日报：对于您来说，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一个优秀的作家又应该带有怎样的特征？

　　莫言：第一，必须塑造出一个难以忘记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二，非常完美的结构；第三，必须包含超越时代的思想。一个优秀的作家得了奖之后要用10分钟忘掉它。即使10分钟忘不掉，也不能超过10天。

　　“《蛙》是真正‘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验”

　　谈作品

　　南方日报：从作品本身来说，您觉得《蛙》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莫言：《蛙》是一次“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验。自我批判是沿着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创作，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上世纪80年代，我个人对正面人物的报道形式不满意，必须要恢复文学的本来面貌。过去的现实主义是虚假的，是不现实的，真正的现实应该贴着人写。当时我提出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做好人来写。无论好人坏人在笔下都是人，都要被赋予公正心和正直心。写《红高粱》，实际上完成的工作是坏人身上的优点我们绝不回避，好人身上的缺点我们也毫不留情，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

　　经过几十年，光写他人还是不行的，要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深深挖掘出来。不能老是批判别人、批判社会，把所有的罪推到别人身上，一直放大别人的缺点。当我们骂别人的时候也在骂自己，别人身上的阴暗面，自己也具备，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到了一个向鲁迅学习的阶段：解剖自己，批判自己。

　　南方日报：这种“把自己当罪人写”，在《蛙》中，您是如何实践的？

　　莫言：文中“蝌蚪”的原型就是我自己。蝌蚪这个人不能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也应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受的教育，他所从事的工作，应该也可以划为广义的知识分子范围之内了。这一代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自私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通病，每个人都比小说中的蝌蚪好不到哪儿去。我对小说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对自己的剖析，我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里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阴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来。

　　南方日报：您觉得您在《蛙》中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呢？有什么地方超越了您之前的作品呢？

　　莫言：首先，人物上，“姑姑”是我过去所有的小说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复杂的人物形象。第二，小说里面的艺术性和结构方式，和我过去所有的长篇都不一样。第三，“把自己当罪人写”理念的注入，使这部小说超出了关于人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关于事件的小说。

　　南方日报：时隔3年再看这部作品，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莫言：遗憾当然有。开头部分进入得比较慢，有些童年的一些往事，写得稍微多了一点。应该更快进入姑姑这个人物中去。

　　“小说家若只讲故事，

　　就停留在说书人的艺术水平”

　　谈创作

　　南方日报：您曾经说过，让小说高于故事层面，才是一部好的小说的追求。怎样才能够高于故事层面呢？您是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将小说提升至现实之上呢？

　　莫言：小说依赖故事，但是仅仅讲故事的小说家仅仅讲故事，只是停留在过去说书艺人的艺术水平。小说要超出故事，使人们从故事中想到更多。通过故事来写人、写人的灵魂、写对人自身的追问，由此引发读者超越故事层面，对人的自身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和死亡等最根本问题的思考。

　　我想更接近现实，并不是作家的艺术追求。再怎么现实，也不可能比现实更现实。艺术并不是离开现实，而是高于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营造出超越现实的境界。我觉得谁能够用一种自己发明的、别人没有用过的艺术手段，超越了现实，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这应该是所有的有志气的作家所追求的目标。我用过很多手段，例如：用幽默超越苦难、冷嘲热讽超越政治、变形超越生活，但没有定型。

　　南方日报：在《蛙》这部作品中，“姑姑”这个人物就是你对现实的责任？还是说，您希望通过妇产科医生身上的矛盾的特征，来表达对“计划生育”这种大背景的抗诉？

　　莫言：这是一种责任，有人讲登山运动员爬山，要爬山是因为他站在那个地方。这个人物，在哪个地方，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脑子里有这样一个人物，不写是不对的，必须要写出来，就好像登山运动员面对一座新的高山一样，爬上去就是我的责任。

　　我要写姑姑，姑姑生命当中很长一个过程碰到了这个。计划生育不是我要描写的对象和展现的目的。但是，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是塑造姑姑完美人物的需要。他是我的人物生存的环境。我想真正优秀的读者，是看到后面，而不是停留在背景上，停留在人物对自身的追问上。对人类生与死种种重大问题的思考。

　　南方日报：这些年来您的创作领域不断变更，而且风格也不尽相同，您下一部作品将会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莫言：下一部打算写我的第三部话剧。我的第一部话剧是《霸王别姬》，空军话剧团演过50场。我的第二部话剧是《我们的荆轲》，8月31日到9月25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上演。他们对我的剧本比较满意，希望我继续给他们写戏。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