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摘要：《老子》非一人一时一地写成，而是经过后学多次补充、加工、阐释、整理而成。《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后学整理成最早的传本，老莱子和太史儋是《老子》在流传过程中的整理和再次加工阐释者。《老子》初稿成于春秋末期，最后写定在战国末年或汉初。李耳是汉代人对老聃的另一种称谓。

　　关键词： 《老子》；作者；成书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有关老子的文献资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篇传记只有几百字，但竟记载了四位与《老子》有关的人物，即老聃、李耳、老莱子、太史儋。这四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一个才是《老子》的真正作者？司马迁也无法明辨，只好用“或曰”这样的词语来诸说并存。这说明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老子》及其作者已经弄不清了。不过，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还是明显倾向于《老子》的作者为老聃，并肯定老子为隐君子。

　　后代学者为了理清老子其人其书，用了很多心思。北魏崔浩曾经怀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到了宋代，在怀疑辨伪的风潮下，有人开始怀疑老子其人。陈师道怀疑老子时代在“关、杨之后，墨、荀之间乎”；叶适认为：“孔子赞其为龙，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也。”“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黄震则认为：“《老子》之书，必隐士嫉乱世而思无事者为之。异端之士私相推尊，过为诬诞。”清代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序》和汪中《述学·补遗·老子考异》主张太史儋就是老子。崔述虽认为老聃生活在春秋末年，但“《道德经》五千言，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康有为在《桂学答问》里说：“各子书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1]（P2-26）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老子》的作者问题又为学术界所关注。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肯定传统的说法：老子早于孔子，约生活于春秋末期；《老子》即为老子所作。1922年11月，梁启超著《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六条证据：其一，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不可能同时；其二，孔、墨、孟为何没有提及老子；其三，《礼记·曾子问》所载老子的谈礼与《老子》相反；其四，《史记》史料多来源于《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不足为信；其五，从思想体系上看，《老子》中的话太激烈、太自由，不像春秋时人言论；其六，从语言上看，《老子》书中的“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字样，不像春秋时所有；“偏将军”、“上将军”是战国时的官名，春秋时是没有的[2]（P305-307）。基于此，梁启超认为老子晚于孔子，断定《老子》的著作时代在战国之末。

　　梁启超此文一发表，遂掀起轩然大波，学术界立即展开老子其人其书大论战。诸多著名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前后持续十多年。论战基本分为两个阵营：梁启超、张寿林、钱穆、冯友兰、张季同、罗根泽、顾颉刚、谭戒甫、张西堂等人认为《老子》晚出，老子晚于孔子① 。胡适、张煦、唐兰、黄方刚、高亨、马叙伦、叶青、郭沫若、刘汝霖等人坚持《老子》早出，老子早于孔子②。至于《老子》的作者，学者们也无定论。如钱穆认为《老子》作者为詹何；刘汝霖认为教孔子者是老聃，辑老聃格言为《老子》书者是李耳；张季同、谭戒甫和罗根泽认为《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郭沫若认为《老子》书是关尹即环渊所记老聃语录。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干脆认为没有老子这个人，先秦以来直到《史记》的记载统统“妄诞无稽”[1]（P93）。

　　这一时期的学者讨论老子的作者与时代，搜罗材料非常丰富，启发后学者也多。但其方法论尚存在不足：其一，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完全等同于一个时代，以《老子》其书的晚出证明老子其人的晚出。其二，用现代的思想、理论、逻辑给先秦学术的发展制定一个演变轨迹。比如认为诗、史、论之三者依次演进，是文学进化的规律，《老子》文体属“论”，而用诗的形式，是韵语的论文。这种形式见于《庄子》，到了《荀子》就更多了，那么《老子》只能是《荀子》同时代的作品，老子也就只能是这个时候的人了。或者认为古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必然是由“甲”到“乙”再到“丙”，而《老子》中有“丙”的思想，所以老子只能出现于“丙”的时代。

　　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帛书《老子》有甲乙本之分，其中用古隶书（介于篆隶之间）抄写的称为甲本，用隶书抄写的称为乙本。甲本不避刘邦的讳，而乙本则把“邦”改写为“国”字，所以学术界认为甲本是战国晚期的传本，乙本是汉代初年（惠帝前）的传本。帛书本与今本《老子》虽然都由《道》、《德》两篇组成，但是在章次、字句、经文句型、虚词及其所用古今字、假借字上均有差别。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韩非《解老》、《喻老》先解《德》经、后解《道》经的次序一致。故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帛书《老子》早于今本《老子》。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被抄写在三种不同形制的竹简上，整理者便将其分为甲、乙、丙本。竹简本、帛书本同今本《老子》有较大不同：竹简本只有二千言，全篇并没有《道》、《德》两篇之区分，且在章次上与帛书本、今本有较大的差异。另外，从内容上看，竹简本缺少帛书本和今本中关于“道”的理论阐述，偏重于实用，“人君南面之术”的色彩十分浓厚。帛书本和今本都有抨击儒家“仁、义、礼”的文句，而竹简本没有这些文句。据研究，竹简本成书大致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古本《老子》。

　　立足这些新的出土材料，我们对《老子》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为此，我们就必须先弄清老聃、李耳、老莱子、太史儋四个人的身份与关系。

　　二、关于老聃

　　1．典籍记载

　　典籍中记载老聃的史料有《论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

　　《论语·述而》篇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老彭为何人，古来即有不同的解释。清代王夫之《四书裨疏》、赵翼《陔馀丛考》综合汉魏以来诸家学说，认为老彭即老聃；马叙伦《〈老子〉覈诂》申论其说，证据充分，足以为信。《论语·宪问》“以德报怨”和《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等观点就是受到老聃思想影响的明证。《庄子》中曾多次记载老聃言论及孔子与老子相见之事，如《德充符》、《应帝王》、《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在孔、老对话中，老聃总是以孔子前辈的姿态出现。《养生主》还记载了老聃之死：“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黄方刚写于1937年的《老子年代之考证》曾对《庄子》一书记载的人物及行为事迹进行了系统考证，认为《庄子》中凡对话者必同时人（两次例外），尤其是记载的老子、孔子及其弟子的事在时代上绝对没有问题[2]（P353-383）。陈鼓应先生也认为《庄子》寓言内容虽妄，然则寓言中历史人物的行辈关系“从无紊乱”[3]。《荀子·天论》说：“老子有见于绌，无见于信。”与老子的思想吻合，说明荀子见过《老子》书。韩非有《解老》、《喻老》两篇，是现存《老子》最早的注本。《吕氏春秋》中《去尤》、《不二》、《重言》、《贵公》、《当染》等篇都有关于老聃言论行事的记载。

　　综合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应该相信老聃生活于春秋末期，年略长于孔子，孔子曾向老聃问过礼。孔子说他和老子都是“述而不作”。既然不“作”，就不可能有文字型的《老子》，这和《论语》不是孔子写作的情形是一样的。

　　此外，《史记》中有三次关于老聃的记载，第一次见于《孔子世家》，第二次见于《老子韩非列传》，第三次见于《仲尼弟子列传》。这三次记载都提到孔子问礼于老聃的史实。

　　2．老子去周的时间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詹剑峰认为，周朝之衰落由来已久，自周平王东迁，王纲解纽，政在霸主，到春秋时代，周室一直在衰落过程之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见周之衰”不是泛指周室的衰弱，而是春秋末叶的王子朝称兵作乱一事。这场兵变内乱前后共持续18年，才告平息，故老聃去周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16年左右。因为这一年王子朝兵败奔楚，又带走了周之典籍。老聃为周之征藏史，既然他所管的史籍都已经散佚，最后也只能去周归隐，从而成为隐君子[4]（P8）。

　　因此，我们认为老聃生活于春秋末期，略长于孔子，曾经是“周守藏室之史”，卒年不可考。老聃是历记古今成败兴盛的史官，敏而好古，述而不作。一些后学根据他的口述创作了格言式《老子》初稿。虽然此时的《老子》没有完全定型，但此书的思想已大致确定。这些以格言警句方式出现的道家思想在春秋后期开始在社会上传播，不但影响了《论语》，而且启发了《孙子》。

　　三、关于李耳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下文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同样的话在《太史公自序》中被重写一次。可见，司马迁是确定老子姓李的。既然姓李，为什么还叫“老子”呢？唐人张守节《正义》引张君相曰：“老子者，是号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众理，达成圣学，乃孳生万物，善化济物无遗也。”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勉强。清人姚鼐《老子章义序》则说：“孔子举所严事之贤士大夫，皆称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产是也。匹夫无谥，聃又非谥法，其妄无疑。庄子称老子居沛，夫沛者宋地，而宋国有老氏。然则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转为李，犹姒字转为弋欤！”[5]（P5）这些话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的观点是，老子本姓“老”，“李”是“老”的同音代替字，李耳是西汉人对老聃的一种叫法。陈述理由如下：

　　第一，先秦的典籍，像《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礼记》等记载诸子大儒①，大都是姓后加子，如孔子、孟子、墨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或直接称名，称老子或作“老子”，或作“老聃”，没有把“老子”叫“李子”或“李耳”的。以此例之，老子也应当是姓“老”无疑。

　　第二，春秋时代有“老”姓，而没有“李”姓的记载。《左传·成公十五年》：“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这里的“老佐”姓老。又《昭公十二年》：“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此“老阳子”姓老。又《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此处的“老祁”也姓老。据现存史料，只有战国时代才有李姓的记载，如《战国策》中记载有李悝、李克、李谈、李牧，《韩非子》中有李克、李史。《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在《列子八篇》后有《老成子十八篇》，此处老成子也姓老。高亨先生认为“李姓之起甚晚，老子之世未闻有之”，“言老子姓李，名耳者，殆自汉人始”[1]（P446）。

　　第三，老，《广韵》“卢皓切”，古韵来纽幽部；李，《广韵》“落哀切”，古韵来纽之部。“老”、“李”二字同纽，韵部接近（幽之先秦通用的例子甚多），因此，“老”、“李”二字发音非常接近。虽然我们找不出古籍中二字通假的证据，但按照先秦古籍“音近义同”的训诂规律[6]（序，P1），这两个字通用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聃”与“耳”的关系，我们相信司马贞《史记索隐》上的解释：“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

　　四、关于老莱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张守节《正义》说：“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张守节的说法是错误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之所严事者，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司马迁明确说老莱子另有其人，是楚人，并指出其与孔子“同时”。老聃早于孔子，老聃就应早于老莱子。老莱子既能“言道家之用”，则说明他是道家后学。那么，老聃、老莱子、孔子三人应该都生活在春秋末年，老聃年龄略长于老莱子和孔子。这点在《庄子》、《战国策》中也有所体现。《庄子·外物》记载了老莱子教导孔子的事情。《战国策》也记载了老莱子教孔子的话语，不过《孔丛子·抗志》则认为是老莱子教导子思，而《说苑·敬慎》以为教导孔子。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明显，即从孔子对老莱子的态度和老莱子教导孔子的语言看，孔子很尊敬老莱子，老莱子年长于孔子。汉刘向《别录》记有：“老莱子，古之寿者。”这可能是由于老莱子与老聃思想、年寿相似，又都是古之隐君子，故被后人混淆起来。

　　老莱子所著“十五篇”应是对初稿《老子》的阐释、整理和补充。即老莱子是《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一个较早的、比较重要的阐释者，他对《老子》的阐释可能像韩非《解老》、《喻老》一样，主要以解释发挥为主。《汉书·艺文志》诸子类道家记载有 “《老莱子》十六篇”，《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却无记载，说明此书早佚。

　　五、关于太史儋

　　历史上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因为太史儋也曾为周之史官，也曾西出关见秦献公，且“儋”与“聃”音同。但经过对史料的考证，我们认为太史儋与老聃完全是处于不同时代的两个人：

　　1．司马迁没有完全肯定太史儋就是老聃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莫知其然否。”这段话写得模棱两可，司马迁似乎知道太史儋不是老聃，但长期有这样的传说，太史公谨慎地用“或曰”，是为了诸说并存。

　　司马迁反复说“老子，隐君子也”，“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否”，说明老子的情况确实扑朔迷离。老聃曾为周之柱下史，太史儋也曾为周之史官；老聃曾有西出关的经历，太史儋见秦献公，必然曾西出函谷关。相同的官职和经历，再加上两个人的名字“聃”、“儋”读音相同，遂混为一体，自是情理中的事。清人毕沅《道德经考异》、汪中《老子考异》及今人罗根泽都考定老子即太史儋，主要就是依托这些证据。但司马迁说“或曰儋即老子”，并不是肯定二者为同一个人，而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一种说法。

　　2．太史儋与老聃时代不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儋西见秦献公之事，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外，《周本纪》、《秦本纪》也有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太史儋西见秦献公的时间在公元前374年；根据上文的考证，老聃离周大约在公元前516年，期间相差一百四十年左右。故太史儋与老聃完全是两个人。

　　3．段干崇不是太史儋的儿子

　　有人说“老子之子宗”即段干崇是太史儋的儿子，老子的谱系是太史儋的谱系。这也应属误记。《魏世家》：安厘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战国策·魏策三》：“华阳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以和。”段干崇请割地以与秦和，是在魏安厘王四年，与太史儋入秦相距101年。因此，认为段干崇是太史儋的儿子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

　　那么，太史儋与《老子》是什么关系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还有一段记载：“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是把战国时期的太史儋的故事混淆到春秋时期的老聃身上了。《史记索隐》引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史记正义》引《抱朴子》：“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史记集解》引刘向《列仙传》：“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至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汉书·艺文志》诸子类道家记载有“《关尹子》九篇”。班固自注曰：“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此书早佚，《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均不载。刘向《别录》记：“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或曰‘关令子’。”《吕氏春秋·审己篇》汉高诱注：“关尹喜，师老子也。”《庄子·天下篇》中也有关于关尹的记载。

　　据高亨考证，关令尹喜就是关尹。“关尹”大概以职官为名，是道家学派的另一个较重要人物。《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这是按照时代顺序排列诸子，关尹位列于墨翟之后，列子之前。《庄子·达生篇》、《吕氏春秋·审己篇》曾记载列子尝问于关尹子，说明他与列子同时代。列子的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但关尹略早于庄子，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关尹既然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那么关尹的时代也就大致可以确定了。他在公元前374年与太史儋见面，在时间上是合适的。因此，公元前374年与关尹见面的老子就只能是太史儋而不可能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聃。

　　《庄子·天下篇》对关尹的学说有概括性说明：“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其学说同老子十分接近。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录太史儋是道家人物，但他与秦献公的谈话内容则表明他深习《老子》，并从中学到占卜方术，他是一个术数之士，一个喜好预言的前识者。

　　因此，我们认为，太史儋是《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又一个更重要的阐释者。他整理加工过《老子》，并将《老子》分为上下篇，进一步扩大了《老子》的影响。经太史儋整理后，《老子》终成五千余言，并成为流传较广的读物。帛书本《老子》应是太史儋整理本的流传抄写本。他为关尹著书，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正如蒋伯潜说：“竹简刀漆，岂匆遽旅行中所能成书乎？”[7]（P191）太史儋可能早就整理、阐释过古本《老子》，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战国时代的影响，与老聃的思想已有不同，只是没有示人，也没有最后定稿。在函谷关，太史儋遇到和自己具有相近思想的关尹，在关尹的一再要求下，太史儋决心将整理本《老子》示人，以流传于世。世传关尹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虽然此书早佚，但我们通过上述材料可以推知，《关令子》可能是为阐释太史儋整理后的《老子》一书而作。

　　总之，《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弟子整理成最早的传本。老莱子和太史儋是《老子》在流传成书过程中阐释、加工、补充和整理者，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老子》一书作出过不同的贡献。老聃口述的格言诗式的《老子》作为“经”在社会上流传，且以口传为主，没有完全定型，因而不太完整，但思想已大致确定。老莱子在《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起过重要的阐释整理作用。太史儋是《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最重要的阐释者，他整理、加工《老子》，并将其分为上下篇；《老子》有了写本，其影响日益深远，成为较流传的读物。韩非《解老》、《喻老》篇，先解《德》后解《道》，其次序与帛书本相同。今本《老子》的成书时间应该比帛书本更晚，但至迟在司马迁之前已经定型。这其间又经过了不知名的道家后学的加工和整理。

　　参考文献：

　　[1]罗根泽.古史辨，第６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罗根泽.古史辨，第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J].哲学研究.1988，（9）.
　　[4]詹剑峰.詹剑峰学术论著选[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魏源.老子本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
　　[6]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
　　[7]蒋伯潜.诸子通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伏俊琏(1961—)，男，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王晓鹃（1971—），女，甘肃武都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