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说，道家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现代著名学者鲁迅先生说，“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来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的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竹简研究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之情况的进一步比较考察，我们感到，还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2 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这其中，有一种看法尤应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玉燕、吴德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其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而深刻的。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补互动。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也不乏其人。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黑体为笔者所标)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否期许过高?

三、关于道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可是在道学研究中，道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这种研究也是有意义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于在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性转化，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道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及的实际工作，但总的说，还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详尽的《道学通史》。

作者单位：吉林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