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菲裘德洛百度云:陈红太：破除“体制制约”的“四加七”

　　记者：您曾提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是是否满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目前来看，我国科学发展尤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哪些具体变革要求？这方面的改革究竟该如何推进？

　　答：各地的发展经验证明，制约一个地方发展的要素有许多，但最为根本的就是两个方面：要素制约和体制制约。“要素制约”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有时是无可奈何，你这个地方既没有能源、又没有资源、更没有区位和交通优势以及人文优势、基础设施建设又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要啥没啥，怎么实现快速发展？即使有好的领导团队和政策优惠，发展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对于一些先发现代化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能源资源等要素的需求非常迫切，这些要素制约迫使这些地方或者实现产业转移或者调整产业结构，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就是以发展新经济、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体制制约”则与“要素制约”情形完全不同。你这个地方似乎快速发展的各种要素都具备，政策机遇也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下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就是远远地落在其他地方的后面。在这种状况下，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体制制约”造成的。体制制约最为根本的还不在于政府机构设置的是否科学和政府效能是否优化，最为根本的取决于两大要素：主要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和领导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执政理念和政策导向是否符合科学发展和实践需要。对于今天许多地方来说，中国改革开放能否实现新一轮腾飞，主要看是否能够破除“体制约束”。

　　一个地方和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配备，无数的发展个案都证明，是决定一个地方和单位能否实现快速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关键。这个问题作为执政党及其相关的各级领导人认识是清醒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做到把最优秀的党的各级领导者选任到最适应的领导岗位？创新并适用什么有效的选任机制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从各地创新实践的综合经验归纳，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举措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可实行“三举制”。

　　所谓“三举制”就是把“科举”、“荐举”和“选举”三者的选官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担任重要和关键职位的领导干部必须经过由中组部或专门的考试院组织的考试通过才能获得选任资格；取得相应资格的相同职位的官员才能被推荐或竞选相应重要和关键职务的领导干部。通过“三举制”，把综合素质和专业考试的科举、伯乐识马的各种形式的荐举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选举，三者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即淡化竞选中的资本和强势集团操纵、荐举中的人际和组织操纵以及跑官要官，又避免科考书生缺乏组织动员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弊端。

　　二是可试行“区域性竞选”。改革现行的领导干部的交流委任制度，在具备条件的行政区域内对取得科举和荐举资格的地区或部门候选领导人实行竞争性选举。不仅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选举授权的需要，也通过竞选承诺强化领导干部对下负责的公仆意识，把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对人民利益负责统一起来。

　　三是可推行民主问责制。为了强化领导干部对岗位责任和职务风险意识，可把目前实行的上级对下级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制改为具有政治性对选任制领导干部的民主问责制。扩大问责提出主体和问责职务事项的种类及范围，完善问责制的适用程序，使对选任制领导干部的职务问责既成为职务退出的有效机制，也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监督和约束领导干部的有效机制。

　　四是可力行人才立国政策。高度重视新加坡在治国人才的发现、培养和激励方面的经验。执政党要把发现和培养治国人才作为最稀有的政治资源加以对待、进行感情投资和有意识的创造成长的环境和条件，使最精英的治国人才都集中和汇集到执政党的领导人才队伍中，并对关键和特殊的领导岗位给予最优惠的职务待遇。实际上，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把“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作为我们党保持其先进性的四个根本点之一，足见人才的竞争问题不仅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而且已经作为党保持先进性的基本国策。

　　破除体制制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执政理念和政策导向是否符合科学发展和实践需要。根据各地创新和发展经验，有七个方面的要素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信仰和忠诚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追求自私就是天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的各级和各部门主要领导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忠诚，就是无价之宝。有了这样一种信仰和精神力量，不仅可以抵御和防止执政的共产党人“市场经济人化”、“权力专断和腐败乱用”，也能可持续地保障党的领导正确和实行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二是民生导向型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重庆等地的发展经验证明，满足民生需求、保障百姓民生权的需要，遏制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努力追求共同富裕，不仅可以增强百姓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业热情和致富积极性，还扩大和增强了民间消费、辩证地解决了在不断扩大蛋糕分配过程中做成更大蛋糕的问题。用薄熙来书记的话说就是，“当百姓都能感到我们的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的，大家就自然会紧密地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去奋斗，'蛋糕'就会做大做好”。

　　三是组织和体制优化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市场经济机制不仅是对经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可以运用市场化思维实现对社会组织和体制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和最优配置。杭州、深圳和成都等地的“复合组织”经验证明，在充分社会化和市场化以及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执政党、政府、企业、科教文卫传媒等各种组织和体制资源的有机整合和优化配置，不仅能够形成新的行业和产业竞争力，也能够形成更为优越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

　　四是城乡一体化建设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城乡一体化建设可以实现城市和乡村发展资源和市场要素的统一配置和共享，使市场化机制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机制拓展到农村，使农村闲置的资源转化成资本，就会大大加速“三农”的市场化、城市化和产业化进程。农村的城市化和社区化、农业的集约化、合作化和产业化、农民的市民化和员工化，必将创造和续写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奇迹。

　　五是新经济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现代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科技创新驱动和市场化金融投资体制的有机结合。由现代市场化的金融投资体制保障的科技创新，不仅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还能够迅速转变为生产力。新经济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开启了动力枢纽，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六是科学规划和符合实际的产业政策能够产生生产力。科学规划和产业政策是中国式民主政治配置市场资源的主导方式。符合区域和地方发展实际的科学规划和产业政策，会大大地减少市场经济自发配置资源的盲目性，使区域和地方性有限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使符合本地发展实际的产业得到快速扩张性发展。

　　七是民主治理机制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民主治理机制一方面体现为立法和决策的多元参与和互动机制，一方面体现为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职能分工的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民主治理机制不仅可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信力，还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性质的组织职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避免权力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替代、垄断或不必要干预，妨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