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思本草珍珠焕白牙粉:乔布斯的秘密日记

　　也许，那些庸俗之辈会以为我的这一切都来得容易。的确，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无论到了哪里，人们都会对我礼遇有加，因为他们都把我看做是有史以来最耀眼的商业明星。我身形消瘦却英俊潇洒，发迹齐整，留着黑白相间的络腮胡子，看上去颇有英国影坛巨星肖恩·康纳利的风范。重要的是，我是个名人，经常会登上《人物》杂志。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人们认出来，并且被他们议论。然而，我喜欢这一切，我乐此不疲。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事情，那便是诸如布兰妮·斯皮尔斯之流所散布的他们希望自己不是名人的言论。算了吧，如果你果真这样想，那便远离你所有的金钱，将自己白人血统的后代交由儿童看护服务中心，然后到遥远的穷乡僻壤住进一间窝棚里去吧。因此，你们还是闭嘴为上。

　　更为奇妙的是，我之所以成名，并不是因为我是服用类固醇的动作影星、缺乏教养的说唱歌星或者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篮球运动员，而是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执掌着世界上最酷的电器公司的天才。这家公司是我在一间车库里白手起家的，或者说，是我与另外一个人一起干出来的，但这个人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我的名字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我所创造的机器是一件艺术品，它设计精密、制作精良，若干年之后一定会进入博物馆而流芳百世。我的iMac电脑和iLife软件激发起了人类孩童般的好奇心，并使它们的用户产生出一种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和幸福的优越感。并且，我还是iPod的发明人，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所耳闻？

　　人们经常问我，我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是钱。我的钱已经够花，甚至连我自己也数不清自己有多少银子。我从来不去考虑钱的问题，我甚至可以用几张100美元的钞票擦屁股。真的，有一次我的确拿钞票擦了屁股。

　　再重申一下：我英俊潇洒、名震寰宇、才华横溢，我还用钞票擦屁股。我现在明白了，难怪人们都嫉妒我，连我自己都对自己羡慕不已。然而，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很多事情上，我的生活并不总是风光无限。我要不断地出差，不停地工作，难得睡一个好觉，也难得休息一天。我必须承认，我生活得有些劳累。正如博诺在我们闲来无事时常说的一句话：“人们总以为，摇滚明星除了花天酒地便没有别的了。实际上，这碗饭也并不是那么好吃的。”的确如此。

　　然而，作为一名成功人士，最头痛的莫过于别人的嫉妒，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排挤成功人士。对我来讲，我所见过的嫉妒心最强的家伙是一名叫做弗朗西斯·X·多伊尔的美国律师。他脑袋瓜子很大，但也愚蠢透顶，有一次他甚至决定要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认为，要踏上这条政治坦途，最好的开端莫过于去起诉一家知名公司的CEO。为什么不呢？艾略特·斯皮策也曾使过这一招，状告华尔街的那些纨绔子弟。结果，他后来成了纽约州的州长。

　　因此，多伊尔和他的一名叫做威廉·普恩的年轻律师一起，要将我掀翻。（我敢打赌这的确是事实。）他们坐在旧金山肮脏不堪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冥思苦想，并不断拿起电话，向媒体泄露有关我的捕风捉影的消息。我们将他们分别称为检察官克鲁索和助手加藤。

　　然而，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我乔某人，硅谷的几十家公司都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杜撰了许多关于公司经理层欺诈投资者的故事。当然，那些媒体的傻瓜们对此如获至宝，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群人对富豪花边新闻趋之若鹜的话，那么这群人便藏匿于污秽不堪的媒体。这帮心怀不轨却又胆小如鼠的家伙终日生活在嫉妒和仇视之中，他们的日常工作便是采访那些比自己更加富有、成功和风光的人物，然后再抄起笔杆子对他们说三道四。他们是一群蛀虫，是一群吸血鬼。为了掩盖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这群臭味相投之辈说服自己：之所以对这些富有、成功和风光人士恶语相加，是因为要拯救整个世界。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毫无疑问，你们很可能已经听说过我的遭遇，你们也很可能听说过关于苹果公司的风言风语。事实上，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所听说的全都是那些起诉人、政府芝麻官以及媒体败类们所杜撰的谎言和污蔑之辞。现在，轮到我反击了。请你们相信，我的杜撰和谎言要比他们的更有信服力。

　　2006年6月12日，晴。心情：轻松、惶恐

　　今天下午，我光着脚盘腿在一个垫子上打坐，目光紧紧盯着一块电路板。别看这块电路板只有约莫一张扑克牌大小，但它却是我数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它是iPhone的枢纽，是我们的工程师设计出的核心部件。然而，它存在问题，但我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并不是说，这块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事实上它的运行很正常。但是，它缺乏一种美感。而我的工程师们则认为，一块电路板不需要什么美感，因为没人会看到它。

　　“的确如此，”我说，“但是，我知道它并不美观。”

　　因此，我来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静心室的背景为白色，没有窗户，里面静谧异常。我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注视着眼前的电路板，竭力使自己渐渐入神。慢慢地，就像一个在走廊里摸索前进的盲人，我眼看着就要进入一个寂静的虚无世界。

　　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敲门。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幻觉，因此并没有理睬。后来，敲门声又响起，然后门被人推开了。我转过身，原来是保罗·道森和索尼亚·伯恩。他们两个看上去一脸严肃。

　　“抱歉，打扰了。”索尼亚说。

　　索尼亚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部主管。她身材高挑，鹰钩鼻子，是个“火药桶”脾气，动辄小题大做。

　　不过，她倒是严格遵守公司的有关规章制度，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找我谈话。我们公司按照职务大小设定了十级谈话制度，最高级别的公司高管人员可以与我预约时间，中层人员必须由我提出接见，而普通员工要跟我搭话简直是妄想。如果他们试图与我攀谈，或者是在我在场的情况下与其他人闲聊，我会让他们卷铺盖回家。即便是那些我可以接见的经理层人员，也只有在规定的时间，进行规定时间内的谈话（根据级别的高低，谈话时间各不相同）。员工们要见我，需要打开电脑，点击位于公司网络上的我的文件夹，便可以知道我当前是否有时间了。如果现在不行，你只能从电脑上看看我的下一个空余时间段是什么时候。我在静心室冥思、做瑜伽或练习太极期间是从来不见人的。我说到做到，从不开这个先例。如果发生地震或是火灾等火烧眉毛的事件，我自有办法。的确如此，我不是在开玩笑。

　　然而，这两个家伙却私闯我的静心室，视公司规章制度为儿戏。

　　“有紧急情况！”保罗说。保罗是一名彪形大汉，去年刚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财务主管。我通常不喜欢雇用魁梧的员工，这是我的一个原则。但有人强力推荐保罗，因此我破了这个例。

　　“大楼着火了吗？”

　　“不是。”

　　“地震了吗？”

　　“不是。”保罗摇了摇头。

　　“有暴徒手持武器在大厅行凶？”

　　“什么？”

　　我抬起手，使劲叹了口气，然后闭上眼睛，然而我已经不能集中注意力了。我双手合十，将下颌靠在指尖上，试图再次进入冥思，但我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最后，我站起身来，走出门去，沿着长廊走回办公室。

　　“有什么事说吧。”我说。

　　索尼亚开始回话。然而，我只是看到她的嘴巴在动，却听不进去她在说什么，因为我仍为自己被打断冥思而恼火。就这样，我听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终于隐约听出好像出了大事。她好像提到了优先认股权、股价、政府调控以及许多公司收到信件询问公司财务问题的事情。

　　“就这些？”我问她。

　　“这些很重要啊！”她说。

　　“我知道，”我说，“的确，这些数字和法律问题对你的部门来讲很重要，去查查有关法律条文不就搞定了吗？我刚才在冥思，你不知道吗？如果你的工作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某些人去解决，那就找他们得了，干吗要把我扯进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中去？不然我雇你干什么？这是你分内的职责，我的工作是制造那些美妙绝伦的产品。如果整天有人打扰我，我的工作如何进行？”

　　这时，保罗张开大嘴又说了一通。我说：“保罗，你没听说过iPod吗？听说过是吧，很好。那么你告诉我，难道你不希望在你生命中看到更多美妙绝伦的东西吗？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孩子们在一个充满着各类美妙绝伦事物的世界中长大吗？那么，请你们别来找我麻烦。”

　　索尼亚有些激动，她解释说，在iPod发明之前，苹果公司给了我1 000万股票期权，但我从未将它们出售，也从未因此获利，或者说我从未用它们换取任何股票或其他的东西。至少，我认为索尼亚说的就是这些。我敢说，我从未考虑过股票期权或者我能挣到多少钱的事情，我只在乎创造力。

　　“索尼亚，”我说，“不管怎样，交罚款也罢，怎么样也罢，我一分钟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好了，别说了，就这样。”

　　然而，索尼亚却仍站在那里不走。我惊愕不已。她说她认为我并没有理解她的意思，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已经上升为刑事案件。她说我们都是逢低发放期权，因此得到期权的人都会立刻大发横财。表面上，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或者说即使不可以，过去也没人去深究。然而，由于安然事件，华盛顿的一些白痴修改了有关法律，并且四处招惹麻烦。

　　“史蒂夫，”索尼亚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派律师过来，他们要查看我们的账目。检察长都已经与我们联系过了。部分倒填日期的期权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不，我还是不懂。不过，我可一点也不傻。我不就是没有念完大学吗，因此你便可以把我当成三岁小孩儿吗？只要我高兴，我便听得懂。我只是不愿意听懂而已。这样吧，把这些期权从我的银行账户挪走，或者随你处理。我的老天，什么事情都得我替你们出面吗？”

　　“嗯，交罚款还是轻的。”她看着我说。

　　我说：“好吧，继续，别吞吞吐吐的。”

　　“嗯，”索尼亚继续说，“有些人甚至要面临刑事起诉，有些人会因此而……嗯，某些情况下，起诉会导致罚款，甚至可能，也许有人会因此而坐牢。”

　　“坐牢”，一个匪夷所思的词语。她话音刚落，我的办公室便陷入了一片死寂，只听到空调里吹出来的呼呼风声，我在一瞬间感觉到一股冷气掠过自己的脖子。我想，我的老天，我要干掉那个可恶的空调安装工，因为我告诉过他要绝对保证空调的无噪音运行，我要这里像埋在坟墓里那样安静。然而，我却听到了空调里吹出来的呼呼风声，那感觉就像坐在一架飞行在3万英尺高空的喷气式飞机上。这让我如何专心致志地工作？我就在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里工作吗？我甚至连自言自语都听不到。

　　保罗站在那里，硕大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的胸口急剧起伏着，似乎是由于10分钟前在走廊里走得过急，也可能是因为站得时间太久。他甚至看都不看我，低着头，只对地上的地毯感兴趣。的确，这张地毯出自西藏艺人，按照我亲自提供的图纸，全手工编织。

　　我不禁大怒：“算了吧，你们这些蠢货！啊，天哪，我真是恨透了你们！你们赶紧给我滚！我恨死你们这些蠢货了！你们真是欠收拾了。我可不是开玩笑，我要叫上拉里·埃利森去商量对策了。”

　　然而，他们仍站在那里，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他们的眼神像是在拍着怀里的宠物狗入睡，又像是在医院看望病入膏肓的病人。说实话，没有谁愿意待在医院里瞅着那些怪异的医疗器材，闻着医院里那特有的气味，他们需要鼓足勇气站在那里，挤出一丝笑容与病人家属交谈，并在熬够了一段时间后冲到外面去狠狠呼吸上两口新鲜空气，享受一下和煦的阳光，然后自言自语道：“我的天，难道为了行善就需要忍受这些吗？”

　　对，保罗和索尼亚就是这样，他们既像是在安慰一条即将入睡的狗，又像是在医院里强打精神。

　　“史蒂夫，”索尼亚说，“我们说的可都是实情，我保证。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要调查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实话告诉你，”我说，“我管他怎样呢。但我要问你的是，你难道不知道在我冥思时不许别人打搅吗？”

　　“我知道公司有规定。”索尼亚回答。

　　“你知道就好。那么，我现在要你们两个做的是马上给我滚开，回到自己办公室后就地自行解职。好吗？谢谢！”

　　他们走了。我又回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继续冥思。仅过了10分钟，我便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然而，那天吃过晚饭之后，我在做瑜伽时接到了汤姆·博迪奇打来的电话，他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董事会成员。他告诉我说，这个星期天要开一次紧急董事会，讨论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一事。

　　“我还是觉得，如果要开董事会，你们得经过我的同意。”我说。

　　他发火了，像一条疯狗一样地咆哮着：“我不是开玩笑，到时候你爱去不去，你这头蠢猪！”说完，电话挂断了。

　　我还是不明白。但从汤姆的口气中，我隐约觉得，这次可能真不是闹着玩的。

　　2006年6月22日，多云。心情：震惊

　　“的确，我也听说过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事情，每个人都难逃此劫。”拉里·埃利森说，“这分明是在搞迫害，已经有100家公司收到通知了。”

　　我们两人来到位于伍德塞德的一处日本花园，漫步在人造池塘旁边的一条石子路上。我们两人都穿着和服，脚蹬木屐。树林里有鸟儿的鸣叫声，这些鸟儿都是拉里从日本进口的娇小可人的盆景鸟，它们不会飞到别处，因为拉里会喂给它们风味独特的日本鸟食。

　　“有几名美国检察官要竞选州长，而现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帮恶棍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史蒂夫，这些人不过是些跳梁小丑而已。他们倾家荡产才上了法学院，现在连海湾地区的一套房子都买不起。然而，现在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患有艾斯伯格综合征的工程师们开上了法拉利跑车。因此，对于你我这样的人，他们是恨之入骨，因为我们犯下了一个旷世少有的伟大错误，那便是创造了就业机会和聚敛了巨额财富。因为我们的存在，才冒出来如此多令人眼红的百万富翁，这也难怪那些律师们恨我们入骨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一点儿也不恨这些律师。看看我们的做派吧，星期四的下午穿得像日本军阀一样喝茶聊天。连我自己瞧着也不像话。”

　　在这点上，我不同意拉里的看法。我知道许多人都恨我们，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完全没有道理。然而，拉里却有些过于仗义和老实。我认为，他的甲骨文公司成立30年以来，开发出来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产品都能更好地改造我们的世界。并且，甲骨文没有忘记自己的合作伙伴，也使它们获得了良好回报。对待客户，甲骨文也一直是奉若上帝。

　　当然，拉里早已不用每天18个小时待在公司。他把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慈善义举，他会向穷人施舍，收养吸毒母亲的残疾儿女，并关爱各类动物。

　　没有人知道拉里的博爱之举。他会将流浪的小猫小狗收养在自己的树林里；他会出现在难民施舍处，向人们分发食品，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他这样做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赞扬，他根本不需要这些。然而即便这样，他也没得到什么好报。他的身家已达几十亿美元，位列世界富豪榜第11位。毫无疑问，媒体关注的只有钱，讽刺挖苦有钱人是他们的一贯伎俩。

　　不过，我与拉里的情况却不同。首先，我的身家只列世界富豪榜第132位。另外，我也的确不是浪得虚名。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有谁比我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更大呢？我的意思大家懂吗？

　　我与拉里路过池塘的一处浅滩，看着水里养眼的锦鲤在游动。拉里向我讲述了一个日本的古代故事，说的是一名势力强大的军阀首领由于犯下错误而战败的事情。他不停地说着，直到我最后说：“拉里，我的天，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要说的是，”拉里说，“这次的调查没有丝毫道理，纯粹是一次敲诈，我们没必要放在心上。他们分明是在乱搞！”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视你为知己吗，拉里？因为你总能使我感到豁然开朗。”

　　“那帮可恶的律师简直是一群吸血鬼和寄生虫。我们创造了财富，但却喂饱了这群人。对于我们这些有钱人，他们会说，‘好吧，让我们出台一部法律把这些家伙扳倒吧。法律条文要曲折迂回且艰涩难懂，从而使他们无所适从。然后，我们再给某位国会议员一点好处，使这部法律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这帮大佬的好戏吧。’的确是这样。如果你想花钱摆平，那么这些钱便会全部流进律师的腰包。他们是铁板一块，不仅包括原告律师，还有你自己的辩护律师。最终，这无异于一场小巷子里的持枪明抢。简直是坏透了。不过，不管你喜不喜欢，有一种方法可以将他们摆平，那便是开出一张巨额支票扔给他们，然后你将看到，他们会像一群土狼争抢一具鹿尸那样争得头破血流。”

　　“得了吧，”我说，“我敢保证，土狼并不吃鹿。我认为，在澳大利亚及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鹿。”

　　“这不要紧。关键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变得完美，那么我们便不必费心去对付这群败类了。假如我们生活在封建时期的日本，那么你我这样的大人物便会手握兵权。我们会将这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恶棍’送上绞刑架，然后将火棍塞进他们的屁股。难道不该这样吗？难道在这个社会中，巨额财富的创造者不应当成为领袖吗？”

　　“我得承认，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当然。不过，我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有人出卖了你。硅谷的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你收到了一封来信。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人们对此有多么兴奋，甚至是如获至宝。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恨你。你知道吗？他们恨透了你。”

　　“这简直太好了。”

　　拉里说：“这意味着你在用自己的生命做事。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好人而被铭记吗？不，谢谢。是你在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拯救了苹果公司，这便让他们自取其辱了。不错，棒极了！”

　　拉里知道遭人嫉恨的滋味。人们只是把他看做一个自恋和讨人嫌的新生代富佬。这也难怪，因为他拥有一艘超级游艇、一艘世界杯帆船、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以及一所禅院。并且，他还做过多次整形手术，比那个将自己做成猫脸的妇女少不了几次。他有些沉湎于此。他还做过多次眼部手术。

　　但实际情况是，除此之外，拉里为人非常善良和大度。他可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了，原因之一是我们都是孤儿。我们体内的孤儿基因仿佛在向人们说：“你想抛弃我吗？那么走着瞧，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我的建议是，要么接受调查，要么回避。”拉里说，“你不是经常读《孙子兵法》吗？里面不是有一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吗？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最好的结果。好了，我们吃饭去。”

　　拉里的茶室位于池塘中心一座小岛上，它完全复制了17世纪日本京都茶室的风格，只是建造得稍微大一些。屋里铺着榻榻米，一面墙上有窗，窗户是纸糊的，室外的池塘一览无余。拉里从日本聘来的貌美艺妓将我们领进茶室，然后便开始了茶艺表演。

　　茶艺表演持续了4个小时，期间上了许多叫不上名堂的食品和10种不同的茶，还有几段艺妓们的歌舞表演。享受完这些，拉里站起身来，比划起了空手道，这可把那些艺妓们吓得够戗，她们尖叫着争先恐后跑出了茶室。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下午5点。行驶在拉里专有的车道上，我们可以俯瞰整个硅谷。大片黑云从头上压过，几个硕大的雨点已经落了下来，一场大雨就要来临。

　　“那些可怜的家伙，”拉里一边说着，一边指着280号公路。现在是下班时间，那里一条长长的车队在艰难前行，“他们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将会是什么。”

　　“不就是下场雨吗？”

　　“我说的是那些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家伙。你还记得1989年的那场大地震吗？你还记得地震来临之前你在什么地方吗？”

　　“他们只知道四处发信。”

　　“我们等着瞧吧，有人会遭到拘捕，股市会遭到屠戮。你会看到市场被腰斩，你还会看到数十亿美元在一夜之间蒸发。我不是在说某些为富不仁的浑蛋，他们交了罚款便可以高枕无忧。我担心的是那些此刻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穷鬼们，他们的养老金会消失殆尽，他们的积蓄也会一文不值。接下来便是大面积的失业。史蒂夫，这样便会很糟糕。这不是件小事，甚至会令人害怕，它会伤害到硅谷的所有人。这就像是一场反恐战争，我们已经成了恐怖分子。”

　　“拉里，”我说，“我真服了你。不过我觉得你有些耸人听闻了。”

　　他扳着我的肩膀，直视着我的眼睛。他并没有笑。

　　“听着，你听我说。不要和这些浑蛋磨下去，也不要挑衅他们，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不论他们怎么狮子大开口，打发他们点钱，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顺其自然吧。”

　　2006年6月25日，炎热。心情：紧张

　　汤姆·博迪奇在董事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10年以前我们濒临绝境时，是他买入了我们大量的股票，并因此成为公司董事。他今年73岁，他的一生几乎都靠收购公司过活。他生性粗暴，蛮不讲理，几乎人人都恨透了他，特别是苹果公司的董事们。他身材矮小，像个初中生，因此我们背后都称他为“小鸡鸡”。他头发乌黑，整齐地梳理到脑后，下巴上抹着Old Spice牌子的须后水。他曾在耶鲁大学就读，因此现在时常拿这段经历炫耀。许多年以前，他还曾任职于美国中情局，与华盛顿的各色权贵们打得火热。他目前住在拉斯韦加斯一家赌场屋顶的一座阁楼里，并拥有一家湾流4型私人飞机。这当然比不上我的湾流5型，但也已经相当豪华了。

　　有汤姆做我们的董事，我们仿佛养了一条德国种的罗特威尔牧羊犬。他可以为你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你万一不小心激怒了他，他便会朝你发飙。的确，汤姆有时会让我心惊肉跳，特别是在他朝我号叫的时候。这不，在董事会和经理层面前，他一点也不给我面子，又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你这龟儿子，每次都想临阵脱逃。你知道你像谁吗？你就像那个可怜的雨人①，难道你没看过这部电影吗？一个懦弱的天才，说的就是你。小子，某种程度上你也算个人物，你本事也算挺大的，但关键时刻你怎么就软下来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不是开玩笑，汤姆的确是这样骂我的。更糟糕的是，我大张的嘴巴里不时溅进他的唾沫星子。他的呼吸沉重，听上去像一头熟睡中的狮子。

　　今天是个星期天，汤姆主宰了董事会。他身穿一套黑色的绸缎田径服，这样的田径服他可能有50套，另外还有50套海军蓝的套装。这些套装都是汤姆找香港知名的裁缝量身定做的。

　　“女士们，先生们”，汤姆说，“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敌人。”

　　说着，他按下了手中的苹果遥控器。很快，一幅照片就出现在了影视墙上。

　　所谓的敌人是一个貌似爱尔兰人的肥头大耳的家伙，他头发稀稀拉拉，看不到脖子，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镜头，没有一丝笑容。我早就恨透了他。

　　“这位就是弗朗西斯·X·多伊尔，就是他想把我们送进监狱。”

　　汤姆停顿了几秒钟，以便每个人都好好看看那张肥大愚蠢的爱尔兰人的脸。

　　“这位是他的高级助理。”汤姆说着，又打出一幅照片。照片上的人衣冠楚楚，戴一副书生气十足的眼镜，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是一名十四五岁的亚洲人。“威廉·普恩，对，普恩，听上去像是‘嘭’。可别被他这张脸蒙蔽，他可是个禽兽不如的家伙。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替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卖命。”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问。

　　说着，他又打出了几幅照片。这些人都是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一个个都穿着灰色西装。汤姆介绍说，这些人大都是些无足轻重的无名鼠辈。他们会查我们的账，并且会鸡蛋里挑骨头。通常情况下，他们总会找到一些把柄，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我们可能不得不交罚金，并且准备面对股东们的起诉。然而这些只是小菜，汤姆说，关键问题是多伊尔，他可不仅仅是要罚你的款，他可以将你送进监狱。并且，他铁了心要这么做。

　　“他要竞选州长。”汤姆说，“他盘算着，将一些大人物送进铁窗会大大提升自己的人气。”

　　汤姆认为，我们应当自己进行调查，这会使人们觉得我们对此事非常重视，并且努力要将事情搞清楚。同时，我们可以就此掌握事态的进展。

　　“我们要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汤姆说。

　　汤姆为这项工作召集了一个律师小组。他将律师小组成员叫进会议室，向我们一一介绍。律师小组负责人名叫查利·桑普森，看上去60岁上下，灰白头发，一双保罗·纽曼式的蓝色眼睛。汤姆介绍说，查利是《证券法》方面的专家，以前是一名联邦检察官。

　　“最妙的是，他也是位耶鲁学子。”汤姆说，“从学院毕业之后 ，他就到了最高法院，当了15年的检察官。在这期间，他曾经亲手将一名国会议员送进了监狱。这就是说，查利知道多伊尔一类人的伎俩。可以说，他是我们团队的一名钢铁卫士。”

　　桑普森站起身，对汤姆的赞誉之词表达了谢意，然后开始了演讲。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并谈了谈他三名助手的情况，然后向我们介绍了他们以前为几家公司处理类似问题的经历。这几名助手脸上干干净净，发型时尚，身穿领尖带扣的衬衣。桑普森介绍这几名助手的时候，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原因是我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其中一个人拿出了一台Windows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这对苹果公司来讲是绝对的禁忌，这无异于在人们吃午饭时突然有人跳上桌子用水果蘸大粪吃。

　　我瞪眼看着他，惊讶不已。那个家伙也回敬了我一眼，仿佛是在说：“我这样做了，你又能把我怎样？”我觉得他这是在故意挑衅我，因为他还冲我眨了眨眼睛。我恨不得走过去，把他的脑袋敲碎。但我没有这样做，甚至没吭一声。我眼光移到别处，奋力用鼻子吸了口气。与此同时，我在心里默念起了咒语，直到内心恢复了平静。

　　最后，我终于能够开口讲话了：“汤姆，你小子弄来这么强大的一个律师团队，我深表谢意。但是，在我看来，叫这些人过来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重心。同时，我认为，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那封信并不值得我们这样大动干戈，对吧，小子？”

　　“首先，”汤姆说，“我是认真的。其次，以后不要叫我‘小子’，我跟你说过多次，我以后不想再提醒你。”

　　“随便你吧，小子。但是，我觉得你大老远坐飞机来跟我们吵架，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不管怎样，你继续讲吧，我先消消气。”

　　说完，我闭上眼睛，斜躺在椅子里，假装自己在冥思，这仿佛是在向汤姆说：“嘿，蠢驴，等你发完了脾气，别忘了把我叫起来。”在看到别人生气时，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他们越是愤怒，我越是若无其事，这会使他们无可奈何。说实话，那天我差一点就拂袖而去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被人用唾沫洗脸，也无法忍受自己亲手设计、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皮厄斯建造的公司会议室被Windows笔记本的臭气玷污。同时，公司的人都知道，每个星期天上午我都要去做极限飞盘运动，这一安排是雷打不动的，我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计划。那天我简直是忍了又忍。为了表达我的不满，开会时我穿着苹果公司极限飞盘运动队的服装-黑色短裤、黑色袜子、黑色运动鞋以及印有苹果公司标志的黑色圆领T恤衫。一句话，我穿得相当前卫。

　　会议室里还有一人表达了其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我们的设计主管拉斯·阿基。他身穿一套紧身潜水衣，脚蹬橡胶靴，让人一看便知道他要去参加风筝冲浪运动。他坐在一个埃姆斯椅中，手中拿着一个皮革边框的画板，眼望着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木。他一定在万分沮丧地想：今天海湾里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我的哥们儿董事威尔·麦肯基跳了起来，他说他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不能让股票期权的事妨碍了公司的产品开发主业。还有一名年届九旬的董事（他的名字我已经无法想起，他好像经营着一家服装公司或者是一处服装连锁店）也说，他同意威尔·麦肯基的看法。

　　阿尔·戈尔是通过苹果公司无与伦比的iChat视频软件参加这次会议的。他在屏幕上出现，用他那慵懒的口吻说：“嘿，如果各位不介意，我希望谈一谈，苹果公司能为人类所面临的气候危机问题做些什么。”

　　“我拒绝你们的要求。”汤姆说。

　　“为什么？”戈尔说，“我不明白！”

　　汤姆将电脑声音关掉，屏幕上只留下戈尔的一张脸。然后，他转向扎克·约翰逊，目前只有他还没有发言。扎克曾经是我们的首席财务官，去年他离开公司，成立了一家套利基金。但我仍吸纳他进入了董事会，因为他对我总是言听计从。

　　“扎克，”汤姆说，“我希望你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与保罗·道森一道帮忙找出需要的资料。还有索尼亚，我希望你能确保查利和他的团队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

　　谁也没想到，索尼亚扔给了他一颗炸弹。“实际上，”她说着站起身来，“既然公司不同意我的建议，而决定要聘请外部顾问，那我辞职好了。我这就走人。”

　　说着，从桌子一头滑过去一封辞职信。汤姆低头看了一眼。

　　“你不能在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当口临阵脱逃。”汤姆说。

　　索尼亚没有任何反应。她看着桑普森说：“如果你需要什么资料，就给我的律师打电话吧！”

　　“你还雇着律师？”汤姆问，看上去，汤姆耳朵眼儿里都似乎要冒烟，“你以为你是谁？你给我坐回去，听见没有？”

　　索尼亚走了出去。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我刚走出门，想赶过去看两眼自己心爱的极限飞盘运动。这时，汤姆跑上前来，用力抓着我的胳膊说：“等等，我和你谈谈。”

　　“小子，”他低声对我说，“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没有别人。我对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人没有不贪的，的确是这样，这是人类的本性。查利·桑普森和他的助手们也不是什么坏人。如果的确有问题，他们会发现的。那么请告诉我，他们会查出问题来吗？”

　　会议室的门紧闭着，里面就我们两个人。汤姆紧紧靠着我，我甚至可以闻到他脸上Old Spice须后水的味道，这让我有些作呕。

　　“我们的公司，”我说，“是按照最高的诚信和透明标准运作的。这从公司成立第一天开始便成了我们的原则。”

　　“我的天，这比我想象的更糟糕，糟透了。”他大口喝干了杯子里的咖啡，“小子，我想，你应当知道，你的总顾问辞职并且为自己雇了律师意味着什么吧？”

　　我告诉汤姆说，实际上，几天前我已经告诉索尼亚要她自行离职了，因此她也许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

　　汤姆的嗓子里咕噜了一下，听上去既像是呻吟，又像是叹息。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做了有关调查，并且发现，实际上这次调查的真正主谋其道行远在多伊尔之上，他们都来自华盛顿。“这些人要的，是你的项上人头。”他说。

　　我问他他所说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他说，要问我几个问题，作为对我的提问的回答：首先，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期间，我倾囊相助的是哪一个政党？其次，上两次选举中，获胜的是哪一个政党？

　　我明白了。华盛顿的那些家伙们恨透了我，是因为我是一名超级左翼自由民主党人。这会使他们疯掉，因为与大型石油公司不同，硅谷中像我这样挣大钱的人物靠的并不是为非作歹和盘剥百姓。

　　“问题在于，”汤姆说，“你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你不知道吗？这些人恨你，而你却给了他们整你的把柄。这就像是克林顿总统留下了风流韵事的证据。”

　　“不，我希望自己并没有留下克林顿那样的把柄。”

　　“我只是打个比方。”汤姆说。

　　汤姆说，如果公众的眼睛盯上了你，你便会很麻烦。不仅仅那些淫邀艳约，补偿问题和财务问题也是这样。有的人是正大光明拿高薪的经理人，而有的人却是靠捕风捉影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卑鄙小人。

　　“在我的老家有一则谚语，”他说，“猪肥了要挨刀。听说过这句话吗？”

　　“小子，你不是知道吗，我生在加利福尼亚，而不是养猪场。”

　　他又呻吟了一声，然后起身向门外走去。

　　“有事请随时与我联系。”他撂下一句话。

　　幸运的是，我最终赶上了那场极限飞盘比赛的结尾部分。结果，我们那天大败AMD代表队。

　　2006年6月27日，晴。心情：杂乱无章

　　参加完了极限飞盘运动，我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爬到楼上的办公室，放上伦纳德·科恩的唱片。

　　这时，电话响起，是拉里·埃利森。他要我打开电视。我的电视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超高分辨率液晶显示器，估计再过两年它也很难出现在市面上。

　　CNN频道上出现的是杰夫·赫尔南德斯，我们的一个哥们儿。此刻，他正被联邦政府有关人员带出了他位于伍德塞德的家。画面是从一架直升机上拍摄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杰夫可是Braid Networks公司的CEO，他和太太有4个孩子，他还信奉基督。

　　福克斯电视台的一名浑蛋主持说，杰夫将面临12项欺诈罪的指控。

　　“他们还在对其他人下手，”拉里说，“包括杰夫的财务总监、总顾问以及其他几名董事。所有这些都是几张纸惹的祸，上面出现了几个财务问题。兄弟，这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简直是胡搞！”

　　我挂上电话，关上电视，然后来到了后院。我试着打几趟太极拳，但我的腿却哆嗦得厉害，怎么也不听使唤。

　　的确，我感到了恐惧。

　　我害怕的是我会被请出苹果公司，这也的确发生过，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当时，苹果公司危在旦夕，他们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我便被炒了鱿鱼。这差点要了我的命，因为我自己都认为活着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

　　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这都因为我是个孤儿。他说生母对我的抛弃给我的灵魂留下了创伤。

　　“这件事给你的心灵深深烙上了一个印，”他说，“无论你多么功成名就，也很难弥合这个巨大的创伤。你有必要让你的生母认识到，她将你抛弃是一个错误。即便你发疯似的不停工作，事业再辉煌，这个创伤也很难愈合。但你又不能停下，因为一旦停下，你便只有死路一条。对，问题就在这里，你将永世不得翻身。你会像自己当年被领养时那样，恨不能藏到床底下，谁也看不到。一旦你失业，你的生母便成了赢家，你会输得很惨。因为她这样做是对的，都是你自己的错，她早该把你扔掉。”

　　在我看来，给这位心理医生加薪到每小时250美元，兴许他才会说两句好听的。但不管怎样，他说的没错。事实就是这样，我很可能会完蛋。这令我惶恐不安。

　　上次被苹果公司请出去，我东山再起了，但这次我心里却没底。我已经51岁了，并且身患癌症，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经得起折腾的老乔了。

　　实际上，就是上次的事也差点要了我的命。当时我30岁，一个人孤守在伍德塞德一处公寓里，里面连家具都没有，只有一套大型的立体声音响和扔在地上的一个枕头。好几个月里，我都不知所措。最后，我开始不停地服用迷幻药，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连续14天。的确，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心理先后出现了8种不同的痛苦状态：生气、退缩、再生气、发怒、狂怒、报复、又生气、复仇。

　　最后，我开始对那些将我赶走的恶棍们展开报复。至此，我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康复之路。我挖走了苹果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创建了NeXT公司。我把公司的目标定为造出世界上最耀眼的计算机。我们做到了。但我们也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计算机每台造价高达1万美元。但不管怎样，后来苹果公司的董事会央求我重掌大权，我便把NeXT机的软件带了过去。就是这一软件奠定了全新的Mac机产生的基础，它拯救了苹果公司。

　　后来，我便一发而不可收，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一件又一件传世之作，它们让世人得以以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我发明了iPod和iTunes音乐管理软件，我还创造了一套高保真音乐系统以及一种电视机影片放映设备。不久，我就会推出史上最好的电话。

　　难以想象，如果我乔大师哪天不玩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给各位提示一下：如果微软公司哪天不玩了世界会怎么样？对，的确够吓人的。

　　深夜，电话响起，又是拉里。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他比我还焦躁不安。他说，Braid Networks公司的6名管理人员被带走，还有从事风险基金的两名董事会成员-来自Greylock的巴里·朗格和来自Menlo的皮特·麦克逊。

　　“这两个人我知道，”拉里说，“一对十足的浑蛋。”

　　拉里说：“我在设法使你避开这摊浑水。”说完，他傻乎乎地笑了起来：“准备好了吗？你应该早做准备。好的，就三个字：鼠纵队。”

　　我不禁叹了口气：“算了，别拿我开涮了，我在干正事呢。”

　　我骗了拉里，实际上我在第1 000次读佛教的书，但我不在乎骗了他。

　　“史蒂夫，真的，有你害怕的时候。”

　　有一次，我和拉里驾驶他的悍马车在半夜时分巡游旧金山市田德隆穷人区，我们戴着黑色头罩，身穿突击队员制服，并用Super Soaker水枪向那些着异性装者射击。拉里便称其为“鼠纵队”。每打到一个人，你都会得分，并且得到奖励。如果你能够诱使他们靠近悍马车，然后你突然跳到车顶上将他们“一网打尽”，那你便可以加一条命。这个我们已经玩了多次，我必须承认这里面的确有很多乐子，特别是在小鬼们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鬼哭狼嚎的时候。拉里总是瞄准他们的头，以便能将他们头上的假发打掉。

　　这种游戏我们是从阿诺德那里学来的，是他和洛杉矶的查利·西恩等一帮人的发明，他们将其命名为“尖兵突击”。但我们喜欢称其为“鼠纵队”，因为我们总是像机枪手一样埋伏在拉里悍马车的后面，颇似电视里播放的老片《鼠纵队》。

　　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是阿诺德与我们一起到硅谷去找T·J·罗杰斯的时候。当时，阿诺德用的是彩弹枪，而不是水枪。坦白地讲，这有些过于残酷，因为被彩弹击中会很疼，而水枪则没有那么大力量。

　　但是，阿诺德说让我们尽管放心，即便我们被拘捕，他也保证我们能够免受牢狱之灾。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阿诺德是能兑现诺言的。拉里经常说他是个共和党人，但算不上真正是。

　　“你在听吗？”拉里问。

　　我只是叹了口气。

　　“我说，我有些担心你了。”拉里说道。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想哭的冲动。有些事情的确会使我抹眼泪。还没等我挂上电话，我的眼睛里已经有了眼泪。我下了床，走到镜子前面。照镜子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有镜子。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心想：老乔，你这家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应当相信自己，好吗宝贝？好了，振作起来！

　　我来到厨房，打电话把我的管家布里·奇恩从她的男朋友家叫醒，然后让她给我做了一个芒果爽冰沙。然而，这也没让我振作起来。

　　这的确很可怕，因为如果芒果爽冰沙也无法使我振作，那说明我的情况的确不妙。

　　2006年6月28日，阴。心情：恍惚

　　星期天晚上，我又一次做了那个经常会做的梦-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但这次梦中事情却并不顺利。颁奖人给我颁奖之后，我便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大街上，只着一块遮羞布，扛着一个十字架。大街上的人们冲我喊着，还向我吐口水。然后，我被架到了十字架上。我往身边看看，比尔·盖茨也在我边上，他也被架上了十字架。“我早就知道，你会有如此下场。”我说，“可是，我为什么也会这样？”盖茨笑着说：“你也上了十字架，因为你的那些好主意都是从我这里偷走的。”

　　我惊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就是我生活的真实情况，人们很难想象到我所承受的压力。开公司本身就不那么容易，如果你加入了一个以创造性为主导的行当，那就更难上加难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总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当我们推出一个新产品，就必须同时构思出5个后续产品，而每个产品都是一场血腥的战斗。我曾经想，也许我上了年纪，就会感觉到工作轻松了。但实际上，我的事业却越来越难做。还有一些靠创作过活的人，比如毕加索和海明威，当人们问他们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创作是否会更加容易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创作永远都是新的战斗。这不，海明威最终将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喉咙，毕加索也死于一场斗牛。我想，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一点。

　　每当我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时，我都会挖空心思去创造一些新鲜玩意儿。然而，我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处理各种紧急而又耽误正事儿的鸟业务。每天都有上百万人要见我，要与我通电话，我的电子邮箱里每天都会塞满不计其数的邮件。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四处找我，因为我们的电脑在用完之后不能变成肥料；欧盟委员会的人很恼火，因为iTunes和iPod只有同步才能畅通使用；微软这个地球的万恶之源，30年来也一直盯着我，偷学我所做的一切。

　　但话又说回来，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还是蛮绚丽的。得益于多年的修炼和饮食节制，已年过50的我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体格。同时，我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瞌睡虫，无论是面对一个人，还是面对一群人，比如参加苹果公司新闻发布会和Macworld展会的人们，我要打起瞌睡来，天塌下来也拦不住，因此我得经常小心。有一次我到库珀蒂诺市史蒂文斯·克里克大街的一家星巴克喝咖啡，在里面工作的女员工们便开始对我眉目传情。我想，她们一定知道我是谁，因此她们有些紧张，就像见到了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渐渐地，她们看我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我深知，此刻如果我打一个响指，她们当场就会把我拖到咖啡机后面，然后对我动粗。或者，她们会把我带到卫生间，那里更舒服一些，私密性也好得多。我倒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但是，要知道，我却具备这个能力。

　　事业上，我得到了命运的双重垂青。我除了拥有一家计算机公司，还有一个电影工作室。也许大家都听说过，那就是迪士尼。对，就是迪士尼。在迪士尼之前，我经营着一家公司，叫做皮克斯（Pixar）。我们制作了几部小有名气的电影，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买下皮克斯时我花了1 000万美元，后来我以75亿美元将它卖给了迪士尼。这个回报率还不错吧？

　　钱带来了一个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为此困惑不已。不过，好在我非常注重精神修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佛学和禅学的研究，这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正确面对罪过。我的身家涨到10亿美元的那一天对我来讲是个重大突破，这的确不是件小事，你可以问问那些已跻身这一行列的人。你会变得飘飘欲仙，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你已不再是平庸之辈，你已成了亿万富翁。

　　这就像一些电影中描写的主人公为自己获得了心灵感应力而欣喜若狂。我记得，那一天我一丝不挂地站在苹果公司办公室的镜子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我用这一方法检查自己的身体。我会每个月拍一张照片，然后将它们储存在电子相册中。使用我们自己的iPhoto软件，完成这一切不到一分钟。成为亿万富翁的那一天，我面对镜中的自己，嘴里念念有词：史蒂夫成了亿万富翁，史蒂夫身家超过10亿，10亿啊！就这样，我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你首先会得意忘形，然后便会飘飘欲仙，但最终你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这时候，我的禅便会来帮助我。我会坐下来静静冥想，竭力使自己不去想那些财富。我坐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我会突然睁开眼睛，走出迷茫。我会铆足了劲大吼一声，吼叫的对象是我假想站在我面前的一个指责我如何如何有钱的家伙：“你这蠢驴！那是我比你聪明，比你优秀，我改变了这个世界，我值得拥有这一切！”

　　这一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在两天之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之后便想出了iPod的主意。真的。

　　我认为，我并没有因为如此富有而受到人们的青睐，但这并不是我的错，事实就是如此，我无法控制。对此，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有一次，我听了一首莫扎特9岁时写的交响乐。我想，这怎么可能？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莫扎特这样的奇才？当然，音乐天才靠的是基因，造物主会定期定点地出炉这样的天才。然而，为什么造物主最后选择了18世纪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那是因为，那里是有史以来最为肥沃的音乐之乡。况且，莫扎特的父亲还是一名音乐教师。

　　我的情况也类似。我1955年生于旧金山，是一对大学生夫妇收养了我。我出生的那个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死气沉沉的小镇叫做Mountain View，以后时来运转，它成了硅谷的核心地段。这看上去也许是巧合，但我认为，可能的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改变着我们的命运。设想一下，假使我出生在东方的一个遥远村庄，或者我的生父生母没有把我扔掉，或者假如我并没有在惠普公司遇到史蒂夫·沃兹尼克，而是把自己的大好时光整日浪费在咖啡店里读萨特和加缪的作品以及写那些蹩脚的小诗上面，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想，关键问题在于，这次领养是一种必须，这个世界需要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留在芦苇丛中的摩西。如果摩西与他的犹太母亲待在家里，而不是在法老家族中长大，那么犹太人便不会离开埃及，因此也不会有后来的摩西十诫和逾越节以及复活节，历史便将会改写。我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我被收养的磨难，也便不会有苹果电脑、麦金托什机、iMac、iPod和iTunes。

　　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状态。我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有时候还讨人嫌。有人曾对我说，我看上去像一个自恋的自大狂。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回答说：“如果哪天早上你醒过来，你成了我乔布斯，你难道不会自大吗？你难保不会？”

　　当然，富甲一方、名震寰宇和才华横溢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便是总会有一群无赖要找你的碴儿。

　　我便被许多这样的无赖看上了，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尽管我对这个世界有卓越的奉献（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却仍一心要我完蛋。

　　2006年6月30日，大雨。心情：不安

　　早上，我来到了乔布斯Pod，发现我的助手贾里德一脸丧气地站在那里。

　　“我说，你能否将他们请走？他们把所有事情都搞糟了。”他说。

　　“你说谁？”

　　“他们！”他说着，拉着长脸指了指楼下的大厅。

　　他说的是桑普森和他的那些律师，他们已在戴维·克罗斯比会议室安营扎寨了。我们的行政区共有5间会议室：克罗斯比、斯蒂尔思、纳什、杨和迪兰，我们只能给他们一间。我说：“不能让他们住在迪兰，因为我害怕，让他们去克罗斯比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克罗斯比离我的乔布斯Pod最远。

　　“好的，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天哪，我简直不能忍受了。我是说，他们总是问我洗手间在哪里，他们是否要拨9才能接通外线。我说，‘伙计，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贾瑞德光着脚，上身穿莱德·泽普林乐队的T恤，下身穿休闲短裤。他做我的助理已有4个月了，这已经破了一项纪录。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他对我和苹果公司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读过所有关于我的书。他去过里德学院，然后中途辍学，后来到了印度，经历与我惊人地相似。最邪门的是他连长相都像我，或者说是像25岁时的我。他将自己的头发剪短，像我一样，并且同样留了阿拉法特式的半腮胡子，只是他的胡子不是灰色的。他甚至也戴着与我类似的圆边眼镜。有时候，他也会上身穿高翻领毛衣，下身穿牛仔裤，脚蹬运动鞋。我们两个仅有的不同，是他比我矮一英寸。

　　我们是通过他的女朋友认识的。她今年20岁，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保健食品店工作，上班时头戴自行车运动头盔。那天，她似乎对我有意思，邀请我去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舞会。这场舞会的名字叫做“舞之神话”，结合了《爱丽丝漫游记》和《小红帽》的风格，并且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乔治·布什纸娃娃做着各种各样笨拙的动作，伴奏的是“白色条纹”乐队的音乐。舞会由12部分组成，人们穿着自行车运动短裤无节奏地乱跳，像得了圣维杜斯舞蹈病。整个过程我都不知所措，我只是想念那位头戴自行车运动头盔的女孩，我难受极了。没办法，人老了都会这样，我是观众中唯一一位超过30岁的人。我就像电影《魂断威尼斯》中那位可怜的家伙。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至少她不是个男孩。

　　然后，这个女孩便向我介绍了贾瑞德，之前她从未提起过自己有一位男朋友。可谁想到，贾瑞德竟是一位苹果公司的铁杆儿粉丝。当我和他握手时，他兴奋地尖叫起来。第二天，他便来到了苹果公司总部。他脚上没穿鞋，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么把他留下，要么就报警。这很有趣，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在20世纪70年代在Atari的那份工作也是这样得来的。说来也巧，我刚刚辞掉了我的助理，原因是我让他给我倒一杯温度精确在165度的Chai Latte饮料时，他却问我说的是华氏度还是摄氏度。简直白痴一个！

　　就这样，我当场拍板，留下贾瑞德做了我的私人助理，并给他冠以“逍遥自在的奇才学徒”的正式称呼。我陪他一起来到人力资源部，在那里他接受了视网膜扫描，抽血做了DNA定型，然后领取了一个ID徽章。

　　贾瑞德说，他做梦都想到苹果公司工作，我们可以不付工钱给他，他甚至宁愿倒贴钱。然而，当我问人力资源部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我们让他倒贴多少钱时，她却说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涉嫌压榨劳动力，是法律禁止的。最终，我们决定，给贾瑞德的报酬为年薪1.2万美元，同时可以在苹果公司餐厅免费就餐。

　　当我第一次带着他来到总部大楼时，他惊讶地喃喃道：“我的天，我简直像进了一座神殿。啊，上帝，我觉得我还是跪下去吧！”我必须得说，总部大楼的确不错，对来访者来讲，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里面异常安静。我认为，公司总部应当是神圣的，甚至可以在那里冥思。大楼里的装饰用料很多都是天然的，比如说厚重的木梁和石墙。大楼的建筑边角分明，阳台突出到外面。我的设计灵感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弗兰克·怀特设计的流水别墅。只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水流和瀑布，我只得自己设计了水流和瀑布。最大的挑战在于要使人们觉得那些大石头及水流此前便一直在那里，这座大楼是后来依山傍水建的。

　　当然，其他的建筑没有建成这种效果，看上去与一般的办公楼没什么两样，因为它们是那些踏踏实实干活的员工们工作的地方。设计实验室建得最糟，简直就是个猪圈，里面满是被扔掉的比萨盒和盛满了垃圾的垃圾筐，但设计师们却喜欢这样。

　　我们乘坐赛格威滑行车在公司办公区逛来逛去。赛格威滑行车刚推向市场的时候，我便买进了1 000辆。我们一边逛，一边玩着视网膜扫描仪和声控问候机。你会听到问候机向贾瑞德的问候，“早上好，贾瑞德！”我还领他参观了我们的餐厅，在那里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包括日本菜、印度菜、泰国菜、墨西哥菜和三种中国菜，这些菜都出自原产国家的厨师之手。

　　像来访的其他人一样，贾瑞德被公司办公区安装的一个长80英尺、宽20英尺的大屏幕惊呆了。公司员工可以将这一显示屏作为信息栏，也可以作为直抒胸臆书写新产品或者设计方案的平台，甚至还有员工在上面作画。不管怎样，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在公众场合表现其创造力的机会。所有写到这个屏幕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将其存入一个数据库，然后使用超高智能的演算系统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随后，我和他上了楼，向他展示了我们的行政办公区。我们首先参观的是会议室。我向他讲述了会议室独特的光影设计效果，并解释了整个屋子的设计原理。我告诉他，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计算窗户的尺寸以及窗户之间的距离，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更符合审美的要求。我还告诉他，有一次，在办公楼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在一处地方出现了1.5英寸的误差，使得窗到墙的距离显得不协调，我便让他们拆了重建。董事会对此大发怨言，并说我自私。

　　“最终，实践证明我是对的，人们都认可了我的做法。但是，像其他事情一样，这次也没少吵架。你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要知道，每个人都会妥协，因此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什么99.99%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静心室，坐在垫子上聆听印度艺人拉维·香卡的音乐，对这个人贾瑞德听都没听说过。最后，我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看到贾瑞德有些发抖。我让他坐在我的皮椅上，这是为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量身定做的椅子。然后，我又领他参观了我的私人浴室。别人用过的浴室，我是从来不会进去的，即便是在家里。这是我的一个怪癖。会议室、厨房等也是这样，我很难做到与别人共享。我们又来到我的工作室，那里并排摆着4个30英寸的显示屏，通过8芯MacPro与一台千兆以太网相连。

　　“我的天，”贾瑞德说，“我真想坐在这里不起来了。”

　　然后，他又大叫了起来。

　　“真的，”说着，他递给我一杯绿茶，“我是说，我以后就要在这里干了。我必须得学会适应你们这些大佬的指手画脚了。”

　　“好的，梅齐在哪里？”

　　梅齐是贾瑞德的助手，我不太了解她，只知道她与贾瑞德差不多大，他们两个是在登山俱乐部认识的。她身上有大面积的文身和许多穿孔，甚至下唇上都吊着一个环儿，这让我都不敢看她一眼。

　　“是的，她会晚来一点，因为他们还要带他们的狗去兽医那里接受检查。本来她男朋友要去的，但他昨天晚上伤了脚，因此不能开车了。啊，他伤的是左脚……”

　　就这样，他不停地解释着。我们来到了乔布斯Pod，我坐到了我的主桌前。这张桌子取材于Giant Sequoia红杉的心材，上面从未摆放过任何东西。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没有纸，没有茶杯，也没有钢笔。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到了屋里另外一边的桌子上。这张主桌只用来思考和祈祷。每天早上，我的工作都要从几分钟的静思开始。比如，我会静心参禅悟道，或者诵读《心经》。

　　但是，贾瑞德说得对，我很难真正得到清净。无论我如何想保持清净都没用，那帮律师总是将我的思绪打断。

　　我决心去会会他们。他们俨然已将克罗斯比会议室当成了作战室。桌子上摆着一台咖啡机和一些糕点，来自桑普森律师事务所的一帮助理律师推着装满资料夹的小车走来走去，律师们则围坐在会议桌旁，一边啧啧地品着咖啡，一边埋头查阅文件夹和操作Windows个人电脑。在这一点上，他们构成了对我的公然挑衅。他们进入操作系统时，电脑发出了一声声愚不可及的响声，这尤其令我感到厌烦。但不知怎的，他们总是一再重新启动电脑，好像存心与我作对。有这样一种刺耳无比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大楼里的人们如何能够安心办公？他们要把我气疯吗？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出于礼节向他们问了好，并做了自我介绍。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多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告诉他们，有什么需要只管讲，比如一台真正的电脑什么的，哈哈。然后我便走到白板面前，像个救世主一样向他们讲述我们的新产品，并在白板上画了许多看上去充满了科学含义的线条、箭头和缩写词。

　　同时，我在讲话中使用了各类神经语言学上的术语。没过几秒钟，我便看到桑普森律师小组一名叫做奇普的律师“晕死”了过去，他的眼睛向后翻进了脑袋里，舌头长长地伸出了嘴巴。用不了5分钟，我会让一屋子的人都“睡死”过去，他们也休想再考虑什么股票期权的问题。我要他们乖乖从这座大楼里溜出去并大声尖叫，因为他们会误以为UPS快递卡车里的那个家伙是从豪华轿车里跳出来的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然而，查利·桑普森却径直向我走过来，他知道如何打破这一僵局。他拍了拍手，他的手下顿时醒了过来。“史蒂夫，”桑普森说，“很高兴见到您，感谢您的光临！”

　　2006年7月1日

　　今天早上剩下的时间我在做普拉提和瑜伽，然后与我们的工业设计师拉斯·阿基一起吃工作午餐（味噌汤和苹果片）。拉斯在英国长大，他的母亲是丹麦人，父亲是日本人。他今年35岁，身材强壮，有几分男模架势。他是个十足的同性恋，时常出没于公共浴室和同性恋酒吧寻找猎物，并且也曾因为吸食冰毒而被捕。我们公共关系部门的人一直都千方百计为他遮丑，我们都希望他最终能够找到一个心仪的男子，从而情有所属，然后再去领养一个孩子。但我们实在是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我们公认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业设计师呢？

　　然后，我们一起开会，会议讨论的主要是他提出的关于将下一代iPod的长度减少半毫米的提议。我认为，减少半毫米会失去后续设计的余地，因此我建议减少1/4毫米。像往常一样，对于我的更正意见，拉斯表现得五体投地。

　　“你知道，”他说，“我在皇家学院也算得上是一等一的水平了，但是对于您的设计能力，我总是自愧不如。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又研究了几个iPhone的FPP（仿造产品原型）。这几个FPP将会在公司内部分发，并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供货商，以便迷惑人们，使他们难以猜得出实际产品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是仿造产品，我也要求采用最高标准。因此，我声色俱厉地对拉斯说：“这做得简直糟透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挤出一丝他惯有的苦笑，似乎在向我说：“史蒂夫，我可从未见过你这样刻薄的老板。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戴你，因为只有你才能激发出我真正的水平。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哪天我看到你孤身一人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还是会下手捅了你。”

　　就这样，我们没头没脑地讨论了20分钟，没有得出什么像样的结论。

　　然后，整个下午，我都和公关部的罗斯·齐姆耗在一起。罗斯是个十足的公关人员，他诡计多端，但却长了一张娃娃脸。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IBM，然后又加入了国家步枪协会。其后，他去了太平洋瓦电公司。在太平洋瓦电公司工作期间，公司被艾琳·布罗科维奇状告向地下水中注入致癌化学品。罗斯对此事的看法是：“首先，科学也有出错的地方；其次，没有人强迫人们在这个城市生活和饮水。”他总是自以为是，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他真的很不错。

　　罗斯最好的地方在于，尽管他骨子里很坏，但表面看上去他却像是你所见到的最善良的人。他讲起话来温文尔雅，从不讲脏字，甚至是“妈呀”这样的字眼都不讲。他在长滩长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加利福尼亚冲浪小子。现在，他已年过40，但他仍然在圣克鲁斯市的马沃里克冲浪，仍然一副冲浪者的派头──一头散乱的金黄色头发，牙齿雪白，个子高高，身形消瘦，相貌英俊，有几分电影明星的样子。他开一辆破旧不堪的斯巴鲁傲虎，车顶上拉着滑板，车后载着潜水衣，保险杠上满是贴纸。

　　对于如何对待索尼亚·伯恩的辞职，罗斯的意见是权当没有发生，秘而不宣。

　　“谁会在意总顾问？我们只需在年底将这一信息归入提交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档案中便可以了。”他说。

　　然后，他将一份关于宣布公司请一个律师团队实施内部调查的新闻发布稿递到了我手里。一如以往，我连看都没看，便说道：“这简直是放狗屁，太啰唆了，第4个句子纯粹是在瞎掰，前后逻辑不连贯。拿回去重写！”

　　我让他到乔布斯Pod的一张桌子前重写这份新闻发布稿，以便我能够通过玻璃墙看到他，并且能够通过iChat和电子邮件不断向他提出意见。这的确有些难为他，但只有这样，我的员工才会有创造力。你要想方设法使他们多少有些发疯。3个小时过后，我仰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罗斯写的第五稿一字一顿地读着。看完后，我将其揉成一个团，告诉罗斯说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稿，就按第一稿发。

　　罗斯大笑了起来：“啊，我的上帝，史蒂夫，你知道吗，我太崇拜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然后，我们召集了管理层人员，向他们每人发了一份新闻发布稿。罗斯照例做了发言，并解释了新闻发布的时机。我们计划将这条消息在7月4日发布。

　　“我们要等到西海岸时间的最后一天结束，等到所有股市收盘为止。”他说，“东部区的报纸在截稿之前只有几个小时的报道准备时间，因此关于这一消息的详细报道将很难见报。但是，我认为，他们可以将其以简讯的方式发布。”

　　我谢过了罗斯的精彩发言，然后向其他人解释说，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在美国国庆长假中有足够的时间消化这条消息，他们至少有4天的时间仔细琢磨。还有人甚至会休假一周，在海滩与家人度假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品味这条消息。等到他们返回工作岗位，时间已过去两周了。他们会认为，苹果公司对此采取了严肃的态度。

　　“史蒂夫，”全球产品营销资深副总裁皮特·费希尔说，“我再次向您的天才致敬。我只能说，您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我们的首席运营官吉姆·贝尔说，他完全同意这一做法。保罗·道森和拉斯·阿基也表示同意。销售主管斯蒂芬·比利亚洛沃斯说，他的母语虽然不是英语，但他仍认为这篇新闻稿写得相当好。罗斯·齐姆还大声赞扬说我除了是一个电子奇才之外，还极具语言天赋。这让我十分受用。

　　“您完全可以与那些伟人比肩-”罗斯说，“托尔斯泰、斯坦贝克、海明威。只要您决定去写美国小说，您绝对可以做到与他们齐名！”

　　“很好，”我说，“我们的会开得很成功，你们的发言也很精彩。谢谢你们！”

　　我们下班时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多数人正忙着往家赶，然而我的工作却刚刚开始。我来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又琢磨起了我的那块iPhone电路板。是的，我的确对这块电路板感到迷茫，但它较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许多硅谷人都认为，我们将发生重大转折。所有各类信息都可能数字化-电话、电影、电视、音乐、书籍等等。为了制作并利用数字媒体，你需要用到计算机，也就是说，你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计算机-你的电话、电视机以及立体声音响。

　　在这方面，谁能比得过我呢？我的一生便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苹果公司过去30年的历史只能说是一个剧本的第一篇，现在，我们要掀开第二篇了。目前，我们每年的销售额高达200亿美元，我们的市场价值更是高到800亿美元。这的确伟大。但与我们10年以后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这便是我不惜在星期一晚上来到静心室设法改进这块电路板的原因了。我要的到底是一样什么东西？这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关键问题在于，什么人都可以制造电话，正如什么人都可以制造电脑一样，但这对苹果公司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使我们区别于别人并胜过别人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研发新产品的独特方式。比如，我们开始并不会生产产品，而是打广告，而且广告时间会长达数月之久。这与大多数公司的做法不同，他们正相反，首先造出自己的新产品，然后才会说：“啊，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该上广告了？”这便是大多数广告都会极尽谄媚之能事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是事后补救。苹果公司则不同，我们会通过广告事先传递我们的理念。如果我们搞不出广告，便也不会设计出产品。

　　一旦推出广告，我们便要开始产品的研制了。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技术，而是设计，这点也与多数公司不同。拉斯·阿基将会交给我15个iPhone产品原型，然后我会将它们带进我的静心室发一会儿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不会去思考这些产品，我不会去思考任何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经过多年的锤炼，我现在可以做到在几分钟之内便使自己头脑清净，不做任何思考。

　　我会坐在那里连续几个小时而不去考虑那15个产品原型。慢慢地，渐渐地，会有一个产品原型脱颖而出。这时，我的工作便完成了。然后，我会立刻将这一产品原型交给拉斯·阿基，并告诉他迅速基于这一原型再创作上百个。从这上百个新制作的原型中，阿基的团队会再次挑选出15个产品原型。我会再次来到静心室发一会儿呆，再一次从中选出一个产品原型。如此，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会产生出一个又一个设计，这些设计都是我冥思时直觉的产物。

　　当我们最终选定一个原型之后，我们便开始了芯片和软件的开发。我们的芯片和软件是独具特色的，我们会将芯片和软件设计融入外形设计之中，为此，我还需要发几次呆。遗憾的是，软件常常很不错，但它却与产品的物理数据不相符，因此我们不得不基于同样的设计流程重新设计。还有一个颜色的问题，我们已经见惯了黑色和白色。然后，我们必须要考虑产品表面，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我会在数周时间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死死盯着各种颜色的芯片，直到筋疲力尽。

　　还有包装。对于产品包装，我们下了与产品本身同等甚至更大的工夫。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使客户按照一种奇特的程序打开包装盒。如何打开包装盒呢？有没有什么机关？两边是否设上槽？包装盒采用什么颜色？使用什么档次的纸板？手感如何？内部摆设如何？iPhone是平放还是倾斜的？是否在屏幕上覆上一层需要用户揭去的膜？

　　就这样，我们一遍遍努力着，最终搞出了苹果iPhone。万事俱备，就等发货了。然而，有一天我到硬件实验室检查，突然发现躺在工作台上的一块电路板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我想用的不是这样的电路板！”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静心室。这简直把项目组的工程师都搞晕了，他们向我大倒苦水。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做事方法，也是苹果产品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如果你只想买个大路货，那去买戴尔的产品好了。

　　2006年7月2日，酷热。心情：狂乱

　　迈克·迪斯莫尔是负责iPhone项目设计的副主管。他是个绝对意义上的天才，在硅谷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曾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并获得过杜林奖。对于这些高科技奇才来讲，杜林奖的分量绝不亚于诺贝尔奖。迪斯莫尔不但开发出了一套UNIX操作系统，还是首批RISC微处理器的设计者之一。然而，他的为人却古怪十足。他身高6英尺5英寸，留一头红发，皮肤白得透明却又生了些斑点。他不修边幅，也不注意个人卫生。如果不是我看中了他，他恐怕现在还在伯克利分校的某个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住在奥克兰某间破旧不堪的公寓里，并且眼馋地看着风姿绰约的女子一个个从眼前晃过。谢天谢地他遇上了我！他现住阿瑟顿，身家已达数百万，并且拥有一位惹眼的妻子。他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对她的丈夫很忠实。无奈的是，他的几个小家伙跟他一样，无一不是长着红头发、身体在夜晚烁烁放光的怪物。

　　迪斯莫尔在实验室外面等我。我赶到那里，宣布自己取得了突破。他身穿黑色短裤，黑色T恤，戴一副硕大的黑色太阳镜。我不知道他这身打扮是为了看上去更古怪还是他认为自己白得透明的肤色正适合这一身黑。他在这里迎接我的目的是为了将我领进实验室大楼。你们也许不相信，尽管在苹果公司我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有些地方我却不能单独进入，这座实验室大楼便是这样。

　　“欢迎您的到来！”他说。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情愿，似乎在告诉我他根本不欢迎我来。的确，我在设计实验室里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的到来只能给设计师们带来麻烦。

　　iPhone项目组的办公室没有窗户，屋顶衬铅，以防其他公司从飞机上偷窥我们的工作。走廊设计得像一个迷宫，从而阻碍声波的传递，为的是避免有人从外面偷听。这里每星期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卫生清扫。

　　进入大楼只能通过两扇门，看门的是前以色列的突击队队员。每个门都有箱包扫描仪和金属探测器，像在机场一样。我们进入大楼，首先通过了视网膜扫描仪，然后进入了安检大厅。以色列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不说一句话。

　　iPhone项目属于绝密，因此我们采用Guatama这一代码来命名此项目。我们在邮件或者对话中从不使用“phone”或者“iPhone”的字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有3/4的工程师其实际工作并不是iPhone，而是FPP。即便是工程师本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开发的是真正的产品还是用以掩人耳目的假产品。

　　迈克带着我穿过迷宫，来到了大楼会议室。他的工程师们正在大口嚼着酥皮糕点，啧啧喝着咖啡等着我们。他们看上去有些愤愤不已。

　　我双手合十，置于自己胸前，腰部微微向前弯，使自己看上去对这群拥有数学天赋的书呆子工程师们毕恭毕敬：“我向诸位心中的佛祖致敬！”

　　对此他们却不屑一顾。有几个人也双手合十，对我“还礼”。我知道，他们分明是在戏弄我。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大家：工程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浑蛋。

　　“昨天我半宿没睡，”我告诉他们，“我在电路板问题上又有了新看法。我们的设计得彻底重新做。”

　　我的话音刚落，周围怨声四起。迈克说：“史蒂夫，在我们讨论具体设计之前，我得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您的天赋。然而，电路板就是电路板，它的设计只要能够最好地传递信号便可以了。目前的设计已经优化了，您不能因为不喜欢它的样子便要彻底改变它。”

　　我提醒他说，首先，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其次，我知道他们想打败我，但他们必须得承认我具备设计这一产品的实力。很抱歉，对我来说，这块iPhone电路板看上去实在是丑陋。

　　“现在的设计会导致产品失去平衡，”我说，“这么长的东西放在左侧……”

　　“这只是一块芯片。”一名工程师打断我的话说。

　　“产品的右侧没有东西与此平衡，这么大一块芯片……”

　　“这叫微处理器。”那头蠢驴又打断了我。

　　我停下来看了他一眼。他体态肥胖，脑后扎着马尾辫，下巴长满了胡须，身穿一件死肯尼迪乐队的T恤。

　　“这么大一块芯片，”我说，“应当放在中间，而不是偏置。右边的两个金属件应当直列排放，你们总是将它们乱放，占用了大量空间。就这样吧，小伙子们，回去重做吧！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具备完美的对称性。”

　　迈克说，如果按照我建议的方式设计芯片，那么线路将会不通。“那将会出现信号泄露。”迈克说。

　　“试一下就知道了，”我说，“照我说的去做，然后看看情况会怎样。”

　　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说：“我们怎么说也是受人尊敬的电气工程师，我想我们对自己的行当总有些发言权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给我讲起了电流如何通过电路的原理。我知道他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甚至敢对我这样的暴君直言以对。然而，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同伙们此刻正一个个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就像一群羊羔，眼看自己的一个同伴将被狼吃掉，却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我双手合十，开始默默祷告，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教育完我之后，我尽力用最轻柔的声音问他：“抱歉，您尊姓大名？”

　　“杰夫。”他说。

　　“杰夫，好的。杰夫，请你现在就放下白板笔离开这座大楼，并在安全检查点摘下自己的徽章。今天下午开始迈克将会接替你的工作。”

　　“什么？我被解雇了？”

　　“你知道，”我说，“你有些过火了。你只是一名工程师，不是吗？”

　　那天晚些时候，迈克·迪斯莫尔来找我，说杰夫并不是有意的，他的家里遇到了困难，妻子的病已到了晚期，他们还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还瘫痪在轮椅上，需要特殊照顾，等等。

　　“是吗，”我说，“我不知道这些。”

　　他站在那里，等着我发话。

　　最后，他忍不住说：“那么怎么办？”

　　我说：“迈克，你的监督人是谁？”

　　“特德·鲁宾斯坦。”

　　“好的，等一下。”

　　我按下扬声器电话，告诉贾瑞德接通设计部特德·鲁宾斯坦的电话。

　　特德接起了电话。我说：“特德，我是史蒂夫，我与迈克·迪斯莫尔在一起。我现在让他到你办公室去，你将他解雇，然后准备一下有关的资料。还有，迈克手下还有个叫杰夫什么的，他也一并解雇。详细情况你问迈克吧。”

　　“好的。”特德说。

　　迈克站在那里，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将椅子转了转，不再看他，开始在电脑上查收邮件。过了一会儿我转过头，他还站在那里，像《指环王》里的红毛怪物，不停地握着自己的拳头。

　　我再一次告诉贾瑞德，要他命令安保部门派艾维和尤里过来。“告诉他们带上泰瑟枪。”我话音刚落，那只怪物便迅速离开了。

　　日期不清。心情：忘记

　　经常有人问我，我的管理风格是什么，特别是自从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那次演讲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我是一个思想多么深邃的思想家。互联网上有传言说那次演讲的稿件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找人代笔。对此我只能说：随便你们怎么猜吧。我的确找人为我纠正了几处语法错误并做了几处润色，但实际上为这篇稿子我光收集资料便花费了半天时间。

　　像苹果公司其他事情一样，我的管理方法的确与众不同。对于东海岸的管理专家（比如杰克·韦尔奇）的传统观点，我从不敢苟同。比如，韦尔奇说，要多做总结，使人们时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却认为绝不可这样做。正相反，千万不要使人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要让他们感到迷茫和恐惧，否则他们便会沾沾自喜。创造性往往来自恐惧。设想一下，一名画家、作家或者作曲家之所以疯狂地工作，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饿死。这便是创造伟大的源泉。苹果公司和皮克斯公司也是这样，员工们每天都会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因此他们每天都会疯狂地背水一战。这点请相信我。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恐惧能够管大用。看看那帮底特律的家伙们造出的蹩脚汽车吧，那是因为他们从未有人被解雇。相比起来，越南的血汗工厂造出的东西就是好，影片《桂河大桥》里的那座桥也是如此。这座桥造得好，并不是因为英国人是完美主义者。我喜欢英国人，虽然他们的工艺水平并不值得称道。你开过美洲虎汽车吗？懒惰、愚蠢的英国人之所以造得出这样的好车，是因为他们害怕高效和野蛮的日本人。将人们置之死地，他们才能玩儿命工作。

　　当然，我们不能当真将员工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危机的存在。这需要采取许多心理措施。看看我们取得的成就吧。如果我们的工程师不能认识到，每出现一个程序错误便会有一人卷铺盖卷儿，那么我们永远也造不出OS X这样性能可靠的系统。

　　另外，我还有一个管理秘诀，那便是不必用能力最强的人。只要你能唬住他，你便可以雇任何人。问题的关键还是那两个字：害怕。这不仅适用于生产线和工厂的工人，也适用于其他员工，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甚至是董事会成员。因此，这一规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结论：只有那些傻瓜才能得到提拔。但也不是每一名傻瓜都可以，他必须还得自我感觉良好，并且易于掌控。实际上，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现。麦肯锡公司的顾问们个个都是不错的候选人。

　　MBA们认为，你需要制定高标准，使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对其孜孜以求。对此，我的意见略有不同：你应当制定出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并且不要告诉他们这一目标到底是什么。你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实现目标，你便会炒他们的鱿鱼。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吗？他们都会变得疯狂起来。原因何在？因为人一旦疯狂起来，其创造力和工作效率便会大大提高。每一名心理医生都知道这一点。

　　对于MBA们所推崇的另外一种观点，我也不敢苟同。他们认为，CEO或者总经理的工作应当前后一致，易于被别人理解。我的观点正相反：你必须反复无常，让别人难以捉摸。一会儿认为某件事情值得去做，并把做这件事情的员工奉为天才。而第二天，你却把这件事贬得一钱不值，然后将这位员工骂个狗血淋头。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想尽一切方法讨好你。

　　那些所谓的管理大家们还告诉我们，要适当地赞扬和奖励。对此我也不认同。我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表扬自己的部下。你一赞扬他们，他们便会认为自己与你一样聪明了。这样会很危险。你得设法使所有员工一直认为，你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他们。要实现这一点，便需要通过不断的批评，并且是以最严厉的方式。

　　要使一个人的精神崩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他。扔东西，大声斥责，骂他，然后解雇他。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暂时不解雇他，使他们误认为自己还有几天活头，然后等到他们完全放松之后，将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解雇他。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恐惧文化的体现。

　　还有一种做法只能在极端情况下使用，那便是狂怒加耍泼皮。我指的是不停地咆哮和吼叫，像个3岁小孩儿一样在地上打滚，并且手舞足蹈。这一招在你遇上拒不执行命令的员工时特别奏效，原因是看到一个成人耍泼皮，任何人都会感到害怕，他们会想方设法使你停下来。这招儿真不错。

　　还有一种策略是基于神经语言学上的言谈技巧。开会时，听着某人的发言，我会不住地点头，看上去像是同意他所说的一切。然而，听着听着，我会突然站起来说：“不！不！这简直是愚蠢透顶！你没毛病吧？你小时候被人拿砖头砸了脑袋吗？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一切！”然后，我会大踏步走出会议室，将门重重地摔在身后。

　　另外一种做法发生在电梯里。当我在电梯里遇上苹果公司员工时，我会笑着向他们问好。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紧张和害怕不已，一声也不敢出。我喜欢他们这样。但有时候的确会有人当着我的面谈话，并且是跟别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会等到电梯停到我那一层，电梯门缓缓打开时转身向他说：“刚才你所说的一切完全错误，你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请你清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然后将徽章交到人力资源部。”

　　这会将他们吓傻，真的。

　　我曾经在几家商学院对我的这几项管理要诀做过讲解。对此，人们总是持反对态度。人们总是告诉我，采取恐吓和心理控制根本不是办法，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慈悲为怀，友善待人。上次斯坦福大学便出现了这一幕，一位教授教训起了我。很好，我恨透了教授。我说：“看看苹果公司吧，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我执掌公司以来。你们可以将现在的成功和我前任们的糟糕表现对比一下，将苹果公司与你们白手起家打造成数十亿美元帝国的公司对比一下。什么？你们没有公司？你们压根儿就没开过公司？你们从未当过CEO？哈，那好吧，那你是一名大学教师还是什么？好的，那么你可以闭嘴了。”

　　2006年7月4日，大雾。心情：短暂的轻松

　　一大早，我站在自家后院里，看着花园里的花。昨天晚上，来自太平洋的雾气越过层层山峦笼罩了过来。我站在雾里，身穿短裤和一件旧的里德学院的T恤。我面向东，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我聆听着自己的呼吸，感觉心脏的跳动以及脖子、手腕和脚踝处的脉搏。慢慢地，我抬起胳膊，开始迎接太阳的升起。如此，我便可以逐渐进入太极境界，全身心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不过，这天早上令我难以置信，我始终无法真正进入状态。

　　那是个令人难熬的周末。星期五，报纸上发布了我们雇用律师进行自我调查的消息。从那天起，媒体的报道便接连不断，不知道是谁走漏的消息。我不断与罗斯·齐姆、汤姆·博迪奇以及莫什·希什基尔（我们的安保部主管）通电话，希望能够查出是谁向媒体泄露了消息。我们一起查阅电话记录，搜索电子邮件，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我终于能喘口气了，我觉得放松多了。今天我既没有读报，也没有看电视新闻，而是专注于恢复体力。早上8点钟我打完了太极，洗了个澡，吃了管家布里·奇恩为我准备的早餐。布里·奇恩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由圣克鲁斯山区的嬉皮士父母养大，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在面试她时问她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她服用过多少次迷幻药。“啊，我的天，”她说，“我不知道，但可能有好多次吧！我可能数都数不过来了！”她问我们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嗯，那么我是否可以不必穿商业正装呢？”

　　很不错。同时，她还留着我所喜欢的金发，身段迷人，看上去酷似《Blind Faith》的封面女郎。我每天早上洗澡时，都会把她作为思念的对象。我恨不得永远占有她，可每次我向她提出上床要求，她都会威胁说要告诉乔布斯太太，并且我还得给她涨工资。她现在的年薪已达到了2.5万美元。我不知道离开她我们能够做什么。

　　在我离开时，我向她鞠了一躬，说：“我很珍惜你我二人契合的地方。”

　　“是的，”她说着，自顾低头洗刷着东西，“你就做美梦吧！”

　　然后我便来到苹果公司总部进行每周一次的高位结肠灌洗。是的，虽然放假，可我的日本灌肠师久曾须川却很愿意为我效劳。

　　“请握紧拳头，”久曾说，“不对，你需要放松。”

　　我们不断磨合着，最后我终于感到浑身轻松了。然后，我便驾驶赛格威滑行车来到了突击队营地。莫什·希什基尔在等着我。他原来是一名以色列军官，后来他的左脸受伤，留下了一道指头粗的疤痕。他的左眼也受了伤，看上去像个鸡蛋黄。

　　莫什向我介绍了一位叫做米克黑尔的俄罗斯人，他是来自我们Windows病毒制造小组的黑客。他个子很高，黑头发，几天没刮胡须，看上去似乎有些没睡醒。我们的“Wavecat行动”吸纳了几名世界上最好的病毒编程者，他们别的不做，只需一心编写破坏Windows操作系统的程序。我盘算着，如果微软果真想拷贝我们的东西和偷窃我们的想法，我们至少可以使他们的翻版无法正常运行。

　　但是，今天米克黑尔从事的却是另外一项工作，即寻找那名泄密者。

　　“我已经检查了苹果公司的邮件和电话系统，”他说，“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我……”

　　他停了下来，看着莫什。我猜测，他是担心自己在我面前说多了话。

　　“没事。”我说。

　　莫什点了点头。

　　米克黑尔继续说：“我检查了使用苹果公司邮件地址发送或者收取邮件的邮箱，都没有发现问题。我还检查了苹果员工打的电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邮箱地址，也没有发现问题。”

　　“是的，我也想到过会这样。但试着查查也不错，谢谢你！”

　　说着，我便准备离开。

　　莫什说：“等一下，还有件事情。”

　　“只是有一条线索，”米克黑尔说，“我们有关于记者、华尔街分析家、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客户的电话号码数据库。我收集了所有记者上周末撰写的报道信息。看这里，一名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女子。”

　　他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旧金山的一位《华尔街日报》记者埃里卡·墨菲的AT&T电话清单。他操作鼠标，逐条显示出了这位女记者最近两个月以来接入和打出电话的记录。

　　“这一条，”他说着停在了一条记录上，“这儿有一个接入电话，还有这儿，一个呼出电话。这些都是与同一个号码的通话。让我们再来看其他几名记者的情况。同一个号码与另外三人进行了对话。”

　　“这不是苹果公司的号码。”

　　“不，当然不是。”

　　“那这是个什么号码呢？手机？”

　　“一张SIM卡，但我们不能判断它是在哪里使用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通过卫星还是什么？”

　　“你别问。”莫什说。

　　“这真是很奇怪。”米格黑尔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转移到我身上，“您认识开曼群岛的人吗？”

　　我到家之前，拉里已经到了。

　　当我告诉他关于来自开曼群岛电话的事情时，拉里说：“这真是奇怪。”

　　“好了，不谈工作了，”乔布斯太太说，“先讨论今晚如何过吧！”

　　“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谈谈书怎样？”她说。

　　我们看着她没有说话。

　　“谈谈电影、政治或者伊拉克？”

　　我们不知所措地坐了几分钟。最后，乔布斯太太起身去房间里拿饮料时，拉里说：“你听说杰夫·赫尔南德斯的事了吗？他要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他快要完蛋了。”

　　“天哪。”

　　“是的，这很糟糕，兄弟。”

　　布里·奇恩为我们烤制了一份令人垂涎的豆腐蔬菜大餐。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广场观看焰火。面对绚丽壮观的焰火场面，我们赞叹不已。回家后我们仍在称赞今年的焰火搞得不错，似乎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2006年7月10日，酷暑。心情：得意

　　假期结束之后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了一张查利·桑普森写给我的纸条，要我下去接受他和他的团队的问询。我如约来到克罗斯比会议室，他们已在一张长桌子一边一字排开坐好。现场有一名速记员，几台录音设备以及几大壶水。

　　“伙计，”我说，“这是干什么？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开会吗？”

　　没有人搭理我的话。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这看上去的确太严肃了。我是不是该找个律师来？”

　　“你认为有必要找律师吗？”桑普森说。

　　“我刚才不是问你吗？”

　　“悉听尊便。如果你觉得没有律师在场便难以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你就去找个律师好了。但这里不是法庭，我们不是来给你定罪的。”

　　“好吧，”我说，“那你们就问吧。”

　　就这样，桑普森开始了废话连篇的提问，比如我的姓名、年龄以及工作经历等。为了有意找乐子，我故意回答错了几个问题，以便看看他们是否注意我的回答。他们的注意力的确非常集中。

　　桑普森问我，我在苹果公司占有多少股份。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吗？难道说你对自己拥有1%或者90%苹果公司的股票没有概念吗？”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对数字没有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被迫辍学的缘故。这属于一种学习障碍，确切地说是数学学习障碍。”

　　“数学学习障碍？”

　　“这就相当于数字方面的阅读障碍。”

　　桑普森皱起了眉头：“已经确诊了吗？”

　　“反正不是叫数学学习障碍就是学习数学障碍。我记不清了，非此即彼。”

　　“你也患有阅读障碍吗？”

　　我摇了摇头：“只是学习数学障碍。”

　　“是数学学习障碍。”一个年轻人赶紧纠正我说。

　　“啊对，”我说，“你说得对。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自己也拿不准叫什么了。不过你们说话语气得客气点儿，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工资单可是需要我签字的。”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人反驳说。

　　桑普森示意大家继续进行。接下来，桑普森的助手们便开始接连向我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能够很好地解读别人的想法。这是一种超感官的能力，是我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名禅师那里学来的本事。我会很快将别人的想法转化为文字。但今天，我遇到了挑战，眼前的一切有些凌乱。

　　我抬眼看看桑普森，解读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回敬了我一眼，目露凶光。

　　一位叫奇普的桑普森的助手问我：“你能否回忆起2001年7月13日与索尼亚·伯恩的一次午餐？当时你们两人讨论了股票期权的问题。”

　　“让我想想，”我说，“2001年？7月13日？”我闭上眼睛，等了几秒钟，假装在冥思苦想，“啊，对了，是的。2001年7月13日，我们去了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餐厅。我要了一份沃尔多夫色拉和一瓶圣培露矿泉水。后来，我让饭店把色拉重新做了一下，原因是他们在配料里放了蛋黄酱。然后，一位服务生端上了酸辣酱油配料，并且说这样便称不上是沃尔多夫色拉了。我说没关系，我喜欢这样吃。这位服务生名叫安顿，61岁，体型较瘦，留一头棕色卷发，右手中指戴一枚银戒指，左手手腕戴一块天美时手表。索尼亚要了一份火鸡三明治，没有加腌肉和蛋黄酱，还要了健怡可乐和柠檬水，不对，是酸橙水。饭钱一共是23.9美元，我用Visa卡支付，还付了2美元的小费。”

　　奇普皱起了眉头：“就这些吗？”

　　“你记得5年以前的某天你在哪个地方吗？快点告诉我。”

　　然后，他们开始问我何时收到多少期权，其中卖了多少，多少用于换取受限股，这些股票当时与现在分别值多少钱，苹果公司给我的喷气式飞机价值几何。然后，他们又开始讨论期权定价模型及其他任何能够计算出我的股票价值的方法。

　　“伙计，”我说，“我真不知道你们都在说些什么。你们说的简直像是鸟语！”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桑普森说。

　　“随便你吧，”我说，“但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告诉过你，我患有数学学习障碍。”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桑普森说，“你确定？”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站起身说，“怎么样，结束了吗？”

　　“没有，”桑普森说，“还早着呢！”

　　“好吧，”我说，“我结束了。你们喜欢就继续留在这里吧。”

　　“有件东西需要您看一下。”保罗·道森说。

　　他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等着我。保罗体形魁梧，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嘴里还喘着粗气。

　　他递给我一张纸。这是一份数据表，上面每一行每一列都写满了数字。我讨厌数据表，我拒绝阅读。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就行了。”我说。

　　保罗解释说，关键数字在右边一栏。这些数字是目前市场上卖空的苹果公司股票，意味着有人认为我们的股价将会下跌。保罗说，自从一个月以前我们卷入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一事之后，这一数字便在持续增加。

　　“我之前就说过证券交易委员会会介入。有人已经知道会出现坏消息。从那以后，便有人疯狂地卖空我们的股票。您难道不知道吗？看一下现在的交易情况吧，看一下市场的抛售吧。局势一片混乱。”

　　我不知道保罗在说些什么。

　　“有人与我们打赌，”他说，“一个很大的赌注。看上去他们在竭力掩盖着一切，以使我们觉察不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每天交易的股票数量。对我们来讲，这一数字突然之间暴涨了许多，并且没有明显的原因。同时，抛售的股票数量也在激增。这很奇怪。我不知道两者是否存在关系，但的确有可能。

　　他看着我。

　　“您听懂我说的了吗？”

　　“你看我听懂了吗？我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难道忘了我们一起讨论过开发新一代iPod技术了吗？太晚了，已经过去了。这下你高兴了？”

　　“当下最紧要的事情，”他说，“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卖空者目前正普遍认为，我们的股价将下跌。然而，如果我们的股价上涨，他们便毁了。”

　　“我知道什么是卖空。”

　　“那好。有这么多卖空者迫不及待地等着股价下跌，因此他们会不断散布谣言使股价下挫。您应当告诉公共关系部准备好应对措施。”

　　“就这些吗？就因为这个你便来占用我宝贵的时间吗？那你直接告诉我说，我应当通知公共关系部有人可能会散布谣言不就得了？”

　　“作为财务总监，使CEO保持信息畅通是我的职责-”

　　“好了好了。我看这样吧，你把这件事情去告诉公共关系部吧，我要回去搞我的设计。你可能还希望知道卖空行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吧？”

　　“很可能是某家对冲基金所为。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很奇怪。我会密切关注这件事情。”

　　2006年7月16日，晴。心情：放松

　　博诺进城了，因为除了要当一名摇滚明星，他还与一帮硅谷的私人资产投资者一起投资了一家公司。这帮浑蛋比风险资本家还坏。他们告诉博诺说，他们将在5年之内将投资翻倍。在硅谷，这便意味着他们将会把博诺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榨取过来。到目前为止，博诺已经砸入了200多万。我甚至不忍心将事实真相告诉他，因为他是如此有趣。

　　还有，听博诺高谈阔论技术也是一件乐事。有一次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到了“速度”和“给养”。我说：“对不起，你说的是‘速度’和‘给养’吗？你知道它们什么意思吗？”他当然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相对于那些没有技术背景的MBA来讲，他一点也不差。那些满嘴专业术语的MBA们来这里6个月之后便自认为他们将发现下一个谷歌，从而大发横财。

　　问题是，如果博诺学走了我的作风-道貌岸然，宣扬要使世界更加美好，并将它发扬光大，那我会恨他。现在，他已经成了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而我却受到欧盟关于我是一名美国文化熏陶下的垃圾资本家的指控。但是，博诺有资格获得这一切，他想到了我没有想到的两个字：非洲。这片土地就像是一个工作圣地，它充满了仁慈和宽恕。到了这里，你便会得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如何贪婪和腐化，只要你在非洲做了好事，人们便会对你竖起大拇指。当然，这并不是博诺的独创，他借鉴了戴安娜王妃的做法。现在，比尔·盖茨也在赶这个时髦，还有麦当娜。

　　但不管怎样，我喜欢博诺。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比我更加自我陶醉的人。如果你的生活遇到了问题，那就自我陶醉吧，这会解决很多问题。与博诺在一起，你可以整天快乐无忧。你只要听一听博诺关于艾滋病、非洲、贫困以及债务免除等方面的高谈阔论便能够领教了。相信我，博诺一谈起话来便猛料不断，直到让你笑破肚皮。如果你觉得生活无望，那便听听博诺的言论吧。

　　这天，我们在帕洛阿尔托一家酒吧喝酒。他看上去受了刺激，哭着说他看了阿尔·戈尔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

　　“啊，史蒂夫，”他说，“你看看那些可怜的北极熊，它们都淹死了！我们得干点什么了，比如开个音乐会什么的。”

　　我告诉他，一头真正的北极熊可以咬掉你的头并将你生吃掉。“它们可不是阿尔·戈尔告诉你的那么温顺的动物。”

　　然后，我又告诉他：“你别难过，我会计划与你一起搞一次小型慈善音乐会。但是我现在很忙。你最近可能没有看报纸，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千方百计要把我送入监狱。我还想开发一种新型电话和一种新型电视机。现在，我正在准备一份东西，以便一个月之后在会上说服那些设计者们。同时，我的新型视频iPod的设计也已接近尾声，它可以容纳下4.5个小时的视频节目。也就是说，很快有一天我们将会把两大部电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想想吧，太美妙了！”

　　博诺说：“我的天，又要搞一个倒霉的iPod？你简直就像威利·旺卡巧克力工厂，只顾鼓捣什么iPod，而全然不顾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你这头蠢猪！”

　　我告诉他说：“博诺，我们各干各的事情，互不妨碍对吧？我想你不会半夜三更给毕加索打电话要他停止作画，转而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吧？你也不会打电话给甘地、马丁·路德·金或者尼尔森·曼德拉说，‘嘿，伙计，放下你们手中人权的活儿，救救格陵兰岛冰帽上的企鹅吧！’对吧？”

　　博诺说格陵兰岛冰帽上并没有企鹅，它们生活在南极洲，就像他是一名生态专家一样。据我所知，这个家伙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他又说，我应当把苹果公司挣的所有钱都用于创办一个拯救地球的基金。

　　我要使人发狂，有自己的一套。我静静地说：“对，让我与董事会讨论一下，把我们所有的利润都贡献出来。我们将会把这一议题作为下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然后，我又说：“喂，喂，我要进入地下通道了，喂？他娘的，能听见我说话吗？吱啦吱啦……”

　　博诺并没有中招，他说：“你这个家伙，我就在桌子对面，忘了吗？我们不是在通电话。”

　　“啊？什么？我听不见……吱啦吱啦……什么？你在听吗？吱啦吱啦……好吧，过会儿给你打过去吧，好吗？”

　　“严肃点，史蒂夫。”

　　“我很严肃，博诺。你看，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我把你当哥们儿。你应当知道这一点。”

　　就这样，我们结了账。我澄清一下，是我结了账。你们可能不知道，博诺也许是全世界最穷的人了，他身上从来不带钱，他说这是因为耶稣从来不带钱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他从来也不用花钱。我们进了城。博诺坚持要开车，尽管他很少开车。然而一旦他坐在驾驶位上，便不会有任何问题。即便我在边上用胳膊骚扰他，他也敢侧过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我们来到了一家超豪华的饭店坐下吃饭。饭间，我总想找机会向他倾诉一下我摊上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麻烦，但他一句也不愿意听。

　　“算了吧，”他说，“还是让我们谈谈《米歇尔兄弟》吧！”每次进城，他都会和我来到这里灯红酒绿一番，几年以来我都是一路陪着过来的。但是，这次我告诉他说：“兄弟，我们下次再来吧！”

　　就这样，我们在暴风雨中沿着280号公路行驶。突然，后面驶过一辆大型雷克萨斯轿车并且紧急变道，差点撞到我们。博诺是个火药桶脾气，他大叫了起来：“奶奶的，我恨不能将我们这辆阿斯顿马丁开进他的屁眼儿！”说着，他加大了油门。就在一瞬间，我们的前保险杠已经撞到了雷克萨斯的后保险杠上。简直难以置信，是博诺撞了人家！

　　雷克萨斯车里的那位挥舞起了拳头。博诺大笑了起来：“让你体验一下死亡的快感，哈哈！”就这样，我们一前一后，玩起了猫捉老鼠。不一会儿，博诺再次加速，又一次撞上了雷克萨斯，这次撞得更狠，然后又是一次。几次过后，雷克萨斯的屁股便像被压扁的马口铁罐一样了。

　　最后，我们都把车开到了路边。那个家伙走下车来，眼睛充血，暴跳如雷。我们也下了车。这时，那个家伙的表情似乎发生了变化，连续几秒钟一直盯着我们，似乎是在说：“不会吧，难道是你们吗？果真是你们吗？”

　　我们站在那里，似乎在说：“嗯，啊，对呀，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吗？”他说：“哥们儿，你们可真把我吓坏了。啊，天哪，你们简直太酷了！我挡了你们的路，简直是罪该万死。如果我早知道是你们就好了，我说的都是真的！”

　　博诺说：“嗯，不问何方神圣就轻举妄动，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谁敢肯定你后面的是不是耶稣或者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①呢？”

　　那个家伙有些目瞪口呆，似乎在问我们：“什么布特罗斯？你说的是布特斯·柯林斯吧？是吗？”他说：“真的，对此事我深感抱歉！”

　　这就是博诺的厉害之处了。他走过去，与他握了握手说：“嘿，哥们儿，这多么刺激啊，不是吗？我接受你的道歉。”然后，博诺又说：“来，这个送给你吧！”说着他把自己的黑色U2型iPod递到了那个家伙手里。“拿着吧。”他说。

　　那个家伙瞪眼看着，似乎在说“啊，这怎么可能”，他看上去像是从猫王手里接过一辆卡迪拉克的钥匙般荣耀。

　　这就是我喜欢博诺的原因。通过这件事，我再次领教了博诺。这是私下里的博诺，公众所看不到的博诺，他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博诺，你真是个人物！

　　2006年7月20日，阴。心情：慌乱

　　我解雇了迈克·迪斯莫尔和他那位神经质的助手杰夫一事引发了设计部门的强烈反响。看上去，这些工程师们都很喜欢这位红发的青年才俊迪斯莫尔，都希望他能够回来。他们甚至联名上书要我收回成命。但他们不知道，我喜欢解雇人，因为这让我觉得爽快。

　　每当我觉得没趣、意志消沉或是因受压抑而找不到创造灵感时，我便首选解雇人。实际上，即便是解雇人，我也尽力做得富有创意。比如，我和拉斯·阿基发明了一个叫做“狙击手”的游戏，我们会在需要激发创造力时玩这个游戏。与一般游戏不同的是，这个游戏要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地玩儿。游戏的要点是：我是约翰·艾伦·穆罕默德，拉斯充当我的打手李·马尔沃①，我们一起四处寻找猎物。我们会随时制定我们的游戏规则，比如，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留红头发的人将被解雇，或者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戴蓝牙耳机的人将被解雇。

　　今天，我们的下一代iMac电脑新设计方案遇到了阻挠，因此我们便走出去寻找猎物。今天的打击对象是我没有开口便胆敢首先与我讲话的人，我会直接让他卷铺盖。我们从总部大楼出发，穿过咖啡厅和健身房，穿过攀岩壁、水族馆和静心中心，来到外面的U形滑板场、山地自行车场和步枪打靶场，然后又来到健康中心，穿过酒吧、香薰室和按摩中心。按摩中心的医师们正在整理按摩椅，准备下午交接班。

　　看上去没有人会与我们说话。最后，我们只得放弃，重新回到了总部大楼。这时，保罗·道森急匆匆地冲我们走了过来。

　　“我一直在四处找您。您的助手说他不知道您在哪里，并且您还没带手机。”

　　“砰，”拉斯·阿基说，他的手做出步枪手势，打向了保罗，“倒霉蛋，你完蛋了！”

　　“拉斯，”我说，“我们怎能解雇财务总监呢？”

　　“忘了我们制定的规则了？”

　　“他是财务总监啊！”

　　“你们在搞什么？”保罗说。

　　“没什么！”

　　拉斯朝我做了个鬼脸，“老板，我去冲浪了。”

　　我和保罗上了电梯。“什么事？”我问保罗。

　　“空头。”他说。

　　“空投粮食还是罐头？”

　　“不是，我是说做空。您不是看了那张表了吗，您忘了？”

　　“些许记得些，记不太清了。怎么了？”

　　“空头净额已经翻番了。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得到了一些线索。”

　　他看着我，那架势看上去像是一只给主人叼来拐棍的狗，摇着尾巴等着主人的夸奖。但是，我说过，我从来不夸奖部下-从来不。

　　我们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坐了下来。他也正要坐下，我示意他站着说。

　　“我没有时间长聊，”我说，“告诉我怎么回事就行。”

　　“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在开曼群岛。看这个。”

　　他递给我一张纸，纸上写着这家公司的名字-Janus。

　　“这是家什么公司？”

　　“Janus是一个古罗马门神的名字，来自英语的January（一月）。”

　　“我知道，感谢您给我上的历史课。幕后指使是谁？”

　　“情况错综复杂。开曼群岛的公司与马恩岛上的公司还有关联。邮箱和电话号码已经停用了。”

　　“这意味着什么？”

　　他耸了耸肩说：“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形成判断。只有幕后指使才明白事情的真相。”

　　“也许这件事并没有那么严重，谁会在乎呢，对吧？真有那么严重吗？”

　　“股票是我们的血，是我们的氧气，有些人就是冲着它来的。我在华尔街待了10年，我知道这些人的伎俩。有人在向您挑战了。那天我们见了几个瑞信银行的人，他们透露说微软公司可能要设法降低我们的股价，然后低价收购我们。”

　　“白日做梦！”

　　“不过，微软公司的确需要一套操作系统。当然也有可能是别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他们也许自认为能够压垮我们，然后实施低价收购。谁知道呢？我计划派几个人到开曼群岛调查一下，看看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我让莫什去办这件事，他认识几个特工出身的人。”

　　“别叫他去，别把他扯进去，这件事情不要打草惊蛇。不要使用公司的飞机，坐普通航班去。机票现金结算，不要入账。”

　　他看了我一眼说：“您是怀疑我们自己人？”

　　“你不怀疑吗？”

　　他没有回答，但他肯定也怀疑。

　　2006年7月25日，阴。心情：气定神闲

　　做空者、泄密者、竞争对手、检察官、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内部律师、会议组织者、顾问等等。所有这些使我有些焦头烂额，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产品设计工作中去。自从我们宣布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事，投资银行家、管理顾问及许多咨询公司便成了我们的常客，他们总是一再向我们推销他们那套垃圾服务。这就好像我们在过马路时被车撞了，交通事故理赔律师们便争相凑上前来，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业务。

　　人们也许认为，我只需要来回踱着步，冥思苦想便能够发明下一代iPod。有时候的确会这样，但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

　　你可以想象，保罗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收到了432封邮件和50多张留言条。这些留言条都是我为自己特殊订制的，原材料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当时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了各种纸浆，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最终选出了这种叫做“棉花云”的米黄色留言条，它对人眼的刺激很小。

　　这些留言条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列。最上面的一张是来自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留言。还没等我坐下来给他打电话，我的电话就响起来了。贾瑞德说斯皮尔伯格的助手在线。我告诉贾瑞德说等斯皮尔伯格上线之后再把我接进去。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斯皮尔伯格的助手希望我先上线，然后他再接通斯皮尔伯格的电话。我告诉贾瑞德要他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打过电话来说，斯皮尔伯格希望我先上线。我再次叫贾瑞德挂断了电话。

　　最后，过了几分钟，斯皮尔伯格亲自打进电话来了。他的表现还算不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电话里，他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他告诉我说，他此刻正在蹬着脚踏车，并问我是否介意他使用免提，以便他能够同时进行锻炼。我告诉他说我不介意，但我也会把电话改做免提。然后，我便煞有介事地在键盘上狂敲，以便使他相信我在写邮件而不是在全身心与他讲话。老实讲，我恨透了这种仗势欺人的做法，但好莱坞的大佬们一贯如此。如果你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会考虑给你点难堪。

　　斯皮尔伯格说，目前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激战正酣，但美国媒体并没有对此全面报道，他们宁愿报道小甜甜布兰妮将宝宝放进微波炉的新闻。但这件事情的确很严重。斯皮尔伯格希望梦工厂与皮克斯合作，拍摄一部关于两名男孩的动画片，一名来自以色列，一名来自巴勒斯坦。这有些类似《辛德勒的名单》与《阿拉丁》的组合，但采用的是《极地特快》中的人物形象。作曲由埃尔顿·约翰来完成。

　　“好的，”我说，“但是，里面有没有会说话的鱼和会说话的汽车呢？有没有英雄形象呢？”

　　我告诉他说，他不应当因为我没念过大学便拿拉丁文来唬我。他说这不是拉丁语，是法语。我说：“哇，等一下，你是说你要拍一部法语电影？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埃尔顿·约翰也会讲法语吗？喂，我是说，电话那头果真是斯皮尔伯格先生吗？果真是那位导演了《外星人》和《鬼驱人》的大导演吗？你要转型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何不学学梅尔·吉布森，拍一部古阿拉姆语、毛利语或者其他非洲土著语言的电影呢？要不干脆就拍一部巴勒斯坦电影。”

　　斯皮尔伯格的好处在于他风度翩翩，风流倜傥。然而一旦别人与他的意见有一点不同，他便会摆出一副臭架子来。

　　“史蒂文，”我说，“我的确没学过拍电影，但请相信我，我知道什么东西叫座儿。我发明了iPod，不知道阁下听说过没有？因此，我的建议是，不采用两个男孩儿的组合，而是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并且将他们的年龄适当提高，比如说十几岁，这样便可以上演一出爱情大戏。女孩儿形象要热辣，像《风中奇缘》中的印第安公主，她最好身穿性感的紧身衣。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我们观众的范围，使得18~35岁的男性都愿意走进影院，而不仅仅是孩子们。顺便，我们会让影片里面的角色带上iPod产品，然后在麦当劳沙拉三明治的包装纸带上打上影片的名字。”

　　斯皮尔伯格没有说话，他只是不停地蹬着脚踏车。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看我们今后再聊吧！”

　　“随便。”我说，“是你打电话找的我，对吧？不管怎样，我预祝你的拉丁语电影取得成功！”

　　好像上帝认为我还不够倒霉一样，几分钟过后，我接到了理查德·布兰森的电话。我向上帝发誓，这个家伙是个十足的疯子。除非我知道电话来自英国，比如说保罗·麦卡特尼要与我商量如何将披头士音乐搞到iTunes上，我才会拿起电话。然而，此刻电话那头响起的却是布兰森这老家伙的号叫。我想，今天这是怎么了，斯皮尔伯格刚走，又来了这位。难道世界末日到了吗？

　　“我现在正在热气球上！”他大叫着。我想，你当然在热气球上，除了那里，你这个蠢驴还能到哪里去？在我看来，我今生今世都不会搞明白，人有钱了为什么会去搞热气球。

　　“我现在在用卫星电话与你通话！”他尖叫着，“我穿着太空服，戴着头盔。此刻我在15 000英尺的高空，我下面就是蒙古国北部。这里的景色太美了！你能听到吗？看啊，这都是我自己的创意。喂，你能听到吗？”

　　我告诉他说我听不到。然而，他仍扯着嗓子喊。

　　“哥们儿，”他说，“我快要到达营地了，我就要下去了。我们计划创建维京大西洋分部，其级别为iPod级。整个建筑的颜色就采用与iPod一样的白色。墙壁、座椅后背、座椅垫、地毯、盥洗室以及其他所有摆设都搞成绚丽的白色，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iPod中。我们会提供一些冒牌的香槟和廉价的寿司。每名顾客都会被彩色有机玻璃与其他顾客隔开，这样坐在后面的人也可以看到你。你会坐在那里啧啧称赞，‘哇，这里真是不错，我喜欢这里的iPod风格！’”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是如此的年轻，如此的时尚，我是如此另类的一个暴发户。我非常有技术头脑，我热衷于IT，我有数不清的手机、PDA和其他新鲜玩意儿。我生活在硅谷，我穿着懒汉鞋，却不穿袜子。我比你强，我会飞。对了，我还会与iPod经典一起飞。那些社会底层放荡不羁的人们会爱上它。我们会请贝克汉姆夫妇来做广告。”

　　“理查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么iPod靠什么连接？”

　　“啊，嗯，咳，谁知道呢，随便了。不管怎样，这是一种营销手段。就像iPod经典一样，它通体白色。明白了吗？”

　　实际上，我恨透了布兰森，因为他搞了一个维京在线音乐商店，要打垮iTunes，现在他却来充当我的“哥们儿”。也许他认为我根本不记得他搞的这个音乐商店了。

　　因此我说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也不想使自己的品牌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会激怒他，因为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老布兰森有些过于自恋。

　　果然，他变得有些暴躁，狠狠地说：“抱歉，你说的是‘品牌受到影响’吗？我的天，我想我是吃鹅肝噎着了。品牌受到影响？使你的品牌受到影响，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呀，哥们儿。我是说我去过你的店，史蒂夫。不就是那个Tivoli iPal产品吗，说白了它就是个FM收音机！只不过它被搞成了白色，多了一个耳机插孔，能听MP3音乐而已。”

　　然后，他便开始大叫起来。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果真变态。我告诉他说：“布兰森，我的兄弟，你该冷静下来，去做做瑜伽，在太空服里放个屁，然后设定好程序朝着太阳中心飞去。上帝会保佑你，你这个疯疯癫癫的留着山羊胡和白头发的摆弄热气球的怪物！”

　　“你说得太对了！”他说，“哥们儿，你不会后悔的。你会做出你的处女飞行，旁边坐的就是贝克汉姆夫妇。我说话算话。”

　　我说我谢谢他，但我不会坐商业飞机，因为那太麻烦，并祝他好运。然后，我打电话给保罗·道森并告诉他，我不在乎你怎么去做，即使你去租一架米格战斗机飞到蒙古国北部上空把布兰森的气球打下来，我也不在乎。

　　“知道了。”保罗说，“啊，还有，我们正在收集本季度的销售数据。”

　　“怎么？”

　　“你会感到高兴的。”

　　“好吧，再见！”我说。

　　已经是晚上7点半，我透过窗户，看到太阳落到了圣克鲁兹山后面。此刻，我非常想开车到半月湾海滩练功。然而，罗斯·齐姆却拉着我去参加一个与几名傻瓜的电话会议。由于我们在自己的产品中加入了某些有毒化学物质，这些人的屁股上便长了毛。

　　“大家好，”我并不认为你们能够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并不是一家蔬菜公司，我们是电脑和电脑监视器制造商。电脑有磁盘驱动器，还有芯片。为了制造出电脑，你就要用到化学物质，塑料、玻璃等。我不能用植物纤维造出iPod，我也不能颠覆重力定律。“

　　为首的人叫做皮埃尔，他开始采取欧洲人所擅长的迂回战术，从侧面提出苹果公司曾承诺致力于环保事业。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要敲诈我们。我们只要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便能购买更多的船去捞金枪鱼，从而不会在媒体面前说我们的坏话。

　　“你们要多少？”我说。

　　“什么？”

　　“要你们放过我，我需要付你们多少钱？”

　　他开始含糊其辞，说他认为我们之间可能存在误会，这本不是这次会议的主题，等等。

　　“皮埃尔，”我说，“我已经累了。时候已经不早了，我这天过得可够忙乱的。我可不想胡来。你们出个数吧！”

　　他让我等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电话前。“1 000万？”他说。

　　“成交！”

　　“真的吗？”

　　“我会找我的人去安排。”

　　“乔布斯先生，”他说，“我十分感谢您对这一光荣事业的承诺。你们会看到，我们将改写世界最环保公司名单，我们希望苹果公司今年能够事业兴隆…… “

　　我离开会议室之后，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2006年7月28日，晴。心情：亢奋

　　好消息来了。6月份的季报数字很振奋人心。我们与华尔街的那帮浑蛋们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彻底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更好的是，据保罗·道森说，我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说自己完全忘记了股票期权的事情，这个理由是我已经将股票期权退还，并且未行使任何权利。

　　“我只能说，可能是有人把日期给搞错了。但是，如果你将股票期权退还的话，我不认为会有什么不妥。”保罗说。

　　偌大的会议室里就我们两个人。他递给我一个绿色的夹子，里面是他的报告。这份报告中有几张纸，里面包括一些数字和叙述，更多的是表格。

　　“你难道就只会将它们弄成图表形式吗？”我问他，“有没有更方便看的形式，有没有普通人一眼便能看明白的东西？”

　　保罗耸了耸肩膀。他就是跟数字打交道的。

　　我装模作样地浏览了一下报告。保罗说，他还不能完全确定找到了所有的东西，因为在倒填日期时，他还没有来苹果公司工作，当时扎克·约翰逊是我们的财务总监。但是，保罗已经将记录都过了一遍，并尽力去发现其中的奥妙。

　　这些都是他在我的绝密指示下进行的。我不想让查利·桑普森知道我此刻也在单独进行内部调查。另外，我盘算着，如果保罗果真发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可以解雇他，并销毁他发现的所有记录。

　　“这样说来，你认为整件事情只是由于文字上的疏漏了？”

　　“像是如此。”他说。

　　“那么我可以解脱了。”

　　“我并没有这样说。”保罗说。

　　“但我听的就是这样。”

　　保罗说关于披露一事还存在一些问题。我还不完全了解保罗，但有时候我经常会看到他的那张大嘴不断张开又合上。虽然我听到有声音从那里发出来，但那声音听上去像是鸟语。

　　“做空者的情况怎样了？”我问。

　　他耸了耸肩：“还没有动静。您看股市了吗？简直快疯了。”

　　他说得没错。虽然此刻已经闭市，但在盘后交易中，我们的股票正在飙升。我打开电视机，浏览各大经济频道。他们都在对我们大加赞扬。当然，他们也提到了股票期权的事情，但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此刻，那位疯子克雷默正在使劲捶着桌子，向即将购买苹果公司股票的人们大喊着。

　　“这只股票绝对值得持有！”他说。他的脸涨得通红，看上去他的头就要爆炸，脑浆将要溅出来。

　　“史蒂夫·乔布斯应当被选为世界人民的总统！”

　　我不禁心潮澎湃起来。我出去开上自己的奔驰车，围着停车场一个劲儿地转圈。停车场上尘土飞扬。一帮墨西哥来的停车场清洁工大声喊叫着朝我挥舞着胳膊。其中一人朝我喊着：“青卡图谱他马德拉，卡布龙！”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一定是：“好小子，你酷毙了！”

　　你知道吗？我的确酷不可比。

　　2006年8月3日，大雨。心情：震怒

　　然而，好景不长。当天晚上，我与贾瑞德的女朋友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一家商场谈情说爱，并终于搞明白了她果真愿意与我上床。我走出商场，沿着大学路向前走，突然我看到花园酒店门前站着汤姆·博迪奇，他的身边站着我们的首席运营官吉姆·贝尔，后面站着正在打电话的查利·桑普森。

　　我急忙躲到一个隐蔽处。我虽然不擅长政治，但我知道，二把手与最大股东秘密会谈，并有参与公司调查的律师在场，这不是什么好事。

　　我知道此刻我应当站出来面对他们。然而，我却做不到。我只是站在那里，感到头晕目眩。我靠在一家商店的门口，静观其变。这家商店的名字叫做“菩提树”，是卖佛教用品的。我感觉那些佛像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一名商店的女售货员走出来对我说：“先生，需要帮忙吗？您没事吧？您需要帮助吗？我要不要报警？”

　　在加利福尼亚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嘿，你这个疯子，闪开这里，否则我要报警了！”

　　就在这时，她认出了我，她赶紧向我道歉：“哇，史蒂夫·乔布斯！我的老天！您进来喝点水吧？”

　　“我没事，”我说，“我只是在……看风景。”

　　我强作笑颜。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

　　我回到自己的车里，然后驾车回家了。我家里的电话收到了汤姆·博迪奇的信息。第二天早上8点举行紧急董事会。我打他的手机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他的手机却切换到了语音信箱模式。我留下了一条信息，但他没有给我回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