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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索(二）关于党的领导
标签： 权力 改革开放 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索（二）
（续上篇）
二、 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消弱了权力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实质并不是改革，而是纠错。是执政党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强加给人民的错误。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是执政党做好事施惠于民的业绩，不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去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是不再阻止人民谋生存谋生活、不再顽固坚持错误甚至是罪恶的做法的结果。
执政党纠正了什么错误呢？
一是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邪恶路线，不再“以整人为本”，允许人民谋生活，允许社会发展经济。
二是纠正了取缔私有制的错误，允许私有经济生长。所谓改革其实就是允许国内的私有制经济生长，所谓开放其实就是引进了国外的私有资本。
三是纠正了计划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的错误，消弱了权力对经济的控制，把自由还给了人民，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红头文件。
这三点都是部分地纠正了“权力极度地强迫人民、限制人民自由”的错，部分地纠正了“权力专断蛮横，管得太多太宽太细太滥太粗暴”的错。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从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经济扩展，从权力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即自由经济转型的道路。是逐步地把自由还给人民的过程，是一步步放权让利的过程，是党的领导被消弱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步都与消弱权力有关，而不是强化权力扩大权力的结果，更不是权力动员和号召人民跟随的结果。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和总设计师。改革开放走的是没有设计的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路，是自然生长的路。人民在谋生存谋幸福的路上探索前行，掌权者只不过是部分地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和发展的潮流，人民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的推动者。而改革开放的阻力恰恰都是来自执政党内，来自原来的规定和僵死的意识形态，来自那些害怕红旗落地江山变质的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以权为本”的人，来自那些视红旗的成色胜过人民的苦难的人，来自那些享受着共产主义特权利益的人，也来自那些被意识形态毒害得丧失了是非观念的人。
在公有制或官有制的体制下，庞大的权力无所不在也无所不管。整个社会就是一部被权力操控的机器，人的自由被剥夺了，社会被管死了。
那时候，社员可以不可以私养集体的母猪都要伟大领袖亲自定夺；工厂能不能长工资发奖金都要中央做出决定。连歌唱家嗓子如何发音权力机构也要管，李谷一唱歌气声多，就要受到指责；歌手拿麦克风唱歌属于资产阶级台风，也要批判。哪个小青年敢穿喇叭裤上班，会被罚站示众；小伙子头发长点也不行，也要被强行剃掉。
经济生活的三个主要要素，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分配给谁，更是由权力决定。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计划人员不自量力地试图实现庞大的复杂的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结果造成了极度的短缺，什么都要限量，买东西离不开票证。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步步放权的过程，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强大的权力被瓦解的过程。
以解决就业为例。大量知青回城后，政府无法解决就业问题。于是就放开了权力对自谋生路的限制，允许返城知青（包括刑满释放人员）自谋职业。结果，这些人摆地摊做小买卖，吃饭问题靠自己解决了，市场的供应也丰富了，城镇的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
再看看出口贸易。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依托就是出口贸易的增长，我们来看看其放权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国有外贸公司才可以做外贸生意，而且各地各专业公司不准互相越位。后来放权了，其他国有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可以直接出口了。再后来又放权了，非国有企业也可以做外贸了，但对注册资金有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以。再后来，注册资本的限额也下降了，到最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进出口取消了任何限制，任何企业哪怕是一个人的公司都可以做外贸生意。这不断放权的过程使得进出口贸易迅速膨胀，就业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增加了，GDP也增长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增加了。
消弱领导瓦解权力开放自由给中国带来了进步，是这三十年获得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现在许多人把这个进步称颂成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的结果，说成是权力作用的结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对中国的继续进步也是极其有害的。
公共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权力执掌者是人民的公仆。仆人是什么概念？明清时期管仆人叫奴才，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了，不能把公仆说成公众的奴才，但也不能拔高为领导。公共权力的唯一职责就是服务于人民，是服务，而不是教育人民领导人民。
从孙中山以来中国的政党的领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比人民高明高尚。孙中山说革命党是人民的保姆，要训导人民。共产党的理论则说人民要由领导阶级来领导，领导阶级要由先锋队来带动，共产党就是领导阶级的先锋队，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代表人民领导人民，是天然的权力执掌者。保姆理论和先锋队理论是把人分出境界高低的等级论，是对人民歧视而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领袖优越论。
由于自认为自己比人民高明和高尚，执政党总是以人民的素质低为由僭越人民的权力，总是宣称要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带领人民向前进。这种定位的错误来源于蔑视人民的狂妄。政治家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民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如果真正为人民着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把自由和人民的各项权利还给人民，人民肯定会做出最正确最聪明的选择。就像小岗村村民，就像回城的知青。
改革开放的成就取决于强大权力的部分瓦解和消弱。必须看到，目前中国的公共权力还很强大，也很腐败，无微不至，这是中国继续进步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继续瓦解和消弱权力，必须有效地约束和控制权力。必须破除那种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无法当家作主无法实行民主必须由党来领导”的蔑视人民的观念，必须让仆人回到仆人的位置上去，不再僭越主人的权力，不再天然代表人民。
三、 改革开放的成就来源于民主的尝试
一些人一听到民主就火冒三丈，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不适合民主，还是专制制度适合中国国情。他们为专制体制做辩护，最常用的辩辞就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伟大成就难道不是在现行制度下取得的吗？专制有专制的好处，专制效率高，能办成大事。
首先必须指出，这三十年的进步是从极端的专制向开明的专制转化所取得的，是专制弱化的结果，而不是专制的结果，这恰恰证明了越是不专制越好的道理。
其次，改革开放的源头来源于思想解放。在谁的束缚下解放？就是在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就是从最高领导人的话就是圣旨的意识中解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既定方针中解放，从“两个凡是”的牢笼中解放。这个解放的过程就是民意释放并推动民主发力的过程。
第三，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党内民主决定了顺应民意的改革开放的基调。是民主政治的发力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我们享用的是那一段时期的有限的民主政治的红利，而不是专制制度的效率。而目前的问题与危机恰恰是民主进程迟缓和中断的恶果。
林彪四人帮时代，准确地说是毛泽东时代，其社会的本质用叶剑英的话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是极度的极权与残暴，是专制主义的顶峰，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的专制社会。这个黑暗残暴的时代随着毛泽东死去和四人帮被抓而宣告结束。
继任的华国锋为什么坚持不住“两个凡是”，一是他不具备毛泽东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极端权威和政治实力，二是他本人也具备一些民主意识，所以，才有不同思想表达的空间和与最高领导人政见不一的开明政治家集结为政治力量并主导政坛的机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本质就是向专制挑战。伟大领袖和英明领袖的最高指示不再是人们行为的指南，不再是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更是向前任和现任最高权威挑战，向专制制度挑战。那时候的报刊可以发表与当时的英明领袖对着来的观点，发表不同的政见。正是言论自由的松动，才得以产生思想解放运动。
到了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批开明的政治家获得了民主问政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会上发表与英明领袖不同但符合民意的意见，通过畅所欲言影响会议的进程。民主的会风使得代表人民意愿的党内开明派占了上风，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党内的一次民主尝试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轨道。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有点民主，给点自由，就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实现充分的持续的民主政治，如果保障人民的所有权利，中国人民一定能过上非常好的日子，中华民族一定能真正复兴。
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吃的老本，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限的民主政治的红利。可惜的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没有被积极地推进，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还停滞甚至回潮了，在核心论出台后，当以某某为核心成为一种政治定势和心理定势时，民主政治就严重退化了，思想越发僵化，政治改革越发滞后，导致问题越积累越多，酿成了目前危机四伏的局面。四、 当前危机很严重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许多人对此飘飘然并以此论证现行制度的优越性。说什么中国这三十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的现行制度是世界上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中共是最伟大的政党。
关于三十年的成就，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远没有宣传的那么伟大。我们以前在红太阳的照耀下走错了路，吃不饱饭，极其贫穷，与其他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国家差距很大。改革开放我们上了正确的道路，做为后发者，我们吃苦耐劳，奋力多跑了几步，给发达国家和外来资本打贱工，挣了点小钱，富裕了一些，也系上领带了，仅此而已。
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第十位提升到现在的第四位，但人均GDP依然排在100名以外，是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是最发达国家的五十分之一。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民生方面，改善的速度大大低于GDP的增速。在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空白点很多，差距巨大，许多国民还处于基本没有社会福利与保障的境地。
我们还要看到，我们为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GDP的好看数字是在破坏了环境、消耗了资源、盘剥了底层劳动者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竞争力，制度、诚信与技术方面，我们没有任何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尽管有速度，但代价大，质量差，后劲不足。
我们更要看到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危机。
最严重的就是政治危机。
由于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同步地进行政治改革，在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时候没有否定和改造社会主义官有制的权力体系，强大的管制政治继续发挥强大的作用，不仅阻碍和干扰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不受约束的权力还掌控支配着大量的财富并掌控影响着致富的机会，由此形成了被权力扭曲了的市场经济。权力直接或间接明里或暗里参与分配甚至掠夺财富，在服务社会保障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却放弃了许多责任，由此造成了社会不公、腐败猖獗、秩序混乱、假话盛行、假货泛滥、邪恶膨胀。与电视上报纸上所宣传的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和人民对党感恩不尽的景象相反，不满与怨愤的滋生越来越普遍和强烈。从贵州瓮安事件和上海袭警事件及其民诙哉饫嗍录姆从矗釉蕉略蕉嗟姆妹窈痛似鸨朔娜禾逦ㄊ录矗?lt;b>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正在丧失，政权的合法性越发受到强烈的质疑和冲击，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政权的合法性是无法回避的。
任何政权仅仅靠枪杆子都是无法维持的，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在君主专制时代，政权的合法性依靠“君权神授”的欺骗，依靠民众对神对天的敬畏。在后君主专制时代，人民不再相信或不再认可神的授权了，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就是具有程序保障的人民授权――选票箱授权，即民主政治。
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专制政权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若要维系权力，除了靠限制言论自由统一由权力进行舆论导向外，还必须建立能够被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的支撑体系。
一种支撑是“专制过渡”论，如国民党的“由训政到宪政”的阶段论，如目前有人把民主定义为终极目标的说法。这种论点告诉人民专制不过是暂时的措施，大家先忍忍，到你们素质提高的时候，民主就会到来了。
一种支撑是“远大愿景”说，如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如希特勒的日尔曼民族领导世界文明的伟大抱负，为了无比美好的未来，人民就必须牺牲自由让渡权利，把一切交给组织和领袖，任由他们带领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走向无比光明的未来。
一种支撑是“稳定需要”论，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往往以此为由夺取政权。民国后期的军阀交替夺权也是基于这种说辞。民主政治太混乱了，或者说国家面临危险，还是由专制政治由威权统治来维系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好。
还有一种支撑就是“效率政绩”论，即认为专制权力受约束小，效率高，能办成大事，可以取得好的政绩。这种支撑的杆件必须是刚性的实在的持续的被人民认可的政绩或类政绩，这是很难的。宣传出来的政绩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宣传的作用也在递减。
改革开放前，政权的支撑是共产主义理想，是“远大愿景”。这个支撑已经解体了，不再对民众有号召力影响力。改革开放后，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还权于民，尽管政治上开明了，但本质还是专制统治。其合法性的主要支撑靠得是“效率政绩”论。
问题是，为了维持政绩，必然不敢进行带有阵痛的根本性改革，必然要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眼下的政绩，必然牺牲根本利益以换取形象政绩。 时间一长了，维系政绩就越来越困难。
问题是，你垄断了权力，集中了权力，承诺了政绩，也必然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你自称都代表了，所以，无论出了什么问题，老百姓也必然归罪于你。
问题是，在现代化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利益冲突越多，矛盾越复杂。即使你保持了政绩，经济持续增长，但靠权力掌控一切，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即使你认为公平公正了，还是有人而且是大多数人自认为是受损吃亏的一方，由此必然把责任归于你。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民越来越要求权利和自由，越来越要求当家作主，越来越抵制专制，别说社会发展的政绩不是你领导的好，而是消弱权力作用的结果，即使是你的政绩，人民也要求由自己来选择权力的执掌者，而不接受“你办事我放心”的钦定和前代领导人对后代领导核心的指定。
由此可见，政治危机的根源是没有办法在维系专制统治下清除的。如果不积极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抵制、拖延民主进程，或者以抽取了民主的本质要素（选票、分权和竞争）的假民主来替代民主，忽悠民众，政治危机就会越发严重，任何社会矛盾的爆发都可能成为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引发爆炸性的灾难。
再看看秩序危机。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是整个社会都要履行契约的经济制度，由此必然要求实行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坚持党领导一切，坚持党治，党大于法，权大于法，书记的指示大于法，这就形成了名义规则与实质潜规则并行的中国特色的伪秩序，由此，造成了秩序危机和道德危机。人们特别是权力执掌者，有法不依，说一套做一套，不讲诚信不守契约，什么事都取决于权力，利益仰仗权力，邪恶依靠权力，老百姓受委屈了唯一的选择也是上访哀求权力。伪秩序引导负面竞争，恶者胜利。跑官的能当官，掺毒的能赚钱，行贿能获得商业机会，谄媚的能成为大师。官场的腐败发酵着社会的腐烂。
再看看经济危机。
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经济高速发展也要走到头了。
由于权力和环权力的势力控制垄断了获利空间，再加上没有商量的高税费，市场经济走进了死胡同。
市场经济的引擎是获利，获利引导着大家努力工作，引导着创业和投资，引导着追加投资，引导着资本的增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当权力把利益都瓜分了，利润来源于对权力的掌控或依附，谁还去努力去投资去发展呢？这三十年，在不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细的情况下，人们的创业和投资热情无比高涨，如今这些热情已经消散了或正在消散，没有利润的引导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
政府的高征税高收费也使得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少，再加上社会保障不好，民众不敢消费，由此必然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大量靠投资和出口维持的经济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本来，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最应该做的四件事是：维护秩序、限制垄断、制止负面的外部性溢出（如污染）和提供公共产品。
现在却相反了，政府该做的做得不好，不该做的却不遗余力地去做。
政府自身就掌控企业，掌控财富、资源和机会，政府不是在做维护秩序的角色，而是直接间接地参与市场竞争。它自身就是垄断源，还制造垄断。而对于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失职，为了GDP及其由此带来的政绩与税收的增长，不惜破坏环境。政府对于公共产品也不热心。要么不管，要么推给企业，要么多收费少服务。由于权力不受限制，没有被人民轰下台的担忧，政府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大有作为，一句话就是为所欲为。
政治危机也好，秩序危机也好，经济危机也好，中国最根本的危机最危险的危机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膨胀与为所欲为。五、 唯一的出路是政治改革
政治家们看不到危机存在或者明知危机存在却抱着侥幸的心理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如果不迅速地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的根源，社会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不仅无法实现进一步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还极有可能引发倒退，丧失改革开放的成果，酿成巨大的灾难。
危机具有爆炸性。从贵州瓮安事件和上海袭警事件及其公众对这两个事件的反应可以看到这样的信号，从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到这种趋势。随便什么由头都可能引爆社会危机，而且会此起彼伏，防不胜防。
清醒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和精英们绝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必须与时间赛跑，以坚决地积极的真诚的态度把权力还给人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改革的诚意和行动拆除社会危机爆炸的引擎。
有人说目前的所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的错，是非毛化的错，他们不主张继续改革，而是主张回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回到极端专制的时代，回到官有制计划经济的时代，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继续吃不饱饭的时代，回到完全限制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时代。
想走回头路是痴人说梦。重新把私营企业的财产都收归国有？把外商的资本都没收？取缔土地承包制，恢复人民公社？媒体每天只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允许演出样板戏？不要说老百姓的生活会立即陷入困境，人民不答应；已经习惯大手大脚花钱的政府立刻就会陷入财政危机，政府会干吗？
目前的危机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而是改革开放不够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危机的总根源就是专制体制。
试图以经济上放松政治上收紧的对策来应付危机，强化镇压措施，加强思想控制和舆论导向，也是走不通的路。在已经失去民众信任和支持的情况下，强硬的路线是快速走向崩溃的路线。暴政必然引发暴动。
所以，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继续改革，坚决地积极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造权力，还自由于人民，还权利于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这不仅是避免危机爆发所必须的，也是保障中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所必须的。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