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况味

　　1　　
　　大雪纷飞，可以看见朔风摆动的巨尾，这巨尾狂舞，山无声，河无形，村庄无颜色，惟余一条公路，泥浆翻吐，桔黄色的车灯惊恐地逃遁。我立于路边的斜坡上，被风塑成了一个雪人，只有一双眼睛还活着，迎来一对对车灯，又送走一对对车灯。友人早晨进城，说好下午回生产队，临近春节，插队的知青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俩，不对，还有此时守在身边的这条狗。天近黄昏陡变，风雪交加，怕友人迷路，情急，牵狗前行十里山路，到这路口接他。天愈黑，雪愈猛，怕友人搭车错过山垭口，于是迎风大呼其名，狗也随风狂吠，风声在人喊狗吠中也似乎小了许多，直至风停雪止。一盏冷月，斜挂霜天，照我与小狗归。
　　次日晨，高烧卧床，友人朗笑推门，大呼：“昨日遇某君，好豪爽，那顿饭足足叫了半桌的菜，酒醉一通好睡!”
　　2
　　某杂志放出风来，要披露叶某人之劣迹，心中着实一阵发怵。几夜未寐，如上帝般审判自己，越审越觉得自己不是完人。于是掉了几斤肉。又是几夜辗转，如律师为自己辩护，然而没有看到罪状原件，也不知从何谈起？于是又掉了几斤肉。那日总算见到这本杂志了，办公室很大，有那么几位用异常的眼光扫描我，发现在书桌那堆文件中有这本杂志。于是，擦书桌上的玻璃板，沏茶，点烟，很随意地拿过这本被人特意放置的杂志，翻来一看，剪接我的私信，删节我的日记，凑起一个叫人讨厌的人物——不过如此耳!这种办法人人可以使用之，不管是伟人还是当代名模，你不拍摄他或她的尊容，而是拍摄他或她的龋齿、长脚气的趾头、以至痔疮甚至大便化验报告等等，伟人怎么也伟不起来，美人怎么也美不起来，何况不美不伟的叶延滨乎？
　　于是越读越畅快，丢下杂志，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精神为之一振，食欲突然驾到。等不得下班时间了，到街头饭铺一顿饱餐。打着嗝儿回办公室，走过窗，听窗内人正说：“这杂志赚安逸啰，这期发行增加了十多万册嘞!”原来下流者只是为了那玩意，我一阵恶心，想吐……
　　3
　　这是每个人都熟悉的寓言《农夫与蛇》，说是一个农夫在雪地里救了一条蛇，蛇苏醒后咬伤了农夫。我听这个故事的次数太多，总是我在某件事某个人上，又当了一次农夫。妻子给我讲这个故事，朋友给我讲这个故事，刚会说话的儿子对我表示不满时也会说：“农夫爸爸!”
　　一次与某朋友谈起我的农民习气，我说：“伊索寓言还要有个续篇才行。农夫和蛇告到上帝那儿去，农夫说蛇不对，蛇说了蛇的道理。农夫说，上帝教导我们要博爱，一条冻僵的蛇，不救就会死的，我怎么能预测这种善行的后果呢？何况这次是蛇，下次是个冻僵的人，我救不救他？恶人不是比蛇更厉害嘛？！蛇说，我的天性就是咬人，既然救活了我，也就是恢复了我的天性，为什么又责备我咬了人呢？!”上帝沉思良久，说，“这样吧，你们可以做一次选择，当农夫还是当蛇。”“结果你猜怎么样？”那位朋友说：“你准是选择再当农夫。”我说：“是的，如果是你呢，你选择什么？”
　　他没回答，只嘿嘿地笑了。当这笑声堵住我的耳朵时，我觉得心又被一对牙咬了……
　　4
　　冬月。我的这套旧宅背阴，终日不见阳光，奇冷。蜷在沙发里，只好读书。
　　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曾历尽沧桑》。对聂诗很熟，所以读来很流畅，读他的诗往往想到李白，这个联想是怎么产生的，自己都觉得有趣。
　　对面楼上灯火通明，哗啦哗啦，一夜都在搓麻将。两耳麻将声，一卷诗在手。生活大概就是如此，惟有其不和谐，方才生动丰富。我至今不会打麻将，也不想学，我总以为是我这个人的“洁癖”，把麻将和一种与姨太太有关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也好，少了些热闹，多几分清静，有书为伴，也就孤独得习以为常。
　　诗人真是种奇怪的人。记得年初为青海的昌耀写了一篇短评《拾陶片的艺术家》，对昌耀诗中的一个意象我非常惊奇。他把诗喻为陶片，在历史的积淀层中，那些残碎的陶片让我们久久感动。
　　诗是生命的陶片。这是美丽的，也是残酷的。
　　我们的生命像泥土一样平凡，也像泥土一样神奇。泥土是会产生奇迹的，有时会长出参天大树，有时会培育奇艳的花卉，更多的是只长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蕴含的生命意识真是可以作为生命的定义!那些倾国倾城的美女，那些气吞万里的君主，何其辉煌的生命体，当然是大树，是奇葩，是生命的骄傲。然而，比这些更权威也更残酷的是岁月，在岁月之火劫掠过的历史大漠上，只有离离原上草。
　　诗人们企图超越这种生命轮回，他们历大苦大难，经心力交瘁，有时摧肝裂胆，有时柔肠寸断。如同泥土经历水深火热，变成坚硬的陶器。陶虽硬然易脆，那些伟大的诗人连同他的高贵的灵魂，都会在历史的铁锤前不可避免地玉碎!可是，他们情感的一部分却在破碎的陶片上永恒了，这种永恒是残缺的，不圆满的，这些陶片就是我们代代人拓印的诗篇。
　　是的，所有的诗篇都是诗人情感的拓片。
　　这是诗人的幸运还是诗人的不幸呢？陶片拓印了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灵魂，然而陶片不再是泥土了，不是泥土的陶片退出了生命轮回的循环链。不是吗？我们有成百上千的君王，却只有一个李白。李白不能复制，哪怕会再有李清照、辛弃疾……
　　那些人之骄子——君主、高官和富翁们会在自我感觉良好中享受一个生命“优秀分子”所应得到的快乐；尽管，最后会同一个少年学子的诗句“粪土当年万户侯”有同样的结局。
　　而那些诗人们，那些把生命一点一点变成陶片的艺术家们，却终生不得“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李白留下的陶片，杜甫留下的陶片，聂鲁达留下的陶片……还在神奇地展示人类精神的魅力。后来者，等待他的是不甘落伍而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必然落伍的命运。
　　永恒而又短暂的生命在那些残碎而又永恒的陶片面前得到的是什么？
　　我对面的人家，麻将声依然那么热烈。
　　 我桌上的诗集，依然沉默着……
　　聂鲁达的传记上还是那个题目：“我曾历尽沧桑”。
　　5
　　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呆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憧憧，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摸索，直至一盏灯像萤飞进心田，猛地点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
　　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泰然处之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处黑暗而不惊，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我读高中正值“文革”，学校发生严重武斗，我和几十个同学被对立面火力包围封锁，困在学校实验大楼近三个月。一群学生娃，背着几支破步枪，“坚守”大楼，该吃照吃，想笑照笑。深夜值班站岗，四周万籁俱寂，心头还是害怕的，但回头看一眼同伴的眼睛，便相信这两个小时不会出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极端危险的一段黑暗日子，因为无知，反而坦然地生活于黑暗中，哪管死神正盯着自己。
　　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给我们的刺激。有时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没有一张嘴向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真是：荒野无灯。沉沦往往从这一刻开始，酗酒是常用的方式，借以逃出这片荒野。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
　　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诬、疾病等等，对其它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方式也会各异。
　　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平气和的垂钓，是一境界。能够不与人伍的独钓又是一境界，而能在绝灭孤独之中钓寒江之雪，乃是最高境界。以前老师讲课总说这是诗人失意心态的写照。其实，人难免不失意，失意时不失人格，不失风骨，不失高洁，才可独居寒冷的江峡中，成为高天银雪世界的惟一自持者。假如你在蓑笠翁的位置，会如何呢？
　　我曾问自己。我说，我不如他，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唤我归去的灯……
　　6
　　我以为在我们的所有生活中，钓鱼是一种最阴险的行动。说这话时，我并不是一个绿党成员，我只是想到这个行为的全过程就一阵头皮发麻。说起来，食肉者鄙，从素食主义者看来，炸、炒、烹、烤，无一不残忍。我也认为世界上许多事情，只要超越人的立场就极其麻烦，站在地球生态总体保护的超人超生命的立场上，地球保护法庭上惟一的被告就是人类。不扯远了，就说钓鱼，而且是“非谋生目的”的钓鱼，整个行为是以诱惑达到谋杀的过程，并以这个过程的实现产生快感。
　　我在少年时代也钓过鱼，跟着一个比我大九岁的中学生在暑假里钓过一阵子。暑热，郊外的小溪，在臭粪坑里捞小虫子当饵，无休无止的蝉鸣，漫长乏味的期待。我觉得我对钓鱼的厌恶就开始于那个夏天，那个中学生顶着烈日认真持竿的神态让我惊奇，从那几次尾随结束后，我就不再崇拜这个大朋友了。
　　勾起这段回忆的是友人题赠的一幅扇面。友人姓刘，与我同供职于一幢大楼。他在三楼，我在六楼。他攻书法，我当编辑。常在楼梯上见面，点头一笑。相处十余年间这幢大楼的最高首长换了数届，他仍在三楼攻书法，我仍在六楼编稿子，见面仍点头一笑。十余年后老的退新的来，三楼和六楼依然是中层和中年，于是他成了我十余年来奉献最多微笑的朋友。大概心有灵犀，那日这位书法家高兴，画一扇面，一红一黑两尾大鲤正欲夺食一根鱼钩上的饵，右题：“上钩无意　设饵有心”。
　　绝了，我以为这位老兄有通灵术，否则怎么偏偏赠我如此扇面。公允地说，画得好题得也妙，有品味又很有入世的针砭人生的积极态度。我把这幅扇面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心烦意乱时，见这书画小品，一笑则心静。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我这等才学者，恐如“过江之鲫”，如果想活得自在些，在学艺之道上游得远些，大概“不贪饵”是一要诀。这些年，文坛热闹事不少，凡热闹处如有饵在水中。那年杭州休假，花港观鱼，投下几粒面包粒，可引来红浪翻飞，不亚于人们精心组织的一次代表大会。
　　“独钓寒江雪”，可见钓者有钓者的趣之所在。不愁鱼不上钓，上钓者也有上钓者的弱点。我曾问友：“不钓人也不为人所钓，如何？”友人笑答：“不进赌场自然不会当赌徒。”我听后不禁击节称好!
　　钓者在岸上，鱼在水里，这场游戏玩到最后谁是胜利者？大海与落日，那是每天落进大海的一个偈语：明天见!
　　7
　　人生会遇到各种境况，尴尬便是其一。好人也罢，坏人也罢，无一幸免，有时好人比坏人的机会更多，不知你想过没有。
　　最通俗的例子如下——
　　你养了一条狗，也许是它落魄时收养的，一身癞皮，毛发稀疏，瘦骨嶙峋，在一隅漏雨的房檐下打哆嗦。你把它牵回家，收拾干净了，喂饱了，养肥了，也就狗性发作了，咬了你一口。
　　咋办？不是养虎为患，而是养狗为患，一字之差，就差出许多尴尬来——
　　狗咬了你一口，你总不能咬它一口吧？狗咬人，虽说不仁不义，但也是大家理解得了的常理。你若咬它一口，那么非但不能解气，还会惹来新的麻烦。“狗咬人”没有谁惊奇，“人咬狗”就变成新闻了。也许反咬一口会解解气，然而为解气去冒人变狗的危险，岂不是身心俱毁？
　　狗咬了你一口，你也不能跟狗评理。狗咬人无理可讲，狗性就是如此。你觉得亏大了，要讨回个公道，与狗辩论，会有如下情景：你这边ABCD再加上甲乙丙丁，它那方汪汪汪汪，互相协奏成一交响曲。评价会如何？没有人会指责狗，都会说：“这人是个疯子!”
　　狗咬了你一口，你可以努力反抗。鲁迅提倡过“痛打落水狗。”然而你面前的这条狗不仅尚未落水，而且受你恩惠养得精力充沛。胜败未可预料，败了不消说很惨，纵是胜了，也只算个打狗英雄，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值么？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最佳的选择只有一条：落荒而逃。被狗咬了还要落荒而逃，何等尴尬也!
　　这些天，左邻右舍都在哼哼“何不潇洒走一回”。唱得入迷，如痴如醉，使人怀疑这里头也有几分“尴尬”难言。
　　与敌人打交道，困难而不尴尬，败成烈士胜为英雄，和了，相对一笑泯恩仇。与陌生人打交道，相忘也是缘。
　　与朋友打交道，难免尴尬，掏心掏肺，易做到却无好结局。我这个人重情义，大概是在底层混了十几年染上的习气，总对曾是朋友的人甩来的暗器拿在手上掂量半天，最后甩在阴沟里，而不是甩回去。于是总是吃亏，而且总不醒悟。
　　这样活着，有时不是太窝囊点了么？当然。人生总要面对种种尴尬，潇洒走一回，易；潇洒活一辈子，难。在最没办法选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选择——“小子，别做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事。小子，什么都可以丢，良心别丢了。”我常这么说。
　　因此，出现了被狗咬之类的尴尬，我既不费厄泼赖，也不以牙还牙。我尴尬的一苦笑，扭身走自己的路。
　　没有狗的地方多着呢。
　　8
　　此时此刻。
　　我在写作，坐在这座城市最普通的一扇窗户前。我在构思，逐渐进入了创作的最佳状态，这叫做浮想联翩。如果假冒一下某位西方哲学家，叫做“自由的灵魂告别一下顽固的旧城堡，到天堂的附近散步去了。”灵魂出窍的头颅在写字台前做创作状。灵魂哪里去了？其实灵魂没有到上帝的牧场去当羔羊，而是去这个坐落在盆地中心的城市寻找叶延滨的其它部分……
　　此时此刻。
　　我的嘴在编辑部接待一个很热心的作者。它一张一合准确地吐出一系列谆谆教导：深入生活，多读好书，很有前途，注意角度，坚持下去，必有收获……我的灵魂躲过我嘴角飞溅的唾沫星子，瞥了眼那几页文稿，实在是糟!这肯定是吃错了药的写作者，无想像力又没有语感。应该对他说，你不适合搞文学，趁早停笔，可以干的事情多着哩!然而，灵魂看见那张嘴依旧喋喋不休：铁棒磨成针，要勤学多练……唉，能怪嘴巴说谎么？这个城市里有几张嘴不说谎？当然也有区别，或出于善良、出于邪恶；或出于爱、出于恨；或出于淫欲、出于无知。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嘴巴说得干涩，伸向茶杯的瞬间，灵魂悄然走了……
　　此时此刻。
　　耳朵在听报告。一张长着黄牙的嘴，吐完了香烟圈，又吐出一个接一个的规定和要求，像一个又一个的套圈，想套住会议室里几十双耳朵。叶延滨的灵魂差点笑起来，这太像幼儿园里孩子们玩的游戏了，用小塑料圈儿，去套摆在地上的各种玩具。叶延滨的耳朵规规矩矩竖在沙发靠背前方，但那些语言圈儿像飞盘一样从耳朵上方滑过去，还没有套住……
　　此时此刻。
　　叶延滨的灵魂在拥挤的大街上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撞来撞去。灵魂踉踉跄跄地跟在叶延滨的双腿后面，这双腿在陪外地来的客人看市场。这也是追求中的一项不大也不小的内容。腿真辛苦，从一个商店出来又进另一个商店，陪老婆逛街也没有这么认真。老婆心软，常对腿说，就站在门口等我吧。灵魂摇摇头，人啊人，总是无休止地追求，千万亿万的大款们，不也是吃和睡么？不管银行存单上有多少位数，总不能一日三餐变成三十餐吧？不管公寓别墅有多宽多大多气派，睡下去最多占上六尺长三尺宽，总不能一晚上换八个豪华床，累不累？不过灵魂这时管不了腿，腿归礼节管……
　　此时此刻。
　　叶延滨的双眼在书店的书架前逡巡，透过六百度的近视镜片，灵魂也发现眼中充满了失望。前几年这双眼上街，有两处看得很认真，一是香烟铺，一是书店。近两年戒了烟，便对书店专一钟情。但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越专注越失望，失望归结为一句话：好书买不起，买得起的没好书。灵魂比眼睛想得开：“‘文革’那阵子，处处红宝书，又是好书又便宜，但好比是顿顿吃红烧肉，你不怕腻死？”眼睛也认这理，一转角度看墙上挂钟：“接儿子的时间到了。”
　　此时此刻。

　　书桌前扮作家的脑袋，会议室里当摆设的耳朵，满街奔走的双腿，一扫失望神态的眼睛，以及迷失在这座城市各个旮旯里的叶延滨的零件们，全都一件不少地守候在幼儿园门口，等儿子出来喊一声：爸爸!
　　四十岁才得的儿子，是魂之所系嘛。胖儿子走过来，从头看到脚，确认了面前的这个人不假，便把叶延滨领回家。
　　9
　　想当官的叶延滨在听不想当官的叶延滨训斥。
　　想当官的是个书生，好读文件，习惯领会上面的精神，读得多了，读出了官瘾。他自以为那些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的话都是冲他说的，于是自我感觉良好了一阵子。不想当官的则嗤之以鼻：“书生!你这自高自大的样子就不配当官。当官的最基本素质是什么？官者，管也!都以为会管人者为官，其实差矣!会当官的最重要一条是会被管。县令上头有州官，州官上头有中书令，只有皇帝不被管，所以皇帝不叫官。自古以来，会服从会献宠会谄媚者才配去当官。今天？不说今天，就说你，自大多了点儿者，臭也!”想当官的叶延滨记得读中学时，就被教导主任呵叱过“自大多了点儿者，臭也!”那是期末全校大会，躲在同学背后读小说，没听见教导主任喊他的名字，更没有及时上台去领那张统考第二名的奖状，于是，让主任发放了一句臭格言。
　　不配当官的叶延滨继续听也不配当官的叶延滨教诲。
　　“你这个人太认死理，这就不能当官。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活了几十年，你见的官不少吧？有几个是认真的？数吧!对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你的缺点就在于你太追求自我人格完善了!国家的事情有时办得尚不完善，哪能先把自己搞得那么完美？”不配当官的叶延滨听了仿佛清楚了又仿佛更糊涂了。他想起一个例子，这些年天天在喊反腐败搞廉政，越喊这事儿越说不清楚，按焦裕禄为标准去衡量吧，那么官场上好像没几个清的；不按标准按他们个个表白的态度去看吧，好像又都在认真学习老焦同志。看来思想方法有问题不假。从前凡是遇到这类难题，离政策近的人总爱说“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话，现在不说这话了，大概十个指头全烂掉了，也还要看一只手和整个人的关系。想到这里，叶延滨也觉得自己有点“不配”了。
　　不能当官的叶延滨继续听可能当官的叶延滨启蒙。
　　“何况你还写诗!诗人哪能当官？当官的必定是诗人，但诗人必定不能当官。诗人最优秀的不是李白么，李白也没当成官。为什么，因为优秀，优秀在有情有义有才。当官必然是诗人，官越大，越会写诗，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你搞错了顺序，所以不懂为官之道，当不了官。”不能当官的叶延滨对这番话仿佛听懂了一半，有人曾对他说，写诗写不下去了，就去写散文，散文写不下去了，就去写评论，评论写不下去了，就去当官。又有人对他说，你过去诗写得不错，现在散文比诗写得好，将来一定能当个好官。这些话听多了，也才发现赞扬中的酸味。前年到山东听到一句偈语，人民的好干部就是一句话，“两袖清风一肚皮酒精。”叶某人没有酒量，看来官场已随中心转移，从会议室迁入酒席宴会，没有酒量的确实不能为官。反之，好官们一肚皮酒精，“斗酒诗百篇”，篇篇都是主旋律。
　　 不懂当官的叶延滨继续听自以为懂官的叶延滨神侃。
　　“你懂当官的诀窍吗？近的不说，说远的，在西方世界当官的被称为政客，我们这里的领导(牛群称为冒号的)与他们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政客们那样没脸没皮地说大话，说假话及其说骂娘的话，你有本事说吗？冒号们说的那些套话、社论话、文件话，永远正确而没用的话，你有耐心操练吗？”说到这里，叶延滨有些不服气了，自以为也会这一套，比如：叶某人从本质上看前途远大，当然目前还有不尽如意的弱点，我们希望叶某人继续进步，在改正缺点的同时，不要丢掉了自己的长处，长处要发扬够，短处要不断克服，既要看本质，又要看表现，动机很重要，社会效果和群众反映也要注意。群众总有先进与落后……
　　说着说着，叶延滨当官的那点念头无影无踪了。
　　10
　　每年都想出去走走，而且最好是与妻同行，又没有什么会议发言以及交流之类的活动。两个人，自己背着包，自己去买票去找旅店。在中国特色的旅行中，累得一身臭汗，花掉本来就不多的闲钱，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一种“饿其体腹，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体育锻炼，同时又是养其精神，怡其情致，涤净其心的性灵休养。
　　何谓休养？是一种解脱和放松，好像一只在舞台上蹦跶了一个演出季节的提线木偶，不要听锣鼓催命，不须任线头戏耍，被一只手从戏箱里拎起来，一把丢到河里，随波而下，何其轻快!人比木偶有更多的束缚，老马说过“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在许多时候，是看得见的，有专用词汇加以界定的。如我所面对的“总和”常具体为如下词条：系统、单位、部门、职务、职称……等，系统是文化系统，单位是作家协会，部门是编辑部，职务是编辑，诸如此类，千丝万缕，如茧自缚，我都不知我是谁了。“叶某人，文化系统的!”“叶诗人，作家协会的!”“叶老师，是编辑!”个别很快就这么成了一般，“总和”一秒钟内就代替了我这个个体，忘我则已成为一种自觉。如我们写自我简介，常是如下的格式：“叶××，作家，四川成都人，供职于作家协会，职业是编辑。”这一段介绍等于没说，除了姓名是个单数名词外，其它的均是“总和”。我们就这么生活在一层又一层的关系中。这些规定了我们的位置、角色甚至脸谱。许多文学评论常用“公式化”和“概念化”来评价作品，其实，我们自己几乎习惯于在公式和概念中扮演角色和变换脸谱。假如某公从科级一夜变为处级，哈哈一定响亮八度，有幸变为局级，则肚皮会前凸更好，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甚至是规矩。目前我们还很难摆脱这个尴尬：个人还很难成为纯粹的人，大多数时候只是某个单位某个职分的载体，是通用型的齿轮和螺丝钉。
　　外出旅行则是一种课间休息式的解脱。于奔波中，于观光中，山美水美，一吐心中的郁闷，那些鸡虫之争的烦恼和无聊又无奈的斡旋都抛得远远的。在这种情形下我通常有两种发现：一是发现外在大自然的美好，忘情于山水，与山水同一，物我相融；另一种是对自己的发现，在一个无羁无绊的生存环境中，呼吸显得自由，行动显得随便，自己关心的是所爱的人。而妻子的关切又提醒自己，也需要关注一下自己。发现一朵野花，让人惊喜；发现一茎白发，也让自己感叹不已。只有在这种时候，常常认识到自己忘却的自身发生了的变化，又世故许多，又冷漠许多，又衰老许多。那年在富春江上，晨雾初舞水面，坐在船里，我发现这茫茫的水天之中，我自己是那么令自己惊讶，想出一句好诗：“我是一根纯洁的骨头!”不对，应改：“我纯洁得像一根骨头!”
　　然而人生长河中的课间休息实在太少了，那一次富春江之旅就提前打铃——一件倒霉的事，联运公司调度出了问题，游船把我们抛在严子陵钓鱼台不远的荒坡上而返回杭州的客车竟没有来接我们。山美兮水美兮，回不了杭州惶惶不安分。虽然妻子摆出一副坦然观鱼富春江的隐士状，我满脑门已堆满了“总和”的官司：“唉!体制要改!嗨!初级阶段嘛!为人民币服务也不能这么干呀!”我确信在中国没有百万千万级大款当不成陶渊明。那天，当最迷人的富春江夜色降临的时候，我和妻子像逃学的孩子一样，郑重决定：“马上回去上班!”在千古流传佳话地，这一次对自己的发现很扫兴：缺一只陶渊明的钱袋。
　　11
　　诗人济慈的坟头上刻着他自己生前写下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济慈已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每一本世界文学史上都不能少了他的名字，这是今天许多写作者梦寐以求的辉煌。然而当死亡把一切席卷，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济慈还认为那也是写在水上的字，一阵风就会把它抹得无影无踪。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这位20世纪的大诗人对19世纪的大诗人关于声名的悲观看法提出异议。纪伯伦说：“请给我刻下这样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他的声名是用火写在天空。”(《火写的字》)纪伯伦认为他的诗歌一直在向人类灌输着爱的精神，所以他对自己有一种乐观的认识。从表面看，两位诗人对于声名的看法真是水火对立，互不相容的，但从最本质的言语深处，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极其看重自己的声名，不同的只有一点，济慈的悲观来自对现实短暂性的哀叹，纪伯伦的乐观来自把现实只看做梦而产生生命永恒的信心。再说深一点，水也罢火也罢，两位诗人对声名的重视到了因此悲叹人生苦短了。
　　文人看重声名，自古如此。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就是他以他的精神劳动取得自己生存的条件，生存的理由，生存的价值。条件、理由、价值都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从文人自身来看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天啊，精神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它越是无形，文人越是期冀它的无处不在和永恒延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在商品大潮物欲横流时，中国的文人立马分成两拨，一拨逐利，名曰下海；另一拨求名，自诩文化精英。爱钱已是许多人公认的“人性”，那么下海发财的文人也就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是满足和成就感，让他因财大而抬头挺胸说话气粗，二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在精神上的失落而在内心感到穷得只剩下钱。自认是文化精英，坚守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另一类文化人，当他们的目光从自己的天地转向现实的时候，一种被经济旋风刮到世界角落的边缘心态当然也是另一种失落，他们对自己的价值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潜意识里是茫然惶恐的。
　　我也被人称为文人，我没有下海，自然可以归入后一种。作家这个头衔并不只是一类人，那些下海的作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从人生选择而言，他们不比坚守阵地的“精英”有什么高下差别，就这一点而言，我对精英阵营中朝下海发出的嘘声，不以为然。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而且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当过作家的就必须从一而终，保守贞节呢？重要的是这些下海者如何经商，如果他们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也有精明的经营之道，造福一方，这对他们自己和这个社会不都是天大的好事吗？我倒以为，守在原来地盘的人们应该自重，有的人自诩作家，自认是个文人，自以为是在从事高尚事业，实际上做得如何，只有天知道。有的文化人虽不是政府官员，但在他掌权的那个小摊摊上，玩的把戏只配让人想到“政客”两个字。有的文化人虽不下海，但苟且蝇营，在蝇头小利上卖良心卖友情卖人格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有的文化人为图虚名，为自己造光芒造历史造轰动效应……凡此种种，让我们想到一个最基本的做人原则，不说是做一个文化人而是做一个普通人都应做到的：请爱惜你的一生、你的声名和你的生命。
　　也许声名会是水写的，也许会是火写的，但千万别用卑鄙去写，尽管有些人在用这一张他们喜爱的通行证，但在一路绿灯的终点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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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纪伯伦的文集，跳入眼帘一句话：“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式。”这句话让我停止阅读，进入思考。也许我说得过于正式了，这种正式是因为它让我想到另一句同样精彩却意义迥然不同的话，那句话是列宁说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是列宁在哪本书里讲的，我不清楚，我知道这句话是20世纪60年代一出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剧中的列宁讲的。那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于是舞台上用形象化的故事来宣传这一口号，我那时的年龄和政治水平都只达到记住这台戏和列宁的这句话，而对其余的知之甚少。今日读纪伯伦(幸好是到今天来读这句话)，我感到对忘记这一人人皆有的，只是时间和地点、事情和内容各不相同的行为，有了许多新的领悟……
　　忘记那个曾伤害过你的人，这在我们生活中不是每一次都应该办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这是不好一概而论的事。但是，有时我们必须这么做，而且我感到它会使我达到一种自由境界。我们常常以自身作为尺度，在这个尺度面前那个伤害过自己的人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坏的人，你的正义感、自尊心、责任感还有是非感都驱使你去采取报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你用惩恶扬善的种种侠义精神激励自己，使自己全副身心投入这个工作。然而，在这个可以称做工作的行为里，有两个常常是明显的错误判断。一是那个伤害过你的人当然不一定是个好人，但也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他对你的伤害在他的是非表上，可能是减去十分，但他的总分也许还不是一个负数。二是你的所有报复行为完成的也许是一个非常遗憾的平衡式。举个极端的例子，一条狗(—条丧家的癞皮狗)咬了你一口便逃窜到荒野之中，你是到医院治好伤接着过你正常的生活呢，还是千辛万苦花费几天几月甚至几年时间去找到这条狗呢？上述的两个判断，每个正常人都会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但我们往往不能忘记，结果我们用最宝贵的时光，去与狗讲理，去与假定的魔鬼辩论是非，去用全部精力打扫荒原上一间废弃的厕所……忘记是一种自由的方式，一般地说，对伤害的最好回答是努力生活得更好，这对你受到的伤害是最好的回应——当那个伤害你的人是有意的，你的成功是他最苦的苦果；当那个伤害你的人是无意的，你的成功会使他得到解脱。
　　忘记过去，常常因为我们全力投身于新的生活。我们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额头上一只，后脑勺再长一只。但是往事并不会像我们常说的那个词“付之东流”，它们也会像候鸟一样，又飞回我们的头脑，毕竟这是它们的旧巢。有时候，那些被我遗忘的名字会突然重现在脑海，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串名字来：张桂兰、朱毅力、王明镜、鄢小园、郭平、朱菁、沈宁、范家辉、马德祥……这是二十四年前在陕北一条小山沟里与我在一只大锅里搅过同一只马勺的北京男八中和北京女八中的知青。多年来，从没有机会与他们见面，渐渐地只记得他们当年的样子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今天他们这串名字像一群快乐的小鸟飞回我的脑海，他们带回的是快乐，而那些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不可避免的龉龃，却留在了过去的时光不再回来了。
　　从彻底的唯物观讲，我们最后的自由到来之时，也就是将一切遗忘，也将被遗忘。但我们在今天和明天，还努力记住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一切，这让我们有限的生命，越来越多地充满阳光。是的，诗人和毒蛇都依恋大地，但在阳光下，他们内心又是何等的不同，尽管在严冬，他们都同样地梦想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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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忙，是的，我们终日不得安宁。忙什么？说来也真没多大劲头，忙着叫这个肉体得到满足。这是一个人生最基本的怪圈，我们像驱赶牲口一样地驱使这个长着两只脚两只手的身体，去奔波于市井，去拼杀于疆场，去流汗流泪流血，挣来一口汤一口饼，喂养这个肉体的饥渴，拼来一间房一张床，解除这个肉体的劳顿。其实，如果人生仅仅如此，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只是自己在啃食自己。幸亏我们自认为在这副皮囊中还有个灵魂，我们每个人都在安置灵魂的种种方式中，突破上述的那个怪圈。有个伟人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追求的。这话不错，这句话说出人与兽之间的区别，何谓精神追求？换句话就是给心灵找个归宿，给灵魂一个安置，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就在安置的方式，追求的目标，归宿的位置各不相同罢了。
　　把灵魂安置到名利场上，这是最多的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方式。细看起来，这有一点像灵与肉之间的游戏。追逐名利者，会发现名利又被权力和财富所拥有，于是复为权力和财富的追逐者；而人们在追逐权力和财富的时候，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成为权力和财富的仆从。不是吗？得到一点权力还没来得及得意，就发现自己这点权力只是更大权力的附庸，为了不至于得而复失只好战战兢兢甘为犬马。得到一点财富还没来得及风光，就发现自己只是小康并刚好站在富豪们的门庭之外，灵魂于是成为进了一次大观园的刘姥姥，在被人戏弄中又成了财富的奴才。权力和财富像一根鞭子抽打着灵魂，灵魂就变成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那空中炸响的鞭声和地上旋动的影子就是灵魂赢得的声名。
　　艺术家们无力对这个世界说放下你的鞭子，他们企图逃避这种抽打，他们一生都在千方百计为安置灵魂而绞尽脑汁。画家用油彩把灵魂放进画框，雕塑家用泥土把灵魂塑进雕像，歌唱家用歌喉让灵魂乘风翱翔，诗人让不安分的灵魂向痴情的人们枕边低语，作家让灵魂在一本本厚厚的谎言中充当一次无所不能的主宰……艺术家们编造了无数的神话，在神话中灵魂成了天使；艺术家制造了无数的梦境，这些梦境能放在书架上，能出现在银幕中，现在又几乎让每个家庭都有了一台被称作电视机制作白日梦的匣子。在这些梦中灵魂是自由的，无所不能的。啊，且慢，这种梦话由我说出是可笑的，因为就在此时此刻，电视里插播进广告，一个曾装扮过皇帝的演员，正用为贵妃宽衣解带的手法和一瓶烧酒调情。啊，那根鞭子又抽动了，把帝王也能抽打成一个丑角。
　　人们各有各的招数，有的让灵魂守着麻将桌，有的让灵魂爬在股市走势曲线上沉沉浮浮，有的把灵魂请出躯壳寄存在教堂的十字架下或者佛堂的香炉灰中，有的干脆在黑市上把灵魂卖掉，有的又四处奔波像苦行僧一样地寻觅自己的灵魂如同想找回自己走失的孩子……
　　啊，我们永远无法安置好这个灵魂，也许正是如此，只好幻想在肉体消失时，把灵魂送给仁慈的上帝照看，像照看一只羔羊；然而这个难题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要我们自己解决，就像一颗龋齿，在它脱落之前，它会时时以疼痛提醒，请注意口腔卫生。
　　所以我认为可以给人如下一个定义：自信自己有灵魂，然而又永远在想办法安置灵魂却又无法安置它们的一类生灵。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你是怎么安置你的灵魂，让它安宁如一只温驯的羔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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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对我说，应该给人下这么一个定义，人——世界上最善于打扮自己的动物。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刚才电视上一群招展风姿的时装模特，身上的兽皮鸟毛让我想到人除了用各种东西包裹涂抹自己以外，还用云蒸霞蔚的语言笼罩自己。有时候唬住别人，有时候糊弄自己。
　　昨天在地摊上见到一本卖不出去的书，厚厚的挺像那么回事，又脏兮兮地落满灰尘。笑问摊主，这本书好卖么？摊主气不打一处来地说：“上当！卖给谁？送人都没有人要，广告把大爷我都骗了，拿到书，我就知道这回亏大了，小子写这么厚一本，却自己都不信自己，印那么一堆与名人的合影放在前头，让人一打开书就知道是个三流作家做的活儿，算我倒霉!”我吃惊地看着这小摊的主人，我们这个写作圈里有许多人混了一辈子也没有弄醒的事，他三句半就扯伸展了。蓦然回首，方感悲凉。现在作家圈内常发出许多世风日下的喟叹，但说实话，在作家圈内人们看到的各种故事和各种嘴脸，常比当年的《儒林外史》生动新鲜。
　　 赤裸裸地追逐金钱，连一块遮羞布都要一起卖掉。高歌猛进地争抢名誉，让凡是有奖牌之类的地方都散发公厕的气味。看来有那么些人知道自己那点肠肚是不会有流芳千古的可能，于是便铆足劲地朝遗臭万年的目标奔。说到这里我眼前浮现一幅场景，某一游方乞丐，口中念念有词诺贝尔奥斯卡上帝保佑为文学献身云云，一只手拿着一把竹耙子，能耙就耙，能捞就捞，在他眼前出现的，名啊利啊绝不放过，统统搂进另一只手上的乞袋。这种人在今天的文坛已经成为风景人物，这种风景多了，文坛也就不再是什么净土了。其实，见到这种角色，虽厌恶也怜悯，如街头见到乞儿，心里讨厌那些好逸恶劳的手，但同时也忍不住往那手心里放上一张钞票。想到这些人被名利所驱使，那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们的灵魂，真替他们长叹一口气。诺贝尔奖也罢，奥斯卡奖也罢，已有几十届了，还会一届届地评下去，尤如国粹一朝一代的金榜状元，说是流芳千古，千年状元又有几人为后人所知所爱？他们哪知千年之后挂在人们嘴上的只是酒徒布衣的小吏李白杜甫辈？一曲“床前明月光”胜过万卷千车的策论八股，想起来功名如此不经几番风雨嬉戏，多少莘莘学子真枉将年华伴孤灯。
　　世界之大又一次让我们喟叹，守在电视机前看彗星撞击木星的消息，我的心也被一种念头一次次的撞得发疼。从事写作的人，无论是坚信文章千古事或声称为三百年后的人而写作云云，都把这雪泥鸿爪，寄托为身后留下一点东西。历史真是如人们所想，“在史书上写下一笔”的就是最好的么？我看未必。史前最好的生命体就是三叶虫吗？秦始皇最好的东西就是兵马俑吗？圆明园最该留下的就是那几根石柱吗？……不知道。我想起那次游西夏王陵，在一片沙砾中出土的石碑上是奇异的西夏文字。这些字的偏旁部首和汉字极其相似，但这些部首却又用我们不知道的法则组合成一个个奇异的字，至今没有人解开它们的意义。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另一张脸，每一个局部都是我们知道和熟悉的，然而它们却以我们完全未知的方式展示给后人。
　　蓦然回首，我再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给我们每个人最好的赐予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生命，还有与我们生命同在的这个世界。生命因欢乐和痛苦而得到证实，世界因美妙和丑恶而与我们结缘。真该珍爱这生命啊，让它充实，让它美丽，让它快乐，让它发出光彩，这是对赐予我们生命的——无论是上帝还是自然，无论是父母还是天意——最好的回报，是啊，这才是生命的本真，丰富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