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式专业减肥:何祚庥：必须摆脱“空想”、“假大空”等理念

何祚庥：必须摆脱“空想”、“假大空”等理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空想”的“假大空……”等等社会主义的“理念”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

　　今天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这一伟大节日的最好办法，是共同回顾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

　　最近读到尼泊尔共产党前总书记马代夫·尼帕尔《谈中共创新与社会主义》的一篇谈话，深感这一谈话从一个侧面，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成败得失。其中说，“中国革命和改革的胜利，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运。1848年《共产党宣言》到现在已经一个半世纪多了，其间关于共产主义根本特点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最早，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所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全民所有，消灭私有所有制。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证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某个国家取得成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私人企业可以继续得到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可以并存。我们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创新和贡献。”

　　我十分认同这位旁观者对中国共运的评价。

　　而更有兴趣的是这位前总书记还说了如下一段话，“如你所知，尼泊尔现在有超过10个共产党。在尼泊尔，有关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也从未间断过。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使尼泊尔共产党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阵营认为这是离经叛道，社会主义就应当搞全民所有制，不能允许私人企业；另一个阵营，以我们党为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这一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停止。但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邓小平同志这一高瞻远瞩的决定在今天越发显得正确。”

　　没有想到的是，为“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在尼伯尔，竟出现了“10个”共产党！可见这一“争论”影响之大，分歧之深！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在中国共产党，也激烈地存在着“道路”之争，只是在早期是毛泽东、后来是邓小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我们党没有分裂成几个共产党。

　　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会在激烈的“道路”之争的声浪中，最终走向统一？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也最“尊重科学，依靠科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各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最大贡献，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此以后，许多历史上著名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纷纷集合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国际共运，也就此面目一新。

　　为什么邓小平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得到全党、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国际社会先进人物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

　　其最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一再倡导的，社会主义要从“空想”走向“科学发展”的理念。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介入、卷入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分子，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在“何谓社会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必然伴随或带来许多不科学的甚而反科学等“假大空”式的理念。但是，历史的发展必定是，科学战胜“空想”，实事求是战胜“空话、大话、假话”。

　　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选》第3卷，第63页）。

　　邓小平对“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澄清是：“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选》第3卷，第63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邓选》第3卷，第116页）。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重复说马克思曾说过的意思。但如果和另一段话比较一下，——“马克思主义有千条道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就立刻可以看出邓小平这句话的重要了。

　　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甚而鲜明的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只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已忘记他在1945年说过的“归根到底”，换成了新的“归根到底”，——“造反有理”。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最注意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原则”，对“何谓社会主义”所做的澄清。这集中表现在邓小平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做的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第3卷，第373页）。极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五条，竟没有讲到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我曾经听见一位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一次讨论会上说，“小平同志为什么不在生产关系上讲几句话，结果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争论不休”。

　　其实这正是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认识”“完全清醒”的所在。因为如果“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求发展生产力”，就必然要应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研究、分析社会主义历史经济问题，包括发展阶段的划分。那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上，必定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选》第3卷，第63~64页）。后来又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选》第3卷，第255页）。邓小平后来还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选》3卷，第377页）。

　　其实，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既适用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适用于今后的“中级”、“高级”阶段。但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是走向“共同贫穷”，走向“发展太慢”，但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这仍然不是我们所赞同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讲了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在中国的理论界，曾为“猫论”，曾引起激烈的争议。

　　在中国思想界，更引起激烈争议的，是如下的一段话：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第3卷，第373~374页）。从1983~1992年，邓小平曾就“共同富裕”问题多次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是，这一走向共同富裕的客观规律，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允许和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第二步，先富裕起来的人、地区，带动、帮助其它的人、其它地区，也走向富裕，也就是“逐步”扩展，并以较大幅度“逐步”增加富裕的人群和地区；第三步，“逐步”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如果跳过“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这一“中间”步骤，提出今后要“做好共同富裕大文章”，是否将属于“超越”历史阶段？！

　　最近，在2011年6月28日的《环球时报》读到一篇《共同富裕，当今中国‘中心课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说，“不仅要把‘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中的规范性价值目标，同时还必须把它看作新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具性目标”。这里用了一则难以读懂的晦涩的“名词”，“工具性目标”，实际上是要将“共同致富”作为“当今中国‘中心课题’”。

　　其实，邓小平在1990年已经说，“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选》3卷，第364页）在1992年对共同富裕又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邓选》第3卷，第374页）。我们的质疑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将来总有一天”，是不是“等同于”走过19~21年后，即2011年的“当今”？！

　　同一文章还激烈地批评当今中国已走向“两极分化”。“中国基尼系数的加速恶化与大大超过警戒线，表明中国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理由是“中国人民学研究团队利用不同方法对我国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各种测算方法都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其实，基尼系数所讨论的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值”，这和“两极分化”的概念并不“搭界”。

　　在《邓选》第3卷，从1985~1992年，邓小平曾多次谈到“防止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

　　问题是邓小平所说的“防止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是“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邓选》第3卷，第172页）“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发生”。（《邓选》第3卷，第374页）

　　如果研究一下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实际，事实是，我国在推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道路。我国进城“打工”的人群，一般要比农村中参加劳动的收入要高出5~10倍。其结果是，确有一小部分“贫者”先富起来，成为“快速”富裕的人群；而另外的大部分“贫者”，只是“慢吞吞”、“较慢”地“走向”富裕，距离为“富裕”还有一段较长、较远的距离。这就是基尼系数所刻画的差距；但这和“两极分化”不“搭界”，这里并未出现“贫者愈贫”。

　　总的来说，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尚未走上“繁荣、富裕”的阶段。但不能因此说，“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呈现渐行渐远的发展态势”。——坦率地说，《环球时报》所刊登的这一“共同富裕，当今中国‘中心课题’”的论述，尤其是其中激烈批评“中国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的段落，是在新时期新出现的“左”的思潮。

　　“居安还要思危”！我们不能关注于这一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的“折腾”！

　　对于“自然辩证法”，无疑也应“最注意发展生产力”。其“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选》第3卷，第9页），也许还应加上信息。自然辩证法应为实现上述“战略重点”，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