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大局观：法律之乱相
韦红文
命案发生了，这是事实。有死者为证。
死者的家属是苦主。他们有权要求政府给他们作主。政府专门有一个局，来管这事，这个局叫公安局。局长，由政府的副职兼任。
“命案必破！”这是公安对人民的承诺。尽管这个口号还不算很科学，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样。但它表明了一个态度、决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工作的考核的指标。毕竟，人命关天。
和平年代，和谐社会，还有比命更大的事吗？
动用了警力、花费了纳税人的钱，终于，案子破了。
那晚打架的人找到了。
我没看过案卷，不知那些人是怎么交待，供述的。
经过公安的审讯，我想但他们一定承认，是他们打了死者，并扔下海的。白纸黑字，他们写着：以上笔录我已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这样，公安就认为案子破了。
他们没想到，案件还有瑕疵。是业务素质问题。也难为他们。这一年，北海发生命案几十起，全部告破，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问题：为什么不找一下当晚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呢。是找不到吗，不会吧。只要请管出租车的部门出面，把当晚拉人到海边的出租车司机找出来，是不难的。叫那司机到公安机关作证。发给他误工费，往高了说，给他500元钱，叫证人误工费。作证做笔录的时间不过几小时，我们按一天算，给他500元，他可能乐得屁癫屁癫地来了。
如果他不来，过后查出来，就以“凡是知道案件真像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条弄他，以他违反公民义务，处罚他。在年审时弄得他心烦，看他下次还敢不履行义务。
可是，目前国家法规对证人的问题是：只要证人义务，不给证人好处。
这样，谁愿为国家{刑案是国家公诉的案件，当然是国家的事情}作证呢，既误工，又可能得罪人。更何况，不去作证，你奈我何。
一个案件的关键证人，也就是10个左右，有的就是一两个，像北海这个案，那个出租车司机算一个。
甚至可以在电视上公开寻找目击证人，当然，也得按来警局做一份笔录500元给作证者。
有正义感的公民大有人在，如果国家不让有正义感的人吃亏。
公安每破一个命案，费用平均起来，5至10万，有的更多。
而我们只需付给关键证人，每份笔录：500元。
只有到警局作证、形成笔录的才付费。平时走访线索，不形成笔录的，就不用付费了。节药开支。
一个案件，有多少份关键笔录，公安、检察官、法官、律师都懂的。
好，暂不管这些财务问题了，可能这需要立法来解决。在规定证人义务时也需规定证人权利。当然，各地也可先自行摸索经验。
回到本文主题。
案子送到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在押。案卷里白字黑字，他们承认了自已的罪行。
按法律规定，检察官要到看守所对嫌疑人再次进行讯问。局子里的人对此有个说词，叫“过检”。虽然只是过一遍，但这是程序，不可缺。
第二个问题，请搞法律的人思考：在检察院审查案子这个时段，也就是审查起诉阶段，到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嫌疑人翻供了吗？
在刑事检察阶段，检察官对公安移送过来起诉的案件，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不会发生刑讯逼供问题的。也就是说，检察官只负责审查案件，他没有破案的压力，他不会打人。
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无罪辩解，检察官还可以要求公安再次取证。戓者退回补充侦查。
在审查起诉阶段，嫌疑人提出不在场的辩解了吗，如果他提出，他当时跟女友在一起，办案检察官可以通知他的女友来检察院做证人笔录。也可以通知公安去找她做笔录。
这些似乎都没有发生。
于是，检察官决定起诉，把案件送到法院。
律师出场了。
律师是当事人权利的维护者。如果他的当事人向他喊冤，他理所当然地要问当事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在作案现场。
一个关键的证人出现了，那是当事人的女友。
于是律师自已去取证。
我认为：刑事案件的证据，应当由办案的司法机关去调取，去询问。律师应当做的事，是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由司法机关传问新发现的证人。律师在哪个环节发现问题，就向当时阶段的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北海伤害案如果律师在检察环节发现有新的证人，就应当向检察机关申请，由检察机关取证，在法院审判阶段发现，就向法庭申请。由法庭传问新的证人。
一句话：对刑事案件的证据，不能由律师个人去取。搜集刑事案件的证据，查明刑事案件的真像，叫侦查。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没有侦查权。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侦查权是公权专有的。因为它有国家的强制力。但一些办理刑事案件律师，不懂这个规定。或者说，超越了这个规定。
在检察院、法院，办理民事、刑事的检察官、法官是分开各负其责的。办刑事的专办刑事，办民事的专办民事。不混的。不是今天接刑事，明天接民事。可是，讲一句对不起律师的话，大部分律师没那么专业。（这跟我们国家律师太少有关），律师什么活都揽，把办理民事案件的经验和做法用到刑事案件中，当然会忙中有疏忽，甚至忙中出错。
在民事案件中，律师当然可以取证，而且必需为当事人出主意，同时搜集于已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以便赢得官司。
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不能这样做。
刑事律师只可为当事人作罪轻或者无罪的辩护，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事。
强调一点，刑事案件中搜集证据的工作叫侦查，律师没有侦查权。为什么不能给律师侦查权，因为在制度设计上，律师代表私权，侦查属公权专有。如果律师也有刑事案件中的侦查权，就相当于同意非法拘禁一样，那样的结果，哼。大家都要哭鼻子。因为侦查权就包括侦查中常用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当然，你也可以同我辩驳，说律师在刑事案件经单位和个人同意，也可以取证。我说，就像律师认为306条是不妥的，我也认为刑事案件中律师行使侦查权，那怕是部分行使，也是不妥的。这就是我说的法律之乱相。查明刑事案件的真像，是公检法的事。比如，查明谁是杀害死者的真正凶手，和律师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但，这却是公安的责任。是公检法的责任。是公权的责任。而对刑事案件中证人的询问，是查明案情真像的方法之一。
美国的刑事律师，是没有侦查权的。公权不能私有。
这样讲，不是说北海方面没有错，我认为，北海方面肯定有错，错在哪？错在抓律师。
律师犯规了，可以由管律师的部门来处理他。这个政法委完全可以在不抓律师的情况下协调，更体现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由党领导下的司法局、律师协会出面，对违规的律师，可在年审时教育他一下，让他写遵纪守法的保证，严重违规的甚至可以吊销他的执业证（建议国家暂时不采用我的建议，并强烈建议由律师协会自已弄出吊证的程序和事由后再定，让律协来管律师，保证稳、准。）
北海，对违规律师没有经过党纪、行业纪律的处理，就直接大刑侍候，刑事处理。荒唐。
如果律师杀人放火，当然可以直接用刑法处理。
但他只是违反一些小规定（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是否违规，还可探讨），就直接刑事拘留、后还转为逮捕，错上加错。
谁下的这个命令，不管他是谁，都是错的。
难怪，引起律师们的愤怒，难怪，引来了律师团。难怪，引来了法学大佬的关注。
北海，你错了。
对这个杨律师，如果他真的违规了，可以处分他，可以吊销他的执照。但，你不能抓他。你抓他就像他抓你一样荒唐。
我的意见，先把他放了再说。对他，完全没有捕的必要。逮捕他，只是显示强权政治，我们的政治，还不够强吗。
逮捕他，是羞愤和恼怒的结果，也是对法律无知的结果。
不管以政治和还是以法律的名义，都是越权。都是过火行为，过度反应。这是当街枪击扒手的行为，你以为你做得对，结果是，你做得太过火了，反而让人指责你。
如果知道这样会把事情闹大，谁会这样干？唉。可是，朋友，既使不闹大，也不能这么干。
再来谈那个伤害案。
既然律师提出了相反的证据，法院为难了。其实，法院也可以不采信律师的证据，按公安和检察院提交的证据，照判。最多来一句：对律师提交的证据，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问题是法官的内心确信也不足，面对犯罪嫌疑人不在场的证据，他拿不准了。
庭上，几个被告人在一起同时被审，其它的被告人，当庭目睹了主要案犯的翻供，谁都知道承认杀人和不承认杀人的后果不同，既然见主事者都当庭翻供，其它当然都是大姐绣花、二姐照样，没有人教。其实就是那个当庭翻供的人做了示范。
其实，法官完全可以存疑判无罪，可能他又不相信犯罪嫌疑人真的无罪，也不想承担放走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只好踢皮球。把问题上交。
于是政法委开会协调。
公检法领导和办案人员到场，汇报案件情况。
在案件有疑难时，法律人自已不去研究。把问题上交给政法委，是把政法委架在火上烤。
办案有时也同治病一样，叫领导代替医生拍板用药。是领导的错还是医生的错？
问题出在法院。它不敢依法宣判。只是说判不了。
问题出在那里？政法委的领导问。（本文纯属虚构，如与现实雷同，属巧合，不胜荣幸。）
公安说，都是律师在搞鬼，检察院的办案人也这样说。
他们不检讨自已在证据上的瑕疵，只怪律师搞鬼。
既然有人搞鬼，当然要把搞鬼的抓起来。要给人民一个交待，给受害家属一个交待。
于是，荒唐的、违法的举动出现了。
先抓证人，证人说了，是律师教我这样作证的，于是，抓律师。
把四个律师都抓起来，是北海的荒唐。北海后来可能也意识到不妥，就把另外三个放了。
律师团来了。会见被阻。受害人家属打律师。北海出现法律乱相。
总体上，我对律师团表示敬意。他们是一群法律的守护者。为中国刑辩律师守最后一道防线。我同意迟代表的断言，不愿看到制度的崩溃。随便抓刑事律师，以后谁还为刑事案件辩护？
还有话要说。就像不能因为律师中的个别败类而否定律师全体一样，不能因北海个别公安的行为，而否定整个北海公安。
一切都应依法办事，就像薄书记讲的一样，不管那个届别，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公安没有，律师也没有。
退一步说，就算北海律师案办错了，也不能否定整个北海公检法。办错了一个案，就相当于医院出了一医疗事故，不能医师都下岗吧，以后的病人谁来医。据资料，北海去年发生51起命案，全部侦破。功劳是大大的有。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
但是，错的就是错的，错的必须纠正。
北海，马上，把杨律师给我放了。
公安、检察官、法官、律师，既然都是法律工作者，就应互相探讨、互相提高，以便法律施行得更准确，更统一。立场不同，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殊途同归。
可以开座谈会。在法庭是对抗，在座谈会上可以是交流。过后还可以写论文。
比如，律师法和刑诉法的不一致。个人观点（可以讨论，写论文），律师法只是一个行业法，部门法。刑诉法是管整个诉讼过程的，应该比检察官法，法官法、警察法、律师法还要上位些。警察执行刑诉法的规定律师不习惯，用律师法来规范警察行为，警察更不习惯。再说一句得罪律师的话，也许是律师的当事人立场，习惯了选用对已有利的那一部分，对已不利的那部分，不理会吧。这样的职业病，并不好。起码不客观公正。
建议：以后公安审讯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律师会见当事人全程录音录像。
说得太多了。现在进行总结：
1、法院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权力。但不敢行使。主审法官的权不够大。对证据不足、有疑问的案件不敢存疑判无罪。特别对公安花了很大警力、物力侦破的、轰动一时的大案。
2、检察院没有指导侦查。那个女友、那个司机（不知找到没有）都应该由公安或检察官进行询问。被动在此。
3、律师尽可以辩。无罪之辩也可以。律师在法庭上的法律抗辩就像政协委员在会议上的发言一样，不受追究。他尽可以讲，采纳不采纳、相信不相信是你法官的事。兼听则明。
4、律师会见时也要录音录像。只要你不教被告人诬告警察刑讯逼供，不管你眨了多少次眼，无所谓。都是可以查清的。是不是。
北海的法律乱像，是律师做了公安的事，政法委做了法院的事，公安做不好自已该做的事，律师团又做了民主领袖想做的事（不一定是错事），这样，如何不乱？
各方都息息火吧，回到法律的框框内，做好自已該做的事，能做的事。
1、把律师全部放了。撤销律师案。由司法局、律师协会对他们是否违规进行调查处理。
2、在现有的证据内，把杀人案件给判了，能判有罪的，决不姑息。现有证据判不了的（那份女友证明嫌疑人不在现场的言词证据，不能以律师的取证为准，要以司法机关的取证为准），可以判存疑无罪，但一定还要加强侦查力量，（请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派刑侦专家来指导，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全国关注的法律事件）把真正的凶手捉住，给人民一个交待。
3、加强政法队伍素质教育，提高案件质量。
4、总结北海事件的经验，为修订《刑诉法》做出贡献。
我的话说完了。听不听随你。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大法官。表明一句：本人不是水军、不是律师。只是一个看客（当然是略懂法律的），一个围观者，一个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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