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蒲潭镇日月湖:五次被捕说独秀风骨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是陈独秀的一句名言。事实也如此，陈独秀是被捕次数最多的中共总书记。

    第一次是1913年8月27日，陈独秀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助都督柏文蔚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却因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而失败，在芜湖被捕，后经友人保释出狱。

    第二次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新世界商场散发，被当局拘捕。后经北京各进步团体及各界知名人士的通电呼吁，警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于9月16日被保释。

    第三次是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寓所与妻子高君曼以及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在上海家中商谈，有三个“白相人”闯入，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将他们带到了法租界，并关入牢房。孙中山为此发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还聘请法国律师，并交了500两白银的保证金。10月26日，租界会审公堂以陈独秀“违背禁令”，出售禁书《新青年》杂志等罪名，对陈独秀罚洋100元充公，抄出书籍等予以销毁结案。

    第四次是1922年8月9日，陈独秀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法租界捕房巡捕闯进陈独秀的住所，同时查抄了书和文件等物。这次被捕，据说是因为外界传言中共中央获得了苏俄的巨款，捕房巡捕想捞一把。谁知陈独秀穷得叮铛响。蔡元培、李石曾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北京报纸刊登了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等10个团体的宣言书。在强大的压力下，租界会审公堂堂判决陈独秀罚洋400元，交保释放。

    第五次是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时任“中共左派”常委会总书记。在大革命失败后，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并被开除出党。因叛徒出卖，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在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搜查出大量文件和俄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即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陈独秀。后押解至江苏高等法院驻上海第二分院收押，正式引渡给国民政府。18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达逮捕令，要“公安局严慎各列管押候命迅办”。经过法院简单讯问案情后，认为该案属于“危害民国”的性质，应移交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处理。陈独秀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杨杏佛、柳亚子等积极奔走呼号。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蒋介石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后议决交法院公开审判。26日，陈独秀被转送到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由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移送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囚禁，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牢狱生活。1937年因日军大肆侵犯，国民政府西迁，陆续释放政治犯。当时曾对陈独秀提出两个条件：一、有人保释；二、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面对炮火，哈哈大笑：“我宁炸死狱中，也不悔过！”陈独秀拒不签字。后经胡适等人斡旋，8月14日出狱。是夜，日机夜袭南京，陈独秀蹲过的牢房落了枚炸弹，被夷为平地。

    五次被捕期间，陈独秀无不体现了坚韧不拔、刚毅不屈的风范。他第一次被捕时，出了布告要枪决他，他却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第五次被捕，在公开审判时，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是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末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章士钊亲自为陈作辩护，说陈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可与国民党成犄角之势清共。虽良心用苦，但陈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依据。”所谓“本人文件”，即他自撰的《辩诉状》。述说组织中国共产党，“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更直接指控：“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戮力于民族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陈案的全过程，当时被各大报刊传播，并被上海若干大学的法学系列为课业内容。上海亚东图书馆还专辑成书，今日读来，仍跃然纸上。

    毫无疑问，陈独秀的个性至刚至坚。正如他小时候受祖父毒打，总一声不哭、倔强到底，惹得祖父多次怒骂：“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所以这样一条汉子，却最终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着实令人费解。但随着诸多史料的公开，我们发现这顶帽子很不适宜，更可以说是当时共产国际强加的。从1923年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这使早年中共难有独立的思维和步调。事实上，陈独秀对此颇为抵触，曾大发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客观地讲，陈独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最有斗争精神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对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后者的纪律约束，陈独秀多次表示强烈反对。尤其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但共产国际领导层不久发来指令，使中共只能延续既定政策，被国民党步步紧逼。大革命失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及驻华代表将全部责任推给中共，继而在“八七会议”缺席审判了陈独秀。从很大程度上讲，近似于栽赃陷害。即使后来将“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值得商榷。古谓“字如其人”，从所见的陈氏翰墨中，多为率性豪迈的狂放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可以说，他的骨子里充溢着斗争的勇气和牺牲的精神，被胡适称为“终身的反对派”，因而实质上是一个没有半分“投降”也从不“机会”的人。当然，陈独秀更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无时不透着学者的气息、士人的风范，却缺乏真正意义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这也最终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但即使晚年非常落寞寂寥，陈独秀仍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正如再多再重的镣銬，也不能使他退缩半步，永不屈服是典型的独秀精神。

    还是让我们再聚焦他的被捕经历吧。每每陈独秀入狱，无不牵动人心；而对于他的出狱，也同样为社会各界关注。1919年9月，李大钊的那首诗最有代表性：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与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