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世追凶粤语高清:陈毅五次蒙受奇冤——每日新报

□文／刘建美
 　　陈毅元帅文武兼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大业中功勋卓著，他直声天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然而却一生５次蒙受奇冤。

　　一、肃反委员会捕风捉影；陈毅被卷入“ＡＢ团事件”；爱妻日夜担心，最后殉情自尽。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正在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战役的红一方面军，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ＡＢ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

　　时任红２２军军长的陈毅起初是坚决执行打击ＡＢ团指示的。但是，他很快陷入了两难之中，因为肃反委员会采取捕风捉影、刑罚逼供的方式，而且还规定了具体的肃反数字。

　　把陈毅卷入反ＡＢ团漩涡的是“富田事件”。１２月７日，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人来到富田“帮助肃反”，红２０军政委谢汉昌被捕，所属１７４团政委刘敌也被怀疑。刘敌气愤不过，即带了一营士兵扣押了李韶九等人，随即召开大会。群情激愤的与会者纷纷控诉。

　　这一事件在根据地和红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总前委紧急指示陈毅带人前往解围。陈毅赶到后立即放出了李韶九等人。月底，陈毅任赣西南特区书记，仍负责“富田事件”的处理工作。“富田事件”被上级定性为“ＡＢ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一些领导和参与者全部被杀害。陈毅既要执行中央的指示，又要慎重处理被抓被押的人，尽量少发生冤案，并释放了一些人。

　　陈毅的举动引起了被他解救出来的李韶九的怀疑，在一次会议上，陈毅和李韶九发生了冲突，李韶九说陈毅是ＡＢ团团长，威胁他“只有自首才有出路”。

　　在这种“红色恐怖”中，陈毅有一种随时可能被捕、甚至处决的不祥之感。他的爱妻肖菊英为他日夜担心，并将陈毅赠送给她的一支派克金笔转送给了自己的哥哥，如果陈毅有个“万一”，她就自杀殉情。一天，陈毅外出开会，临行时郑重地告诉肖菊英，如果自己在某日还没有回来的话，就出事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肖菊英拉着陈毅的手，含泪点头。

　　陈毅如期踏上返程。但是在途中，他和警卫员遭遇白匪袭击，战马被打死，他们只得绕道步行回驻地。他哪里知道，肖菊英见他没有及时回家，以为是出事了，痛苦之余投井自杀。陈毅极其悲伤，在送葬回来的当晚，作挽诗一首，其中写道：“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体味死去高。艰难困苦几人负，失友中年泪更滔。”

　　失去爱妻之后，陈毅对肃反工作中的极端行为更加反感，与李韶九的冲突也在加剧，他给毛泽东写信对情况进行了说明。过了两天，毛泽东回信，表示支持陈毅的工作，批准他把那些被打成ＡＢ团的人，分别轻重，予以释放。

　　随着肃反运动的平息，任意扣在陈毅头上的“ＡＢ团团长”的帽子不摘自掉。

　　二、九龙山上被当作“叛徒”，险些被游击队枪决。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被迫承认南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９月上旬，陈毅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月底，赣粤边特委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

　　１０月下旬，陈毅便带着具名项英的介绍信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前往当时在安福九龙山一带活动的、是由中共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领导的游击队。

　　陈毅乘坐一顶轿子，由两名勤务兵抬着，莲花县区公所的一名人员跟随，来到了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陈毅向他们讲解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特委关于游击队下山接受整编的决定。两人似信非信，想到山下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团团包围，不久前又刚刚处决了两个叛徒，不由怀疑陈毅此来可能有诈，于是决定将陈毅交给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第二天，谭余保派人审讯陈毅，要陈毅把叛变党的经过、怎样勾结敌人的情况如实招出，争取宽大处理。陈毅哭笑不得，有口难辩，既为游击队领导人高度的警惕性和坚定的革命性所感动，又为他们消息闭塞、警觉过度而无可奈何。他只有大声争辩的份儿：“要我交代啥问题?我什么时候叛变了?我是代表江西中央根据地与江西当局谈判的。”“什么敌人上山进攻?是你们在进攻人家……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再打了，打了我们就步调不一致了。”但这都无济于事，这些人吓唬说当晚就要枪毙他，还痛打了随陈毅来的区公所工作人员。

　　又过了一天，看管陈毅的人告诉他，今天谭主席要见他，说完就把陈毅拉了出去。他被带到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周围坐着一二百游击队员，鸦雀无声地等谭余保的到来，气氛十分紧张。这令陈毅十分担心自己会被无缘无故地拉出去枪决，而上山劝编的大事也会随之失败。

　　谭余保来了，对陈毅的审讯开始。陈毅面无惧色，先开口发问：“你就是谭余保?”谭余保回答后反问：“你认识我?”两人随后展开了舌战。谭余保对陈毅冷嘲热讽：“你现在不是投机了吗?作大报告，摇头摆尾，你还有脸见我!你赶快坦白，为什么要投降?你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严肃地说：“谭余保同志，你光顾自己，不顾大局。你怎么能这样讲话?什么‘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信任组织!”

　　终于谭余保不耐烦地下令：“枪毙他!”气氛顿时紧张到极点。

　　这时，陈毅反而冷静了下来，他面无惧色喊道：“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你用枪毙那一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传达中央指示的。”见谭余保还在犹豫，陈毅接着厉声说道：“谭余保，你枪毙我好了，你有本事就把我枪毙了!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吧!”经陈毅这样一激，谭余保反倒不知所措。这时，又有一些人劝谭余保不妨等一等，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谭余保觉得有点道理，于是决定暂将陈毅扣押，等候处理。

　　几天后，山下敌人撤退了，被派下山去了解情况的人也匆匆赶了回来，从刚刚成立的吉安新四军交通处带回公函，证明陈毅确实是代表特委来劝他们下山接受改编的。谭余保见了公函，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向陈毅道歉，“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亲自为陈毅松绑。陈毅释然了，他不但没有责怪谭余保，反而对他的革命坚定性给予了表扬：“你是一个坚定的老革命，是一个好同志!”是夜，两人谈了一夜。陈毅从谭余保那里了解了这支队伍光辉的斗争历程，谭余保则从陈毅那里明白了形势的变化和中央的指示精神。

　　三、整风中遭到批判；陈毅做自我批评，饶漱石大发责难；到延安倾诉委屈，毛泽东息事宁人。

　　皖南事变后，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苏北盐城建立军部。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３日，刘少奇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１９４３年８月，新四军开展了整风，饶漱石即称要到农村去联系实际，作调查研究，到距华中局和军部所在地盱眙县黄花塘４０里外的大刘郢调研，将整风工作交给了陈毅负责。他在临走时关照有关干部，一旦发生激烈争论，立即通知他回来。

　　８月１３日，陈毅按照中央整风精神，召集干部开座谈会，号召大家检查工作，向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提意见。与会者各抒己见，发言积极，问题集中到新四军政治工作削弱上，焦点则是主管政治工作的饶漱石。第二天的座谈会气氛更加热烈，不少人的言辞变得尖刻激烈，基本上都是针对饶漱石的。

　　次日下午，饶漱石从大刘郢赶了回来，把找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干部谈话作为主要工作。他对他们讲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说陈毅一直反对政治委员并想取而代之，这次整风发动干部“攻击”他就是证明。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以为饶漱石是代表中央的，就与陈毅“划清界限”。陈毅生性豪放喜欢交际，家里总是门庭若市，自此门可罗雀，“鬼都不上门”。

　　此后饶漱石进一步布置对陈毅的斗争批判，将陈毅的问题定性为“反对政委制度”、“反对党中央”，还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电报，历数陈毅种种不是，并唆使、蛊惑部分受蒙蔽的干部联名发电报给中央，指责陈毅。

　　为顾全大局，陈毅在华中局常委整风会上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饶漱石乘机抛出陈毅的所谓“十大罪状”。陈毅据理力争，一一反驳，愤怒地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迫害欲、名利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

　　１１月初，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去电报，比较详细地汇报了与饶漱石发生冲突的经过，并检讨了自己平时随便说话等毛病和缺点。

　　电报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１１月８日致电陈毅、饶漱石，让他们中来一人———最好是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花半年时间参加中央对历史重大问题的研讨，等对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那么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就化解了。

　　陈毅于１１月２５日启程来到了延安，见到阔别了９年多的毛泽东。他心情十分激动，急切地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倾诉自己的遭遇。但是，毛泽东只是要他谈谈３年南方游击战和华中抗日的经验，“至于与小饶的问题，还是不要提，一句也不要提”。陈毅只好作罢，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关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３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去了。在回忆和写作中，陈毅暂时忘记了不快。

　　四、“二月逆流”元帅们痛斥“文革小组”。

　　１９６７年１月初，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打倒一切”、“全面夺权”阶段，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狂潮之中。２月，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其时，军中元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老同志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屡屡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发生冲突。

　　２月１６日，斗争进入高潮。下午３点左右，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怀仁堂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革命”的张春桥，责问他陈丕显为什么没有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搪塞。双方发生了口角。

　　２月２５日到３月１８日，政治局召开７次生活会，对陈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进行“批评”、“帮助”。“文革小组”的成员唱主角，说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是“黑干将”，陈毅是“联络员”，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是“小伙计”，每个人都有一顶吓人的大帽子。

　　１９７２年１月５日下午，叶剑英来到３０１医院陈毅的病房，将写有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谈话内容的纸条交给陈毅的女儿，读给陈毅听。已处于弥留之际的陈毅听后，只是黯淡的双眼眨动了一下……

　　五、“我只就毛主席是不是天才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九届二中全会后，陈毅被康生诬陷为是“二陈合流”。毛泽东为陈毅盖棺定论。

　　１９７０年８月下旬，陈毅在疏散地石家庄接到通知，到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在这之前召开的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一职，但林彪为了巩固“接班人”的地位，拼命要设，江青等人则想借助毛泽东压住林彪等人的气焰。已经脱离政治权力中枢机构一年多的陈毅对此毫不知情。

　　２４日下午，在华北组讨论会议上，陈伯达翻来覆去重复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人在修改的宪法里否认毛泽东主席的天才，有野心，搞阴谋。在座的中央委员在震惊、愕然之余，都在琢磨陈伯达所说的“有人”究竟指代何人，有些人把怀疑目光转到了陈毅身上。其中一些来自基层造反起家、坐“直升机”上来的与会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急于表态，开始对陈毅猛烈攻击，大声怒斥，还要陈毅表明态度。

　　陈毅无法回避，加上他又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于是思索着开了口：“我先提两个问题。陈伯达，你这个意见是得到毛主席同意的吗?”陈伯达摇摇手，回答：“没有。”陈毅又追问一句：“你能不能讲明阴谋家是哪一个?否认毛主席是天才，修改宪法时反对毛泽东思想搞阴谋的是哪个?”陈伯达含糊其词地回答：“是当权派。”

　　事情到此陈毅完全可以不再做声，因为他当时并不是个“当权派”，但是他接着说：“这个东西就复杂了，这个当权派指的是什么人哪?这个问题，等将来请示了毛主席以后再说。我只就毛主席是不是天才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

　　于是他就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说明毛泽东是有天才的，而且这个天才是在实践中锻炼产生的，并表示“现在还有人出来否认毛主席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这个发言在收进华北组２号简报时，被“概括”成“陈毅同志发表了拥护陈伯达讲话的意见”。

　　后来毛泽东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这时一直做壁上观的康生突然跳了出来，说这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是“二陈(陈伯达、陈毅)合流”。

　　陈毅的心情备感沉重、压抑，因为所谓“二月逆流”，毛泽东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定了性，是阳谋，如果这次定为“二陈合流”，便是指自己参与了阴谋活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康生这样讲的目的何在?陈毅心里最清楚不过了。他拨通了康生住处的电话，要求康生澄清是非，收回对自己的污蔑。康生阴冷地哼了声，不耐烦地答道：“有话以后再说!”猛然摔下了电话机。陈毅一筹莫展，心情郁闷已极。

　　１９７１年夏天，陈毅与乔冠华住在一个医院里。乔冠华就“二陈合流”之事问陈毅道：“老总，这个‘二陈合流’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陈毅把庐山会议华北组讨论时的经过详尽回述了一遍，最后愤怒地说：“现在有人宣传，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那是造谣的!”

　　尽管陈毅在有生之年没有听到中央对“二陈合流”有一个最后的结论，但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的“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的盖棺定论，已经说明了一切。

　　(选摘自２００２年第７期《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