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一点的工作室名字:高风博学 朋友遍天下——陈毅同志的统战斗争艺术

              高风博学 朋友遍天下——陈毅同志的统战斗争艺术
 
                                   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陈毅同志是忠实地创造性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楷模之一。　　早在1925年，在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下，24岁的陈毅就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负责有关统战、工运、学运和党刊的工作。1925年底，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代表的选举中，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击败了国民党右派的挑衅，陈毅在其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1926年震动全国的北京“三·一八”示威游行，陈毅是各界群众的组织者之一，又是与政府谈判的代表和游行领导人之一。惨案发生后，陈毅还主持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布置了向全国宣传惨案真相等措施（见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第24次会议记事录，3月19日，《党声》载，存重庆市博物馆）。嗣后他受李大钊同志之命，到四川做兵运工作，和朱德同志一起策动和团结川军杨森部队官兵反击英帝国主义的侵袭，在祖国的长江上与英国兵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热忱睿智的统战工作，曾帮助他冲破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搜捕共产党员的腥风血雨：他新交的朋友、川军的师政治部主任陈梦云、宣传科长范英士亲自冒险护送他逃出樊笼；他的老友，川军旅长郭勋棋亲自安排护送他登上东去当时革命中心武汉的轮船，他才得以脱险。1927年10月，他又协助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范石生的国民党16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合作，既得到了范部大量弹药、经费、物资的支援，又支持了革命的农民武装斗争，为举行湘南起义作了准备。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顽、我并存的复杂矛盾之中，陈毅的统战斗争艺术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江南、苏北抗日力量团结的核心，并牢牢掌握政治、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优越的环境。1940年11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全军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新中国建立后，陈毅先后担任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分管过国务院常务、民族事务、政法、“八办”、科技、文化，广泛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以及工商界、科技界、文艺界的人士，并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及外交家广交朋友。“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陈毅的统战斗争的实践和研究，是党的统战工作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　　人们与陈毅深谈，常感到一种高屋建瓴、渗透人心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能使迷茫者清醒，消沉者振奋，存有成见或戒心者冰释，孤芳者乐从。这是一种非凡的魅力，或者可说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这里所说的艺术，远不止于文采和技巧，而是熔铸 艺术家整个生命——人格、理想、学识、气质、才华于一体的创 造。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热忱的创造，呕心沥血，因而文如其人，感人肺腑。陈毅之充溢在他的统战斗争中的，正是这样的艺术创造。　　陈毅同志的统战斗争的艺术，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陈毅在统战工作中，首先显示了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厚基础。陈毅一贯注重理论学习，并善于联系实际分析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决不仅仅是友好应酬，诗酒往还，首要的是原则问题上的团结和斗争，因而理论政策的共同探讨特别重要。陈毅深刻地学习了党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有点理论了”），他又有执行政策的丰富实践经验，就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理论、路线和政策讲透用活。同样重要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党的理论有极为坚定的信念，坚信其真理性和正义性，坚信其切合中国实际，无往不胜，利国利民，也有利于统战对象本身。他曾对他的部下说：“你怎么就怕人家影响你，就不想到你这个共产党员可以影响人家！”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理论修养的共产党员，陈毅特别能影响他的朋友。抗战时期，苏南著名实业家纪振纲，苏北著名士绅、国民党前中将朱履先等人士，都是在同陈毅深谈《论持久战》和中共的统一战线思想后增强抗日信心，投入抗日民主事业的。前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和年轻的陈毅多次畅谈后说：“我84岁老头子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今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者必是共产党，因为中共深得民心也。”在外交战线上，早在1946年停战时期，陈毅就在临沂向来访的驻青岛美军第6师的高级军官们纵谈中国、美国的战争历史和中国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引导出结论：如果内战爆发，蒋介石必败，使美国军官为之钦佩。在后来的外交工作中，他对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缅甸奈温总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等许多首脑人物，都能有理论深度地详尽介绍新中国的种种情况和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者的崇敬。这使他们在与中国人民政府打交道时增加了信任和友情。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在日内瓦结识了陈毅，晚年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却结交了一个有用的朋友，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　　陈毅在统战工作中，还显示了把统战斗争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的杰出才能。陈毅从1927年起经常是党在全国范围内斗争第一线的一些方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创建红军、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东进敌后、解放战争华东战场、上海建设、外交），经常要亲手组织指挥重大的军事战役和政治战役。而这些战役中，敌手强大，非常需要争取多数，团结各方。陈毅每能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决定性地改变力量对比，取得战役的胜利。抗战时期，他坚持同苏北泰州一带的“两李”（李明扬、李长江）等中间势力的统战关系，即使在“两李”大举进攻郭村新四军之后，也不改变对“两李”团结争取的立场。这又反映出陈毅与统战朋友进行团结和斗争的一个特别可贵的优点：不但如实地看到“两季”的罪责，也能实事求是地看到“两李”之所以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方面也有一定的失误和责任，关系一度破裂的责任并非全在对方。这就使陈毅不会感情用事，不会过激地把“两李”推到敌伪或顽固派方面去，而能继续争取其中立。正因为如此，在黄桥决战最严重的关头，“两李”的1万兵力近在咫尺，却没有按蒋介石、顾祝同的命令向新四军背后插刀而严守中立，并从而留出阵地使新四军能预伏主力打好首先歼灭顽军独立六旅这关键性的一仗。对“两李”统战的成功，成为苏北新四军以少胜多、全歼来犯顽军主力的最重要的保证。1964年4月，在有亚非国家外长出席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上，有的国家提出了邀请不是亚洲国家的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提案，造成分歧。如果两种意见僵持下去而不得解决，问题势必将提交第二次亚非会议首脑会议讨论，这样必然会导致新的争执，影响亚非团结。陈毅在最后1小时内发挥了统战斗争艺术的威力，成功地说服了与会外长的大多数。同时，他也照顾到提案国的感情，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促成通过了各方面都能接受但实际上不再审议这一提案的决议。这样，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团结。　　陈毅在统战工作中，充分表现了他豪爽热情、以诚待人的高尚风格。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决不是句心斗角，玩弄权术；也不是踞高临下，教训恩赐；而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朋友着想，向朋友交心，力争与朋友共同前进。解放之初陈毅市长向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讲话，就乐于解剖自己，无保留地坦露自己曲折的思想演变的过程，详细说明自己绝不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是由信仰孔夫子，信仰“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逐步演化，经过一再的“思想大动荡”，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这使听众大为感动，大受启发，上海滩很快掀起了“陈毅热”。当时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刘靖基邀请陈市长到荣府“便饭”，陈毅慨然答应，还把妻子张茜与两个较大的儿子也带了去，市长与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之间，立刻增加了亲切感和信任感。处理劳资纠纷时，陈毅不但关心工人的利益，也主动照顾资本家的实际困难。1955年陈毅副总理分管“八办”时，妥善地纠正了当时全国性的不能适当照顾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倾向。他向中央呈送的《关于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即希认真研究组织贯彻”，从而保证了生产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健康发展。他分管民族事务，对少数民族非常关心。他率先向中央提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他兴奋地率团前往庆贺。1956年陈毅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赴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庆典。到拉萨附近，他听说西藏高级僧俗官员为达赖、班禅是否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发生了争执，有的人担心不出席会怠慢了陈毅与代表团，有的人则认为活佛不宜在大庭广众前显露真容。陈毅便主动派人去表示不希望达赖、班禅出席大会，充分体谅了兄弟民族的难处。陈毅非常关心藏族同胞的生产和生活，800余人的代表团入藏，所需的物资尽量自己带去，以免增加西藏的负担，还运去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陈毅代表中央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赠送的主要礼品之一，是全国各地农作物的优良种籽。陈毅与代表团在西藏热情亲切的活动，给藏族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西藏上层人士至今还怀念他。陈毅对统战朋友笃守信义，从不出尔反尔。原山东军阀、起义将领吴化文解放初期住在杭州。山东人民派代表前来向陈毅呈递报告，要求将吴化文交回山东公审正法，以偿山东人民的血债。陈毅坚决不同意，说服道：吴化文响应党的号召在济南起义，使解放军少牺牲许多子弟兵，我们今天如果重新惩罚他，将使共产党失信于天下！上海有的人民代表提出要枪毙黄金荣。陈毅也说：黄金荣遵从党的劝告留在上海不走，就凭这一条我们也不能言而无信去惩办他。陈毅交友之道，重在坦诚。有话直说，从不敷衍。上海商务印书馆老板、学术界著名耆老张元济，因“商务”经营困难来向市长借款。陈毅十分尊敬这位80多岁的老前辈，但是他不借钱，倒是指出了“商务”经营上的缺点，建议不要只搞大学丛书等高深出版物，也要面向工农大众搞通俗化读物。张元济被说动了，表示完全接受陈毅的意见。他回去就走大众化的道路，经济困难得到缓解。张元济活到92岁，陈毅每年送宴席祝寿，成为“忘年之交”。正因为陈毅有在统战工作中诚恳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点，许多人把他当作可贵的“诤友”。　　陈毅在统战工作中，还很具特色地发挥了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长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朋友，许多人有丰富的政治、社会阅历，不少人是饱学之士，因而统战工作干部本身的学问深浅、见识高低、文辞优劣，往往事关对方的信赖。像西哈努克亲王，当过记者、导演，创作过小说、剧本、乐曲；陈毅是诗人、书法家、交响乐的爱好者——二人交谈中便很有共同语言。国内的许多学者、艺术家，也以陈毅为自己的“知音”。陈毅博通古今，许多历史人物与故事经他一说，意义更为深切，往往使老先生们为之心动。韩国钧复陈毅信中说：来信“征引及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痛心之言，闻之泪下！”陈毅的诗词格调很高，不仅是儒将风度，“此去泉台招旧部，族旗十万斩阎罗”，且是元戎气概，无愧于柳亚子的赞语“兼资文武此全才”。陈毅爱好体育，踢球、游泳，更爱围棋。诗、书、球、棋，都成为他在国内外开展交谊活动的有力工具。“围棋外交”的结果，陈毅先后被日本棋院赠予“荣誉七段”、“荣誉八段”；1964年12月，日本29位最知名的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运动。陈毅的学识不仅在文史方面。他学过工科，当过技术工人，对科学技术及科技人员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人们不会忘记他1964年说过的话：“现在我们党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我们党需要军队一样！”正因如此，他也最能团结科学家。1956年2月，陈毅就任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40万字的《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就是陈毅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科学家亲密合作的大工程。编写过程中，百家争鸣，气氛极为热烈。知识是力量，文艺也是力量；文艺是美，知识也是美。陈毅所掌握的真理，以知识来丰富，以文艺来滋润，倍增魅力，分外动人。　　最后一条，但决非不重要的一条：陈毅在统战工作中贯串了敢讲真话，敢于坚持既反右又反“左”的两条战线斗争的伟大精神。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中很容易犯右的或“左”的错误。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必然要斗争，要最后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但是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有着共同的敌人，因而能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有两重性：既有反对共同敌人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反共或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方面。因而在统一战线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路线、方针、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才能达到战胜共同敌人，又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得到改造的目的。陈毅对此非常注意，他始终坚持正确路线，没有犯过原则性错误。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陈毅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和当时面临的某些现实，口占了“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的词句。果然，他和国民党顽固派打交道时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势力。在江南，他坚决抵制右倾，坚持执行东进北上的方针，坚持减租减息，在国民党县区政权存在的情况下，就成立各级“抗敌总会”，执行人民政权的职能，掌握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苏北，他对中间势力“两李”，在团结中也有斗争；对顽固势力韩德勤，在斗争中也求团结。“两李”进攻郭村被打退后，陈毅为了更有力地争取他们，命令部队一直打到“两李”大本营泰州城下之后撤回。新四军有把握夺取泰州而不入，“两李”更相信陈毅言而有信。韩德勤兵败被俘，表示悔过。陈毅看到他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坚决给他配好卫队，资送出境。　　建国以后，“左”倾思想在某些领域、某些部门逐渐发展，如不制止，会造成严重危害。因而陈毅反对这种错误倾向的坚强、敏锐和勇敢更令国内外人士钦敬。解放初期在上海，他针对刚刚露头的、想很快搞垮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说：“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陈毅根据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实际情况，先后六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出电函，请求调整和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减少税收。这样做，即使是陈毅，也是心情紧张的。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过当时的思想活动：“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不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呢？……精神搞得很不安。”但是，他思考的结论是：“说真话，天不会塌！”硬是向中共中央报了“忧”。结果是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赞同。公私关系得到了调整，1950年6月上海的税收减免了1／4，私营工商业全面复苏。这样的共产党员来做统战工作，工商界人士怎能不竭诚拥护！当然，陈毅绝不是一味对私营工商业宽容。后来，当上海资产阶级分子“五毒”猖獗时，陈毅正是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反映情况，提出对资产阶级进行“五反”的倡议者之一。上海市的“五反”运动，成绩巨大，步骤稳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说是“后来居上”。上海资本家们说是“武戏文唱”，心悦诚服。　　陈毅同志最得人心的，无疑是1962年在广州会议上敢于向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脱帽”礼，10年动乱中敢于为受冲击的所谓“牛鬼蛇神”说真话。这为中国共产党维系了多少朋友与同志的心！赵朴初同志给他的挽诗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　　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陈毅同志的崇高品德和卓越才华，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无数朋友。他自己也“善有善报”，赢得了珍贵的友谊。他逝世后国内外唁电唁函之多，震慑了“四人帮”。1958年2月，陈毅到朝鲜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回国时，曾在志愿军总部告诫说：“信陵君得到这样一句忠告：‘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这是中国民族的传统。”陈毅为朋友们做的好事不计其数，他从来不提。可是他的无数朋友，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位刚毅、豪爽、热忱、睿智的中国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