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昌到雅安高速要多久:北京民工子弟：何处安放的童年？

午后，初秋的北京，天湛蓝，太阳明晃晃照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一处临街的院子里，除了地面上零星的残砖碎瓦，已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一所上千人学校。

“全拆了，什么都没剩下。”40多岁的谢振清手扶着铁门喃喃道。栅栏里那片空荡荡的平地，就是她过去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红星打工子弟学校。

谢是河北雄县人，圆脸庞，说话和声和气。她在老家就是教师，1999年来北京后开办了这家打工子弟学校。因教学认真，她的学校发展到现在，已容纳了1300多位孩子就读。

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在十天前（8月9日），她的学校被东升乡政府以“租约到期”，且“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由被组织联合执法，强行拆毁。

谢校长的遭遇，并非孤例。

从今年6月份以来，北京市大兴、海淀、朝阳三个区县陆续有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拆迁的消息传出。8月16日，在经历了一轮“静默期”后，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就打工子弟学校被拆一事予以说明。

在通气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称，随着城乡接合部改造、城市化进程加快，教育设施也面临调整、改造。今年，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一位熟悉北京市农民工进城史的人士介绍，最近北京大规模拆毁打工子弟学校，是2006年之后，北京另一次大规模的强拆事件。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日益凸显。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义务教育学龄流动儿童的数量在1200万以上。如何保证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得到保障，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近年来，包括上海、广州等在内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陆续探索出包括拓宽公办学校吸纳能力、政府购买民办教育服务等解决问题的新举措。

“办法很多。一拆了之，是最不负责任的办法。”一直关注此事的公益律师田坤说。

1.一纸难求的办校许可证

工大量出现，其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接踵而至，且规模不断扩大。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流动人口一直呈加速增长趋势：1982年537万，1990年2952万，1995年5350万；2000年14439万，2005年14735万人，2010年22143万。

由于有着较为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且对孩子细心照顾，谢振清的学校很快获得了周围打工者的认可，来校读书的孩子人数逐年上升。

2000年第二学期，学校就来了300多学生，2002年增加到1000人，2006年更达到创纪录的1600人。

随着学生人数的日渐增长，谢振清开始想把这个学校办的更正规。

从2001年，她就开始向当地的海淀区教委递交材料，多次申请办学许可证。“后来连续递了好几次材料，都不批，说海淀是教育大区，不再批这种打工子弟学校。”她回忆说。

虽然不给许可证，主管部门来检查却不少，无论是乡里面还是区教委，还经常给学校下达整改通知书。不过，对于学校的校舍安全，谢振清还是舍得花钱的，因为她知道这事非同一般。

2003年的时候，她花了10多万对校舍进行了一次翻修。2006年的时候，又装了塑钢门窗、防盗大门，还在教室里面安了电风扇和暖气，“那次花了21万6，一家美国的基金会帮着弄的”。

尽管想尽办法满足主管部门的各项要求，可是那一纸“许可证”却总也落不到她的头上。

“镇里面现在还没有动手，我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先别拆。”

电话那头的张明瑞对记者说。相对于谢振清来说，同为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的张明瑞目前的处境要幸运得多。

张的学校建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开办到现在整十个年头。近日，张明瑞也接到当地政府一纸告知书，称由于学校“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将予以取缔。

张明瑞和谢振清的学校在官方的文件上都有个特定的称呼——“流动人口自办学校”。这些学校是由外来务工人员自己兴办，没有获得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自办学校就读。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打工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就读。这次，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你说我们违法办学？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争取一个合法的名义，他们也不给啊。”谢振清说起自己这些年办学校的遭遇，就有点恼火。

1999年，她从河北老家头次到东升乡看丈夫。那时，这里是当地一处废弃驾校的旧址，逐渐聚集了一大批外地来京的打工者，有从河南来收废品的，有往山东贩蔬菜的，还有来自安徽、东北等地的农民工，不少人都是拖家带口。

谢振清记得，当时村子里到处是“光着脚乱跑”没学上的孩子。

因为在老家就是教师，当时又闲着没事干，她开始给邻居孩子免费教书。最初来了周边的七八个孩子，就坐在她家的小屋里，谢振清买了几本教材给他们讲，这是当年7月份的事。此后，陆续有听到消息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呼呼的来了几十个，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她就有了140多个学生。

“我说这100多个孩子也不能再叫班了，况且我这屋也放不下，干脆不如就弄学校吧。”谢振清说干就干，回老家找个3个自己过去的学生，现在都师范毕业了，跟她一起来这教书，又租了临街的那几间房子，一间小学校就开起来了。

当时，北京乃至全国东部发达省市城乡结合处，有很多人开始跟她一样，办起了打工子弟学校。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夫妻一起在城镇务工，甚至举家进城的农民

2.不能读民办校，也上不起公办校

不过，家长们并不觉得“有证”或是“没证”有啥大的区别。

“关键是要对孩子好，能让孩子读好书，这比啥都强。”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打工者说。他有一个9岁的男孩，在谢校长这里上小学三年级。

问他为什么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周围的公办学校去，他一下子咧嘴笑了起来，“你知道现在公办学校门槛有多高不？”

首先是要孩子的“五证”齐全。

所谓“五证”，是依照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的规定，非户籍孩子想要入读北京公办校，家长必须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

“我成天开车送货，起早贪黑的，哪里有时间回老家办这些证明？”这位家长说。

一位长期研究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学者透露，“据我了解，要五证齐全，不玩猫腻的话没多少农民工做得到，多数农民工子弟因此被排斥在公办校外。”

即便这些外来打工者费尽力气备齐了“五证”，可要是交不起赞助费，也断难敲开公办学校的大门。

另一位来自河南周口的家长讲了自己的遭遇。

他儿子上小学五年级，五证齐全，来红星打工子弟学校之前，曾经咨询过周边的几家公办学校，有一家离他住的最近的学校要3万，另外一家教学质量差一些的要1万5，“我一年才赚2万块钱，让我一下子掏这么多，日子还怎么过？”

有学者对北京的打工子弟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很多孩子自己其实并不愿意加入到公办校，除了要交纳一笔对于父母而言不菲的“自愿捐赠”，他们在公办校里还经常能感受难以适应。有些孩子多的外来务工人家庭连孩子在公办学校的午餐费都承担不起，更主要的是外来务工人员上下班时间不正常，比如卖菜、捡垃圾等工作，不可能按照公办学校作息时间接送学生上下学。

此外，由于打工子弟的孩子在初中高中还是要回原籍读书，原籍都是人教版教材，而在北京学校学习北京实验版教材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于是，这些散落在北京周边城乡结合带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成为这群终日为讨生活而忙忙碌碌四处奔波的异乡人的首选。

“这些学校是在政府无力包办流动儿童教育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自助的做法，作为公办教育之外的一种补充，发挥了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一直关注流动儿童受教育权保障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

3.“控规”拿拆学校开刀？

北京此番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多以学校所租房屋“到期不再续租”或“无合法办学许可”为由。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均表示，此次强拆民办学校事件的背后，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爆发式增长不无关系。

北京市相关部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北京民工子弟：何处安放的童年？

为此，北京市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明确提出：今后5年，北京要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逐步形成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多元和谐、分布合理、管理严格、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功能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格局。

“每年五六十万人的增长数量，长此以往，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会不会支撑不住。”有学者表示。此后，“控规”（注：控制人口规模），一时间成为北京市政府官员口头的“热词”。

“在我来看，去年下半年就是一个转折点。”杨东平教授表示。

据他观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个急刹车的姿态，突然变得强硬起来。不仅采取了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的政策，还大幅度削减高校毕业生留京指标，“大概能比此前少了三分之二左右”。

一场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旋风，也在今年6月初，毫无征兆地突然袭来。

“之前一点动静都没有，2006年那一次清理之后，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我以为学校应该能一直办下去了。”海淀区红星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谢振清说。

不过，她也承认，这几年周围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数量确有增长的趋势。

“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对北京的教育冲击有多大，我们感受还是比较深的。”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曾对此有过摸底，自2000年以来，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进京人数就一直呈逐年增长的态势。2000年的时候，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包含农民工子女在内的流动人口子女是9.8万，而在去年年底，这一数字已突破43万，10年时间翻了4倍多。

这部分流动人口子女，其中有10万人左右进入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的子女。

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为了满足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农民工携带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北京市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尤以2004年北京市教育大会召开，《首都教育2010年发展纲要》发布为代表。在这份《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多种措施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在收费和划拨经费等方面做到与本市学生一视同仁”的原则。

依照这份文件的精神，北京市一级财政对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予以支持，一方面是生均经费拨款，另一个方面是在教师的编制方面给予核拨。这笔资金，按照现有小学初中接纳的流动人口数量计算，总数将达50亿。

而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主要是那些已被批准的，北京市教委每年都划拨一些教学配套设施给这些学校使用，比如课桌椅、黑板等。

“今年我们准备拿出2.5亿的资金，继续支持接受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上述北京市财政局相关人士透露。

不过，有专家表示，北京市的这笔资金援助，主要针对公办校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拥有许可证的学校，那些最需要帮助，条件最差的“无证”学校却很少获得，“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

北京市教科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与普通中小学相比，这些自办学校办学场所不固定，教师待遇低，教育教学设施配备不全，教学质量督导缺位，办学质量令人堪忧。

4.上海样本：民办学校政府买单

“北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上海的经验。”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一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及财政研讨会”上，多位教育界学者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一位熟悉情况的上海教育学者告诉记者，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多次明确要求，“十一五”期间，上海要保障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为此，上海市教委在2008年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2008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完成60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办学设施改造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农民工子女小学阶段7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初中阶段10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剩余农民工子女全部纳入政府出资改造和提供办学成本补偿的合格民办学校就读，实现全部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

“上述文件被称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三年行动计划。”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范元伟教授表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市频频推出重磅举措。比如，根据常住人口状况及未来增长情况，重新修订教育资源配置规划，新建公办学校，扩大公办学校的接纳能力。同时，还实施了郊区学校建设工程，三年间共投入资金103.79亿元，建设中小学和幼儿园363所。其中，义务教育学校144所，提供约15万个义务教育学位。

此外，上海市还简化了农民工子女免费就读公办学校的条件。“只要能提供居住证或者是外来就业证明，二者居其一即可，他的孩子就能入读公立学校。”上海市教委基教处焦小峰表示。

最引人瞩目的是，上海市一级财政还投入巨资改造农民工子女学校并将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政府出资委托其招收农民工子女。

三年时间，上海全市共审批设立162所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政府向其购买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民办小学，市财政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不足部分由区县予以补足。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政府委托这些民办小学招收随迁子女免费就读，并根据学生招生人数给予基本成本补贴。“2008至2010年，市、区财政共投入10余亿元，用于这些民办小学的办学设施改造和基本成本补贴。”焦小峰说。

政策闸门一打开，全市47万在沪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纷纷入读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的民办小学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其中33万余人在公办学校就读，占总数的71%。

“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差？”杨东平提出疑问。

在他看来，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地方执政者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地方政府如果认为不解决这个

问题就是不公平、不人道的，这个价值观能确认了，就可以进入政策设计的环节，无非就是门槛高一些、低一些的问题。”

而在北京市教委组织的新闻通气会上，针对自办校将如何规范，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亦表示，目前北京市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尚有114所，将分为三类进行处理：

第一类是经过完善、政府支持，能够符合办学条件标准的学校，约占20%，对这些学校将尽快审批使其转正；第二类，约有40%至50%的学校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进行改造；另外20%的学校是学生安全和学习环境无法保障的，将被关停，将对学生进行分流安置。

但是对于上述改革具体的“路线图”以及“时间表”，该负责人则语焉不详。

5.他们，何处安放的童年

依照海淀区教委的安排，红星小学在被拆除之后，谢振清校长的1300名学生，将被分流到附近的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北校区）。

8月18日下午，家长们结伴带孩子来看他们未来的新学校。路边，两栋四层新楼拔地而起，外墙刷橙红、暗黄两色，典雅大方。

有孩子跑到门前，却被门卫拦住。家长在交涉时才知道，这里并非自己孩子被安置的新学校，而是专门招收周边“片内”北京市户籍居民孩子的学校。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所漂亮的新学校，叫“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而属于这些打工子弟的学校，距离不过一街之隔。六排灰色的旧式平房，像物流公司的连排仓库。学校门外，一个“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铜牌子，还没来得及摘下来。

9月1日，新学期即将开始。一街之隔，两所名称相似的学校，两种截然不同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