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75位部委发言人仕途轨迹：仅11人仍在岗

“7·23”动车事故发生尚未满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将远赴波兰，一度惊涛骇浪的民间批评骤然部分转向，透出依依惜别的意思。

7年多前，作为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学员，王勇平和王旭明、武和平、毛群安等坐在教室里，模拟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种最棘手的突发状况。

“黄埔”一别，转眼7年光阴，这批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亲身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学员们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

在王勇平以沉默告别的转身中，他们定格成为这幅画面的背景。

岗前培训

培训第一步“开口”

对新闻发言人培训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把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2003年8月，地坛医院的“生命走廊”上，北京最后一批康复的“非典”患者与亲人相拥。同这些成功抗击病毒的人们一样，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迎来了新生。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当时刚从美国回清华执教，与清华同事李希光、董关鹏等教授一道正忙于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面向外宣工作者进行“全球传播高层研讨班”的教学工作。“非典”结束后得到通知，国新办要启动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全面建立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要“以培（训）带建（设）”。

首期培训班学员包括王勇平等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开班时，究竟由哪一级别的官员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仍未最后决定，现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人当时就以“后备力量”身份参加培训。

这个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培训班为期不过5天，在史安斌看来有点“扫盲班”的意味。台下坐着的这些学员们，对于媒体和传播几乎没有概念，相当一部分人从未面对过镜头。

“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史安斌的最大目标是把台下这些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当时的课程设置共五个模块：领导讲方针政策；专家讲新闻传播理论和策略；资深记者白岩松、敬一丹等还有国外媒体从业者讲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如何互动；资深发言人，如孔泉和刘建超等传授经验；最后是模拟演练，由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回答，专家点评。精挑细选的学员加之强大的师资，被称为新闻发布的国家队。

当时班里比较活跃的有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同他们相比，王勇平给史安斌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只是“见人爱微笑”。

“你们从事的是一项有风险的职业。”史安斌告诉学生。

带着老师的这句话，“黄埔一期”们经历了各不相同的仕途人生。

低调转岗

不打官腔成为个性

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黄埔一期”有“二王”，即教育部的王旭明和铁道部的王勇平，被归类到“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之列。

强调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而在新闻发布会上抛出“大学生养猪论”；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抛出“媒体无知论”；批范跑跑“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王旭明发布新闻时，自己也成了新闻。

对此，王旭明认为，他希望把枯燥的政策转化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文化形态说出来。“在这些引发媒体哗然的背后，国家的政策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宣传。”

王勇平擅长诗歌散文写作并爱好书法，“他是温和的、文雅的，几乎不发脾气”，一名与王勇平相识的铁路人士说。常与他接触的记者也多有类似评价，日常采访遭围堵，他会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截至动车事故发布会之前，王勇平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和善”。

风格迥异，却被归为一类，他们的老师史安斌认为民间所称的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仅这一点，在大部分新闻发言人还停留在官员固有的话语体系中的时候，“二王”的表现成了个性。

2008年7月，王旭明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后突然卸任，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此后一年他出版的书里，卸任的一天被比作都德的《最后一课》。后记中充满纠结：“望着语文出版社窗外那摇曳的老槐，听着叽叽喳喳传来的自在鸟鸣声，难掩心中复杂之情，百感交集。”

行将赴任之际，王旭明对一位记者说：“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对王勇平在动车事故发布会上的表现，王旭明给老同学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公开信，指出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中存在的问题。8月，王勇平卸任。“二王”都成了新闻发言人群体的“槛外人”。

“我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我只想过安定的生活，负起自己的责任。”

王勇平卸任后，对想要采访的记者说。

固守阵地

首批发言人11人在岗

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相比，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仍守在这一岗位的有11人。

将去年年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04年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名单对比，7年之后，仍然守在新闻发言人岗位的有11人，占比不到两成。

主要包括国家计生委于学军、国家体育总局张海峰、国家宗教事务局郭伟、南水北调办公室蒋旭光等。

这些新闻发言人所在的部门大多与大众沟通并不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较少。

有媒体报道称，通过有关检索，发现部分新闻发言人鲜有以这一身份向公众传递出相关部门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在这一岗位上坚守8年的南水北调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蒋旭光等，他们的职务过半没有改变。

对坚守至今的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史安斌认为他的声望正来源于时间的历练，从部门工作以及媒体素养、传播素养方面都得到丰富的积淀。比如，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黄毅作为新闻发言人来到人民网，与网友“面对面”，面对网友尖锐的提问，黄毅给出了详实的回答。在这次网络访谈中，公开表示，温州动车事故不是天灾，而是一起特别重大的铁路交通运输事故。此外还就“35人红线”的坊间传闻正式回应，用事故分级的具体做法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天，国家安监总局还在人民网开通了微博。在坚守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同时，黄毅也获得了提升。2004年他的职务是政策法规司司长，现在他已是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获得擢升

发言人表现无关升迁

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三成获得提拔，其中5位升至副部长，如民政部原办公厅主任窦玉沛、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主任胡晓义、原国土部办公厅主任王世元、原信产部办公厅主任刘利华，新闻出版总署原办公厅主任孙寿山现为该署副署长。

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

分析“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史安斌指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有自己的另外工作主项，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看到当年学员名单中三成被擢升，史安斌想起“黄埔一期”开班时一位领导在讲话时透露，他们向中央建议，以后提拔任用干部要优先用有新闻发言人经验的。

转播到腾讯微博

当动车追尾撞上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生态的脱节，王勇平被卡在了夹缝中。“你想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以这句话作为终局，这个结尾无疑是开放式的。远赴波兰的王勇平，没能说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个性成败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个组织的人，包括话语在内都不适宜倾注太多个性色彩。但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朴实而略带个性的语言风格会给新闻发言人所代表的部门形象加分。但这种语言的表达必须符合记者和公众的诉求和接受习惯。

“脱口而出”犯低级错误

7月24日夜，“7·23”动车事故首场新闻发布会在温州水心宾馆举行，当王勇平走进电视画面的那一刻，千里之外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愣了一下。

“在班里多次强调要穿正装，他怎么穿着T恤衫就上去了？”电视机前的史安斌隐隐觉得要出问题。

王勇平是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学生，史安斌则是主讲教师。

开场白作为新闻发布会的开端非常重要。史安斌在课堂上设计过一个案例，政府发言人做了一个有关出台《网络隐私保护法案》的新闻发布提纲。初稿开头为：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网络隐私安全保护法案》的一些情况。史安斌认为这样的开头过于直白，不能引起听众注意力。他建议改为：大家在上网购物时一定担心过自己的信用卡会不会被盗用，这才有了现在这个《网络隐私保护法案》。这样能从听众亲身体验入手，唤起注意。

电视上的王勇平显然顾不上这些了，他问记者：“你们让我站着说呢？还是坐着说呢？”

“这样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接受‘审判’的地位，不利于心理上的调节。”史安斌评述说。

当年他主讲新闻发言人的传播策略和语言艺术，给学员们提出了一条硬性规定：在新闻发言人上场之前，必须要知道，今天他要回答的最难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围绕这个问题充分了解情况，占有足够的信息。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

看到王勇平发“奇迹”和“信不信”两大雷人语，史安斌摇摇头，知道这个学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话显然是在没有充足准备之下的“脱口而出”。获救的小女孩和掩埋车头肯定是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焦点，但王勇平对此掌握的信息“还不如记者多”。在史安斌看来,电视里的王勇平“犯的绝对是低级错误。”

当年，培训班学员们曾被模拟新闻发布会搞得很紧张。有人模仿问题犀利的记者追问不休。但史安斌安慰学生们：“国内的记者一般不会连续追问发言人，也不会诘问或逼问。”

但在动车上40条生命骤然消逝之后，记者的一连串提问让王勇平乱了方寸。

“黄埔一期”中，不打官腔的学员受到了公众欢迎。史安斌一直坚持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个组织的人，包括话语在内都不适宜倾注太多个性色彩。但同时他指出，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朴实而略带个性的语言风格会给发言人所代表的部门形象加分。但这种语言的表达必须符合记者和公众的诉求和接受习惯，从而形成社会共识。而王勇平却因为表述问题加剧了官民对立。

制度之重

对内，官员出身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行政领导；对外，他们面对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说什么，怎么说，束缚于领导给出的口径。两方面出现矛盾时，新闻发言人只是领导身边的一个“伴唱”。

发言人易成领导“伴唱”

在史安斌看来，那场“奇怪”的发布会和王勇平的离任，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遭遇瓶颈的一个典型缩影。

早在8年前，史安斌就预示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2003年过后，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刚刚开始进行设计。在参加制度讨论之际，史安斌提出，应借鉴国外成熟经验，新闻发言人不该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专业职务。他既非一个什么级别的官阶，也不挂靠哪个部门，而应独立出来成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类似部长办公室之类的单位。这个机构由团队组成，搜集舆情，整合本单位信息。

史安斌特别强调，新闻发言人不能从现任领导中选拔，而应面向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员进行招聘。

当时有人提出，一个没有官阶的陌生人，进入单位内部，怎么了解信息？史安斌建议，像白宫新闻发言人一样，由权威领导进行授权，发言人可以列席所有重要会议。

但讨论的结果，史安斌的制度设计以四字评语终结：“淮橘为枳”。

王勇平的离任让史安斌“痛心不已”，并由此呼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拐点：专业化新闻发言人的到来。

现实是，许多身为新闻发言人的学员向史安斌抱怨：受制于官阶，他们根本无法参加单位重大会议，掌握不了核心信息，跟媒体相比甚至成为信息弱势群体。

忙于主业公务，他们无暇顾及媒体素养和传播素养的提高。

对内，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行政领导；对外，他们面对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说什么，怎么说，束缚于领导给出的口径。两方有矛盾时，新闻发言人只是领导身边的一个“伴唱”。

7月24日夜，当王勇平独自走到台前之际，史安斌感到奇怪。按惯例，中国式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主角还是参会的部门主管领导。西方的新闻发言人会一个人上场，但背后有强大的团队配合。在他看来，这场发布会是西方的形式，却是王勇平的“独角戏”。

百般思索，史安斌觉得低级错误的根源，出在制度本身。新闻发言人职业化主要有几大好处：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承担新闻发言人一职除了更专业，还可以节省培训成本。史安斌指出，事实上由于现在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随着仕途升迁，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流动过快。所以刚培训完一批学员，很快又要换人。

同时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团队能够给予新闻发言人足够的信息支撑，最终给公众更翔实的信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新闻发言人官僚化。”史安斌说。

众声喧哗

微博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微博时代的空前挑战

2004年的一天，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正在教室里参加新闻发言人培训。突然推门进来三位记者，一个扛机器，一个打灯光，还有一个手持麦克风。他们径直冲向王旭明，一边自我介绍说是央视的记者，一边把话筒送到他的面前进行采访。记者称他们刚从教育部赶过来。在教育部门前，发现有几十名大学生在静坐，反映学校食堂伙食费上涨，伙食质量下降的问题。据说还有几十所大学的学生会正联名向教育部反映。“你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如何看待？”王旭明脑子一片空白，慌慌张张地站起来用手遮挡镜头，一边语无伦次地说：“你们不能录……”

这场演练被认为是新闻发言人培训中较为惊心动魄的典型。然而媒体环境的迅速变化，使得当年最难的演练在当今已成了小儿科。面对现实，特别是微博营造的强大场域，王旭明认为现在的新闻发言人更难当。

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和“奇迹”在网络中成为人们造句、编段子的原材料，一夜之间成为热词，史安斌觉得，除了内在的机制建设，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导致的全球、全民、全媒的媒介生态变局给当前新闻发言人以及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间表达的意愿在微博的平台上突然爆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追求平等，惯于质疑，渴望权威解释又对权威不屑一顾，经常热闹围观，最关键的是他们热衷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史安斌指出，这样的传播中存在“极化”的因素：观点是极端的，信息是极端的，态度是极端的。而这样的传播生态是多年以来信息公开体制积弊爆发以后的结果。

微博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在史安斌看来，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发展，但新闻发言人自身并没有跟上这种发展的速度。两者严重脱节。

对内是制度困局，对外是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狭路相逢，加之王勇平的低级错误，他被死死地卡在了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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