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陶瓷材料的分类:王则柯：课堂开放的理想与现实(南方都市报 200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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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讲课，偶尔有人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旁听，我总是回答：“如果后面还有位置，可以进来旁听。”偶尔我还会多说一句：“我理解的大学课堂，是开放的课堂。不必特别征求我同意。”这里我用了两个“偶尔”，确实都是实情。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说是出于大学精神的熏陶，也不为过，虽然我们离开前辈那些作为大学精神载体的人物，已经非常遥远。不过即使崇尚大学课堂开放，我对于正式修课的学生和名单以外旁听的学生，也做不到“有教无类”，并且在座位无多的时候，“课堂开放”精神的物化，也只好让一让。
比如有一次，我们请来邹恒甫教授介绍的一位博士，给我负责的本科双学位班的同学讲授宏观经济学。我走到教室，发现一些去得比较早的研究生，已经占据了前排最好的位置。我马上向大家说明，这门课是为双学位班的同学开设的，其他同学要听的话，我们欢迎，但必须保证最好的位置留给双学位班的同学。结果“令行禁止”，大家非常配合，研究生们马上疏散到了后面。
我们做事情，不仅要看是否需要，尤其要看是否可能。“有教无类”的理想也许是很好的，但是资源有限，我们也就不必因为做不到“有教无类”而耿耿于怀。如果读者对于现在大学里面认真教书的先生们的工作量有所了解，一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工作量已经很大了，自然首先要善待在册的学生。教师的敬业精神，就体现在这里。进一步，如果要求旁听的人很多，教室挤不下来，那么“课堂开放”的理想也只好暂付阙如。不见得“胸怀开阔”得容忍不在名册的学生和居民把教室的大部分位置占了，才能够体现“大学的包容”吧？
最近，因为北大宣布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就引发了广泛的批评。我看到的有《大学应有靠近民众的胸怀》和《到北大旁听已是逝去的传统》等几种。有评论说，“任何一种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必然源于某种现实的困境。”是不是“任何一种”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必然源于某种现实的困境，我不敢说，但是北大宣布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恐怕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困境”。
记得在阅读民国年代一些大师的故事的时候，曾经发现许多耳熟能详的学者，虽然学科不同，却原来相互都是密友甚至亲戚，感叹那个时候学者圈子之“紧致”。那时候全国每年招收的大学生，恐怕也就数以千计吧。现在可好，每年的大学新生，数以百万计，差了整整三个数量级啊！过去容易办到的一些事情，现在没有办法办哪！
资源的约束，是最权威的约束。当环境已经改变，人们的做法也要随之改变，不能墨守成规。注意这里我不敢说墨守陈规。慈善组织向长者派发善米，精明的商户让利促销，民间人士召集元宵灯会，在过去差不多总是很好的事情，甚至可以作为祥和的标志，可是在现在，弄得不好就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闹出人命。漠视变化了的情况，漠视资源的权威约束，恐怕就食古不化了，只会把事情弄糟。
在资源的严厉约束之下，文化和传统也只好受点委屈。樵夫猎人，都是文化乐意沉淀的传统职业，田园生活，诗情画意，多么令人向往。可是现在即使在环境保护得最好的发达国家，砍柴打猎如果不是完全禁止，也已经被限制得够呛。与其抱怨资源约束之下不能发扬这些传统，莫若正视现实，看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解决僧多粥少的问题，小心翼翼走出生态脆弱的险境。
叹息人心不古，叹息得深沉感人，当然是可以的，所以《红楼梦》和《随风而去(乱世佳人)》成为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生发开来，变成沾上“文化”和“传统”就不容更改或者变通，变成凡人事不古就要声讨批评，恐怕就有失偏颇了。
有评论说，“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这些语句听起来慷慨激昂，但是只要现实地想象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语句展示的图景并不美妙，不知道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放在什么地方。至于“大学”是否可以这样“顾名思义”，应该也可以商榷。
有评论还说，“北大是用国家资源办的”，“理应属于所有中国人”，从而“挤占学校教学资源”说法“不知从何说起？”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的确，北大是“所有中国人”的北大，但是把这个概念具体物化为“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进入北大的课堂旁听，恐怕也不大妥当吧。至于因为是国家资源办的，就不存在资源被挤占的问题，这个逻辑怎么能够成立呢？古代的秦皇陵和当代的中小学，都是“国家资源办的”，更不用说那些实验室了，如果“所有中国人”都可以随意进去走走看看听听动动，将会是什么样子？
世纪之交以来，“人文关怀”的旗帜猎猎作响，所向披靡。但是如果漠视资源约束和环境变迁，那样的“人文关怀”还是收敛一些好。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11170259.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