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岂能混为一谈

　　但据广州市公安局的通报，区伯有无资格表示宽宏大量尚有疑问：你老受到恶毒辱骂和诅咒了吗？是你来我往互有污言毒语相加吗？　 
 　　理想与现实岂能混为一谈(治本与治标并不冲突)
 　　                                  
 　　广州市公安局民警严某公车私用接小孩，现在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应该怎么处理严某有两种意见，似乎势均力敌。
 　　一种以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和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为代表，主张严惩严某：王说应该劝严某辞职；韩说应该对公车私用“杀一儆百”，“把他当典型处理，就算是（他被当了治理公车私用现状的）炮灰（牺牲他一个而对于全局产生威慑作用）也值了”。
 　　另一种意见以当事人区少坤和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为代表，不主张严惩严某：区伯在警方与严某登门道歉后主动为涉事民警求情，他说“老百姓最关注的还是管好公车私用，不是要把他个人整死”；彭则说“就算把这个人开除了，其他公车私用的人又怎么样？”
 　　作为一个评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观念问题，这种意见分歧只是我们思辨讨论的素材，也就是说，我其实并不关注严某最终给予什么样的处分——如果公众接受了我说的道理，形成了某种社会共识，即便有人袒护严某而偏不处分他，也只是显示了掌权者的傲慢而已（事实上责令检讨、道歉并通报批评已是处分）。
 　　先看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的通报：“经调查：8日下午15时许，民警严某接到妻子电话，称其有急事不能到学校接小孩。严某擅自开着车牌为粤OA3166的单位车辆到小学接小孩回家。在家门口附近被市民区伯发现，区伯对其行为提出批评，双方发生语言冲突。区伯随后向有关部门投诉。市公安局已责令民警严某作出深刻检讨，并由监督部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后按规定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在全局进行通报，通过此事举一反三，对全体民警开展教育活动，严格公车管理规定。”我没有读懂，检讨与通报就是“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后按规定作出的严肃处理”，还是将会有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但是，我读懂了警方通报并没有确认区伯被辱骂的事实，只说由于“区伯对其行为提出批评，双方发生语言冲突”。
 　　前面的争论，包括王参事、韩委员和彭研究员的意见，都是建立的区伯指控基础上的（区伯嘀咕了一句“公车私用何时了！”严某当时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送孩子回家再下楼遇到区伯，“就指着我大骂，爆粗口，说‘×你老母，×你冚家铲’。普通话就是说要我全家死完的意思”）。如果严某没有这么嚣张这么恶劣，我想王、韩也不会说他必须辞职。若坚持必须严惩严某，也没有人会认为两度荣获广州“见义勇为”证书的区伯是挟私报复“要把他个人整死”；但据通报，区伯有无资格表示宽宏大量尚有疑问：你老受到恶毒辱骂和诅咒了吗？是你来我往互有污言毒语相加吗？——姑且存疑，下面按区伯叙述为真来立论。
 　　在管好公车私用的制度变革和建设上，不同处理意见双方其实是一致的。区少坤说,“公车私用，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整个社会都有。在制度没有定下来前，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彭澎认为，最终要解决公车私用，根本还是需要公众从本次个案反思公车制度，往后在全社会进行整体的公车改革。”“韩志鹏说，监管制度如果正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公车私用应提上法律议程，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公车管理法或者公车管理条例……”王则楚也提出管好公车私用应当尽快立法。请注意，现行管理制度有问题，要搞好制度变革，在韩志鹏的上述引语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达，它是“最终”、“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从今“往后”要做的治本的事，即它是目标，是理想状态。是呀，如果达到了理想状态，说不定我们的公务员也会像英国首相一样坐地铁上班呢！
 　　那么，理想的目标没有达到之前，制度变革和建设没有完成的当下呢？是不是一切公车私用行为都可以诿过于制度弊病，而轻松地放过？是不是因为“法不责众”，就要放纵公车私用？公车私用愈来愈放肆，与这种归咎于“制度问题”而开脱个体责任的高论是否有关？严某之所以公车私用毫无愧疚，连区伯以自言自语方式表达的一点不满都不能容忍，忿恨他不该多管闲事，用恶言恶语当面怒骂一位长者，显然是这种“制度论”的拥护者。
 　　实际上，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的完善都是相对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个个体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他该负的责任。这一点不需要借助基督教“末日审判”时每个人对上帝负责或道教司命记功过簿的观念；理想化的制度建设目标没能达成之前，现实的个体责任也不可推卸。比如，防腐反腐的一整套制度建设我们尚未完成，连官员家庭财产公示都不知何日可落实，但是逮住了贪官该关该杀的一样要关要杀，并不会因为某个巨贪感叹在位时权力失去监督而放过他。这与教育拨款制度没有改革时，曾办“希望小学”帮一个算一个；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好之时，捐款救穷人救病人救一个算一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基于理想的制度性治本，与基于现实的个案性治标，并不冲突。
 　　回到严某公车私用案。品行这么恶劣的人，这样对待群众的监督，根本就不具备公务员起码的素质，被“见义勇为”者投诉，又捅到媒体曝光，若也仅给予检讨和通报这种不记档案的处分，不但没有让他辞职，甚至没有将这个毫无廉洁自律之心的人调离市直机关、调离管理装备物质的岗位，也没有行政记过之类的处分，区伯怎么能“希望用这一个案给其他公务员一个教育，举一反三”？彭先生怎么能指望人们像区伯一样“不怕事”站出来举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监督的氛围”，让公车私用的人有所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