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锈设备:《脞语集》.人物史鉴

作者：古耕.散文集《脞语集》

人物史鉴　　

          ——岳 飞　　

岳飞是愚忠吗？不是！他在那个时代只能那样，因为他是中国人。如果岳飞生在孙中山的时代，他也许会打倒皇帝闹革命、驱逐侵略者重建大中华的。岳飞的不幸就在于他出生在宋代，他只有先忠君然后才能谈到报国。岳飞不可能在违抗君主的同时而又能报国救民，因为这国是人家赵姓皇帝家的国，民是人家赵姓皇帝家的民，岳飞想要报国救民，只有彻底无条件的先忠君，并受到君的赏识、信任、委以官职，然后才能去“精忠报国”。中国人，欲做忠臣，须先明孝子之礼，欲救国救民，须先懂得如何做奴才。如若岳飞脱离宋朝廷独立抗金，那么为了生存，他就只能像钟相、杨幺那样必须去占据一方土地了，那他就变成为宋的乱臣贼子了，他就不再是中国历史上那个人人景仰的“精忠报国”的岳武穆了。　　

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普及电视，我爱听收音机，尤其是刘兰芳大师说的评书《岳飞传》我最爱听，她的声音就像是我灵魂的磁石，一听到，我的心就兴奋的不能行，什么也不做了，就全神贯注地听评书，整个人都仿佛进入了评书的世界里面去了。往往在电池没有电的时候，还饥渴地将收音机紧贴在耳朵上，那时，我的灵魂已经进入了收音机，进入到了刘兰芳大师为我铺展开来的血雨腥风、铁马冰河、忠义报国、至死不渝的神话一般的境界之中去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岳飞杀退金兵救出皇帝的那一场。皇帝受困多日，病苦交加，岳飞大破金兵为皇帝解了围，当他见到皇帝时，便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到皇帝面前，痛哭流涕口中自责道：“罪臣岳飞救驾来迟。”憔悴的皇帝颤巍巍扶住岳飞道：“岳爱卿何罪之有啊？”岳飞道：“让陛下受此困辱之苦，臣是武将，不能及时前来救驾，就是死罪。”于是乎君臣二人执手垂泪，好不情真意洽。我记得我当时感动的都要哭了。想来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还真少有“臣子”、“君父”之间如此的真诚相对、真情痛哭，实在是感人啊。　　

后来许多年也不再听收音机了。　　

在我二十岁有病住院的时候，同病房来了一位新病友，他带了个小收音机，那日到了午饭时分，他打开收音机，里面竟是刘兰芳大师说的评书《岳飞传》。猛一听，我也很高兴，但很快我就有了异样的反应。正好听到岳飞被皇帝用十二道金牌从前线急招回朝廷，明知有奸贼秦桧作祟，此一去必凶多吉少，恢复大计也将功亏一篑，可岳飞还是本着“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的信念毅然赶回京城。我竟突然地感到了一阵恶心，想要呕吐，刘兰芳大师的声音也变得像是一剂强力倒胃的猛药，没办法，我只得迅速地离开了病房。以后每当那位病友收听《岳飞传》的时候，我就躲出去，我是真的受不了。　　

我知道我已经从一个崇尚忠君思想的少年儿童，长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反对封建附庸性人际关系的青年了。佛洛依德的潜意识学说告诉我，《岳飞传》之类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民族自强的号角，另一方面更是一具对我们中国人进行封建奴化教育的僵尸，是文化的木乃伊，是要抓住我的灵魂去为中国的皇帝文化殉葬的，我潜意识之中的激烈反抗，致使我当时病弱的身体产生了生理上干哕的反应。说鲁迅是从封建束缚中冲杀而出的猛士，其实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又何尝不同样也是在封建束缚之中进行着勇猛的冲杀呢？　　

刘兰芳大师是大艺术家，我对她崇拜的五体投地，我只是不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坚决地不接受！　　

皇帝文化中的皇帝，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都是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想岳飞之死，若是没有宋高宗赵构的授意，秦桧之流怎敢就在监狱里面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杀死了国家的高官重臣呢？但“岳庙”里面的罪人跪像中有他赵构吗？没有，中国人是“反贪官奸臣而不反皇帝”的，中国人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现实，岳飞只不过是皇帝赵构的一个私家奴仆，哪有主子给奴仆下跪的道理，那不反了吗？根据忠孝一体的思想观念，主子错罚了奴才，就好比是当爹的错打了儿子，哪能让当爹的给儿子下跪认错呢？干脆找个同样是儿子的“主儿”来认错吧，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桧也是替人背了一半儿的黑锅。　　

在韩世忠诘问秦桧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岳飞谋反时，出自秦桧之口的那句名言——“莫须有”，道出了秦桧的有恃无恐，“莫须有”不是一个表示判断的陈述句式，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或许有”的意思，而是一个表示反诘的问句，“难道会没有吗？”言下之意是“还需要有吗？”皇上要杀他，还需要找他的什么罪证吗？感觉他会谋反，所以就要杀他，就这么简单。　　

岳飞的时代，人们不知道什么叫报效祖国，什么叫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像岳飞那样的好人，他也只知道要保社稷报君恩、收复国土护佑黎民，老百姓们只不过就是些被皇帝及其官吏们所放牧的一群牛羊，是人类社会中的陪衬角色，皇帝将相们才是主角，我们中国人历来就一直尊奉着这样的皇帝文化，老百姓们个人努力的终极目的也只不过就是“习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让宋高宗赵构也跪进“岳庙”里面去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与“民本思想”才算是真正的开始觉醒了，那是一种只尊崇有利于祖国发展、有利于民族进步的人和事的思想观念，那样，中国人将会以真理和正义为崇高，而不再是屈生于权势的脚下了。　　

马克思有一句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我想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人活着应该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尊严，为了这一目的的实现，人的一切活动都表现为抗争和追求最终获得解放。　　

——宋 江　　

宋江是个文学人物，但文学人物也同历史真人一样，都真切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精神，并能够影响到后世社会，所以将宋江归之于历史人物也并不跑题。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施耐庵塑造的一个他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的英雄形象，是个文学虚构人物。金圣叹评《水浒传》时，出于反正统儒教的立场而大批宋江，说他是“久假成性”，是假仁假义假忠孝。这里所说的儒教，不能等同于儒家学说本身，后世儒教是被历朝历代的皇帝将相及其走狗文人们，对儒学动了数次开肠破肚的大手术、和改头换面的整容术之后的产物，官方儒教，简直就是对儒学文化的一种阉割。其实后人也无须对前人所精心塑造的文学形象大加厚非，今天我也只不过是想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随了金人瑞附庸风雅姑妄言之。　　

想他宋江出身微贱，无由科举登仕之路，未有从军杀敌之途，沉沦下吏，只能终日虚与委蛇。适逢国家内忧外患，民间豪杰四起，而朝廷方面却是奸臣当道，皇帝不行天命，致使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这就迫使宋江这个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人、这个仗义疏财广交豪杰的人要踏上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了。先造反，以出尽胸中久抑的一腔腌臜气，再受招安，名正言顺地高举起忠义的大旗以行报国救民之志。宋江将梁山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此表白他们是身反心却不反，其替天行道、忠义报国之想，同那“精忠报国”的岳武穆也并无二致。在功成名就之后，那宋江至死也不愿自己的党羽再有反抗朝廷的行为，就算他是久假成性，那他也是已然成性了，谁还能说他最终用生命的代价付诸于实践的忠义的信念不真呢？宋江，其实是施耐庵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所塑造的一个可让人为之搵泪千古的悲情英雄！施耐庵决不至于费尽心血只为了要塑造一个像金圣叹眼中的小丑一样的宋江。研究恐龙一定要立足于恐龙的时代，评价思想一定不能脱离那个思想所产生的时代。施耐庵所生存的时代，普通百姓要想为祖国和民族做出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来，他们不先忠君，行吗？若说宋江本就不该反，那么就凭他宋江的身份地位，再有本事有志向，料其一生也不会在那个“权势家传”的社会体制中会有任何出头的机会。　　

一部《水浒传》，也揭示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每逢贫弱，那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没有了英才，而只是我们社会的整体组织机制出了大毛病了。宋江在那个乾纲大坏百姓受苦的非常环境中，只有打破常规，超越性地发展自我，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壮志。施耐庵是苦心为宋江这样的下层仁人志士们设计了一条曲线救祖国救民族的道路。施耐庵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无法塑造出一群脱离皇帝独立地救国救民的英雄形象，那将是一个在时人眼中集乱臣贼子与保家卫国的英雄于一身的怪胎的形象，对于宋朝人和明朝人来说那都将是匪夷所思无法接受的。这就决定了《水浒传》一书其故事情节的发展轨迹是：宋江者流，欲报轩辕必先忠君；宋江者流，欲建功立业必先造反再受招安。施耐庵为社会处于动荡状态时社会上那些欲安社稷、济黎民的仁人志士们指出了一条道路。按照这样的观点去读《水浒传》，便不难洞见施耐庵那苦心孤诣的一片匠心了。　　

（但是历史的产物必定有历史的局限性，《水浒传》中最为缺少的就是一种墨家“兼爱、兼利”的平等仁爱理念，而是只有儒家的忠君及尊尊亲亲的信条，认作是自家弟兄了就两肋插刀也在所不辞，没有关系了就可以下手残酷杀戮，一部《水浒传》其实是在向世人揭示说，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只是一个整体缺乏人性的“奴隶时代”。

所谓“水浒文化”也不过就是苍茫乱世里，一群明火执仗刀头滴血的人在大呼：“俺杀人放火，俺放火杀人；俺杀人放火受招安，俺放火杀人做高官！”一部《水浒传》深刻揭露了旧时代的中国，官府只是一群得了天下的强盗，强盗只是一群控制了一小块儿地域的官府，官贼一体，良民做奴。深刻理解了中国人的历史事实之后，我们怎能不欢呼共产党毛主席的伟大啊！）

——方孝孺　　

方孝孺死君殉节，真古今名士也！　　

明惠帝待之以国士之礼，这样就已经用儒家成仁取义的钉子，将方孝孺钉死在了自己皇权的墓碑上了。　　

朱棣集团对方孝孺是采取招安政策的，朱棣的军师姚广孝为保方孝孺，而在朱棣面前称赞方孝孺为天下之读书种子，怎奈朱棣与方孝孺一见面就彻底闹崩了。朱棣潇洒而调侃地说，自己发兵是欲效周公之辅成王事也。“成王”都被他逼死了，他还辅什么成王。最后被方孝孺质问的无言可对了，就说，这是我们自己家内部的事，你一个外人就不用操心了，这时的朱棣已经被逼到了墙角。方孝孺可不认为这是皇族的家事，他认为这是天下事，他深恶朱棣的为人，甚至于朱棣的书法，都被他认为是充满了乖张邪戾之气。最后义勇刚烈的方孝孺，对朱棣竟是破口大骂了。朱棣恼羞成怒，喝问：“汝不顾九族乎？”方孝孺对曰：“十族岂奈我何？”嘚，把他的学生也给搭进去了。当被侍卫以刀剁嘴后，方孝孺仍旧对朱棣喷血詈骂，真儒生之坚贞傲骨，真令人躬身心服。　　

史载，诛方孝孺十族，共873人，方孝孺凌迟。　　

无言，无言，真的无言，无法言说。　　

以今人之思想观念为出发点，方孝孺大可不必如此，什么朱棣篡位，惠帝自焚，那真只不过就是他们皇族自家的事罢了。惠帝执政，老百姓是缴税，明成祖执政，老百姓也是缴税，都是他们老朱家的人当皇帝，管他个龟孙谁杀谁，只要天下早日太平就好。有时候人们为了一个当时很伟大的信念去献身，但时过境迁后却发现，这份坚贞，只是被历史拿去开了一个玩笑，这怎不让人怀古伤情欲哭无泪啊！　　

方孝孺只有“家天下”的观念，而没有“公天下”的观念，他也只是死君，是死于君难，是为君和君的国而死，却不是为了全民族公众的祖国而死。国家可以随张三李四王老五的姓，但祖国是我们血肉相连的同种同族的大众的祖国，国家可以建立可以崩溃，但祖国是只要我们的种族不灭亡就会永远存在的。祖国，我族我宗千万年来繁衍不绝的皇天后土啊！我高我曾我祖父赖以生息的天地啊！我的父母之邦！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祖国都是存在的。因为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孙子。即使我们一家全死光了，还有我同种同文的同胞们存在，祖国，是我们永远的祖国，是我们全民族的永远的祖国。而国家只是我们民族在某一个阶段特定的政治组织形态，是一个表征，国家的利益应该是我们民族全体民众整体利益的集中体现，但如满清政府晚期时的国家就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国家可以代表民意，但国家也是会强奸民意的，所以国家是我们民族意志的一个表征，而祖国才是我们每一个赤子可以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去爱的本质。爱国君、爱国君的国家是一种义气和道德操守的问题。爱祖国则是真正的崇高和伟大，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本能。　　

著名漫画作品《父与子》的作者德国人埃·奥·卜劳恩，因为自己讽刺纳粹的漫画作品，而被当时纳粹德国的“人民法庭”以“反国家言论罪”的名义判处死刑，在将要对他进行开庭宣判的前夕，他自杀于监牢之中，在他的遗书中有一句“我为德国而画画”，但又被他用笔画上了横线抹去了，这反映了他彻底绝望的心情。也许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国家”与“祖国”的概念是有些混淆不清的。埃·奥·卜劳恩是在为德国而画画，是在为作为他的祖国的德国而画画，而不是在为当时统治德国的纳粹政权画画，埃·奥·卜劳恩若是死后有知的话，他应该能够欣慰了，他为自己祖国和民族而画的画，现在已经承载着他的姓名以德国伟大漫画巨匠的名义而蜚誉世界了。德国还是那个德国，日耳曼民族的祖国，曾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的希特勒的纳粹政府，对于德国和日耳曼民族来说，已成为过眼云烟。　　

在萨达姆统治伊拉克的时候，伊拉克民族中的一些精英分子就脱离了伊拉克，但当美国人打进伊拉克的时候，伊拉克国破家亡了，那些先前离去的伊拉克人此时却又纷纷地回到了伊拉克，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战斗。先前的离开，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专横独裁的萨达姆和萨达姆的国家机器，国破家亡时又回来了，是因为他们胸中的那颗赤子之心在疼痛，他们要为了祖国而战斗。过去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他们抛弃了独裁者和独裁者的国家机器，现在为了祖国的自由和尊严，他们毫不犹豫地要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了。　　

祖国啊！祖国！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