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桃园三结义图真伪:【史鉴揭密】周恩来临终前牵挂的特殊人物--杨登瀛

2003年10月30日07:07 江南都市报

　　他叫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一直到他担任“中统”驻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以后才化名叫杨登瀛。

　　上海滩上“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是广东人，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课，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杨登瀛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洋行里做事，他年轻博学、风流倜傥，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交际很广。他与日本人办的几家通讯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来，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五四”运动时又结识了当时的工作运动领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两人也是在“五四”运动中认识的。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十分反动。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省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8年初，共产党人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逃到了上海，一时没有地方落脚，突然想到了杨登瀛……

　　陈养山和杨登瀛是在1926年认识的，他通过朋友介绍跟杨登瀛学习日文。杨登瀛自然晓得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但他从不过问陈养山的行踪，相反倒不时地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些方便。这一回陈养山辗转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非常热情地收留了他。没有多久，陈养山便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依然住在杨登瀛家。

　　与陈赓见面成“双重间谍”

　　也是在1928年春天，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但任科长的先后有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锋、徐恩曾等。陈立夫、张道藩和杨剑虹是好朋友，便在中统给杨剑虹安排了一个位置，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

　　“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有意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杨登瀛知道后左思右想，最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养山，想通过陈养山征求一下共产党的意见……

　　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这没有问题。”杨登瀛回答：“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我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兰普逊与我关系很好，我自然会更加用心地和他们打交道，只是这帮家伙都是吃客，上一次‘新雅’动辄需要几十块光洋，我手头……”

　　“这没有问题。”陈赓笑了，他从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条递给杨登瀛：“这点黄金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我们给你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杨登瀛为难了：“我如果拿了你的钱，今后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这叫我怎么办才好？”“你放心，我早已安排妥当了。”陈赓回答：“我们的情报会不断地向你提供的，我们党内的文件、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我也会叫人给你的，绝不会使你为难。”

　　杨登瀛十分感动：“你们如此豁达大度，我心领了，今后我决不会使你们失望！”从这次黄浦江之游以后，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

　　共产党掌握了上海特务机关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及一桩贪污大案自杀身亡，经陈立夫、张道藩联袂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也从这个时候起，鲍君甫正式以杨登瀛作化名走马上任，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杨登瀛这个名字比鲍君甫响亮得多，许多描写中共二三十年代地下党斗争的传记作品中都提到过杨登瀛。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经说过：“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杨登瀛执掌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以后，为中共做了许多事。

　　1928年秋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信交给捕房，要求公共租界当局按照信中所指地址去破获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机关。兰普逊特地派人将“共党问题专家”杨登瀛请来，杨一看，发现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写的，信中所指的是中共沪东区秘密机关的地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登瀛心里暗暗叫苦，只得随兰普逊同行，将驻在该机关的7个同志全部抓了去，其中之一是戴冰石的小姨子……

　　回家以后，杨登瀛将情况通过连德生告诉了陈赓。陈赓很快查实戴冰石由杜月笙牵线，已经向杨虎自首。过了几天，戴冰石托人找到杨登瀛，要杨登瀛向兰普逊求个情，将他的小姨子放出来，杨登瀛一口答应，要戴冰石到永安公司后的一家小旅馆接他的小姨子。戴冰石刚到那家旅馆，就受到了埋伏在那里的中央特科枪手的严厉惩罚。

　　1929年初夏，一个姓王的流氓找到杨登瀛，说有几份共产党的文件要卖给他。杨登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问：“你这文件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流氓回答：“自然是真的，是共党的一个头目陈慰年缺钱花才托我卖的。”杨登瀛便在五芳斋设宴款待姓王的流氓和陈慰年，陈慰年欣然赴约，果真带了些文件来，席间，杨登瀛匆匆翻了几页，见确是共产党的文件，便给了陈慰年两根金条，吃罢饭，各人分道扬镳，陈慰年哪晓得自己被人跟上了，一直跟到他的家里，这里原来是中共沪西区的一个秘密机关。经过查实，这个叛徒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1929年8月，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等5人在新闸路中央军委机关开会时被捕。杨登瀛在澎湃等被捕前2小时才得到消息，已经来不及通知陈赓了。但他很快查明：出卖澎湃的是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党组织得知后，让杨登瀛带一个澎湃熟悉的人进了兰普逊的审讯室，用暗号告诉他：党组织准备在他们一行引渡给国民党当局途中劫车。不料，敌人的囚车突然提前2小时启动，营救工作宣告失败。4天以后，澎湃等被害在龙华……

　　白鑫自知罪大恶极，便逃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里藏身，同时国民党当局已答应尽快送白鑫到意大利留学。周恩来密令中央特科一定要杀掉大叛徒白鑫。为此，杨登瀛登门拜访了范争波，摸清了白鑫准备去意大利的确切时间，就在白鑫动身的那一刻，中央特科红队的枪手在和合坊范争波家门口制裁了白鑫。

　　1930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党安排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同时让他住在机关内静候交通员带他去苏区。想不到黄弟洪这时已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偷偷从机关搬到旅馆里去住，同时写了封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

　　接到黄弟洪的来信，蒋介石心花怒放，当即将信批给徐恩曾，要徐派人找到黄弟洪，将他带到南京。徐恩曾即派专人将信转交给杨登瀛去办。杨登瀛接过信，声色不露，一面把信给了黄弟洪，一面又让连德生将消息告诉了陈赓。后来，黄弟洪也没有逃脱人民对他的严厉惩处。

　　1930年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捕，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上了电刑，但他坚贞不屈，绝不低头。陈赓急忙找到杨登瀛，要他设法营救，杨登瀛在德大西菜社请兰普逊吃了一顿大菜，席间杨登瀛对兰普逊说：“任弼时是他手底下的人。”兰普逊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卖了个人情，将任弼时释放了。出狱后不久，任弼时就去了湘鄂西苏区……

　　周总理最后保护了他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庆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机密文件，党组织知道后，即派陈赓动用一切关系设法营救，首先要将这些文件拿出来。此刻的兰普逊，正在为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于是又想到了杨登瀛。陈赓获悉这一信息，当即让杨登瀛将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叠叠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对兰普逊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手稿。”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趁机将最机密的几页纸偷偷藏进自己的口袋，以后又堂而皇之地拿了一叠“手稿”说是带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又把这叠文件换下将另一叠稿子带了去。接着，党又通过老共产党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专皋出面将关向应保了出来。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他匆匆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开始了中央各机关大搬迁。

　　陈赓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杨登瀛用手抹了飘落在脸上的雨滴，完全镇静了下来：“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不相信顾顺章就斗得过张道藩！”

　　陈赓说：“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杨登瀛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也在这天早晨，徐恩曾亲自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就被捕了。他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1932年“1·28”事件以后，张道藩暗中活动，将杨登瀛放了出来。以后又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

　　解放初期，杨登瀛在南京摆个小烟摊为生，生活十分困难，“镇反”时他被抓了起来，险些死去。这件事让陈赓知道了，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还是周恩来保护了他，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