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上师殊胜法缘经历(2011-08-10 22: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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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明上师
杂谈
分类： 上师开示 地藏王菩萨引导我进入佛教信众会
1961年，我从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以后，准备在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继续学习中医，正好空闲在家。那是阴历的七月，天气很热，我在阳台上乘凉，我也忘了，那天正好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七月三十。只看到太仓路街道两旁（当时，我还住在淮海公园南面的旧居）每一棵树下，都插满了地藏香。再从阳台向远处看，也是一片火红的地藏香，点点星星，像红色的星空，这么好看，不由的感到惊奇。
我就下了楼，跟着香的火光而走，由太仓路到龙门路，哪一条马路上地藏香多，我就往那里走，哪里的地藏香兴旺我就在哪里转弯，慢慢地走，大约走了五六条马路。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路，面前出现了一幢房子，里面传出钟鼓声、念佛声，很热闹，更引起我的兴趣。我快步走到大门口，抬头一看，一尊地藏王菩萨巍巍金像，一丈六尺高的金身，正中地站立在大门口，双眼正在注视我，似乎在迎接我。他右手拿着锡杖，左手拿着明珠，头戴毗卢帽，在朝我微笑。我感恩之余，不禁奇怪，这是什么地方，旁边这么的人在念佛，这么热闹，好像过节一样。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地藏王菩萨圣诞，七月三十日。我到门外看看，门外的招牌，明明地写着：上海佛教信众会。这个地方我怎么没有来过。感谢菩萨！用香火引导我到这里。于是我每天、隔天，起码一个星期好几次有空就到这里来。这里离开我家，大约两三里地，步行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地方真好，真幽静，我也知道这里过去来过好多大德高僧，这里是上海佛教徒聚会、听经、讲习、闭关等各种活动的场所。不久，我又发现，楼下左厢房，不大的一间房间被当作图书馆。真好，我正希望多看些佛教的书，而且藏书颇丰。当时，我在那里尽可能地多浏览佛教书籍，书大多是法师，居士赠送到那里的。里面不用办借书卡，完全免费，可以坐着看，也可以借回家看。我尤其喜欢里面很多西藏密宗的经典和手抄本、善本、孤本，还有很多的上师、仁波切、活佛传法的精华和记录。我太高兴了，每天下午，我在那里看书，一直到五点钟关门借一本回去看。晚上，即使很晚，也一定要把书读完才休息。同时，会一字一句地记笔记，明天早上归还，然后继续在那里看，直到关门，再借一本书回家看。那段时间里，我看了很多有关显宗和密宗的书，接触了很多的密宗的经典。里面有诺那上师、贡嘎上师，及格鲁巴、嘎举派，数不清的经典。从此，我和这里结下了很好的缘份，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很多的大德、居士，他们都善意地、很亲切地对我，引导我，更深地走入佛门。
我向 妙真大和尚求学净土和《八关斋戒》
大家知道我们净土宗从 慧远 大师初祖开宗、一直到第十三祖印光老法师，千年来净土宗法脉不断，慧灯永续。印光老法师往生前亲自嘱咐妙真和尚继承法位，“莫坏净土规矩”，成为净土宗第十四代祖师。妙真法师是北方人，身材魁梧，性格爽朗，精通三藏教理、尤其对净土经论十分熟悉。我对妙真法师景仰已久，早想去他那里学法。我的学佛最早是从净土入手，自己看了很多净土经典。那一年我听说妙真大和尚到了上海，他住在黄浦江边厦门路的报国寺。我一直想求《八关斋戒》的法，当时在法藏寺，佛前自授学了几次。但我一直找不到详细的法本，也没有法师给我主持。我就想将来我若能见到妙真法师我一定要请求老法师送我《八关斋戒》法本，为我传授与主持《八关斋戒》。
我抱着这样的心情，清早我就去了报国寺。报国寺并不大，楼上楼下，楼上有佛堂，而妙真法师就住在楼上厢房，印光法师曾在这里闭关。报国寺是苏州灵岩山在上海的下院。我独自在报国寺坐等，碰到了佛教信众会一位负责的老居士，这位老居士脾气不太好，心直口快，看我在这里就责问我：“你来干什么啊？”我说我来请法的，他说： “请法怎么到这里来？有没有通过老法师？有没有通过佛教协会同意？”我说没有，他说：没有通过同意你就到这里来了？你怎么自说自话的啊！”
我没答话，还是继续坐在那里等。从早上等到中午。后来到了几位女居士——听说都是当时上海的富家子女，特意开着一辆小轿车来，她们是来请老法师到功德林去用素斋的。当时已经到中午，几位居士前呼后拥，簇拥着老法师上车离开，我没能和老法师见面，更谈不上说句话。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继续等老法师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她们把老法师送到房间就离开了。当时很不巧、他的侍者不在，我走进去，妙老也没注意到，只伸起一条腿说了声：“脱鞋！”我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人，我想该是把我当做他的侍者，我就走过去给他脱鞋——出家人的鞋有绑带的很难脱，脱好后他又说：“脱袜。”我把他的长袜脱下。我想他是很累了：“老法师您好好睡吧.。”他躺下很快就睡着了，开始打呼。
睡到一个多小时后他醒来，看到我在床边，很惊奇地看着我，就问：“你是谁啊？”我说：“我是来求《八关斋戒》的。法师您到灵岩寺能不能送我一本《八关斋戒》的法本？我想修《八关斋戒》。”他说：“好啊！你想修《八关斋戒》，我回到灵岩寺就寄法本给你，你就做我的弟子吧！”一个月后，我真的收到了妙真法师寄来的法本，虽然和我已有的法本差不多，但我仍是无限法喜，当时老法师另外寄了张皈依证，给我改了法名——他说我应该用这个法名，在皈依弟子中级别比较高点。我有机会到苏州城里的药草庵，这里的庵堂虽小，却是灵岩寺在苏州城里的下院，因为灵岩寺的师父们经常要来苏州开会，如果当天来回从木椟到苏州太过仓促，就经常会在药草庵住一晚，第二天清晨再离开。灵岩寺 的几位法师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寮房，我知道的就有雪相法师等。妙真法师是灵岩山的住持，经常会来这里居住，这里有他的书房……
我经常来药草庵、还曾在庵内闭关独修。我发现妙真法师特别忙，经常是早晨出去，到夜里很晚才回来。我和他的很多弟子经常为老法师的身体担忧，都希望他能放下些佛教会的事务，多些时间闭关用功，而老法师却一直为法辛劳。文化大革命时期，灵岩山寺遭到严重冲击破坏，老法师被隔离审查，最终是含冤圆寂……
法缘殊胜！
时间到了60年代，就是1960年以后，上海的许多大德居士，有法相的、有净土的、有禅宗的、有法华宗的、有华严宗的、有密宗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深感末法时期没有佛教接班人，考虑是否还能找到佛教的种子，继承佛法，弘扬佛法。大家交流以后，就分头祈求菩萨加持，在观世音菩萨像前求愿，请观世音菩萨开示。
到了1961年，有几位居士同时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在梦中看到观世音菩萨提示，其中一位老居士讲，观世音菩萨给他看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好几百颗黄豆，它们当中很多都烂了，碎了、变质了，有的已经发黑了，发霉了，观世音菩萨用手指着其中一颗，单单这颗非常大，非常亮，非常圆满。看到这样的梦以后，他就告诉其他居士。嘿！他们也做到同样的梦，就互相告知，这个梦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佛教还有接班人，而且菩提种子就在上海。为了慧灯永续、法轮长转，大家就这样约定，分头去龙华寺、静安寺庙、法藏寺、玉佛寺等大小寺庙寻找、等待这位接班人。法藏寺在我过去住的旧居太仓路附近，我当时住所离那里很近的，步行约十分钟的路程。我经常去那里，尤其是初一，十五，或者菩萨的圣诞，一定要去礼拜。有空就去法藏寺的藏经阁去看藏经，一个人静静地，一直看到晚上，有时候晚上也不回家，这样看了大概有一年。那时正好是1962年的二月十九日，正好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和过去一样，我一早到法藏寺去拜菩萨。我一直喜欢瞻仰大雄宝殿的释迦牟尼佛，他的造像
特别的庄严，我经常站在这尊像前里，默默地看，好久也不舍得离开 (可惜这个法藏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1962年的二月十九日我在大雄宝殿礼佛的当时，那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香客。我就只好在大殿的一个角落，当时也没用拜垫，朝释迦牟尼佛礼拜，可能我用的是密宗的方法，那时，在拜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位老人，坐在正中的佛龛旁边，眼睛正注视着我，仔细观察。等我拜完以后，老先生走过来问：“这位小师兄，您贵姓啊？”我说：“不敢，我姓戴。”老居士说他姓王，住处离这里很近。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王老居士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讲话声音也十分洪亮。他说：“刚才我看到你拜的姿势，好像是密宗的？我说：“是啊！”又问：“你修什么呢？”我说我修净土和密宗，他说“好啊！净土，您皈依的是那一位？”我告诉他是皈依的苏州灵岩山净土道场的妙真老和尙。再问：“密宗，你修的是红、黄还是白？”——他问了句藏密的内行话，我回答主要是修红、白两派。他听很高兴，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午，你是不是到我家里去坐一会。”我说好啊——我正好要回家，他家比我家还近，离开法藏寺大概步行5分钟的路程。
到了他家里，他请我吃了顿素斋的便饭，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告诉我：“我们都是些年过60、70、80的老居士了，我们有很多朋友，研究佛教不同宗派已多年，我们深感到，佛法到了末法时期，后继无人。有的老居士自己的子女都不一定信佛，很多大德法师又离开了世间。佛法需要后人来继承，我们就请观世音菩萨提示哪里有接班人，是不是上海有这样的人，结果观世音菩萨的托梦告诉了我......”他还说：我会把这个好消息分头告诉我的师兄弟。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的——这样的寻找已持续了快一年了。那么今天菩萨保佑，我称心如意地找到了你，真高兴！你还是一个大学生，你是否愿意经常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带你到各位大德居士家里去学习，而且，他们也非常愿意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你。
我说，这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拜托老居士了。
从那天起，我真踏上了殊胜的法缘的宝殿。我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好的因缘，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多的老居士，甘愿把自己一生的学佛的经验、著作、修持方法毫无保留的告诉我，培养我。他们的无私开朗，他们的乐观、豁达、亲切，我将永世难忘。感谢观世音菩萨加持。他们这些大德居士当中，有，杨东岩居士、王诚齐居士，朱寿怡居士、朱北海居士、钟慧成居士、蔡楚昂居士、沈子豹居士，还有教幢居士等等。还有一些，他们的法名我都不一定记得了。在这些大德居士的关怀下、培养下，真的，我得到了那么多的法露，得到菩提甘露的灌溉，不甚法喜。几乎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到一个居士家里学法，他们也经常可以到我家或者我们约在公园里，为我讲课。这样殊胜的法缘是十分难得的，全靠菩萨的栽培。从那时起，我逐步认识了更多上海佛教界的大德居士和法师，使我对佛教各宗派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对密宗、净土和禅宗，有了更深的了解.
至心顶礼诺那上师呼图克图！
下面我讲，我与诺那上师的因缘。
第一、我从十几岁就开始自学佛法，自己搜觅藏密的经典和理论。有缘看到很多佛经，尤其有幸看到很多藏密的经书、抄本、密本。我很喜欢经书，经常一遍又一遍的手抄。那个时候看了不少的书，尤其是对诺那上师，心仪已久。我看到他的传记，看到他神奇的传法，佩服得五体投地。遗憾的是，我生已晚，无缘亲近上师，无缘得到他亲自灌顶，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婆娑世界了。但是，我对他的法很是仰慕，我看到他有的法是普传的，依据他法本上的普传的方法，自己在佛像面前自己授。比如说，绿度母、二十一度母，四臂观音，诺那上师都已经普传，允许自己可以修的。我按照他的修持仪规，进行修持。悄悄地修持四臂观音、二十一度母法，
绿度母法已经几十万遍。
第二、大学毕业到了佛教信众会以后——前面说的地藏王菩萨以香火引导我到了佛教信众会，我在楼下的图书馆，更有条件读诵大乘经典、藏密法本、修持方法，其中有很多诺那上师的手抄本，这里看的更多的是诺那上师、贡嘎上师、多杰吉巴尊者和荣增堪布等大德的法本。我都把它们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每天都是大量的阅读。
几年来阅览了大量的法本。受到很多的法益。那么多的日子，我悄悄地修持，甚至修持大轮金刚法，这样的话，没有上师在旁边，我也可以如法的学习密宗修法。我真想有一位上师引导我皈依，灌顶。心里是这么想，但是，末法时期，何处去求这么一位金刚上师呢？
第三、就是我得到教幢居士——寿固金刚师兄的大力培养。在1958年到1959年之间，我很高兴地得到了一封信函，是教幢居士，又名寿固金刚，他的原名是孙景风先生。他亲笔来函，并邀请我到他家去。他写了他家
的地址，在海宁路500多弄。从那以后，我经常去他家里。当时，我还住在太仓路的旧居，乘电车、公共汽车到他家非常方便，每次到了他家里，我们都很随便，因为他的家里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客人，总是如此。他夫人在家时，总是很热情地接待我吃茶然后离开，留下我和老师兄从早到晚地谈。他家里的佛堂、法器布置的相当庄严。后来，他给我授法，灌顶，告诉我诺那上师当初遗言：凡是用诺那上师的发塔、舍利塔灌顶，等同诺师亲自灌顶一样。我曾叹息自己出生太晚，没有机会亲近上师，亲自感受诺那上师的灌顶。幸运的是，教幢居士很慈悲、很宽容，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他是诺那上师的传法弟子，又是诺那上师的秘书——诺那上师的很多的藏文法
本都是由教幢居士翻译出来的。在他家里，有很多诺那上师亲手书写的藏文和密咒，及法本、经书。其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的。能够认识教幢居士，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老居士待我如同家人，十分关心和喜爱我，到了他家里，无论多晚，都要留我在他家里吃便饭。教幢居士的相貌很慈悲、和蔼，很像西藏人，他的一个眼睛受过伤，经常，我们在传法以后，随便地谈谈家常。因为我是医生，偶尔我也会帮他医治眼睛。
我的法缘，真是殊胜！
但是到了1963年、1964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各地方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感觉到灾难来临。他曾经好几次和我商量，他的家里有这么多诺那上师的法本和法物，还有西藏的甘珠儿法本和经典，为了躲避搜查，他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分别藏于我家或另外的一个师兄家里，可是他举棋不定。当然我是很愿意帮他维护法宝。可最后他决定，把所有的法宝放在那位师兄家里，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好像比较稳当。出人意料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那位师兄被抄家，所有法宝都被拿走了。
第四、我跟诺那上师的因缘，还表现在与黄念祖师兄的会晤上。1984年~1985年间，我到了北京——此前曾和他通过书信，他已经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我按图索骥，找到了他家。他很欢迎，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很高兴，一点也没有大德的架子。要知道，虽然我们有共同的师父（他也是诺那上师的弟子），但他是海内外闻名的金刚上师。他家里的天井比较宽，房子比较旧，家里人比较多。他让其他人都退去，我们两个在一个房间里，整整地谈了一天。他还推心置腹地谈到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秘事：他把所有的积蓄，塑造了一尊和诺那上师等身的铜像，非常庄严、雄伟。每天礼拜，修法。文化大革命时期，黄念祖老师兄被隔离审查，长期禁闭不能回家。他家里也被抄，家里很多的法本、法器、文物、稿子，全部给抄走。但是，他告诉我，他心中最想念、最遗憾的是诺那上师的铜像被抄走，不知道会不会被融化（因为过去大炼钢铁的时候，很多佛像，都被那样毁掉）。他日夜担心这个事情。粉碎四人帮后，黄老师兄终于等到了彻底平反，放他回来。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对家里值钱的家产都没有想念，第一句话就说，诺那上师的铜像一定要给找回来，千方百计也要找到。领导说确实不在单位里，师兄不说什么，就是坚持寻找，到各个可能的地方，图书馆、文化局和博物馆等有关单位。后来，也是三宝加持、上师加持，终于找到了诺那上师的铜像！迎接铜像回家的那天，他太高兴了，做梦没有想到，铜像能回来。那件事情，亲友也很少知道，对同道修持的师兄弟，也密不外传。
这天他高兴地说：“小师弟，我今天领你去拜拜我们的上师。”他开了门，打开电灯，诺那上师坐在椅子上，我顶礼膜拜，我的双手按摸在上师的脚上，一股暖流流向全身。上师在空中给我们加持灌顶。我们师兄弟两个，一老一小，拉着手悲喜交加，泪流满面。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正在写《无量寿经》的注解，一定要把初印的稿本给我一套。一共三本，先找到两本。他继续找，找了好多地方，书房、阁楼，甚至把凳子叠起来人站上去找…..我说：“老师兄啊，不要找了，您这么找太辛苦了，以后看到了寄给我吧！”老师兄不听，一直找，终于找到了，他包好了，双手递给我。这一天的会面，在我心中留下永远的纪念。黄念祖师兄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想那尊上师的铜像一定还深藏在某个地方。后来我给黄念祖研究会的同志提及此事，他们都不信，甚至不相信黄念祖会见我——据他们说黄念祖师兄是不轻易见客人的。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去问过黄念祖师兄的儿子有关诺那上师铜像一事，他儿子笑而不答。
第五、我对诺那上师感觉异常的亲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里也遭到了冲击、抄家，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其中还有佛像，我的藏书被抄走了五千多卷，连教科书、日记本都拿走了。那个时候，佛堂已经拆掉了，佛像已经被弄走了。在整整的文革十年当中，我就供了一张诺那上师在庐山的舍利塔，这成了一种风景，文革十
年中，我就把这当作我的佛堂。造反派看见了以为是风景照片，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就是供养诺那上师舍利的地方。因为上师的舍利代表三宝，代表佛像，代表所有法宝经典，都在里面。
以上几点，都是我与诺那上师的殊胜因缘。
至心顶礼贡嘎师呼图克图！
由于我与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很多大德居士都愿意教导我。有一位贡嘎上师的弟子沈子豹居士，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他用贡嘎上师的舍利塔给我灌顶，贡嘎上师说过：用舍利塔灌顶，如同贡嘎上师亲授灌顶。他交给我的是颇瓦法开顶。沈老居士没有家眷，我们一个人教，一个人学，两个人闭门修持。其时大约在1962年，我一共学了两个星期，他从不接受任何的礼物。颇瓦法修持成功，梵穴开顶，插草验证以后，他说：“你现在可以请我吃顿饭了。”然后我们就到外面去吃了一顿很简单的午饭。以后他又教我噶举派的大手印。噶举的密法，我在沈老居士那里受益非浅，这是我学噶举的经历。感谢佛菩萨加持，我有幸得到这么多的大德居士的栽培。
至心顶礼督噶呼图克图！
在60年代初，上海的许多大德居士共同推荐，让我皈依云南十三大寺督噶金刚上师呼图克图，并写信请求督噶上师收我为弟子，我得到他定中观察和考验，最终给我寄来皈依证、照片、法本。我成了他20大弟子之一，20大弟子中我的年龄最小。我知道很多的老法师、老居士都是我的师兄。其中有付培声居士、程叔彪居士（那
个时候，他已经在写《楞严经》的注解）、蔡楚昂居士，北京黄念祖居士（他既是诺那上师的弟子，又是督噶上师的弟子，我们是真正的同门师兄弟）。还有根造上师和密显上师，他们也是我的师兄，落实政策以后，为了筹备上海佛教协会，由统战部邀请我参加上海佛教协会筹委会，在那里，又遇见了根造上师和密显上师，还有真禅法师、明旸法师，我们都是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我们碰巧都在一个小组，曾经在一起共同努力筹建上海佛教协会，开放上海玉佛寺。后来，根造上师到美国去弘法，建立了大圆满心髓研究中心，临行之前，他来告诉我，我们在普陀山一起礼佛，道别，然后他去了香港，又转到美国弘法。我在督噶上师那里，学的是：药师如来本尊修持法、大黑天嘛哈嘎拉施食法、四臂观音本尊修持法、四臂观音破瓦法（加深了我破瓦法的内容和方法），都是他亲自传授。因为督噶上师在云南，我在上海，还有其他各地的师兄….传法都不是面对面的，我们都是约好时间，几点到几点在家里打坐，同时上师在云南也打坐入定，给我们遥授灌顶，授法，然后自己修持。下一次还是这样约好时间进行，我们经常这样相约修持。虽然不在一起修持，感应和效果不可思议。
至心顶礼灵明上师
前面我已经讲过了，我受到过诺那上师、贡嘎活佛和云南十三大寺督噶呼图克图三位金刚上师的传法。学了很多宁玛、噶举各种的修法。然而，让我真正得到的金刚上师灌顶的是灵明上师。对于灵明上师，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都不知道，因为一方面她没有名扬海内外，另一方面她生不逢时，完成自身修证，正当大弘密法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所以她的修证大法没有得到很好弘扬——这是那个时代的遗憾。下面我简单地讲一下灵明上师的出生和简史。灵明上师出生豪门，她是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陈果夫的外甥女——他的妈妈是陈立夫、陈果夫的的妹妹。所以她是一位千金小姐，但她从小就爱打坐念佛持咒。一直到老，她的两条腿的关节都比较软，能不用手扶，轻易地双盘跏趺。到她年将及笄之时，家中长辈费尽心思要为她找一位门当户对的贵族公子，甚至于常有达官富豪的少爷公子上门前来求婚。她的父母也故意要她出来接见，但是她见到客人后，从来只有几句话：“您请坐！对不起，我是不会结婚的，我将来是要去修持的。很对不起，我失陪了。”——不管对方家中有多少财产，地位有多高，她都是这样回答。她的父母都对她没有办法。到了18岁她要独自到西藏去求法，父母亲戚当然是极力反对。然而，灵师不顾劝阻，毅然离家，单身匹马，前往康藏，路上不知经过多少磨难，其中碰到过土匪强盗、虎狼野兽，荒天野地、缺水少粮。灵师高声持咒，一路修持。她就只有一个目的——进藏求法，为了求解脱，要脱离轮回，要弘法利生，所以她历尽艰险，不顾生死，全仗佛力加被，护法护持，直到西藏。那天，她终于到了一个大寺庙。全寺大小喇嘛和居士数百人，无论长幼，早已跪在门外迎候。她不由得感到奇怪了，她只是从那里路过，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为什么如此大礼呢？大家齐声说：“我们的老堪布回来了。”啊？什么意思，她还不知道，一直到被大家引领到里边的一间老方丈的房间，打开尘封的铁锁，走进房间，环顾四周，才回忆起来，原来这里是她前生修持的地方，他就在这里成就，就在这里虹化。圆寂前他遗言：20年以后，他会再次回来。当时的灵明上师，正好20岁。原来灵师过去生的愿望这天终于实现了，她就是这里的大成就者——老堪布。她穿上老堪布的法衣，拿起桌子上的铃杵法器，这都是她前生惯用的，使用娴熟。寺里的大喇嘛、小喇嘛，都跪在下面，说：“欢迎老堪布回来。”然后我们灵明上师，就正式登座，继续成为这里的大堪布。又过了一个时期，她到雪山闭关，修证大法。她没有恋家，没有退悔，一直到大法成就。灵明上师来上海本来是来弘法的，住在弟子家里。正当其时，大张旗鼓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
我是在1967年的一天，有因缘遇到我的灵明上师。我前面提过，我在佛教信众会认识了很多居士，他们都当我自己人。其中有一位沈居士，是位在信众会做义工的老太太，她家离信众会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她每天在信众会打扫、煮饭。她主要修学净土和密宗。灵明上师一直住在她家里，受她养。因为她家就她一个人，她老公早已去世了，子女不在一起。她家住在黄浦区云南南路一个弄堂的楼上厢房，房间比较大，里面还有个小房间。我那次到她家去，真巧，没有约定，也没通过电话，真可说是菩萨和护法引我去的，是不可改变的因缘。当时我在机电一局的医务院当医生，一部12路车到外滩，再转25路到医院。那天下班回家后，大概5、6点钟，天还比较亮，好象是盛夏天气，我想去看看沈居士。走进她家的弄堂，直上她家楼上。真巧，沈居士和灵明上师在商谈什么事。我初次与灵师见面，那时她留着头发，穿俗家衣服，像中年妇女的打扮——因为文革时期不允许现出家人的相。然后沈居士向我介绍：“这位就是灵明上师。”我太高兴了，今天怎么这么巧！我马上顶礼三拜。沈居士说，现在文革运动越来越厉害，灵师到上海弘法已经难以进行，她把灵师留在家里也不安全了。公安局已经通过佛教组织下了最后通牒：勒令灵师三天内到寺庙报到，否则的话，他们就采取革命行动。我现在也不敢留上师了，否则他们那些人来抄我家我还是保不住上师。所以今天正在为难，上师要离开这里了。我没办法留她，也没地方可以安顿她。今天戴居士你来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吧？我想上师啊，您千万不能去报到。如果您去了后给隔离审查，或者关起来，或者进监狱……我知道我的老朋友，澹安法师、寒叶法师进了公安局的监狱，最后都差不多死在里面。里面毒打，折磨..样样都有，我说上师您绝对不能去。灵师说：我也不想去啊，但是我到哪里去呢？如果三天内找不到地方，那就没别的办法一定得去。我当时也没想出办法，我就对上师说：“上师，您别担心，我有地方。我一定会给您找到地方的。”然后我给上师顶礼——其实当时我心里一点没有底，一点没有主意，一点没有方向——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一向倡导实业救国，认为民族工业发达，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起来。但在当时看来我父亲是民族资本家，成分是不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家也被抄家了。我的佛堂全部抄完，他们将父亲所有的金银财产等值钱之物全部没收，他的厂长职位被免去, 还有我妈妈的手表、首饰全部抄完。我家是没办法安顿灵师的，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呢？想不出来。而且当时环境下必须要具备五个条件，才能安顿我们的灵明上师：
第一、要全家三代“红”。因为文革时，很讲究出身，如果家里成分不好，随时要面临被抄家的危险；
第二、要全家信佛。如果这家人家有人信佛有人反对，那是绝对安顿不了，因为那个年代母女反目，父子成仇，夫妻亲友相互揭发的不在少数。灵明上师住的家里，只要有一人反对，他会去告发去揭露，那灵明上师就极其危险；
第三、要有宽敞的房间，不可能一间房间。因为上海人口密集，住房紧张，甚至很多家庭都是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一个房间里。灵明上师需要有一间单独的房间供起居，她可以一个人在里面用功，修持。但这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是很难办到的；
第四、那个年代是计划供应，什么都要凭票，要生活下去必须具备“三票”，就是粮票、油票、钞票。因为当时单有钱是无法买油买米的。上师住人家家里，我们不可能用别人的计划供应。所以那时我保证粮票、油票、钞票全部由我来供应。否则的话，即使具备前面三个条件也没人敢接待；
第五、就是不能离我家太远，也不能到外地。因为离我家近，我经常可以去看上师、去照顾上师。她有什么话可以由我来转达，可以差我去买修法或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需要五个条件:
第一、祖上三代全红，
第二、全家信佛。
第三、宽敞的房间，
第四、保证三票供应，
第五、住所不能太远。
这五个条件，三天之内，我在上海市内哪里去找，哪里去觅？那个年代到处恐慌，人人自危。大家都害怕自己家哪天会冲进造反派。我先把上师安顿在我的亲戚家里，就是我的小阿姨家。她住在老城厢南市区 小西门黄家阙路。当时我阿姨也不知道我带来的是上师，只因为是我的客人她便答应让灵师住下来，她家有两个房间，他们夫妻两人住在一间房，腾出的窗口朝南的那一间房安顿我的客人。我说，暂住三四天我就会接客人去其它地方。
头天晚上，我小阿姨起床上厕所，看到灵师房间很亮，以为她没关灯，便悄悄走到门口看她睡了没有。只见上师在床上打坐，一位金甲的将军双手合掌，站立在上师旁边护卫着，放出很亮的身光，所以觉得像没有关灯。小阿姨看了十分佩服，第二天一早，我的小阿姨就开始礼拜上师，请求皈依，并且说：“不要紧，不要说住三四天，多住些时间也没有关系。”后来，感谢菩萨的加持，护法的保佑，在工作之余，我每天下班后都去找地方。终于在这三天内，我找到真正能安顿上师的地方，就在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有这么一家人家，老人姓谭，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家中三代都是上海港务局工人。在静安区 威海卫路，就是现在电视台附近。他们家确实是三代红：丈夫是港务局职工。他全家人对我的话是极其听从的，每次我去他家，家里人是抢着和我说话的。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位上师想住你们家来，他们家完全没有拒绝。他家房子宽敞，而且顶上有个十多平米的阁楼，很合适安顿灵师。我们用梯子爬上阁楼，再把梯子拿开，遮块帘子，非常安静而且隐蔽，人家完全不会想
到上面住着人，还只当上面的堆放杂物的空间。上师住下后，粮票、油票、钞票全部由我按月送来。这家离开我家呢，自行车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这真是感谢三宝加持，终于让我找到这样好的地方，这么安静的地方，
让上师在文革大风大浪之中闭门修持。有些人要见上师，比如说：黄居士、何居士、马居士、邵居士、三宝阿姨…… 他们说：“我们一辈子也没见过金刚上师，让我们也见见吧！请上师给我们摩摩顶，加持加持。”我都没有拒绝，一位位引他们去。每次是我下班后，或我休息日悄悄地带他们去，不惊动周围的邻居。这样的好日子延续了一年多，后来这家人家发生了矛盾，老夫妻俩怀疑周围邻居知道有位上师住他们家了，所以不敢再留上师，和我商量要早点带上师离开，但他们家的小儿子极力反对父母，说拼命也要留灵明上师住下，并切断自己的小指以示决心。我考虑到老夫妻俩的无奈，只得答应为上师另觅住所。后经一位居士介绍，我们找到了一家人家，家里老夫妻和两个小女儿，太太是信佛的，很高兴接灵师来家里，她丈夫人很老实，人也随和，凡事都不做主，灵师来家里他不反对。住到这位居士家后，灵师经常带我闭关、传法予我。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灵师身上未藏任何法本，每到要传何法予我，我必先回家取（因为很多法本我都已在文革前看过并抄下）。这段时间，我有幸和灵师闭关同修同证，本尊护法悉得相应，彻却、脱嘎、大手印成就，直至大圆满成就。
灵师慈悯末法众生，为使慧灯相续，密法不致失传。征得历代金刚上师允准，黑关中让戴上师重发宏利大愿，感动密教大护法显赫降临。密坛飞碟，竟占得毗卢遮那法身如来密严净土界位。戴上师得授最高灌顶——金刚上师灌顶。法号贝嘛多杰狮子金刚呼图克图。直到最后，上师问我愿意现出家相弘法还是现居士相弘法。我说，居士身方便，为了弘法，我愿意学莲华生大士，现居士像弘法。在那个年代，我的上师也不确定自己哪天会往生，便尽量地提前把一些大法传给我。——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对我的弟子说，不是我修得有多好，只是我的
法缘好。我只是凡夫，一切全靠陀罗尼的威力和佛菩萨的加持。后来到了1969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灵师准备离开上海去无锡常州乡下小住，因为那里地处偏僻，文革运动也没有那么激烈，但我当时还在医院工作，无法陪伴上师左右，遂与灵师道别。
上师临走时对我说：我在这样的因缘下也收了不少弟子，也有传给他们不少大法，但我把我最好的法和我自己修的本尊都传给你了，如果有人敢自称得到了我的传位。你就问他灵师修的是哪位本尊，谁都回答不出来，谎言自会揭穿。临走时，上师还给了我三件法宝，收藏至今。那个年代，我一直盼望着有那么一天，寺庙重开，佛法再有兴旺之日。
1969年9月以后，造反派的活动越来越严重，我也遭难，被隔离审查，每天逼我写交代，当时只能看《毛泽东全集》和《毛主席语录》，我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任何法师、任何居士的名字，更不会出卖我至尊的上师，我绝不能连累我的上师或任何一位师兄弟。我宁可自己遭罪，也没有讲出佛门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政府落实政策，我得到平反。政府派人到我单位、到住处、到我父亲单位去宣布：“戴亚杰没有罪，过去他是遭迫害，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还给我5000多卷书。而我的上师，我也一直没能再见到了，80年代她回到她西藏的大寺庙，旁边有几位师兄弟在照顾她，直到最后她在那里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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