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本增效的重要性:回顾苏联: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0:02:55

回顾苏联: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

核心提示: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生于1937年的俄罗斯著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康查洛夫斯基拍摄过有关前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影片,1978年他导演的《西伯利亚颂》获得戛纳影展评审团大奖。他最近在《俄罗斯报》发表回忆文章,讲述上世纪他所了解的苏联变革历史。

对于没有研究过近现代史的人而言,这篇文章的题目可能是闻所未闻的。而且,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对我的很多不记得或者对苏联历史只了解一星半点的同胞而言,总是会和那个可怕的情报机构克格勃联系在一起。

有意无意中,我成为了苏联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当时与苏联政府共存的还有一个最黑暗的组织 克格勃。在这场变革中安德罗波夫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从斯大林逝世开始在党内的精英中出现了断层。斯大林的追随者要靠自己的努力在政局中站稳,他们包庇这种错误的体制,这其中很多人都对这种错误的斯大林体制负有责任。另一部分人 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因为在年轻人中也有斯大林的拥护者),他们是一群更实际的人,他们明白,斯大林主义是一个束缚社会发展的框架。

当然,在那时未必有人想过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或者每个人都应拥有平等的权利,苏联时期的所有口号都把这一思想掩盖了起来。虽然社会现代化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完成,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发表那篇著名讲话之前,它始终没有展现出它真正的优越性何在。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现在对赫鲁晓夫当时的行为有不同的评价,但内行人都知道,赫鲁晓夫当时的反斯大林言论不仅仅是受他自己的自由化的愿望驱使,同时还是想要挽留党内的精英,因为这些人觉得很快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了。因此赫鲁晓夫说出了当时没有写在发言稿上的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最后会接受审判。”他当时直言不讳的说出了这些话,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意图。

可以这样说,从这一刻开始苏联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始终有这样的传言:如果赫鲁晓夫不对贝利亚(二战时期克格勃局长)执行枪决,那么最后贝利亚肯定会对赫鲁晓夫做出同样的事情。因为当时贝利亚自己已经开始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改革,并且这项改革也针对赫鲁晓夫集团。当时流传着各种言论,其中有一条说贝利亚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有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生活奢侈讲究的人,如果他的改革成功,那他也很有可能经不住诱惑成为一名独裁者 在当时的拉丁美洲有这样的传言。

(左起)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在斯大林的葬礼上

当时成为赫鲁晓夫的牺牲品的还有当时被称作斯大林集团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舍必洛夫。而斗争远远没有停息。当时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在经济问题上的想法完全处在两个极端。当时苏联的制度处于固步自封、工业的发展基本属于停滞状态,其中也包括军事工业,更不用提更加艰难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了。

可以毫不讽刺的说,在苏联曾经存在过某种形式的民主,但是仅仅存在于苏共政治局一小部分人当中。政治局是一个严格保密的机构,不过多亏当时留下来的档案,这些资料显示,当时内部的确进行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彼此之间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冲突。但是后来谁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或者受到惩罚,大家坦白的表明自己的观点,这在现在看来并不奇怪。

 

当时这样的讨论有公开化的趋势。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我记得当时在电影院的走廊里我们都在热烈的讨论克里姆林宫中两派之间的争论。当时新思想的带头人德米切夫试图减弱对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干预作用,但这遭到了官员们得强烈反对。所有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消息,说格鲁吉亚的一位书记跑到发言台上高呼:“我永远都是斯大林的拥护者!我们不允许解除党对思想的控制作用!”这简直就是对政治局公然的挑衅!虽然当时已经不是斯大林掌权的时期,但不服从当时的方针还是会被立即处死 这就代表当时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会成功。而且当时的党内官僚始终在维护自己的一己私利。  

1975年,苏共政治局休息室。 图中:1.勃列日涅夫(时任苏共总书记);2.安德罗波夫;3.《真理报》主编;4.乌斯季诺夫;5.阿利耶夫;6.契尔年科;7.柯西金

还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在1957年,安德罗波夫主管社会主义国家相关事务,然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我很清楚的记得这段时期,因为当时我和一些安德罗波夫时期外交部的青年人交好。安德罗波夫想把他们培养成可以灵活应变的全能型人才,但当时党内机关已经停步不前。不过我见到这些人的时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他们思维灵活、受过高等教育、会讲多国语言而且智商很高。在谈话时他们活跃的思维让我觉得,安德罗波夫和他的前任们并不是一类人。他把这些人都招入麾下,这说明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目光长远,而不愿固守教条的人。忘记说的一点是,当时有一批人负责记录总书记的一言一行,当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的时代。他们告诉我他们每次都要在这份材料交给勃列日涅夫审阅之前搞到它。他们每一次都要检查材料中提及个人崇拜的内容有没有被删去。因为在当时审阅材料的部门里,斯大林的拥护者总是会把暗指个人崇拜的内容和斯大林的负面言论删去;而安德罗波夫的人一直在小心翼翼的还原这些资料并且“保护”它们完整的被公布出来,这些都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证据
斯大林时期的宣传画:“敬爱的斯大林 人民的幸福!”
我觉得,安德罗波夫代表了苏联的改革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一名反斯大林主义者,当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表明过这一点。安德罗波夫对欧洲的共产主义很感兴趣,因为他和西方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方共产主义在修正斯大林教条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我的前言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就是想要提醒读者们,当时自由化的尝试就萌生在苏共委员会的内部,就是由我所了解的人来执行的。于是,在60年代中期,迫于改革派的压力,国内的经济改革思想已经基本成熟,就剩下柯西金把它付诸实践了。柯西金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十分不愿意进行这项改革,因为他自己心里知道那些拥护斯大林的人会给这样的自由化改革带来多大的阻力。当时的苏共从人的思想到自然资源 国内的一切都处于垄断的状态。党内的“精英们”可以控制那时苏联的一切。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形式的自由化改革都会损害这些人的特权。

                                      1968年为压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苏军坦克直接开进了布拉格 

的确,改革和一切自由化的倾向最后都以悲剧收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杜布切克察觉到局势的变化,他决定开展“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机构和党内开始了积极的改革。杜布切克分散管理经济的计划被称为是“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带着惊奇和兴奋的目光看着在布拉格发生的一切。但我在苏共工作的朋友则和我不同,他并不看好这一切。实际上,他的预料是对的。苏联的那些斯大林的支持者,很快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定义为反苏联,他们开着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迅速给在苏联进行的一切改革施压。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改革会带来苏联人民反对整个国家体系的灾难。

我记得我当时在机场碰到了我的朋友科里亚。他刚从苏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谈判桌上回来。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一切都很明了,”他说,“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悄悄接近斯大林的战壕,而这些傻瓜突然 站起来冲了过去 ,这就是功亏一篑。我们的改革没有成功,下一次改革可能要等20年了。”

聪明的科里亚没有说错。正是20年以后,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又出现了改革的思想。正是当时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改革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在70年代末被安德罗波夫亲自调至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经常在南方修养,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治疗肾病,而戈尔巴乔夫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第一位苏共书记。安德罗波夫很欣赏戈尔巴乔夫,于是把他介绍给了勃列日涅夫,他也很欣赏这位有教养的年轻党内活动家。因此戈尔巴乔夫调派为农业部长出现在莫斯科政坛上。

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书记的戈尔巴乔夫(1973年) 改革和自由化的思想最早是由安德罗波夫提出来的,因为他作为克格勃的首脑,比谁都要清楚当时苏联经济的悲惨境地。而当他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实现他早已考虑好的计划。不过我不觉得安德罗波夫是完全信任戈尔巴乔夫的。安德罗波夫属于老一辈的人,他不会打破体制,他最多只会用新的形式来领导整个国家。

实际上要说安德罗波夫真正的追随者应该是盖达尔·阿利耶夫(曾任阿塞拜疆中共中央第一书记)。正是他不顾苏联当时的领导在阿塞拜疆开始了改革。他还建议安德罗波夫多去匈牙利看看。要知道,当时的匈牙利在1958年经济改革之后一切都蓬勃发展,那里甚至出现了私营企业和银行,而这在当时的苏联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安德罗波夫建议阿利耶夫研究匈牙利的经济。

由此安德罗波夫邀请阿利耶夫到莫斯科去,并且请他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是一个负责经济方面的职位。阿利耶夫由此登上全苏联的政治舞台。

康查洛夫斯基拍摄的有关盖达尔·阿利耶夫的纪录片

安德罗波夫有这样的看法:在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不够强硬,或者可以说是有些软弱。安德罗波夫明白,他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家。我曾经很多次听阿利耶夫的朋友说到,当时已经病重的安德罗波夫自己也不知道要选谁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很多人都以为阿利耶夫最后会成为这个巨大国家的首脑。但阿利耶夫自己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斯大林之后俄罗斯人民未必希望看到一位来自伊斯兰地区的阿塞拜疆人成为国家元首。

 

因此,在安德罗波夫离开苏共政治局的时候 有两位十分强大的候补。阿塞拜疆的民族英雄阿利耶夫和打破陈规的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虽然戈尔巴乔夫否认自己当时做的一切是为了让阿利耶夫从领导人之争中出局,但阿利耶夫本人曾经告诉我,安德罗波夫当时心肌梗塞,戈尔巴乔夫在他痊愈之前一次都没去看过他,虽然他周围很多人都建议他去见一见,但他对这样的建议一概不理。虽然阿利耶夫是安德罗波夫最亲密的战友但最后他还是表示自己会支持戈尔巴乔夫。两个巨头的斗争最后以戈尔巴乔夫掌握最高政权结束,而阿利耶夫则被打入冷宫,最后黯然离开。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作为新一代的政治力量,梦想着他能够将苏联的体制从一切经济和思想障碍中解放出来,这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鼓舞人民进行生产建设等等。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而且最后的结果恰恰相反。

我想戈尔巴乔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的学识不够,让他无法看清自己行为能够带来的后果。他自己的脑中未必清楚的知道要如何打破旧的制度,并且如何不被这些改革后的余波危及。或许他不知道,想要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改革,他的阵营仍然缺乏经验、学识和潜力。

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苏联民众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轻易做出这种推论,但在当时很少有人明白形势的复杂性 大家只凭一腔热情就想要“快速的、一次性的、永远的”改变一切。我当时人在美国,我清楚的记得我是以多么激动的心情听完了戈尔巴乔夫的演讲,我甚至因为对他的钦佩和赞赏而流下了眼泪!我一想到列宁格勒会改回彼得堡的名字、圣依萨大教堂会响起革命开始的钟声,我就完全沉浸在了对新时代的期待之中。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和我们的后代都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而拥有巨大的希望。

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为祖国和世界所做的很多事是应该得到正面的历史评价的。但是不能忘记列宁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应该知道人民前进的方向,然后走在他们的前面。应该推测历史的趋势并且顺着它走下去。

 

当时苏联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濒临破产的边缘。我记得当时基辛格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将要倒塌,因为苏联没有信息自由,因此也就不能发展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确,苏联在当时的那种制度之下不允许信息自由,这成为了整个体制的威胁。信息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所趋。当时的体制已经不再发挥作用,有些东西必须要改变,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号召开始新一轮的改革。这一轮改革非常积极,社会立刻呈现发展的态势,但这也在后来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的结束。

 

问题在于,他没有把党内人员的情况考虑在内,这其中大部分按民族来看都是俄罗斯人 这8000到10000人是整个苏联共产党的核心,他们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经济特权。这样一来全国上下没有例外的经济改革就变得困难重重。为了不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够顺利实施,苏共总是有人在从中作梗。而戈尔巴乔夫天真的认为,通过自由改革他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民主之路 这成为了他致命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未必知道杰出的俄国政治家斯托雷平的断言:俄罗斯的自由改革只有在制度极其规范严格时才能实现,因为制度中的任何姑息漏洞,都代表着这个政权的软弱。为了去除苏共对经济的专控作用这个国家需要更加严格的管理体系,不管是在苏共内部,还是在整个国家,戈尔巴乔夫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本来是聪明的阿利耶夫所能够实现的。而实际上,民众对戈尔巴乔夫也并没有多少好感,有人说他是“懦夫”,还有人说他是“听妈妈的话的孩子”。

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苏共,导致苏共分裂成他无法掌控的小集团。在这其中最有力的要数叶利钦的阵营。

 

我们之所以说戈尔巴乔夫伟大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和空想家,而是因为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执政苏联。当时国内外的力量在苏联掀起了一股巨浪,这股浪潮非常迅猛。当然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是伟大的政治家的形象,因为是他将苏联从极权政治中解放了出来。他甚至还是推到柏林墙的主力之一(虽然他没有预料到这点而且这也不是他所希望的)。我一直记得电视屏幕上戈尔巴乔夫那张惊慌失措的脸,用知识分子特有的愤怒高声说道:“叶利钦闯入我的办公室喝光了我所有的白兰地! ”

或者这只是我梦中出现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