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赵强: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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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下台后褒贬不一 称开启中俄和平大门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31日10:19 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封面稿：戈尔巴乔夫-近体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 戈尔巴乔夫
成功者失败后的20年
下台近20年后，这个前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似乎已被世人遗忘了，实际上他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未停止脚步
特约撰稿 姚望 发自莫斯科 / 本刊记者 王大骐
政治之外
1997年，他带着外孙女一起上镜，为必胜客拍广告赚了16万美元，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商业代言活动。而10年后，他又出现在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全新一季的全球广告中。
这个广告片在2007年的俄罗斯随处可见：戈氏穿着细条纹西服和大衣，坐在老式黑色汽车的后排，神情木讷、动作僵硬，在他的身旁放着一个路易威登的行李包，上面还盖着报纸和杂志。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自在， 右手紧握着车门的把手，似乎包里藏着毒药。透过车窗，外面是破败的柏林墙，就是美国总统里根曾经要求他拆除的柏林墙。
路易威登的市场总监皮尔特罗·贝卡里透露，“柏林墙的创意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主意。” 他的这一创意犹如一则“冷幽默”，显然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是1991年苏联解体的最大牺牲品：丧失了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国的国家元首的政治权力，地位一落千丈，加上俄经济曾陷入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一度使戈尔巴乔夫每月领取的4万卢布(约合1400美元)退休金大为贬值，仅有的8万美元存款也因银行破产付之东流。
除了接拍广告，写书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前苏联解体至今，戈尔巴乔夫至少已出版了10本回忆录形式的书籍，其中既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也有洞察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新思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关于过去与将来》等等。
他的书以大胆新锐的观点而著称，有些内容直指当今俄罗斯政府的弊端和不足。因此，每本新书的面世，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畅销的是《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该书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冷战历史的宝贵资料。这本书让他赚到了数百万美元的版权费。2007年2月，他将新作《理解改革》作为献给自己76岁生日的礼物。
此外，到大学演讲也是他最热衷的事，“现身说法”讲述十几年前苏联解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是他永恒的话题。刚退位的头几年，他的演讲费可达到每场2万~10万美元，现在有些缩水，基本上是1万美元一场。
所谓“树大招风”，戈尔巴乔夫名声在外，自然也带来不少烦恼。其中最让他厌烦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肖像频频出现在伏特加酒瓶和通心粉的外包装上。2003年，戈氏索性宣布，将自己的名字和昵称统统登记注册成商标。第一家被授权使用“戈尔巴乔夫”商标的，是俄罗斯一家小有名气的伏特加酒厂。
政治选举上的不得意，使得戈氏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对环保和儿童事业的关心，因为领导、创建全球性环保组织“国际绿十字会”，安南曾向他致电表示赞扬；2004 年，他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一起为俄罗斯音乐剧《彼得和狼》配音，令他意外获得了格莱美奖。
此外，戈氏在国际社会的名声很大。2005年6月，德国统一委员会向为德国统一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德国前总理科尔颁发了“阿尔法检查站”德国统一奖。2008年9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向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为结束冷战做出的贡献。
他也频频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993年发起成立国际环保组织“国际绿十字会”。1999年，联合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呼吁缅甸释放昂山素季。普京在他70岁大寿时还曾请他到克林姆林宫交流治国方针。2009年3月20日，会见奥巴马，以缓解俄美间紧张的关系，这样的影响力是俄罗斯其他政治人物罕有的。
20年回首
英国《独立报》著名记者Mary Dejevsky今年7月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了戈氏。当时他正在那里参加每年一度的赖莎·戈尔巴乔夫儿童癌症基金会的慈善晚宴，这个以他去世妻子命名的基金会在圣彼得堡有自己的专属医院，可以一次入住80名年轻病孩。
“并且可以提供原本只有俄罗斯超级富豪的孩子们才能享受得起的医疗服务。”戈氏自己介绍道。
赖莎这么多年来始终是戈氏的最爱，这个当年曾使同时代的美国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黯然失色的女人，拥有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相比于这片土地上普遍存在的早婚早离现象，他们两人自从大学第一次见面开始几乎就没再分开过，直到1999年血癌夺去莱莎的生命。多年来戈氏鲜在公共场合谈论亡妻，直到去年，他亲自献唱并出了一张名为《为莱莎而唱》的CD，里面的7首歌都是妻子生前最爱的曲子，伴奏的是俄罗斯的摇滚名星安德烈·马卡列维奇。
根据Dejevsky的描述，相比于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第一次见面，戈氏略显肥胖，已不像以前那样身手敏捷，但他善意的目光和慈父般的精神气质却一点也没改变，这也曾是苏维埃政权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人性化面孔。
今年对于戈氏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回首的日子。30年前，他第一次进入了中央政治局。25年前他作为苏联的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20年前他成为了苏联的第一任总统。
戈氏在莫斯科大学主修法律，并于1952年在大学里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在大清洗运动中未经审判就被判14年监禁，爷爷安德烈也是未受审判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了两年的苦役。而在1933年的大饥荒中，他爷爷的5个孩子只活了他爸爸和一个叔叔。
30年代大饥荒和“大清洗”的情景，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中烙下了强烈的印记。在戈氏出任总书记以后，一次审查影片《忏悔》时，当他看到秘密警察敲一位无辜音乐家的门，要逮捕音乐家时，他“强忍住泪水”，回忆起外祖母给他讲述外祖父被捕那天晚上的事。
在大学时，在给莱莎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周围环境之恶劣……尤其是区里上层的日常生活。陈规虚礼，等级制度，种种注定的结局，官员公开的厚颜无耻，妄自尊大……你看这里的某个首长，除了肚子之外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尽管已经79岁高龄，可回忆起那段岁月，戈氏依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正如大部分的“改革派”，戈氏总喜欢把自己的初次改变，追溯至赫鲁晓夫于1956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展开的第一次公开批评，同时他深深地被“60年代人”这个群体所吸引，他们渴望变革，并意识到真正的改革“与人无关，而与整个体制有关”。
后总统期的从政之路
自从前苏联解体、戈氏辞去总统职位后，他继续从政和推动社会变革的热情未减，先是于第二年成立了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基金会，简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接着由于19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转型不顺利，百姓对叶利钦政府怨声载道，戈氏寻机再起，参选1996年的总统选举。可惜所得选票不到百分之一。
他并未就此收手，2000年组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任党首，因为他认为自己还处于政治家的“中年时期”。2001年该党并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担任党魁。可该党在俄政坛一直没什么影响力，2007年7月，该党被俄最高法院取缔。戈尔巴乔夫旋即在同年10月又组建了社会组织“社会民主党人联盟”。
2008年，77岁的戈氏宣布重入政坛，和50岁的亿万富翁列别杰夫合作组建新的政党——独立民主党，以参加2011年的杜马选举。这个消息曾在莫斯科政治圈激起了小小的涟漪，可惜由于普京政府出台的《政党法》的限制，目前依旧没能通过政府的认证注册。这表明了当局的一个态度，那就是减少政党的数量。
戈尔巴乔夫的政党在目前的选举社会中很难有大作为，盖因各大政党为了选票，纷纷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以苏联时期和美国抗衡的实力相感召。南奥塞梯事件后，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寻根溯源，人们把这个事件归到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则被看做导致苏联解体的责任人。
2005年10月14日，戈尔巴乔夫演讲时遭人泼水，泼水者恨恨道：“戈尔巴乔夫背叛国家、背叛党，对苏联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的这次组党，是希望占据一定的政治空间。目前自由派政党力量的式微、现政权反对派力量的薄弱，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都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戈尔巴乔夫喜欢在公共场合称自己为“民主社会派”。他在2003年说：“我深信，俄罗斯需要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计划。这既是对那些想要把我们拉回到旧制度去的共产党人的回答，也是对破坏了国家的叶利钦那帮自由派的回答。” 2006年他又说：“我认为最正确的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现在许多奉行社会发展方针的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
对那些苛责他导致苏联解体的言论，他这19年来也一直在反思：“我们当时应该阻止它的发生，而如今，我还一直在责备自己。人们批评我当时太过优柔寡断，但实际上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大了。一个拥有如此丰富历史的国家应该逐步演变，我曾说改革需要20-30年的时间，但当时激情已经无法控制，开放和改革政策抢在了前头，大形势变成了不断加速前冲，”说到这里，他一次次用拳头敲击桌面，“只有继续，再继续。”
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叶利钦政权的失望，尤其是“休克疗法”，使得“不稳定成了头号问题”。
去年6月，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曾抱怨：“苏联的垮台让这个国家从此变得不再重要，不再是伙伴，对美国而言失去了价值。当经济崩溃时苏联是跪着的，美国人赞赏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我当时就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对西方来说，苏联的垂死挣扎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从此也更坚信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帝国。”
的确，戈氏对那些“朋友和伙伴”的失望，在1991年的伦敦G7峰会上就开始了。当时他几乎是在乞求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国家向新经济制度顺利过渡。可唯有与他会面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愿意帮他说话，同意的只有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而老布什、德国总理科尔和日本首相都表示了拒绝。美国的决策者们，早已把赌注压在了叶利钦身上。
尽管如此，戈氏在西方还是享有极高声誉。去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戈尔巴乔夫跨过了柏林墙旧址的标示线，在他身边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赞颂戈尔巴乔夫是“让这成为可能”的那个人——“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可他在俄罗斯国内却不那么受欢迎。因为戈尔巴乔夫放手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墙的倒塌，还有一个国家的灭亡。英国《金融时报》作家约翰·劳埃德撰文写道：“戈氏政治生活的悲剧，在于他的重叠视野：自己以仍未实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对俄罗斯人的灵魂造成了严重伤害。”
俄罗斯总理普京也曾将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而戈氏的亲密助手格拉契夫的话则显得更为有趣：“看起来，改造世界比改造苏联更容易。”
当时恰好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闻一，在后来所写的《解体岁月》一书中，这样描述听完戈尔巴乔夫电视讲话宣布苏联解体后的情形：
“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闻一遇到一个研究共产国际运动史的年轻学者格里高利，他并不为苏联的消亡而惋惜。另一位曾经任戈尔巴乔夫农业改革私人顾问的老研究员，以及闻一的一位朋友，同样把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下台，看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闻一目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专家，他对本刊记者说：“在评判戈尔巴乔夫时，首先不能把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绝对化，认为它都是好的，没有一点问题。第二就是不能把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绝对化，因为当1985年3月11日他上台的时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苏联的老领导包括葛罗米科都说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已经没办法了，你年轻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要你来接手。戈尔巴乔夫当时也在找改革国家的出路，包括结束阿富汗战争，这是一场延续10年几乎把苏联经济搞垮的战争，根据官方数据，当时的国防预算是国家财政支出的25%。第三，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不能绝对化。”
壮士暮年
今年2月，戈尔巴乔夫作为嘉宾上了日本SMAP组合的烹饪节目，收到了木村拓哉的献花和一只小玩具熊——“米哈伊尔”在俄语中就是熊的意思，当时陪伴他的还有孙女阿纳斯塔西娅。
戈氏不会用筷子，在节目中用刀叉吃天妇罗。当问起他平时的消遣时，他说最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自己就住在山中的庄园里。当年他总是与妻子一起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女人总是紧随在离男人身后两三步的距离。节目中的戈尔巴乔夫大部分时间眉头紧缩，但开起玩笑来却像个邻家老头，更难得地多次展露出了微笑。
明年3月2日步入80岁的戈氏生活依旧繁忙，依旧像执政时期一样半夜两点入睡。他说，“一旦闲下来了感觉会更糟。”每天清晨，他一直保持长达一个小时的6公里行走，紧接着冷热交替地淋浴。“这能使我的身体变得有条不紊，”他解释说。
他把自己旺盛的体力和坚强的意志，归结于童年时期在俄罗斯南部村庄普利沃利诺耶度过的那些岁月。“很小开始，我就从事了大量体力劳动”，他说，“尽管食物并不特别，但它们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并且空气十分纯净。”戈尔巴乔夫评说中国改革开放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31日10:19 南方人物周刊今天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
——戈尔巴乔夫评说中国改革开放
特约撰稿 姚望 费佳 发自莫斯科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人眼中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视之为自己的伟大梦想。
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重拾兴国之梦时，苏联已不是她的目标。而遇到重重问题的苏联也开始实施自己的改革。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大胆提出“新思维”和“公开性原则”，对外改变与西方关系，对内推行自由选举、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放开新闻审查。然而沉疴已久的僵化体制绝非一针见效，更有可能虚不受补，苏联的问题集中爆发了。
1989年，时任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发动“八一九事件”，软禁戈尔巴乔夫。百姓集会，军队倒戈，时任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则爬上坦克，高呼反抗。
戈尔巴乔夫获救了，但苏联的前途没有获救。至1991年，苏联分解为15个独立国家。社会主义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寒流。戈在任时就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而由苏联分化而成的15个国家。
之后，作为苏联前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失业”了，但他并没停止公开活动，继续组建政党、筹建报纸、出版著作。2008年3月，他的新作《理解改革》付梓。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赏我为俄罗斯所做的一切。”2008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用改革挽救社会主义，但他的挽救失败了。这样一个改革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怎样的评价？提出怎样的建议？对比中国，他又如何反思苏联的改革开放？
围绕这些话题，通过书面和面谈的形式，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戈尔巴乔夫。
采访他颇费周折。老先生差不多80岁了，还是满世界跑，一会儿英国，一会儿德国，经常连续几周不在俄罗斯。好不容易回到莫斯科了，事情仍然很多，下一步会如何，他的新闻秘书也不知道。
不过对于我们的采访申请，他们还是颇为重视，新闻秘书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委托他做了调查。他先通过驻中国的朋友做了一番了解，才决定接受采访。
见到戈本人时，满头白发的他已不复当总书记时英姿勃发的少壮派形象。但他还是相当有精神，对记者轻轻一笑说，“中国记者还对我感兴趣啊。”并在其出版的文集扉页签上“给中国朋友”。
“改革的起点上，站立着邓小平”
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应对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断裂，要战胜贫困和消除政权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
人物周刊：相信您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关注和了解。总体上，您对30年改革开放给予怎样的评价？
戈尔巴乔夫：我的回答很直接：众所周知，这些政策是现实和有效的。我注意到，在变革的起点上，站立着邓小平，他是20世纪卓越的改革家。按照我的观点，邓小平以及他政治上的战友和继承人——新体制的当代领导人，创立了这样的功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了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并且促使这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人物周刊：具体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方面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按照统计数据，中国GDP在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注：戈尔巴乔夫在本文中所列举的一些数据，因出处不同，会与中国统计数据略有差异)。在2007年，中国GDP的增长超过了11%。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一。
中国的工业不仅仅是在产值上增长了，而且逐渐具备了革新的特征。今天，移动电话、电脑技术和网络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了现代航天大国。如果对比到3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上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中国，真让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中国今天是一个有着现代工业、科学、发达精神文化和体育运动，并且在各方面快速发展的国家。
人物周刊：您认为，在哪些方面，中国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理解，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应对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的严重差异，要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断裂，要战胜贫困和消除政权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顺便提一句，相似的问题也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困扰。
“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
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存在于社会主义学说拥护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现在都遵从这一思想。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曾经力推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人，您十分重视在理论和思想上的突破。相比中国在经济和物质层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这是由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至今已有30年。邓的理论获得了其后所有各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发展。
我很能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既要排除左的教条主义，也要排除忽视社会主义价值的右翼自由主义。尤其困难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克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策带来的沉重后遗症，那些政策在很多年中阻滞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但是，掌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解放人们的思想，实现对社会主义新的理解。在这个理解中，计划和市场、公正和效率之间，国家开放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都实现了本质上的协调。
这些思想和最近的“科学发展观”一样，是以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的。这不但促使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很重要的是，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尤其是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众所周知，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存在于社会主义学说拥护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现在都认同这一思想。
“把叶利钦派出远远的”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型，我依然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人物周刊：在您领导下的苏联也曾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革，遗憾的是，改革并没进行下去。
戈尔巴乔夫：今日的中国正在做我们在改革年代也打算做的事情。我们也曾试图克服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遗产，寻找最有效的方式刺激经济，落实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一些改革的反对者，试图把苏联时期的改革进程与现代中国的改革作比较。我认为，这样的企图不能接受。
苏联的重建和中国的改革，从一个方面，彰显了改革在我们两个国家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那就是力图在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践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经历了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最终走上了激烈的改革道路，意图根本上改善本国国民的生活，发展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人物周刊：您自己是否曾经比较过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您的结论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不该忘却我们两国各自的历史独特性。这不单是地理和人种的差别，两国文化有许多特别之处。苏联更多地和欧洲历史相联系，这个传统来自于古希腊和罗马。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典型代表，有数千年的东方智慧、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天才的诗词和绘画大师的艺术成就。
我们两国也存在着历史和当代的社会政治差异。今天俄罗斯试图在私有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后工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延续自己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两国人民在思想性格方面也有差异：我们的特点是，喜欢通过快速而激烈的方式解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立即做好；中国人则相反，其固有的特点是，从容不迫地达到预定的目标。
我相信，每个国家都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但是，不考虑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历史特性，就匆忙地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复制从不可能达到成功。无论是中国的“大跃进”，还是俄罗斯跃进到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因此，尽管有些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型，我依然坚持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全面的现代化，从经济领域开始，以政治和社会精神领域为终点。对于中国，这个任务有其目标制约，即在本世纪中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对于俄罗斯，则是要克服社会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转型失败后开始的落后局面。
人物周刊：如果您有机会再次在苏联进行改革，您会改变您在位时的哪些做法？
戈尔巴乔夫：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依照当时需要，及时对政党进行改革。第二，那时候需要把苏联慢慢地变为分散管理。第三，解决市场上不足的问题。(接着，戈尔巴乔夫笑着说)第四，把叶利钦派出远远的，让他当个外交官。
“我的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历史上的先辈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您的“新思维”之后，俄罗斯尝试过“休克式疗法”等多种发展模式，对于俄罗斯自独立后的变革和发展道路，您怎么评价？
戈尔巴乔夫：据我所知，中国对苏联的改革和稍后的俄罗斯的激烈转型有很大兴趣。应该注意到，大部分俄罗斯人，并不接受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休克疗法”。因为这个疗法忽视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贪婪的私有制关系绝对化了。
实践显示，大部分人更接近这样的政策，那就是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平等、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民主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我自己在苏联的改革时期就宣布过。我的很多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鉴于俄罗斯在1990年代改革模式的代价和缺点，在本世纪初的俄罗斯，出现了根本上的转折，从叶利钦时期的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到了加强国家和社会取向的政策。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十多年前，俄罗斯进行了很多民主化的改革，现在，俄罗斯变得越发集权了。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变？
戈尔巴乔夫：走向民主的过程是无法回避矛盾和困难的。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混乱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定的中央集权，采取决断的措施，克服那时候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其他的分离趋势。处理这些问题所采用的措施，不应该和对民主自由和公开性的打击混为一谈。
“我与邓小平开启两国和平的大门”
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事实。
人物周刊：现在有个说法“和平崛起”。在当今的世界背景下，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地位和意义？
戈尔巴乔夫：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由于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地位，是稳定发展和热爱和平的国家。我很高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针对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和冲突，表态支持和平决议。为了建立公正的全球秩序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他们推动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人物周刊：1989年5月，您曾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握手，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您怎么评价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戈尔巴乔夫：我曾作为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会见了邓小平。我们成功地商定从根本上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搁置了许多有争议的、导致我们以前冲突的问题，开启了通向和平未来的大门，确立了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也很高兴，这个关系至今成功得到发展。这不但对俄罗斯和中国，而且对全人类有利。
现在，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具有全球意义。1991-2010俄罗斯的转型之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31日10:19 南方人物周刊1991-2010俄罗斯的转型之路
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在4位国家政治领袖的带动下，形成了“起承转”的连接。但是何时能“合”，以怎样的方式“合”，则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尘埃落定——这是普京定下的“手动档”治国的界限
特约撰稿 姚望 发自莫斯科
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完全认清楚的。对于戈尔巴乔夫，或许我们应当把他放入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对他的历史作用有所观察。
自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推进民主化开始，后继的俄罗斯总统们都为民主化的大戏设置了不同的场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起”，叶利钦是“承”，那么普京、梅德韦杰夫就是“转”。至于“合”在哪里，目前人们寄希望于未来。
戈氏 民主的先行者，启动民主化道路
对于缅怀苏联的左翼人士来说，戈尔巴乔夫实在不可原谅，在他们的意识中，戈尔巴乔夫要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他上了美国人当”、“他以为美国的都是好东西”，在一次莫斯科的“五一”游行中，一位中年左翼愤愤地说。
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2008年5月6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有类似的反思：“美国人承诺，在‘冷战’结束后，北约的边界不会超过德国，而现在中欧和东欧的一半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当初的承诺到哪里去了？”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苏联的解体也不是他想见到的。
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掌舵人。他担任了总书记的职位，也继承了总书记的权力，他很希望苏联这艘大船能在他的带领下破浪远航。他用计划的手段，在苏共的主导下推进改革。当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又希望按照自己设定的步骤推动民主化，但是局势最终超出了他的预期。
在苏联酗酒的人很多，戈发动了反酗酒运动，以“整顿国民精神秩序”。他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为原料的酒类，商店限量供应酒类。可惜事与愿违。一方面限制使酒类工业的上游——水果产业几乎破产，另一方面私酿酒风行。结果这一运动不了了之。
戈氏起初使用计划手段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推行“加速战略”，全面改革经济管理模式，给企业放权，大搞劳动竞赛。但由于经济改革者的经验还停留在计划思维阶段，对于市场理解不深，再加上政府内部官僚体制的惯性比较大，经济改革的步子也不协调，碰到了阻力。1985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是3.2%，1986年后下降到2.8%。“加速战略”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
这时候，他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想以此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改革，同时监督苏共的干部队伍。由此，他终于开启了一扇门，一扇他无法掌握的民主化的大门。
民主化的起点是提出了“公开性”的口号，放开了舆论环境，自由言论纷纷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开始重新评价和反思苏共的历史，并形成了种种和民主有关的概念。
楼管员丽达大婶回忆这一段时的感觉是：“当时不清楚怎么回事，突然有些乱。”她记忆中的黄金时代是安德罗波夫(1982年到1984年任苏共总书记)时代，“那个时候很有秩序。”
那时的苏联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很直观。人们希望舆论开放，希望多党制，希望亲自选择国家领导人。人们也开始相信，全人类具有普世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人道主义。其中还包括，加盟苏联的各个民族可以自由讨论民族自决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
五十多岁的政治学者安德烈对笔者说：“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前，人们的行动自由度没那么高，尤其在找工作方面有限制，有些人比如犹太人，虽然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公开化后他们拥有了自由找工作的权利。”
但安德烈对“公开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公开化’之后，自由泛滥了。人们对过去采取批评的态度，不但批评不好的，也批评一些好的东西，破坏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伦理规则。比如社会主义式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以及爱国主义等。”他总结道：“自由化给人带来了自由，但是没有带来规范，自由扩大了人的选择范围，但是丢失了理想。”
伴随着涌动的多元社会思潮，戈尔巴乔夫主导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权的尝试。首先是修改党纲，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提法，把党的权力转到最高苏维埃，并推动修改苏联宪法，通过竞选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1990年第三次人代会议上，进一步取消了宪法中规定的“苏共党对国家领导作用”的条款，并规定了公民有结党的权利。还在苏联设置了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届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推动了民意、顺应了民意，并且似乎是推翻官僚制的先锋，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但是，有3个因素影响了他获得“苏联民主之父”的殊荣：
各个加盟共和国在“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下，自波罗的海三国始，纷纷欲摆脱苏联的控制，连俄罗斯也打算独立。这就消解了苏联整个国家的权威。
叶利钦通过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和政策不彻底，进展缓慢，没取得什么成绩”，以及从体制中脱离，成了反体制的英雄。而他的形象一改苏共官僚们的沉闷之气，在选举时代很能挣得选票，并尽收这样的光环，掌握了当时的民心。
“八一九事件”给了戈尔巴乔夫最沉重一击，一些还打算维护苏共体制的官员期望通过政变结束政治改革，挽救苏联。但是民心已经不向着他们了，连军心也不能收复。这一事件中，叶利钦成了反政变英雄，并在政变后实际掌握了原苏联中央所掌握的权力。
最后，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签订新《独联体条约》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则无奈地在1991年12月25日辞职。
“戈尔巴乔夫是个好人，但是选择了不明智的方法。”这是丽达大婶的评价。不过当时对戈尔巴乔夫的离职，她并没什么遗憾。如今的她则期望能改善生活。她抱怨，以前很多东西是免费的。赫鲁晓夫式的房间虽然小，但毕竟是自己的。但现在什么都没有。
在前代总理盖达尔出版的著作《帝国的消亡》中，他对苏联的解体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方面苏联的经济很困难，希望得到援助，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呼声很高，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选择了经济援助。
当“八一九政变”的领导人试图劝服戈尔巴乔夫和他们一起，对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
不采用武力，符合他所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也许这是成长于揭批斯大林大清洗的赫鲁晓夫时代的青年干部的共同印记。
叶利钦 民主发展，承上启下
1991年底，随着苏联国旗的飘落，叶利钦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建国元勋。他要大展拳脚，为俄罗斯的民主之路打下框架。
选民也给予了相应的预期。独立初期的俄罗斯，人们很朴素地想，万恶的官僚体制结束后，这些被自己选出的民主精英能够为自己办事。逻辑线很简单：民主意味着民选，意味着三权分立，民选的官员会为选民谋利益，而权力的制衡可以防止某些官员为恶。所以他们很真切地希望，新的俄罗斯能很快给自己带来利益。
叶利钦成了这样的化身，可以把他们带到更好的道路上去。即使叶利钦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如1993年以炮打白宫的方式，瓦解了对手的对抗，人民也认了。
可惜事与愿违。
刚独立时推行的“休克疗法”，并没有给俄罗斯百姓带来实际的利益。人民对新的体制失望，他们对经济迅速恢复的幻想破碎了。
第二届杜马选举，表现了这种愿望。象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的政党遭到了打击，左翼政党有向上的趋势。这表达了人民经过比较后的失望。
1993年第一届杜马选举，盖达尔领导的自由派政党“俄罗斯选择”在450席中占了96席，成了议会第一大党，俄共获65票是第三大党。而两年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俄罗斯选择”连进入杜马的门槛都没达到。而俄共获得157席成了杜马第一大党。
但这一时期，民主思想获得了普遍的传播。1993年，叶利钦希望通过武力去攻占议会时，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不想执行这样的命令。只是在一颗子弹意外打死“阿尔法”(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一位军官后，部队产生了愤慨情绪，促使他们进攻议会大厦。叶利钦在自己的自传《总统笔记》中对此作了描述。
叶利钦也基本遵守了民主政体。1996年大选之前，民调很不看好叶利钦，以致总统安全局长科尔扎科夫建议取消总统大选。不过叶利钦本人没采纳这个建议。其后利用执政的条件和传媒指责俄共想要回到苏联时期，在寡头帮助下，叶利钦险胜共产党的候选人久加诺夫。不少观察家认为，把俄共和苏联时期的消极现象联系起来，从而获取选票，这是从叶利钦直到现在的俄罗斯总统获胜的秘诀。
“苏联时期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人们并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政治学家安德烈说，“因为现在人们有了自己的资产，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读书。”
女商人薇拉说：“当然不愿意回到苏联时期。那时还不错，哪像现在国力变弱。不过幸运的是，现在开始复兴了。苏联体制只适合那个时期，只适合那个时期的人们，尤其是反抗纳粹德国，但是不适合国家的发展。以前我的父母住在封闭的国家，有许多限制。那个体制早就该被淘汰了。
人们也对这一时期的准民主状况进行了反思。
“叶利钦有积极的一面，他打碎了原有的极权主义模式，初步地，只是初步地建立了民主的基础。”政治学者安德烈这样说。“但是当时人们滥用了自由，人们用这个口号不遵守秩序，犯罪率上升。”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六十多岁的让娜向笔者表示。相比较3个总统，她最喜欢叶利钦，因为叶利钦给国家打下了基础，但因为战争，他没有精力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让娜送了一本精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笔者：“这可能是最后一版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她的脸上透着遗憾。
叶利钦执政后期，共产党左翼主导的议会和总统之间关系紧张，政府更迭频繁，经济危机又加重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普、梅 民主何处，转的精彩？
普京当选总统，的确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一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有着克格勃背景的强力人士，当选了总统。
不过他2000年的当选，被认为是符合了宪法，符合了民主标准：公开竞选，全民投票，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然他也借助了他作为掌权者所拥有的便利，有车臣的胜利军事行动作为功绩。
西方一开始也对他抱有推行民主的厚望，美国总统小布什“从他的眼中看出了真诚”。不过，随着任期的推进，西方人士转换了思路。普京收缩了反对党的权力空间，收缩了地方的权力，通过打击寡头，把原来寡头旗下的传媒转换到了自己的手中。
普京在收权时，也善用民意。比如发生公共事件时，利用民众的群情激愤，收缩权力。
2002年，莫斯科大剧院事件，由于独立电视台的报道，泄露了警方的行动，独立电视台领导被更换。不久，修改了《传媒法》，对媒体在反恐行动中的报道进行控制。
2004年，9月13日，别斯兰人质事件爆发10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台了一系列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国内安全为目标”的反恐新举措。一是要改变现行地方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制，用任命方式替换全民投票选举制，在总统提出地方行政长官人选后再经过地方立法机关表决通过。二是将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混合选举制度(450名议员的一半按照政党比例分配，一半由各大选区选举产生)改成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制。
布什还像老大哥一样教训普京，他认为，“伟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保持权力的平衡。”
但是安德烈不同意这个看法，“叶利钦为了争夺中央权力获得地方的支持，对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领导人说，你们需要多大的自由就给你们多大的自由，这样就使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很大，像国王一样。这使俄罗斯有进一步解体的可能。”
2004年，笔者曾经询问一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怎么看待普京的政治。那位美国学者说，普京会大力推行民主，这是总统第二期为自己树立历史丰碑的时刻。也有分析认为，普京会推动两党制的发展，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
不过，随着普京成为总理，打碎了西方世界对美国式民主之路的想象，俄罗斯似乎被披上了不民主的外衣。
但普京还在坚持着民主的底线。他不敢超越宪法的限制，连续三任当选总统。如果这样做了，会失去民心。2007年11月，一个俄罗斯民调向受访者提问：“是否应该将普京定为终生总统？”调查结果是三分之二的人反对。
笔者的朋友薇拉说：“如果普京修改宪法谋求三连任的话，大家还是会投票给他，但是人们会很失望。”
很有可能，普京是怕丢却其老师索布切克和叶利钦对民主的希望。普京在2007年底一次采访中说，把自由赋予俄罗斯，这绝对是叶利钦时代的历史功绩。
普京也一直尝试用西方式的概念来描述权力。比如他当选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同时也预备接任总理时说：“作为政府首脑同时担任政党的领袖，是文明的和自然的做法，民主国家的传统都是如此。”
笔曾者问过一位发社会主义传单的小姑娘，怎么看待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她说，经济发展是不错，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然后她又匆匆继续她的宣传了。
2008年3月份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32%的受访者认为，普京执政期间的不足，是没能打击腐败和受贿；18%的人认为是没能限制寡头影响力；17%的人认为是打击犯罪不力。 53%的人认为，普京执政时期居民贫富分化扩大。大约70%的被调查者对普京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政策表示满意。
安德烈也表达了他对普京的认可：“普京制定法律，采取权威性措施，限制过度的民主泛滥，使国家走上稳定的道路，使政治经济都获得安定。在他当政时，生活有了好转，比如我的表弟，有自己的卡车跑运输，在以前，罪犯和警察常向他勒索。现在国家有秩序了。”
2008年总统大选中，梅德韦杰夫在普京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有西方媒体指责不民主。
莫斯科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笔者说：“叶利钦时代的民主有些乱。但我认为本次大选是民主的，我投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博士生爱德华说，普京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证明是成功的，其他人还没得到证明。所以如果选其他人的话，风险会更大。
梅德韦杰夫成为这块土地上第四任总统，他在就职时说自己的最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公民自由、经济自由和开发公民的新机遇。”
他上任不久，就推动了修改宪法，使下一任总统任期由4年变为6年。梅总统也大力开展反腐工作，并不时发表政改言论。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发表《前进，俄罗斯》一文，提出要把俄罗斯建立为“以民主价值观和民主体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
在这10年中，曾在解体之初叱咤风云、具有西方自由主义背景的政党都未能进入国家杜马。2007年，棋王卡斯帕罗夫作为反对派曾被短期拘留，理由是“没有遵从集会游行的条例”。
不过莫斯科的街头还可以容纳反对派的合法呐喊。2006年9月25日，有个名为“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组织一度攻占俄罗斯财政部大楼，并高呼“普京下台”的口号。这个组织目前还能参加合法的游行和集会，他们旗帜的中间，是黑色的镰刀斧头。
俄罗斯民主之路走向何处？
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民主化之门。2007年12月，普京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我不大可能敢做的事。他们向摧毁原有体制迈出了一步，俄罗斯人民已经不能忍受这个体制。我不能确信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迈出了第一步。”
“民主”的概念得到俄罗斯社会的确认。2007年12月的一个民调显示，大约67%的民众认为俄罗斯需要民主。
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在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先后带动下，形成了“起承转”的连接。但是何时能“合”，以怎样的方式“合”，则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尘埃落定——这是普京定下的“手动档”治国的界限。2007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说，俄罗斯最近15至20年需“手动档”治国，“当各种必要的法律条件和所有市场经济因素得以建立的时候，国家才可以摆脱‘手动档’而转向‘自动档’”。
安德烈说：“当然也有担心，他把权力都集中在手里。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民众的爱国自豪感得到恢复。”
这个国家最盛大的仪式，是每年5月9日的胜利日大阅兵。也许俄罗斯当局认为目前最紧迫的，是提高国家的实力，以映衬普京的主权民主。
现在的俄罗斯人民有着更多的要求，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的让娜说：“现在经济条件比苏联好，但是人的心灵秩序就比不上以前。”
“现在社会富裕了，但我们丢掉了理想。”安德烈说：“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人道主义，现在人们都很忙碌，也希望富人能帮助穷人，帮助孤儿和老人。”
更多的人道主义？这似乎是20年前戈尔巴乔夫的诉求。在他主导下，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中宣布：“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何失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9日 11:09 南风窗
历史并不如烟，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戈尔巴乔夫未能保住苏联，未能保住自己的宝座，但他开启了俄国走向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之路，当今俄国的民意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带给他们的进步。
文|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苏共拯救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尝试，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苏联的改革跌宕起伏，不仅深深影响了苏联，更震惊了世界。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苏联唯一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恰好满80岁。时光倒退到1985年3月，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终于打破了苏联老人病夫治国的局面，成为战后苏联历史上最年轻、文化水平也最高的党和国家首脑。他踌躇满志，准备把苏联带出停滞状态，重振大国的雄风，但是，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却在戈尔巴乔夫手上解体了，一日之间就不复存在了，这让许多人不解，探索苏联解体这一世纪之谜成了热点。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
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改革，按照苏联的体制和戈尔巴乔夫的身体状况，也许他现在仍是苏共的总书记、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却发动了一场针对苏联体制的改革，结果是自己失去了权力。如此看来，如果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利益出发，他实在不应该改革。
从当时苏联的情况看，改革是必然的。正如俄国学者所描述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联不仅在对内政策，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朝着保守主义甚至新斯大林主义的方向迅速倒退。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那种在冻结体制下过太平日子的梦想开始实现了。泱泱大国如同发动机出了故障的大船，已操帆停泊。愈来愈显而易见，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完全依靠核武器维持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其他指标，它已迅速接近三流国家。”党的上层是一些老腐昏庸者，民众没有影响社会进程的可能，一些对社会无望的人，借酒精麻醉自己，酗酒成风，苏联男子的寿命因此在1970年代从66岁下降到了63岁，酒精中毒死亡率达到千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为万分之一)。80%的恶性犯罪与酗酒有关，“约有90%的旷工与纵饮无度相关。1986年苏联进过麻醉品成瘾学习班的酒鬼人数多达400万之众，每年进醒酒所的人将近900万。”因酗酒而造成的怠工、旷工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统计。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连科所说：“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性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极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的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看到和体会到了体制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想有所作为的领导人，他早就盼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改变国家的现状。在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期，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了安德罗波夫的革新，但安德罗波夫当政只有短短的15个月，人们刚燃起的希望又被契尔年科浇灭了，在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里，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更迫切了。在国际上，苏联面临美国里根政府“星球大战”的压力，东欧不稳，在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苏联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任何一个有健全思维的人上台，都必然进行改革。
由于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并对社会进行了严格控制，其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希望，他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
苏联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激进式变革，许多人从中国的成功和苏联改革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苏联如果采用中国的渐进性改革，情况会好得多。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些俄国学者也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本人也认为不能把中国与苏联简单类比，两国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采取的措施在苏联未必行得通。
中苏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下面开始的，正是安徽农民冒险签下承包土地的协议，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门，之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背后都有民众强烈的诉求。苏联的改革则不同，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源于两国的国情不同。
中国当时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和农业人口占80%，生产力主要还靠人力，农民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邓小平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农村形势马上改观，甚至连那些极度怀疑的人都被迫承认，改革取得了成功。在农业改革成功后，中国又开始在工业和经济等其他部门实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局面，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石，为了刺激经济并使其多元化，苏联必须大幅度压缩并改造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设备更新。苏联的农村人口只占1/4左右，且多是无法到城市谋生的老弱妇孺，戈尔巴乔夫提出把土地出租给他们50年，却没人愿意承包，因为他们无钱投资购买机器，靠人力有宅旁园地就够了。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比苏联短得多，当时懂得商品、市场为何物的人还健在，许多民族资本家用补发给他们的钱去办商业企业了，返城的几百万知青难以就业，只能自谋出路，发展个体经营。苏联则不同，搞了60多年计划，涵盖了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懂得市场和商品经济的人几乎不存在了，因此，其改革只能围绕如何完善计划工作搞，自然难见成效。
中国是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寻找出路，10年内乱刚结束，改革的阻力相对小。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比中国好得多，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掌握着国家经济大权的企业领导人和部委领导，缺少改革的动力，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受到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抵制，经常难以落实，因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打破“阻塞机制”。但民主化和多元化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削弱了将苏联公众与社会凝聚起来的力量。结果，苏联陷入了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间的激烈争斗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
两国改革的国际环境也不同，苏联作为冷战的一方，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全世界都在声讨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对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外交新思维，西方持怀疑态度，在经济上为苏联的改革制造了许多困难，石油降价大大加剧了苏联的危机。同时，苏联虽然放弃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大目标，但仍然坚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把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上日程。中国则与美国结成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同盟，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外部资源，也得到了外部世界的积极响应。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的改革步步深入。
此外，领导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同。领导中国改革的邓小平经验丰富，有极高的威望，能够放手进行大胆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则缺乏领导者的魄力和经验，开始只能在既定的、有限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进行尝试。
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如何？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3月~1986年，实施“加速战略”；1987年~1988年年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6月~1990年初以完善苏维埃为核心的改革；1990年3月~1991年8月，实行以总统制和走向市场为核心的改革，但被8·19事件所打断；1991年8月~12月戈尔巴乔夫努力保住联盟。
“加速战略”实际上延续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做法，试图在原体制下通过加大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提出了公开性和民主化的问题，要建设“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由于“加速战略”行不通，从1987年才真正进入改革阶段，提出干部制度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并未落实)。制定企业法，让企业成为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的单位，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主权无法落实。工人选举厂长并没有选上会经营者，企业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厂长通过给工人多发工资获得工人支持，结果商品短缺没有解决，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人民更加不满。政治体制和因循守旧的干部阻碍着改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给各级干部以压力，激发人们的改革热情，于是，从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开始，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权力从党的手中转到苏维埃手中，开始选举人民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方针政策。由于商品短缺、生产下降等问题并没有解决，人们自然把不满发泄到苏共头上，反对派势力迅速发展，各地罢工风潮不断。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经济改革。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从要求扩大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发展成要求独立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混乱，从1990年3月开始，苏联的改革进入了实质性变革体制阶段，实行总统制，承认多党制与多元化，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改革联盟体制，给地方以更大的权力。但是，这一改革遭到党内保守派的抵制，他们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其结果与事件的发动者愿望相反，不仅未能拯救联盟，反而加速了联盟的解体，苏共和克格勃这两个维系联盟的纽带解散。此后，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保住联盟，尽管他对叶利钦等人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他们还是不能容忍戈尔巴乔夫的存在，最后，3个斯拉夫共和国一纸协议宣布了苏联的死亡。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起初并不想改变苏联的体制，也不知道苏联的改革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们认识到了“苏联在非常时期是强大的，但在较为正常的情势下，我们的制度让我们处于劣势”。“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显而易见：僵硬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对抗，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但对用什么样的体制取而代之并不清楚，缺少耐心的苏联人急于改变现状，要求进行激进改革的力量迅速发展，推动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往前走，渐进改革之路走不通。
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哪些失误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未能达到更新社会主义的目的，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提前辞职。造成这一悲剧性后果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苏联领导人长期拒绝改革，积累了太多的矛盾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但苏联并非注定灭亡，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大失误，促进了国家的解体和体制的崩溃。
首先，在改革方针的选择上，戈尔巴乔夫犯了许多错误。
改革伊始，戈尔巴乔夫仍把重心放在了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一直如此)，同时进行反酗酒和与“非劳动收入”作斗争，加重了经济的困难，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才转入经济体制改革，在实施经济改革后他发现，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把经济改革进行下去，不能使改革拥有不可逆转的保证。这个思路没有错，但是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激，面铺得过宽，结果，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了，新的又未能运行起来，苏联成了随波漂流的“无锚之舟”。如果戈尔巴乔夫从发展党内民主开始，实行党政分开，逐步使苏维埃成为名副其实的立法机关，理顺党政关系，苏联还会重新振兴。但是，戈尔巴乔夫教条主义地提出所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脱离实际的口号，把立法和行政权都交给这个人数众多、意见分歧严重、工作没有章法的组织，让它承担起领导和管理国家的重担，显然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克服经济危机的作用。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纠正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在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在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下，苏联还视市场和私有是资本主义的，迟迟没有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继续把大笔金钱投到传统项目上，没有把解决民众日用消费品需求的问题放在重要地位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没能让人们体会到改革所带来的实际物质利益，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戈尔巴乔夫却没有给予民族问题以更多的关注，未能积极应对民族意识的增长，没有及时调整各民族共和国合理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未能及时革新联盟。他后来自己也承认：“我们对共和国联盟的改革也太迟了。这些共和国已经成了真正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经济和自己的统治阶级。”对于极端民族主义也未能有效遏制，致使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恶性发展，最终使民族主义浪潮冲垮了联盟大厦。
第二，没有依靠苏共形成领导改革的核心力量。
苏联共产党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机关，苏联的政治体制确实应该改变，但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不能轻易把这个机关弃之不用。苏共也是维系联盟的纽带，它的削弱，必将使国家陷入混乱。戈尔巴乔夫没有从实现党的民主化开始，而是从社会民主化开始，不是通过改革党，使党更具活力来领导改革。戈尔巴乔夫把党的干部看成是既得利益的代表，当成了改革的障碍机制，使党内阻碍其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如果说在苏共27大上全党都拥护戈尔巴乔夫这个总书记，到苏共28大时已经有许多人站到了反对他的阵营里了，到1991年4月全会甚至要罢免他这个总书记，1991年8月19日他们终于发动了废黜他的政变。
戈尔巴乔夫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所依靠的叶利钦和利加乔夫，是两个性格相似——都很固执和不妥协，观点却不同，甚至对立的人，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冲突制约着改革的进行。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先后在政治局主管过意识形态，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经常发生冲突，作为党的第二书记的利加乔夫要发挥领导作用，作为总理的雷日科夫希望独立工作。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在1989年关系紧张，1990年雅科夫列夫与雷日科夫关系又趋于恶化。党内一部分人抱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放，另一部分人则想对之进行根本改革。党内的争斗不仅导致了党的分裂，也延误了改革。戈尔巴乔夫既向保守派让步，又向激进派的压力妥协，他允许保守派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允许激进派在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中占据决定性地位，最后这两派都抛弃了他，其改革也在两派的夹击下失败了。
第三，忽视了法制建设。
民主与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律约束的民主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改革需要建立法律规范下的民主体制。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各级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建设法治国家的意识，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没有及时加强法制建设，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在决定苏联命运和改革的问题上，决定一切的仍是权力。
苏联是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其三部宪法都有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这实际上只是招牌，并未真正打算实行。直到90年代初，面对波罗的海三国欲退出联盟，需要解决如何退出、怎样退出的问题。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俄罗斯联邦法律高于一切，这明显违反苏联宪法，从此开始了“主权大检阅”，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宣称在本共和国内本国的法律高于一切。苏联宪法和法律制度在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代表的眼里，一文不值。在民族分离运动中，没有人想想是否合法。
就重大事件进行全民公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叶利钦等人却置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于不顾，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协议，便宣布了苏联这个由15个成员(当时还有9个)组成的联盟国家停止存在。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也是权力。
第四，用人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不会识人用人，最大的失误是对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是一个虚荣心、权力欲都很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行政组织能力很强的人，戈尔巴乔夫把他调到中央，只安排他当一个建设部长，显然不会让叶利钦满意。后来，戈尔巴乔夫让叶利钦担任首都莫斯科的第一把手，本想让叶利钦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助手，但他并未给叶利钦相应的政治地位，没有提升他任政治局委员，这对一个首都的领导人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当叶利钦发难，要辞职而去时，戈尔巴乔夫并未让他彻底离开政治舞台。站到戈尔巴乔夫对立面的叶利钦成了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他们二人的争斗成为导致联盟国家解体的重要因素。雅科夫列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看重和信任的人，也是受利加乔夫等人攻击最多的人，从他发表的言论看，此人与戈尔巴乔夫的信仰不同，戈尔巴乔夫有社会主义信念，坚信苏联应该走社会主义之路，但雅科夫列夫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采取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所信任和竭力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任命的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博尔金跟他的观点和看法也不同，他们最后发动了反对他的政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苏联改革的进程是复杂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表面上看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其根源还在于斯大林体制，是这一体制长期不改革，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也犯了一些错误，其许多改革措施出台得过于匆忙，政策改变太快，他囿于传统思维，迟迟不肯进行价格改革，对私有制、市场经济也长期排斥。但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也是苏联体制的产物。
历史并不如烟，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戈尔巴乔夫未能保住苏联，未能保住自己的宝座，但他开启了俄国走向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之路，当今俄国的民意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带给他们的进步，人们有了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和迁徙的自由，有了选择国家领导人、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治权利，有了拥有财产的权利，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模式。
戈尔巴乔夫开启的俄国社会转型代价过大，许多损失本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如何在改革中减少保守主义的干扰，抑制极端激进主义的发展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此，培养民众的民主素养、公民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显得十分重要。
戈尔巴乔夫——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2011-04-28 16:12:20)
可是，读完了《奔向自由》，获益匪浅的同时，我也感到像卢梭说的那样，自己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知道我想说什么，可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毕竟，对戈尔巴乔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人的感情复杂多样，而我下笔时却不能无视这种复杂的强大存在。
中国还缺乏能够深入敞开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成败的环境。不过，贬之为罪魁也好，捧之为圣贤也罢，不管怎么评价，事实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世界。谁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德国统一、东欧国家变革不再遭遇“布拉格之春”时的噩梦，当然还有苏联解体，都有戈尔巴乔夫的印记。
正如兹德拉沃梅斯洛娃的文章中一个小标题所言：“有他，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不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让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流放生活，解除了公开批评党和国家领导的禁令，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苏维埃人民代表选举民主化，允许集会和游行示威……因为有了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历史从1985年开始拐弯。
戈尔巴乔夫是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可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人们对他并不怎么看好。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杰克·马特洛克就说，“当时没有人存有幻想，认为戈尔巴乔夫容易对付，相反，一些人认为他将比其前任更强硬”。马特洛克的前任阿瑟·哈特曼，他在1985年4月给里根总统的情况通报中说，戈尔巴乔夫“眼界狭隘，观点陈旧”，上台后一定时间内将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则预测戈尔巴乔夫可能比他的前任“更危险”。
巨石似乎没有松动的迹象。毕竟，苏联当年的情势就像牛津大学教授阿尔奇·布朗所说的那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够在苏联牢固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向多元的政治制度和平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会不会也像抛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在玩弄新的政治词藻中墨守陈规呢？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就是“完善”这个词成了不深入改革的另一种巧妙表述？即使戈尔巴乔夫要改革，他又能够走多远呢？
阿克顿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可他戈尔巴乔夫，就拥有这种绝对的权力。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说过：“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换言之，他完全有机会像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们那样，牢控权力，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生时没有天翻地覆，就是苏联依旧停滞不前，那又怎样，难道死后马克思或上帝会找他戈尔巴乔夫的阴魂算账不成？！齐普科就说：“如果另外一个人处在戈尔巴乔夫的位置，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放开手中的缰绳，不会与谁分享自己的权力。”古往今来，这都是政治常例，而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是这样做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是这样做的。
可戈尔巴乔夫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曾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罗德里克·布赖特韦特则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功绩，是他“使俄罗斯较为容易地转上了深刻的历史改革的道路，他同声誉扫地的苏联制度决裂了，在将国家变为较为民主较为有效益的机体方面走出了头几步，他在结束冷战方面走出了决定性的几步。要是当时苏联政权由另一个人掌舵，他也许会试图对抗历史的进程，这就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困难，流血更多，对我们大家更危险。”
你完全可以不同意布赖特韦特对戈尔巴乔夫的赞誉，但很难否定他所提到的事实。正如曾当过苏联人民代表的尼古拉·什梅廖夫所说，随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俄罗斯开始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是戈尔巴乔夫推动了长期耸立的巨石，而且石头所到之处，没有造成流血。你也可以诅咒戈尔巴乔夫断送了苏联，但没有人能指责他埋葬过俄罗斯人的生命。
戈尔巴乔夫是平静地迎接自己权势终结之日的到来。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顶楼的苏联国旗徐徐落下。从此，苏联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权势也离戈尔巴乔夫远去，他成了平民百姓。对于那些权力迷们来说，戈尔巴乔夫放着权力和荣华富贵不要，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怪物。当年，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伯爵不也这样评论过十二月党人：“通常鞋匠革命，为的是好当大老爷；但在我们这里，却是大老爷想要充当鞋匠。”
本来，戈尔巴乔夫手里的大权远非里根老布什所能比拟。只要他不去用自己帝王般的权力启动政治改革，他本可以用克格勃对付一切不同的声音，用报刊把自己打扮成英明伟大的领袖，用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扑灭任何一个地方的火星……前提是只要他愿意。可他竟然没按常规出牌。
面对重重阻力，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回避动摇政治体制，用“赎买”的方式，即通过进一步腐蚀权力来推动经济的成长，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改”。觉得俄国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戈尔巴乔夫，不想保留斯大林模式的“旧有灵魂”——即苏共对权力的垄断。我们可以假设，倘若戈尔巴乔夫不强调“公开性”，不宣扬“需要多一些光明正大”，需要“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将斯大林模式的“旧有灵魂”原封不动，捂嘴关门搞改革，以经济改革来缓解和释放压力，或许苏联和苏共今天依旧还在，那苏联又会是怎样的前景呢？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会不会陷入一种腐败的漩涡呢？没有人知道。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解冻之后又降霜。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看到民主化过程的规模而有些震惊。有人着急，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让民主导致混乱。”可戈尔巴乔夫并不准备收紧走回头路，而是认为“这些人为什么着急？他们根本不是为社会的重大问题而操心，他们关心的是私人利益。”开弓没有回头箭。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提出了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要“通过革命性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批评现行政治体制是“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
在亚纳耶夫等人1991年发动的“8·19”政变中，数百辆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和几个伞兵团被调往莫斯科街头和广场。紧急状态委员会想用坦克和刺刀对付在改革过程中激发出来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政变者的要求：要么辞职，要么签署紧急状态总统令。他不愿看到坦克改变改革进程。政变很快在一片反对声中失败了。即使到了1991年发表告别演说那一刻，戈尔巴乔夫还在告诫俄国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戈尔巴乔夫那是真的革了自己的命。结果，苏联彻底死了。但那是一次安乐死。俄罗斯没有陷入内战的血泊之中。
对苏联来说，在最后的挣扎里，所流的血，还不及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一次车祸，一次矿难。有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许，他们惊讶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武力居然没有指向自己的人民。这远比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更让人惊诧。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生平的一个重要教训：“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政治家并非是没有自己选择余地的木偶。事在人为。倘若戈尔巴乔夫信奉武力，不怕两败俱伤，苏联就不会有和平转型的可能。我想，即使到享尽了天年那一刻，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被带血的噩梦所纠缠。
许多人把戈尔巴乔夫拱手让权视为软弱的表现，严重的失败。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是脑袋出了毛病的傻子，他也知道，“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但他并不因此就把掌握权力当成生命的最高价值。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立场。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演说中称：“所有局部的改革（已为数不少）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正因如此，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有仅仅为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在数年的时间里‘称王称霸’。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这份《告苏联公民书》，他又把它作为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的代序。我想，戈尔巴乔夫并不担心人走茶凉。或许可以套用一下林则徐的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何惧回家卖红薯？也许正是因为面对权力的那种平和心态，离开权力中心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才会有这样一种坦荡：“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意志。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作者：黄钟
陈祖芬：戈尔巴乔夫，开创历史的世界伟人
发布时间:2011-04-26 11:18 作者:陈祖芬在许多媒体上，我们看到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他的新思维导致了东欧巨变，他的改革失败，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完全解体崩溃。戈尔巴乔夫简直就是千古历史罪人。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的观点是戈尔巴乔夫是真正的世界级伟人。理由如下：
一，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为此他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美苏冷战自二战后开始，长达半个世纪。冷战不但促使美苏两国的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而且也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命运。比如，东欧长期被苏联绑架，不能独立自由地发展。由于戈尔巴乔夫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从东欧撤军。东欧巨变。由于戈尔巴乔夫导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告一段落。冷战的以美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毛预测的社会主义将很快解放资本主义的幻想被事实彻底击破。
冷战结束的意义是，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很多国家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文化建设上。
二，第一个真正在政治上结束斯大林模式的人
所谓斯大林模式，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说白了，就是极权专制。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等对斯大林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对其体制进行了改革。比如，在经济方面承认了一定的物质刺激[奖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锅饭，给企业和农民一定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市场规律。在政治上，结束了斯大林大规模屠杀异己的残暴行为，比以前的政治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
然而，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苏联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在和美国的争霸斗争中，苏联已经坚持不住了，各种矛盾不断激化。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的改革虽有一定效果，但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模式，只是在原有体制上小修小补。经济上没有完全自由，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还是一党专制，还是不给人民选举权，还是政治干预经济太多。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在思想、经济，政治等方面实现了苏联最重大的变革。
1987年后，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转为对苏联模式的全盘否定。他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个人所有制以及多种经营形式的基础上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民主化、开放性和公开性；各民族真正平等制度；实行和平对外政策。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同年6月苏共28大正式通过了这个纲领草案，宣布苏共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特征是：①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克服人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地参加社会进程。②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③人民的自主意识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国家保护人的权利、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有政治力量在法律范围内自由竞争。④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尊重各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大胆预言：[有朝一日党甚至可能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
在经济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后，开始实行了私有制。1990年10月18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针。
然而，经济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困难重重。这就更使戈尔巴乔夫坚定了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决心。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和活动都让人民知道。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了[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的思想。此后苏共不再以马列主义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其思想基础是以马列主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哲学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8年12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接着在1990年2月苏中共央扩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并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设置；随后，1990年3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1990年7月苏共28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改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盟]。此后，苏联的各种党派团体迅即增多，1990年8月达9万多个，其成员上千万人。
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实现了思想上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一家垄断指导的局面，其实本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束缚，放弃了某党对理论思想和真理的垄断权和强制权，实现了理论思想信仰的自由。在经济上，彻底放弃了国家对经济模式的垄断，让各种经济模式自由发展。在政治上，倡导自治，实行总统制{意味着国家元首要由人民选举产生}，实现了舆论、出版的自由，放开党禁，给予人民选举权，出现了多党并存，打破了一党长期独裁的局面。
如此魄力，请问，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领导人中哪一领导人具备？敢吃这第一口螃蟹？
三，使苏联和东欧实现了民主，推动了全世界民主化的步伐
孙中山说民主是世界进步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世凯和苏共的下台都说明了这一点。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缺乏民主，干部阶层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主义化，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干部群体，逐渐蜕变为一个与人民利益对立的特权阶层。当人民群众日益感受到特权阶层与自己利益的根本背道而驰时，这种政治体制的衰败和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戈尔巴乔夫的伟大在于他勇敢地顺应了民主的潮流，把苏联引上民主的轨道。在他执政期间，民众知道了政府开会的内情，新闻机构完全独立，人民获得了选举权，其他党派拥有了和共产党一样的平等竞争的机会，三权分立的雏形已成。后来，戈尔巴乔夫将权力顺利移交给叶利钦，在叶利钦执政时确立和巩固了民主制度。而这一切巨大变化，飞跃性的进步竟然没有大规模流血，足见戈尔巴乔夫的智慧。
实现民主的先后顺序，基本可以作为判断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
四，历史积弊一了百了
几十年的高度集权造成了太多的积弊。可以说积重难返。斯大林之后的几位领导人立志改革，结果仍以失败告终。虽然他们都很努力，但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政治上不民主，经济上不自由，思想理论上受束缚的等老大难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才终于有了一个彻底的了断——让人民选择，人民做主。虽有阵痛，但前途一片光明，所有难题将迎刃而解。
五，使东欧和苏联新生
是新生，还是亡党亡国？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
看前东欧和苏联，思想、文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已完全僵化。说得难听点叫僵而不死，其实已死。硬撑下去，只会更糟。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传到东欧，极大地解放了东欧人民的思想。东欧各国都开了党禁、言禁，多党选举象伟大的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一般顺利开展。
1988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宣布苏联将放弃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教条，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他将这个政策戏称为“辛那屈教条”。这个政策在东欧于1989年内导致了一系列大多是和平的革命。只有在罗马尼亚发生了暴力事件。
东欧各国几十年被苏联绑架的历史结束了，几十年专制的历史结束了，他们终于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了。
东欧和苏联一样破茧而出，吐故纳新，老树发新牙，获得了新生。
而这个新生的过程充满了人类的智慧，除了罗马尼亚以外都是和平飞跃。戈尔巴乔夫正是这一伟大新生运动的始作俑者，原初动力。
某些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竟然说，东欧和苏联都亡党亡国了。真是睁眼说瞎话。亡就是死了，没了。请问，东欧和俄罗斯等国都消失了吗？请问他们被外族统治了吗？显然没有。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亡国。再请问，东欧和俄罗斯等国的共产党消失了吗？显然没有。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亡党。准确地说是共产党暂时成为在野党。被人民选下去了。天不会塌下来，也没有塌下来。下次，共产党还可能被选上去，就象现在台湾的国民党。
实际上，这些国家不但没有亡党，而是党派更多更丰富了，原来一枝独秀，现在百花齐放，人民选择的余地更多了。
六，分开过，大家都轻松。
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这是很多人攻击戈尔巴乔夫的理由，也是中国愤青咒骂民主的依据。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苏联解体是好事还是坏事？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再对外扩张，征服了一系列其他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苏联后来仍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图瓦共和国等国家，并通过对外侵略和武力威胁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人、芬兰人等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苏联时期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民族主义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
现在，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和人民都想分开过。那就分开了，有什么不好。要尊重人民的选择。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一定比分开过的家庭好吗？事实证明，现在，大多人选择了分开过，小家庭型。国家并非越大越好。特别是不给地方自治权的专制大国，一般都很糟糕。
结语
让我们记住戈尔巴乔夫的名言：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还有[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准确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戈尔巴乔夫伟大的新思想拿到今天的中国仍然十分的新鲜，仍然能使许多花岗岩脑袋愤怒，仍然能使某些棍棍胆战心惊。
戈尔巴乔夫伟大的实践活动，在中国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们佩服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魄力。他敢于对一个重度绝症患者狠下刀子。而那些在烂肉上盖布绣花的人，将永远是不及他的一个脚指头的庸医。那些庸医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
我们为人类出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伟人欢呼，他使近十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他拯救了近十个国家的命运。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华盛顿一样伟大，甚至比华盛顿更伟大。
2011年的3月2日，戈尔巴乔夫满80岁了，仍活跃在世界和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梅德韦杰夫总统把他请到克里姆林宫，授予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普京向他发去生日贺电，肯定了戈氏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年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守摊子，他现在也许仍然安坐在苏联最高权力的宝座上。但是，戈氏发动了一场针对苏联体制的改革，不过他的许多设想并未变成现实，结果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走上了另一条发展轨道。戈氏是列宁之后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年轻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民众对之寄予厚望，他可用的资源很多，为什么大权在握的他未能解决苏联的问题，未能革新和挽救苏联呢?公允地说，苏联几次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是积重难返。
改革之初丧失良机
戈尔巴乔夫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仍然坚持计划经济，坚信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反对市场化和私有制。
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谈到“加速战略”时说：“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苏共二十七大制定的1986~1990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与以往的计划相似，目标仍很宏伟，核心仍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
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早已成了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吸血鬼，继续加速只会加重经济的畸形。苏联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居民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力度，改变对民用工业的歧视状态，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这样做。从1988年起苏联预算赤字增大，日用消费品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加速战略”的受阻和失败，使本来已经停滞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
戈尔巴乔夫同样迷信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从1985年5月开始，他在全国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反酗酒斗争。这一斗争由利加乔夫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直接领导，这两人都以厌恶酗酒而闻名。他们热情很高，把反酗酒推向了极端，不仅禁止伏特加酒，还关闭了啤酒馆，街道上甚至出现了反酗酒纠察队，以恐怖手段吓唬顾客。反酗酒斗争特别有成效，含酒精饮料的产量在1985～1986年减少了差不多1/2。但苏联失去了重要财源，根据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估计：“国民经济3年至少损失670亿，而精神上的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这一运动还破坏了酒业和葡萄种植业。同时，酗酒现象并没有减少，在工作场所发生的酗酒现象大大增加了。人们有需求，国家不生产，导致私酿酒成风，食糖告急。
有害无益的“加速战略”和反酗酒斗争，使苏联损失了宝贵的两年时间——直至1987年，苏联才真正走上改革之路。这一年苏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月全会、六月全会和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对苏联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性总结，提出了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问题。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的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家与政府成员一起制订了经济改革构想，总思路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对劳动的刺激，提高利润的作用。但对于通货膨胀、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并没有切实的措施，对不合理的价格也没有涉及。“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迅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88年工资增长8%，1989年增长达13%……厂长选举制对劳动纪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削弱了中央机关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能力。在既缺乏市场定价机制，又没有硬性财政限制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引发了尖锐问题”。虽然1988年年中通过了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但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仍然排斥私人所有制，1988年11月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批评爱沙尼亚的同志：“私有制，很清楚，这是人剥削人的基础，而我们的革命完全是为了消除剥削，把它们完全转交给人民所有。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这是极其错误的决定。”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仍同非劳动收入进行斗争。
直到1990年，在政治斗争白热化、反对派开始夺权、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年的3月6日通过了《苏联所有制法》，承认了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1990年7月27日，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但最终却形成了两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双方都不妥协，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调和。10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向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递交了“统一方案”，叶利钦等人从中看到的是对己方计划的否定，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俄罗斯领导人一道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决定独立行事，实施自己的500天计划。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再次走上了对抗，苏联经济只能靠惯性运行——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戈尔巴乔夫落到了四处乞讨的地步，苏联难以为继。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行不通
苏联体制的危机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精神的全面危机，根子在于政治上的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许多苏共高级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说：“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就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承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鼓励他们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恢复列宁时代“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任何问题，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党的政策——经济、社会、民族政策——都应当首先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来执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建立立法和行政合一的体制，条件是苏维埃代表普选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后来苏联建立了立法行政合一的体制，但离开了普选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要恢复这一原则。
戈尔巴乔夫设计的新权力机构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其产生方式是： 2/3的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1/3的代表由社会组织推荐。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权力常设的立法、管理和监督机构，由人代会选举产生，成员为544人，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各有代表271人，外加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
1989年3月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希望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但事实证明社会上潜藏着对苏共极大的不满，叶利钦、索布恰克等成了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在随后进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他们都当上了苏维埃主席，苏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际上失去了控制权。
戈尔巴乔夫把一切权力从党转向苏维埃的做法，显然很片面。在现代政治中，立法和行政、司法是各有分工的，党集中了一切权力有弊端，苏维埃也不能集中一切权力。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但他又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陷入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代表大会实际上变成了群众大会，2000多名各种各样的人把代表大会变成表演的舞台，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事实证明，苏维埃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职责，这迫使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转向了总统制。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受欢迎的是给了人们言论自由。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但苏共的公开性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人提出应该制定出版法，但直到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才出台。在公开性的气氛下，苏共长期掩盖的历史错误被揭露出来，在历史的真相面前，苏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只能宣布与斯大林体制划清界限，试图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依据。
匆忙上马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考虑不周，带来了更大的混乱——政客们忙于向民众许诺和夺权，经济被弃之不顾。戈尔巴乔夫的实践表明，列宁关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在现代社会行不通，即使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也无济于事。
苏联本是联邦制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盲目相信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直到各地区民族运动发展、分离主义出现时，才被迫把革新联盟提上了日程。
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苏联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此后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在各共和国独立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只能步步退让，把苏联变成了主权国家联盟、独立国家的联邦，但各共和国还是不接受，最后三个斯拉夫国家一纸协议宣布了苏联的终结。
纳扎尔巴耶夫曾说：“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它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戈尔巴乔夫最后尊重了各民族要求独立的权力，没有用武力捍卫国家的统一，使联盟和平分家，避免了发生南斯拉夫那样的流血冲突。
苏共自身未能更新，被民众抛弃
苏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管理国家的机构。在党的各种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而是管理国家的问题。
以党的民主化推动社会的民主化是此时最适合苏联的途径，但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不相信党，他认为党内官僚是改革的阻碍，他要用社会民主推动改革。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对民众极其不满的苏共干部特权进行改革。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戈尔巴乔夫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特权，而且还不满足于这些特权，还在为自己建造新别墅。苏共的特权制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之路，但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戈氏意识到了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但他没有找到苏联体制的替代物，其最初的改革只是修补旧体制。1990年后在社会激进情绪的推动下，他才开始根本改变原来的体制，但党内的保守势力制约他向前走，社会的激进势力又嫌他走得太慢。戈尔巴乔夫左突右击，艰难前行，1991年的“八一九”事变打断了他的改革进程，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根基是不可能牢靠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这是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 .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_height:21px; _line-height:21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