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婷: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

    　　一、现在是20世纪末期，21世纪的曙光已依稀可见。在此世纪之交，回眸现代语文教育的历程，感慨良多
    从“戊戌变法”改良教育算起，至今不过百年；
    从清王朝覆灭、“民国”建立算起，至今不过八十六七年；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废弃“文言”推广“白话”、建立新学堂推行新教育算起，至今不过79年；
    再实一点，如果从《1923年新学制〈初中国语课程纲要〉》（叶圣陶起草）和《1923年新学制〈高中必修科本科国文科学程纲要〉》（穆济波起草）算起，真正的现代意义的白话语文教学至今亦不过75年！
    与汉语文言教学上千年的历史进程相比，白话语文教学的历史应该说是相当短暂的。如果再以“当代”而论，新中国建立至今还不足50年——这就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背景与基础。
    　　二、“五四”以来的语文教育、或者说20世纪以来的语文教育，其成绩毋庸置疑；但存在的问题亦同样无可回避
    最大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中华民族新的“现代文化”如何整合与重铸？
    20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的“文化”变得复杂、多元了：除“传统文化”（这是旧有的民族文化）之外，“西方文化”在19世纪开始传入，至20世纪即形成高潮（这是从外输入的新潮文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文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几十年漫长斗争历程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具有领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强势话语。这三种“文化”在“文革”之前其各自地位、作用是较明朗的，用一种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即是：“屁股坐在革命现实之上（革命文化），一只手伸向古代（传统文化），一只手伸向外国（西方文化）。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独立自足的文化大系统，历史悠久，相当稳定，而革命文化却肇自异域，历史短，发展快，变化大，与政治情势息息相关，是个“变”数。它时左时右（“左”是锢疾），变来变去，但如若在大的路线、方针上发生失误的话（比如“文革”），纠正起来也相当艰难，代价沉重。20世纪中国文化“基点”放在了作为变数的革命文化之上，这就造成了现、当代文化的经常性动荡。
    这里确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即后起的“革命文化”和我们老祖宗独创的“传统文化”能不能更紧密地衔接起来，更和谐地加以贯通。过去，这二者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革命文化惟我独“革”，惟我独“左”，总视传统文化为“旧有文化”“封建糟粕”，和它常常是“势不两立”。这和“五四”的文化态度有关，但并不正常，亟须改变。依我看，今后最好将“革命文化”（对它要认真反思、清理）改称“中华新文化”——因为，这深层次地牵扯到“中国文化”究竟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因此，上述三种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亦即新的形势之下它们势必会进行新的整合与重铸：它们之间在主次、轻重，弃取、存用，分量、比重等方面，都会发生新的变化——这显然是一项浩大、艰巨、长期、复杂的文化工程。
    建国后语文教学之所以起伏不定、摇来摆去；语文教学之所以缺少内在“体系”，“民族化”特色不够等等，均与此有关。
    　　三、把“语文”二字诠释为“语言文字”，片面地强调其语言媒体的“工具性”，把语文课上成了枯燥繁琐、兴味索然的语言课、语法课，使其文学色彩消解殆尽，人文精神极度稀薄——这是当代“语言学派”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
    其实，语文教学的目的即在于看书、作文能力的养成。
    “能读”，即胸中有经典（名篇、名著）；“会写”，即笔下能文章（写一手漂亮文章）。读，是一种主体由外而内的广泛“吸收”，其目的在于充实人、丰富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写，则又是一种主体由内而外的自由“倾吐”，其目的亦在于创造、出新，解放人的思想、心灵和文笔，以便高扬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所以，语文课的目的即在于“人”，解放人，充实人，提升人！
    从这一点说，语文课如再只提“工具性”（它在阻遏把语文上成政治课上是有历史功绩的）就远远不够了。这门课从本质上看无疑是“立人”之课，它具有浓郁、强烈的人文精神。
    　　四、50年代初“全盘苏化”时，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的另一严重祸患是理智分析、“肢解作品”
    老师占据讲坛，喋喋不休：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简介，三内容分析，四写作特点等，净是些条条框框，理智解析。老师讲、学生听，老师讲得多、学生活动少，老师当“演员”、学生做“看客”，实由此始。
    学生（学习的“主体”）的退场，教师（本应是“教练”）的登台——这“主体”的颠倒是种种弊端之根源。
    传统的语文教学从不如此。丢掉自己的好传统，教师讲那么多干什么？
    这套办法愈演愈烈，问题甚多。最大问题是它违反了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如教学规律：老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被改换为“主角”地位；又如能力养成规律：任何能力都是学习主体“悟”后“练”出来，而绝非能“讲”或“听”出来的；又如读写规律：阅读是一种综合吸收，亟应“沉潜”于其中，“读书切忌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不多读、熟读而只去听所谓“讲析”是全然无用的，而由读到写“熟”则是其中的“桥梁”，但学生却恰恰不熟（老师倒很熟），故根本无助于写；又如艺术规律：艺术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心灵，它恰似“七宝楼台”的艺术建构一样，具有不可拆解性，而像数学解题那样一二三四地去肢解它，不啻是对艺术品的粗暴践踏。
    可惜这套办法流行至今，延绵未绝。我看它“锻炼了老师，耽误了学生”，僵化窒息了我们的语文教学。它很像一个“磨道”：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老师，初时雄心勃勃，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只要被套上了“套儿”，很快就会像小驴一样在磨道上转起圈儿来，且极难再走出来。这真是语文界的一个“怪圈”！
    希望全体新老语文教师参与革新，使语文教学出现崭新的面貌。
    　　五、编课本的初意，我想是为了给学生的学习以示范、引路。这只是“一掬水”，课本之外，还有大量可读的“江河湖海”。但现在似乎割裂了课本和课外，切断了“一掬水”和“江河湖海”，即“小课堂”和“大海洋”的密切勾连。这样，学生读书的天地狭窄了，视野局促了，胸襟和精神都变得萎顿、小器。这种不正常的“贫瘠”状态亦急需改变
    这牵扯到课本的编与教的问题。我个人主张：教材要“取法乎上”，够经典、具难度、有教头。学生阅读如无大的障碍者，就无须再教了，让他们自行去读即可。
    教材要“教”。可以古典诗词曲赋及散、骈文章为主。白话的现、当代诗文，如艺术含蕴、寓意深邃、确有讲头者（如鲁迅《野草》《现代史》等），亦可适量入选。其他众多的作品、文章，即可自行去读。入选课文宜严，其整体比例，古、现、外三个方面可按5、3、2的分量安排。
    这样，课外的阅读就显得十分要紧了。
    真正语文好的学生，靠学教材、听讲解就学得“好”的十分罕见。而语文“拔尖”的学生，十之有九却都是得力于课外阅读。这个普遍现象（各地、各校几无例外），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备尝辛苦却劳而少功的语文老师及语文工作者们认真反省、深长思之吗？
    而课下读书，学习者如没有“兴趣”就绝对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好的语文教师不一定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当然真才实学是很必要的），也不一定都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当然课讲得好也是需要的），最重要、最可贵的却在于他敬业，爱才，擅长于当“教练”，精通于“点化”人。所以，一个语文教师只要他能把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煽得旺旺的，能点燃起他们“兴趣”的熊熊之火，使其人人喜欢语文，个个迷恋于读书，痴情于作文，那么这人就可算个最好的语文老师了！
    语文课的课时，应拿出若干让学生去自由阅读。经典，名作，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特别是读经典一流名著，和“大师”直接“对话”，使学习者在全人类所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尽情徜徉，玩味、思索并汲取、消化，其好处将足使其终生受用不尽。
    　　六、语文教学怎么改
    作为教材（课本）的“体系”，恐怕还是三种文化兼顾为好。但其主体、脊梁，则应坚决地放置在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上。不如此，我们能培养出民族文化的“大师”级人才吗？
    本世纪以来“革命文化”与它的断裂、错位、争锋、对抗等等，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编一套好的、较稳定的教材（最好小、中学打通考虑），是极为必要的。
    我考虑可否这样来编：古代诗、词、曲等400篇；现、当代白话汉诗100篇，古代散文（含骈文）150篇；现、当代散文100篇，外国短篇、诗歌、散文等150篇。
    共900篇。“古”（传统文化）占550篇，“今”和“外”（中华新文化和外国文化）占350篇。这对弘扬民族文化很为有利。
    改变教法。以学生诵读为主，要读出重心、感情、节奏、味道，要熟读成诵。教师应着力帮助其吟诵熟读：首先，应扫清其文字、读音障碍；其次，要准确地予以解词，有效地拓宽学生的词汇总量；最后，使其懂其大意并熟读成诵，受到感情的滋润与熏染。至于思想、艺术的理念评析则应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研究式”讲法对大多学生毫无必要）。文言文、诗词曲赋等古代作品可简要串讲，但亦应以“点拨”为主。
    要给学生开出一个课外应看的中外名著必读书目。让学生到图书馆、阅览室里读书形成习惯。
    　　七、关于“写作”的内在规律性
    作为以文字媒体为表达的写作——即作文，有其内在的、独有的固有规律（如独创性、自我性、综合性、实践性等）。而学习作文，其实也有其特有的规律。
    （一）自由创造原则
    作文，其实是写作主体写他的自得之见，抒他的自然之情，用他的自由之笔，显他的自在之趣。显然，这是一项精神独创工程。它需要心灵的极其自由，精神的极大解放。
    从这一点看，“命题”欠妥（必要的考查、测试除外）。要尽量让习作者写自己熟悉、动情的东西。
    （二）激发兴趣原则
    想要成就任何事情，如没有“兴趣”都不可能成功。兴趣激发热爱，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爱因斯坦语）。教学生作文、能否激发、点燃他们强旺、持久的兴趣之火，是其有无办法的重要标志。
    学生对作文没兴趣，语文课即至少失败一半。因为，如学生厌烦作文，视其为沉重“包袱”，提起来即“头疼”，写起来就“对付”，这反映了主体想像力、创造力的危险萎缩，其后果严重。
    （三）综合成文原则
    写作文时，思想、生活、知识、技巧乃至结构、表达、语言、文字等等，都在某一“思路”的统领下非常自然、顺遂地综合而成文。“文”成了，“法”亦遂之而立。从“精神产品”的性质说，作文整体、贯一的“综合性”特征是毋庸置疑的。搞所谓“分解训练”，分得细碎且练得繁琐，这完全违反规律，不宜提倡。
    （四）先放后收原则
    开始习作，古人经验是先“放”：放开思想，放开笔墨，写“大胆文”，使其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敢写、爱写；然后，才可讲“收”，使其删繁就简，字斟句酌，精心推敲，讲究分寸，写出“小心文”。这是很有些道理的。现在“放”得不够是个很大问题。一开始就急着“收”，在学生的作文上大砍大伐、粗暴笔削，这无异于践踏幼苗，扑灭希望之火。这怕是教师的问题。
    （五）一气呵成原则
    写作时最好时间较完整，情思较活跃，紧追思路，一气呵成。写时如像“挤牙膏”，或用“十步九回头”办法，则文气常断，灵气难出，不成好文。一气呵成即写得快，写之时不管修辞，也不查字，抓住思路不舍不放，先把它“符号化”定形下来再说。这样写，好处很多：灵气飞扬，火花闪耀，才情焕发。要养成好的习惯。
    　　八、有关作文教学的一些具体考虑
    鼓励学生写日记。
    周记（每周一记），不定内容、不定题材、不定字数，可进行自由写作。要放开写，写出个性，让“我”跃然纸上。要说真话。
    作文，两周一篇（大作文）。多为自由命题。也可适当命题作文。
    说文（故事、论说、讲演等），可安排课上进行。
    抄文（书、名篇范作等皆可），抄时要忠于原作，注意学其分段和标点，讲究格式和文面。
    举办优秀作文报告会。作文自评、互评、讨论等。
    作文批改应精要，因人施教，抓住主要问题。应贯彻鼓励为主、扬长补短、张扬自性的原则。批改方式可多种多样：只批不改；只改不批；少批少改；不批不改（写一“阅”字了事）；精批细改（对少数高才生和典型作文才有意义）；面批面谈等。倡导“精批细改”，以为改得多、细即“认真负责”，是并不正确的，是对作文批改的误导。因为，“精批细改”实际即没有重点，不分主次，四面出击，平均用力。其后果是一盆凉水泼来，学生积极性大为受挫。
    作文记分可因人而异，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积极性、创造性为标尺。
    　　九、21世纪各国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说到底即是教育的竞争
    语文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汉语文教学，由于汉语文字的象形性、表意性、灵活性等独异特点，也由于几千年汉语教学经验的深厚积淀，使我们的汉语文教学有可能率先突破“阅读危机”“写作危机”的樊篱。
    这并不是随意妄谈。只要我们认清并回归自我（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是指日可待的。
    曙光就在前面，让我们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