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滨生:神秘的西夏古国

      西夏是指党项（xiāng）族在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王朝。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原居于黄河河曲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西夏后期，锐不可当的蒙古铁骑曾先后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却在西夏国门前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也因中了党项人的毒箭而毙命。后西夏最终因弹尽粮绝投降，蒙古军队血洗西夏，将西夏宫殿、史册付之一炬。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遭遇灭顶之灾。

      西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西夏还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李徳明死后，李元昊继位，他就是西夏的开国之君。李元昊为了使党项族的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增加军事力量，就在民族内部采取了许多提高民族意识的措施。他去除唐朝、宋朝时对党项族的赐姓，改姓氏为嵬名，严令“国中袭用胡礼”，官民一律秃发、耳垂重环、“改大汉之衣冠”，确定民族服饰、简化袭用唐宋礼仪、音乐和典章制度、订立官吏制度、创制国书、设立蕃学等措施。这些措施对党项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个部落都团结起来，整个党项族也就更加强大了。

      党项族原本是以放牧、狩猎为生的民族，但元昊十分注重引进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发展种植业，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基本摆脱了放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元昊为了改造农业生产环境，大兴水利，并亲自主持修建了从青铜峡的引水工程。世人为了歌颂他的功绩，把这项引水工程定名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元昊见国家富强、兵强马壮、人民富足，就感觉到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为称帝做起了准备。他把兴州升为兴庆府，并在城内大兴土木，建设宫殿。1038年，元昊在辽国的支持下称帝，国号大夏。因为大夏国在宋朝的西面，中原文化中把大夏也成为西夏。元昊十分推崇汉族的政治制度，并应用到自己的国家。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称帝后，元昊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地位，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这种请求当然没有得到宋朝统治者的批准，于是宋朝与西夏发起了战争。此时，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军心稳定，战士们各个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战斗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西夏的部队在1041年1042年与宋朝的两次交战中都大获全胜，在好水川和三川口相大败宋军。面对强大的西夏军队，宋朝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承认元昊为夏国皇帝的要求。

      西夏统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强大武装力量，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即使在金国灭掉辽和北宋后，西夏却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鉴于西夏的军事实力，金国也轻易不敢向其发动进攻。西夏在全盛时期，疆域十分广大，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关，南接萧关，北抵大漠。随着西夏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使当时的中国版图形成了宋、辽(金)、西夏三足鼎立的态势。

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在位10年，他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被自己的亲生太子宁令哥刺死。但是，宁令哥并没有如愿登上帝位。他的叛逆行为致使满朝文武及全国的百姓都对他十分不满。宁令哥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帝位由年仅1周岁的小皇子继承。由于皇帝年幼无知，无法亲政，朝政由皇太后藏氏把持。西夏建国后的48年是国家的建设时期，这一时期西夏大力发展军队，开疆阔土。加上西夏的前几位君主都比较勤政爱民，因此，国力蒸蒸日上。之后，西夏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持续了将近100年的时间。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继位。他是西夏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统治长达54年。李仁孝强吸收汉民族的文化、教育，提倡儒学，推行汉文。在这54年中，他把西夏的繁荣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期。

      西夏仁宗李仁孝死后，西夏结束了长达百年的繁荣发展时期，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从继任的帝王开始，西夏就受到了外来军队的猛烈进攻。这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组织了一支兵强马壮、战备充足的部队。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必然就会向周边的西夏发起进攻，而仁宗李仁孝的死正给成吉思汗提供攻了攻打西夏的契机。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冲突，从此两国战争不断。

      在战争的中早早期，由于蒙古军队长途跋涉而来，双方互有进退，可以说西夏还是处于上风的地位的，成吉思汗在攻城时也受伤后来不治而死。但是，这种胜利不但没能使西夏摆脱蒙古军队的进攻，而且使战争更为激烈。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蒙古将士们都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发誓要为成吉思汗报仇，在战争中表现更为英勇。1227年，蒙古的继任统治者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xiàn），西夏从此灭亡了。西夏共建国190年，从元昊算起经历了10位帝王，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西夏的人民在亡国后也纷纷逃到其他地区避难，在长期的生活中与那里的人们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党项族也被历史尘封了。

      西夏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西夏的后期在短短的20几年中就更换了5位皇帝。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盛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上层社会内部矛盾开始激化致使国力迅速衰退；不能有效的阻止蒙古大军的进攻。在西夏襄宗和神宗时，与金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冲突，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等。

      在蒙古大军进攻西夏之前，西夏统治者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生活在长期的稳定、安逸中，早已经忘记了前几任皇帝征战沙场的往事。随着社会的安定，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慢慢开始变得腐朽堕落。而且那时的西夏社会大行汉风，人们向往做那些风流倜傥的儒家雅士，不愿意在征战沙场。因此，在西夏的部队中，将帅人才出现了断层，军队戒备松懈，兵不习战，军事素质下降。 

      西夏在战争中还犯了战略性错误。为了得到部分领土，西夏的统治者与蒙古军队结盟，一同攻打金国，却忽略了金国灭亡后就会使自己单独面对蒙古军队，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在对金战争中过多地消耗了许多战斗力。当蒙古灭金后，很快就撕破了与西夏的战时同盟协定，转而向其发动进攻。西夏没有外援的支持，不能利用外部力量牵制蒙古的军队，失败也在所难免。在与蒙古军队作战时，西夏又犯下了严重的指挥错误。他们分散兵力，坚守城池，不能互相救助，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陷入了被动境地。蒙古大军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对西夏的城池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西夏剑

      “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螺旋锘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蛟龙。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这首诗是苏东坡得到一把西夏剑后，兴奋之余命晁补之做的赞美西夏剑的诗歌。诗中的“拔鞘”指的就是西夏剑的剑鞘，这把剑锋利的达到了吹毛即断的地步。

      西夏剑在兵器中号称举世无双，在宋朝时与蜀锦、定磁、浙漆等并称为天下第一。就连堂堂的宋钦宗都十分喜爱西夏剑，常常把它带在身边把玩。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由此可见西夏剑的犀利与名贵。

      由制造精良，锋利无比的西夏剑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技术非同一般，在当时处于顶尖水平。西夏剑只是先进的冶炼技术的一个代表，西夏的其他兵器也都制造得十分精良。史书记载，西夏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 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外表有鎏金。 西夏的神臂弓“以糜为身，檀为销，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杀伤力很高。 

      西夏冶炼技术的大发展与党项族的民族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西夏是一个在战马上打天下的国家，并保留着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最强盛时，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比如对宋战争、对辽战争、对金战争、对元战争，以及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领土扩张，如对吐蕃的侵犯。战争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为后盾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锋利兵器可以帮助士兵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取得胜利，一把低质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战斗中毙命。因此，西夏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并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就对兵器的制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战争的需要外，西夏的农业发展也使政府大力地发展冶炼技术。西夏朝建国后，种植业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项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所带来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这两点原因带来了西夏的冶炼技术的大发展。

      西夏的冶炼技术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于制造皇室、贵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制造兵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

      在制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国王专门设置了“文思院”，用来“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因此，西夏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 西夏金器的铸造有“生金熔铸”、“熟再熔”、“熟打为器”等多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有“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冶炼技术。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西夏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相当先进。除了冶炼青铜、红铜外，还冶炼黄铜。黄铜的冶炼比青铜、红铜要复杂，所以不论是宋、辽，还是西夏，只在文献中有黄铜生产方法的记录，黄铜器实物发现极少。《文海》载“融铜撒药为鍮（tōu）也”。古人说的“鍮” 是铜与锌的化合物，即黄铜。《文海》中的撒药应是指加入锌，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炼黄铜技术。西夏铜器的制造，分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铜“为种种打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但是在具体制造过程中仅仅靠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是很难完成一件优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制作它，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在制造兵器及农具方面，冶炼技术和方法也多有记载。由于兵器的制造量非常大，用于冶炼的普通坩埚炉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要求。西夏人采用了中原先进的竖炉。这样就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提高了炼铁效率。史书记载，西夏甲胄“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  

      西夏的农具品种繁多，制作精良。1980年，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农具有犁、锄、镰、镢、锨、耙头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锅、凿、釜、剪刀、灯、勺、铲、臼、杵和斧等。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极为复杂的冶炼技术，如出土的铁锅的制造工艺比现在的制造工艺还要复杂、考究。

      通过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工艺已经出现了锻、铸、焊接、抛光、切削、钻孔、拉丝、镶嵌、镂刻和鎏金等各种先进工艺技术，不仅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在个别方面甚至更为先进。

      除了在冶炼时使用的先进工艺外，一些附属的先进工具也几经投入到冶炼生产中使用，鼓风设备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时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为《锻造图》的壁画。壁画中有三个人正在冶炼，其中有两人在吹打烧红了的金属，另一人则坐在一个墩子上，推拉着一个风箱样子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风机。它不仅提高了锻造速度，也提高了锻造质量。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而是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持炉膛内所需的高温。煤炭的广泛应用给西夏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产煤地区，而西夏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产煤带上。煤用之于冶炼较其他燃料更加省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热量，更容易提高炉温。

      1986年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农民正准备收工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人在挖土的时候手中的铁锹突然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散落在田间的砖头石块，就没在意，继续挖起土来。可是，他并没有挖出想象中的砖头石块，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旁边的村民们纷纷聚拢了过来，仔细的辨认起来。一个人突然兴奋的喊了起来，这不是瓷器吗？

      于是，他们赶忙把从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工具来到了那里。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挖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收藏瓷器的地窖。这座地窖为一个圆形土坑，距地表约１米，直径达３米，里面堆满了瓷器的残片。经过专家鉴定，这个地窖是西夏时挖掘的，里面的瓷器也是珍贵的西夏瓷器。从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才把自己的宝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队员们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残片时，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这个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劲挺拔，小口，口外有较宽的边唇，似蘑菇状，束颈，斜肩，深腹，平底。胎为浅棕黄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进行花纹装饰，腹部为两个对称的花形开光，内饰花纹主题为折枝牡丹花，以零乱的牡丹叶子填空，下腹部刻画一鹿纹。鹿回首做惊吼状，且口吐云雾。近底处及底部均未施釉。这个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与与宋朝的经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细看却又有着许多宋朝经瓶没有的特征。考古学家们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确定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经瓶，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西夏的瓷瓶怎么会埋到蒙古去呢?这是因为西夏国最强盛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酒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为难危难的情况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来。北宋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开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可是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的记录。

      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 ，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经济、国力都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３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６个月徒刑。 

在西夏时期开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酿酒图》壁画，这幅画向后人详细的讲述了酿酒的工具、过程、原料等信息。画面中央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灶台，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方形器物。一位妇女身穿浅色的长袍，左臂卷着袖子，拿着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烧火。灶台里面的火很旺，后面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烟。另一位妇女穿着深色的对襟大领长袍，拿着一个陶器站在灶台旁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似乎在向她询问什么。灶台的左面放置着酒壶、贮酒槽、木桶等工具。从这两个酿酒人的性别、装束来看，这应该是西夏家庭酿酒时的一个场景。由此可见，那时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荣，家庭也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酒成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好喝酒，而且常常饮酒取乐。西夏境内酒楼、酒馆很多，这也是都城兴庆府的一个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西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开怀畅饮。余阙所著的《青阳先生文集》就记载了西夏饮酒的盛况，说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人们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份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这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西夏人除了高兴时喝酒，在祭祀、盟誓仪式中要饮酒，在与仇敌和解时也要饮酒。西夏有着浓重的祭祀传统，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释奠先圣先师。无论是祭奠哪一类神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记载：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仅祭祀一头神畜就要耗费一斗酒，可见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还是西夏人对外战争的一件隐形武器。他们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给他们送去精心酿制的许多美酒，引诱他们叛变宋、辽，投奔西夏。战士们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来犒赏。宋朝大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由此可见，酒是西夏部队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西夏提倡饮酒，喝醉了人们又经常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偷盗。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周全，这也许就是他们虽好酒，却不会因醉酒而误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规定，对那些酒后闹事的人不会予以重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牲畜或财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状。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后仍不把牲畜和财物归还，就要被判处偷窃罪了。

  西夏的星曜崇拜

与许多古代民族一样，西夏人对于电闪雷鸣、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于是，他们便认为在人的力量之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掌管着人间万物的运行、掌管着人的生老病死。他们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而只有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每天都按着固定的时间、地点出现，很少会出现变化。于是，西夏人就认为这些天体是永恒的，在控制着人的命运。一旦这些天体出现了变化，他们就认为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坏事。但是，这些都是他们无法预料的。为了使天下太平安定，为了自己不受伤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祭祀天上的太阳、星星等。

      后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夏人开始接受一些外来的思想。12世纪时，西夏人在翻译汉文和藏文的佛经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观星术，并结合本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星曜（yào）崇拜。在藏于俄罗斯的西夏文献书籍中，《种咒王荫大孔雀经》、《九曜供养典》、《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都说明了西夏星曜崇拜的盛行和举行法事活动的具体过程。西夏的朝廷专门设有观测天象的机构“史卜司”，由精通星曜之术的术师负责。这些人自称能看懂天上星相的变化，可以预测出人间的吉凶，并且能够凭借自身修行得来的法力帮助那些被灾难、祸事笼罩的人们走出困境。西夏统治者为了使统治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就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星曜崇拜的场所。

      专家从对西夏文献的研究中发现，西夏的星曜崇拜就是对星宫和黄道星宫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所崇拜的星曜有11个：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印度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紫炁（qì）神、月勃神、罗喉神、计都神。

      西夏人认为罗喉神、计都神是两颗会带来祸事的星星，每当他们出现时，就会遮盖太阳或月亮的光芒，也就预示着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月勃星也是一颗灾星，是由土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一旦出现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在印度神话中，罗喉神和计都神星曾是一个神因为受到惩罚而一分为二的。这个神偷盗了不死药，被日神和月神告发，天神毗湿奴对他的行为十分愤怒，一气之下就把他劈成了两半。这两部分并没有消亡，而是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星体，即罗喉神和计都神。他们便以制造日食和月食的形式报复告密的日神、月神。

      与之相反，他们认为紫炁星是一颗福星，是由木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吉祥、幸福。  

      西夏的统治者为了攘除灾星带来的灾难，并祈求福星带来祥兆，每年都要在规模较大的佛寺中举行盛大的法事活动。为了表现虔诚，他们一般都把举行法事的坛城修建的十分富丽堂皇，坛城的中心绘有炽盛光佛，四周绘有星曜、护佑诸神、鬼怪和恶魔。在坛城准备好之后，统治者及术师就会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向星曜神灵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在举行法事时，术师就会扮演佛的角色，手持法器向各处派遣天神来搜捕各方恶魔，并命令他们把捕获的恶魔驱赶到坛城的西南角予以处死。同时，术师还会依仗着佛的法力，消除灾星带来灾难和不幸，并向福星祈求幸福。

      做过这些法事之后，西夏人慌乱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他们相信，那些四处游荡的恶魔已经被处死了，而灾星带来的或即将带来的灾难也消除了，从此天下太平。

      在发现的西夏时期的许多星曜崇拜图中，西夏人把每一个星曜都赋予了人的形象。图的正中心通常是人间佛的本源的阿弥陀佛或手持法囧轮的炽盛光佛，形象十分高大。日神和月神在佛上方的云彩上面，其他的星曜分别侍奉在佛的两边。

      日神在众星曜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光明和阳性。日神往往是以帝王或大臣的形象，头冠上饰有太阳的象征——三足乌。月神代表黑暗和阴性，通常都是手托绘有玉兔的圆盘的皇后形象。在我国的传说中，圆盘代表着月亮，玉兔在上面炼制长生不老药。

      土星在星曜诸神中也有着重要的位置。土星代表的是大地，因此以黄色为主，在印度神话里，土星的形象是一位穿着宽大的袍服的老者，拄着长杖，手持象征法力的印信，他头饰上面的公牛就是土星的象征。金星的形象与佛经中描绘的十分相似，是一位穿黄色衣裙，弹奏着琵琶的女子。木星是掌管诉讼、大赦、惩罚的神灵，可以保护国家免受鬼怪的侵扰。因此，他以官吏的形出现，旁边还有象征着惩罚的粗木棍和斩头台。火星是主管雷霆的神，对内执掌官府，对外统领军队，他的形象也与佛经中描绘的极为相似，是一名手持利剑和敌人的头颅的武士。水星是一位手持书卷的女性，头冠上有猴形的饰物。

      在星曜崇拜图中还有黄道12星宫。这些黄道星宫与古希腊对黄道星宫的描绘十分相近，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大。

神秘王国西夏的九大历史谜团

1．西夏立国时间有多久？

　　自元昊1032年建都称帝至最后一位皇帝目见1226年投降蒙古，西夏王国屹立了195年，其间共有10位皇帝临朝听政。

　　西夏是以党项羌人为统治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西夏是历时最长的！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存在了171年，算得上是长的了。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者几年，或者几十年，像走马灯似的，都只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朝，入主中原后，经历了120年。元世祖建立的元朝，只有98年。如果把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汗国连在一起，总共才163年。历史上国运长久的，一个是契丹，辽政权存在了210年，另一个是满清，立国275年。但我们如果把西夏从夏州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时算起，那么它存在了347年。

2．党项人的由来？

　　西夏人不同于党项人，因为西夏是一个党项人居统治地位的多民族国家，国内不止有党项人，也有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例如皇帝秉常与乾顺时期的大小梁太后就是汉人。

　　党项人是羌族的一个分支，所以又称党项羌。也有人说党项人源于鲜卑族，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多半是因为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党项人为了美化祖先，所以故意攀附皇族，其实两者并无源属关系。

　　羌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在上古时代就居于西北地区。党项人是羌族中较晚兴起的一支，在南北朝末期才崭露头角。他们最初兴起于青藏高原，以放牧为生。唐朝时，同处青藏高原的吐蕃族逐渐强盛起来，开始不断攻击党项各部，党项人不堪其扰，便向唐朝请求内迁。唐玄宗将他们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并派兵驻守管辖。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撤回了沿边军队，于是吐蕃趁势夺取了西域各地。党项人没有了唐王朝的保护，散居在盐州和庆州一带，由于与吐蕃邻接，他们还经常和吐蕃一起联合骚扰唐边界。唐代宗时期，在郭子仪的建议下，代宗将党项人迁到银州与夏州一带。通过这两次大迁徙，党项人终于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他们在此休养生息，力量不断壮大，终于在两百多年后建立了西夏政权。

　　3．妇女能顶半边天

　　西夏有独立的女兵部队，叫“麻魁”，她们身体强壮，也与男兵一样深入战争的第一线。同时期的北宋没有女兵，但他们对西夏的女兵并不手软，宋军斩杀西夏女兵也可报军功。

　　西夏的几位皇太后也特别能打。谅祚的母亲没藏太后曾多次指挥大的战役，乾顺的母亲梁太后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女统帅。乾顺即位之初，北宋看到乾顺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童，以为可以一举扫平西夏，于是率领十万大军，分五路浩浩荡荡进攻西夏。在梁太后的指挥下，西夏成功地将宋军遏止在西夏统治中心以外。其实无论输赢，这些皇后们身先士卒的勇气都是可嘉的。

　　4．爱到深处可以死

　　党项人的感情浓烈，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很激烈。当青年男女相爱到感情极深的时候，他们不是举行婚礼，而是奇怪地跑到山上一齐自杀，认为这才是“男女之乐”。家里人也不悲伤，把他们的尸体找到后，用彩绸包好，外层再用毡裹扎，杀牛设祭。然后立一个数丈高的木架，将二人的尸体放在上面，传为飞升上天。男女两方家族在下面击鼓饮酒，尽日而散。

　　5．有仇必报

　　党项人爱得深，也恨得切，如果和别人结下了梁子，那这个仇是非报不可的。在大仇未报之前，他们蓬头垢面，不穿鞋子不吃肉，表示不杀仇人就不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党项社会有一种传统习惯——不趁人之危。仇家如果有凶丧之事，就会停止攻伐。如果因为自己势力弱小，不能报仇，就动员家中妇女到仇家去放火，焚烧对方的房屋。党项人把与女人斗殴视为不吉祥的征兆，所以，仇家任妇女放火，而自己人都要躲避开。汉族有“有仇不报非丈夫”的俗语，西夏谚语里说：“吃十袋美果也得报仇，有十个女儿不算有后”，意思大概一样。

　　双方仇怨如能和解，则要举行一种仪式：将鸡血、狗血等兑入酒中，双方同饮，并发誓说：“若复报仇，谷麦无收，男女秃癫，六畜疫死，毒蛇入帐。西夏是个多民族国家，这个习俗也并非只是党项人独有，汉、回鹘、吐蕃人长期居于此地可能也会被同化。

6．不止是游牧
　　党项人最初是个游牧民族，但在隋唐时代与汉族融合之后，也学习汉族的农业种植技术，开始开凿水渠，种植水稻、小麦、豆类等多种作物。据《宋史》记载，西夏大安七年，北宋五路大军伐夏。十一月，大军攻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城下，灵州城周全是冬灌后的稻田，一片泥泞。宋军只好驻扎在田埂上。西夏军决开水渠，水漫大宋军营，宋军冻死者不计其数，八万七千宋军溃散下来的只有一万三千人。这足以说明西夏水稻的种植面积之大。
　　西夏国内并没有铁矿，但其铸剑水平却在中原地区之上。夏国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在兵器中举世无双，连宋朝的皇帝都以佩戴西夏剑为荣。西夏还出产良弓强驽，其强驽可将宋军的盔甲射穿。
　　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盐。青盐以稍带青绿色而得名，品质纯净，比内地白盐更优。盐是西夏与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的主要产品，也是西夏的重要财源之一。但宋朝为保证内地盐的专卖利益，严禁价贱味甘的青盐内销。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北宋政府为了从经济上制裁继迁，下令禁盐。后来元昊在连打了几个胜仗之后，与宋签订的合约中就要求宋朝允许他们每年向宋朝内地倾销十万石青盐。
　　造纸术早在汉代就已经发明了，至北宋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西夏的造纸术却并非学自中原，而来自敦煌。西夏立国之前，先攻打下来原属唐朝后又属回鹘的敦煌地区。敦煌存放了大量的前代文化典籍，其中就记载了纸的制作流程，西夏正是从这些典籍中学会了造纸术。聪明的西夏人不但学以致用，而且结合本民族特色，对造纸术进行了改进。中原地区造纸的原料主要是木材，但西夏处于西北，木料和木本纤维比较缺乏，棉花的产量却很大，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用麻布与棉花造纸。西夏人在造纸的过程中还使用了多种添加剂，如淀粉、滑石粉、黄柏汁等，可以节约纤维材料，并增加纸的不透明度及平滑度，还可以防蛀。
　　7．西夏被谁灭的？
　　使西夏王国走向灭亡的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自公元1203年至1226年，成吉思汗先后对西夏发动了六次进攻，且来势一次比一次凶猛。西夏皇帝率领全国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最终因弹尽粮绝且遭遇强烈地震而无奈投降。
　　蒙古铁骑虽然最终攻破了西夏，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兵将死伤无数，成吉思汗本人也在伐夏过程中死去。所以蒙古兵占领了西夏都城后，屠城以泄愤。而且元朝作为宋、辽、夏、金的后朝，仅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却不给西夏修史，也可见仇恨之深。 

 8．党项人的归宿
　　党项人在抗蒙战争中的殊死斗争令蒙古统治者心存余悸，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蒙古统治者下令将党项人分散迁往各地，以分化他们的民族情感。于是，党项人纷纷离开故土，流散各地。在与其他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党项人被逐渐同化，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当然，民族消亡也并不是值得遗憾的事，他们本就来源于中华民族，现在百川归海，又重新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近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深入，在河南、河北、安徽、陕西、宁夏等地陆续发现了西夏遗民，从家族谱牒上可以证实他们确是西夏后裔，但因为几百年来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从他们身上已经找不出西夏人的文化印迹。
　　现在在四川西北部有北川、茂县、汶川三个羌族自治县，也就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地震的区域，这一带的羌族人与党项人之间可能有更近的血缘和文化承袭性。西夏灭亡后，有一支人数较多的党项人为了躲避蒙古人的屠杀集体逃亡到这里，定居下来。虽然相对独立，但几百年间，他们也已经被其他民族同化，他们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所说的羌语是否就是党项人所说的语言，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9．文字
　　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在建国之初请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了一套文字，用以记载党项人自己的语言，元昊以国书的形式昭告全国，规定西夏国内的所有文件都要用西夏字书写。
　　在统治者的提倡下，西夏字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与广泛的使用。从使用的对象看，已经出土的西夏文物表明，西夏字不但被用在国家的艺文诰牒上，也用在普通老百姓之间所立的契约及私人信件上。从使用时间看，西夏字直到西夏灭亡五百年后的明朝中后期，还有党项的后裔在使用。
　　西夏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分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合体字占绝大多数。合体字中，与汉字会意字类似的会意合成字和与汉字形声字类似的音意合成字最多，是西夏造字的主要方法。如用西夏字“（水）”的一部分和“（土）”，合成西夏文“（泥）”字；读音为“（吃）”的西夏文的一部分+西夏文“（做）”字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读音为吃，意为工匠）”字。西夏字笔划较多，撇、捺等斜笔尤多，这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特点。西夏字看起来与汉字极为相似，但六千个西夏字并没有一个完全和汉字相同。
　　其实在汉字的基础上造字并不是西夏的首创，契丹、女真的文字也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但契丹和女真的文字随着他们民族的消亡现在已经变成了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而西夏字至今还可以破译。这是因为西夏人曾经编了一部汉夏对译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如今这本字典已成为西夏历史研究的一把金钥匙。

探索神秘的西夏腹地

西夏，我国历史上一个没有列入正史却曾辉煌一时的神秘王朝，在其边城黑水城被发现之前，犹如一部无字天书，掩埋在西北的猎猎风沙之下。1908～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量西夏文物，值此文献珍宝出土百年之际，我们特别请教了致力于西夏文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教授详解这一历史之谜，追随专家的脚步深入大漠，在第一距离内触摸黑水苍凉之躯。

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有一座倍受世人瞩目的古城遗址——黑水城，蒙古语称它为“哈拉浩特”，译为黑城。这座曾经繁荣辉煌的城市如今虽轮廓完整，却已是人去城空，颓垣断壁，满目荒凉，它那苍老的身躯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大自然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

额济纳旗出土的两万多枚居延汉简和8000多件、册黑水城西夏文献，确立了它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这里作为北方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其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更加令人瞩目。

大漠残城：黑水河岸胡杨黄

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1976年我第一次到黑水城进行科考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时，中苏关系日渐紧张，地处黑水流域的酒泉、额济纳旗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在乘车去酒泉的路上，隔一段路就能看到一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到达酒泉后，才知道还需要到额济纳旗的黑水城办理“护照”，幸好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我和其他工作人员顺利拿到了“护照”。

当年，从酒泉到额济纳旗一周只通一趟班车，也就是说，到了额济纳旗，要么当天返回，要么必须在沙漠小城逗留一周。备足了干粮后，我们便从酒泉出发了。从酒泉到额济纳旗，需穿越一片无人区，我们所乘坐的汽车行驶在颠簸的土路上，大半天也没遇到一辆车，车窗外是一片荒漠戈壁，茫茫天地，黄蓝之间，只余一道弧线，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天边。

到了额济纳旗，黑水城已遥遥在望，虽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但也可以说是几乎无路可走，因为当时几乎无人到黑水城去，而且，所经地区全部为荒漠戈壁，依靠人力根本寸步难行。不过，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要找到代步车辆又非常困难。想到我们不远万里来到额济纳旗，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黑水城，却因为没有车辆运送而无功返还，内心失望至极。好在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在他们的努力下，情况出现了转机，政府为我们解决了车辆问题，并安排给我们一个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的司机。

汽车开始向黑水城进发。穿行在一两人高的“红柳包”之间，我们仿佛为一座座坟冢所环绕，我甚至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过不多久，我的眼前突然开阔起来，远处是一片为黄沙所半掩的连绵城墙，我兴奋得不能自已，那就是我期盼已久的黑水城。

黑水城座落在世界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的北部，位于东经101度08分，北纬41度46分。过去的巴丹吉林沙漠所在地并非像今天这样干旱，因为它的腹地流淌着一条生命之水——黑水。黑水，是一条内陆河，源自甘肃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祁连山主峰冷龙岭海拔4000多米，有巨大的冰川，冰雪融化后穿行于深涧峡谷，集合细流，汇成滚滚黑水。黑水自张掖浩浩荡荡、逶迤千里北流入戈壁怀抱，又分成东西两支，一称东河，一称西河，蜿蜒北去，最后形成了烟波浩淼的内陆湖——居延海。

这一带虽干旱少雨，但黑水河所经途中，浸润万物，形成水草丰美的绿洲。黑水两岸或宽或狭的绿洲上，生长着大片高大的胡杨。作为胡杨的故乡，至今这里仍然拥有我国最壮观的胡杨林。

胡杨是第三纪残余的古老树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一棵胡杨树上可长出3种叶状，即枫叶、杨叶和柳叶，所以胡杨又叫“三叶树”。由于生长期漫长，加上风沙和干旱的影响，胡杨树造型奇特、诡异，博得了“胡杨生能300年不死，死能300年不倒，倒能300年不朽”的赞语。这种生存于沙漠绿洲中的植物枝繁叶茂，树冠硕大，树身奇伟，每年秋季霜后，胡杨叶片由碧绿变为金黄，阳光下随风摇摆，漫天金色，辉煌夺目。

黑水流域，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雨量充沛，河湖遍地，森林密布，恐龙等大型爬行动物悠然活动其间。后来，这里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喜马拉雅山隆起，挡住了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这里日趋干旱化、沙漠化，原有的大量森林、草原、河湖逐渐消失，只剩下一条额济纳河（即黑水）及两岸的绿洲。如今，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黑水流域的气候也越来越恶劣，其年蒸发量超过4000毫米，降水量却不足37毫米。

一项科研成果表明，额济纳旗地区的沙漠、戈壁、河流、湖泊出现过一系列巨大变迁。在距今7500年前，黑河末端三角洲上的居延泽，面积有700多平方公里。距今2500年前，居延泽西北出现了另一个内陆湖——苏泊淖尔。苏泊淖尔形成后的1300多年，即西夏时期，其以西地区又出现了另一个内陆湖——嘎顺淖尔。后来，居延泽进水量越来越小，因为居延泽西边的一些巨大沙垅，在强劲西北风的作用下，逐渐东移，堵塞原来的河道，黑水便改道向北流入地势低洼的苏泊淖尔和嘎顺淖尔盆地。明朝初年以后，居延泽完全停止进水，逐渐干涸，只剩下西端一个有泉水补给的小湖泊——金丝淖尔（天鹅湖）。

同时，人类活动也是造成生态恶化的原因之一。额济纳河上游人口增加，大量开发农田，兴修水坝，截水灌溉，致使下泻水量减少，黑水流程缩短，嘎顺淖尔于1961年干涸，1992年，苏泊淖尔也成为干涸的盆地。环境的恶化，又使胡杨林面积锐减，建国初期，胡杨林面积为70多万亩，近年只剩30多万亩。整片死去多年的胡杨树形成了独特的怪树林，或枝桠仰天，或俯身颔首，或束身直立，或枝杈交错，或如枯骨，或如灵怪，恐怖阴森，望去触目惊心。

黑河流域的恶劣环境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002年后实施黑河分水方案，增加注入额济纳旗的黑水水量，苏泊淖尔开始进水，2008年，当我再次到黑水流域考察时，发现苏泊淖尔已有38平方公里的水面。

居延硝烟：汉风唐韵马蹄飞

黑水一带的绿洲，水草肥美，便于畜牧，为游牧民族所钟爱。中国北方草原上最早强大起来的游牧民族为匈奴。秦末汉初，东至东北，西到西域，南抵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到处都是匈奴的游牧族群。史籍中出现的居延部和休屠部，就是居住在黑水—居延一带的匈奴人。

汉武帝时，因国力强盛，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反击匈奴的战争，黑水一带成为军事要塞。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部从甘肃庆阳出发，越过阴山西端，穿越千里戈壁，到达居延地区，迫使居延至祁连山地区的匈奴部落投降，使汉朝得以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后来，匈奴袭击居延西南的酒泉。为保卫河西走廊，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向居延地区派出18万戍边军卒，设置居延、休屠二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武帝任命大将路博德为居延强弩都尉，令其修筑城防，建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所设县的城池，并指派驻居此地的大量军民，既防守边塞，又屯田生产，共创“居延粮仓”。这大概是黑水绿洲地区最早的农业开发。

东汉时期，朝廷还曾在居延设置西海郡，居延都尉府所在地成为郡守官衙，至今这里依然可见星罗棋布的汉代烽燧、城鄣遗址。

1930年至1931年，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了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等在汉长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城堡、甲渠第四燧瞭望台和肩水金关的关城等地发现了11000余枚汉代木简，被称为“居延汉简”。1931年5月，这批珍贵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术界震惊。但从此这批汉简就踏上了漫长的奔波之旅，1937年，抗战爆发，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又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又运到台湾。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发掘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这些汉简，上起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下达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历时160年。内容涉及官吏任免升迁、边塞、军纪、奉廪等公文，以及信函、名籍、勋状、公文底稿、买卖和借贷契约等，都是居延地区历史的真实记录，对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法律、民族、宗教等，均有极高的价值。

南北朝时期，北周统一北方，武帝宇文邕于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在居延地区设置了军事机构“同城戍”，驻地在今“大同城”遗址。

隋唐时期，对大同城有过维修和扩建。在繁荣昌盛的唐代，居延地区进入相对发展时期。大同城位于今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东南19公里处，坐西向东，有内外两道城墙，历经1400多年的风雨飘摇后，已是城垣残破，孤寂落寞。我每次抵临此地，都有无限沧桑悲怆之感，仿佛听得到古代边塞诗人的吟歌，正穿越千年风沙，回荡在苍茫黄沙间。

西夏风物：边城古韵黑水长

有宋一代，黑水—居延地区属西夏管辖。西夏是党项羌建立的王朝。党项族原生活在四川西北部和青海东南一带，后北移至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一带。五代十国时期，党项族势力扩展到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黑水流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黑水流域是河西走廊北部的屏障。因此，西夏于黑水河畔建置新城，作为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黑水镇燕军司的治所，称为黑水城。黑水城东北是居延泽，依河望海，虽处戈壁大漠之中，却是农牧两旺之乡。

黑水城在西夏属中等城市，并未发生过重大事件，少为世人瞩目。然而1908—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的重大发现却使这里名声大振。他们在西城外一座佛塔内发现了8000多编号的西夏文献和大量文物。这一发现使史料奇缺的西夏历史陡增丰富的资料，将西夏边城黑水城的面貌清晰地展现出来。

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黑水城是幸运的，因为包括西夏首都中兴府在内很多地区的情况至今仍模糊不清，这就像一个人，在搞不清自己的来历、身世时，势必会感到无所归属的痛苦。

根据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献，依稀可见当时的西夏已与统治中原的宋朝一样，建立了完备的封建社会体系，在军制、婚俗方面尤其别具特色。

建立西夏的党项族“俗尚武力”，民风强悍，民多耐寒暑，忍饥渴，善于战斗。早在黄巢起义时，党项首领拓拔思恭便“纠合夷夏兵数万”入援，一度攻入长安。拓拔思恭之弟拓拔思忠在东渭桥（今长安县东北）作战，桥面上有铁鹤，思忠一箭射去，箭簇竟没入鹤羽中。而抗宋的党项首领李继迁更善骑射，曾与10余随从出猎，林中发现一老虎后，于树上引弓放箭，一发而中虎眼。

不仅西夏的男子勇武善战，有些女子也不让须眉。据《天盛律令》有关条目记载，寨妇是当时西夏守城士兵的一种，她们应从属于男子，并由所属男子送往城垒，若不送至，当“依法受杖，勿及服劳役。属者男人因不送寨妇，打十杖”。

西夏实行全民男丁皆兵的军事制度，大部分士兵不脱离生产，平日劳作，“有事则举国皆来”。西夏的基层军事组织是“军抄”和“溜”，其中，军抄是西夏军队的最小细胞，对西夏社会有着深刻影响。

西夏的军抄远比国家规定复杂得多，一件西夏文军抄文书，内记6个军抄，其中第一抄正军（地位较高）的首领叫梁吉祥盛，抄内有辅主（辅助正军者）9人，另3抄中，有正军1人，辅主分别为2人、2人、4人。

由于西夏后期战乱频仍，因此军队士卒多老迈，战斗力很弱，这一点文书中也有透露。6个军抄中，有两抄的正军分别为77岁和97岁的老人，是已应注销的军抄了。而第一抄的正军首领梁吉祥盛，其年龄就已66岁，其余3抄，其正军首领年龄分别为49岁、45岁、32岁，6抄的平均年龄为48岁，无30岁以下者，可见当时的战斗力已经十分衰弱。

在西夏军队的整个编制中，骑兵最为主要，骑兵号称“铁鹞子”，遇平原旷野作战时，倏忽百里，往来如飞，十分骁勇。西夏的步兵叫“步跋子”，其中士兵多从山间部落征集，能上下山坡，出入溪涧，轻足善走，常于山谷险要处发挥突袭作用。

党项族的婚俗极其发展过程也颇有特色。《隋书?党项传》记载：“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而《旧唐书》中的记载更为详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

其实，这是汉族史学家用封建眼光对保留着原始婚俗习惯的党项人的偏颇看法。隋唐之际，党项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还保留着群婚之残余。但这种婚俗各民族都曾经历过。党项族迁入西北，特别是西夏政权建立后，随着社会发展，婚姻形式开始以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为主，家庭以一夫一妻及多妻的家庭为主，但姑舅表婚盛行。

买卖婚姻在西夏社会中是法定的，政府对婚价有明确规定，而且婚价是婚姻能否成立的关键。《天盛律令》中规定：“诸人已为婚后，男父母能给婚价而不给，曰‘吾不愿娶媳’，则当罚所予前价，婚姻当改过，女父母当另嫁女。实无力与价，则三年婿当往出劳力，期满，当予妻子。这里所谓“为婚”就是“订婚”。

至于姑舅表婚，这种婚俗在很多民族中都实行过。在我们最熟悉的著作《红楼梦》中，伴随在宝玉身边的黛玉和宝钗，任何一位与宝玉成婚都是近亲结合。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中国差不多有一半少数民族仍不同程度地残留有表亲婚。这种婚姻虽然排斥了同姓婚姻，但仍是一种近亲婚姻。

西夏社会没有对姑舅表婚进行限制，在实际生活中甚至提倡。我在查考黑水城出土文书6342号户籍账时，发现户籍第14户有两位女性，是婆媳关系，分别为户主的母亲和妻子，都姓庞清氏，即婆媳同姓，婆母是儿媳的姑母，户主的岳父是其舅父。

仔细查阅出土文书中，我发现，在有婆媳关系的每两户中，就有一户是姑舅表婚，这是西夏盛行姑舅表婚的真实反映。而且，西夏时期的黑水城是多民族杂居，还存在番汉通婚现象。

西夏社会存在一夫多妻现象，但并没有出现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与中原地区一样，西夏已经实行户口普查制，每3年编制一次清册。这些存留于世的户籍文书直接反映出黑水城社会底层面貌。

在6342号户籍账中，我看到如下记载，此处原有79户人家，原来的62户146人，单身35人，后迁来17户，男女共39人，共有220人，其中男子136人，女子84人，男女人口比为1.62：1，女性比例过低，大大超过了社会发展所容许的限度。上述单身人中男31人，女仅4人，男女差别过大。若不算这35人，男女比例为1.2：1。若按照大男大女的比例计算，则原62户中大男61人，大女54人，比例为1.13：1。后迁来的17户中，大男20人，大女19人，比例比为1.05：1。这79户大男大女的性别比例就不那么悬殊了。

佛国众相：佛塔清音梵香杳

繁细的军事制度和灵活的婚俗体系，呈现出一个具有独特地域风貌的西夏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影响最为深重的因素之一就是寺庙。

黑水城是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地区，城内外有佛塔总计20余座。西城外的土塔中出土的大量文献，绝大多数是佛教文献，证明这里佛教信仰之盛，黑水城应是西夏北部的佛教中心。

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文书中曾多次出现普渡寺，此寺兼并土地，租佃耕田，放高利贷，借贷者有党项人，也有汉人，债权人主要是党项人。根据现存契约统计，我推测，普渡寺应是当时的放贷主力之一。仅在天庆寅年（1194年），普渡寺就借出282石9斗5升粮食，而且，这只是部分契约。

寺庙所进行的高额利息借贷，受到政府法律的允许和保护，这使得贫困农户的生存更加艰难。从黑水城人头税纳税量来看，农民负担不轻。由于纳税标准不论男女，只区分大小，每个大人纳税3斗，每个小人纳税1斗半，因此，一户四口之家（父母、两个小孩），则需纳人头税9斗，相当于种90亩地的杂粮税，而西夏普通农户根本不足90亩耕地。而且，借粮者即使暂时依靠借贷度过难关，但却属于提前消费，秋后还要变本加厉，收成中的相当部分要归出贷者所有，属于自己的粮食大打折扣，会走上更贫困的道路，从而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在对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出土砖瓦、琉璃等建筑构件，或许就是寺庙之所。现今，西夏的佛寺遗址以额济纳旗居多。

2006年，我到额济纳旗考察，在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所长策仁扣的陪同下，我们来到某寺庙遗址。看着在岁月风沙侵蚀下徒留一片空旷的寺庙和日渐风化斑驳的墙皮，我怅然若失，感慨万端。一旁的策仁扣则径直走到一处墙角，蹲在墙角挖起土来。

随着挖掘出来的泥土越来越多，我蓦然看见一幅渐渐显露出来的佛造像壁画，虽然原本鲜亮的颜色，已不再绚烂夺目，但那独特的风情仍深深吸引了我。我禁不住坐到地上，埋头研究起来。

当我意犹未尽站起来后，策仁扣又将扒出来的土推回原处，踩踏结实，做好掩盖。由于暂时无法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这些宝贝只能先保存此处”。策仁扣也是一样的感慨颇多。

原路返回时，想到途径各处的层层黄沙下，有可能隐藏着更多珍贵的佛教文物，我不禁对我们国家璀璨的古文明肃然起敬，更加让我对深入研究西夏历史充满信心。

被俄罗斯“探险队”掠走、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黑水城文献无疑是打开神秘西夏国的钥匙。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分所达成协议，合作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的文献。经过我们10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出版13卷，仍有多半有待续出。

尽管流失的文献未回归国家，但资料已在中国刊布，也算是魂归故土，对于一直致力于西夏研究的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个基本的告慰吧。

魂归大漠：繁华散尽人烟断  

13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成吉思汗欲进兵中原，西夏首当其冲，而攻打西夏，黑水城又首当其冲。成吉思汗曾6次攻打西夏，两度占领黑水城。西夏乾定三年（1226年），蒙古军队攻破黑水城，翌年灭亡西夏，西夏故地归属蒙古。

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建立了亦集乃路，相当于现在地州一级的行政级别，在黑水城设立了总管府。“亦集乃”是“额济纳”的同音异译字。黑水城在元代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与此同时，移居此处的蒙古人逐渐增多，主要有朝廷委派的官员、军人及其家属等。不过，这里仍有党项人，他们虽已不是主体民族，但属色目人，还享有很高的地位。

黑水城的汉人在西夏时期就比较多，元朝建立总管府后，汉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一部分是总管府和下设机构中的官吏、差人，以及他们的眷属子女，另一部分是从临近的甘州路、肃州路、宁夏路迁来经商、务农、做工的普通百姓。

还有一部分居民是回回族。由于蒙古军队西征以及当时开放的民族政策，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各族人，来到中国，被称为回回人。回回人也属色目人，享有较高的地位，善于经商。城外西南角建有回回人的礼拜寺，我曾逐一考察，看到礼拜寺虽历经600多年风雨，仍然保存完整。在附近，还有伊斯兰人的墓地，其古迹至今可循。

当时的黑水城人口约有数千人，从商、从军、务农者，一应俱全，可谓这一带最繁华的城市。

元朝的统治维持了100多年后，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下，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撤出元大都，退到长城以外的草原，历史上称为北元。元灭亡3年后，黑水城仍处于北元的统治之下。但北元初期，亦集乃路与中原的联系大大减少或者说基本中断，从中原及河西走廊败退的军队和官员，都云集在这个荒漠小城，使小城不堪重负。

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破黑水城，但他随即放弃了这一地区。有的学者认为，当时明军堵塞了黑水城以上10公里处的河道，使河水向北流去，于是绿洲逐渐退化为戈壁和沙漠，黑水遂变成死城。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明军把投降的北元官员、军队及人口迁走，才使黑水空虚，成为死城。

清代明后，早年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经清政府同意，于1730年定牧于黑水河流域。1753年，清政府正式在这里设置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直属中央政府管理。但是，当清朝的官员到达此处时，扑入眼帘的是一片干枯、荒芜，他们于是选择在临水之地的达来库布设置王爷府和旗政府。

自此，黑水城彻底走向沉寂，它从此在尘封的历史里一直沉睡了六七百年。那潺潺流淌的黑水，五谷飘香的农田，车水马龙的街市，人声鼎沸的市场，晨钟暮鼓的寺庙，朗朗读书的学府，永远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

一支流传上千年的粗犷牧歌，一部掩埋在野史中的文化古卷，一个崛起于辽、宋两个王朝间的宏伟帝国，我们对它的崛起与衰亡一向所知甚少，只有横卧在贺兰山下的一座座孤寂王陵，在兀自凭吊着它曾经的强大与兴盛。

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称帝，一个以独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开始出现在中国西北的历史版图上。

在纵观西夏历史时，最令我惊讶的是，它以弱小的实力，在长达190年的时间内，曾先后与同时代的宋、辽、金相抗衡，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辉煌。不幸的是，它最终也没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宿命，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这个王朝连同它的辉煌与梦想，统统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

正史中很少有关于西夏的记载，这使西夏成为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王朝，朦胧而神秘。今天，随着西夏文物的不断出土，这个古老文明暂露出冰山一角。

屠城背后的真相

大漠长烟，沧海桑田，时光用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方式摩挲着历史，无论何其强大的王朝，其兴衰也仿佛只在弹指一挥间。党项族占据的包括现在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的西夏领土，倏忽间辉煌尽失，今天的银川，就是当年西夏王朝的首府——“兴庆府”，在瞬息变幻的历史风云中，了然不见当年繁盛。

不过，与古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的神秘消失一样，西夏文明的消失，也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从夏景帝李元昊开始，西夏共出现10位皇帝。李元昊开国之初，能征好战，智勇过人，戎马一生，称雄一时。到了13世纪初，在蒙古军队的强劲攻势下，西夏已是英雄末路，到了夏末帝时代，这个民族的高贵头颅被蒙古人锋利的马刀齐刷刷地斩下。

据说，蒙古铁骑对党项人所采取的屠杀政策与复仇有关。之前势如破竹的蒙古铁骑在征服倔强的西夏人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叮嘱部下：“殄灭无遗，以灭之、以死之。”于是，一场疯狂的灭绝种族的复仇开始进行了。蒙古大军血洗西夏都城，人尽灭，物尽掠，城市宫殿、国宝史典被付之一炬，贺兰山下的皇家林苑及陵园也都毁盗殆尽。

同时，伴随西夏政权消失的还有西夏的文字、文化和历史，至于西夏的名字，蒙古大军也采取了“消灭”的措施，将西夏改称“宁夏”——意思是“安宁西夏”，这种相对含蓄的消灭方式，使我今天对宁夏的熟知远胜于西夏。此外，蒙古军队还将讲党项语、穿党项族服装、行其风俗者一律杀灭，西夏文明因此戛然消亡。

那么，西夏诸地果真全部灭亡于屠城吗？就这个问题，西夏专家史金波教授的回答是：这只是一个方面。

他认为，蒙古铁骑在攻下某些遇到顽强抵抗的西夏城市后的确采取了残酷的屠城政策，但有些城市，包括西夏王城兴庆府在内，却是在某些党项高官策应下武力围攻加诱降攻克的，由于遇到的抵抗较小，因此遭遇屠城的可能性也不大。党项之所以消亡，更重要的原因是，西夏亡国后，党项族作为非主体民族，处于弱势地位，在逐渐被同化的过程中走向消亡，并非武力、躯体上的灭绝，而是一种文化上的退隐。

为探寻西夏灭绝的原因，寻找党项人的踪迹，我曾辗转来到宁夏银川，自银川乘车向西约30公里，来到贺兰山东麓。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一座座日渐风化破败的西夏王陵，在方圆53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分布着9座帝陵，253座陪葬墓。这些并不多见的土疙瘩和陵台四周，散落着残砖碎瓦，是西夏王朝最后的见证。

史书记载，西夏曾建有雄伟的宫殿、寺庙，但至今已荡然无存，仅留下断壁残碑和碑上日渐模糊的文字。走在交错的碑林中，触摸着碑文上的西夏文字，字形方整，“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因为它取材于汉字却又完全别于汉字。模仿这些字迹笔划，拓写到本子上，拿回北京向同事们展示，均连呼“天书！天书！”

实际上，西夏文字现在已经不再是天书了，这是我在采访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时得知的。李教授告诉我：“经过国内几代西夏学专家的共同努力，现在已实现了对西夏文的成功解读，如今，国内已有数位精通西夏文的专家，并且，《夏汉字典》业已出版。”我将此采访结果告知同事们，同事们欣喜之余，笑骂我狡诈，之后又连呼起来，“天书！还是天书！”

在夹缝中崛起的党项族

西夏之所以神秘，与它没有“修史”有很大关系。元朝史官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修《西夏史》。原因是，在宋、辽、金、西夏4个政权中，西夏势力相对较小，曾先后向其他3个政权俯首称臣。另外，西夏的语言文字较为难懂，修西夏史具有一定难度。

虽然没有修史，但从出土的文物资料中，我依然可见西夏那跌宕起伏的辉煌社会进程。如同华夏大地上的任何民族一样，西夏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0年的西夏史只不过是平淡之后一次瞬间绚烂到极致的释放。

追本溯源，西夏远祖是我国西北赫赫有名的羌族。出土的商代的甲骨文中便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发展到东汉，西夏已是有150多个部落的民族，居住在今天青海海晏县西为中心，包括今天四川西北部和甘肃西部的广大地区，各自逐水而居，不相统属。西部与吐蕃相邻，西北部是吐谷浑部落。

隋末唐初，党项羌异军突起，逐步强大起来，占据“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临吐浑，有地三千余里”。通过不断兼并，党项羌形成了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拓拔氏等8个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

这时的吐蕃王朝正值强盛的松赞干布时代，在统一青藏高原后，开始对外扩张。紧邻吐蕃而居的党项人为首要攻击目标，强敌当前，党项人转而向比吐蕃更强大的唐朝寻求庇护。唐朝遂准其迁至庆州一带，而未迁走部分“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

唐末，由于黄巢起义中，党项族首领拓拔思恭等率部助唐有功，被册封为夏国公，赐姓李，并赐封其所率军队为定难军，统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今陕西米脂、靖边等地）。

五代十国时期，军阀割据，党项人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步积蓄力量，并于后周末年，控制了以夏州(今天陕西横山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成为名副其实“虽未称国，而自王久矣”的一方割据政权。

进入北宋以后，党项人依附当时最强大的北宋政权，继续拥有定难节度使的名号。不过，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深知兵权的重要，一系列限制、消除藩镇力量的措施逐步被提上日程，割据一方的党项人，自然也在清剿之列。公元982年，诏书放在了时任定难节度使党项人首领李继捧的面前。按照诏书，李继捧被迫交出祖上留下的夏、绥、银、宥、静五州，随后带领王公贵族们举祖内迁开封任职。

这对于党项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党项人由割据一方到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梦想，差点胎死腹中。

但历史并未朝着宋太祖的想象出发。宋太祖将李继捧餋养在京城，却漏掉了另外一条大鱼，那就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

李继迁以葬母为名，轻易逃脱了宋人的控制，来到党项人的聚集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招集旧部，积蓄力量，依附当时北方迅速强大起来的契丹辽，与北宋对抗。为取得与宋对抗的优势，辽对李继迁大加支持，把宗师义女嫁给李继迁，并助予战马3000匹，结成同盟。

两方劲敌使宋朝无暇顾及，于是便对李继迁采取积极拉拢的政策，以便腾出手来专门对付契丹辽。公元997年，宋太祖病死，宋真宗即位后，立即下诏将李继迁梦寐以求的夏、绥、银、宥、静五州归还，还额外赐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的头衔。

李继迁和他的党项人，从此在契丹辽和宋朝的夹缝中重新开启建立独立王国的春秋大梦。但由于不听部下苦劝，李继迁在接受吐蕃首领潘罗支的诈降时为重箭所伤，年仅40的他于次年一月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

建立独立王国的荣耀也不属于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虽然在父亲去世后他在辽宋的夹缝中，同样以战争为手段，经苦心经营，确立了和辽、宋在政治、军事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其称帝梦想即将实现时，却因疾病骤然而逝。

而党项人的下一任首领李元昊，在历经了祖父、父亲两代人的奋斗后，愈加坚定了建国信心。他继任后立刻展开大刀阔斧的政治举措，对内，他首先除去唐、宋王朝强加给他们的李、赵姓氏，而改称嵬名氏；对外，则凭借强大的武装实力，不断攻城略池，逐渐拥有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广大疆域。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登基称帝，党项人的千年建国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番族：称谓背后有玄机

在对西夏建国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后，我曾一度认为，西夏是由党项羌中最强大的部落拓拔氏建立起来的王朝。但近来我发现一些史料中却表明，西夏的主体民族并非来源于党项，而是出自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拔氏。

《辽史》中有言：“西夏本魏拓拔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金史》也记载西夏“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在元昊给宋仁宗上表时也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那么，西夏王族拓跋氏与北魏的创建者鲜卑拓拔氏之间有何关联？

实际上，西夏的主体民族，也可以说统治民族为“番”，音“弥”，即党项族。据历史资料看，西夏番族的社会习俗，如衣着、发式、婚姻、丧葬、复仇等方面都与羌系民族相近。《隋书?党项传》中记载，番族先民在北迁之前，“织牦牛尾为屋”，“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有动物，为生活在这里的羌系民族所牧养。西夏番族历来放牧牦牛，这是他们与羌系民族同系的例证。

虽然西夏的主体民族是番族（党项羌），但番族也表现出历史上多种民族成分的融汇现象，比如，他们与鲜卑之间关系密切。西夏番族中有鲜卑的成分。在西夏文《杂字》“番姓”中有“西壁”一姓，汉文史料中也记载西夏有西壁氏。在西夏人翻译唐代类书《书林》时，就用“西壁”译“鲜卑”这一族称。可见，“西壁”即“鲜卑”，鲜卑已从族称演化为番族的一个姓氏。

但鲜卑氏与旧时的鲜卑族相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他们长期与番族共同生活，已为番族同化。同时，鲜卑对番族也有影响，我查看了一份记录西夏民族世系的西夏文书，其中有早期番族与鲜卑族结为姻亲的记载。

另外，元昊为突出民族特点，也为日后称帝做准备，一改银州、夏州诸羌旧俗，效法鲜卑族的秃发习俗，“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而秃发的大致样式是剃掉顶发而留边发，模样可观性稍差，但尽显强悍。

党项族为西北游牧民族，有食乳肉、饮茶酒的习惯，其体貌特征与现代北方人相似。《宋史》及相关史料记载元昊“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元代党项人后裔余阙记载当时的党项人，均面色黎黑，善骑射，有身长至八九尺者。可见，党项人大致的特征是：圆脸、高鼻、体壮，大多身材高大，与我们今天北方汉子的审美观点大致相同。不过，当党项人与其他族人发生姻亲关系及文化交融后，他们的习俗及相貌特征是否有所改变呢？

随着西夏文物越来越多地呈现于世，相信诸多问题都会得到解答。

两个铁血民族，一种立世情怀，公元1227年，党项人与蒙古人在历史中疾驰而来，相遇于西北草原大漠，烽烟中马蹄翻飞，兵戈霜溅。时至今日，成吉思汗成为传奇，西夏却因此而湮灭，但历史并未中断，西夏后裔的去向成为时下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横空出世。那么，曾经彪悍无比的西夏后裔今朝何在？

公元1227年寒秋时节，横扫欧亚数十国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正欲平扫西夏，问鼎中原，相传却为西夏毒箭所伤，病死清水行宫。蒙古人秘不发丧，把大汗之死的仇恨记在西夏人头上，生擒西夏末代皇帝。

自此，西夏人风流云散，惨遭追杀的皇族后裔，一路向南而逃，回归川西故地。另一部分西夏人则沿金川河谷来到丹巴，于水土丰美处定居。还有一部分西夏人沿着革什扎河和牦牛河西向南回，最后定居木雅。那么，这些西夏后裔至今安在？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木雅人之谜

宁夏社科院的李范文教授曾到西川木雅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他回忆说，他在该地区进行了统计，发现此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

当我问他，这些当代木雅人是否还保留西夏民族特有的语言和习俗时，李范文教授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是的，都有保留。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我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与西夏语在发音和基本词汇上都比较接近。根据这一点，我推测，道孚人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代。而木雅人则很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们长久以来与藏民相居，已被逐渐藏化。”

另外，据李范文介绍，西夏亡国后，部分党项族人从川藏康巴地区继续西迁，逃到了尼泊尔国。尼泊尔“夏尔巴人”中就有从康巴地区到此的西夏先民和西夏灭亡后遁入尼泊尔的西夏后裔，当地不少人仍在使用木雅语。

关于木雅，学界一向观念不一，史金波认为，据史书记载，唐代党项族北迁时留居原地的，吐蕃人称之为弭药，而所谓的“弭药”应该就是现代的“木雅”。现今，这些木雅人大多居住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木雅乡。他们与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在未迁入河西、陇右之前，是居住在一起的同一民族。大部分党项人北迁后，留下的弭药族，逐渐融入藏族，在长时间融合过程中，语言、风俗发生了很大变化。至于西夏灭亡后，部分后裔是否返回木雅原地，还缺乏可靠的文献和文物证据。

而西夏后裔残遭追杀之说，可信度也不是很大。据史料及出土文献记载，蒙古人在征服西夏的过程中得到了党项上层的有力协助，党项人在蒙古继续南下灭金、亡宋的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博得蒙古人的高度赏识，元世祖曾赞扬“西夏子弟多俊逸”。在人分四等的元朝社会中，党项人后裔被称为唐兀人，属二等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有些党项人甚至官至达鲁花赤（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在被如此“抬举”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还予以追杀呢？

河北的自由之民

木雅之争使西夏后裔的去向更加扑朔迷离。那么，西夏后裔究竟身在何方呢？两件明代珍贵文物的出现，为我的追寻活动提供了线索。

一件文物是《西夏文刻经》，尽管明代对西夏后人的史料记载稀缺，但在这幅明刊西夏文经卷中，还是透露了西夏后裔的信息。

我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这件藏品的，该卷印制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长260厘米，高17厘米，上下双框。卷首有版画，文中有发愿刻印佛经者的人名，其中，以党项人的姓名居多。值得注意的是，人名第一个就是党项人，其官居都督，秩从二品。

从经卷文字的整齐、清晰，字体流利、纯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西夏语还是一门生动的被纯熟使用的语言。

为我提供线索的第二件藏品是《西夏文石幢》，由河北文物管理处于保定韩庄发掘出土。幢身8面都刻满西夏文，题款所示修造时间为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这件文物也清晰地证明了不仅在明初有党项人活动的踪迹，迟至明代中叶，即西夏灭亡后270年，仍有党项人后裔在河北保定附近居住，他们还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并集体为死者刻石立幢，这说明他们当时的生活应该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而非逃亡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河北地区西夏后裔应在“顺应天时”的局势下，代代繁衍，兴家旺世，绵延至今。虽然河北之行，我未曾找到确凿的明党项人之后，但从保定市那熙攘的人流中穿行时，我却感到，与我擦肩而过的某个人，其血脉中或许就流淌着千年前的大漠激情。

安徽：汉化的党项后代

西夏后裔仅仅局限于藏区和河北吗？因西夏专家史金波极其同事曾于安徽有所发现，因此离开河北后，我一路赶至安徽，去寻找党项人余阙的后代。

与明代相比，清代关于党项人的记载更加凤毛麟角，党项人的活动似乎处于一片盲区，曾经的党项习俗、西夏语言、西夏文字……一瞬间仿佛就已销声匿迹。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消隐，在安徽合肥、安庆等地，繁衍至今、有具体文献记载、有确切根据的西夏后裔一直默默存在，等待着历史的发现，他们的先辈就是元代末期的朝廷命官余阙。

余阙为党项人，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余阙临危受命，任淮西宣慰副使，驻守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安庆。不过，尽管余阙尽心竭力驻守安庆达6年之久，但元朝大势已去。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义军再次围攻安庆，使安庆“樵饷路绝”。第二年正月初七，安庆被义军攻破，余阙兵败，不甘降服，遂自刭，沉于清水塘内。余阙之妻耶卜氏及其妾，也带领一子一女投井自尽。

但另有文献记载，余阙死后，尚留一襁褓幼子，其长大成人后，子孙不绝，居住地就是今安徽合肥等地，记载翔实、与史料相印证的《余氏宗谱》证明了这一历史流变。

在此期间，我所看到的安徽党项人现在已属汉族，其语言习俗与我们这些汉人毫无二致。在他们的记忆中，烽烟弥漫的马背生活，空阔浩渺的草原大漠，已成为影视作品和书籍文献中的唯美再现。

皇族后裔在河南？

在对西夏后裔的寻访过程中，西夏的皇族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2000年7月，青海教师李培业及其子李积文曾自称“西夏皇族后裔”，并至西夏王陵“祭祖”。李氏父子为自己的行为所提供的证据是家中所藏的从清高宗到民国年间的《皇族李氏家谱》等10部西夏皇族家谱，家谱表明，李培业是西夏王国末代皇帝的23代直系后裔。

不过，学界对此的回应是，所谓的“十大家谱”大部分不是中国传统的父子相承的族谱，其中有6部是李培业之父李鸿义先生所编修，皆为抄录、整理前人撰述，其真实性有待考证。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在安排行程时，也没有做青海之行的规划，而是将河南确定为重点寻访地区。

河南洛阳新安县李氏坟冢曾出土一方明代墓志铭，据墓志铭记载，当地李氏是西夏皇裔、元代大将李恒之后。李恒先祖姓于弥氏，实即嵬名氏，其祖父是镇守西夏兀纳剌城者，虽未记其姓名，但是“夏主之子”。具体考证显示，镇守西夏兀纳剌城者实际上是西夏神宗，李恒是神宗之曾孙。

将墓志铭与《元史》比较，发现所述者姓名相同，墓志铭中“至世祖升副元帅”与《元史》中“世祖至元十二年以恒为左副都元帅”相合。

不过，虽然李恒当年的世系是清楚的，但自立墓志铭的1536年，至记忆可及的前上推三五代，约300年间却无族谱可查，也无其他资料可佐证，因此，要确定当地李氏与墓志铭中李氏的关系，证据并不充足。我的此番寻踪也仍然没有确凿答案。

然而，就目前状况来看，尽管党项族作为一个族群，与契丹族、女真族一样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党项族的血液已经分流到其他民族的血管中，华夏大地上处处都有党项这一古老民族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