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容老的不能看了:凭什么物价比美国高

凭什么挣的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在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买LV就像买大白菜不再是奢侈品

孙笛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条微博。一周前，她刚刚结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特意穿着崭新的行头回国——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 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孙笛发现，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国太便宜还是中国太贵了！”孙笛向记者感叹。

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与孙笛有同感。他最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托人从海外买东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币24000元的尼康单反相机，在国内，这台相机的价格是4万元。

在去年的美国之旅以前，他从没想过中国的物价居然比美国还高。但很快，时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里，他们4个人点了分量很足的鱼、虾、蟹，结账的时候却只有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时寒冰以为老板算错账，特意又问了一遍，结果朋友笑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场，就更觉得离谱了。”

这句话让偏爱实证调研的时寒冰“决定改变行程”，他推掉所有游山玩水的安排，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对比的结果让时寒冰大吃一惊：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标价只有21000美元。

在美国的商场里，最人满为患的地方往往是卖箱子的地方。时寒冰说，在新秀丽的柜台前，几乎每个外国服务员都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国内售价为1500元左右的箱子通常标价70多美元。

“我前面的一个大哥一口气买了12个箱子。”回忆至此，时寒冰忍不住笑了。

更为夸张的情景出现在LV这样的奢侈品店，时寒冰说，因为LV箱包这样的奢侈品在美国可以便宜三成左右，往往遭到中国顾客的疯抢，一名中国客人曾指着店里的三款LV包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通过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普通人8年就能买栋“别墅”

事实上，在这个对价格格外敏感的年月，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这一现象。

同样是在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据他观察，在美国的二线城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价格40万美元左右，这200平方米指的是使用面积，不包括附赠的前后院。“换句话说，美国人所说的房子放在中国其实就是别墅。”聂辉华略显遗憾地说，“而且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事实的确如此，据国际不动产代理商戈登·罗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

而在北京，面对校园周边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聂辉华按照现在的工资计算了一下，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一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高税费“藏”在商品里抬高价格

聂辉华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

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

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那么，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

在这一问题上，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

时寒冰认为，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埋单的额外交易成本。在他看来，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作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告诉记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在他看来，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

旅程还没有结束。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

“总之见者有份，然后转嫁给消费者。”时寒冰告诉记者，“但有钱人对价格不敏感，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广大低收入群体。”

在韦森看来，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

“买自己的东西能买的便宜点，这个要求高吗？”韦森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