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柱黄若曦第一部:中国教育：改革还是倒退？

中国教育：改革还是倒退？
 
姜伟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发展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其大体经过了建国前、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期。回顾历史、观察现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于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方针、方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党的教育事业是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建的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探索中创建起来的。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教育事业是与历史上的一切教育根本不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的建立是对一切旧教育的一场革命。封建社会的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从根本上说都是为培养少数统治阶级的精神贵族和精英人才服务的，而把广大贫苦劳动人民排斥在受教育之外。在这种制度下，享受教育的权力只是上等人和有钱人；而劳动人民只有受奴役、受歧视的份儿。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属于地主的文化又都是由农民创造的。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亲自感受过旧学校的腐败和弊端。早在1921年，毛泽东与一些进步青年发表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就尖锐地指出：“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之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授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残践人性。人的育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能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独立的人格。……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迷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这里，对旧社会学校教育的认识是何等深刻和真实！——“金钱主义”、“文凭主义”、“商业交易行为”、“残践人性”，这只有从那种学校生活中过来的人们才可亲自体会到。

 作为一名青年时代毕业于师范学校，又从事过教师工作，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毛泽东，不仅深刻地体会到旧教育的弊端，而且更清楚地知道教育在改造社会、解放民众方面的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治国的思想无疑也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在毛泽东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之后，他是完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施这一远大抱负的。废除旧教育、创造新教育，使广大工农大众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力，这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一个伟大目标。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管在多么艰苦、严峻的斗争环境下，都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革命发展到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教育成为他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6年、1927年，毛泽东就先后在广州、武汉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先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千多人参加学习，毛泽东亲自讲课，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并成立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毛泽东领导下，一个以广大工农群众、红军、青少年为主体的教育高潮迅速蓬勃地发展起来。那时不仅建立了中国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大学以及许多干部学校，而且还有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苏区师范学校、步兵学校、医务学校以及列宁小学和各种业余学校、农民夜校和识字班、随军训练班等。当时“苏区”成了一个革命大学校。

 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宣布：“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①这标志着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教育的雏形在中国开始形成。

 ①《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翻印，1957年出版，第285-301页。

 苏区的教育虽然由于当时革命的失败而存在时间较短，但它在后来的延安时期又得到继续和发展。从1935年底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在延安、陕北生活战斗了10多年，这期间也是党的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在延安及其周围这个不大的地方不仅建立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而且还建立了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讯艺术文学院、女子大学、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延安学习和工作。当时的延安被称为中国“革命圣地”，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而且也是与这里的进步思想教育及其辉煌成就分不开的。

 1944年到延安考察采访的西方记者斯坦因，在其《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开头就说：“延安看来乡气、安静、朴素，与其说象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毋宁说更象中世纪学院的校园。”每天当朝阳映红宝塔的时候，在响亮的军号声中，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的干部、战士、学生、工作人员走出窑洞，在场地上出操，在延河边洗刷，然后进人一天的紧张学习、工作和训练。在河谷里、山坡上，羊、牛、马在吃草，农民在田地里工作，不时响起信天游的歌声。延河边穿着兰白衣服的医护工作人员、灰兰衣服的学生、战士，有的在洗衣服，有些在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救国的前途……”。斯坦因把当时延安比喻成“中世纪学院的校园”，当然是不确切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处处洋溢着浓厚而高涨的学习、教育气氛。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也称：“这个大学大约是世界上唯一的”。当然，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新式的大学。

 从江西到延安，在当时紧张而艰苦的斗争环境里，毛泽东亲自抓教育。在江西时他亲自担任过苏维埃大学校长，还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在延安时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经常到各学校讲课做报告。他还亲自为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学校题诛制定校训，为“文化课本”写序等。1941年毛泽东就被党内的同志称为“布尔什么维克教育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等也都亲自参与各学校的教育工作，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他们都经常到各校给师生作报告、讲课，在中国教育发展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同样，在其他各个根据地和解决区共产党也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各类工农兵学校、夜校和儿童学校普遍建立起来，在乡村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新高潮。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大众化教育事业，受当时条件限制是很不正规、很不完善和成熟的，但它却体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教育观念的最本质的内容和总体方向，对推动中国民众的翻身解放，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它以其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意义。

  二、建国后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宝贵探索

 1949年以后，随着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党的教育事业更加迅速发展。

 1950年毛泽东发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的伟大号召。①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城乡教育以广大工人、农民的扫除文盲为重点。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建国初，全国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小学、农民夜校和速成训练班等，每县都建立了中学。当时虽然学校条件很差，校舍大多简陋，教师水平不高，但却基本上实现了适龄儿童和全体青少年的普及教育，使大批祖祖辈辈从无进过学校门的贫下中农都上了学。这时学校完全是大众化的，非正规的，大家不分出身贵贱、男女、程度高低，都在一起学习。学校里不仅学识字、学文化，而且学唱歌、学跳舞、搞体育活动、参加劳动、排练文艺节目、搞宣传活动等，气氛热烈，精神高涨，大大活跃了整个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当时的学校成为农村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是广大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起了重大作用。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不仅使大批青壮年农民扫除了文盲，学会了算账、记账、写信、看书读报，而且掌握了一些普通科学知识，农业知识等，其中部分学生升入中学及其他一些高级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教育体系的建立大体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从解放前的大批公立和私立学校、学院接受过来的；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各类学校发展而来。随着全国解放，这些学校中有一些转移到城市，逐渐发展成各类军事院校、干校以及国民教育的院校；三是建国后根据教育和各项事业发展需要，各级政府新建了大批学校等。到了5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个结构完整、专业齐全的国民教育体系。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正如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又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反作用。

  ①1950年5月1日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

 为了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经过长期探索，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对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和部署。教育部门还制定了大、中、小学工作条例。各级学校贯彻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指导思想，在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中，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

 毛泽东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他还多次指出：工厂、农村、公社、机关、军队等各行各业都应办学校，实行全民教育。各级党委都要抓教育。要不断改革旧教育和旧学制。这种思想对于打破那种由少数精英办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旧模式，使教育从殿堂里走出来，面向群众、面向社会实践，培养大批的劳动者，具有革命意义。

 50年代后期，有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半工半读”、“办农半读”的办学方式。对这种新的办学方式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非常支持，多次指出：半工半读、办农半读、勤工俭学，用较少的经费解决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受教育的问题，有利于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1964年党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决议在办好各类全日制学校同时，要积极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同时推行、互相补充，以拓宽办学途径，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决议积极发展高等业余、函授教育。毛泽东说：“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①

  ①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中国教育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是面临的新问题。当时各类学校大多仿效苏联的教育模式和方法。这种教育方式是以实现“正规化”、“专家治校”、追求“智育第一”为其重要特征的。受其影响，学校一度出现课程多、学生压力重，教师大量进行课堂灌输的倾向。很多学校恢复八股式考试制度，把培养选拔“尖子生”作为重点。这种正规化的办学方式，使教师与学生都遵循一种固定划一的标准和范式，在严格管理的口号下使革命年代那种生气勃勃、师生一体、实事求是、学以至用的办学传统逐渐淡化，不同程度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埋头读书而不闻时事的风气。旧社会学校的某些特点开始显露。

 对于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他不断发表批评意见，对教育改革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和指示。这里不烦摘录如下：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长，这样不行”。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那是不行的。”“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育方法、考试方法这方面要改。”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只要三分、四分就行了。

 “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他多次举例说：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都不是读书很多的人。凡是当状元的大都没有多少真才实学。

 教师在课堂上“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你们教学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要拿出时间“多让学生思考、研究，大胆、主动地去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拘束。”

 教师“讲课讲不好，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听得无味，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

 针对那种害人的考试做法，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商量，可以抄别人的，甚至冒名顶替。你原来不会，看看别人的，抄一遍，会了，这不也好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要“减少门数，减少分量。为的是全面发展。”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知识分子、教师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去，密切联系实际，加强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在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招生时就要说清楚艰苦奋斗，不要(把学校)讲得太好。师生同甘共苦，共同办学，发挥创造精神”，“不要欺骗学生。招生，不要瞎吹，不讲困难，只讲好的。”

 对于教育界照抄苏联的做法，毛泽东批评说：“你们管教育，教育部是苏联教育部，还是中国教育部？”等等。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关注和重视。表达了他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和崭新观念，是十分精辟和富有启迪性的。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也是对旧教育方式的大胆挑战。这些论述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站在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立场上看问题以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自己的教育方式的科学态度，同一切旧教育方式和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它对于指导我们搞好教育改革永远具有宝贵价值。

 毛泽东对当时我国教育状况的批评，在我看来，只是针对某些极端的情况和不良趋势而发的；而就当时整个教育发展来说，成就还是巨大的。问题虽然出现，但当时尚未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从那时学校过来的人们都体会到，那时学校的校风还是正的，方向路子是对的，师生关系是健康融洽的，培养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给一代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

 但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却十分严重。尤其是到60年代中期，问题已被上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泽东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总体上是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复了旧。正是这种估计，成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6年8月《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为了搞文化大革命，各类学校都一度“停课闹革命”，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批判“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成立红卫兵组织、参加“革命运动”等。当时中央通知：1966年大学、中专学校推迟半年招生。但由于后来情况变化，却停止招生了三年之久。1970年才开始试行从中学毕业后参加了三年以上实践和工作的工农兵中招生。

 在“文革”期间，各类学校的教学课程、内容大大减少，学制不同程度地缩短，考试被取消，学生、教师大量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包括“破四旧”、“大串连”、“步行长征”、“拉练”、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等。到1970年后才逐渐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当然，当时的教育并非一切都是荒唐的。那时各类学校学费低少，保证广大工农家庭的孩子普及义务教育、能够全部就学(到初中)，至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从十年的对比看，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数除高等学校有所减少(由67.4万减到56.5万)外都有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1976年对比1965年，中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学和中专)在校学生由1431.8万人增至5905.5万人，是原来的4.12倍；小学生由11620.9万人增至15005.5万人，是原来的1.29倍，其绝对数还超过了改革后的1979年和1980年。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很快。

 对“文革”的作用和历史影响本文无意研究，但显然的，“文革”之后，中国教育又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进入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时期。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与整个经济形势一样在学校数量、招生培养规模、教学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等方面大部分学校都全面更新，即使许多乡镇中学也建起了楼房，教学手段也向现代化发展，更不用说城市的学校了。

 这个时期的教育发展，是在全面和不断深化改革的口号下实现的。然而这种“改革”与我党历史上的改革根本不同，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的，以前几十年的教育改革一律被视为“左”，而一直被改革和批判的旧东西，却成为一种新观念，又重新恢复和发扬起来。

 然而.20多年过去了，教育状况究竟怎样呢？“教育改革”带来了哪些实质性变化？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有个清楚认识了吧？

  1. 从大众教育到贵族、精英教育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这向来是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批判这种旧教育制度中，我党长期间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正确方针。然而在改革中这一方针被视为“过时”，几乎所有学校都在以追求升学率和培养尖子、精英、名人为目标。“学而优则仕”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学校领导、教师、家长以至整个社会无不都是公开鼓励学生将来要“当大官、挣大钱”、成名发财。“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你就去当农民、登三轮车”，这几乎是所有成年人教育孩子的一个普遍方法。在这里，劳动者被公认为一种人生的悲剧。20多年改革，一批大富翁、新官僚、知识精英登上了社会显著地位，而工人、农民重新被置于社会最底层。在人们眼里，劳动者不仅不再光荣，反而成了一种无能和羞耻，而“当大官、挣大钱”成了人们公开争取的口号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更加自觉地充当着培养少数精神贵族的作用。看各地一些上档次的学校岂不都是公开以“贵族学校”、“精英学校”、“绅士学校”之类所标榜的吗？

 有些人一直在向人们灌输：“当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在这个社会里，只有知识精英才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决定人类的命运；而工人、农民、劳动者已经变成一种“落后的生产力”，不再是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甚至是社会的一种深重负担。“弱者”只有在竞争中“被狼吃掉”，社会才能加快发展！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只有贵族和精英，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层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的主人，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尽管科学技术再发展，任何高明的“设计师”和领导者也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图纸和决策方案永远不能自然形成物质产品。如果没有农民种地，全体人民都得饿死；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城乡一切建设和活动就得停止，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现代社会是高度知识化的社会，但仍需大量依靠工人和农民。如果人人都去当官、当上等人，那么谁去当劳动者？既然学校教育都公然以培养精英、权贵为目标，那么谁去培养广大劳动者？

 人们知道，宣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厌恶劳动、鄙视劳动者，这是数千年剥削阶级的教育意识，难道说今天有人又重新发现了它的现代意义了吗？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曾经是老百姓对旧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的一种讽刺，然而这种现象在今天岂不是又重新出现了吗？一些农村出去的大学生，原本是非常纯洁、朴实的好孩子，但在大学里受教育几年，毕业后就变成花天酒地、留长发着西装的洋哥，前后判若两人。原来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传统美德荡然无存。他们不仅再瞧不上农村和农民，而且有些人连父母、兄弟姐妹的情义也忘记了。为了供养一人上大学，父母省吃俭用；倾尽家庭所有，有的去卖血，有的去借债；兄弟姐妹为此也有的退学，有的外出打工，甚至有的被迫为娼。但毕业后，有些大学生不仅无图报之思，而且有嫌弃之意，大学生遗弃父母、虐待父母、兄弟反目的事例在媒体上多有报道。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不仅不愿意再回农村或艰苦地区工作，而且连本国也看不上，而是抢着出国，以混入洋社会为荣。有些人一去不返，与父母、家乡音信全无。有人说：现在的学校都是在培养劳动人民的背叛者。教育究竟在为哪些人服务，这岂不是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吗？

  2、从全面发展到应试教育

 “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这是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学校考试制度的一种讥笑。在考试制度上，也是当时毛泽东所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为此“文革”中曾一度废除了考试制度。但在改革以后，教育领域不仅全面恢复了考试制度，而且其严酷性更加变本加厉。在新的制度下，考试成为选拔和录用人才的唯一途径。考试成绩不仅是各类学校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是分配、求职、改变人的地位和命运的决定因素。学生从入校门起，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漫漫求学路，整个是在同考试拼搏的过程，人的青春大部分在考试竞争中度过。无论是教或是学，除了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其他都变得毫无意义。

 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不得不以大量时间死记硬背概念、定义和教条，各种“复习资料”、“考试辅导”之类装满了学生的书包和课桌，这就使学生无法接触社会。在很多学校里，不仅社会实践课不存在了，而且连音乐、体育、美术等课也很少安排，学生大量时间被圈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灌输，关起门来读、背、写作业，然后接受考试。这成了学生唯一的学习生活内容。

 在学生的背后，又是家长、老师们的竞争。许多家长对孩子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如果考不到100分或前几名，就不允许看电视、娱乐或出门与同学来往，甚至挨打或不让吃饭；有些教师也规定学生如果考试成绩达不到分数线，就要被处罚，甚至遭到人格羞辱。这些来自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压力远远超过了考试本身。多年来，各地学生因不堪重压而患心理疾病、自杀、出走以及走向犯罪的现象逐渐增多，多少纯真的生命为这种教育制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