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厚夫最新动态:中国社会的五大差别

毛泽东时代曾经流行的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下面这段似乎摘抄于我们小时候的政治课本，现在回顾一下很有意思，特摘录如下：
  
三大差别在私有制社会中表现为对立关系，如城市中工业资本家对体力雇佣劳动者和农民的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消失（为什么对立就自动消失了？），但它们的差别仍然存在，如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体力劳动者在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落后于脑力劳动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三大差别将逐步消失（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越来越大？）。
  
细细回顾一下，目前中国这三大差别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如果把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差别概括一下的话，大概有以下几种：
  
1. 城乡差别
  
2. 地域差别
  
3. 贫富差别
  
4. 官民差别
  
5. 所有制差别
  
原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已经不突出和具代表性，新增加了另外四个差别。
城乡差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速度很快，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当前城市人均收入14000，农村4000。主要是因为农村的低效农业和先进的城市工商业，使得差距越来越大。道路、交通、电话、互联网等信息和物流通道都是围绕城市在建设，使得城市的效率相对农村越来越高。土地和房屋的商品化也只在城市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甚至还在沿袭几千年前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土地无法市场化。
  
中国的道路是采取美国的模式，扩大城市面积，提升城市规模，增加城市人口，借此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享受城市的便利。有句口号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充分体现了政府这个想法。但是也造就了大量的“民工”——据统计有2.3亿之多，我估计还不止，应该在2.5-3亿之间。这些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是城市便利生活的服务者，是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的“美好生活”，大部分人的生活仅够维持温饱。
地域差别
  
主要是东西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异。由于在发达地区投入，产出效率会更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在这样的战略长期指导之下，造成东西部的巨大差异，在教育、观念、基础设施、资本等各个方面差异极大，好象隔几个时代。由于中国几个大的少数民族都在中西部，象藏族、维族等，这样在地域差异里就又混杂了一些民族差异和民族矛盾。
贫富差别
  
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最近几年富翁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其它国家，和印度不分伯仲。
这些富翁的形成，大多数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劳动、刻苦经营取得的，再经过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和放大所致；也有一部分是利用权力、关系网络、对资源的支配和行业垄断所得。包括操纵股市，房地产屯地、国企贱卖改制和其它一些特殊背景的民营企业。这些人往往牺牲大部分老百姓的利益，集千万家之膏腴而肥一己之万千，为大家所痛恨，也造成了社会上对财富的不正确认识和偏见，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指这一群人。人数虽少，但造成的影响却很坏，使得中国的贫富差别特别刺眼。
  
而农村人口、民工、城市贫困人群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和财富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开，相对贫困度更加高。
  
另外一群是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享受到了城市化的种种好处，但是，大多数人卷入股市和房市的不理智赌博中，风险很高。房地产市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泡沫的征兆，万一这些泡沫破灭，可能对中产阶级会是致命的打击。
官民差别
  
巨大的资源都被国家和政府控制，使得“做官”在当前的中国最被看好，从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屡屡刷新记录，就可见一斑，能够与此相比的可能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
各地不断爆发的官民冲突就是官民差别的直接表象。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不强。虽然是因为个别的基层干部，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欺瞒乡里；再加上中国政府沿袭铁幕时代的信息披露套路，对许多负面消息封锁、否认，使得百姓对于政府的公信力越来越弱。大部分人（包括政府）都试图从国外的出版物、媒体上找寻准确的消息。
所有制差别
  
类似“民营企业”这种概念也可能是中国特色，就是相对于那些具有相当数量和相当能量的公有、国有企业而言的。关于民营企业我已经有专文写过，不再絮述。这些国有企业要么通过专营（烟草、酒、证券等），要么通过控制资源（石油、煤炭等），要么通过其它垄断手段（电信、航空等）来进行市场化的商业活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上通行的不一样，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点之一。
  
根据物理学的原理：有差别，就会有势能；差别越大，势能越高，破坏力越大。不平衡点的增加和差别的增大，甚至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导致系统崩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大概是因为中国地域大，人口多，中央集权有利于资源的集中，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对抗可能的外部敌人（往往那些敌人就是长城外的那些少数民族）和保持国家的强盛。中国自秦始皇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系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社会复杂度的增加，尤其是交通和通讯的改善，这种集权制的管理方式开始变得低效和无力，容易滋生贪腐和垄断，扼杀创新和自由。中国没有形成自由资本主义就和这个集权体系相关。尽管历朝历代都在惩治贪腐，甚至朱元璋还将贪腐官员剥皮示众也无济于事。问题不在法，也不在皇帝，问题在于这个系统本身。
  
对于一个太大的复杂系统，可能分而治之是个较好的方法。美国的联邦制，中国春秋时代的“小国寡民”，就是这个模式的两个样板。适当增加地方自治，充分发挥各个小单元的活力和动力，可能由这些小单元组成的大系统会更有力量，更有创造性和成长性。
  
中国社会这些差别的形成，虽然有其历史原因
，但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许多问题，比如城乡差别造成的“民工问题”，地域差别造成的民族冲突，贫富差别造成的仇富心态和治安问题，官民差别引起的官民冲突，所有制差别造成的市场经济不充分和不公平竞争等，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象毛泽东时代，人为抹杀掉这些差别是不现实的，但是在这些新老差别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势能较低的稳定平衡呢？
  
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该就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还能够适当增加地方上的自治权力，发挥好企业——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非国有企业，的力量，应该是非常有效的。这样才能造就一批中产阶级，形成橄榄形的稳定结构，而不是倒金字塔形的不稳定架构。中国的繁荣才能持续，中国才能摆脱几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大大减少社会进化的成本和代价。
  
速度和稳定永远是一对矛盾，把握好这对平衡是艺术，更需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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