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事故和郭美美推动了社会发展

高铁事故和郭美美事件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未必是一件坏事，也许恰好是一个好的时机。

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当中，尤其以高铁追尾和红十字会的捐款问题尤其引起了人们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质疑、乃至猜想。高铁追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事故本身只是冰山的一角，他触动了整个社会对于一个庞大的铁路官僚系统的诸多怀疑和猜忌。这个事故打破了以往铁路运输给人们留下的安全和价优的印象，使众多民众怀疑高铁安全性的同时，更多的把想象力发挥在这一体系的管理和运营的漏洞、缺陷，甚至腐败上。网络上充斥着对铁道部和高铁的调侃，而无数的声音开始质疑铁道部及铁路相关机构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腐败和渎职行为。

这一事件和由郭美美事件所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红十字会款项在募集和使用过程中虽然一直饱受诟病，但是却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猛烈和广泛的质疑和攻击，这两起事件中，一贯强大的铁道部和红十字会一边倒的成为事件中的众矢之的遭受了来自于媒体和质疑和批评。

高铁追尾以后，12部委成立专门小组来调查铁道部所隐含的问题，打破了铁道部长久以来“独立王国”一般的封闭和垄断。改变了政府部门对于公众冷淡和无谓的态度，也直接导致了高铁系统的整体减速，这一事件不仅会带来整个铁道系统的改革，有更多的体制将会尽快完善，这些还不完全，可能对其他部门也会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中国红十字会又引发了民众对于中红会领导每人配有两辆豪车的质疑和争议，红十字会此次连续“红”了几个月，并且还在继续红下去。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引起的关注范围如此之广，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是史无前例的。“郭美美”及其后一系列和红十字会相关的事件虽然为中国的慈善事业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事件必将成为推动中国公益和社会发展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对整个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事件除了引发公众对红十字会的关注，公众开始关注公益的管理经费，捐款渠道，资金使用，项目监控及项目执行的质量等。这些关注也加速了红十字会及其他半官方基金会工作的公开和透明的过程，郭美美引发的质疑和不信任使得红十字会草木皆兵，完全变成了一个透明的机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监督之下。从而引发了红十字会自身的一些列改革，让资金使用更加透明和高效。这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度的健全，诸如网上捐赠查询系统，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应急处理机制等，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机构运行能力。

让他们对资金的使用更加规范和严谨，杜绝所有不道德的行为，并且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可以说，红十字会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博爱项目，红十字会的合作医院，汶川灾后重建的资金使用，都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质疑。这些迫使红十字会不得不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让红会的项目运作更加专业和规范，以免让自己不断处于舆论的中心。这就要求红十字会不断提高员工的项目管理能力，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进入该系统或者对员工进行专业管理和培训，提高员工能力。

由于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监督，红十字会不得不在资金使用上更加谨慎，包括公车使用（近两天引发关注的红十字会领导用车既是一例）、公务接待、人员工资、行政管理费用都更加的突出公益性。而红十字会不但吸引人们关注基金会的廉洁和资金使用的效率，也让人们关注基金会员工的收入、待遇和日常生活，对他们的要求比对普通公众的要求更为严格。对于其他非营利机构，无论是官方背景还是草根机构，红十字会事件提醒了所有的机构，一定要专业化运作。不但工作要廉洁和透明，还要求他们有专业的管理和工作能力，能够高效完成资金的使用目的。

红十字会等机构以前一直是半官方机构，他的结构和管理模式一直是按照政府和事业部门的架构来执行的，众所周知，我国的政府部门的管理方式效率并不高，这一事件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正是通过这一突发事件的震撼性影响，迫使中国的公益和慈善组织不得不更加紧迫的抛弃旧有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不断探索和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并且打破传统的思维，从一个封闭的王国转而主动地接受公众的监督。

总之，郭美美一不小心成了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功臣，而郭美美事件一定会成为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影响现在还没有结束，更多深远的影响还在持续发生，他们仅仅是无数改革的导火索而已。

无论是在高铁追尾事故还是在郭美美事件中，大多数围观的公众却宁愿相信谣言而不去寻找理性的证据，更不会相信铁道部和红十字会发言人的说明和辩解，在事故发生以后，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在人们对这些机构的质疑中，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都失去了作用，并且为此找出无数个反对的理由，而对于他们积极态度证据却视而不见。同类事件至少说明：

我们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因为对正规渠道的信息通常都保持着一定的怀疑态度，因而更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信息传递和小道消息，同时也更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而不容易相信看不见的“道理”。

我们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失去已经获得的稳定生活和物质基础，常常处在焦虑中。

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经济、物质的快速发展也给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地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由此产生出很多新的问题。社会是一个群体概念，正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处在这个群体之中，所以群体可能会面对同样的压力与焦虑。从这一点上来说，现在中国人们所面对的房价压力、医疗服务困难的压力、收入增长压力、物价上涨压力都是一样的。应该说，整个社会都是脆弱的，因为我们已经暴露在压力下，高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可能面临失业、病痛、焦虑、家庭变故等各方面的潜在压力，可是我们这种压力并不是来源于自己，而是来源于对社会和政府的不信任。

中国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仇富”的问题。但是仇富只是一个表象，他既不是目的，也不是原因。“仇富”的根源实际上是对“不公平”的敌视。很多流行的社会观点认为很大比例的富人致富的道路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公平竞争，而是通过贿赂、占用社会资源和不公平竞争达到的。这种观点之所以产生并得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对于主流舆论的怀疑的摒弃，在这一点上郭美美炫富事件有着极强的代表性。

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通讯工具的交通的高度发达加速了信息的传播种类、数量和速度，社会主流观点因此而被淡化和缺失，由于传统价值观和哲学思维已经遗失，导致一部分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改变。信息发布和选择自由度加大，面对无数舆论和观点，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倾向于与自己个人价值观相符的观点。而因为物质和资源的占有所带来的益处对每一个人变得更加清晰，人们容易迷失在对物质和金钱的崇拜当中，并把这种唯财富论当成社会的必然。

2．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本身改变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变对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和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随即产生，但是我们的社会对解决这些新问题的经验和方法有限，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加剧了社会群体分化，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变让很多人沦为弱势群体。

3．经济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快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让人常常感到没有安全感，更容易陷入焦虑的情绪，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

4．政府和权威部门的主流观念得不到人们普遍认同，许多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感到利益得不到保障，并容易把这种得不到保障的状况归咎于社会的不公。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和经济基础造成的，也有体制和管理能力不足所造成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同我们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也成了社会的隐痛和潜在风险，长期压力下造就的脆弱和敏感必然会毫无征兆的爆发出来。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高压下都会通过一些极端和高频率的方式来爆发和释放压力。因此，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事故高发的时期。

要解决目前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政府部门必须抛弃以往的被动局面，而是主动的从解决问题变为预防问题，从制度上改变以往的官僚作风，抛弃以往依靠文件和制度空喊口号的做法，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制定人性化、操作性强，高效率的制度，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管理方法，通过学习和培训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避免那些常见的低级错误，从而获得公众的信任和认可。

总之，高铁事故和郭美美事件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未必是一件坏事，也许恰好是一个好的时机，这是事件高发的时期，除了高铁追尾和郭美美，还有故宫丑闻，还有更多的突发事件，但是这也是政府集中解决长久遗留问题的时期。或许还将有更多的标识性事件会发生，推动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