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少 随意风流txt:解决王佐、袁文才前后（节录）

                                                                                解决王佐、袁文才前后（节录）  李聚奎    关于袁、王问题，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当时，我们只是听命令，命令下来，要我们怎么干就怎么干。
    解决袁、王那段时间，我在红五军八大队当大队长，因病在莲花老乡家住了几天，刚刚回去就赶上这个行动。当天夜晚，怕发生误会，我们的臂上还绑了白毛巾。解决袁、王后，彭老总就要我到红三军。红三军是由水新、莲花等游击大队组织起来的，永新刘作述当红三军三纵队党代表。三纵队有四个大队。我一去就到四大队当大队长，莲花徐彦刚当三纵队纵队长，他没来，我还代理了几天纵队长。以后队伍编成三个支队我就在三支队当支队长。
    解决袁、王时，部队不只去一个大队。王佐的部队也不知是三个连还是两个连。特委当时早已安排好了，我们一去，就分配了任务。
    王佐本身是个土匪，听说在家里是个裁缝，后来才当土匪的。王佐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吊洋”都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搞。井冈山的群众对王佐是有好感的，周围几百里都是这样。他打富济贫，搞了有几百人的武装，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毛委员上井冈山。听说王佐谁的话也不听，就听毛委员的，除了毛委员一概不听。彭老总上山后，带了一个贺国中，这个人很厉害。山上冬天冷，一次，贺国中说烧点火烤，，门外面就有木头。旁边人说：  “那是王佐的，不能烧！”贺国中说：  “管他呢！什么王佐的。王佐的也要烧！”旁边有王佐的人，把这话告诉了王佐。王佐对毛委员说：“你们五军新上来的贺国中是个厉害的人啊！”后来，王佐的队伍改造得不错，群众纪律各方面都不错。王佐的队伍归特委指挥。干掉王佐之前，我们在永新县城与吉安之间的永阳镇附近。以后听人讲，湘赣特委有情报，说袁、王同湖南茶陵县的民团有什么勾结，要叛变，已经有计划地把袁、王叫出来，从宁冈叫到永新县城。当时永新县城掌握在我们手里，袁、王部队调来时，他们还留了一部分人在并冈山，大概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来了。他们到县城以后，房子都是特委安排的，哪个地方位部队，哪里住司令部，哪里住袁、王。然后报告彭老总，要彭老总派人来。
    一天晚上，我们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赶到县城。一进城，一切都布置好了，部队直接把袁、王包围起来。袁文才被打死。王佐跑了出去，想跑回宁冈，结果到河边，桥已被拆断了，王佐不会游泳，淹死在河里，两三天都没有发现尸体。几天之后，发现尸体在下游浮起来了。袁、王部队被缴了械，具体情况怎么样，原来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是王佐部队的，他清楚。
    这件事情的责任，如果加在彭老总身上，那是不够准确的。彭老总不直接指挥袁、王，他们归湘赣特委管。红五军从一九二九年一月退出井冈山，到了于都、瑞金，四五月间才回到了宁冈地区，以后又到了平江、浏阳，和黄公略同志会合起来，绕了一个圈子，最后返回江西，在吉安方向活动。王佐当时则一直在并冈山附近。哀、王部队不归彭老总直接指挥，他们不会有什么矛盾。问题发生在湘赣特委，他们搞了个假情报。
    再一个，那时候军队听地方党的指挥，军队的领导人要采取一个什么军事行动，都要取得当地党委的同意。当地党委不同意，你也行动不了。所以，解决袁、王的责任是在湘赣边界特委身上，彭老总他决定不了。他在这个地方行动时，什么事都要取得地方党委的同意。过去把这个责任加到彭老总身上，是没有根据的。彭老总与袁文才、王佐是没有矛盾的，他为人最没有私心。
    对袁、王应该有个全面的分析和看法。虽然王佐原来是个土匪，但以后毛委员来了，他就不是土匪了，改邪归正，他是革命的了。王佐当土匪的时候，在并冈山群众里是有基础的。毛委员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做了许多工作，王佐的行为也改了，不再是土匪那一套了，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王佐还是有贡献的，如果他不听毛委员的话，你在那里就站不住脚。当然，王佐还是愿意听毛委员的话，应该承认他们有贡献。他们熟悉地形，群众基础好，山上大路小路什么地方他都知道，他的兵都是井冈山周围附近的。
    过去对袁文才和王佐有种种说法，有些说法针锋相对，有些说法是以讹传讹，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情况调查清楚，把调查来的材料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没有分析是不行的。没有分析就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历史问题尤其要注重调查和分析。五十年的事情了，你怎么办呢？知道情况很具体的人没多少了。我当时在连队里，去执行解决任务的时候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解决以后才听说袁、王和茶陵民团有勾结，要叛变，所以把他们杀了。当时我们也相信了，特委的话怎么能不相信呢?这是那个时候的水平嘛！ 
张宗逊对此事的说法：    袁、王在并冈山有武装、有群众，红军上山后，袁、王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主席，对红军也有很多帮助，整个来说，尽管袁、王有缺点错误，但其主要方面还是要革命的。拿群众关系来说，在那个地方，他们有群众基础。红军上并冈山，毛主席如果不是做好了袁、王的工作，是上不了井冈山的。后来把他们搞掉了，井冈山从红旗变为白旗，这也能证明杀的不对。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按照毛主席一贯思想，袁、王应该肯定，历史已证明了。杀了袁、王，井冈山上我们根本去不了人。袁、王在时，我们在山上山下一样可以搞根据地。山上山下—起搞根据地形势就不同。哪个地方都有群众领袖问题。闽西也有个博柏翠，以后红军与他搞翻了，他离开了共产党，离开了红军，解放后还让他当民主人士。赣东北有方志敏和邵式平。没有群众领袖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主席，没有毛主席作领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相当困难的。
陈伯钧如是说：    一九二八年红五军上井冈山后，湘粤赣三省敌人“会剿”井冈山。这时决定由红五军守山(不到一千人)，红四军主力下山，袁文才当红四军的参谋长，刘辉宵当前委的秘书长。主席把他俩带出去，用开眼界来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可是过了赣江、兴国、瑞金，到了广昌的苦竹，他俩就逃跑回来了。从广昌到井冈山有八百多里，他俩是靠三点会保镖回来的。袁文才回来后又把部队收集起来，但还有些革命性，打的是红旗子。这时土、客籍的矛盾又尖锐地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赣西南特委在一九三O年初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调到永新，部队还是挂红带子，红五军挂起白带子打他们，他们没有防备，袁文才被打死，王佐过河时被水淹死。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馆员饶道良和李春祥（其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王佐的部下），二人合作写了一本《血泊罗霄——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密 》写的不错，在书中对井冈山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均做了比较清楚详细的交待，两位斑竹不妨一看。    我记得当地党组织主要是因土、客籍及与袁、王的其它矛盾，借红五军之手，错杀袁、王，最后导致袁、王残余部下反水、投敌；当地百姓也对红军反目、仇视，至解放前红军就再无法回井冈山立足。萧克曾在井冈山汪洋界下，望洋兴叹。
萧克回忆:    如此严厉的政策，是很难得到群众拥护的。王佐与袁文才在井冈山威信很高，他们被杀后，参与抓捕他们的红五军的四大队就立刻遇到麻烦：“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李聚奎，1986：67）后来，萧克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萧克，1997：189）
 
    江西的余伯流是我国数一数二的研究中央根据地的专家，他的很多观点都很公允，其《中央苏区史》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很值得一读:    土客的矛盾表现很多，比如，杀的土豪是客家的多，还是土家的多；烧的书院是土家还是客家的，当官的是土家还是客家，当然，还有争风吃醋之类的，两个不同籍的男人都看上一个风骚的女子等等……    在袁王被杀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来自上头的原因。
    在1928年6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通过了一个政治问题决议案，其中有一个《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有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直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个文件在1928年冬天传到了井冈山，当时没有让袁王知道，怕引起他们的误会，但袁文才在随红四军主力下山的途中（时任红四军副参谋长），得知了文件的内容，心中害怕，遂偷偷地回到了井冈山，并将文件内容告知了王佐。    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后，井冈山的土客籍矛盾进一步加剧，几达水火不容之地。在井冈山，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一说，互相猜忌，互不买帐。到袁王二人未告知特委即把湖南茶陵的罗克绍抓来之后，无意之中授特委以柄，变成了袁王勾结土豪，这应该是袁王被杀的导火线。    到1930年初，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来到湘赣边界一带检查这里贯彻执行六大决议的情况，于是，特委个别人趁机把袁王问题重提，并在1930年1月18日在江西遂川县于田镇召开的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上（彭清泉出席），研究了对袁王的处理问题，但当时研究的详细情况无法得知（可惜）。    所以说，纵有种种的原因，但如果没有中央六大文件这个尚方宝剑，特委个别人也是不敢贸然向袁王下手的。    至于彭德怀派兵的问题，当时中央有规定，红军要受所在地的当地党组织的调遣，红五军当时驻扎在安福的洲湖，正是湘赣边界特委所辖的地域，而且当时是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特委书记王怀亲自去找的彭德怀，彭德怀焉能不派兵？彭德怀在自述中说：“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同志进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冲出来被击毙，王佐在永新过浮桥时，跌在桥下淹死；王佐的特务队数十（大约三十人）人逃往井冈山，其余二百人交给边区特委整编了。假设这些合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1931年，当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昌偕在1931年8月诬指为AB团分子，遭到缉押。朱无法排解，在缉押中自尽。而王怀也在1932年5月被错杀。    曾参加过平江起义的红五军老兵田长江，在回忆杀袁王时有如下回忆：
    “关于王佐、袁文才被杀的问题，那是1930年的事，当时我们住在离永新城几十里路的地方，李灿给我们讲了话，说接到特委告袁、王要反水，要我们去解决他们。部队傍晚出发，拂晓前赶到永新县城。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左手臂上扎了白毛巾，以白毛巾为记号，还规定了两个口令。袁文才是打死在床铺上，床铺是用门板架的，袁文才还没有起床，就被枪打中了，王佐冲出去了，但在过永新河时淹死了。他们的部队也被打散了。”——摘自田长江《谈第三次反“围剿》    袁文才的老部下郑善致如此回忆：    “我们三十二团部分人以后编到红五军（三十二团番号是朱毛在井冈时授予袁王的——马甲注），袁文才部下的一个班长罗发才升为连长，周云斋任副连长（后来叛变了）。我就这样到了红五军，后来调回宁冈独立红八营。”——摘自郑善致《活捉袁克绍和袁、王被杀经过》
    “剩下的战士关了三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了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摘自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