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千的老婆:宋教仁：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宋教仁

　　◎李鸿谷  封面油画◎朱日新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由此，中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孙中山当然兴奋。此前10年的革命奋斗，孙先生对自己的革命命运颇为悲观：“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转向乐观：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

　　在广泛的乐观情绪里，宋教仁却另有冷思考：“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

　　革命与建设，不可偏颇。宋教仁提出的问题当然重大。只是这一思考，未必被同盟会里的热血青年所认可。查索史料，坚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党成员只有杨笃生。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笃生是清廷考查各国政治大臣的随员。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译各国政治制度文献，即为杨笃生邀请。

　　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同盟会对应，此时，清廷正在思考如何“君主立宪”。

　　传统中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当是关键所在。在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未来政治路向——“共和”与“君主立宪”，各自起步，开始竞争。

　　100多年后，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无论“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只是外源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而已，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那么，真问题便是：外源性的制度资源，如何适应传统中国的政治土壤？其解决之道，决定放权“立宪”的慈禧，设计了一个9年的宪法预备期；而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里，革命成功后，进入“军法”、“约法”时期——同样是9年时间，然后过渡到“宪法”时期。只是，计划赶不过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果说此前“共和”与“立宪”尚有竞争的话，此刻，清朝将亡，“立宪”无本可依，“共和”制度当然无可阻挡。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

　　以“力量(暴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授权”的现代政治轨道？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条理缜密”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制度，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国民选出议员，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政府)，执掌权力。那么，总统呢？虚位而已。

　　权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获。相比于传统中国政治，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

　　只是，更冷酷地看，人事与制度——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政治的两端，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已经设计出来，核心问题则转向“人事”。换一种说法，这一制度的设计，尤其在其启动之际，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实为重点。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

　　宋教仁设计的制度里，虚位的总统，遂成人事之争的关键。

　　辛亥革命以清帝逊位而告成功，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也由此终结。如果我们稍稍深入一些观察辛亥革命的实际，清王朝颠覆，实则由三种政治力量合力促成：清朝“立宪”运动产生的立宪人士为一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另一方，而说服清帝逊位，完成“临门一脚”的袁世凯当然同样是一方政治势力。这三方，无论哪方，都难言已经准备就绪。历史并没有遂孙中山之愿，给出中国政治人物与国民予9年民主政治的“培育期”。

　　清朝已亡，三方政治力量如何分配政治权力，考验各方智慧。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当然是权力分配，只不过不拘一时，而为长久设计。如何均衡与公正，自是关键。

　　责任内阁制度当然是人民授权的制度，但回到当年的权力现场，真正的悖论就是：以授权和分权为要素的民主政治、权力的各个部分，比如内阁与总统权力如何均衡，才是重点。而事实上，在这两者的权力分配上，又对应着具体的、已经在位的人。结果，规则制定方，按李剑农先生的批评，“对人立法”，过渡限权总统袁世凯。规则已经偏离政治所需的权力均衡与制约。所以，袁世凯不免抱怨：“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取消防御主义。”出身传统政治系统、强悍如袁世凯，又如何可能将这种限权法律放在眼里呢？

　　由此，现代政治在中国甫经起步，破坏的危险即已存在，本应公正与均衡的规则又有失当，制度建设遂为人事之争而替代，回归传统旧道，没有意外。

　　细观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实际，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政治制度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与结果。这一过程在当年，更是传统以力获权，与以民授权的现代政治方式的转换时期，这个局面，空前复杂。所以，它其实需要足够充足智慧与时间成本，来完成整体性的均衡与适应。可惜，权力太诱惑，谁也等不及。

　　果真革命易，建设难。■

　　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民主政治与实力政治，民国初年的政治运转，实则由这两种模式竞争构成。很遗憾，传统的实力政治，最终胜出。中国民主政治之途，多艰。

　　◎李鸿谷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个历史时刻，最紧张最仓皇失措的，恐怕是黎元洪。这是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悲喜剧。黎元洪之惧，倒并非他的生命有危险，而是起义新军，四处寻找他，要拥戴他做首领——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这个让他害怕。

　　重看那段历史，黎元洪后来虽贵为民国总统，但还诚实，并不讳言自己的恐惧。在一封写给清朝海军提督的信中，他自述出任都督经过：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统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如此情状，既真实也狼狈。非革命派出任革命军的首领，革命派的同盟会成员当然心有恨意。后来被称为辛亥元勋的居正记录这一时刻，又增添了更能形容黎元洪窘状的细节：“黎元洪见事急，匿屋中床下，党人搜查得之……”有此恨意，只因黎元洪所得，即同盟会所失。其中，最为后悔者，则是宋教仁。吴相湘先生所著《宋教仁传》论：“武汉情势既已展开，宋氏不及赶赴事机，引为终生大憾。”

　　这一历史的细节，并非只是黎氏的八卦。历史跌宕起伏，从同盟会角度看，这一拥黎之举，已使历史面目大变，而原本同盟会是可以名正言顺领导这场起义的。

　　失去的机会

　　辛亥年之夏，四川保路运动风波骤起，湖北其时也风声鹤唳，社会盛传：“八月十五(阳历10月6日)杀鞑子。”这种传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湖北的革命派文学社与共进会商议合作，决定派人赴香港与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来鄂主持起义，并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刘公与孙武分任军政府总理与参谋长。居正，即为当年去上海邀约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的关键人物。

　　得到居正的信息，宋教仁与谭人凤颇为兴奋，决定不等在香港的黄兴回来，即赴武汉主事。很意外，谭人凤忽然染病入院，不及出行。随后又有意外，宋教仁的好友胡瑛，当时虽被捕在湖北狱中，也秘密派来一学生找宋教仁，《宋教仁传》记：“痛哭流涕极言湖北不能发难。”这是一桩疑案。胡瑛是坚定的革命派，他的“不能发难”真正的理由，难以认定。

　　从读史者后来能够占有足够的材料看，这个时机，还真是天赐良机。历史学家郭廷以统计当年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约共1.7万人，加入文学社、共进会(革命团体)及已有联络的约6000人。1911年8月、9月间，为镇压四川争路风潮，新军被调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阳、岳州的近9000人，留守武汉的约8000人，其中约半数与革命党保持联系，就比例上说，情势有利革命党。”

　　宋教仁与胡瑛是患难之交，他更相信胡瑛。他犹豫了。

　　于是，宋教仁先是决定等黄兴到来后，再一并同行；10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催促宋教仁速往武汉，宋同意6天后起程；结果，之后，宋教仁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主持为理由，拒绝启行。再三延宕，机会一失再失。

　　对此极为不忿的是谭人凤，10月8日他带着各种药物出院，离沪赴鄂。这位年纪已经51岁，远远大于宋教仁的革命前辈临行之言：“此行专为维持团体信用起见，资望才能皆不及宋(教仁)，仍乞宋君速装继来。”谭人凤尚在途中，武昌起义已经爆发。

　　平情而论，武昌起义比较仓促，计划一变再变，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稍早一些时候，蒋翊武被调入进川部队离鄂；起义前一天，孙武因为制造炸弹失慎引发爆炸而受伤。与孙武共造炸弹的刘公，在派人送孙去医院后，也迅速躲藏起来。其妻子与弟弟，都被逮捕——历史学家李剑农据此解释，这是胡瑛劝说宋教仁湖北“不能发难”的理由。但是，蒋翊武确实离开了湖北，但孙武受伤却是在起义前一天，亦即在胡瑛密使劝阻之后。所以，据此而论，胡瑛的理由未必明确在此。信息不对称，或许是解释这一变故最合适也难确凿的理由。

　　黄兴与宋教仁之于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历史学者迟云飞在其所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提供的一个解释是：“武汉的起义准备渐趋成熟……但是在起义最高领导人问题上却难以确定。因为不仅孙武、蒋翊武和刘公三人地位声望相当，而且他们的才干也不适合出任最高领导人。”——这是邀请黄兴、宋教仁的原因。而同时，谭人凤的观察是：“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机会还是失去了。

　　10月10日，武汉起义爆发。寻找此次“革命”的领导人，遂成关键。蒋翊武离鄂去川、孙武受伤、刘公“失踪”，而黄兴与宋教仁，包括谭人凤都未抵达武汉。一个又一个的环节错失后，黎元洪获得了机会。虽然他甚至躲在床下，不乐意接受这个首领之位。

　　从同盟会以及革命事业的角度，这当然令人扼腕。谭人凤后来评论：“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事处历史巨变时刻的当事人，其进退稍有失措，即使历史跌宕。那个历史现场，以及谭人凤的愤怒，后世读史人当然可以感同身受。只是，历史现场还有另外的信息不容遮蔽，武昌起义事发，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随即逃亡，放弃抵抗，革命军于是有了意想不到的顺利。所以孙中山先生评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抽身离开同盟会视野里的历史现场，孙中山所言当然客观。

　　只是，孙中山先生自1894年致力于革命，并选择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无数先烈无数牺牲，最后一击，却于偶然间失去领导权，难免遗憾。

　　100年后，再来回望那段历史，公允而论，历史逻辑已然昭著：清朝之倾覆，各种政治力量合作促成而已。任何单向度的逻辑解释，都将失之武断。这段历史，足可供后人再三思考讨论的是清亡之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以及经验与教训。显然，“民主政治”这一开创性制度及其演化，所有讨论，则必须回到历史现场。非此，一切徒为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