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凤和花满楼结局: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瑞丰 实习生 赵鹏飞

　　稳定仍是硬任务。“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中央为何一再强调稳定？这是一种什么状态的稳定？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此专访长期研究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

　　《瞭望》：在致力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为什么中央也一再延续对稳定的强调？

　　何增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非常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发展改革稳定三者之间，始终是在动态变化中加以调整和平衡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稳定的根本保障。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虽然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工作的重心会有所不同，但三者都不可或缺，不能有所偏废。离开改革和发展求稳定，稳定就会失去根基，只能赢得一时的稳定。

　　现在强调稳定是硬任务，是为了给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一个有利的大环境。我们已经进入到现代化的中期阶段，一方面现代化高歌猛进取得很多成就，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面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挑战。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大幅度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层次和范围以及冲突的烈度都会增强，社会动荡和失序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如果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现代化大业就会遭遇严重挫折。从这个角度讲，强调稳定非常迫切，以免现代化前期取得的成就功亏一篑。在维护社会稳定上需要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

　　《瞭望》：要维护稳定，目前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何增科：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面临着风险社会的挑战。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极大，传染病、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流言信息等都可能迅速转移、放大和扩散。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制度的风险、技术的风险、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高度流动性带来的风险，都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风险社会需要有效地防范和处理风险的机制，否则小风险可能演变成重大危机。“非典”从个别病例迅速演变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第二是信息社会带来的挑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增幅6.1%；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同时截至2011年3月底，中国已备案网站数量已达到382万个。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网络、微博、手机等新传播方式不断更新，各种各样信息快速传播，客观上使得社会情绪很容易被鼓动起来。比如一些原本是小范围的矛盾，在信息社会很快就被放大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还出现了网络的语言暴力，网络舆论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等等。

　　第三是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某项政策或某件事情，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那种关起门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用顾及国际社会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一些领导干部还不习惯这种局面，但却不得不去面对它。外界对我们的反应和压力，都会影响我们内部的稳定以及维稳的努力。

　　第四是反腐败的挑战。腐败现象仍在扩散蔓延，腐败程度仍然，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腐败现象的猖獗导致民心的流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第五是改善民生的挑战。老百姓在就业、住房、养老、医保等日常生活多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在享受发展成果上存在失衡，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偏激，进而触发过激行为。如果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人人都存在焦虑感，这个社会也就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

　　追求和谐的稳定

　　《瞭望》：在有些人看来，稳定就是“把社会管住”、“绝不能出乱子”；也有人认为，要追求和谐的稳定、自觉的稳定、动态的稳定。中央现在强调的稳定，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稳定？至少包括哪几个方面？

　　何增科：社会稳定可以分为传统的静态的稳定和现代的动态的稳定。传统的静态的稳定是在强力维持思想和组织的大一统状态静止不变情况下实现的稳定。而现代动态的稳定则是在维护社会多样化和活力过程中通过动态调整实现的稳定。实现动态的稳定，需要维护社会的多样性和活力，需要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在复杂的、流动的、多变的现代社会中维护稳定，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取得一种动态的均衡。

　　一个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中，我们要做的是善于驾驭矛盾，调解冲突，减少冲突的烈度，并使人们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反映，在此基础上，不断利用政策和法律的调整，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使各种各样的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也就是把个体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调起来，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中一个来追求另外一个。

　　因此，我们讲的稳定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动态的稳定。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不同阶层、地区之间的差异性需求都能获得充分关照，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否则，不论是花钱买稳定，还是依靠强力管制维持稳定，成本都过高，都不可持续。

　　应该说，对如何维护稳定的看法，目前还没有形成全面的共识。要有这种意识：不能一强调稳定，一强调社会管理，就只想到要加强社会控制、管制甚至压制，这样会把社会管成死水一潭，没有活力。

　　《瞭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否对“维稳”思路进行了一次新破题？

　　何增科：社会建设和管理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本身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政府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本身恰恰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现代化，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破解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陷阱，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认识在深化。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意味着我们在促进经济改革之外，要更加重视社会改革。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要推进社会现代化，推进政治现代化，还需要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还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

　　从源头上维持稳定

　　《瞭望》：当下社会利益分化明显，利益协调不力、诉求不畅，成为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何增科：第一，从一些发展经验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边增长、边分配的模式，比起先增长后分配的模式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边增长边分配，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民营经济同样具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效果。

　　第二，政府与一个个单独的个人谈判成本过高，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具有反映诉求、提供服务、规范行为这三大积极作用。为此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学会通过社会组织有序地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利用社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可以减少体制外维权和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推进制度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信息来源和信息通道的多样化，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可以畅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实现官民良性互动，从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瞭望》：国际形势，包括外部经济环境、社会运动、国际纠纷等，对国内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如何应对？

　　何增科：提到国际形势，主要包括两方面。一要看到国际发展的大趋势，要顺应这个趋势，才不会被历史潮流冲垮。二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发展也充满了挑战，充满了风险和陷阱，怎么不陷进去，就非常重要。

　　这也需要处理国际事务的政治智慧，既要避免战争，又要保护自己主权，不能一味地退让，也不能一味地硬碰硬，在斗争、妥协和合作多种策略的交替运用中维护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处理不当，会直接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又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杀伤力。

　　简单来说，要应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第一方面在经济多元化的条件下，要保持对外开放，只有在开放的社会中，才能真正取得发展。

　　第二方面，在国际社会中，应学会与其他经济体合作处理全球事务和地区性事务。中国要在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和区域治理的民主化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第三方面就是和平共赢。怎样顺应这种和平共赢的趋势，既要和平，同时又要共赢。这需要在制度规则安排方面多动脑筋。□

　　《瞭望》文章：青春的党与党的青春

　　一个善于团结青年、赢得青年支持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散发着青春气息、充满活力的政党，这样的党必将能够在以后的历史长廊中书写更多更美的青春史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温泉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青年的热切期望。

　　“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以专门段落再次强调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再次彰显党对青年的重视，这也是党保持勃勃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如何保持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凝聚力，党的青年工作面临怎样的新挑战？《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

　　信仰感召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载的风雨历程，就是一部凝结了无数青年热血的青春史诗，是党高度重视和肯定青年的地位与价值，用科学的青年观引领青年为中华民族振兴英勇奋斗的历史。”陆士桢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主要源于精神信仰。

　　1937年，33岁的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1938年至1939年，“到延安去”成为一股潮流，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立场和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成为吸引大批有志青年的关键因素。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生动写照。

　　陆士桢梳理道，党历来十分重视为自身注入新鲜的活力。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极大地肯定了青年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动员了青年群体。

　　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毛泽东评价青年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

　　在民主革命时期，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后备队和接班人，这成为第一代领导人思考青年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认为青年工作需要有一个富有政治远见的、成熟的、能够代表青年利益的，并能够体现青年工作崇高奋斗目标的政党来领导，这样才能保证青年工作方向的正确、政策的不失误和措施的有力。正是在这种青年观的指导下，党团结了大量青年，使广大青年和学生运动成为了人民革命的一部分。

　　在摸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在青年培养的目标、如何培养青年成才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青年培养的目标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青年培养的指导方针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除了要求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同样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明确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成才标准。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从阶级斗争教育到民主与法制教育。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分相信青年，注重对青年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邓小平指出，选拔青年干部，实现干部的年轻化是一个重要的迫切的战略问题。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于青年的培养的注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能力走向了科学和成熟。

　　在找寻如何建设党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刻关注着青年，关心着青年，指引着青年，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主题和青年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为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指明了方向。如，提出“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的思想。“四个统一”把青年成才与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趋势紧密联系，是指引青年沿着正确的成长之路前进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探寻如何发展的路途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这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文本”思想对青年发展问题的高度体现。同时，中央从时代的视角寄希望于青年。“希望当代青年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四个新一代”通俗易懂但分量很重，具有创新意义，既包含了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青年先锋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物质成果日益丰富、传播方式大众化趋势明显、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加快，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人也日益呈现出新的特征。

　　陆士桢分析说，比如，在享受了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他们必然也就形成了同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物质态度；在思想空前解放的宽松空气中呼吸，他们自然更加重视自我的发展，追求着父辈想也不敢想的自由和放纵；经受着快速发展的高科技的冲击，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蔑视权威、崇尚创新。在他们身上，先进与激进、批判与反叛、生命力和破坏力共存。

　　不过，应该看到，青年的本质是生命力和创新性，活跃并富有创造性的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是解放思想的生力军。“青年不仅是基础，是未来，更是现在。他们必然是先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也一定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陆士桢说，一批青年在当今高新科技领域和新经济组织中做出的突出成就和贡献，集中表现了青年与先进生产力的天然联系；而青年人在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利益与发展的大事件中的积极表现，更是清楚地表明，青年与社会变迁共成长，青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最活跃的力量。

　　青年何以被称为先锋？她具体分析，首先，观念优势、知识优势和创新优势，这三大优势，使青年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生力军。以高新科技领域为例，IT业的“少帅”现象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明。IT企业的主要经营者、管理者或创办者，大都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有的就是典型的“80后”。

　　其次，青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和依靠的力量，是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最积极的参与者。青年在社会变迁中的活跃状态，是其思想解放的社会性基础，也是青年发挥先锋作用的形式和载体。

　　一方面，青年是社会流动的主力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底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急剧增长，2005年已达14686人，其中，14～35岁青年占52.0%。在跨省流动人口中，青年人是主力军，按14～35岁计算，达65.5%。在青年社会流动中，占份额最大的就是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回乡后，又给农村带去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推动着城乡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青年创业是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参与创业人员主要集中于25～44岁之间，青年成为创业活动的主体；而年龄在29～34岁的青年尤为积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比较成熟，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

　　再有，青年文化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在进步发展的社会和时代，青年文化与先进文化方向一致，担负着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社会重任。今天，青年依然站在时代文化的潮头，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敏感地捕捉国内外社会文化的最新动向，推动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成长

　　在看到青年一代给社会建设带来的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陆士桢认为，也不能忽略青年的个体性、社会化参与也给青年自身发展、给青年教育、给社会青年事务的管理、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其一，社会参与的个体性、社会性特征给青年的社会行为选择带来了挑战。对青年来说，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含量，资讯的迅猛令其价值判断应接不暇；价值的多元也会给他们的社会行为带来误导；而青年亚文化鲜明的群体性和符号性特征，也会令相当部分的青年易受社会文化潮流的裹挟，做出非理性甚至破坏性的社会行为。这给青年自身的成长和青年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其二，如何学会在法律框架下自由、理性、充分地表达民主意愿；学会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参与社会管理；学会依法表达作为社会个体的各种合理诉求，绝非一日之功。随着社会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青年学习社会参与的任务依然艰巨。

　　其三，一些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对社会事态的控制，对青年社会行为的控制。原有的干预、介入的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不仅需要进一步改革日常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也需要以新的思想和观念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和青年社会事务。

　　客观来看，当前的青年工作尚有薄弱之处。陆士桢说，在我国，政府部门中尚缺乏专门管理青年事务的机构，政府的青年事务被委托给共青团，共青团属于群团组织，其处于党委序列当中，不具备行政能力和属性。政府青年事务涉及青年和青年工作法律、政策的研究制定，青年福利服务机制的建立，青年事务的财政支持、青年组织及服务机构的管理等内容，对此，共青团尚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清晰的授权，没有调动资源的能力，很难有效解决涉及青年利益的根本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专门设立青年事务的管理、协调、服务机构，其类型有四：政府成立专门的青年事务管理部门；将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建立政府总统府(总理府)内设的专门机构，如日本的青年对策本部；设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由多个部门参与。

　　此外，传统的青年工作中的两个倾向也需要加以调整。一是在青年政策上，政治取向大于福利取向。国际上往往将青年视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并给予各种福利政策加以帮助。但在中国，通常将青年视为“接班人”，对如何满足青年的福利需求考虑不足。二是在青年工作上，教育取向大于服务取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共青团在服务青年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距离青年的需求仍有距离。

　　陆士桢提出，在新时期，党要赢得青年，首先，应当完善管理青年事务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她建议，在国务院序列中增设青少年儿童局，专门负责青少年事务。同时，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应成为连接党和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巩固党在青年中的执政基础，推进青年政治社会化；作为青年的群众组织，应当代表青年利益，竭诚为青年服务。

　　其次，切实解决涉及青年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问题，不能让年轻人“心里有火”。比如，应当重视青年的收入和住房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青年人创业发展。

　　同时，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要依靠社会提供平台，但更需要青年自身的清醒与努力。青年人要戒掉好高骛远的骄气，戒掉郁郁不得志的怨气，戒掉唯利是图的俗气，敢想敢为，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也要永远坚持人民利益方向，努力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更要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做“草根英雄”，若脱离“草根”，青年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难以成就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