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炎疼痛位置图:反出CIA：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10:12:24

反出CIA：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足本

俞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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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双子楼垂直落体般瞬间垮塌出于飞机撞击根本就破绽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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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本拉登实际处于CIA的严密保护之中，奉若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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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五枚导弹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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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被导弹击中后燃起大火，许多人被困楼顶无法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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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受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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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受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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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轰炸目标后脱离CIA的“班尼特”被暗杀，妻受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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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制造非典疫情后脱离CIA的“迈格尔”正被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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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今天，我开始正式写作这篇与最近20年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作品。并于2009年6月20日将它们中的一部分陆续贴于网络。我相信，未来人们一定有机会知晓：这部此前仅见于网络的作品，已经在国际上引发了几起难以置信的意外。　　

但遗憾的事，虽然出版商一再努力，这部完全可以为中国文坛添光加彩的书，却一直不能出版。而我不能再等了，决定以一种“非典型性出版”的方式，将该书公之于世，以此作为我献给迈克尔·杰克逊过世两周年的祭礼。　　

以下人士，可免费阅读我的这部作品，但望此中时间空闲、确有感触者，能有篇无拘无束的评论见于网络。长短不限，立场不论：　　

1、学生、离退休人士和下岗人士。　　

2、年薪低于15万的工作者。　　

年收入高于15万者，请自觉有偿阅读此作品，因其花费了我一年半时间。　　

因法律所限，我无法为这一非典型性出版定价，大家还是随意好，5毛起吧：）　　

帐号：“建行 4367 4200 1080 012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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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出CIA　　

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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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阳台上，一支烟，两只烟……虽然我的视野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楼房，楼房，以及楼房尽头绿意葱茏的小山，但我握烟的手仍止不住一阵阵微微颤抖，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刚才见到的一切，我宁愿什么都没看到，但这个假设并不成立，我已打开了它，也已逐字逐句读完，并立即产生了一种被大当量导弹击中的窒息感——我确信，一个重大的事件，也许足以震惊世界的事件，正在意外降临我的生活。
一刻钟前，我的邮箱收到了一封电邮，这封来自美国东部的中文电邮，有着难以置信的内容，发信人是曾与我朝夕相处、后又发誓此生不再去提起的迈格尔，一个号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旅游者。2002年6月，我曾作为历史专家，陪同翻译和他走了大半个中国。
和所有“国际型”美国佬一样，迈格尔看上去热情，健谈，不拘小节，喜欢争论、装酷。当然，这些都是表象，在新疆、广东游玩期间，我发现他还有着另外一些捉摸不透的性格，比如突然变得阴冷，或者焦躁，有几次居然把我们扔在宾馆，自己独自出去“游山玩水”，几天不见人影。这些奇怪的，事后也没有得到额外解释的举动，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可能有着更神秘的身份。
但是，他是老板特别关照要礼貌招待的客人，所以我和翻译虽然有些狐疑，也装着视而不见，倒是他自己最后忍不住——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我们几个月相处，确实结下了让他感动的友谊——用一种无法作为证据的方式显露自己其实有着另外的特殊身份。
某天，确切地说是2002年10月中旬，在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那个傍晚，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做告别聚餐的时候，他不由分说、以命令的口气要我和翻译尽快离开广州。翻译本来就是北京人，当然会回去，彼时，也恰好有朋友邀请我去北方发展，我已为这个提议犹豫了好几个月，于是也鬼使神差地听从了他的劝告，去了北方。
半个月后，是的，仅仅只是半个月后，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足以让人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广州蔓延（注释：2002年11月开始，广州附近市镇出现一种通过空气快速传播的致命新病毒，该病毒在侵入人体后，可自己进行复制，引起机体的异常免疫反应，直接损伤免疫系统特别是淋巴细胞，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11%，广州、北京很快成为这种那个病毒的重灾区，感染人数迅速上升，该病毒还通过香港、澳门，被传向了台湾、新加坡、欧洲、北美等地，2003年1月22日，中国大陆首次使用“非典型肺炎”来对它命名，2月底，世界卫生组织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大夫根据当时已经掌握的情况，将其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整个非典期间，中国大陆有数千人被感染，330余人死亡。）……记得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刚在新单位办完入职手续，完全惊呆了，迈格尔那番明显充满画外音的话，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这段话实在太特别了，乃至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几乎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有些事情，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而是，它必须发生，卡（注：为方便旅途交流我特意取的英文名），相信我，你和罗斯（注：翻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的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会很快发现，自己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非常的糟糕，我与你们相处这几个月，我已在心里把你们当做了我很好的朋友了，它迫使我离开前必须对你们说这些话，相信我，我是值得你们信赖的朋友，我的劝告没有恶意”。
迈格尔说这番话时，脸上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严肃，也许，还有隐约的内疚，乃至惶恐，这让他本来英俊的脸看上去有些古怪，让人本能地感到这番话不同寻常，至少，我脊背当时就突然变得凉飕飕的。
在证实广州确实发生了疫情，并正在扩大之后，我本能地觉得，“热爱中国文化的游客”迈格尔，一定与这次突然发生的疫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真是一种让人寝食难安的感觉，我甚至打长途和担任翻译工作的罗斯商量，是不是把迈格尔临别时那个不寻常的细节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下，以对查找这种病毒的来源有所帮助，但在仔细分析了有关这种病毒的内部报道后，我和罗斯都犹豫了——政府显然不希望把这件事和任何阴谋、尤其是他国阴谋联系在一起。更主要的是，除了那番抒情味道很浓的话外，我俩都没从迈格尔身上发现其他可以作为证据的破绽……看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沉默，并把迈格尔拉入黑名单。
没想到，7年之后，他竟会再次主动给我来信，不但坦承了自、己当时的身份，甚至还围绕这一身份爆出了一系列可能震撼世界的惊天秘闻。从行文看，这封信写得很凌乱，很跳跃，在急促中一次挥就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与迈格尔文中所述的处境吻合——因为与CIA分道扬镳，他最近这些年一直处境微妙，不得不东躲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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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还记得我这个朋友吗？

亲爱的卡：
我的喜欢忧郁和怀疑的朋友，你还好吗？
我确信您还记得我，也许在你眼里我很特别，很可疑，我一直记得七年前，你偶尔看我时的那种眼神，我想我知道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我看上去象一个特工？对吗？
你的猜测其实完全正确，当时，我确实在为CIA服务，但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也许是他们最急于忘记的人之一，我确信，因为我的中国之行，有天我会像威廉•班尼特那样意外死亡。
知道威廉•班尼特（注释：退役陆军中校，情报专家，北约78天空袭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负责为北约在地图上标出轰炸目标，并导致了中国大使馆被误炸，2009年3月22日清晨，他与55岁妻子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劳登郡兰斯当的河畔公园散步时，离奇遇害。）吗？那个退役的陆军中校，他是在作战地图上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上画圈的情报专家，最近几天他成了名人，整个世界都在议论他的死亡。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依然处在无比的恐惧中，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恐惧，因为那天我恰好在谋杀现场——威廉•班尼特是在赶来和我见面的途中遭遇不幸的。
被谋杀，也许对威廉•班尼特，或者我而言，并不算是意外，但因为赴我的约而搭上他妻子的命，给我带来了新的内疚。
我急着从纽约赶去弗吉尼亚的劳登郡与处于隐居状态的威廉•班尼特见面，在于新年过后，我们都听到过去的圈子里出现了一个传说，奥巴马的当选，改变了以前的很多事情，甚至可以说，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为了忘记的需要，那些曾参与针对中国、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特别行动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消失，这些人中，威廉•班尼特、小史迪威和我据说上了被要求“定点清除”的黑名单，原因是我们仨都拒绝与CIA继续合作：威廉•班尼特已决意金盆洗手，远走他乡，不再听命于组织，小史迪威和我更严重，虽然我们至今都对以前执行过的任务守口如瓶，但却先后背离了组织，成了“真相调查委员会”的骨干成员。如果你看过那卷关于“911真相”的录像，或者成打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伊拉克虐俘照片，你就该对我们的工作有印象。我急着赶去和威廉•班尼特见面，是希望劝说他从隐居的地方站出来，说出他经历的真相，这是我们”拯救美国”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善良的美国国民都有权知道真相，有权知道是谁在欺骗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腕欺骗他们，以及为什么欺骗他们。可是，也许这是上帝导演的一部电影，我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该死的通用），被人抢先了一步。
因为我的姐姐在911不幸遇难，我本人曾对本•拉登怀有刻骨仇恨，发誓复仇，这一经历和态度，使我获得信任，并得到了我视为荣誉之战的“中国之行”，完成任务归国不久，我的同事兼好友，同时也是我姐姐生前恋人的小史迪威从阿富汗归来，他带给我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在阿富汗一个偏僻的、专门供美国驻外高级军官疗养的地方，看到了我们的共同仇人——本•拉登，在那里，他不是价值5000万美金的通缉犯，竟是一个可以在病后享受到高级待遇的客人。
我的上帝！是小史迪威疯了？还是本•拉登疯了？我俩仔细推演了他见到本•拉登，包括在疗养院期间的所有细节，最后一致同意，不是小史迪威疯了，更不是本•拉登疯了，而可能是：美国疯了。小史迪威甚至认为，我视为骄傲的”中国之行”，其实可能是美国牵制中国，为武力进攻伊拉克减小阻力和障碍所耍的一个手腕。而被我一路暗中跟踪、受到中国情报部门同情的疑似“基地组织”的成员，可能并不是我的敌人，反而是我的“伙伴”！！！
随后发生的事实，让我不得不相信小史迪威的判断很有道理，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疫情，自顾不暇之际，盟军攻击伊拉克的战斗打响了，日本（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情报机构派员暗中参与了我的“中国之行”）如愿以偿得到了被许诺的果实——合法出兵海外。
在盟军战斗打响伊拉克战争头一天，小史迪威和我也同时离开了CIA，开始主动接近由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亨特教授领导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人生就是这样荒诞，我记得一年前，我还曾在911废墟前，与他领导下的几个执着的、向路人举着“我们要真相”、 “美国被阴谋击中”等牌子的自愿者差点发生过肢体冲突，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不可理喻的偏执狂、阴谋论嗜好者、躲在阴暗角落里撕咬美国墙角的臭虫，不值得被人权尊重。
亨特教授因为针对911所作的不合时宜的演讲，已处于半退休状态，好在他并不在乎，而是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继续那在旁人眼里不可思议的“拯救美国”的事业。在放弃了偏见之后，我和小史迪威都惊异发现，911是一个阴谋的痕迹实在太过明显了！亨特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很多证据，且不说双子楼下地下室化成钢水的钢筋和奇怪的爆炸声，也不去讨论五角大楼那个看不到巨大的机翼痕迹的洞，单是双子楼倒塌的速度（这是无法作假，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个速度几乎是一种自由落体速度——911事件的真相就完全值得追究。
如果911真相真象亨特教授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阴谋策划者究竟要干什么？如果911是一个阴谋，那么，很显然，这些邪恶的策划者，在实质领导着这个国家，美国将被他们带向何方？他们究竟想从诸如此类的阴谋中得到什么？
当我完全站在了亨特教授一边，试图与外界沟通的时候，我发现，美国在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我不能理解、也无法走进的社会——周围的人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块无法消化的牛排，没有媒体愿意刊载亨特教授花费了巨大精力整理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那些“公正”、 “客观”的编辑、记者先生，往往在我话还没说完，就极不耐烦地打断了我，“先生，很抱歉，我已经记不得到底有多少人向我谈起过类似的观点，而我只想告诉你，回家去，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我想这个建议对你很有用”。
我，一个接受了这个国家最严格的心理训练，有过良好职业记录的人，竟被那些成天坐在办公室吹冷风、可能只会摸键盘的混球说成是一个心理异样者，一个因为抑郁而需要治疗的病人，这是谁的悲哀？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依然正常的“美国”所做出的“正常判断”。于是我们只好尽可能地把手里的一些资料录制成录像，放到网上。
威廉•班尼特的突然暴亡，使我突发意外的可能性大增，这促使我必须去做一件事，记录下以前发生的一切，并把它交给一个妥当的人，卡，这个人只能是你，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这对我非常重要，我曾洋洋得意地在你的国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必须以一种方式来忏悔，我恳求你能尽快把这些向外公布。我会抓紧时间把7年前我的中国之行的内幕写出来，因为现实因素，我的写作可能是间断的，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如果这种间断超过了10天，我想这最大的可能是意味着，我已经被作为社会病毒清除，这没什么，还记得我说的“有些事，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的，而是，它必须发生”吗？今天它同样适用于我，对于此生，我只有意外，没有遗言，当然，你可以把我的这些记录当做我的遗言。　　

你的朋友
迈克尔　　

X月 / XX日/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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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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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我的故事，也许该从我姐姐琼斯讲起。
虽然她只比我大三岁，但却称得上是我人生的领路人。我一直——这不是个笑话——很崇拜她。在我眼里，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美丽、勤奋、博学、亲切，最主要的是，她爱我。
琼斯从小就是个天才，18岁那年，她考入了斯坦福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著名设计公司，办公地址就在世贸北塔56层，在那里，因为勤奋和聪明，她获得了连续升迁，基于这个缘故，我大学毕业后也去了纽约，妈妈这样告诉我，呶，小子，还是去找你姐姐吧，她能把纽约变成你的天堂。
我把几件衣服和妈妈亲手给姐姐做的意大利面包往牛仔背包一塞，就跳上了直达纽约的长途车。斜躺在座位上的时候，我对未来还真没什么打算和奢望，只是在为能很快到达纽约而感到高兴，那是我姐姐工作的地方，要知道，我们已经快两年没见面了。
妈妈说的没错，找姐姐介绍工作固然不符合美国人的习惯，但却适合琼斯，在到达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就获知，已有几个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在等着我，有跨国贸易公司，有新兴络公司，还有医药企业驻外代表，我对最后一个工作很感兴趣，因为我一直喜欢东方文化，渴望有一天能去中国或印度工作几年，在我表达了自己对东方文化颇有兴趣和研究，愿意去东方国家工作这个意愿后，一直陪在一旁没吭声的小史迪威（这家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张长得过分夸张的大嘴）突然开口了，“嗨，我说，你还有另外的机会可供选择，敢接受挑战吗”？
这个为我们充当了一整个下午司机角色的大嘴男能提供什么更挑战性的机会？去土星殖民吗？我困惑地把头转向姐姐，发现琼斯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我能看出，这个笑除了亲切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啊，等等，让我为这个微笑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恩哼，找到了，是神秘，没错，琼斯当时的微笑里还有些神秘的成分。
“迈可，你看，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都忘了向你介绍默默为咱们服务了半天的司机先生，莫利•史迪威，周围人都叫他小史迪威”，姐姐的手很自然地搭在了那个可恶的大嘴男结实的肩膀上，有些顽皮地歪着头（女生一高兴，就爱歪着头说话，这很古怪，也是一个我至今都没有琢磨出原因的观察成果）对我说，“他是我大学时的师兄，你未来的姐夫大人”。
这个大嘴男竟敢泡我老姐？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适的温怒。
大嘴男似乎没注意到我细微的神情变化，实际上，姐姐刚一说完，他就面有得色地乘机向我伸出了手，“你也可以叫我小史迪威，我习惯了这个叫法，不会介意的”。
小史迪威所说的另一个选择，的确充满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冒险激情（不知道这样翻译是否准确）。原来，他是中情局一位职位不低的官员，工作地点就在姐姐旁边——世贸大厦的副楼，表面上，他工作的机构隶属国防部，但实际却是中情局的一个分支。
“如果你热爱充满未知、冒险的生活，你可以考虑来CIA，最近，我们的亚洲事务部需要增加一些人手，我们需要信得过的人来参与我们伟大的事业”。
啊哈！刚一见面就把我列为了信得过的人，看来这家伙对我老姐已是相当的着迷，不过，我更喜欢大嘴男向我扔出的重磅炸弹——对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它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虽然我此前从未幻想过去干特工——在我眼里，那是007干的事，该由最有潜质的演员去表现。
很快，大嘴男，不，俨然老牌特工的小史迪威，给我拿回了一大堆资料。有各种履历表、心理测试题和空缺职位介绍。心里测试小史迪威不客气地代劳了，对付这个他比我在行，我要费心思考的是选择什么职位，这太复杂了，我翻看着那堆资料，什么机要组，调查组，测评组，行动组，机动组，通讯组，资讯组，会务组，介绍得十分详细繁复，让人不免眼花缭乱。
我翻来覆去地比较，最后选择了行动组——一个时刻准备为不确定性任务全球出击的部门。
有小史迪威的帮助，我很顺利地通过了初审和笔试，只剩下最后、也是最难最关键的一道关口——面试。
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史迪威又准时笑眯眯地出现了。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了一些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竞争这个职位？
我答，这个职位充满了冒险，我很喜欢。
小史迪威纠正道，不，你应该说，这是一个能给我的生命带来荣誉和使命的职位，我喜欢为祖国而战的感觉，也酷爱冒险。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熟悉东方文化。
我答，这样才能和他们尽快拉近距离，展开工作。
小史迪威再次纠正，不，正确的答案是，这样，在实际接触时，才能洞察到他们言行的真实含义。
第三个问题，一个屋子，门外有三个开关，分别连着门里的三盏点灯，如何不借助任何工具，你能用什么方法，使自己进屋后能迅速判断出哪个开关连着哪盏灯（这个问题最近10年流传得已很广）。
我答，打开一个开关，让电灯亮的时间超过它的寿命后，再打开第二个开关，然后进屋，这样，亮着的电灯连着的是第二个开关，因为灯丝断裂而发黑的灯泡连着的是第一个开关，不亮灯泡也不发黑的灯泡连着是第三个开关。
小史迪威继续纠正，不不，也许更简洁的方法是这样，打开第一个开关一段时间，比如十分钟后，再打开第二个开关，然后迅速进屋，没亮的电灯连着第三个灯泡，亮着，且用手触感，灯泡最热的，连着的是第一个开关，亮着、不发烫的灯泡，连着的是第二个开关。
第四个问题，如果你和一群陌生人走进一个大屋子，发现屋子正中有几大箱子钞票，你会做出什么反应？
我，这个简单，当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抢啦。
小史迪威大笑，不，你应该大喊一声，哦，上帝，这不是上次我们没收的假钞吗，怎么它们又出现在这里了，随后你一边掏出电话，一边指挥这些陌生人把箱子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都行，哪怕只移动一米，只要不是让它们继续留在原地都成，用这个无意义的举动，来实现一种意义，就是你和这些钞票有关，是这些钞票的主人……
他一连不厌其烦地问了我20多个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帮助我纠正答案。最后，他笑着向我耸耸肩，“记住，今晚我没来过，而你——”，他走到书橱，随手抽出一本书，“在读《格列佛游记》”。
第二天面试，在主考官连问了我两个问题后，我才知道小史迪威头天晚上对我得意耸肩的含义，他当时问我的问题，就是第二天面试官要问我的问题，于是，面对严肃，连每一根头发都透着威严的面试官，我装着极力思考的样子，有时故意回答一个错误答案，在回答到四分子一或一半的时候，又恍然大悟似的纠正自己，快速说出正确答案。
面试官问完问题后，果然很满意，连连点头，“你就是天生该进入我们团队的人选”。

　　

2

　　

借着小史迪威这双幕后黑手，我以全优的考评顺利进入了中情局亚洲事务部特别行动组。
接下来，我和10多名被录用的新人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集训。
集训科目多达20余种，除了最初一个星期的忠诚教育被我们这群新学员一致认为是在老生常谈外，其余科目让我大开眼界，同时明白了自己以前对间谍的理解几乎完全是一种误会，间谍是什么？用集训总教官切尼的话来说，就是担负着特殊任务的普通人。
既担负着特殊任务，又是普通人，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它们其实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它可以被认为包含着丰富而微妙的专业内容，007那种华丽的装扮，丰富的眼神，以及充满进攻味道的身体语言和打斗技巧，只是一种旨在提高收视率的银幕形象，一个现实中的间谍，刚好会去极力避免这样的穿着和行为特征。
请允许我对这个集训做一个详细的表述，毕竟，直到现在，我依然把它看着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这期间，在一个又一个教官的轮训下，我脱胎换骨，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名在全球活跃的特工，我得承认，那段时间也许是我此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身边有亲人和日渐密切的伙伴，脑子里堆满了憧憬，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获得新体验，每个周末都能吃到姐姐亲手做的可口饭菜。
整个集训从对祖国的忠诚和中情局传统开始，涵盖了着装，交流，身体语言识别和伪装，各种新式微型武器训练，化学药物识别和伪装，危情解除与制造，情报收集与分析，线人开发技巧，时局解析，经典案例研究，甚至还专门花了一个月时间来讨论经典文学作品和流行艺术、流行用语。
这个据称集中了中情局数十年情报战经验的集训教程，很多内容大出受训者的意外。比如教官们对我们强调得最多的，是要我们学会做一个普通人。有关“着装、发型、身体语言和口头用语”的培训，都是围绕“如何做一个处在潮流中间、而不是两边的普通人”这个目标而展开。
流利的表达也受到了职业性警告，因为它“可能给人留下精明的印象，让人产生提防的冲动”，而交际过程最好的印象永远是忠厚。我们看起来可以像一个中规中矩的专家、学者、商人、杂志专栏撰稿人、旅行者、自由职业者，就是不能像电影中一看就很精干强干的007。一般情况下，昂贵的服装并不适合我们，它可能拉远与他人的距离。我们还被要求要熟练掌握“向人求助”这项技艺，这是一门隶属于心理学的伪装技术，可以降低接触者天然具有的提防心理。
有着30年特工生涯的集训教官劳伦斯关于间谍这一职业所做的概括相当有趣，他说，在和平环境里，间谍所从事的，是一种软性战争，所以最应该磨练的，不是格斗，不是射击，也不是野外求生技能，而是各种软性破坏技能。
软性战争，该怎么解释这个专有名词呢？首先它是一场“战争”而不是别的东西，但这个“战争”，又与传统意义上公开、暴力对抗型战争完全不同，它是软性的，即没有公开的对抗或软性对抗，也没有暴力因素。看上去更象是在引导一场利益博弈，或者一个智力游戏。但另一方面，它却又能达到传统战争所争取的结果：瓦解一个对手，瓦解一个团队，瓦解一个产业，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软性破坏，在专业内又被称为“难以阻止、可以随机发生的破坏”，是服从软性战争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行动手段。我的中国之行背后，就是一个软性破坏行动。在此之前，我和同事罗伯特，以及两个外围组织的成员，在立陶宛、罗马尼亚、俄罗斯进行过多次类似的行动。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目标，运用的手段可能类似，也可能完全不同，这取决于执行人的临场判断和幕后智囊机构的建议。
基于现实的的复杂性，执行层面的软性破坏手法可谓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匪夷所思，比如1995年，俄罗斯财政异常艰巨之际，小史迪威曾参与了这样一个任务，游说一批知名企业列出详细投资计划，前往俄罗斯进行行程密集的投资考察，三天后，考察团庞大的收购计划“不小心”被当地一家有影响的媒体获得，并被公布了出来，一时间社会群群激愤，考察团的日程被迫中止，政府主管机构由此欠下了一个巨大的人情，我们得到了一些可以在未来获得的额外许诺。这个精心策划的活动，其实也是一次软性破坏——群群激愤下，这些规模巨大的目标企业，很快落入了与盟友走得很近的人手里。而我和罗伯特后来的立陶宛之行，竟是在这个亲西方国家，秘密用现金支助一个反西方的小团体……
最让人难忘的是整整三个月的有关武器的培训，在此期间，我们见到了足以可以举办一场小型博览会的各种武器：可以放入纽扣和耳机中的窃听器材、摄像器材、录音器材，伪装成手机、打火机、指甲刀、钥匙扣的远距离监控器材，可以发射毒针的牙刷，可以连续发射神经毒弹的香烟盒，伪装成洗面液的液态炸药，以及可以放入牙膏、茶叶、冰激凌、可乐、咖啡等食品、饮料中的铅、铍、铍化物、镉、钋-210、砣、锶、汞化物等有毒金属粉尘。
最后一类是进行所谓软性谋杀的道具，一些不为我们喜欢的重要人物，会因为这些不起眼的粉尘，在不知不觉中患上神经衰竭、神经萎缩、肺癌、脑肿瘤等稀奇古怪的疾病。
集训结束时，总教官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奇怪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我们每个人被要求给自己取个绰号，据说这是中情局的传统。它意味着我们正式加入了这个组织。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经验，我给自己取的绰号很幼稚，“东方幽灵”，而我在培训中结识的好哥们罗伯特取的绰号似乎更可笑，他坚持要大家叫他“短尾巴维尼熊”。

　　

3

我已经不记得，在CIA供职期间，我共换了多少部手机，但是，我的每一部手机里，一定都保留着同一段录音。它是集训结束后总教官切尼发表的一段演说，虽然简短，但足以让我血脉喷张、无比骄傲，感觉自己就是不戴面罩的蜘蛛侠，在为令我骄傲的祖国从事着重要而伟大的工作……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因此失去了姐姐，陷入一连串让我目瞪口呆的阴谋——虽然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谁是911的幕后主使，谁害死了我姐姐，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一定与我们这样的机构密切相关。
在小史迪威和我离开CIA的当晚，我和他曾有到安葬姐姐的公墓拜望姐姐，在月朗星稀的夜空下，冰凉的墓碑上，姐姐脸上挂着我异常熟悉的微笑，我甚至能在心里听到她的笑声，包括她的呼吸……可我们却阴阳两隔，生死相对，我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姐姐的墓前，我曾带着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心情，再一次播放了这段录音，把它作为一种仪式，一种对我、切尼、劳伦斯、贝尔和小史迪威进行惩罚的仪式。那一刻，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脱掉华丽的外衣后，自己是如此潦倒，几乎一无所有，只能以这样苍白无力到可笑的方式为自己赎罪。
听听吧，听听这些我曾经崇拜的声音！听听这些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听听这些我工作闲暇，在莫斯科、彼得堡、里加、贝尔格莱德、维尔纽斯、布加勒斯特、马尼拉、东京、雅加达、曼谷、北京、乌鲁木齐、广州反复给自己播放的精神交响乐！虽然我现在已经与此无关，但我知道这样的故事在继续，这个世界依然屈从在这样的声音和逻辑之下。

　　

小伙子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请允许我从此以后把你们称作美利坚最有使命的人。强大的美利坚，会因为你们的战斗继续强大，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也许从1620年开始，美利坚就注定会在这个世界诞生，并注定要承担这个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老欧洲创造了自由、民主，而新欧洲全面实践了这些可贵的制度和文化，缔造了公认的人类奇迹，我相信，未来，你们无论在亚洲、欧洲，还是澳洲、非洲，都会听到那里的人们，那里成功、体面、富有教养的人们对这种文明、制度的称颂和膜拜，这种足以让我们骄傲的称颂和膜拜，就是我们继续为美利坚战斗的理由。
今天，无论神学界、学术界还是纯粹的世俗生活，再没人怀疑，美利坚的诞生、统一、强大，体现了上帝的意志，智慧的先辈们对美利坚的诞生做出了这样令人自豪的解释，上帝要用一块新的土地，重新安排人类的秩序，他选中了美利坚。
我们有幸生于此间，更有责任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以此确立我们的现实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实现这些目标。上帝已经赋予了我们强大的力量，我相信，这种力量，足以摧毁一切试图阻挡我们前行的或明或暗的势力。
你们的战斗，将富有个性，但绝不孤独，我们有着庞大的网络，每一个任务背后，都有旁人难以想象的后援团队的存在，这也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一部分。
小伙子们，去战斗吧，用战斗把你和我们的团队连在一起，用战斗把你和美利坚连在一起，用战斗把你和上帝神秘的意旨连在一起，它会让你拥有充沛的精力，获得快乐的体验，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4

集训结束，我和机动组、机要组、调查组的成员又进行了3个月的轮训，才算正式进入各自工作的部门，我去了特别行动组，最要好的哥们罗伯特则去了调查组。和CIA的其他机构一样，我所在部门的办公地址分散在国内不少城市，除了在华盛顿挂着真实名号外，在纽约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在洛杉矶是一家私人顾问公司，在旧金山是一家新型环保技术研究所，在五大湖区的底特律，我们甚至是一家公益性的劳工权益研究机构。
我很快就与这些活跃在全世界的同事熟识起来：约翰•克劳特、威廉•威廉姆森、安东尼•菲尔米德、杰克•克瑞克德，鲁考斯•哈尼贝恩、夏维尔•布瑞塔尼……我的直接上司是米歇尔，小史迪威的同期同学。
“哦，迈可，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因为小史迪威的关系，米歇尔一见到我就显得亲热异常，那是一种让我难以适应的过分亲热，有点象，对了，象一个粘乎乎的娘们。“欢迎你来到这儿，你放心，在这里，你会很快找到当王子的感觉，凯瑞斯——”。
他扯着鸭嗓子对一扇半开的门大喊了一声，一个个子足有1米9的女子应声而出。
“我的秘书，来，你们认识一下，特行组的一等秘书凯瑞斯，他是迈可，迈克尔，刚从总部那边过来，很棒的小伙子，我喜欢这样的小伙子，哦，该死的……”，米歇尔看起来还准备没完没了地唠叨10分钟，我无奈而笔直地站着，凯瑞斯，这个高得可怕的女人，可能早熟悉了米歇尔这脾气，并不打算买他的账，她居高临下打断了米歇尔的话，“得了吧，头，迈克尔还站着呢，您是不是要我给他安排一下？”。
米歇尔有些尴尬，过来拍拍我的肩，“瞧，我们的女强人，每天我都不得不仰视的女强人，这给我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我……”。
凯瑞斯无辜地耸耸肩，示意我跟她走。

凯瑞斯是一个严肃到有些古板的女人，但无疑，她非常适合那个职位，甚至在我们这个小团队中，她有着一种特殊的、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正如一直参与策划解体南斯拉夫的鲁考斯•哈尼贝恩所说，“当我需要仰着头和一个美丽而优雅的女士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又回到自己这该死的窝了”，这句从资历最深、在圈内名气最大的鲁考斯•哈尼贝恩嘴里冒出的俏皮话，把严肃的凯瑞斯恭维得差点花枝乱颤。虽然她随后立即板着脸说，“鲁考斯，求你别把在贝尔格莱德没用完的幽默倒在办公室，难道您没闻到，这里面有股发馊的萨瓦河水的味道吗”？
事实上，鲁考斯•哈尼贝恩的幽默只是偶尔的，绝大多数时间——没出差的时候——他都一声不吭、皱着眉，呆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边浏览文件和网页，一边抽不知从哪儿搞到的古巴雪茄。我曾非常希望，自己的第一年实习是跟着这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大个子学上几手，但当米歇尔把我领到他身边的时候，鲁考斯却不买米歇尔的帐，“头，你知道，我习惯了独来独往，我不知道——”，他停顿了一下，歉意地看了看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身边多出来的一个人”。
最后我成了约翰•克劳特——一个经验丰富的亚洲事务专家——的助手。不过我总忘不了鲁考斯，他单枪匹马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从老南斯拉夫分离出去的传奇经历，让我如此膜拜，于是我经常“不经意”地送他一两支印尼雪茄、或者西班牙雪茄、或者墨西哥雪茄，变着法子讨好他。但他一直没放松对人的距离感，直到1996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大选出现了骚乱苗头，总部直接点名小史迪威领队出击南斯拉夫，我则被小史迪威指名前往做些“协助工作”的那个下午，鲁考斯才破天荒地主动邀请我去喝咖啡。

　　

5

　　

在我心中地位近于神的鲁考斯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哦，迈格尔，这真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感觉，我觉得他们在准备抛弃我了”。
我愕然失语，饶是我聪明绝顶，也万万想不到在整个系统内声名远扬的鲁考斯会说出这样的话。
“要不他们该叫我去，我熟悉吉拉斯、熟悉在南斯拉夫最有影响力的实践派学者，熟悉斯托扬诺维奇、马尔科维奇、塔季奇、高鲁波维奇”，他显然被心中的失落激怒了，“在必要的时候，我甚至可以通过中间人找到米洛舍维奇贴身的人”。
“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研究这次大选，知道吗？为这个我足足用去了6根昂贵的雪茄，我已经有了非常完整和贴近南斯拉夫现实的方案，我知道该找谁去做什么”，鲁考斯说这番话时，刻意不看我，而是把目光对准窗外，“可是，我却必须呆在这儿，而你知道，拒绝我去，就意味着阻止南斯拉夫继续解体的方案被否定了，南斯拉夫将会继续解体，相信我，那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是在满足欧洲人、甚至独联体的意图”。
对引起他愤怒的问题，老实说，我太嫩了，完全不了解，也听不懂。
“迈格尔，很抱歉，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我不该在你面前抱怨，可是——”他愤怒地快速做了一个拳击动作，“我太厌恶了，厌恶我的工作，厌恶我的报告，厌恶那些脑子里只装着牛扒和香槟的头头脑脑们”。
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宣布，他们是在犯罪。
大约花了两个小时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了鲁考斯的愤怒，在鲁考斯眼里，南斯拉夫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个1948年就和苏联分道扬镳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非常好的民主政治架构和市场经济基础。在他接替前任完全负责南斯拉夫事务的时候，在南斯拉夫政界、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实践》杂志(注释：《实践》杂志是南斯拉夫实验派的标志性刊物，是著名的反政府旗帜性刊物，它最初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出版的一本政治杂志期刊Pogledi改名而来，成为一本哲学杂志，并诞生了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八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实践》杂志在纽约设立了编辑部，出版《实践国际》)甚至已经开始了与美国进行公开、全面、深入接触，并在纽约成立了独立的编辑机构。
1990年，在结合苏联当时的局势分析后，鲁考斯曾向总部给出了一份针对南斯拉夫的完整的报告，全文以解体苏联为背景，分析了南斯拉夫未来如何演化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鲁考斯认为，作为一个现实趋势，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阵容正在东苏地区瓦解，由于价值基础在整个社会遭到彻底摧毁，这一趋势几乎不可逆转。当时的南斯拉夫，则不但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还面临着更严重的民族矛盾问题，存在随时解体的危险，但在苏联即将解体的假设下，鲁考斯建议中情局针对南斯拉夫的措施是阻止它的解体，因为，一个“强大、统一而亲美”的南斯拉夫，将是美国向东抵御苏联，向西制衡西欧的天然基地，并且，让南斯拉夫完全倒向美国，是非常可能的，他已利用手中控制的基金和投资机构，对南斯拉夫朝着这方面发展做了足够安排，南斯拉夫基于多民族矛盾和地缘政治因素，会永远需要得到美国支持。
可让鲁考斯没想到的是，由于当时沙漠风暴并不顺利，白宫对苏联是否能解体信心不足，为了鼓舞士气，提高盟友的信任度，打击共产主义国家正在高涨的宣传攻势，竟命令中情局大幅度修改了这份报告，声称南斯拉夫存在即将解体风险，并不合常规地高调向媒体作了公开（注释：1990年底，“沙漠风暴”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内部刊物上登出了一篇对南斯拉夫局势进行预测的文章，认为“南斯拉夫将在今后18个月内解体”。这一热门预测很快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等公开刊物上，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南斯拉夫当局当即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和谴责，国际舆论也大多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纯属无稽之谈，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局势的发展却应验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一些历史学家后来对此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恰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成为一种催化剂，使本来可以避免的解体变得无法挽回）。

这份报告旋即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愕然，有人讥笑，有人沉思，但它，最终被评估为加速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进程。是引发为时3年多的波黑战争的“另一个催化剂”。 鲁考斯由此声名大震，被称誉为单枪匹马瓦解了南斯拉夫的谍报英雄。可他本人暗地里却为此痛苦不堪。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事实上，直到与我交谈，他依然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与他是否提交过那份报告没有任何关系，而解体南斯拉夫，则是一个绝对不明智的选择。
在鲁考斯看来，一个分裂的南斯拉夫，更符合的是欧洲和独联体的利益——它们彼此都得到了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战略缓冲地带，而美国人每年投入数千万美金，在这个地区得到了什么？具有高度民族情结的民族国家？不，这不是美国需要的，这不符合美国的地区利益，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引导南斯拉夫局势，可谓正中的，是盟友的下怀。
鲁考斯主动邀请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能继续他的观点，我平时对他的尊重，被他当做了最后的救命草。
“迈格尔，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疯狂，有些不合适宜，但我必须去努力，老南斯拉夫已毁于战火，不必要的战火，我不愿意看到那块土地上继续燃起战火，相信我，有无那些战火，对美国来说都不重要，但却会因此死亡无数的人，更多人则将流离失所。对那些本该和我们没有矛盾冲突的人，我们该在心里保持一股善念，不是吗”？
鲁考斯最后一句话让我大为震惊，并迫使我认真考虑他的建议——尽管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态度和观点，因为，在我集训结束，准备参加接下来的轮训的那个晚上，姐姐也曾对我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迈格尔，我希望你今后无论在哪里，无论面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事，都要心怀善念，能听懂姐姐在说什么吗”？
回到办公室，凯瑞斯已经整理好了南斯拉夫方面的资料，她将一个旅行袋递给我，“迈格尔，祝你好运，里面是你需要的资料，哦，也许比你需要的更多——鲁考斯把他对南斯拉夫的见解也放到里面了”， 鲁考斯目无表情地坐在座位上，向我默默点了点头。


第二章


6

　　

这是我第一次欧洲之行，在此之前，我只跟在克劳特屁股后面去过东京、孟买和马尼拉这几个亚洲城市。小史迪威已先行一步，嘱咐我到达贝尔格莱德后，去一个叫红蔷薇的酒店找他。我在去机场的路上，以及飞机上，浏览了一遍凯瑞斯给我整理的资料，随后重点浏览起了鲁考斯关于南斯拉夫的局势分析。
鲁考斯给自己的研究报告取的名字是，“避免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报告中，他把刚结束不久的“波黑战争”，归纳为一场为满足一种传统帝国嗜好而被英、法、德、意、土决策部门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权利觊觎者煽动出来的战争。是“最残忍、没人能置身其外、完全失控的种族战争”，他看到了“大量非人道的杀戮场面”，最后的胜利则无一例外落到了当地阴谋制造者手里。这看起来象一个噩梦。而“看到累计过亿的美国纳税人的钱，用来在南斯拉夫地区制造让人内心不安的惨剧，并让其的政治走向对美国的区域利益构成消耗，他有责任做出必要的警示”。
鲁考斯用了大量篇幅分析米洛舍维奇，以及在他实质领导下、也在本次选举中获胜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他觉得，塞尔维亚社会党并没有对西方传统价值构成威胁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诉求。米洛舍维奇本人其实具有强烈的民主倾向，他对美国的激烈反对，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排斥，而是基于一系列现实因素，在他和他的智囊机构看来，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长期煽动，才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塞族、穆族和阿族的不合乃至爆发战乱，这种判断使得他必须反对美国，所以，如果美国对南斯拉夫战略作出与英、法、意、土不同的选择，选择支持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行动，支持他的统一，支持他竞选胜利的合法性，那么，米洛舍维奇就再没有理由反对美国，反而——从当时的局势判断，他极有可能——可能感谢美国，美国就可能以支付极小的代价，实现米洛舍维奇从反美走向与美国合作的转变。
而如果，美国依然持此前“继续肢解南斯拉夫”的强硬立场，那么，无论从短期和长远看，都会存在难以估算的战略损失。一个完全分裂的南斯拉夫，对美国这个远在美洲的国家而言，将完全失去区域战略价值，因为这堆破碎的、各自都得到了完整国际法支持的国家，将构成不断进行相互消耗的独立政治实体，插手这种没完没了、且毫无意义的消耗，只有在被认为是在维持一个战略缓冲带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这是英、法、意、土、甚至独联体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经由总部核实而传给我的资料看，鲁考斯据以分析南斯拉夫局势的资料完全可信，而他的思路也无疑很有道理，有着高深的智慧。在最后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我找空乘要了一件毛毯盖在身上，闭上眼，舒舒服服地合计该如何做，才能帮上我心目中的谍报英雄——鲁考斯的忙。
红蔷薇酒店位于贝尔格莱德犹太人博物馆附近，不远处就是多瑙河和萨瓦河的交汇处，站在楼顶可以看到萨瓦河口的大角岛。我在这座超过两千年、被战火摧毁过40次的古老城市找到小史迪威的时候，他正在宾馆里与几个陌生人在一起。
“哦，你来的还真够快的，介绍一下，区域动态分析专家，来协助我在这儿的工作的，大家可以把他叫迈尼”，小史迪威介绍完我的身份（注释：那次行动，我们是以联邦新闻观察机构的身份出现的）。随后一一把这些陌生人介绍给我，我现在只记得起他们中有一个反米洛舍维奇的激进分子，似乎是学生，一个是小史迪威在纽约认识的实践派学者，另外两个则是CNN的记者，或者主持人。
大家礼貌地向我点点头，实践派学者起身和我握了下手，又开始了激烈的交谈。我没多少兴趣参与没头没尾的谈话，决定当一个忠实的听众。事实上，从头到尾，小史迪威扮演的，基本也是个听众的角色。那个反米洛舍维奇的激进分子则是绝对的主角，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情绪亢奋。米洛舍维奇被他形容为“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者”，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 “无耻地动用国家机器把持了整个选举”、 “如果他胜出，就是民主的失败，就是爆发新的战争的理由”等等等等，两个自称是CNN方面的人以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滔滔不绝的激进分子，嘴里不时发出“嗯哼”、 “嗯哼”的应和声。
剔除情绪性表达后，我获得的有用信息如下：选举反对者已经发起了十余次抗议活动，而这样的抗议还将持续，这些信息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明天将在贝尔格莱德共和国广场和人民军大道旁的红星体育场同时举行规模空前的抗议活动，他们希望CNN——这个已经在南斯拉夫得到播放权的新闻机构能及时到场，对外转播，最好是现场直播他们的抗议活动，以向米洛舍维奇及其所在的政党施加压力。
CNN的人当场给予了他们肯定的答复。
在倾听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心里评估着我，或者小史迪威在这次抗议中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以什么方式抛出鲁考斯的观点才最有效。
看起来，情况与我登机时想的有些不一样，抗议在这里似乎变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我们的人扮演的，是配角，而不是一个移动指挥部。
“哦，迈可，旅途还愉快吧？这儿的情况听起来怎么样？”送走会晤的人，小史迪威一屁股坐在卧室里间小客厅风格简洁的布沙发上，微笑着问我。
“他们在抗议，很显然，他们决心抗议到底，可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在这场抗议中扮演什么角色，要在这场抗议中得到什么。莫利，这是一个国家，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吗？可我觉得我们对面坐着的，是几个失去理智，也许，也许还权欲熏心的年轻人，他们是否值得信任？看到他们看我们那种卑躬屈膝的眼神，我就想吐”，我夸张地用两只手捏着脖子，做了一个呕吐的动作，“他们为抗议中还没有人流血而显得沮丧，我觉得，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人的感情”。
“呵呵，看来你们家的家学渊博，你姐姐是不是常在你耳边嘀咕，要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心”？小史迪威看着我，脸上挂着揶揄的微笑。
“这个这个，我只是一种直觉，只是还不太习惯这样的氛围”，那个时候，我还不习惯在别人，包括在小史迪威面前谈论自己的姐姐，我担心这会让人觉得，我还没长大。
“其实，那确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它不太适合我们”，小史迪威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茶几上零散的、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留下的宣传资料，开始向我介绍我们此行的任务、扮演的角色和南斯拉夫最新形势等等。对我这样的新手而言，小史迪威接下来的一番话，与其是在介绍任务和形势，不如说是在给我上课来得准确。
他说，早在差不多10年前的1988年，美国就受到南斯拉夫有关方面的正式邀请，向南斯拉夫派出了一个顾问性质的咨询机构，它被当地媒体定性为“在南斯拉夫完成社会转型过程，帮助南斯拉夫提供相关理论和技术性操作手段的非盈利性学术机构”，是南斯拉夫为迎合“新思维”而做出的一个“大胆创新”举动。随后几年，这个机构周围集聚起了一些媒体记者、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亲西方的经济学家，而它的成果也有目共睹……南斯拉夫逐渐陷入思想混乱、民族矛盾、国家分裂而不能自拔。
“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价值和姿态，然后就是等着它们在社会中自然发酵，这就象制作一盘奶酪，过多的操劳，制不出美味的奶酪，反而会使所有原料发臭”，小史迪威没有了刚才那种恹恹欲睡的矜持，而是变得有些滔滔不绝，“象这样的场合，我们最好的参与方式，是不说什么，也不具体参与什么，而只是来到这儿。我们的到来，本身就在表明一种态度，这就足够了，剩下的，是组织者和媒体的事，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也富有经验……”。

　　

7

　　

小史迪威反复提到了一个名词，天鹅绒革命。现在这已是所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了，它潜在着一种模式，一种完全倒向西方的态度和选择。这个名词来源于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政权的“民主化”进程。随后它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独立联系在了一起，并鼓舞南斯拉夫人行动起来，在这之后，它还曾降临格鲁吉亚。最近几天的伊朗，也遭遇了相同的袭击（注释：2009年6月13日，伊朗大选尘埃落定，内贾德以高票连任总统。如同2005年他首次当选一样，这次选举结果遭到了反对派的质疑。其竞争对手穆萨维一方称选举存在“明显违规”，随后，内贾德的反对者组织部分大学在校学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抗议和冲突通过德黑兰的CNN分支机构的镜头，变成了向“独裁政府”示威并遭到“镇压”的抗议活动，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这几天，我一直在追踪伊朗大选的新闻，再次发现了那些让人索然寡味、几乎可以被格式化的技巧：一系列“有关阴谋”的口号，一两个标志性人物和大量在表示愤怒的人群的镜头，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性舆论反馈，它们的目的也都完全一样，就是把当地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不允许妥协的大规模正面冲突。并被暗示以这样的价值准则：只有冲突、流血甚至死亡，才具有正义性，而任何妥协或停滞，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必须受到来自道德的蔑视和谴责……
正如小史迪威所说，在这类事件中，“……媒体才是真正的主角”。南斯拉夫之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媒体超出想象的左右局势和动员社会的能力。被既有价值把控的镜头，成为事件的全部真相，从而能成功左右人们的当下判断和行动。
不过，虽然不是主角，我还是想着该如何说出鲁考斯的主张。想到自己在小史迪威面前是碟绝对的小菜，我最后决定，直截了当说出来可能效果会更好些，毕竟，我和他的关系，因为姐姐的缘故，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于是，在他兴致勃勃谈完媒体在突发事件中非凡的能量后，我盯着他灰褐色的眼睛，说，“莫利，难道你没觉得，这样放任下去的结果，是南斯拉夫极有可能继续分裂，而一堆破烂的小国，对我们而言是否还具有可资利用的战略价值？难道，我们努力去做的，竟是让它失去了对我们本来有用的价值？你是否觉得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比如，用一种完全不同方式来解决南斯拉夫的问题”。
看得出，小史迪威对我说出的这番话很吃惊，他定定地看了我半天，才一字一顿地说，“迈可，老实告诉我，你来之前，鲁考斯是否和你说过什么”？
看着突然变得冷峻的小史迪威，我不禁愕然，“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而且至关重要”，小史迪威想了想，有些温怒有些无奈又有些怜惜地看着我，“不过，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能怪你，你还不知情。而且，既然我已经要你来到这里，你也应该知道这些，这对你在这儿的工作有帮助”。
我入坠烟云，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
小史迪威走到橱柜，打开旅行包，取出手提电脑，把它放到茶几上，接上电源，开机，“我给你看点东西，记住，在没得到我许可之前，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包括米歇尔，当然，更包括你姐姐”。
输入密码后，他点入一个加密文件，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输入解密锁，恢复显示，再点击其中的一个文件。
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出现在屏幕上。
“知道她是谁吗？”小史迪威向照片努了努嘴。
我茫然看着他。
“吉茜米娅•南达，女，1970年2月出生于南斯拉夫波黑地区斯雷布雷尼察城，塞族，1987年来到贝尔格莱德，进入南斯拉夫饭店旁的贝雷帽酒吧做服务员，在那里，她与鲁考斯相识，并同居，4年后，也就是1991年，吉茜米娅•南达突然从贝尔格莱德消失，不知所踪”，小史迪威面无表情，象读圣经一样对着照片背出了这番话。
“您的意思”，我目瞪口呆。
“有人向总部举报，吉茜米娅•南达是南斯拉夫方面安插在鲁考斯身边的间谍，意图在于影响鲁考斯对南斯拉夫的立场，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鲁考斯的观点，你会觉得怎样”？


8

　　

直到现在，我都没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述我当时的感受，被认为单枪匹马解体了南斯拉夫的鲁考斯，被我视为传奇人物的谍报英雄鲁考斯！居然被一个只有20岁的姑娘策反了？我在几分钟前还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南斯拉夫问题解决方案，竟是他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陷阱？
我无法想象，也难以相信这一切！我实在不愿把不苟言笑、整个办公室最整洁、也最有绅士风度的鲁考斯，与可耻而懦弱的变节者联系在一起。
“不，莫利，这太难以置信了，我想不单是我，我想特行组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疯掉的，这会不会是个误会？鲁考斯在我们心目中，可是个不折不扣、有勇有谋的英雄”，在经历过最初几分钟的震惊和无措后，我心中有无数个疑问急需得到解释。
“我也希望这是个误会，但这些照片——”，他开始不停翻着文件夹里的文件，全是那个女孩的照片，以及她和鲁考斯在多多瑙河边、浴场、森林边缘的合影。最露骨的一张显然来自偷拍，照片里，鲁考斯全身只穿着一件衬衣，敞着胸，半仰在一张看起来很舒适的床上，女孩则只穿着一条当时最时新的丁字裤，袒胸露乳，枕着鲁考斯的胳膊，头向上仰着，与鲁考斯垂着的目光热烈交织在一起，看起来象一张无码色情片的剧照。
“还有更性感的！”小史迪威还要去打开另一个文件夹，我忙按住他的手，“不，不，不。够了，我相信他和这个女孩有亲密的关系了，可是，这能说明什么？这难道不可以认为他只是在这儿泡了一个妞而已吗？难道……”我几乎要脱口说出“难道大家不都在这么干”，突然想起我面前坐着的可是小史迪威，于是硬生生吞掉了这句话，把它改成“难道这就是全部证据”？
小史迪威接下来的解释，让我刚略微松了口气，又重新变得心神不宁。他说，事情还没定性，这些乱七八糟的照片，以及一堆上面有鲁考斯签名的消费账单，是不久前从国务院转过来的，据说来自南斯拉夫美国顾问团一成员之手。并称他们不久就能提供出确凿证据，证明那个女孩是南斯拉夫谍报人员。让中情局高层感到愤怒的是，鲁考斯压根就没提到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是说，中情局对鲁考斯身边存在着这么一个敏感角色竟没有任何备案。
看起来问题很复杂！情况不容乐观！
我不禁唏嘘，“这真难以让人相信，莫利，可是，就算鲁考斯身边有那么一个间谍，也很难说他就一定变节了，或者泄密了，也许他做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多，而且，抛开这些，我依然觉得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很有价值”。
但是，接下来小史迪威的一番话，让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现实领域的国际关系，真的是暗流汹涌、超越想象、诡异异常，可谓知识和智慧在反复博弈的汪洋大海，而当时的我，在这个密布着暗礁和潜流的领域，可能连一块小舢板也算不上。
“迈可，或许鲁考斯的建议确实有他的特别之处，但是，也许，这个建议并不能得出解体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形是，总部并非没意识到盟友的意图，但却在故意满足盟友的这个意图，当我们故意走进被你和鲁考斯认为是盟国设下的陷阱的时候，其实也许，是盟国掉进了我们设下的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我甚至觉得，这个陷阱，也许从1991年就开始了”。
小史迪威认为，欧盟的成立，所显示的是老欧洲试图与新欧洲（即北美，作者注）重新抗衡的战略意图，这是任何外交辞令和姿态都无法遮掩的目的，解体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并让这些新诞生的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但可以拉长欧盟的统一进程，加重欧盟的负担，也会使组成它的成员更复杂、达成共识的成本更高。此外，这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在增强美国向欧盟的渗透和控制——所有这些新生的国家，可都与美国而不是老欧洲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这样的解释对我而言实在有些高深莫测。
“莫利，我得承认，这个设想超出了我的眼界和想象，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鲁考斯是否知道总部的这个意图”？
“应该不会，他只负责南斯拉夫事务。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个意图，我的级别还接触不到这样的机密，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解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对于欧盟而言，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利好局面，实际则使它由此陷入与现在的独联体（注释：独立国家联合体，英语全称“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简称CIS，是由前苏联大多数共和国于1991年12月8日宣布成立的“多边合作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 其协调机构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逐渐弱化）对这些国家的争夺中，这是一场美国可以控制节奏和走向的巨大消耗”。
随后几年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同意小史迪威的这一分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声有色的欧盟统一进程，被这些不断新生出来的国家不断打乱，南斯拉夫彻底解体后，带给了一些欧盟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新生国家的问题，基于新的战略格局，欧元很快失去了与美元争霸的锐气，财经杂志上从此很难再见到“欧元取代美元”这类让美国人不安的论调了，而在此之前的几年，这个论调是资本界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欧盟看起来越来越象是一堆大杂碎，而不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主张的政治体，它诞生之初那股意欲脱离美国控制的野心被不断削弱，甚至可以说，它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这从后来他们争先恐后参加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能看到——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似乎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那种顶峰状态。

　　

9

　　

小史迪威一席话，让我既佩服又开始真正担心起鲁考斯来。
当鲁考斯的观点失去了唯一的正确性后，他那种绝不退让的坚持，可能会使任何知道他风流韵事的人，去联想他身边那个美丽的南斯拉夫女孩。
而这对鲁考斯而言，无异一场灭顶之灾。
我能为他做点什么？鲁考斯临别时那目无表情的失落，以及他那句给我带来意外震荡的“与人为善”的格言，让我觉得他该和我有更多的联系。同时，我也不忍心看到我崇拜的英雄，最后得到的是那样的结局，那对我将是个难以承受的打击。在酒店床上辗转了一个晚上后，我决定行动起来，先去弄清楚一件事，他和那个南斯拉夫女孩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早餐时，吞吞吐吐试着把这个想法和小史迪威沟通的时候，没想到小史迪威微笑着亮出了又一张底牌，“迈可，请原谅我没事先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总部同意叫你来的目的，总部希望在国务院那边拿出证据前，就彻底弄清楚这个女孩的事，否则我们这边的麻烦就大了……而你和鲁考斯毕竟很熟，同时又不是交情很深，所以由你来做这件事，或许最合适，不是吗？”。
我以为要我来具有火线味道的南斯拉夫，是小史迪威觉得我聪明，还出于讨好我姐姐的意图，有心栽培我，现在看来是我表错了情！不过这样也好，这样一来，我就有更大的空间甚至权利，去调动一些额外的资源来协助我的工作。而且，由我来参与这项工作，至少可以保证，对鲁考斯的结论不会存在不公正。

在一个自己第一次到来，甚至正处于动荡状态的城市，找一个早在5年前就失踪、而且被认为有间谍身份的姑娘，这可不是件轻松事。
第一步，该去哪里？我倒了一杯咖啡，打开房门，踱到酒店西侧半弧形公共空间，坐在宽舒的白藤条沙发上，望着玻璃窗外的多瑙河方向，思索这不一般的寻人计划……吉茜米娅•南达，女，1970年2月出生于南斯拉夫波黑地区斯雷布雷尼察城，塞族，1987年来到贝尔格莱德，进入南斯拉夫饭店旁的贝雷帽酒吧做服务员……我的耳边响着小史迪威那古怪的、特意变调的朗诵似的声音……贝雷帽酒吧……贝雷帽酒吧，对，贝雷帽酒吧，在小史迪威不在的情况下（他刚下餐桌就不得不把自己塞进早已等候在门口的轿车，去与顾问团的某些人会晤去了），我该先去那个地方看看。
我匆匆回到房间，叫服务台帮我叫了辆车，告诉司机，“去贝雷帽酒吧”。
司机的眼珠瞪得很夸张——这是靠近南欧及南欧一带的人标志性表达感情的方式，仿佛他们不把自己的眼珠瞪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惊奇渗了假，“先生，去那儿需要过河，最麻烦的是得从友谊公园门口过，您知道，最近这些天那常常堵车”。
看来这家酒吧依然存在，而且在贝尔格莱德相当有名！我耸耸肩，装着对贝尔格莱德很熟的样子，“我也不想这么麻烦，但是，一个朋友约了我去那儿”。
一路还算顺利，并没有遇到传说中的堵塞。半个多小时后，我就站在这间其实不太大的酒吧的大堂了。
不到10点，酒吧很冷清，我显然是当天的第一个顾客。我装着对酒吧很熟的样子，顺手从进屋不远处的书架拿了本英文杂志，找了个座位坐下。
一个蓄着南欧人最常见的胡须的中年人，从酒柜后抬起头，冷漠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躬身擦玻璃，并漫不经心地从喉咙发出了一个类似咳嗽的声音。没多久，后堂门口出现了一个服务员，她看了看我，用英语问道，“先生，需要点什么”？
“请给我来杯‘曼特宁’，谢谢”。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只是默默喝咖啡，看杂志，耐心地等待机会，交流的机会。
在酒吧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不会去想着与他们做任何交流，因为这时我是唯一的焦点，我的任何额外的、不合一个一般消费者的举动，都会聚焦甚至立即放大他们的戒心，而且看得出，酒柜后的中年男人，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
11点过，酒吧慢慢开始有人进来，中年男人的腰渐渐也直了，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笑着和一些熟客打招呼。进来的人大都带着莫名的兴奋，话题也基本都是当天的抗议活动。
在酒店服务员“开始忙，又不太忙”的时候，我向刚才问我话的服务员招了招手。
“再来杯‘曼特宁’，这咖啡真不错，地道的苏门答腊味道”。
服务员微笑着转身的时候，我又叫住了她，“怎么没看见艾丽娅，她不在这里了吗”？
“艾丽娅”？服务员茫然重复着这个我“预谋”的名字，摇摇头。
“不认识？哦，您刚来这里工作？”
“不，我在这超过7年了”。
“啊，那你该认识她哦”，我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她有个特别好的朋友，也在这工作，叫吉茜米娅•南达”。
“吉茜米娅•南达？她我倒认识，不过真记不起您说的那个艾丽娅了”
“您能不能帮我把吉茜米娅•南达叫来，我问问她”
“对不起，先生，吉茜米娅•南达早就离开了”
“哦，看来真不巧，您还能见到吉茜米娅•南达吗？”
“几乎不可能了，她的家不在这儿，在斯雷布雷尼察城（注释：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距塞尔维亚边境不到20公里，距萨拉热窝约100公里。主要居民是穆族和塞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两族人展开了对该城控制权的武装争夺，1993年4月16日被联合国安理会宣布为“联合国安全区”， 不久后，由于克罗地亚境内同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区”的塞族聚居区被克族军队占领，波黑塞族怒火中烧，决定再次进攻斯雷布雷尼察，1995年7月6日至8日，塞族武装包围斯雷布雷尼察，并导致7月13日至17日，大约7000名波黑穆族成年男子及男孩被杀。2010年3月31日，在经过长达13小时的激辩后，塞尔维亚议会终于通过一份决议，就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进行道歉）”。
“斯雷布雷尼察城？很远吗？”
“是的，很远，而且那里发生过一场战争，我记得，她就是在战前离开这儿回去的”。
“您知道谁还能找到她？”
“不知道，我对她了解不多，你去问老板吧”，她向那个上午在酒柜后擦玻璃的中年人招了招手。
哦，这个看起来不好对付的家伙就是老板？
“先生，请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在人流逐渐增多的酒吧穿来穿去的老板，脸上的表情已与上午时的冷漠完全不一样，看上去完全是个平易随和的人。
“哦，这位先生想找吉茜米娅•南达”。
“吉茜米娅•南达？”中年老板脸上的笑容嗖的不见了，他上下左右不住打量我，“您说您要找吉茜米娅•南达？”
老板表情的突然变化，把可怜的女服务员吓坏了，她看看我，又望望老板，结结巴巴地解释，“不，不，老板，也许是我说错了，这位先生说的是，他要找艾，艾，艾米娅”。
“是艾丽娅”，我微笑着示意她不要慌乱。
“对对，是艾丽娅，可我不熟悉艾丽娅，只知道吉茜米娅•南达”
老板显然被搞糊涂了，皱着眉头看着我，“艾丽娅？吉茜米娅•南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什么”？

　　

10

　　

我费了很大的周折（主要是一些偏生的英语词汇他们听不懂），终于让不耐烦的老板听明白了一个不太浪漫、甚至有落俗套的故事：
5年前，一个南斯拉夫裔的美国大学生和一个家在纽约的大学生（即我），相约来贝尔格莱德旅游，在著名的卡莱梅格丹城堡，南斯拉夫裔的大学生和一个叫艾丽娅的女子相遇了，这个叫艾丽娅的女子自称在贝雷帽酒吧上班，同行的还有她一个同事，自称叫吉茜米娅•南达……这些年来，南斯拉夫裔美国大学生一直对艾丽娅念念不忘，刚好我有机会再来贝尔格莱德，于是他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找到艾丽娅。
中年老板狐疑地看着我，两手各伸出一根指头，靠在一起比划着，“你说有这么个南斯拉夫的美国人，还有这么个艾丽娅，他们，相爱了？”。
我显示出对此事也困惑不解的样子，“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很怀念南斯拉夫的一切，常常和我提起贝尔格莱德，当然，还有艾丽娅”，我突然想起了鲁考斯曾说出的几个南斯拉夫人的名字，顺口补充道，“据说，他家和这儿的吉拉斯有点关系”。
“吉拉斯？您是说密洛凡•吉拉斯？”中年老板表情夸张地叫起来！
我是真的愕然了，“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不，不，不，我很敬仰密洛凡•吉拉斯，我愿意随时为他效劳”，中年老板的脸竟在刹拉间多云转晴。我暗暗叫苦，鲁考斯随口说出的这个“吉拉斯”到底是何方神圣？看起来，他在当地竟有出人意料的号召力？扯上个这么大影响力的家伙，会不会把戏演砸？不过，我心里虽然七上八下，表面却依然不动声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准备好的、我和一个意大利籍大学同学合影的打印照片，“那实在太感谢您了，您瞧，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埃蒙•哈尼贝恩”。
“哦，埃蒙！密洛凡•吉拉斯！”中年老板眉开眼笑、如获至宝地把照片捧在手里，用当地话对周围嚷个不停，几个看客好奇的围上来，传看着那张我几个小时前在酒店服务部打印的照片，惊奇又兴奋。
照片好不容易才回到我手上。
依然陷入兴奋中的中年老板看起来完全相信了这个故事，也完全解除了警惕，“如果你不提密洛凡•吉拉斯，我会立即把你赶出去，知道吗？小伙子，但是你并不是来找吉茜米娅•南达，而是来找艾丽娅，对吧？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说的那个艾丽娅，我真的不知道她是谁，也许是个化名，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人，她的朋友吉茜米娅•南达，倒是曾在我这儿工作过，不过……她可不是个好姑娘”，他停止了说话，脸色变得有些神秘，想了想，示意我跟他走。
我跟在他的后面，穿过杂乱的后堂，再经过一个走廊，走进了一间宽敞的卧室兼客厅，他顺手拉过一把搭着一件西服的椅子坐下，示意我坐旁边的沙发。
“您要找的这个艾丽娅，我相信，这个名字是个化名，这样的故事我见得太多了，就在我的这个酒吧。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浪漫，嗯，喜欢挥霍快乐、青春，或者说各取所需”，他的眼珠骨碌碌地盯着我，“当然，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南斯拉夫小伙子——虽然他在美国——遇到的是个例外，我本来可以把她的朋友，也就是吉茜米娅•南达介绍给你，让她帮你找到这个这个，嗯，艾丽娅，能为和密洛凡•吉拉斯有关的人做点事，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荣幸，可是，这个吉茜米娅•南达，最近这几个月，可能很难见到”。
最近几个月？吉茜米娅•南达不是19991年从鲁考斯身边消失的吗？我望着刹不住闸的中年老板，感到他即将讲出一些让我意外也会大有收获的话来。果然，他接下来的话大出我的意料——
“你知道，吉茜米娅•南达是个不安分的姑娘，她在家乡本来有未婚夫，却在这里和一个美国佬，对不起，和一个美国人搞在了一起，后来我和他未婚夫想了一个办法，假称他妈妈在家被穆族人打伤了，你知道，那些年他们家乡非常乱，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这才把她骗回家乡，他们回去正准备婚礼，可哪曾想，她的家乡，就是斯雷布雷尼察城，真的发生了骚乱，很大的骚乱，她的未婚夫为了保护她，还有她爸爸、妈妈、也许还有个弟弟，被穆族人打残了一条腿，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没能保住他们，只保住了吉茜米娅•南达，结果，两家人，只有他俩逃回了相对比较安全的贝尔格莱德，还好，吉茜米娅•南达经过这场磨难，终于肯老老实实和她未婚夫，也许该叫丈夫一起，在贝尔格莱德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农产品”。
“您是说，最近几年，她一直在贝尔格莱德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农产品”？
“是的，他们刚来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们，真惨，几个月前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一眨眼就残疾了，之后他们偶尔也给我来个电话什么的。不过，一个月前，有几个陌生人找到我，要我协助找到她，原因是他们经过几年的调查发现，以前和她在一起的美国人，是个间谍，他们把她从集贸市场带走了，说是要她交代一些当时的情况”。
完全出人意料的陈述！不是吉茜米娅•南达是间谍！而是鲁考斯的身份暴露了？时空没错乱吧？
“天哪，你说的这些对我而言，真是天方夜谭！‘他们’是谁？和你熟吗？能不能帮我向吉茜米娅•南达捎个话，问问艾丽娅的事？捎句话就OK的事”。
“问句话当然很简单，可是我和他们不熟，我其实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只给我留了个电话，吩咐我如果有事，可以在晚上11点后给他们去电话，但我还从来没打过”。
“真是太好了，我可以冒昧请你帮个忙吗？帮我问问，问问就行”。
中年老板爽快地答应了，随后，他忽然想起什么，“我想起来了，你最早来酒吧，可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问我，而要等那么久呢”？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求助陌生人这事，对我来说真需要勇气，我想我一直在鼓足自己的这股勇气”。
中年老板再次笑起来，“别客气，能为和密洛凡•吉拉斯有点关系的人做点事，是我的荣幸，何况这哪算得了什么事，简直只是个愉快的闲聊，对吧”。
“非常感谢，不过这对我的朋友埃蒙来说，并不是件小事”，我站起身，象刚记起似的对中年老板说，“哦，想不到这么顺利，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能借用您的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和与我一起来的朋友分享么”？
得到允许后，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通了小史迪威的手机号码，“哦，山姆，真是太意外了，我可能很快就能通过……对不起，您叫……哦，通过耶萨夫找到吉茜米娅•南达，然后就能找到艾丽娅了”。
小史迪威在那边从容接应，“好的，祝贺你，代我向耶萨夫表示感谢”。
“他也想对你表示感谢”，我把话筒向酒吧老板——耶萨夫扬了扬，然后放下了电话。
“我叫迈克尔，您也可以叫我迈尼，希望明天能听到您的好消息”
“好的，别客气，我会记着给他们电话，你可以明天上午就到这里来”。
回到酒店，我第一件事就是查这个给我带来意外好运的吉拉斯的资料——匆忙上阵，我对南斯拉夫了解得太少了。

　　

第三章

　　

11

　　

一查，我头都大了，吉拉斯的经历竟是有如此不凡！难怪他在南斯拉夫家喻户晓！
密洛凡•吉拉斯，1911年出生于黑山科拉欣附近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并追随铁托参加抵抗运动，胜利后，曾担任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从1953年开始，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由此遭到南共联盟中央的处罚，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之后，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出版了在南斯拉夫乃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深有影响的《新阶级》一书。关于对他的处理于是升级，他被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遭到逮捕判刑，史称吉拉斯事件。1961年1月，吉拉斯被提前释放出狱。成为日益壮大的南斯拉夫右翼势力的精神领袖。
真是一个大人物！不过看起来还不坏，他的这种遭遇，可以有足够的“材料”把他和我杜撰的南斯拉夫籍朋友“粘合”在一起，我微笑着放下资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个大人物，并没有出现在总部给我的介绍资料里？比较起来，他应该是眼下南斯拉夫资格最老，也最有威望的“民主派人士”，但是厚厚的一打资料里，居然对他没有只言片语的介绍，这仅仅只是一个疏忽？
“嗨，迈可，你中午时给我的那个电话意味着什么？找到吉茜米娅•南达了？”，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小史迪威精神焕发地推开了房门。
“莫利，说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经历真是太奇特了，完全可以写成一部爱情小说，或者悬疑小说，或其他什么类型的作品”，不知为什么，一见到小史迪威，我心里就有了股踏实的感觉，“不过，我现在有一肚子疑问需要得到解释，还有另外一肚子要求需要得到满足”。
我把当天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后，一口气问了小史迪威几个问题：
1、谁提供的南斯拉夫资料？这些资料的发放范围？
2、总部是否有察觉到鲁考斯身份已经在南斯拉夫暴露这种可能性存在？
3、是否清楚顾问团哪个成员在指控鲁考斯？是个人控告还是团体性结论？控告方所承诺的提供有关吉茜米娅•南达是间谍的资料，有没有期限上的说明？
显然，我当天获得的情况和发现的细节，也让小史迪威吃了一惊，据他说，因为暂时不再信任鲁考斯，中情局有关南斯拉夫的情况说明，采用的基本都是顾问团提供的文本，这些资料除会发到中情局内部有关机构和人员手里外，还会发到总统办公室、以及交到国务卿和一些重要国家驻外使节的手上；目前，总部对鲁考斯的怀疑，完全来自从国务院转来的密函，而并没有觉得鲁考斯的身份已被当地识破，至于到底是谁提出这项指控，在情况未弄清之前，是绝对保密的，情况弄清之后，也会视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公开，而就算公开，也需要至少等到3年以后。有关吉茜米娅•南达是间谍的证明材料的期限，似乎只有”近期”之说，没有明确的时间期限。
我盯着小史迪威那张噼里啪啦翻着的大嘴，脑子飞快地运转着……在小史迪威解释完了之后，我开始提要求：
1、立马监视贝雷帽酒吧老板的电话，重点监视他卧室的那部电话（小史迪威手机上已有这个号码了）。
2、监视所有与酒吧老板通话时提到“间谍”、 “美国”、 “外国”、 “ 吉茜米娅•南达”、 “艾丽娅”等字样的其他电话，以及与这些电话通话的电话。并尽快查出这些电话的主人和地址。
3、抽调一个对贝尔格莱德地形极其熟悉、我们方面的人驾车随时在门口待命，以应付酒吧那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4、我的调查行动和进度要严格对总部，尤其是要对驻南斯拉夫顾问团保密。
5、立即给我调配最先进的、不低于150米远的车载窃听器材，以及若干适当的应急武器。
小史迪威在一旁默默沉思着倾听，先是愕然，继而欣赏地望着我，不住点头，“你似乎有非常好的直觉，这很不错”。

“差点忘了，我还需要耶萨夫的照片，让技术人员帮我挑选10张”，在小史迪威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我叫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胶卷……
整整一个下午，也许还要加上黄昏，我都把自己关在屋里，破天荒地抽起了烟——我需要冷静，冷静，冷静，在CIA呆了大半年，我第一次找到了当特工的感觉，觉得自己确实在CIA里面做事。这些完全不同的说法和难以被准确理解的细节，是鲁考斯设下的陷阱？还是顾问团设下的陷阱？还是南斯拉夫方面设下的陷阱？还是顾问团和南斯拉夫甚至其他方面的某些势力在合演一场戏？“他们”是谁？是南斯拉夫官方机构？还是一个为钱卖命的地下组织？
我在头脑里设计了一番这一事件的多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涉及到对一个事实的确认——耶萨夫到底撒没撒谎。好在现在的技术手段，有足够多的办法让我找到答案，我强迫自己松弛下来，等着晚上耶萨夫打出那个神秘的电话。
下午5点，我要的车和人到位。我们方面的技术人员已车的后座安装了一台最新的、可以探听300米外20分贝以上任何声音、并带有过滤和遮蔽功能的窃听器。
晚上7点，我要的“应急武器”被大使馆的人直接送到了酒店：一把伪装成手机的多功能的高压电击枪，它的顶部带着一个看上去很粗犷的天线，天线里除了可以弹出1.5米长、带10万伏高压电、能穿透3厘米厚衣服的细钢丝外，还装着5枚能让人短暂失去知觉的毒针；一双看上去很优雅的白手套——行内很有名的“失忆手套”，其实也是一种瞬间高压武器，它有专门配套的衣服，穿戴上这套行头，打开机关后，就犹如学会了中国传说中的“沾衣十八跌”，也许对周围一米以内的人而言，比“沾衣十八跌”更具危险性；一架装着8枚毒针的高速相机，一小盒精美巧克力，其实是几枚内藏钢钉、专门用来破坏汽车和大门一类密封障碍的高能炸弹；一把折叠雨伞，撤去骨架，就是柄高能炸弹投掷器，同时可以集阵式发射毒针；一小盒酒店用火柴，这是个小型武器库，每根火柴棍都是经过特别的工艺制成的，里面包着10来根细若牛毛的毒针；一只装满神经毒气或可称为迷幻剂的打火机，几瓶渗了麻醉剂的普通矿泉水……
这里有必要单独说一下CIA的武器供应问题，其实有关这一点，每一个大国都差不多，只是它或许对一般公众秘而不宣。大家首先要破除一个误解，以为特工随时身上都藏着一把或几把很酷的枪，或其他什么致命武器，其实不是这样，特工，哪怕是执行任务（国内任务不在此列）中的特工，都很少，或者说几乎不带枪，除可以分开保存而看不出任何破绽的瞬间高压武器外，特工随身带的东西不比一个普通记者多，基本是摄影和录音之类的专业器材，专业窃听器、毒针、塑料炸弹、神经毒气等装备，则基本是由任务所在国安插在大使馆里的本系统人员提供。我们常常被训导的是，用脑工作而不是用武力工作。另外有一点可能也出乎很多人意料，作为CIA的一个传统，当需要解决麻烦人物的时候，它最经常采取的手法，是不由自己系统内的人出面，而是高价雇请当地黑社会组织出面摆平，与用“代理战争”去摧毁或消耗自己的战略对手的工作原理神似，被认为具有提高效率、减少损失、降低麻烦等好处。

　　

12

　　

吃过晚饭，我去到小史迪威的屋子，一边和他观看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当天抗议实况节目，一边等着预计中的通话记录。
晚上11点半的样子，我终于等到了技术处在第一时间传来的耶萨夫通话原始记录。整个通话分前后两段，时间不长。中间间隔了大约10分钟。耶萨夫果然是回到自己卧室打的电话。从通话内容看，耶萨夫确实不知道对方身份，第一段通话是他在哀求对方，请吉茜米娅•南达捎出来一句话，被拒绝。第二段通话则是耶萨夫此前的被叫电话换成了主叫，与他通话的人明显气急败坏，告诉耶萨夫，他一定是上了当，吉茜米娅•南达根本没有一个叫艾丽娅的朋友，他简短地问了耶萨夫与我见面时的一些情况后，要耶萨夫在酒吧等着，他马上赶过去与他“见面细谈”。
第二次主叫电话号码为3234XXX，具体地址和登记单位，要稍后才能查到。
实际上，在听到神秘人物要耶萨夫在酒吧等着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种强烈的预感下跳了起来。5分钟后，我已经坐在了酒店门口等着的车里，“快，贝雷帽酒吧”。

在车风驰电掣行驶途中，我看了看表，23点50，离他们通话结束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在心里祈祷，“但愿还来得及”。
处于动荡之中的贝尔格莱德，当时正在实施类似宵禁的政策，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和车辆，我在急速行驶中调试窃听器，一眨眼车就到了萨瓦河的大桥上，调试完窃听器，车已过了友谊公园，离贝雷帽酒吧只有6、700米了，我叮嘱司机再开500米就减速，以40km/h的速度接近酒吧。
我的两眼紧张盯着车的前方，终于可以看到贝雷帽酒吧的标志了。还好，酒吧还亮着灯，似乎还有几个人影在里面晃动，我松了一口气——他们似乎还没离开。
车在离酒吧不远的一颗树下停下来，我拉开车门，正要下车，突然发现前面50米昏暗的路灯下停着的一辆车旁，站着四个人，其中一个正激动比划着什么的人，似乎正是耶萨夫！我暗叫一声“不好”，关上车门往前面那辆车一指，司机快速启动了车，突然大亮的车灯照出的，是这样一个画面：站在耶萨夫左边的大个突然挥出一拳，打在了耶萨夫脖子上，另两个人立即靠拢，熟练地把已经耷拉下脑袋的耶萨夫左右一夹，拖过去塞进了汽车，随后三人也钻进去，发动了汽车。
“跟上”，我目光紧紧盯着那辆急速离去的车。
司机一言不发，车“哧溜”一声奔了出去。
窃听器的耳机传出伴随着沙沙声的通话。
“这个蠢货已经在我们手上了，我们正带着他离开，是直接去您那儿吗？好的，我们马上把他送过去，他说那个小伙子明天会来找他……情况似乎有点不太妙，好像有辆车跟着我们，是的，一辆奔驰车，我还不能确定他们的身份……哦，虚惊一场，那车拐弯了，看来不是在跟踪我们……”。
车拐弯行驶了一段路后，停在了路边，司机奇怪地望着我，我目无表情地看着前面，“可以了，回去吧”。
在听到他们前半截对话后，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如果他们确定我没发现他们已经对耶萨夫动手，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利用明天我与耶萨夫这个见面机会做文章，而我也可以对他们来个将计就计。
回到酒店，电话号码的查询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号码的登记单位是一个贸易机构，坐落在贝尔格莱德老区著名的景观路——米希奇将军大道上。
果然不出预料，第二天上午十点一刻，当我如约去到了贝雷帽酒吧后，耶萨夫不在，两个自称是他亲密的朋友的中年男子接待了我，称耶撒夫头天晚上突然有急事去另外一个城市了，要我等两天再来听消息，随后，一辆车跟在了我乘坐的的士后，而小史迪威坐的车，则跟在了跟踪我的车后，我装着自己“很傻很天真”的样子，开始了预谋中的“遛狗计划”，以此拉长他们跟踪我的时间，从而得到更多信息。临近友谊公园，我下了车，进公园闲逛了大半个小时，买了一堆各国领导人在那个公园植树的纪念品，随后，又带着没察觉到任何异样的轻松神情，出门打车直接往贝尔格拉德著名的城堡——卡莱梅格丹城堡奔去。在那迷宫一般的古迹里，我很轻松地甩掉了尾巴，坐上了自己人的车。

那是一次成功的反跟踪！
小史迪威从跟踪我那辆车的对话联络和交谈里，得到了足够多的情报！
首先他们的身份得到了初步确认，他们并不是南斯拉夫官方机构，而是一个类似黑社会的地下组织，一个多月前，一个被他们称作“2号”的人物出重金，聘请他们把吉茜米娅•南达弄到手，现在，吉茜米娅•南达被他们关在一个郊区仓库，不过，他们并不知道“2号”把吉茜米娅•南达弄到手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只负责外围看守，里面则由2号的两个助手亲自监护，他们甚至被禁止与吉茜米娅•南达讲话。乔装成耶萨夫“亲密朋友”的两个人，一个叫“奥威里奇”，一个叫“瓦德莫尔”，带头跟踪我和出手打晕耶萨夫的是同一个人，绰号“黑鹰”， “2号”对有美国人来探听吉茜米娅•南达的情况非常焦虑，曾反复追问耶萨夫“我”的长相，“2号”对耶萨夫的追问，似乎显示出他对鲁考斯很熟悉，因为他不断按照鲁考斯的长相来核实“我”的容貌。此外，他们在商讨如何处理耶萨夫时，还提到了吉茜米娅•南达瘸腿的丈夫，黑鹰提议要趁早拿掉那个“瘸子”，但遭到了“奥威里奇”和“瓦德莫尔”的一致反对，认为没必要去为难那个多灾多难的“塞族兄弟”，再说2号也没叫他们去动这个塞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一场小争执。黑鹰讥笑他俩有“种族情结”，而“奥威里奇”和“瓦德莫尔”反讥他对自己的穆族邻居的姑娘太上心，看那个姑娘的眼神就像一条盯着骨头的狗……
小史迪威微笑着看着我，“怎么样？还满意吧？老实说，这样的进度让我太意外了”。
我皱着眉头，“这个2号是谁？为什么他那么熟悉鲁考斯？莫利，我现在几乎可以断定这是对鲁考斯的陷害，而且与顾问团有关”。
小史迪威走到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别急，你可以先做这个假设，不过，一切都得讲证据，尤其是顾问团的后台是国务院，你知道，他们可是总统最信赖的人”。
我承认，当时我还没想好该如何把握这件事才最正确，“证据？你觉得这事儿，什么才称得上是证据？”
“就是找到能证明吉茜米娅不是间谍的可靠证词，证人，我们提供的证据不一定象法庭上的司法文本那么正式、刻板，但也得有足够的说服力”。
从表面看，我和小史迪威当时得到的证据，似乎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吉茜米娅是间谍的说法，是对鲁考斯的陷害，但是，由于缺乏旁证，这些录音，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方面刻意安排的、用来混淆视听的局，这个假设可以推翻所有这些证据的有效性。
看来这事的关键，是找到2号，最好还能找到吉茜米娅本人。
我开始在脑子里设计下一步行动计划。
可是，随后不久我发现，一切似乎多余，尽管我有足够的想象力，但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现代技术的无孔不入。晚餐后，技术处的人送来了当天被监控电话的通话记录。其中有一条很关键，是监控方和一个手机号码的通话，这段长达20多分钟的通话详细交流了当天跟踪我的情况，分析究竟我发没发现他们的跟踪，以及究竟我知道了些什么？想知道什么等等，最后他们甚至约定，一天后的下午3点，在一个叫“巨人酒吧”的地方结算一下前期的账，因为“这事增加了不少额外的成本”。
看来谜底快要揭开了！我按照这个最新的通话记录迅速修正了自己的计划。
我把已经洗出来的耶萨夫的照片交给从技术处过来的人手上，请他们帮忙调查出此人的背景，并帮我找到一个在贝尔格莱德车站集贸市场买农产品的瘸腿男人，另外，我还需要顾问团所有人的照片和手机号码。随后，我电话通知司机，把车停在米希奇将军大道离那家公司50-70米远的地方，监听他们的所有通话、对话，并随时向我汇报。
在我忙完这一切，松弛下来的时候，发现小史迪威正坐地毯上，笑眯眯地望着我，“小伙子，我真没看错，你就该来干这个”。
我已习惯把莫里对我的奉承看着是他对我姐姐的爱屋及乌，“哦，莫里，别这样，我会不自在的，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抗议会有什么结果？”
小史迪威狡猾地闪了闪眼睛，“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新闻报道将要给出的说法”。
我也盘腿坐在地毯上，盯着眼前的一堆报纸和宣传册，“嗯，反正暂时没事，我打算两个都听听，兼听则明嘛”。
“嗯，是这样，从客观而专业的角度讲，我觉得这次抗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在这个国家，塞族人口占了大部分，执政党获胜有这个基础，这几年他们打出的民族平等牌很得人心，所以即使最后复查选票，我想依然会是米洛舍维奇当选，抗议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姿态，或者说一个信号，一个需要社会去消化、扩散和沉淀的信号”。
“您的意思是，这次抗议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次抗议的具体目标会失败，但是，抗议本身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它会成为这个国家再次分裂的一个重要步骤”。
虽然对南斯拉夫局势了解不多，但我还是在直觉上赞同小史迪威的分析，呆在贝雷帽咖啡馆的那个上午，听周围人眉飞色舞谈论抗议的情形，我心里就曾闪过这个念头：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被分裂过无数次的国家，似乎又开始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分裂过程。因为呆在那的几个小时，我几乎没听到有人对这个国家表示认同，大家似乎都对这个国家怨气冲冲，没有人愿意站在“自己国家”这个立场来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而是在相互比赛着似的发泄内心的不满。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引起的，但它已足够让我得到“这个国家将被继续分裂”这个判断。
“莫利，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国家，虽然这种态度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还是不能理解，这太不可思议了”。
小史迪威把这个解释为是“天鹅绒革命”的成果，按照他的说法，天鹅绒革命的诀窍，不是最后那个“和平过渡”日程表，而重要在于此前若干年的价值渗透和势力扶持，这些努力的名目繁多，但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厌恶自己的国家，甚至诅咒自己的文化，让“西方”成为一种“正确标准”的代名词，从而使他们失去判断独立的基础，并得到可信赖的方向和力量。而一些天才人物的出现，会让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加速。
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提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提奇奥塞斯库，而是出乎我意料地提到了几个文学家，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他们用自己天才的思维撰写出一个个故事，表达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讥讽、厌恶，读起来脍炙人口，感人肺腑。
他对此的结论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这种天才的感染力，把瓦解社会变成了一种时尚”。
我嚷起来，“不，不，不，莫利，我觉得这太离谱了，请原谅，我很喜欢米兰•昆德拉，我觉得他很有才气，他的叙事方式是那样的有趣，可你似乎觉得他们客观上对自己的民族犯下了罪，这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的”。
小史迪威微笑着看着我，“嗯，你读过他们三个什么作品”？
“看过一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过没读完，感到太冗长太阴沉了，索尔仁尼琴的，读过《古拉格群岛》，可是也没读完，太长了，我受不了那种缓慢的节奏，但是米兰•昆德拉的风格很轻快很幽默，我看过他好几本书”。
小史迪威依然在微笑，“这些阅读给了你什么感受”？
在小史迪威的提示下，我不得不承认，它们让我获得的，基本上是对一个国家的负面信息，生活像噩梦，社会象铁桶，那是一种我完全陌生、恐惧和厌恶的生活。
不过我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辩解，“可是，这有什么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不是也在天天揭露美国的阴暗面吗？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揭露行为说成是社会良心之举？”
小史迪威很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傻小子，你至今还没看出来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吗？没错，这些多如牛毛的报纸，包括CNN、CBS、NBC、ABC、FOX这类惯于聒噪的电视频道，都时常揭露美国社会的问题，什么谁作弊啦，谁贪污啦，谁谁谁又怎么啦，但是，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是存在区别的，简单来说，美国报纸、电视对负面事件判断的依据，来自于自己的传统、习惯和历年颁布的法律，这种叙事方式是表明这些负面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有人不遵守已有的规则，对吧？但是，如果你认真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尤其是《癌症楼》、《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你不但看到了让人绝望的生活，而且也被给予了这样的暗示——这种绝望产生的原因不在于有人不遵守规则或传统，而是，这些传统和规则本身就是邪恶的，这可不是一个微小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前者会强化对社会的参与和认同，后者会让人觉得这种参与是一种耻辱……嗯，时间不早了，睡觉去吧，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13

　　

小史迪威的这番话，把我对文学、电影的理解带入了另一个天地，虽然在感情上，我不愿认同他的看法，但直觉告诉我，他的说法可能包含着一些我从来没去想过的道理，我联想起最初集训时那一个月让我们都觉得意外的有关文学、流行、时尚的课程安排，现在看来，这似乎有什么深意。但是，在这个课程上，集训教官并没有对作品进行如此另类、或者说富有深意的后果分析，而与大学一般的专业讲授没有什么不同。
小史迪威有点洋洋得意地准备站起身，但我不愿意就这么草率结束这场对话，“不，莫利，我想我被您搞糊涂了，您的说法是那样让我意外，如果您要让我睡个好觉，您应该讲得更透彻点，您知道，我只是偶尔读过那么一点小说，谈不上是一个文学或者电影方面的爱好者”。
小史迪威又把抬了一半的屁股放下来，饶舌地抒了下情，“在这个异国他乡的温暖的冬天的夜里，做一次有关文学、艺术的长谈，似乎不是件坏事”。
但是，也许是我当时经历不够，或者见识有限，小史迪威虽然围绕“历史、文学、政治”侃侃而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依然对他所作出的一大堆见解如“索尔仁尼琴以见证者的姿态否定了一个时代”、 “文学、艺术包含着一个时代最基本的价值导向”、 “西方成为这些民族最杰出的人才的精神归宿，由此，这些民族的骄子演化成了瓦解自己民族凝聚力的力量”、 “米兰•昆德拉对生活的角度选择和叙述方式可能不是刻意的，但却在客观上鼓励了他们那几代人抛弃自己的国家，并认为这才符合道德原则”、 “他们基本都得到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援助，不在于他们一定是我们的人，而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我们需要、也对我们有利的态度”等等观点似懂非懂、如坠烟云。直到差不多十年后的2006年，我才在亨特教授的循循善诱下，基本弄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
小史迪威口若悬河地解释了一大通后，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嗨，迈可，差点忘了，我还没告诉你新闻界有关这次抗议的说法，也顺便说吧，这也相当有趣，甚至可以说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我饶有兴趣地盯着他那张善吐莲花的大嘴。
“记住，对新闻界而言，永远没有失败这么一回事，就拿这次抗议来说，无论结局是什么，无论多么出人意外，多么与前期节目的观点冲突或矛盾，这些记者们也不会认为他们错了，而是会再搜集一些抗议的镜头，比如激愤的人群，肃立的警察，以及其他一些符号化的特写，再配上对几个路人的采访，当然，这些路人说出的，一定会是‘我们不会屈服’、‘我相信，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记住了米洛舍维奇是一个制造分裂和对立的战争屠夫’、‘警察的棍棒掩盖不了选举的猫腻，我有权利愤怒’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些表达上的技巧，可以让他们体面地结束他们参与的任何事件”。
“天哦，莫利，我觉得这太可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这是媒体天然具有的权利，也是我们需要的态度，不是吗”？
第二天上午，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我接到了技术处的电话，告诉我已经在集贸市场找到了那个卖农产品的瘸腿男人，现在我们的人等在市场门口，听候我的调遣。
事实上，直到我赶到集贸市场，找到了那个等我的伙计——一个黄发青年后，我还没想好该如何与这个“苦难的塞族兄弟”打交道。而让我更没想到的是，也许，无论我以什么方式与他打交道，哪怕只是去花比一般人贵5倍的价钱买他的农产品，我都会碰一鼻子灰，原因仅仅是因为我说英语，而且看起来像一个美国人。
这个短促的见面情形，在过后的几年里，一直在我心里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挥之不去，在此之前，也包括之后的职业生涯，再没人用那种让人感到寒冷的目光看我，用那种让人不安的仇恨与我说话，他是唯一的。对他那种激愤的态度，我先后得出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刚开始的几年，一想到这个塞族青年那几近疯狂的眼神，我联想到的是疯子，是的，他是一个疯子，我感到，他一定是被他爱人的经历和他自己的苦难折磨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会毫无缘由地侮辱一个对他心怀善念的陌生人，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一个与他没有过节的陌生人，我在这种想法中一再心安理得、高高在上地宽恕了他。但是，当我离开CIA，逐渐因为坚持真相调查而受到社会冷遇、排斥乃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暗示之后，我才在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真正读懂了他当时的那种眼神，那也许不是激愤，而是悲痛，他想表达的也许不是仇恨，而是一种绝望、一种他此生得不到解脱的绝望。“只有历经，才能懂得”，看来此语真是经过千锤百炼才得来的。
黄发青年引着我，穿过熙熙攘攘、提着各类蔬菜瓜果、鸡鸭牛羊肉的人群，在一个摆卖葵花籽、可可豆、咖啡豆、印度红茶、本地烤烟之类东西的摊前停下来，示意已到地方了，一个衣服整洁的年轻人，安静地坐在摊后，他看起来虽然有些忧郁和疲惫，但和我心中的残疾人还对不上号，我困惑地望望黄发青年，他向我点点头，随后用当地话和摊主说起来，但没两句，我发现摊主的脸色变了，掉头看着我，目光充满狠毒。
我很奇怪，问黄发青年，“你对他说了什么”？
黄发青年委屈地说，“没说什么，我只说您想认识他”。
我愈加困惑了，“就这么简单吗？可他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神看我”？
黄发青年同样不解，“他问我你是谁，我说你是从国外来的，他问是不是美国，我说是，他就立马变这样了”。
我有点明白了：看来，因为鲁考斯，或者吉茜米娅•南达的缘故，他对美国人有了很深的成见。我叫黄发青年告诉他，我没有恶意，我是善意的，我来是想帮助他。
但是，当黄发青年把这些话翻译给那个青年的时候，青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霍”的一声站起来，指着我对那青年大声说着什么，这期间他向前跨了一步，我才发现，他的腿真瘸了。
这一切显然出乎黄发青年的意料，他吃惊地望着愤怒得象一只斗牛似的塞族青年，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他说他不需要您的帮助……他……他要您滚，他说你们美国人把这里……搅得一团糟，你们摧毁了南斯拉夫的自信，让南斯拉夫人自愿去当二等公民，不，也许是三等公民，让南斯拉夫的女人、也许该翻译成“姑娘”，见了你们美国人，西欧人，就像发情的母狗见到了公狗，他说，天哦，他说在他眼里，你们美国人是阴谋制造者，刽子手，屠夫，掠夺者……让南斯拉夫的男人，女人都没有了尊严……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任何一个美国人的任何帮助。即使，即使他血溅街头……哦，天哪，为什么他会如此无礼？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周围逐渐聚集起了一圈好奇的看热闹的人群，和黄发青年一样，我感到这一切太意外了！在来的路上我只是想着，这样冒昧地直接来找他，也许会存在某些不快和误解，但绝没想到他竟是如此斩钉切铁态度，会如此迅猛地爆发怒火，我向黄发青年摇摇头，多少有些狼狈地挤出人群，匆匆离去。
“黑鹰”一伙会对这个容易冲动的青年下手吗？
走出集贸市场，我没有招呼出租车，而是闷闷不乐地沿着街道往前溜达，我需要静一静，从那个塞族青年暴怒的眼神中走出来，黄发青年欲言又止、不知所措地跟在我后面。差不多走了整整两条街，我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掉头对黄发青年说，“你找两个人盯着那个塞族青年，无论他干什么，守摊，回家，看朋友，或者独自去喝一杯……都跟着，记住，无论他去哪，都要悄悄跟着，直到我叫停止”。
黄发青年狐疑地望了我一样，也许他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瘸腿的小贩如此感兴趣，也许他依然没有消化掉刚才那场太突然、在他看来可能也没来由（我和小史迪威都没告诉技术处，我在干什么）的暴怒，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向我点点头，转身招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叮嘱司机把我送到我想去的地方。

　　

14

　　

信息在不停反馈回来。
下午三点左右，我被告知，照片上那个耶萨夫不是冒牌货，他是本地人，高中毕业就和人合伙开了这家酒吧，没几年，合伙人出国，把股份全转给了他，他就成了这家酒吧的唯一老板，他几乎天天都呆在酒吧，背景和经历都很单纯，是个纯粹的生意人。
快晚餐的时候，顾问团的资料送到了我手里，资料显示，从1990年顾问团组建以来，先后有10多位美国经济学家进入这个机构工作，现在在册的还有7人，其中三人在贝尔格莱德，其余4人在国内。在贝尔格莱德三人的手机和常使用的座机号码，都没有与我们监控的电话通过话。
真是一条老狐狸！
我捏着在贝尔格莱德的三个经济学家的照片，把他们的名字、经历、专业特长和发表过的主要论文在心里反复过了几遍。开始为第二天的“会晤”做准备。
巨人酒吧毗邻米希奇将军大道，坐落在萨瓦河的茨冈人岛上，共有三层，是贝尔格莱德有名的名流聚会地，我和小史迪威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把车开进停车场，等着顾问团的人现身。
一切顺利，约20分钟后，目标出现了，是波兰裔美籍经济学家考茨威格。
考茨威格•弥尔，男，1947年出生于美国密执安州，1966年进入密执安大学经济学专业就读，博士，专业方向是“经济制度成本比较”，主要论文有“1918-1933年欧洲各国经济制度成本分析”、 “罗马尼亚转型过程制度成本控制路径”、 “东西德合并后德国支付的制度成本与收益比较”等等。
小史迪威用手轻轻拍了下司机，把从一辆绿色的车里钻出来，正朝酒吧门口走的考茨威格•弥尔指给他看，“跟上他，然后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司机无声地跟上了这个头发花白的教授。过了一会，我的电话响起来，司机告诉我们，考茨威格•弥尔坐在2楼右侧靠阳台的座位上。
小史迪威和我一前一后走进了酒吧，上到2楼，在一个离教授约8、9米的座位坐下来，我和小史迪威装作刚到来这里的旅游者，彼此交流着贝尔格莱德的名胜、饮食印象，3点，教授作为准时坐下了另外两个人，这次会晤持续了约40分钟，随后他们分头离去，在司机通知我们教授的车已驶出停车场后，我和小史迪威也走出了酒吧，司机掉头给了我们一个微笑，“他们的对话很有趣”。
窃听器完整记录下了教授与来人的对话。
对话中，两人交流了耶萨夫的最新近况，显然，他们还没打算好如何处置这个意外卷入的商人，而“高中生”耶萨夫似乎还是个不好糊弄的刺头儿，这使他们担心这家伙会把本来“很小”的事弄大，最后搞得沸沸扬扬双方都下不了台。因为耶萨夫一事，来人要求考茨威格多支付10万美金的酬劳，并建议把耶萨夫和吉茜米娅弄到同一个地方，这样可以节省人力。但后一个建议遭到了考茨威格的拒绝，他不希望任何人打搅吉茜米娅，他透露，正在尝试用新的办法让吉茜米娅屈服，不想再节外生枝。最后，考茨威格安慰来人，要他们不要急，时间不会太长，如果吉茜米娅过几天再不顺从，他们会让她，也许还有她那个瘸腿丈夫一起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消失。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弄清到底谁在找吉茜米娅……
回到酒店，我和小史迪威讨论下一步该如何做？
小史迪威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反问我“想在这事上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稍微有些错愕地看着他，“莫利，这可是你交代给我的事”。
小史迪威笑起来，“我想你误解我的话了，或者我这话说得容易让人误解，我的意思是，现在我基本同意你以前的猜测，是顾问团在搞鬼，我想他们是想用这一招把鲁考斯挤出南斯拉夫，让他失去对南斯拉夫的发言权，把对南斯拉夫的决策参考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现在你拿的那份资料里，就没有涉及到密洛凡•吉拉斯，这不是偶然的，密洛凡•吉拉斯不应该在这样的局势下，这样的资料里缺席，但他确实缺席了，原因就在于，他现在虽然是南斯拉夫最老牌、也最有声望的“民主派”，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反对南斯拉夫分裂的爱国主义者（注释：一年后，也就是2007年，密洛凡•吉拉斯在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出大轰炸告示前夕“自然”死亡），所以，他们不会让他出现在这上面。而且看得出，他们为此下了大本钱，从现在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看，我们接下去可以有几种不同的选择，第一是只求还鲁考斯清白，第二是揭穿这个阴谋，揪出这个内鬼”。
小史迪威认为，如果只求鲁考斯的清白而不问其他，我们或许可以用一种很简洁的方式达到目的，而且，或许这样才能最有效保证吉茜米娅和她丈夫、乃至耶萨夫平安无事；如果我们决心揭穿这个阴谋，揪出肇事者，那么我们将要应对一系列冲突，包括应对对方还没有掀开的底牌，乃至要面对不可预测的局势变化，比如，耶萨夫、吉茜米娅和她丈夫意外身亡。那样我们不但会间接害死这三个人，甚至可能因为那些录音，背上伪造证据的罪名。
他们还有没有打出来的底牌？
小史迪威神色凝重地望着晚云密布的窗外，点点头，“迈可，你该不会认为这是几个学者就有胆弄出来的事吧。或者，觉得这几个学者仅仅只是因为和鲁考斯意见不合，就对鲁考斯下如此狠手吧”？
我当然不会这么幼稚，但是，也确实没认真去分析过这些细节背后潜藏的玄机，“莫利，我想，我们还是收起好奇心，按总部交代的意思办，总部对这事儿，是什么意思”。
“总部要我们查鲁考斯身边那个女的，到底是不是间谍”。
“按您的说法，不揭穿2号的身份，或找到吉茜米娅，也可以证明鲁考斯的清白”？
“应该没问题，我想我们该先去尝试这个”。
“噢，我还想着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当一回詹姆斯邦德呢”。
小史迪威笑起来，“我也想，而且想了差不多10年，可我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导演，明白我的意思吗”？

通过一个中间人，小史迪威很快联系上了考茨威格，并以一个“同行”兼“仰慕者”的身份得到了与后者的见面机会。
当我们在考茨威格布置精巧的办公室坐下的时候，考茨威格俨然一个博学、宽厚的长者，慈祥地微笑着望着我们。只是，“同行”兼“仰慕者”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让这只老狐狸当场怔住了。
“很抱歉，考茨威格先生，我想我有必要向您道歉，我想我是您的仰慕者，这或许没错，但我们不是同行，我们是为鲁考斯的事专程来打搅您的”。
“鲁考斯？哦，老天，你们在说什么？”老狐狸脸一下绿了。
“在--说--鲁--考--斯”！小史迪威眼睛定定地盯着老狐狸，语气低沉而坚定。“考茨威格先生，我对你的吃惊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也许，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事情，会让你更意外”。
“很抱歉，先生们，我想今天不是愚人节，你们没必要和我开玩笑，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报告，嗯，马上还要，还要和人会面…….”考茨威格还没说完，他的面前就“叭”地多了几张照片——他在巨人酒吧和人碰头的照片。
“也包括这样的会面吗”？小史迪威把讥讽的口气控制得恰到好处。
“这个……”，到底只是个学者，考茨威格一下跌坐在了椅子上，愕然到有些惊恐地望着桌上的照片。
小史迪威向我微微示意，特意戴着墨镜、穿上风衣的我，立即起身走到门口站定。
“你们……”，考茨威格脸色苍白，看了一眼凶神恶煞守在门口的我，掉头盯着小史迪威。
“噢，别紧张，教授，问题确实很严重，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也许不是我们最初设想的那么严重，既然大家都是局内人，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不久前，我们接到国务院转过来的一个报告，你我私下说，你也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这份报告觉得，鲁考斯身边，曾经暗藏着一个南斯拉夫方面的人，但是，教授，经过我们的调查，得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情况，曾经在鲁考斯身边的人，并不是南斯拉夫方面派出的间谍，而只是一个边远城市的姑娘，懂我的意思吗？只是个姑娘，也许还挺漂亮，挺有吸引力”。
考茨威格既惶恐，又困惑地盯着小史迪威那张大嘴，“我……我不明白你你你在说什么”。
“你马上就该明白我的意思，那只是个普通的、也许还性感的姑娘，我说得已经够明白了，不是吗……我想，你们也许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为你们提供情报的人，说出的情况并不可靠，或者说，他因为某种原因撒了谎，我想这个事实，不应该只有我们仨知道，国务院也该有所了解，对吗？”
“你把我搞糊涂了……我我我不太明白”，考茨威格嘴里嘟嚷着诸如此类的话。
“那我就简单明了，我们不想参与南斯拉夫方面的事，这里面没有我们的利益，但是，如果3天后，国务院方面还没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反馈，我想我们只得继续去做我们并不愿做的事，找出——”小史迪威眼睛直直地盯着考茨威格，“2号，然后把这里发生的一切转报国务院，也许，也许我们还有兴趣为此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这个……事情不是您想象的那样，也许，也许……这真是个……我该怎么说呢……真是个是个误会，我想我们……”，考茨威格的眼珠在高速飞转。
“记住，3天，这些照片，就当我们今天来拜访，送你的礼物”，小史迪威说完站起身，走到门口，又扭过头，“忘了说一句，如果耶萨夫、以及吉茜米娅•南达和她丈夫有什么意外，我们也不得不继续调查，懂我的意思吗”？
“非常感谢，我想我听……听听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会……会慎重考虑您的建议”，考茨威格一边说，一边从桌上的面巾纸盒摸出几张纸，不时擦擦额头的汗。
事实上，第三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了考茨威格的电话，电话里，考茨威格的声音听起来，又完全象一个仁厚而通达的长者了，“哈罗，莫利，很感谢您的提醒，经过核实，我们确实发现以前获知的情况有误，我们已将这个发现给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估计现在他们已经收到了”。

　　

第四章

　　

15

　　

小史迪威对考茨威格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收到了意料中的效果，在我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前两天，我被技术处的人告知，耶萨夫和吉茜米娅•南达已获自由。听到这个消息，我嘘了一口气，也许，我没有辜负鲁考斯的信任。
这之后，我再也没去过南斯拉夫，黑鹰，包括2号，彻底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每天眼睛里都会多出一些人，而一些人也会永远从自己的视野消失，“一个好间谍没有个人动机，而只有组织下达的任务”，最初的那些年，这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从南斯拉夫回来后，我马不停蹄跟随约翰•克劳特去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转了一圈，约翰•克劳特似乎对这些国家的股市、期货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实际上，此前的几次亚洲之行，我们的活动都与这方面的行情动态有关。在这些国家，约翰•克劳特的身份是一个金融投资专家，而我则是他的助手，他的行程表排列着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有私募基金、有银行、有投行、有证券公司、有伙伴型企业，乃至有影响力的咨询机构。和他在一起，我老产生出一种“我们就要改行了”的错觉。因为克劳特与这些人的会晤，开场白无一例外是“我们很看好这里的前景，准备（在这儿）搞个办事处，想听到一些建议，或者看看有没有彼此合作的机会”。而从他对亚洲资本市场的了解程度而言，克劳特可能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个专家——他非常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架构、主流发展理论、资金结构、外汇储备和债务数据变化等等等等。此外，克劳特还有一个当时让我困惑不解的嗜好：喜欢偷听名人隐私。有一次，当我和他坐在车里，听到耳机里传出一个在印尼赫赫有名的将军亢奋的叫床声，面红耳赤的时候，他甚至对我炫耀，他手里还有更火爆的东西——日本皇室的私密录音。
从雅加达回来，刚走出机舱，意外看见鲁考斯微笑着迎着人流向我们走来。
“哦我的上帝！鲁考斯！你怎么会在这儿？！是来迎接我们吗？我们可都是规规矩矩的小商人，没发财，也没中什么大奖！”克劳特的表情，惊讶得有些夸张。
鲁考斯微笑着对他点点头，“嗨，克劳特，很高兴在这儿见到您，我可不是冲着您来的，而是特意来接我们这位前途无量的小兄弟迈克尔的”。
一向骄傲而又大名鼎鼎的鲁考斯，竟会开一个多小时车来接一个新入行的小伙计？还用上了“前途无量”这样的词汇！克劳特愕然看着鲁考斯，又看看我，脑子显然没拐过来弯。我则一下想到了南斯拉夫的事——估计他已经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那里发生的一切。
事情果真如此，两天前的下午，总部已正式派出专员，与鲁考斯部分通报并核实了有关他在南斯拉夫的传言。至此，鲁考斯方知在他背后，存在着一个如此卑劣的陷阱！但显然，在赶来接我的路上，他已经从最初听说此事的愤怒中走了出来。
“看来我走眼了，迈克尔，真没想到，你刚入行，处理事情的方式却如此高超，简单、直接、也很艺术，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了，老实说，看完南斯拉夫的报告，我的这种吃惊甚至超过了我对这事的愤怒，我想，真的，我有一种感觉，你的成就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从鲁考斯坐在咖啡厅的第一句话中，我感觉到的是，小史迪威又在报告中对我使偏心眼子了。
“噢，鲁考斯，我可没这么厉害，其实最大的功劳当属史迪威，莫利．史迪威”
“我和史迪威聊过这事，他毫不掩饰对你的喜爱，觉得你给他带来了太多的意外，你的非凡的领悟能力和处事方式，在年轻一代中绝无仅有”。
那一天，一向不苟言笑的鲁考斯，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慢慢的，我听出了他之所以要如此隆重感谢我的潜台词，不是因为我们的调查给他带来了清白，而是，这个调查让他知道了当初从他身边突然失踪的南达“突然失踪”的原委和下落，而显然，南达不愿做伪证的态度，也让他需要不断灌酒才能得到平静。
“迈可，你知道，我是如此意外和惊喜，如果不是总部要我呆在这里反思在南斯拉夫的工作方式，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极端的事，我想我早就在贝尔格莱德了......我非常渴望能提早见到她，哪怕是提早一分钟，你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那一天，我也被鲁考斯感染得灌下了不少酒，脑袋晕乎乎的，明显“高”了，听他又提起他与顾问团之间的不和，就大着舌头卖弄从小史迪威那里听来的“高论”，告诉他”也许他对南斯拉夫局势的见解并不高明，那里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局’”。
鲁考斯听完我那一大通“高论”后，放下酒杯，点燃了一支雪茄。然后，带着一付沉思的样子看着我——
“迈可，也许因为南达，我确实有些偏爱南斯拉夫，但我依然觉得，我对南斯拉夫局势给出的意见，并不带有任何私人情绪，我并不认为你说的那个局很高明，而是——其实，在你去南斯拉夫前我就已经说过——在犯罪”。
鲁考斯的意思是，利益，哪怕是国家利益，也应该有一道道德底线，不能因为这个利益，把别的民族，或国家置于灾难、尤其是战争灾难之中，他在南斯拉夫十多年，目睹了南斯拉夫的变化，他不知道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怎么看待或评论那里的变化，反正他看到的是，南斯拉夫从一个每5个家庭就有一辆不错的轿车的中等发达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战火纷飞、物质日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变化让他日益不安，让他感到这里面一定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像美国不愿成为别人的工具一样，没有国家有权把别的国家变成工具，但现实中，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这些古老的国家，却似乎正在被当做工具。
“我们这样的机构，存在的价值是保证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主动去破坏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身在其中而感到骄傲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被告知，你的工作的目的就是给你周围带去破坏、阴谋和分裂，并体面地把它和一个遥远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你会怎么看这件事？一个国家的利益必须通过给其他国家以额外的灾难才能得到保障，这容易理解吗？不，迈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思路，不愿被动迎合这种决定，那样我会感到耻辱，因为这种陈述是荒诞的，我实在看不出美国的普通民众，会从南斯拉夫的分裂或者欧盟的挫败中得到什么利益，就像以前的越南战争，或者朝鲜战争一样——它们也曾被宣传为是在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我们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吗？这些弹丸之地真埋藏的有我们美利坚的利益吗？不，没有，那是别的民族的土地，我们不过是在为那些政客和大财阀而战！它引起过大部分美国人的抗议，而且也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个错误，可是，这样的把戏终止了吗？不，不，不，迈可，它们没被终止，而是在以另外的方式继续，比如现在，我们每年花掉数千万美元去解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类温和的国家……”。
天哦！鲁考斯真的喝多了！
不过，虽然鲁考斯那些滔滔不绝的观点，当时我还无法完全理解和赞同，但我得承认，那些情绪激昂的话，主要是他那忧伤的眼神，深深触动了我。


16

　　

令我没想到的是，鲁考斯开1个多小时车来接我的举动，居然还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小的改变，从那以后，克劳特开始真正把我当做了他的新同事而不是一个小跟班，当我们再次前往亚洲的时候，他不但开始带我参加一些酒会，甚至一些纯私人性质的聚会，也喜欢拉上我，每有这样的机会，他总是以一种夸张的表情看着我，“嗨，前程远大的迈可，有一大群姑娘在等着我们，您有兴趣去和她们跳舞，或者喝一杯吗”？或者说，“嗨，迷人的迈克，有一个东方国家的绅士在等着我们共进晚餐，您有时间去凑凑热闹吗”？
克劳特没辜负他“德克萨斯的泥鳅”这个绰号，也许，他是特行组里最擅长社交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对面是谁，他都可以在5分钟内和他谈笑风生。这一特长，使克劳特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日本，似乎有数不清的朋友。
慢慢的，我感觉到，米歇尔在我报到时所说的“当王子的感觉”，并非夸夸其谈。在我工作的主要地方——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克劳特和我之受欢迎的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似乎，这些国家的国民，无论是官僚，还是富商，都以“能和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为荣。尤其是那些姑娘，那些所谓的大家闺秀，我该怎么说呢？——每当我们在酒吧出现，我会立即发现自己身上被扎进了几道钉子，不错，是钉子，不过这不是普通的钉子，而是姑娘们火辣辣射过来的目光——这些国家的姑娘，似乎是一种与我在书本中了解到的腼腆、羞涩、保守的东方姑娘完全不同的物种，她们大胆、直接、深情，有时候简直大胆到了……放荡的程度，这是我最初一年的工作中最不适应之处，“德克萨斯的泥鳅”每次看到我在热辣辣的目光下局促不安的样子，都会得意地哈哈大笑，“瞧我们的迈克，还是块没开窍的小牛排呢”。
我当然不是块没开窍的小牛排，而是，彼时，我的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公主。是的，我必须承认，也许直到今天，我这颗已在穷途末路的心，还依然完全属于她。
她是一个少见的美人，一个酷似英格丽褒曼的田纳西州姑娘，也是我的师妹。
我是因为一个误会，和她偶然相识的。
那一年，我大二，任迎新大会上的拉拉队队长。
那时的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毛头小伙子，一个蹩脚的业余拳击手兼社区义工。
每年的迎新大会，是我所就读的大学的头等大事，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到刚跨入大学门槛的小毛孩，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做些别出心裁的表现，表演的节目，除了对宗教保持敬畏外，再没有别的禁忌，可以随便拿总统、州长、平时一本正经的校长、校董或古板的看楼大妈开涮。年年都有经典的节目诞生，而这些经典节目的表演者，无疑也是那几届学生中的风头人物。
那一天，作为拉拉队队长的我，和死党拉杰化妆成马戏团的小丑，在看台上卖力地扭着屁股带动气氛，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效，看台上的人都笑疯了，除了下一排看台一个小个子男生，他似乎是一蹲石头，至始至终坐在那里，既没怎么鼓掌，也没怎么大笑，这无疑让人有些沮丧，于是我决定去特别关照关照他。
接下来的场景，后来被拉杰进行了这样的定格：
一个小丑扭着屁股，夸张地笑着，一手指着临时搭建的舞台，一手不时敲打身边一个同学的肩膀，嘴里还嗨嗨地叫着，“伙计，难道这不精彩吗……伙计，你没觉得他们的表演太有趣了吗”，直到发现周围人都异样地看着他，小丑才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一低头，发现一个短发美女，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小丑愕然，象被施了定身术，周围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就这样，我喜剧般地认识了个美丽的短发姑娘，来自田纳西州的黛米，过了一个学期，我把她“框”进了社区义工队伍，和我一道去贫民窟照顾一个瘸了腿的老海员，又过了一个学期，我们终于开始恋爱了。
在我眼里，她简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美丽、文静而又不失活跃、富有教养和同情心，为了能和她同进同出，我甚至自作主张，延长了一年的学业。
但天有不测风云，临近毕业，因为要照顾突然生病的妈妈，她请假回了老家，我们约定，等她妈妈病好了后，就去纽约汇合，刚开始，一切正常，我们每周都通过电话互述衷肠，只是，出于纪律要求，我只告诉她我找到工作了，而且可以养得起她了。她还开心得在电话里夸张大笑，“哦，迈可，我感到，你现在已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在集训期中途，我失去了和她的联系，一个陌生人在她家的电话中告诉我，她妈妈病情突然恶化，她陪她妈妈去了几百公里外的一家大医院，估计要在那边住上一阵子。
集训结束，我已经围着地球飞了好几圈了，黛米和她妈妈似乎依然没回家，连那个帮她们守屋的邻居也不见了——电话再没人接听。
虽然我和黛米还没有举行订婚仪式，但在心中,我早把她当作自己的未婚妻了，我要为她“守身如玉”。
当然，克劳特并不知道这些，那时，我和他还没有熟络到谈论隐私这个程度。

　　

17

　　

克劳特的游说很有成效，没多久，他就以他渊博的金融知识和对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经济方面的卓尔不凡的见识，得到了文莱苏丹的弟弟和菲律宾最神秘的家族——马科斯家族的支持，在马尼拉成立了一家由两家美国投资公司、文莱国家石油公司和隶属于马科斯侄子名下一家企业共同投资的资源开发公司。
克劳特将这家公司的目的解释为是为了“适时分享东南亚经济快速增长四处溢流的‘黄金’”，他所描述的东南亚繁荣的秘密，以及当地财富增值的前景，让那位热衷周游世界的文莱苏丹的弟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只用了两周时间，这位大腹便便的纨绔子弟就与克劳特签署了一份特别授权，除投资5000万美金用于“打捞漂浮在东南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汪洋大海中的财富”外，还额外为新成立的公司授信了3亿美金的特别资金供随时支取；见过大场面的贝拉斯科则比较谨慎，直到美国大使出面，单独宴请了这个当时还没有摆脱恶名的卸任的能源部长，许诺出面帮他斡旋他家族超过5亿冻结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以及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增加马科斯夫人的曝光度，并在新政府为马科斯家族开脱罪责；他才勉强拿出了3000万美金，但同时，他为新公司贡献出了他家族20年前在印尼购买的一个价值约5亿美金的镍矿。
那段时间，我跟着克劳特，在美国、印尼、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来回乱窜，忙得屁股都快冒烟了，总算把克劳特嘴里说的“大事”办妥帖了。
新公司坐落在繁华的马尼拉湾，开完名流齐聚的公司开张仪式，已得到总裁位置的克劳特笑嘻嘻地递给我一个纸袋，“这是你的那份，就算这段时间的加班费和咨询费吧”。
回到寓所，我打开纸袋一看，里面是一块帝豪表，以及一张当天下午签署的、数额高达10万美金的现金支票，我大吃一惊，如坠梦境——自我长这么大以来，我见过的最大额度的支票是1万美金，那是老妈在看到我因为“成绩差而不能按期毕业”而难过得“寝食难安”时，预支给我去散散心的旅游费和学费。
10万美金，相当于我两年的薪水，我当时的感觉是克劳特可能拿错了纸袋，忙拎着纸袋敲开了克劳特的门。
“嗨，克劳特，这里面的东西太让我意外了，我觉得，您可能拿错了袋子”，我把纸袋里的表和现金支票拿出来，向他扬了扬。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克劳特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有些局促不安，“这太多了，这不应该是我的”。
克劳特哈哈大笑，“迈可，你真是个可爱的小青年，你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是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纯真岁月，只不过一些人的纯真岁月很短，短到六年级就抛弃了贞操，而还有一些人则很长，比如我们的迈可……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在嫌自己得到的那份少了呢”。
克劳特大笑着走过来，拿起桌上的纸袋，掂了掂，重新把它塞在我手里，“拿着吧，这是开办费中的合理支出，你就去尽情地花吧”。
“非常感谢，不过我依然很意外，我觉得，觉得……”
“觉得象一场梦？是吗？老实说，迈可，我也觉得这象一场梦，我在亚洲整整呆了20年，知道20年有多长吗？从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到孩子快读大学了，我才得到了今天这样的回报，顺利得简直象在信手涂鸦”，他突然停顿下来，对着我神秘一笑，“到今天，我终于可以这样说，您是我的福星，这个道理，我是在鲁考斯来机场接您的那一刻，才明白过来的”。
我愕然望着他。
克劳特得意洋洋从冰柜里取出两罐汽水，顺手递给我一支，“您是不是和小史迪威有那么些额外的关系？”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突然提起小史迪威，不解地望着他。
克劳特看起来兴意颇高，他几乎是把我按在沙发上，随后自己倒在邻座的沙发里，“迈可，也许是你故意在我面前装糊涂，也许你真不知道，小史迪威，不错，可能就是你未来姐夫的小史迪威，是中情局系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你不要吃惊，我不是指他有多高的身份，而是他特殊的背景，他的一个伯父，是二战中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达官显贵都以能认识他为荣，连总统都要敬他三分，他是名副其实的战争英雄，他的父亲和一个表兄，则一直在中情局担任重要职务，可以这么说，他的家族是这个系统最有实权的家族之一”。
听起来有点象天方夜谭，我耸耸肩，“克哥，您不是因为今天高兴给我编故事吧，我尊重小史迪威，他非常有智谋，做事冷静，对我也不错，但是，我确实没觉得他来自什么神秘家族，而且，就算有那种来历，我也没看出这已经给您，或者我额外带来了什么好运”。
克莱特再次哈哈大笑，也许那声“克哥”，又拉近了些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痛痛快快地向我透露了一些此前我一直蒙在鼓里的事。
最近10年，也就是亚洲经济诞生了“四小龙”以来，活跃在政界、资本界的克劳特，研究和目睹了东南亚“经济奇迹”、窃听了大量日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重要政界人物和财团高层的内部通讯后，一直在给总部打报告，希望直接涉足东南亚的经济事务，这样既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也能为总部赚点活动经费，不至于有时窘迫得去冒险贩毒来弥补亏空。但是，因为克劳特是中情系统的“草根”，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所以他的报告一直没得到批复，理由是搞实业与特行组所担负的使命不符，直到今年，也就是在我被安排到克劳特手下的一个月后，总部突然召见克莱特，主动要他就直接参与亚洲经济事务提交一份报告，他觉得，这种突然转变，是得到了小史迪威暗中的帮忙……
“等等，克哥，您是说，中情局真的会参与贩毒？这太让人惊讶了，我以前也曾听到过类似说法，不过以为只是谣传罢了，没想到……”
克莱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忙尴尬掩饰，“嗨，看我这大嘴，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而已，也许，做这种事，也并不只是为了钱”。
“哦？此话怎解”？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迈可，我得先申明，这只是传闻，你我今天说完，就当从没谈起过这事……关于贩毒这事，有种说法是这样，你知道，我们这个系统，有时需要依赖社会上的黑帮，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英国的城市共和军，德国的光头党，法国的科西嘉联盟出面去摆平一些事，这是一个基于现实的传统，那么，我们靠什么来维系和这些黑帮的关系，除了钱，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比如毒品，给他们提供毒品”。
“这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你再在特行组干5年，你一定不会这么惊讶，也不会这样说了”。

　　

18

　　

话匣子一打开，克劳特有些收不住，他兴致勃勃地转身从酒柜拿出一瓶白兰地，要和我作“彻夜长谈”。躺在纸袋里的那张对我而言不谛为一笔“巨额财富”的支票，也像给我的身体打了鸡血，让我兴奋莫名，浮想联翩，反正肯定是睡不着了，而且我对克劳特也有足够的好奇，急于知道关于组织和新公司的更多的事，就索性和克劳特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
整个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在克劳特娓娓道来之下，我眼界大开，明白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
文莱苏丹的弟弟之所以这么爽快地掏钱，并不完全出于场面上所说的，是因为信任克劳特在经济方面的水平和对行情走势的把控能力，而主要在于偿还克劳特帮他摆平了几件“麻烦事”所欠下的人情，其中之一是8年前，这老兄去欧洲风流快活，财大气粗之下着了当地黑帮的道，如果不是克劳特通过自己的关系帮他化险为夷，他可能当时就已经血溅阿姆斯特丹了。
至于贝拉斯科的3000万，背后牵扯的事更为复杂。
1986年，贝拉斯科的哥哥费迪南德·马科斯被菲律宾新政府驱逐后，流亡美国，其在瑞士银行的几笔数额约5亿美金的巨额存款，也先后被银行冻结，虽然马科斯家族财力雄厚，在菲律宾政界、工商界尤其是金融界均拥有庞大势力，但在民众和国际社会中一直没有扭转恶名，且被冻结的存款牵扯甚众，甚至涉及到了一些美国公司的债务，马科斯家族与瑞士银行方面的接触遂陷入僵局，要帮助马科斯家族扭转声誉，重返他们梦寐以求的菲律宾政坛，并与瑞士银行达成和解，这三件事，件件都不容易，如果不是美国大使出面，单凭克劳特自己，绝对啃不动这个菲律宾政坛的油滑老兵。
至于贝拉斯科大方拿出的印尼镍矿，则更显出来他的精明，据克劳特前期调查的结果，那座镍矿是马科斯家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只花了不到1000万美金买下的，就镍矿本身的储量看，这座位于北苏门答腊的镍矿，可能价值超过5亿美金，但实际情况是，它尚不具备开发条件，除矿场与最近的公路也有好几公里外，矿周边还存在一些棘手的产权纠纷，加上近些年印尼原住民保护意识加强，更增加了开发难度，可以这么说，单靠马科斯家族之力，那基本是一座“死矿”，贝拉斯科把这个矿做足股份推给新公司，实际也有借新公司看起来来头不小的势力盘活资产的计谋。
虽然新公司刚成立就面临一大堆问题，但克劳特看上去信心十足，他觉得，按照当时的形势，已经快速发展了近20年的东南亚，至少还有10到15年长足增长时间，“很多跨国企业都把一些主要业务移到了这个地区，仅仅靠这些大公司的财力，就足以支撑这些地区经济发展10年以上”，而这些大公司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些基础性的原料，如铜、铁、镍、锡。他据此判断，新公司的业务将一帆风顺、水涨船高，关于贝拉斯科开出的条件，他和大使已经商量好了，瑞士银行方面，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帮助协调，挽回马科斯家族声誉的事，则交给世界顶尖的公关公司打理，他和大使只做些幕后工作，至于印尼方面的麻烦事，他认为，他也有足够的办法去一一化解，总之，前途一片光明，连一丝黑暗也没有。

第二天，我睡到下午3点才起床，得知克劳特已经一早飞往印尼了，他留给我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迈克，早安　　

昨晚真是个愉快的晚上，我很高兴我们能有这样倾心长谈的机会，如果没记错，这是我们同事以来的第一次长谈，我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不过，10分钟后，我就要启程去印尼了，看你的房间没动静，估计你还在梦中，所以我就不打搅你了。
因为还在等总部的进一步指示，我不知道你该在新公司担任什么职务，但是，我相信，至少应该是个高级职员，那么，从今天起，我也可以直接安排你的工作了，这真让人愉快，不是吗？迈可，我给你安排的第一个工作，是给你放假一个月，据我所知，自工作以来，你还没得到过假期，这段时间，你也忙坏了，我看得出来，那么，小伙子，从今天起，你就去尽情地玩上一个月吧，别忘了字条旁边的小盒子，那是我私人对小史迪威表达的谢意，希望你在启程时一并带上，并代我向他问好。　　

你的，诚挚的 克劳特 即日　　

　　

我实在太高兴了，立即把自己将放假一个月的消息，电话通知了姐姐，要她准备好我三天后的晚饭，声称要给她带回去一个绝对的意外惊喜。姐姐喜出望外，“迈可，这真是个好消息，对我来说，你能回来住一个月，就是个绝对的意外惊喜啦”。
姐姐秉承了老妈省吃俭用的好习惯，工作了好几年，一直开着辆二手福特，不肯卖新车，这次天下掉下这么一笔横财，我辗转了一夜，已经想好了分配方法：给姐姐买辆新车，偿还部分老爸老妈供我读大学的钱，其余的，统统交给黛米支配。
在去姐姐家的路上，我通知车行将我预定的新款通用越野车送到我途径的某个路口，然后我开着新车径直往姐姐的家飞奔而去。
在姐姐家的大门前，我按响了她的电话，“琼斯，我是迈可，我已经到了，麻烦你出来一趟”。
琼斯惊喜地打开大门，看见我坐在车里向她微笑。
“哦，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迈可，这是你从哪儿借来的车，这么新”？
“不，琼斯，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喜欢吗”？
“你送我的礼物？你？迈可，这车可超过两万美金”。
“是的，两万一千美金，我刚开的支票”。
“哦你太了不起了迈可，我太感动了，可是，迈可，我觉得，这似乎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
“不，琼斯，这次我得了笔意外的外快，买这个绰绰有余，我还准备还给爸妈部分我读大学的钱呢”。
“哦，我真想这个时候，小史迪威也在这里分享我的快乐，可是今天他加班，要晚些时候才能过来给你接风”，姐姐乐滋滋地围着车转了两圈，示意我进屋。
吃完晚饭，在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小史迪威推门进来了，“嗨，迈可，我们的谍报英雄，亚洲飞鹰，过得还愉快吗？听说你送给了你姐姐一部新车，了不起呀小伙子，比我强多了”。
自从克劳特告诉了我小史迪威家族的秘密后，大嘴男小史迪威突然在我心中，增加了一道光环，这道光环模糊了我对小史迪威旧有的所有印象，而把他变得忽远忽近，忽明忽暗，既让人畏惧，又不可捉摸，甚至，有些莫名的、被捉弄的恼怒。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担心，不知道是该把听到的消息当面和他问个明白，还是装糊涂。我甚至担心自己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和他打交道。但是，一看到他那副招牌似的微笑，我心中的所有担心和盘算都烟消云散——他就是那个一直都很真心地照顾我的好哥们，其他的事，也许都是多余。我向妈妈道了晚安，站起身来。
“嗨，莫利，那边的情况还真不错，一直很顺利，饮食也非常有趣，我很喜欢，瞧，我都快吃成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了”。
“你会成为胖子的，不过至少得在15年之后”，小史迪威哈哈大笑，”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太多了……哦对了，说到礼物，你也有份”。
“噢，我也有份”？
“是的，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是克莱特要我转交给你的”。
“克劳特？这头来自德克萨斯的狐狸，他居然送给我礼物？啊哈，真是太有趣了”。
我从行李口袋里拿出那个精致的小盒子。
小史迪威饶有兴趣地打开，“噢？礼物也相当有趣”。
我伸过头去，盒子里，是一块不知道名字的表。
“这礼物，可不便宜呀”，小史迪威把表拿在手里，左右旋转着看。
“怎么，很贵吗”？
“是的，劳斯丹顿，这种款型，差不多得5万美金，这可不是件普通礼物，我倒奇怪了，怎么他突然会送我这么昂贵的礼物”？
“他说是为了感谢你”。
“感谢我？真有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于是我把克劳特一直想直接插手亚洲的经济事务，打了十年报告也没得到批复，自己都心灰意懒了，没想到几个月前，总部主动找到他，批准了他的计划，他经过几个月忙碌，终于成立了一家要资源有资源，要现金有现金的资源开发公司。他觉得，总部对他的报告，在态度上的180度的大转弯，里面有来自他的帮助，所以……
“他张罗投资公司的事，我倒知道一些情况，但没想到他把功劳算在了我头上，这真是个古怪的误会”。
“你是说，这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的，这完全是总部的决定，与美联储的建议有关”。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荒诞剧，美联储？为什么会突然牵扯到美联储？这决定背后有什么奥秘吗？我怎么完全不懂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是说美联储吗？对一般人而言，这或许很奇怪，但对我们而言，与美联储合作，是我们传统业务的一部分”，小史迪威微笑着看着我。
“我觉得，小史迪威先生，你有义务满足我的好奇心”。
“哈哈，我们的迈可也会外交辞令了，其实，告诉你也无妨，事实上的情况是，从50年代开始，美联储就开始了与我们的合作，这算不得什么秘密，也完全符合我们这个机构关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宗旨”，小史迪威顽皮地向我姐姐闪了闪眼睛，“我和美联储的人没有直接联系，但我看过他们提交过来的秘密报告，这其中关于东南亚经济形势部分的分析，是认为，按照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及其构成、社会承受力，乃至泡沫指数来看，它们的经济应该在最近两年崩溃，美联储给我们的建议，是尽一切手段配合他们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与宣传，拉高这个地区的经济泡沫”。
“等等，泡沫指数？经济学上有这个词汇吗？我在大学可学了好几门经济学的课，没有人向我提到过这个概念”。
“这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词汇，而是我们和美联储之间常使用的一个专门词汇，是指一个社会合理成本与资产实际价格之间的比值，这么说吧，我们假定，一个社会可承受的物价系数，在M-N之间，但是，通过资本市场的预期带动，它的实际价格可能远远超过其合理范围的最大值N，比如达到了N＋1/2N,甚至2N，3N，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市场体系就无疑出现了泡沫，而它的合理价格的最大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比值，就是资产泡沫指数”，小史迪威有些得意洋洋向我卖弄他的学识，“严格而言，东南亚这些市场型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的是附庸角色，也就是说，它既没有任何可以主导市场的新产品、新技术，也对其的资产价格没有定价权，他们只有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规则，才能得到交易资格，而应该说，国际市场，早在80年代初，或者更早，在70年代中期，就是资本在决定市场的价格，而不是生产者，或者政府在决定市场价格，墨西哥不是有句谚语，‘坐马车的人决定在太阳下流汗的人晚上喝粥，还是吃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那份报告上看到，美联储的专家认为，东南亚这些国家，已因为过于乐观的发展预期，通过房地产、大规模的基建，扩大了它们的经济规模，同时也透支了它们的未来，以至早在5年前，这个地区就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价格泡沫，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引起当地的足够警觉，而变成了一场庆祝‘区域崛起’的精神狂欢，因为后续的政策制定，完全把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受益者手里，所以美联储做出了乐观估计，认为这些地区的经济，会在两年内爆发崩溃危机，既然大势已基本如此，那么，对这一趋势来个落井下石，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它给出了一些建议，而批准克劳特的计划，正是中情局依据这些建议做出的决定的一部分”。
“噢？您的意思，是说那个地区的经济会在两年内破灭，可克劳特却认为它至少还有10到15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且我不明白，既然已发现这个地区的经济必将在短期内破灭，为什么美联储会建议加大投资……”
“我不知道克劳特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但是，能得到投资，就是成功，无论他对未来的形势怎么判断，不是吗”？小史迪威半真半假地笑着看着我，“至于美联储为什么要往这个火坑里跳，我也没琢磨透，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对投资界发出预警，而不是鼓励扩大投资，但是，很奇怪的是，它做出的建议却是继续投资，我能理解这是落井下石，但却没理解这种落井下石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对此，我只有过一点完全不确定的猜测，就是获得他们的经济重建机会”。
“听起来象在讲述一座迷宫，我想我就是那个傻瓜一样的迷路人，这种感觉真让人不舒服，我甚至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美联储会的专家会那么肯定地觉得东南亚会在两年内爆发危机”。
“关于这个，那份报告讲得很清楚，我想我是明白了，这么说吧，每一个经济体，按照它的现状，都存在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指数，这就像你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收入状况来规划自己的支出一样，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收入，却按一个亿万富翁的标准来规划我们的生活，你我肯定会在几个月内破产，这容易理解吧……那么，对一个地区而言，也是如此，只是，它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牵扯的面也更广”。
按照小史迪威的解释，东南亚那些经济体的经济崛起，都是市场自由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快速融入欧洲、北美市场的结果，这个进程开始于70年代初期，或60年代后期，现在的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种情况称为全球性的产业转移，这种产业转移主要由比较成本推动，所以东南亚地区伴随这一进程，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并不奇怪，而另一方面，市场自由化也让这些地区的价格，不再主要由当地的实际而决定，而主要变成由资本市场、由发展预期决定，这个变化与欧美社会的增长模式有关，或者说是由欧美国家的市场特征所决定的。经济预期理论，以及以此为依据衍生出来的资本市场：期货、股票、货币、债务交易。改变了财富的核算和产生方式，也改变了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市场不再由市场实际的商品需求带动，而主要由资本市场的预期带动，而最有价值的预期，则来自所有人的必须，如房地产，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源，乃至重要的原材料。
既然一个市场中，有一种市场能让人在1996年就赚到2006年，乃至更远年代的钱，也许，只有傻瓜才会将钱放进银行，而不采取行动——社会由此形成了完全屈从于这种预期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主要依靠透支未来获利，它的模式虽然是虚拟的，但却让投资者实实在在赚到了未来的钱，同时也让市场看上去一片繁荣，只不过同时，它也需要现实去消化和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由预期带动的价格指数与社会实际水平之间的矛盾，当这个矛盾被预期性市场放大和持续到一定程度，这个地区的经济就会出现崩溃。
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房产和基础建设泡沫，已经持续了5年，按照这些经济体对泡沫的承受能力，现在的形势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美联储判断，它们的经济，会在两年内出现大的异常反复。
“这听起来其实很简单哦，虽然它们完全超出了我的见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起，但经您这么一点拨，我想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难道，东南亚那些国家，那么多专门的研究人员、决策者，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都没琢磨透吗”？
小史迪威高深莫测地一笑，“有些道理，单独说起来确实简单，但把它们放到现实中，却又非常不简单”。
“我想我不是太明白这其中的奥妙”。
“奥妙就在于人的贪婪和缺乏责任，这要细说起来，就是一个冗长的大话题了，涉及到历史、政治、道德、哲学，以后你我有的是机会交流……迈可，难道你一点也没觉得旅途劳累，该去好好休息一下了吗”？
“噢谢谢，我想我真该去睡了，非常高兴能和您有这样的交流，今天我的收获实在是太多了，不过我还想最后问一句，我能把今天听到的这些，说给克劳特听听吗？毕竟我和他现在是一伙的”。
小史迪威低头沉思了一会，摇摇头，“不，迈可，我想，你只可以与他分享你对那个地区经济前景的看法，而没必要把这种看法强调成是来自美联储专家提供在内部资料上的观点，这样，我就不担心有人会对我说起，我对你透露的情况太多，明白我的意思吗”？

　

第五章

19

返回家中小住了两天，我就收拾行李，告别父母，直奔田纳西州而去。
黛米的家位于田纳西州阿巴拉契亚山谷附近一座人口约10万的小城市，我得先从哈里斯堡乘飞机赶到纳什维尔，再转乘一种小飞机，才能去到那里。
算起来，我和黛米分开已经快一年半没见面了，在登上飞往纳什维尔的飞机那一刻，我真是又兴奋，又忧伤，她能预知我这一年半来的变化吗？我再不是那个囊中羞涩的大学男生，而已经是个满世界到处乱窜的职业人士，我相信，无论我的谈吐，还是外表，与大学时比，都已经脱胎换骨，我希望这种变化能给黛米带去惊喜。
不知谁曾说过，男人口袋里的钞票多寡，决定了他的自信膨胀程度，现在我的口袋里，除去给姐姐买车和父母的钱外，加上薪水结余，还有8万多美金，这对一个工作才一年出头的年轻人而言，简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对于找到黛米，我信心十足，毕竟，她在那个城市生活了近20年，应该有相当多的线索可以与她联系在一起。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失算了。
当我终于按照她留给我的地址找到她家后，发现那个不大的庭院，已经荒草丛生，她的左邻右舍，都不太了解她家的情况，而且，自从10年前她父亲过世后，最近几年，似乎也没见有别的人拜访过她家。
去社区服务中心查看登记，也毫无线索，邻居们只知道她陪她妈妈，去一个大城市，也许是纳什维尔、也许是孟菲斯市，或者其他什么市治病去了，连那个接我电话、自称是黛米邻居的大婶，也找不到人踪——他们压根没有委托邻居帮她看房子，没人知道她是谁。
我的心情落到了谷底，本来我还打算，在找到线索后，纠合死党拉杰一起去探望她，给她一个意外惊喜——拉杰和黛米一个州，就住在离她家约200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但是现在看来，这完全落空了，我本能地感到，也许她遇到了什么麻烦，否则，就算她陪她妈妈治病，也会有机会跟我联系。
她为什么不再跟我联系？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在中断联系之前毫无前兆，我思来想去，也理不出任何头绪。
在她家附近一个社区小旅馆一无所获地逗留了3个晚上后，我决定去孟菲斯市试试运气，如果找不到，再去纳什维尔。但是，在这两个城市辗转了10天，仍然一无所获。我背着背包，在纳什维尔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着……一时不知道该去何方，不知不觉中，我走到了一个长途巴士站，看见一辆开往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的长途巴士正停在那里上人，心里一动，也跟着上了车——回母校散散心，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想我应该去看看我和黛米一起照顾了5年的老海员汤姆·佰德。
分别了一年多，汤姆·佰德看起来一点也没变。
“迈可，我的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黛米呢？她怎么没一起来？我实在是太想念这个美人儿了”。
“嗯，汤姆，很抱歉，黛米……黛米她临时有事，没能跟我一起来，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托主的福，迈可，你先坐着，我出去一趟”，汤姆拿起床上的帽子，指着一个正在整理他的衣柜的中年妇女说，“她是来接替你们的，海蒂·波特莱蒂，一个好人，托主的福，搬到这里后，我总是遇到好人”。
我向海蒂·波特莱蒂点头笑笑，找了根凳子坐下。
“看起来你们感情不错，汤姆经常谈起你和你的女朋友”，海蒂·波特莱蒂收拾完衣橱，也拉了一根凳子在我对面坐下来。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照顾他总能让人得到意外的乐趣”。
“是的，我在他这里听到了很多有趣的航海故事，比看小说生动多了”。
“他也向您讲过他和一个朋友被一条大鱼从船上拖到海里，他给那条鱼的嘴里塞进去一根大雪茄的故事吗”？
“哈哈，当然，而且讲了两次，一次是对我讲，一次是我和我那个读8年级的儿子一起当他的听众”。
这个温馨的小屋子，让我短时间内产生了一种错觉，感到黛米就在某个很确切的地方，她只是因为一种我不知道的原因，暂时没联系我而已，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她就会给我电话，甚至也许，她就快给我电话了。
我和海蒂·波特莱蒂愉快地交流着照顾汤姆的乐趣。完全没注意到汤姆什么时候回来，直到波特莱蒂喊了声，“哎呀，太晚了，我该回去做饭了”，我才发现汤姆站在床前的阴影下，默默看着我们，手里拎着一袋水果。
波特莱蒂笑着和我们道了别，等她出门后，汤姆放下手里的水果，走过去，警觉地四下望望，然后小心翼翼关上门。
我对汤姆的这一连串动作感到奇怪，“汤姆，遇到什么麻烦了吗，看上去你心事重重”。
“是的，迈可，我想我遇到麻烦了……”，汤姆直直地望着我，眼睛像一把利剑，这让我大为意外，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迈可，你老实告诉我，现在，你是不是在为某个特别的组织做事”？
我惊讶得一时忘记了说话。
“别瞒我，我的鼻子很灵敏，甚至可以闻到100海里外的暴风的味道”。
“这个……汤姆，你怎么突然和我谈起这个，我想我……我……”。
“是，还是不是”？
我想当时，我被他那严厉的眼神吓坏了，下意识点了点头。
“你，马上给我出去，我这个屋子，不再欢迎你，回去告诉黛米，我再不欢迎你来我这里，以后我只欢迎她来”。
望着突然爆怒的汤姆，我百思不得其解，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汤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您突然这样，您在说黛米吗？我想我不得不告诉你，其实我也在到处找她，她……她失踪一年了，我都快急疯了，实际上，我也是因为想念她，才大老远过来拜望您的”。
“什么？黛米失踪了？”
“是的，我找遍了田纳西州，但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想起黛米，我的脸痛苦得有些扭曲了。
汤姆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他看着痛苦不堪的我，长叹一声，歪着身子跌坐在了床上——他的腿不太好。
我忙习惯性地走过去，扶他坐好。
刚开始，他明显想推开我的手，但在一闪念间，他又放弃了，顺着我的手坐正了身子。
“汤姆，您把我吓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完全不能明白”。
汤姆歉意地苦笑一声，“对不起迈可，也许，我……我确实太激动了点，但是，你知道，我的确很愤怒，甚至……很……很恐惧”。
“……”
“我从你刚才和波特莱蒂的谈话，嗅出了你身上一些特别的味道，懂了吗？就像我能从迎面而来的海风里嗅到100海里远的地方是鱼群，还是风暴一样，你的眼神，你的举止，让我嗅出了你与一个我不愿提到名字的组织有瓜葛”。
“这真是种让人惊讶的能力，不过汤姆，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会引起你势不两立的怒火”。
汤姆没说话，而是抚摸着他的腿，“迈可，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瘸的吗”？
我吃惊地望着他，难道——
汤姆低头看着他的腿，随后苦笑着摇摇头，“算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想我应该忘记那些事，迈可，很抱歉刚才我那样对你，那些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无辜的……黛米竟失踪了，这真是个不好的消息”。
“汤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相信你有自己的理由，我不会介意的”。
“黛米是怎么回事？她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于是我把我和黛米失去联系，包括去找她的过程说了一遍。
“真是平地起风云，这太蹊跷了，我为你难过，不过，迈可，别急，我想黛米这么好个姑娘，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也许她暂时呆在一个不方便与外面联系的地方”。
“有时我也怀这份侥幸之想，但是，汤姆，都1年了，我想不出她能呆在什么地方，一年都无法与人联系”。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哦，汤姆，我想我耽误您太久了，我得回去了”。
“这么快就要走吗？是不是刚才我让你不愉快了，我很抱歉，迈可，你知道，人老了，有时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我向你表示歉意，你不能多留一会吗”？
“不了，我想我应该赶回亚洲，在马尼拉，一个同事还等着我”。
“马尼拉？同事？”
“是的，现在我主要的工作在亚洲，这段时间都在马尼拉呆着，也许，会呆上好些年”。我拿起地上的背包，走到门口拉开门。
“不，不不，迈可，我想你应该多留一会”，汤姆急着下床，差点摔了一跤。
“汤姆——”
汤姆好不容易下了床，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按住我把着门闩的手，“迈可，你说你现在在亚洲工作，在马尼拉”？
“是的，有什么不对吗”？我看着神色凝重的汤姆。
“那么，我们真该谈谈了”。
汤姆指了指屋子里的凳子，示意我过去。我完全被这个当天显得固执而又有些古怪的老人弄糊涂了，但我什么也没说，乖乖地走过去坐在了凳子上，汤姆也艰难地坐下，“迈可，我想我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也觉得有责任告诉你，我不希望你重蹈覆辙”。
“重蹈覆辙”？
“是的，你说你在马尼拉工作，这让我很担心，我不希望在我这个糟老头都还没挂的时候，就从报纸的讣告上读到你的名字”。
和以前我熟悉的那个随和、风趣的汤姆比，今天的汤姆太反常了，我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心不在焉、不以为然地坐在凳子上那一刻，我在想，也许老头子都喜欢这样，喜欢用一种怒火，或者一种严厉的神态来表示他们很重要，那么，我何妨满足一下他诸如此类的小小要求呢。
但是，10分钟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肤浅。
我完全没想到，在我熟知的汤姆那些俏皮和浪漫的航海故事背后，他还有那么一段出人意料、惊心动魄的经历。而在那段经历中，中情局的人确实扮演了并不讨人喜欢的角色。

20

汤姆其实并不是弗吉尼亚人，30年前，他住在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在那里，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员。二战结束后，他所服务的公司的基本业务，是护送那些战争前夕和战争中逃到美国避难的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和印尼人回国，差不多5年时间，他都在忙着这事，1950年，在这项业务基本结束后，他也积攒了点钱，于是和几个朋友离开了这家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艏闲置的、二战时用来往亚洲运送物质的旧船，把它改装成了一艏远洋渔船，出海打渔。
10年后的一天，一个衣着考究、大约60岁左右的绅士“经多方打听”找到了他，给了他们一大笔钱，要他们驾船陪他去一趟他们几个都熟悉的菲律宾。
那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叫菲尔德，或者菲尔狄，自称祖上在菲律宾颇有家业，但是战争中断了那里的一切，现在打算去菲律宾把一些不太值钱，但对他们家族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旧物件运回国来。
从预付的订金和许诺的酬劳看，那是一笔好买卖，于是，汤姆和他的8个伙伴经过简单准备，就载着菲尔德和他的20多个随从一路望西而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他们终于到了巴林塘海峡，在海峡入口巴布延岛上的小码头休息了两天后，汤姆以为，该掉转船头往南向马尼拉驶去了，没想到一上船，菲尔德发出的指令是，往北驶往巴坦群岛。
巴坦群岛离巴布延岛2、300海里，只需要大半天就可以到达。汤姆发现，从巴布延岛登船后，船上的气氛和此前完全不一样了，菲尔德一路上的谈笑风生不见了，脸色变得很严峻，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份海图，他叼着一支烟，一会埋头看看海图，一会看看航向，不停地在船舷上走来走去，偶尔去对大副耳语两句，而他的那些随从，也看似不经意，其实却把船的关键位置把守得严严实实，颇有军队作风——在1945年至1950年间，因为跑亚洲航线，汤姆和他的朋友们没少和军队打交道。
在开出10个小时后，菲尔德发出了第二道指令，径直开往北边的亚米岛，在船上能隐隐约约看得见亚米岛的轮廓后，菲尔德站在船头，沉默地看着远处的亚米岛，随后又对照了下地图，吩咐船开往离亚米岛约20海里的一座小岛，枪鱼岛。
船静静地行使着，枪鱼岛的轮廓终于出现在了视野，菲尔德似乎松了口气，钻进船舱，不一会，船舱传出了一阵拉动枪机的声音——菲尔德随从抬上船的两口大箱子，里面装的竟是十几支卡宾枪，几十个弹夹，甚至还有十多枚手雷。
没有任何解释，船转瞬就被菲尔德一伙控制了。在枪鱼岛靠岸后，菲尔德叫其中一个随从押着两名船员看船，其余的，统统跟他上岸。
汤姆和他的六个朋友，一人手里拿着一把铁铲，跟着菲尔德往岛上的山头走去。菲尔德手里拿着那张海图，走在头里。枪鱼岛面积不大，由一大一小两个山头构成，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到尽头，汤姆和他几个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腹疑惑地夹在这伙武装人员中间，闹不明白他们全副武装来到这么个荒无人烟小岛，究竟要干什么。
在两山之间的凹处，菲尔德停下来，顺着凹处往上走，途中，菲尔德弯腰拾起了个什么东西，拿在手里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他顺手把东西扔在脚下，继续顺着凹处往上走，汤姆在经过菲尔德扔东西的地方，下意识看了看脚下，原来菲尔德捡起来的，是一小段朽了大半的铁铲木把。
在一处陡峭的山崖下，菲尔德停下来，掉头大声喊着几个个随从的名字，随后向周围指了指，被点到名字的随从持枪四下分散开来，占据了这一小块地方的有利地形，其余随从靠拢菲尔德，菲尔德指了指站的地方，吩咐汤姆和他的6个伙伴就地挖掘。
连续干了5、6个小时，在挖到两米多深的时候，汤姆发现，靠近山崖的一面，出现了一个石门轮廓，菲尔德大喜，叫汤姆和他的朋友们暂停，随后在一个随从的帮助下，下到坑里，蹲下身子，看着石门摸样的门框，然后伸手摸了摸，扭头对他的随从说，就是这里，把闲着的人统统叫过来，加快进度。
又差不多干了两个小时，一个隐隐约约刻着几行文字的巨大石门，出现在了眼前，菲尔德从汤姆手上拿过铁铲，小心翼翼刮去石门那几行文字上残存的泥土，转身得意洋洋地问汤姆，“认识上面写的什么吗”？
汤姆困惑地摇摇头。
菲尔德把铁铲还给汤姆，趾高气扬地笑道，“你当然不可能懂了，那是日文，意思是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战备物质H库，这些可恶的小日本，竟把如此贵重的东西藏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可是，还是让我们给找到了”。
菲尔德抬头看了看天色，天色正渐渐地暗下去，“好吧，就让这些宝贝在里面多呆一夜吧，我想我们该回去好好庆祝一番”。
菲尔德留下两个随从看守裸露了大半的石门，带着其余的人回到了船上。
因为汤姆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路表现得很顺从，很卖力，菲尔德大大减少了对他们的敌意与戒备，当天晚上，菲尔德和他的随从一起酗酒狂欢的时候，甚至还邀请他们加入。在狂欢的酒桌上，汤姆才知道，原来，菲尔德带他们去挖的，是日本从东南亚一些国家掠夺到的财宝的一部分。
对于很多参加东南亚战争的美国军官而言，山下奉文将在东南亚一带掠夺到的巨额财宝，分散藏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的事，并不是秘密，菲尔德，当时中情局的一个情报官，在审讯日本战犯的时候，意外得到了这个秘密的一部分，两份残缺的航海图，在这份图上，有全部180处藏宝地点的其中7个藏宝点。这两份图，他只上交了一份，而私自藏起了其中标着三个藏宝点的另一份航海图，独吞了这个秘密，直到退休，他都对此守口如瓶。
退休后，他用5年时间，在菲律宾东部，东北部一一找到了这些藏宝点。这次雇汤姆的船来，就是要把这些藏宝挖出来，运回国去。
喝得醉醺醺的菲尔德自称现代的“基督山伯爵”，他捏着酒杯东歪西倒地走到汤姆面前，嘲笑他们只知道打渔，要他们跟着他干，挖完这岛上的财宝，接着去不远处的另外两个地方……他不会亏待他们，他喜欢他们，乐意和他们分享这些从强盗嘴里掰出来的财富。
于是，在经历过一整天的恐惧、困惑、疲乏之后，汤姆和他的几个朋友又多了几种心理体验：惊喜和感恩。总之，当天晚上船上的气氛，非常融洽。
第二天一早，菲尔德就领着全船所有的人，带着一箱炸药，兴高采烈、浩浩荡荡直奔头一天的挖掘之地而去。

21

炸药很轻松地把石门炸开了一个大洞，一行人迫不及待地鱼贯而入，经过一个约30米长的甬道，洞口突然变得宽大，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7、8米高，20来米宽、30来米长的巨大洞穴中，顺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他们看到了沿洞壁整齐摆放着的数十口涂着日本膏药旗的大箱子。
“去，撬开”，菲尔德推了一下靠他最近的一个随从，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颤。
没什么意外，打开的箱子里，装满了汤姆说不出名字的各种珠宝、金器。虽然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当这些金光闪闪的珍宝真实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是变得有点目瞪口呆，两眼放光。直到菲尔德喊了声，“快搬”，大家才如梦初醒，忙七手八脚去搬箱子。
看起来不大的箱子，却很沉，一群壮汉忙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让这批在地下埋藏了十多年的宝贝又重见了天日。每一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或躺，或坐在烈日的草地上休息。
“真的，我想我现在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没有了戒备的菲尔德，看起来其实还是蛮慈祥的，他刚好坐在了躺在地上的汤姆旁边，“假如你得到了你应得的那份，你会干什么？你有理想吗”？
其实汤姆也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也许，我会去买一艏更大的新船”。
“还去打渔？那可是一大笔钱，多得你打一辈子渔都赚不到的钱”，菲尔德面有揶揄之情。
“不，那不仅仅是为了钱，大海里有一种陆地享受不到的乐趣，你见过太阳从水里升起来，和落进海里的那种壮观吗？你看见过一条鲨鱼，也许是两条鲨鱼，巨大的鲨鱼，仅仅牙齿就足有5英尺长，在你眼前游来游去吗？大海里面，有太多太多在陆地上体验不到的乐趣了”。
“是吗？听起来好像真不错，如果有机会，我想我有兴趣去体验体验”。
正说着，从岛上那个较高的山头，突然传出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接着，较小的那个山头，也向这边射来了子弹，只一霎间，就有5、6个人，包括3个汤姆的朋友的胸口、脸上或者腿上出现了可怕的血窟窿。
菲尔德惊恐万状地卧倒，他的随从不愧是训练有素的退役军人，经过短暂的愕然后，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还击，一时间，小岛上枪声大作。
意外的突变，把毫无战斗经验的汤姆惊讶得快傻了。他学着菲尔德伏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一会，菲尔德才弄明白，是他的两个过去的同事，弗兰克和亚丁带着一队人马对他发动了袭击。
“弗兰克，魔鬼，魔鬼”，在密集的枪声中，他一边惊恐地喃喃自语，一边爬向新挖出的那个大洞，随后象一堆破麻袋那样滚了下去，汤姆见状，也跟着滚落到了坑底，和菲尔德跌跌撞撞躲进了石门。
外面的枪声由爆竹一样的密集，渐渐稀了，渐渐的没了。
“完了，我的人全完了，该死的弗兰克，为什么我会不小心和这个蛇蝎小人说起这事”，靠在大洞穴的洞壁，菲尔德兀自喃喃自语，似乎在自责自己的什么往事。
“菲尔德，我是弗兰克，我知道你在洞里，出来吧，你的人全完了，难道你想一直呆在里面，象只老鼠那样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活活饿死吗？看在你我同事一场的份上，只要你交出那份航海图，我会考虑给你一条生路”。
汤姆感到菲尔德全身在发抖，“弗兰克，你这条歹毒的鳄鱼，你这只肮脏的狗，你这个犹大的私生子，难道你忘记了是谁把你从死尸里刨出来的吗”？
“亲爱的菲尔德，我很感谢你，你瞧，我这不是大老远赶到这个荒凉的小岛来看你了吗，出来吧，亲爱的菲尔德，我的大恩人”。
“卑鄙小人”，菲尔德重重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嘴里直喘粗气，再不说话。
这样僵持了几个小时，也许菲尔德觉得这样确实不是办法——坐在这一片漆黑，空荡荡的洞穴里，就算没有任何危险，也必死无疑。于是他探头向洞口喊，“弗兰克，你这个该死的下贱货，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我只要那些藏宝，如果你满足了我的愿望，为什么我还要和你过意不去呢”？
“那好吧，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
“说吧”。
“我要得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没问题，只要你交出那份航海图”。
“那好吧，我马上出来”
菲尔德抖抖索索站起来，汤姆也站起来，准备跟在他后面，但菲尔德一把把他推倒在地，有些绝望地无声向他摇摇头。
果然，菲尔德刚走到门口附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外面就响起一阵枪声，接着是菲尔德重重倒在地上的声音。
没等汤姆多想，甬道一端又响起了一连串手雷的爆炸声，他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在一阵更近更大的爆炸声后，他感到头顶一块巨大的岩石，直奔他后背而来，接着，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悠悠醒转，只觉得四周一片黑暗、死寂，头部、整个背部和一条腿，火辣辣地痛，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哪知刚一抬头，后脑勺就碰到了一个坚硬东西，伸手一摸，原来，他的后背以上，都压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下，这块从天而降的巨石，一头支在地上，一头支在洞壁，离他的身体只有两三厘米。他慢慢移动着火辣辣的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整个身体从那块大石头下退了出来。
靠着洞壁，抚摸着身边那块冰冷而坚硬的巨石，汤姆的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和后怕，也许，正是这块压在他身上的巨石，让进洞的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他才由此侥幸躲过了一劫。
他们走了吗？在一片漆黑中，汤姆紧张地屏住呼吸，努力张大两只耳朵，细细分辨洞外的动静。在一次又一次确信外面确实没有人了之后，他才开始像一只蜗牛那样，小心、缓慢地爬向洞口。
所有人都走了，汤姆拖着被弹片击中的左腿，在躺满死尸的小岛上呆了三天后，才被一首从附近经过的渔船救了出去。
回到洛杉矶修养了半年，汤姆突然听人说，有几个陌生人在到处打听他，他感到不妙，当即从洛杉矶搬到了这个东部小镇。


“看吧，这就是你们的人赐给我的礼物”，汤姆苦笑着指了指他瘸了的那条腿，“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些枪声，刺耳的笑声和菲尔德倒在地上的声音”。
在汤姆的这个故事前，我完全失语了，它们太突兀，太传奇，太血腥，也许，还有再无从探究的背叛和算计。而且，30年多前，对我而言也太遥远，那时我还没出生，还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迈可，明白我今天为什么会破例给你讲这段经历吗”？
我还没从汤姆的往事中回过神来，茫然摇摇头。
“老实说，我很为你担心，我希望你明白，在你那个组织里，可能有一些人，比魔鬼还可怕，甚至也许，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所以，你干事的时候，最好多个心眼”。
“您对我实在太好了，汤姆，谢谢您的故事，它们的确太让我吃惊了，我很遗憾您遇到的这一切，也为你难过，不过我想，也许我所供职的那个组织，和三十年多前，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象这样血腥的事，闻所未闻，我想象不出在我们那些同事之间，会发生这种只会出现在小说中的事”。
“但愿如此，确实，30多年了，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我记得，那时黑人在公共汽车上，还只能站着，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和白人一样，随便躺在座位上了”。
“时代在进步，也许未来有一天，他们中还会诞生美国的总统，对了，汤姆，您说那两个人叫弗兰克和亚丁”？
“是的，我永远记得菲尔德用颤抖的声音提到的这两个名字”。
“您觉得，这两个家伙现在在哪？我对这个充满了好奇”。
“不，迈可，我求你，忘了这些”，恐惧又重新出现在了汤姆满是皱纹的脸上，“你要知道，我讲这些，只是为了给你提个醒，答应我，现在就忘了这事，你可千万别去碰那两个魔鬼”。
我笑起来，“汤姆，相信我，我会尊重您的意见，真的，我只是好奇，我会把这个好奇藏在心里，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您今天讲起的事”。

第六章

22

当我再次返回马尼拉，克劳特已经坐在新办公室指挥一大群职员了。我被他任命为了统筹部的经理。
“统筹部？克哥，那是个什么鬼部门”？我拎着旅行包，一头闯进了他那宽大的办公室。
“啊哈，是迈可，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记得还应该有5天，你的假才到期呀”。
“在那边我实在无所事事，就提前回来了”。
“真是个工作狂，正好，我这里有几件事急需人手，至于统筹部嘛，就是洞察全局的部门，哈，迈可，怎么样？你是公司里的重要人物，当然得安排在重要位置，很遗憾，如果不是那两家美国投资公司硬要安插人手，我想让你做副总裁来着”。
“克哥，你太慷慨了，可我才工作一年，哪能胜任那样重要的位置，对了，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很乐意效劳”。
“也别太急，你先看看，我桌上这铜像怎样”？
克劳特办公桌上，摆着一尊精致的、明显是文物的铜像，他得意地向我炫耀，要我猜那是哪个国家、什么年代的文物。
我把那尊铜像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把玩半天，哪里猜得出。
克劳特笑眯眯地从我手中拿过铜像，”暹罗王朝时一个国王的东西，货真价实的文物，是小气鬼贝拉斯科来这里拜访我的时候送给我的，说里面包的可全是黄金”。
“哦，这真让人意外，他居然会来这么个才开张的新公司拜访你，还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算什么，迈可，他意外来拜访我，是因为我让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意外和惊奇，你知道吗？在你走的这段时间，我想我已经把印尼那个镍矿的事办得差不多了”。
“您是说那座死矿？”
“哈哈，死矿？那是专门说给贝拉斯科那样的蠢才听的，如果没有办法，你想，象你我这样的聪明人，怎么可能把一座死矿接在手里烫坏自己的手呢”，克劳特转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橱取出一张手绘地图，摊在办公桌上。
“还有印象吧？这张图，我给你看过，你看，镍矿在这里，离主要公路有5公里，离印度洋30公里，啊哈，迈可，你有兴趣听听我是如何搞掂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克劳特的情绪总是这么高昂。
我确实很好奇，克劳特此前给我看过那张印尼镍矿示意图，正如克劳特所说，那座方圆面积差不多有10平方公里的矿，位于北苏门答腊西部靠近印度洋一侧，周围布满了村落，离最近的公路差不多5公里远，离主要城市有300公里，而且矿藏的每个方向，都有棘手的产权纠纷，当地势力错综复杂，不要说修一条通往矿山的路，就是往矿山运一台大型设备，都几乎不可能。
克劳特究竟使用了什么神通搞掂的？莫非，是通过关系发了一道总统令？
“智慧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永恒的君王，这句话，柏拉图说的吧？迈可，请允许我卖弄一下，因为我可能已经做出了这个世界商业开发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克劳特依然在抒情。
“克哥，你就别买关子了，小弟我甘拜下风，能快点说说你的杰作吗？我实在想不出你到底能用什么方法解决了那些难题”。
克劳特又唠唠叨叨了好一阵，才开始进入正题。
原来他果然有两把刷子，在开发镍矿的设计上堪称独辟蹊径。
克劳特先找到一家国际慈善机构，表示要募捐一笔定向捐赠，他声称，自己在印尼旅游期间，发现那里有一个地方交通非常落后，以至临近地区丰富的滨海资源得不到开发，居民普遍都很穷，他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在这个地区修建一条与主要公路相连的公路，联通那里的滨海资源，那么，那里的滨海资源就可以纳入该省的旅游景点中，那里的所有居民都将从中受益。对此他已经做了初步预算，整条公路长约35公里，需要大约300万美金的投资，他打算全额捐助。
慈善机构喜出望外，很快和克劳特签了一份合同，随后，该机构拿着这一捐赠计划，和被捐赠地的地方政府进行了接触，当地政府和村民看了那份报告，也都喜出望外……简单而言，通过这么一运作，一条离镍矿最近仅100米的15米宽的公路，已经出现在了当地政府的基建规划中。
“你看，这条公路从这里开始，沿途经过一号村，二号村，三号村……直到5号村，这几个村子是包围着矿脉的重点村落，也是与镍矿存在产权纠纷的村落”，克劳特拿着一支铅笔，点着地图上一根新添的红线，“我已经要求慈善机构在落实土地置换的时候，把大部分和我们有产权纠纷的土地产权置换掉”。
“能那么顺利吗，克哥”？
“那是合同的一部分，从慈善机构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还没有发现阻力，现在那些村民都沉浸在发财的梦想中，早忘了身边那座死沉沉的矿，嗯，是这样，我额外给了他们一笔钱，要他们派专家去培训那些急于发财的村民”。
“太棒了，克劳特，难怪贝拉斯科会屈尊来拜访你，还送你礼物”，我由衷佩服道，“简直是一幅杰作，老天，克劳特，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心理学，迈可，这是个心理学问题，或者属于古老的东方智慧”。
“东方智慧？围魏救赵？暗度陈仓？我知道这两个典故”，经克劳特提醒，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别说，还真有点象”。
“不过，还有些小问题，所以我说你回来得正好”。
“还有问题吗”？
“是的”，克劳特用铅笔头指点着2号村和3号村之间的连接处，“我们计划从这里开一条直通矿区的公路，它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有400米，涉及到差不多20户人家，土地置换后，还需要迁走大约15户人家，这些都必须在矿山开工前办妥”。
“让他们迁走？让他们离家自己的家？”
“别急，为什么要说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而不说让他们去谋更好的前途呢”？克劳特用铅笔头轻轻敲打着地图，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去发财？鼓动他们去海边”？我似懂非懂地望着克劳特。
“不，对这些村民来说，一下子把家迁到近百里外的海边，太远了点”，克劳特握着铅笔，在将要建的公路和途径当地的主要公路的交叉处，画了一个圈，“这里，就在这里，我想把他们迁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怎么去说动这些人？一般来说，住在村子里的人都是很固执的”。
“这里现在是光秃秃的一片，他们当然不愿意，除非他们疯了，但是，如果当地的镇政府，邮局，电影院，商场，议会统统都搬到了这个地方，而他们可以免费在这里得到一大套房子，甚至一个小商店，情况又会怎样”？克劳特一脸坏笑。
我顿悟，忍不住拍案叫绝。
克劳特交给我的任务，是和慈善机构的人一道去印尼一趟，游说当地政府迁址，他说，此前，慈善机构在与当地政府签署修建捐赠公路的合同期间，已经提到过这个计划，当地政府很感兴趣，已初步同意，但还需要商量细节。


印尼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之一，组成这个国家的，是一群链条样大小不等的岛屿，从卫星图上看，这些岛屿就象一头牛一边慢悠悠地散步一边心不在焉拉下的一坨接一坨的屎，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在雅加达接机的是慈善机构在当地一个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叫伊拉姆·塔娅，一个典型的南亚美女，她将陪同我前往那个小镇。
“欢迎您，迈克尔，欢迎您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国，愿您的旅途象今天的天气一样灿烂和晴朗”，伊拉姆·塔娅不但人美，嘴巴也挺利落。
“这样打搅您真不好意思，我们都准备好了吗”？我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为您安排了酒店，您到酒店安顿好后，我们的车会接您去拜访我们这个分支机构的头，明天一早出发乘飞机去兰陶普拉帕，然后转乘当地的专车去济纳古尔镇，也就是你们捐赠了一笔善款，帮他们修建公路的那个镇，我已经联系了那里的镇长和议长，他们都怀着喜悦和仰慕的心情等着您的莅临”，伊拉姆·塔娅的嘴利索得象挺二战机关枪，一开口就象在“哒哒哒”的扫射，“也许，我们的车在去济纳古尔镇途中，会经过多巴湖，您有兴趣顺便去那个举世闻名的湖泊转转吗？如果愿意我们会提前作些安排”。
“多巴湖，那是个什么地方，有什么特别吗”？
“是的，一个火山湖，有一百公里长，很美，湖的中心还有个面积不小的岛，对于今天的工业文明而言，那是个世外桃源，很多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美国人，来印尼都喜欢去那住上一阵子”。
“噢，很感谢您的邀请，不过我想，这次我来是为了工作，也许我没有这个时间”。
见到伊拉姆·塔娅的头儿，我才知道伊拉姆·塔娅能说会道的嘴巴有师传——她的头儿，那个叫”埃马尔·尤西迪尼”的老头，更是个滔滔不绝的主。后来，我对这个脸上永远挂着慈善的微笑的老头，有这样一个总结：赤道附近最善于说废话的人，这儿，在一年到头的烈日下，别的人用皮肤散热，也许，他用嘴就够了。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们一行三人，终于风尘仆仆到达了济纳古尔镇，那是一个相当简陋的镇，有一条狭窄、破破烂烂的支线公路和主要公路相连。我们到达的时候，镇长和镇议会的议长，正毕恭毕敬站在镇政府门前恭候我们的到来。
他俩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当地的县城，很憨厚，不太善于言辞，在面朝着陈旧、矮小、只有两排木头房子的镇政府和议会办公地址与他们握手那一瞬，我就知道，我基本上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保持着克劳特特意叮嘱的“矜持”，和他们共进了一场丰盛的晚餐。随后镇长邀请我去参观”他们这个古老的赤道小镇”。
在镇长、议长和伊拉姆·塔娅等人的陪同下，没几分钟，我们就走完了整个小镇，因为整个镇只有百十户人家，实在太小了。
在镇的尽头，镇长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呵呵，地方太小，周围的镇，都比我们这里大很多，但是这儿，因为道路不太通畅，发展经济很犯难，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呵呵呵呵”。
我故意神色严峻地看着群山起伏的旷野，过一阵，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转身向他点点头，“也许，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办法其实早就躺在我的旅行袋里了。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一叠图纸，和伊拉姆·塔娅来到镇长的办公室，镇长惊喜地给我们搬座位，煮茶。
在喝着类似咖啡一类味道的茶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到来，给出了这样一套说辞：本来我们只打算捐赠一条公路，但慈善机构在这里实际调查后，建议我们再捐一些钱，以便当地政府能搬迁到新建公路和主要公路连接的那个地方，也许这样才能对当地经济、旅游有个比较好的带动，公司在商议后，很尊重慈善机构专家们的意见，于是派我来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钱，以及当地政府的意见。因为我们公司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南太平洋这些地方，都有一些捐建经验，所以也乐意为这次额外的捐建提供些建议，供当地政府参考。
镇长很高兴，“太感谢你们了，你们太慷慨、太富于爱心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形容我现在感激的心情，对慈善机构专家们的建议，我们当然完全赞同并乐意，事实上，早几年前，我们就在商议如何搬迁到主要公路旁，但是，您知道，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实施这个计划”。
“你们原计划用多少钱来搬迁”？
“20亿印尼盾，差不多60万美金”。
“噢，我想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完成这个心愿”。
说着，我摊开放在木桌上的那叠图纸，“这是我们给马来西亚一些地方政府捐建的一些建筑，也许对你有帮助”。
不知什么时候，议长，以及还有几名政府工作人员，也聚到了镇长的屋子，一群人盯着图纸，毕恭毕敬地听我一一解释。
“这些，对我们而言，太华美了，我担心它们不止要花20亿印尼盾”，听完我对图纸上建筑物的用途解释，议长的表情又向往，又担心地对我说。
“当然不止，这样的规模，根据这儿的物价核算下来，大概要50亿盾”。
“50亿盾？这可不是小数字，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这个镇30年的财政收入”。
“没关系，我们可以考虑，由我们来全额捐建”。
我成了那里的贵宾，几乎每走一步都会得到一大堆恭维，看着周围那些纯朴的村民眼里的敬畏之色，听着他们发自内心的恭维，我浑身不自在，恨不得立马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我还不能走，因为还有场重头戏没有开演。
到小镇的第三天，也许第四天，我向镇长和议长提出，想由伊拉姆·塔娅陪着，去修建公路的地方看看。镇长和议长也热情地准备同行，但被我委婉拒绝了。
在即将修建公路一线，我按计划在那里来回悠转了三天、拜访了很多当地的村民，才兴犹未尽地返回镇上。随后，在镇长办公室，我故意用惊讶的语气赞叹当地的民风，夸这里的人太古朴，太善良，太好客了，这一切让我感动。镇长和议长带着一种受宠若惊的惊喜，听着我的高谈阔论。
在放完一大堆烟幕弹后，我开始进入正题，表示这几天在外，我受到了一些村民的热情款待，他们对我真是太好了，我想对他们的热情款待有所表示——希望在新建的镇政府旁，再额外给这些家庭添几栋房子，让他们改善一下自己的住宿条件，至于钱嘛，当然还是由捐款方来出。
“天哪，您真是太慷慨了，天道大神会保佑您这样的善心人的”，朴实的镇长听了我的最新许诺，又感动得“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形容他内心的心情”了。

23


克劳特用一个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我从印尼凯旋归来。
当然，这个“盛大”来自克劳特举起酒杯那一霎的形容，其实就是公司全体职员在一家高级酒店参与的一次聚会。
在聚会上，克劳特在褒扬了我一番“以其睿智、灵活的方式出色地完成了公司交办的任务，值得所有的职员效仿”后，开始了长篇累牍的对公司使命和前景的描述，在他的描述里，东南亚仿佛是一个已经剥去表面浮土的露天金矿，而公司就是一群已经把铁铲扛在了肩上的掘金者，要在这露天的金矿里掘出跑车，别墅，甚至美丽的老婆来，十来个本地职员听得热血沸腾，脸涨得通红，最后还忍不住鼓起了掌。
我看着克劳特端着酒杯进行这番演讲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实上，我甚至闹不明白他嘴里说出的那些充满美好憧憬的话，究竟是假话，还是真话，和他比起来，我凭直觉，觉得小史迪威更值得我信任。那么，在这出已开幕的戏里，克劳特到底扮演的是哪个角色？我想整个聚餐过程，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或许让我看起来有了一种平时没有的深沉，以至聚餐完了之后，喝得醉醺醺的克劳特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迈可，今晚你看上去可真有点不一样”。
“是吗？也许是因为在赤道附近呆了一段时间的缘故”，我想表达的是苏格兰那句古老的谚语——“远行是一个男人最好的成长伴侣”那种意思。没想到克劳特会错了意，他以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那种心领神会的坏笑看着我，“这趟远足有特别的收获吗？啊哈，难怪那个叫伊拉姆·塔娅的妞儿在电话里对你赞不绝口，以前我还真以为，有一天你会进修道院来着，现在露出尾巴来了吧”。
我哭笑不得，“克劳特，你，我，我该怎么说呢？我不是那个意思”。
克劳特很宽容地在我胸前擂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别感到有什么难为情，不是吗？你是男人，有这种需要，我，来自德克萨斯的克劳特，对此非常非常非常理解，实际上，私底下，我还常常担心你如此禁欲，总有一天会憋坏自己，哈哈哈哈”。
那天晚上，克劳特余兴未尽，拉着我要去海边一间高级会员酒吧“继续喝”，我极力反对，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寓所。
克劳特斜躺在沙发上，嘟囔着我很会扫人的兴。
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矿泉水，打开瓶盖递给他。
他咕咚咕咚一气把瓶子里的水全喝干了，长喘了一口气，“上等白兰地，味道好极了”。
我哈哈大笑，“克劳特，那不过是一瓶白水，看来你真喝得太多了”。
克劳特似笑非笑，模糊着两眼盯着矿泉水的说明书，“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迈可，我需要花天酒地的感觉，这就是”。
深不可测的克劳特？！
“迈可，也许你不能理解我的感觉，干我们这一行，很多时候，看起来风风光光，踌躇满志，好像掌握着什么世界命脉，决定着未来什么方向，但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这是我们需要的吗？不，我说‘不’！象我们这样出类拔萃的人，应该有一种更好的生活等着我们，不是吗？所以，你也看到了，这些年我都在忙些什么，你可以说它是为公，也可以说它是为私……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把赚到的钞票堆得象座山似的，然后向那女人招招手，瞧，我的钱，喜欢吗？可真遗憾，它们一文也不属于你……”。
克劳特所说的“那女人”，是他的母亲，因为贫困，在他8岁那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他，他说自己永远记得“那女人”临出门前，用鄙夷的眼光看他父亲的那种表情。
原来，在玩世不恭、恣意妄为的背后，他还因为童年的经历和“那个女人”的眼神，埋藏着一股“燃烧了35年的怒火”。
我想，是克劳特断断续续讲出的故事，感动了我，使我终于下决心，决定把从小史迪威那里听到的消息，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告诉他——无论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知道这些比不知道实情，可能都要好得多。
“克劳特，以您的聪明和才干，我相信，你一定能有那么一天”，我低头沉思了一会，抬头对他说，“这次我去印尼，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在济纳古尔镇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在路边卖香蕉的农民，你猜他每天能挣多少吗？天哦，他辛苦一天，只能挣5美元”。
“5美元？在那么个偏远的地方，算不错了”。
“是的，很多人忙碌一天，还挣不到5美元，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在想，按照当地这种实际情况，对比现在这个地区的资产价格，我总觉得，总觉得……”。
“觉得有相当大的泡沫，当地承受不起，有一天会‘嘣’的一声破裂，是吧”？
“是的，我想是这个意思，我担心这里面有危险，虽然现在这些国家的报纸和电视上是一片乐观的声音，但是，克哥，我担心，有一天，这里的情况会让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我不希望在那样一个名单上看到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
“迈可，你真让我惊叹，你的见识完全超越了你的年龄，我很感谢你的提醒”，克劳特惊奇地望着我，“当然，我也想请你原谅，之前我并没把我们的底牌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你太年轻，但是，现在看来，我错了”。
“底牌”？
“是的，关于这个地区的情况，正如你所说，我也察觉到了危险，但是，这正是我们投资的原因所在”。
“我想我确实不太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我们还要急着投资”。
“这可能就是你对现在的金融市场不太了解了，迈可，你熟悉‘股指期货’这项投资吗”？
“不，完全不熟，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这就对了，‘股指期货’是为了防范股票市场风险推出的一项业务，但它同时也让股票市场看起来更象一个赌场，既可以买涨，也可以买跌”。
“我不太明白，既然您说它是一项防范市场风险的业务，为什么又说它使股票市场看起来更像赌场”。
“噢，是这样，从一个角度而言，因为预期交易模型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风险，期货市场体现的就是这种思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就现实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入市资金的有限性和交易额度的相对无限，它却可能放大风险，以几何数的方式累计市场亏损，也就是，在实际的生产消费领域，也许并没有发生如此大的风险，只是交易的结果需要它承担这样大的风险，这对高位市场而言尤其如此”。
“太深奥了，我想我还是没弄懂这其中的奥妙”，我听得有些头大。
“举个例吧，假定现在市场上一种产品一手合约的价格是5000，但是，如果我预计到半年后，这个产品的价格可能跌到3000，而期货市场由于受到乐观的情绪鼓动，行情是半年后，这种产品的价格是5500，那么，我就从期货市场以这个价格卖出合约，半年后，如果这个产品降到了3000，我的每份合约就能赚2500，当然，如果半年后，市场上这种产品涨到了6000，我就得赔500，就这么回事”。
“听起来确实有点象赌场，这个市场似乎只有涨的时候，才没有多少风险，而如果跌起来的话，就没个底”。
“是的，这就是所谓的‘多米骨牌效应’，因为市场的资金之间，一般都是彼此相通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风险很大，如果踏空之后撞到了墙壁怎么办？谁能保证事情一定只有一种结果”？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统计过这个地区的货币最大流通量和市场流通的加权值，我想我的推断是有根据的，而且，重要的是”，克劳特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从我掌握的情况看，已经有重量级的人物，开始在这个市场‘钓鱼’了”。
“钓鱼”？
“是的，就是故意用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合约，赔给交易对手，现在他们每天大概都会赔上几千到上万美金，也许更多”。
“他们居然这样花钱，真是匪夷所思”。
“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钓鱼的成本而已，目的是刺激市场行情，拉高价位，然后是致命一击，迈可，你知道这致命一击的程度可能有多大吗”？
我得承认，当时的我，对这些完全陌生，唯有倾听的资格。
“也许，是这些国家的所有外汇结余，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克劳特兴奋得两眼放光，他双手比划了一个放水的动作，“太壮观了，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一转眼就换了主人”。
“天哦，克劳特，我觉得你不是在说交易，而是在说一场战争”。
“也许，这就是一场战争，不是吗，一场绝妙的软战争”。
软战争？这不是培训中教官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汇吗？难道它在现实中也复杂地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要说股指期货合约就是软战争，那岂非，欧美金融市场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战争？
对我的这些疑虑，克劳特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欧美是股指期货的诞生地，对赌的双方，是同时诞生，势均力敌，而且它们是世界的主导性市场，受外来影响很小，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大的波折，但东南亚这些国家，则不是这个情况，它们是附庸性市场，与西方市场比，在信息、影响市场的力量和方式上，存在着不均衡，这种先天性的不足导致它们一旦完全放开门户，就会暴露软肋，从而容易受到引诱和攻击。

24

也许是我的诚意感动了上帝，我终于收到了黛米的消息。
重新返回马尼拉的第三个月，有天晚上，我正在寓所看电视报道当地的股市行情，电话响起来了，是姐姐打来的，她告诉我，一个叫黛米的姑娘，通过母亲联系上了她。
“黛米？琼斯，你是说黛米？”我忍不住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
“是的，她好像和你来自同一个学校，怎么啦迈可？你好像很激动”？
“是的，我找了她很久，她现在怎样？她有没有告诉你她现在在哪儿，怎么联络”？
“没有，她没有告诉我这些，只是告诉我她一周后会来纽约，如果你不在的话，她希望能拜望我一趟”。
“一周后，她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我该跟她说什么”？
“不，我想我会回来一趟”。
“你不是才休完假吗？我以为你不能回来了”。
“琼斯，你不知道她对我有多重要”。
放下电话，我在一阵短暂的狂喜后，心头涌上了种种疑虑，为什么黛米现在似乎变得有些生疏，联系上琼斯了也不给我电话，甚至连联络方式也不肯透露，是她天生的谨慎？还是真出了什么事？如果真出了事？会是什么事？我忽喜忽悲，在床上辗转难眠。
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在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按照黛米的琼斯预约的时间，我急不可耐、忐忑不安地提前两个小时跳上了通往自由岛的游轮，赶往会面地点——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大厅，但黛米显然比我来得更早，在我出现在大厅的门口的时候，她早已等在那里了。
“嗨，迈可”，黛米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乍一惊喜的背后，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忧郁。
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的黛米，看起来是那样清丽出众，楚楚动人，看到她往前紧走了两步，又突然扭着两手停下来的样子，我的心在愈来愈强烈的预感下突然一痛，但我装得什么事也没有，“黛米，好久不见，我感到自己好像独自过了3000年，你还好吗？为什么不联系我？出了什么事了吗”？
“是的，很大的事，我想，迈可，请您原谅，过去的一年，改变了很多事，我想我们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了”，黛米难过地站在我前面足有两三米远的地方，表情尴尬而又哀伤，完全没有了从前的顽皮与温情。
虽然已有预感，但我还是觉得天昏地转，情不自禁走过去抱住她的两肩，直视着她的眼睛，”为什么？黛米？到底发生了什么”？
“迈可，别问了，也许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黛米显得有些慌乱。
“不，我一定要问个明白”。
“可我说不明白，我知道这伤害了你，但是，迈可？请原谅，我无能为力”，黛米说着，轻轻地拿下了我放在她肩膀上的手。
“无能为力？黛米，现在都快21世纪了，怎么你还会说什么无能为力？这不是该我们说的，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我不想结束，我找不到这一切该结束的理由，我知道，我敢肯定，你也不想，是吗？那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我想你错了，我没想继续，真的，迈可，我这次来纽约，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个约定，我想我该用这个机会告诉你这些”，黛米的语气很坚决，甚至，很坚硬。
我目瞪口呆，僵在了那里。
“嗨，迈可，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你，这一年来怎么样？过得还好吗”？在我和黛米彼此无言地尴尬僵持中，一个我在学校时很讨厌的人，比尔·威利突然从我附近的人群中冒出来。
比尔·威利来自亚拉巴马州一个有名的矿主家庭，比我高一届，是学校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因为拉杰和他熟识，我和他也曾见过几面，但感觉糟糕透了，没想到他竟在这么个时候出现，真可谓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碰到了个不合时宜的人，我看着满面春风一脸假笑的比尔·威利，没好气地敷衍了一句，“还好”。
比尔·威利得意洋洋地跨过我，过去搂住身边的黛米，“忘了介绍，我的未婚妻，黛米，我希望这不会让你意外”。
黛米身体一扭，挣脱了比尔·威利的搂抱，有些温怒地对他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你在码头那等着我吗”？
比尔·威利讨好地对她笑着，“我听身边经过的一些外国游客在说，这个大厅挂着不少外面看不到的早期移民资料图，所以就过来了，说不定在那上面，能看到我的家族最早登陆那个地方的事迹呢”。
原来是攀上高枝了！！！
我心中的悲痛，在一瞬间化为愤怒，我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无声地怒视着黛米。黛米心虚地低下了头，但比尔·威利似乎没觉察到我的这种变化，兀自在那喋喋不休，“我听黛米讲，现在你在亚洲工作？难道为了一个工作，需要跑那么远吗？迈克尔，我知道你很聪明，不如你回来，刚好我爸爸给我成立了间贸易公司，不如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我每年给你30万，怎么样”？
我冷冷地说，“谢谢”。
比尔·威利很得意，“不用，难得我们相识一场，不是吗？我想这个年薪足够你在任何地方过上好生活，这对一个刚迈出校门的人而言，不算意外吗？很多人打一辈子工，到手的钱可能连病都看不起呢，现在医疗机构差不多快成职业抢劫犯了，你瞧，这次黛米妈妈生病，一下子就得给他们送去65万”。
“威利！”黛米有些恼怒地对她的未婚夫喊了一句。
65万？我有些愕然地看着黛米，黛米一低头躲开了我的目光。比尔·威利尴尬地对黛米笑了笑，伸手掏出一张名片，“我的新公司，记得有事找我”。说完就挽着黛米的手，随着游人慢慢走出了大厅。
记不得当时我是怎样回去的了，反正差不多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才有气无力推开了姐姐家的门，我看上去脸色苍白，完全失去了往日那个神气活现的亚洲飞鹰的风采，而象一个遇到了大麻烦的失业者，琼斯大惊小怪地叫起来，“迈可，怎么啦？你的脸色看上去真吓人”。
我感到浑身虚脱，有气无力地说，“没什么，琼斯，我想我是太累了”。
“赶紧去床上躺会，我去给你弄些好吃的”。
“不，我想我得马上赶回马尼拉，我想尽快离开这里”。
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琼斯的严厉拒绝，“不，迈可，你现在的状况看起来糟糕透了，完全不适合去那么远的地方，你需要休息，休息”。
琼斯的直觉是对的，身体一粘到床上，我就连起来的力气都似乎没有了，身上一忽儿冷，一忽儿热，整个脑袋乱糟糟的，连正常的思维也组织不了。
65万？黛米的妈妈究竟得了什么病？竟需要65万。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她也没和我商量？为什么偏偏是比尔·威利取代了我的位置？她今天的表现，肯定不能用快乐来形容，那么，内中究竟还有什么隐情？天哦，我竟然在她面前显示了我的愤怒……我象浮在虚空中，整个人只剩下脑袋中那些杂乱无序的思想，合着我内心的自责、困惑、痛苦，自由而茫然地飘飞。
我想起大学时曾嘲笑的聂鲁达的一句诗，“血肉哦，我的血肉，我爱过而又失去的女人”，我曾觉得，这句诗写得粗鲁而毫无文采，是他那些著名的十四行诗中的败笔，但是，当我自己被这种情绪击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句直白有多传神，有多犀利！它已完全超越了文字的深刻，而直接摘自那些游荡在爱情地狱里的灵魂的痛苦喊叫……
琼斯自作主张，声称我突然急病，向克劳特帮我请了两周的假。
我是真的病了，整整5天，我在床上的基本姿势都是这样：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这着实把琼斯吓坏了，专门请了假在家照顾我，大嘴男在一旁怜悯地望着我，开玩笑说诊断出我得的是“失恋迸发症”，结果没等他完成鬼脸的全部动作，他就被琼斯佯怒着一顿粉拳轰出了我的“病房”。
有个姐姐真幸福，琼斯的精心照料，慢慢减轻了我心中的痛苦，第六天，我终于恢复到肯走出屋子到外面晒晒太阳了。想到仅仅两个月前，我还在因为钱的问题暗自同情克劳特，但哪曾知道，转眼之间，这东西也会狠狠地在我心上砸出一个大坑。
如果当初我心目中的英雄鲁考斯悲观的说辞，只是对我有所触动的话，那么，和黛米分别后躺在床上的五天，让我在象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的痛苦中，第一次真正开始零零散散地思考起了人生、世界、公平，甚至上帝等抽象、脱离了现实功利的问题。我想自己被弄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会败给一个劣迹斑斑的平庸之辈，连自己心爱的人也保不住；不明白为什么克劳特和我两个外来人，仅凭一张嘴，就可以在东南亚捣鼓出一间资产过亿的公司，而一些本地人无论怎么流汗，也只能终生守着个每天最多赚5美元的摊；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只需要填几份合约，转眼就可以得到上亿，甚至数以十亿计的回报，而有的人辛劳一生，却只能存下给自己买棺材的钱……我甚至还莫名其妙想起了大学期间写论文时曾满怀深情和自豪引用过的《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段世人皆知的名言，真的就是与美国同在、不容置疑的真理吗？在一种哀伤的沉思中，我的心无比惆怅，也无比迷茫。
但是，现实并没有留给我多少用来惆怅和迷茫的时间，第八天，克劳特拨通了我的电话，在简单问了我的病情后，希望我尽快赶回马尼拉，因为，他“已经闻到了从曼谷提前升起的硝烟味，‘战争’快开始了”。

 

第七章


25

返回马尼拉当晚，克劳特就拉我参加了一个神秘的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只有3个人，克劳特，一个叫“海西里因”的程序设计师和我，海西里因是一个约30岁、看上去有点憔悴的年轻人，克劳特主持了整个仪式。
在这个严肃而神秘的小型仪式上，我和海西里因被告知，从今天起，我们在情报方面的交流级别上升到了“机密级”。
长期以来，CIA实行的是块状和树形管理，各部门之间，彼此独立，只对上级负责，并履行繁复的保密条款，如果没有上级安排的合作，两个为不同部门服务的人，哪怕在各自部门都呆了10年以上，也可能彼此不认识，而在部门内部，实行的则是严格的树形管理，比如克劳特，他在当地有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这个小团队是他根据工作需要发展的，对我这样的工作伙伴也不公开。
“祝贺你，迈可，我花了5年时间，才得到这样的权利”，仪式结束后，克劳特过来，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是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认可，我没有理由不高兴。
“嗨，很高兴认识你”，海西里因笑着向我伸出手。
“谢谢，我也很高兴，你一直呆在这边吗”？
“是的，我在这边已经呆了4年，在为一些银行服务”，海西里因笑着说，“在为他们设计一些程序”。
“他是我们里面真正的专业人士，不属于我们这个部门，但是根据上面的安排，这次需要我们一起合作”，克劳特顿了一下，“先生们，我们可以开始一些更重要的事了吗”？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克劳特详细介绍了那个“重要任务”——密切关注东南亚的资本市场动向并及时作出妥善安排。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妥善安排”的说辞，总部为我们提供相当丰富的背景材料，这些背景材料显示：
早在199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西方主流社会实际已经发出了东南亚将出现危机这一信号，在这届年会上，来自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界、经济界的领袖人物一致认为，中国，而不是此前为世界舆论熟悉和推崇的亚洲“四小龙”， “四小虎”，是今后经济增长最快、最值得去投资的国家。
这是一个措辞微妙的说法，有着丰富的潜台词。
因为，两年前的1994年，专门为次发达和欠发达国家政府贷款的世界银行，大张旗鼓地出版了《东亚奇迹》，这一被誉为”深刻洞察了亚洲的过去和未来趋势”的长篇分析报告，刻意回避了中国，而将这一地区的其他8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恭维成是一个“奇迹”，认为这个“奇迹”有着相当大的共同点，就是巨大的市场潜力、成功的教育、廉价的劳动力和政府灵活的政策导向。
亚洲开发银行的杰哈博士，还为这个“亚洲奇迹”提供了一份数据确凿的报告，这份在亚洲经济界、舆论界受到广泛追捧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里，东亚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大大超过同期世界平均速度的2.8％，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3％；60年代，亚洲GDP只占世界的4％，而到90年代，这个数字涨到了25％。
美国《新闻周刊》也掺和进来，预言“到2000年，东亚的GDP就将占世界的30％以上”，韩国庆北大学的《亚洲研究》杂志不甘落后，高调撰文称，“急剧发展的东亚地区将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桥头堡，这是50年来也是下一个世纪最大的变化”。
一系列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所传播的乐观情绪，继续有效刺激着东南亚各市场体的发展预期，拉高这些地区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同时，资本市场的这种乐观，也非常顺利地传导到了各大产业，形成了由资本市场支撑而非需求支撑的产业发展计划和规模。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产业的扩张，又固化了对这一发展预期的路径依赖，从而让其成为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道“死穴”。
“因为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所以这将是一场没有悬念的猎杀，”克劳特吐了一口烟，得意洋洋地笑着说了句总结性的话，“唯一的悬念只在于如何选择时机，如何选择对手，说实在的，我嫉妒你们如此年轻就有参与这种大场面的机会”。
“克劳特先生说得没错，我查过我所在银行的交易数据，发现这些地区资本市场的资金结构，以短期债务和热钱为主，大约占到了6成，其他银行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可以说，相对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巨大的投机和泡沫而言，它们握在手里、可以用来‘灭火’的区区数百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海西里因说起话来有很强的技术分析特征，“我模拟过他们对市场进行反击的几种方式，可以说都不足为道，因为它们是在用很微弱的力量捍卫泡沫，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个笑话，从现实来说这不过是为做空者添加一两块肥肉，如果做空者力量足够强大又来势迅猛，那么市场会很快跟风‘做空’，市场也就很快见底，这种方式有种风卷残云的痛快，却很难捞到市场之外的‘油水’，我想这不是那些国际大炒家的风格。他们掏空这个市场的理想方式，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操作模型：根据资本市场的交割情况，在期货市场做空这些国家的货币，但开始做空的量不是太大，以诱导所在国政府发生错误判断，以为动用一些外汇储备就可以稳定币值，于是用这种思路干涉市场，炒家顺势让市场出现微弱反弹，但很快是一个更大幅度的跌落，于是政府再拿出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再反弹，然后再跌落，如同猫戏老鼠，直到耗干它们身上的最后一滴油，那时，真正大规模的猎杀才正式开始”。
“没想到您竟如此专业而富于远见”，海因西里的这一番话让我大开眼界。
“不，不是我有远见”，海西里因对我微微一笑，“我说的这些手腕，在300多年前的荷兰郁金香案例，200多年前的密西西比泡沫案例，100多年前的英国南海泡沫危机案例，1929-1933年的大萧条，甚至1992年的英镑危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可以说没有多少新鲜感，如果投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会想尽办法套取与目标市场相关的一切利润，而不仅仅只是市场中的利润，这就像一个称职的赌徒，他的目标是对手口袋里全部的钱，甚至能凭‘信用’借贷到的钱，而不仅仅是摆在桌面的钱”。
“是的，这并不新鲜，也不深奥，人类之所以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在于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贪婪”，克劳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似笑非笑地望着我们，“现在正襟危坐的你我，不也具有这同样的秉性么”？
我的脸有些发烫——我得承认，他们说的这些，我了解得太少了，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
“接下来，你的任务是继续熟悉资料，也许我手里的一些录音什么的，对你也有点用，至于海西里因，我已经看了你递交给总部的未来数月市场交割总量数轴图，资金流量和债务统计表，它们做得棒极了，我想，未来你需要跟进的，是更具体的资本动向，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克劳特若有所思，不紧不慢地说，“当然，除了你俩，我们还有一些人在做其他方面的工作。你们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场多大规模的战役，可以这样说，这场战役，也许称得上是二战后最大的一场战争，不费一枪一弹，却将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历史，我甚至在想，也许，到我孙子读10年级的时候，他会在历史课上读到这场新型的战争”。


26

克劳特这番耸人听闻的形容，让我对当时东南亚看上去风和日丽、朝气蓬勃的局势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肃穆感、紧张感——难道现实和真相之间，真的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东南亚真的已种下祸根？并将很快遭来无法抵挡的致命一击？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手里正拿着一份当地的报纸，在这份专门针对该国所谓的“高端人士”发行的媒体上，一位在菲律宾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正在分析新加坡新闻部长杨荣文几年前在瑞士达沃斯世界说出的豪言壮语，“亚洲将成为世界真正的领袖”。
看得出，这位经济学家非常认同这个说法，并使用了相当繁冗的数据比较——连续20年的高增长，教育，政府，市场，储蓄，技术，成本，潜力等等——来论证菲律宾应该在这个趋势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我的印象里，这也是在这个地区得到长期附和的观点，呆在马尼拉近1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什么反面意见，只从总部传来的资料里，见过一个叫“克鲁格曼”（10年来，他已从当初的一个无名小卒变得赫赫有名，并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家伙，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东南亚的增长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但这个观点，不但遭到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嘲笑，而且也激怒了东南亚本地的多数专家和领导人。
因为小史迪威那个关于“收入和生活规划”的比喻，我很容易就认可了克鲁格曼文章中的某些忧虑，同时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这个菜鸟级别的家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弄个大致明白的观点，却会惹恼一干博学多才的大人物，难道他们反对的姿态背后，真的仅仅只是因为贪婪和利益？
“不，不是这样，实情远比这复杂得多”，除了提到“那个女人”的晚上外，克劳特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亲爱的迈可，我很高兴和你探讨这个问题，实际上，这类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一再咀嚼，当然，咀嚼它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新颖观点去发表在刊物上，以图获得公众的喝彩，而是在于，他们的问题所在，正是我们的机会，不是吗？哈哈”。
在克劳特看来，克鲁格曼和反对他的那些人，使用的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在分析问题，而如果仅仅是从主流经济学倡议的成本、效率、投资、储蓄、增长来衡量，反对者确实有足够的理由来驳斥克鲁格曼，因为东南亚的增长模型完全符合这些要素要求，在这样的框架下，克鲁格曼的质疑，就变成了对当地政府权威、诚信和执行力的怀疑，这是包括新加坡那个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会公开驳斥他的原因。
“他们都没看到问题的实质”，克劳特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烟，“问题的实质在于，实际成本与市场预期之间的矛盾，以及那些边缘性国家的政府想驾驭开放市场的资本图谋的狂妄，你可以把这种狂妄理解为是对尊严和秩序的需要，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无知，是对全球化时代市场体系的发育和特征的无知”。
“我想我遇到了新问题，克哥，听起来，你似乎对主流经济学不太感冒？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你完全可以这么说，在我看来，主流经济学确实存在不足，但是，它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和标准，至少在今天，东南亚这些国家，还无法与这个趋势和标准抗衡，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会说他们狂妄”。
“噢，这个嘛，我想，是他们完全没弄懂他们发展经济所依赖的市场和货币的奥妙，特别是美元的奥妙”，克劳特神秘一笑，“这些沉迷在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中的东方国家官员，太迷信权利了，以为他们手中的权利可以掌控一切，这对今天的世界局势而言，其实就是一种狂妄……对了，你注意到这里面有个叫李光耀的人了吗”？
“实际上，我很关注这个新加坡人，他似乎很活跃，在这个地区也挺有影响力”。
“呵呵，准确地说，他应该是整个东南亚，不，也许是整个亚洲最可笑的人，一个弹丸之地的暴发户，我不太了解他为什么喜欢喋喋不休，老喜欢以这个地区掌舵人的方式发表‘高见’，但是我想说，他可能连新加坡为什么会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的原因都没搞明白，或者不愿意去搞明白……那里之所以能成为金融中心，完全不在于它是什么交通枢纽经济发达，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些，而是它最无能”。
“最无能”？
“是的，要说对东南亚的辐射方便，吉隆坡、马尼拉、甚至雅加达的位置，都强过新加坡，为什么金融机构在这个地区选择的却是新加坡，而不是上述这些城市？原因就在于，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它最没有反抗能力，它必须妥协，也只有妥协这唯一的一条路，并按这个路子来安排完全能满足各大金融机构需要的一竿子政策……这些机构甚至不会为这些优厚的政策支付任何成本”。
“这么说来，香港，也属于这种情况”？
“耶~~，你有见过这两个地方，出台过什么与西方国家过不去的政策了吗”？克劳特端过茶几上的茶杯，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一脸微笑。
“还真有些道理……可是，克哥，除了金融之外，这两个地方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影响力呀”。
“没错，也许，它们都还有其它一些影响力，是那种西方国家需要的影响力”，克劳特揶揄地注视着杯子里黑红色的茶水，微微抿了一口，“你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吗——它们没有能力抗衡西方，又想分享西方通往亚洲的好处，你觉得它们会拿什么来作为回报，或者说作为筹码”？
“原谅我对这个问题所知不多”。
“你来亚洲的时间不长，不了解这些也正常，不过它们并不是秘密……你知道，这两个地方的人都以华人为主，他们不傻，实际上，他们很聪明，知道我们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也明白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才能满足这些国家潜在的战略需求，说得更赤裸一点，就是‘才不会被西方抛弃’，所以我们都看到了，新加坡最喜欢评头品足的国家，不是与它相邻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印度，而是中国——没人喜欢中国插手这个地区的事务，那么这个地区的舆论就需要保持一种气氛，拉开它们与中国的距离的气氛，让它们对这个与自己存在了上千年联系的国家保持敌意和警惕，这一点，新加坡做的很成功”。
“可是，克哥，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似乎很密切呀”。
“哈哈，迈可，这就是我说它们聪明的地方，因为它们懂得如何挖掘这种战略价值的潜力，只是，我觉得这个叫李光耀的家伙聪明得有些过了头，最近几年，他似乎太投入了”。
“中国有句俗话，‘穿久了龙袍，就以为自己真是皇帝了’，您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还真是个恰当的说法，对了，迈可，你得去准备一下，过两天，我们可能要去曼谷住上一段时间”。
“又要出差吗？可是，克哥，对于你交代的事，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是说头绪？迈可，这就是我们出差的目的，我想你也明白，有时候，需要用耳朵，而不是大脑去找头绪……还记得我告诉你已经有人在布局的事吗？几天后，这个人将携带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去曼谷度假了……我想他会指点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27

克劳特提到的“这个人”，正是国际投资界闻之色变的索罗斯。无疑，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现代“赏金杀手”，也有人说他是不世出的天才。1992年他率先挑起的阻击英镑一役，不但重创英镑，让英国和意大利黯然退出了欧洲为欧元诞生而启动的汇率机制，也让他赚得盆满钵满、声名鹊起。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嘲弄在索罗斯面前败下阵来的英格兰央行行长莱蒙，在公众面前“沮丧地背着手，看上去像个囚犯”。
阻击英镑的战役大功告成后，索罗斯并没有急着离开伦敦这个是非之地，而是在那里坦然接受了伦敦《每日电讯》的采访，公开为自己的投机行为辩护，并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英镑暴跌，自己获得了超过10亿英镑的利润。
此人性格之强悍不羁，由此可见一斑。
克劳特所谓的“指点”，当然不是去找他当面请教，而是依靠一种我们熟悉的方式：窃听——它远比当面指点更为可信。
收拾好行头，我和克劳特在第二天就抵达了曼谷。
曼谷，这座东南亚著名的旅游城市，在12月的日光下显得格外温驯，也许这是它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之一。不太冷，也不太热。不过，我想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一座能吸引全世界的游客来此观光的旅游胜地。除了佛塔和人妖这两个极端对立的事物，我没看出这座城市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倒是它凌乱的街道、拥挤的交通和一种酸溜溜的柠檬，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按照我们得到的消息，索罗斯一行要第二天才抵达曼谷。住进曼谷方面的人员为我们安排的住处后，克劳特对着手里的一张纸，边在房间踱步，边思考着什么。我则打开曼谷方面递交过来的一口精致的小皮箱，仔细查看里面的装备。
“迈可，你觉得索罗斯会对人妖感兴趣吗”？克劳特一手托着下巴，笑嘻嘻地盯着他一直没放下的纸片，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噢，也许，很多人都说他是头怪兽，没准，他真有那种特别的口味”，我一边关上皮箱，把它放进抽屉，一边打趣道，“要不，他怎么会大老远来这个地方过圣诞节”。
“如果我能拍下一张他和人妖共舞的照片，倒是件送给儿子的好礼物”，克劳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今天这个迷人的东方之夜，你难道不应该有点想法吗”？
“我想再仔细研究下索罗斯，这个人实在太有趣了，他身上有很多我看不明白的东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哈哈，迈可，你太紧张了”，看着我一副认真的样子，克劳特哈哈大笑，“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我不是说过，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吗？索罗斯，没错，他是个操作方面的技术天才，我们这趟过来，不过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时机方面的信息而已，这是个简单的工作，放松些，去喝一杯怎么样，我知道这里有几个很不错的酒吧”。
“不了，真的，我想我没必要去破坏那里的气氛”，黛米的事，还在我心中留着浓厚的暗影。
“可是，你没觉得，如果你不去，也会扫了我的兴吗？”，克劳特半真半假地笑望着我。
“好吧，只要不看人妖和泰拳格斗”，我走过去，拿过桌子上的车钥匙。
曼谷方面配给我们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卡迪拉克，我刚拉开车门，克劳特在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迈可，还是我来吧，这个城市的交通糟糕透了，你来开车的话，我担心我们会在这个庞大的乡村公园里迷路”。
草草吃完饭，克劳特就熟门熟路地把我拉到当地最富盛名的夜总会，一直玩到凌晨一点，才兴意未尽地打道回府。
回来的路上，克劳特突然想起什么，“迈可，你说你对索罗斯很感兴趣，觉得他有很多地方看不透，能说来听听吗”？
“噢，我还以为你不感兴趣”。
“是的，与一个美丽的姑娘比起来，我也许对后者兴趣更大，但是，现在咱们不是已尽兴而归了吗？哈哈”。
“呵呵……我想也许，也许索罗斯比那些报道堆砌的说辞更神秘，克哥，你想想，假如，一个赌徒，在赌桌上赢了一个蛮有实力的家伙很多钱，散席后，他最可能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赶紧离开，那地方对他而言，可是个是非之地”。
“问题就在这里，索罗斯在重挫英镑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伦敦，而是在那里炫耀他的胜利”。
“这没必要大惊小怪吧——可能与他强悍的性格有关，你知道，很多天才都有与常人迥异的地方”。
“单独来看，这可能有些道理，但是，我总有个挥之不去的感觉，他那些过分夸张的言辞里面，还包含了另外的东西”？
“噢？另外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问题并非报道所说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我对索罗斯产生疑虑的缘由，来自南斯拉夫之行，那趟远行，不但教会了我永远不要从事情的表面去看问题；也让我对本国政府对欧元的担忧和背后的一些谋划，有了非常直接的了解。
索罗斯不合常理的高调，让我不由自主联想起了另外一些事。
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启动“欧洲汇率体系”，用以评估各国货币与欧元的比值。如果美国政府不乐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欧元诞生，除了通过推动东欧剧变，试图以此让欧盟的组成复杂化外，它还会怎么做？
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某种方式，摧毁欧元，以中断欧洲一体化进程，实在不行也得削弱欧元的价值。事实上，索罗斯做到了，他狙击英镑和里拉的投机，让英国和意大利退出了这个“汇率机制”，确实给酝酿中的“欧元”带来了重创。正如一个退休的法国外交官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说，“盎格鲁一萨克逊的投机商破灭了欧洲的希望”。
无疑，这是美国政府乐意看到的一个结果。索罗斯这种与美国政府对欧洲的策略具有惊人一致性的原因，难道只能用“巧合”来解释？如果将这种一致性假定为有某种联系，索罗斯的行为或许才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在这种联系下，索罗斯需要大张旗鼓宣扬英镑的失败，以增加整个英国的挫败情绪，从而达到逼英镑主动退出“汇率机制”这一目的。
“迈可，你的脑袋瓜子还真有点与众不同”，我的分析显然引起了克劳特的兴趣，“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过多思考这类问题，它们完全在我们的职责之外，记住，现在我们正处在一场大仗的边缘，而索罗斯，是个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的人”。

第八章


28

索罗斯的泰国之行果然低调，甚至低调得有些别扭。
除了自己那位也许意在掩人耳目的花枝招展的模特妻子外，此行他只带了两个保镖，连一向形影不离的助手都没跟在身边。
我们的车静悄悄地跟在他保镖的车后。
“哈罗，老朋友，我正在去住处的路上，你那里完事了吗……噢，不，不，这完全是苏珊（注：索罗斯第二任妻子名叫苏珊）的主意，她想赶在下一个雨季前，来这个东方国家的海滩散散步”，索罗斯乘坐的那台车里，传出了一个老年男子带有轻微鼻音的声音。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提议，我倒乐意当一个听众……好的，待会见”，隔了大约5分钟，监听器里再次传出那个老年男子的声音。
索罗斯一行的车，停在了悦榕度假酒店的门廊下。这是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5星级酒店，里面全是套房，在曼谷可谓独此一家。
“果然是他”，克劳特盯着车窗外，嘴里嘀咕出了一句。
“谁？”
“一家英国银行在泰国方面的负责人”，克劳特对窗外酒店的门廊方向努努嘴，我伸头看了看，一个大腹便便的西方男人，正艰难地把自己从宽敞的奥迪A8中扒出来。
“真是个不知节制的家伙”。
“这倒挺符合他们这个行业的本性，我说，迈可，你猜他们会谈什么”？克劳特讥讽地瘪瘪嘴，若有所思地盯着那个家伙的背影。
“不知道，也许他们会赌明天早餐甜饼的颜色”。
“这么说其实也没错，他们爱好此道……嘘”，监听器通过声波特征检测，终于定位出了一个带鼻音的男人声音——
“亲爱的，那不过是一个老朋友而已”。
“乔治，难道你想看到我们走过的海滩，留下的是三个人的脚印”？声音听起来很娇媚，应该是苏珊。
“噢不，我想这只是礼节性的拜访……我保证，当我们在海滩漫步的时候，后面干净得连一条狗都没有……等等，他可能就在门外了，我去迎接他一下”。
“哈罗，乔治，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亲爱的，我的大美人儿，你没把乔治折磨得连我们这帮老朋友都记不起了吧”？
“啊哈，杰克，5年不见，你还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一阵热闹的寒暄后，两人的对话直奔主题——
“乔治，能透露点你了解到的消息吗？格林斯潘怎么看这边的情况？我不相信你来这里，只是为了过一个浪漫的圣诞节，别瞒我，在你心里，最浪漫的，永远是听到数不清的钞票哗哗流进自己口袋的声音”。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我想我在这边的公司那些资本项目下的交易情况，你也该是一清二楚啰”？
“嘿嘿，您是大人物，我们哪敢怠慢，实际上，我们不但将您那几家公司私自列入了特殊账户，而且还串接了它们在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盘古银行、京都银行的交易记录”。
“真是头敬业的老狐狸，那你也该知道，我已经在这赔进去了两千多万，难道你没有点义务为你的客户说点什么吗”？
“乔治，我要说的是，也许，这次你又选对了目标”。
一阵沉默，也许鼻音男在笑而不语。
“我们是生意人，乔治，我只从生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知道，这10年来，泰国的经济规模在急剧扩大，自信心也空前膨胀，我想他们脑子现在已经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在天堂，也许，在月球上，因为投资的拉动，钱来得太容易了，这成为一轮又一轮刺激经济的理由，而且政府也提供了很多便于资本流动的宽松政策……我想，现在他们用以支付信用的战略资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今年的官方统计虽然还没正式公布，但已经出来了，是负增长，明年他们那些超过两百亿的短期债务，恐怕会出现偿还问题——前几天我们几家银行开了个碰头会，发现最近几个月的坏死账，与去年同期比上升了200%……”。
“看来确实不错，泰国是东南亚最薄弱的环节”。
“天哦，乔治，你说什么？难道你要对整个东南亚动手”？
“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抓住它呢”？
“这这这……这超出了我的想象，乔治，你可要小心你的胃，也许它装不下这么多东西”。
“当然，单靠我一个，肯定不敢贸然行动，但是你们，还有布鲁斯、约翰逊、保罗、高盛、摩根、美林这些家伙，难道对此真的无动于衷？”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你想怎么办”？
“我需要泰国所有银行的坏账和潜在坏账的资料，你那里能收集吗？还有，你们能借给我多少泰铢，如果按以往那样的条件”？
“所有银行倒不敢说，但主要银行的坏账资料，应该没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行业风险协调委员会调到这些资料……至于泰铢嘛，我们这里的存量还是比较充裕的，可以按老规矩拆借给你们”。
“我是说真的，老规矩，即使美联储加息后也不能变”。
“噢，美联储真要在这节骨眼上参与打劫吗”？
“不，不知道，我只说‘假如’，你们那不会有问题吧”。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吧，明天我的助手会从美国通知这边的公司去和你们签署一份协议，我就不露面了，杰克，你可别乘我不在，搞什么小动作”。
“嗨，乔治，这是哪里话，如果有什么散失，我亲自登门谢罪，先让珊美人把我剥个精光，您再一枪崩了我——我知道您收藏了好几把19世纪中期的左轮枪”。
“别尽想美事儿了，杰克，我想在这里尽快约见一些人，完了好陪小珊去芭提雅，这是我许下的诺言，你不会见怪吧”。
“不，不不，我完全理解，很高兴能和你再有合作的机会，我想我该告辞了……美人儿，我差点忘了，我这里有一件送你的礼物，瞧，喜欢吗？……”。
整个会面，没超过30分钟，我疑惑地看着克劳特，“这么简短”？
“不，我倒觉得，他们至少交流了5年以上的情况”，克劳特缓缓启动车子，跟在了杰克的车后面，直到看到那辆车开到汇丰银行门口，那个叫“杰克”的家伙再次艰难地从车里把自己扯出来，步履蹒跚地走进银行大门，才掉头返回悦榕度假酒店。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索罗斯马不停蹄地会见了当地一些外资银行的负责人，对话内容与克劳特和我之前窃听到的内容大同小异，实际上，都比不上之间的窃听那么坦诚直接——看来这些人中，杰克和他交往最深。
不过，虽然索罗斯随后的谈话更隐晦，但所有被约者，几乎都在顷刻间对索罗斯的意图心领神会，同意了他的一竿子合作建议。
我还没从那些枯燥的对话中听出多少门道，索罗斯就带着他老婆离开了曼谷，住进了芭提雅。
“这就完了？”看着克劳特开始准备打道回府，我有些泄气，在我看来，索罗斯那些文绉绉的交谈和拆借合约，并不能和克劳特吹嘘的一场“大仗”匹配。
“你还想听什么？听他和老婆做爱时发出的那种野兽般的嚎叫”？克劳特揶揄地看着我。
“这个这个，当然不是”，我脸一红，“我只是觉得这太简单了，简直像个蹩脚的学术交流，克哥，你不是说这是一场可以改变历史、写进课本的战争吗”？
“不错，难道你没看出来，好戏已经开始了”？
“这就开始了”？
“是的，你就等着瞧吧！我想，不久，海西里因就会把交易板后的一些惊人数据传给我们”，克劳特给曼谷方面交代了如何继续紧盯索罗斯后，就返回了马尼拉，在公司召开了一次董事会。
过了十多天，好戏真的开始了，先是泰国公布头一年出口和经济均为负增长，随后格林斯潘宣称，将对美元加息。紧接着，媒体上出现了唱衰泰国经济的文章——东南亚这个最薄弱的环节，需要为它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买单了。
美元加息是个准确无误的信号，吹响了潜伏在东南亚的各路投机资本的行动号角，泰铢对美元一改1996年下半年以来的交易疲软态势，交易量和价位开始出现了急剧波动。
海西里因那边不断传递过来消息：泰国各银行的坏账截止1996年底，为235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需要偿还的短期债务超过300亿美元……索罗斯从汇丰拆借了20亿泰铢看空泰铢，一边抛售泰铢现货一边购入泰铢对美元远期合同；保罗从渣打拆借了10亿泰铢跟进；美林投入10亿看空泰铢；高盛投入5亿泰铢购入美元远期合同；摩根暂未有动静；新加坡投行投入3亿泰铢看空泰铢；京都银行接盘；泰国军人银行接盘……
一组同时涉及到现货、汇率、货币、股票、期指市场的攻势，毫无先兆地在1997年1月全面拉开，并在突然转向的媒体舆论的配合下，开始在证券市场引发出所谓的“羊群效应”，短短十多天，泰铢比美元的价格就下跌到26.18，跌到了10年前的最低点。
“天哦，泰国政府在这个时候，还会主动抛售泰铢？这不是在加速泰铢贬值帮我们的忙吗”？拿着手里厚厚一摞资料，我觉得泰国政府实在是太愚蠢了。
“不，迈可，我倒不这么看，我倒觉得泰国这招棋很有深意，除了试探对手外，还有暂时扩大市场容量，以及主动贬值以从市场囤积美元，便于未来进行反击的意图，我想没人比他们更清楚未来半年泰国需要偿还的坏账数目和国内经济的泡沫程度了，他们可能对泰铢贬值有个心理价位，市场一旦突破这个价位，他们才会开始反击”，这十多天，克劳特忙得团团转，整天烟不离手，整个人似乎都夹裹在烟雾中，“只是，事情到现在这种程度，就是上帝来也救不了他们了”。
果然，当泰铢价位突破1986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后，泰国政府终于忍不住了，开始从市场正面组织反击。
也许是从美联储的突然加息，泰国方面觉察到了这场战争的来者不善，感到就算自己主动拉低币值为市场放血，也依然不敌对手，只有团结起东盟其他国家，大家一起向市场发力，才有胜算的可能，于是，泰国政府一边拉高利率，动用外汇储备填仓，一边纠合盟友，在曼谷召开了一个“东盟国家央行行长碰头会”，讨论这一已在泰国浮出水面，并开始波及到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证券市场的货币投机事件。
碰头会确定了“在可能的情况下，动用外汇储备主动干预市场，以平息市场投机”这一策略，但基于”对市场的尊重”，也同时确定了各国可以用于干预市场的资金的最高额度。
这正是索罗斯们希望的策略。确定下这个策略的当晚，两个投机大鳄有这样一个简短的通话——


“乔治，他们准备围捕我们”。
“那好吧，我们就从大洋这边瞄准他们”。
“这些国家的外汇储蓄，加起来可是接近2000亿美元”。
“我希望它们成为咱们的囊中之物，保罗，如果这个地区的投资人早一点对市场失去信心，也许会减小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大家都这么想”。

在得到东盟国家的口头支持后，泰国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泰国央行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市场上关于泰铢要继续贬值和将放弃联系汇率的传闻，并开始加大反击的力度，不断往市场投入美元货币，一时间，市场硝烟四起，出现了波动剧烈的拉锯战。与此同时，舆论界出现了一股声音，声讨起前段时间政府的决策失误来，认为“此前政府主动抛售泰铢加剧了泰铢贬值风险，有人应该对这一决策负责”，矛头直指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林日光博士、商业部部长纳隆才博士和央行行长仁猜•马拉甲。
在舆论的追逼下，泰国央行不得不公开一些金融公司在房地产方面的坏死账，要求提高坏账准备金，并要求拨出总额500亿泰铢的备付金。
这一真相的公开，引发了泰国政府一直呼吁的“市场信心”的雪崩，眼看干预市场资金的限定额度快用完了，泰铢下跌的势头却依然不减，泰国政府于是再次采用“以市场的手腕解决市场问题”策略，忍痛出卖泰铢未来利益，向市场抛出了150亿泰铢的远期合同，希望通过继续扩大市场盘面这招，把泰铢稳定在低价位置。
可是，泰国政府把投机商的力量和野心想象得太小了，投机商迅速吃下了这150亿泰铢远期合同的8、9成后，开始耐心等待另一路狙击者的出现。

29

1997年4月，新的狙击者闪亮登场——
4月11日，世界著名评级机构——美国穆迪通过新一轮评估，将泰国大城、京都、泰国军人三家大银行的信用级别由A2降到A3级，两周后，又将它们的级别由A3降到极度危险的B1级,由此，泰国银行向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之路被活生生地割断了。
被截断了“国际水源”的泰国央行，不得不再次缩回打出的拳头，终止了向市场无限量抛售泰铢远期合同这一行为，开始真金白银一次性拿出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抛向市场，与投机资本赤搏，同时向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发出了求救信号。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几个月前就已经潜伏在期货市场、需要交割的合约，量突然变得非常之大，最重要的是，市场已经失去信心，国内的中小投资者开始纷纷跟风，看空泰铢，反对党也感到找到了壮大自己、打击对手的好时机，乘机通过媒体撰文、集会、演讲，向现政府发难，泰国政坛一时风声鹤唳、最高当局感到左右为难——他们发现，无论怎么做，最后的结果都是错误，并遭来公众和反对党潮水般的指责。
所以，虽然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印尼、菲律宾出于稳定本地区金融的需要，在5月都与泰国签署了紧急资金援助协议，中国、香港、日本分别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金的紧急贷款，并让汇率市场的泰铢比美元的价位一度出现反弹，但终究还是没挡住泰铢下跌势头。
6月，几个月来一直处于风头浪尖的财政部长林日光博士和商业部部长纳隆才博士，因为没能阻止泰铢一路走低，而被迫辞职，新任部长是获得过美国西北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并曾在日本横滨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他侬——又一个备受尊敬的老海归。
他侬放出的第一把火，是“断流”，要求16家资金不足的上市金融公司中断股票上市交易，停业整顿，并令这些公司和五家财力雄厚的金融公司的任意一家合并。以使金融公司拥有充足的资本金，从而达到降低金融风险的目的。
但是，这一招，也等于在向世人宣布，泰国金融业已经面临资金不足的严重局面。一些媒体抓住这个能吸引眼球的好线索，开始预测金融业的黑洞到底有多大，这无异是在对泰铢走向深渊推波助澜，于是，多米骨牌倒下的声音，变得更加密集响亮，外国金融机构见此情形，纷纷停止向泰国金融机构贷款，索罗斯乘乱首次亮相，预言“泰铢将继续狂跌２０％，甚至可能更多”。德国《法兰克福卫报》迫不及待将这位“伟大的投资家”的结论传向全世界……以索罗斯的行业地位和影响而言，这等于给正被架在火上烘烤的泰铢判了死刑。
市场信心彻底崩溃，出现了更大更势不可挡的抛售泰铢潮，几天时间，泰铢的下跌幅度就超过了２０％，很多投机者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一些亏了钱的兼职投资散户，成群出现在泰国一些城市的大街上，愤怒焚烧索罗斯画像……

“可笑，真是可笑，这些可怜的、所谓的投资者”，克劳特拿着一叠刊载着“泰国投资者愤怒焚烧索罗斯画像”大幅照片的报纸，面带讥讽的神色连连摇头。
“我倒挺理解他们，难道不正是索罗斯让他们亏钱了吗”？这半年以来，我天天忙着整理经由海西里因传递过来的情报，对此感触尤深。
“不，我不这样看，我并不觉得索罗斯比他们更贪婪，也不觉得他们比索罗斯更高尚……当这些蠢货每个交易日能赚１０００泰铢，或者更多钞票的时候，他们是否想得起去烧索罗斯的画像？他们哪个不在那些每天只能赚１００，或者５０泰铢的农夫，小商贩面前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亲爱的迈可，正是因为他们每天能赚１０００泰铢或更多，才引发了今天这个局面，索罗斯和他们一样，不过是在利用这个市场赚钱而已，是的，也许他发现了漏洞，并利用了这些漏洞，但这只能说明他比别人更聪明，也更有力量，更能左右局势，如果英镑不高估自己的币值，以想在欧元诞生之日占更大的便宜，索罗斯会成功吗？如果泰国不盲目扩大经济规模，预期市场不显得那么狂热，今天的泰铢会像瀑布那样暴跌吗？这些可怜的蠢货也许到死也不会明白，当他们轻易能从市场挣来比一般人更多钱的时候，他们也为自己挣来了被人耍弄和蹂躏的命运，这不是报应，而是一种必然……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当然，我想我对这个道理——在小史迪威和克莱特的熏陶下……不再象一年前那样陌生，但我还是被克劳特那些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言辞吓着了。
“克哥，您这样说当然有道理，可我觉得，今天你……”。
“有点愤世嫉俗，有点堂吉诃德？有点牛虻？不，迈可，不是这样，这一切只是因为，我非常尊重，是的，非常尊重索罗斯，看到这些蠢货把愤怒发泄在我所尊重的人身上，我只是觉得这群蠢货不但可怜，可悲，也完全不值得同情。如果一个从不参与金融投机的人去指责索罗斯，我想我不会用这样激烈的态度对他，相反我会很尊重他，因为确实，也许这种市场的设置在强行剥夺他的利益，并强行要他承担投机所产生的灾难，但是，你瞧，恰恰是这群昔日像狗一样卷缩在证券所投机的家伙，现在在大街上成群结队地辱骂那个狠狠给了他们一耳光的伟大的证券战略家索罗斯”。
“没想到索罗斯在您心中有这样高的位置”。
克劳特神情稍稍缓和了下，他轻蔑地扔下报纸，回头望着我，“迈可，我想，你也应该尊敬他，你可知道，这半年来，他帮我们挣了多少钱吗”？
“不知道”，我确实对这个一无所知，公司的投资事宜，一直都是克劳特和那两个美国过来的副总裁在专门负责。
“这半年，我们获得了120%的利润，也就是说，差不多有一个亿，”克劳特脸上换上了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这才是我熟悉的克劳特。
“哦上帝，这太意外了，克劳特，你创造了奇迹”！我确实为这个数字大吃了一惊。
“迈可，别这样，我不是说过，这是一场规模仅次于二战的战争吗？这不过才刚刚开始”。
“真心祝贺你，克哥，祝贺你这么快就实现了夙愿，我想最多一年后，你可能就是整个中情局最富的人了”！
“迈可，这其实等于也在祝贺你自己——你也有份，不是吗？不过说到中情局最富的人，我可差远了，即使我将来应得的那份再加十倍，也比不上弗兰克，他才是迄今中情局最富的家伙”。
弗兰克？让汤姆失去了所有朋友和一条腿的那个弗兰克？
我心里一动，表面不动声色，“噢，弗兰克？没听说过这名字，他真的那么富有吗”？
“是的，他是一个前辈，一个传奇，我进入中情局的时候，他才退休不久，当然，好像不那么太光彩，他在中情局是个有争议的人，你没听说过他很正常，这么说吧，他的财富多得象一座宝库，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那样的宝库……他现在改名叫索拉亚•迈拉黑，很别扭的一个名字，就隐居在马尼拉，我去拜访过他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也许，超级富翁都有着某些常人看不透的怪癖”。
“也许吧，对了，克哥，印尼那边的事怎么样？还顺利吧”？我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我答应过汤姆，不去碰这个人。
从曼谷回来后，为了让我能全力投入这场“战争”，克劳特把印尼方面的事务，交给公司一个叫“冈萨雷斯”的本地中年人去负责了。
“噢，还挺顺利，现在的路已经差不多修了三分之一，新的镇政府修建也开始4个月了，只是据说有一家农户，其实就是一个60多岁的孤寡老人，怎么劝说也不离开自己的屋子，给他一倍于原有面积的新房也不搬，冈萨雷斯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事……公关公司也有好消息传过来，说是他们已经安排了好几次国际慈善活动让伊梅尔达，也就是马科斯夫人露面，她在那些场合表现得很活跃，还领着一些媒体记者参观了她收藏的鞋子——这真是个奇怪的女人，她对鞋子表现出的喜好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我想，也许她用在那些鞋子上的钱，就可以改变菲律宾三分之一的穷人的处境……”。
1997年7月2日，一个震惊东南亚，继而震惊全球投资界的日子！在这一天，泰国政府在耗尽国库里全部美元储备也没能阻止泰铢下跌后，终于被迫放弃实行15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把主宰泰铢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市场，泰铢全面失守了。
走投无路的泰国，终于一步步走进了那个投机者们精心设下的埋伏圈，7月3日，泰国政府对外宣布，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即开出了一份苛刻的清单，要求泰国政府按照市场的要求，全面私有化，泰国国内的所有经济资源，都必须交由市场支配，政府只能用税收来支付所有开支，并要保证盈余。
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递交过来的条件清单，几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运筹帷幄的泰国政府傻眼了——这哪里是什么经济援助，分明是一场比革命还彻底的社会变革！
绝望的泰国政府只好暂时搁下伸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橄榄枝，一边采取守势，将商业银行利率由12.5％提高至14％，一边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在中国上海召开的亚太央行行长会议上。


30

但是，国际炒家并没有给泰国突围的机会，而是开始了真正的大战役——开始分头围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汇市和股市。印尼盾、马币、比索、新元比美元的价格，在各路投机资本的包抄下，顿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紧跟着，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先后出马，表示非常关注“最近几个月在泰国发生、并有向周边地区扩散迹象的金融混乱”，并把它和两年前发生在墨西哥的比索危机联系在了一起。
整个东南亚的上空骤然乌云密布，在泰国的前车之鉴下，这些国家谁也不知道明天等着自己的究竟是什么，在国际国内一片唱衰东南亚的舆论声中，亚太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拉开了序幕。
“你觉得这个会会让事情有转机吗”？在去上海前一天，我问克劳特。
“不可能，迈可，你是否记得今年2月份那个东盟会议，我觉得这半年的局势，实际是在嘲弄东盟秘书长辛格在那个会上的倡议，2月份的那个会表明，加入东盟的这些国家，现在对彼此间合作的信任和认同，还没达到1992年欧盟各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那样的水准，这个地区在经济上最有实力的国家日本，还受制于广岛协议，实际上还在疗伤，中国，在东盟现在还只是个观察员身份，还被排斥在东盟之外，而且它的外汇储备也不多，只有1000亿美元出头，加上香港刚刚回归，我想它不太可能对东南亚的事务参与太深。而且，话又说回来，长期以来，因为受西方、新加坡和印尼方面的舆论渗透，中国在这个地区也没有得到信任，韩国？很抱歉地说，今年3月以来它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我想它已经感到自顾不暇，那里的企业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破产……那么，你觉得还会有谁能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是刚刚嚷着要靠近亚洲的澳大利亚？还是猴一样精明的新加坡？还是已经感觉到了狂风来袭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所以，我认为，它不会改变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什么”，克劳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随后几个月的事实证明，克劳特的这个分析相当正确，黑云压境的局势，让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拉西亚、印尼、菲律宾都在惊慌失措地等待属于自己的“那地动山摇的一刻”，根本无暇过多顾及与自己有唇亡齿寒关系的“兄弟”泰国。唯一的失算是克劳特忽略了澳大利亚，8月初，当哀嚎遍野的泰国投资者在泰铢、股市失守，把目光转向黄金并立即导致黄金价格飙升后，澳大利亚悍然出手，开始向市场倾销性地抛售黄金，挡住了黄金的涨势，让索罗斯及其伙伴早就埋伏在远期黄金期货中的合约没有实现其盈利意图。
7月23日，我和克劳特提前两天，抵达了这座远东最著名的城市——上海，让我意外的是，这次在机场恭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这边的人，而是一位自称是上海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鲍勃。
克劳特显然和鲍勃很熟，两人在机场寒暄了一阵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次上海会议，会议主办方已临时决定启用一套全屏蔽系统，这套系统将彻底隔断会议室与外界的联系，保证会议室里的一个电子也溜不出去。幸好这次会议邀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他们将安排克劳特作为基金组织方面参会者的秘书进入会场。
“嗨，很高兴认识你，听克劳特说，你是后辈中少见的精英”？鲍勃笑眯眯地望着我。
“谢谢，不过也许我只是比别人幸运，遇到了很多足以作为我导师的人”，我说这些可没半点谦虚的意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还挺谦虚，我喜欢这样的年轻人”，鲍勃微笑着掉头对克劳特说，“我想你们之间的合作一定愉快极了”。
“是的，他堪称我的忘年交”，克劳特也笑嘻嘻地看着我。
当天晚上，鲍勃做东，把我和克劳特拉进了外滩附近一家据说有很棒的酒吧歌手和顶级妞的酒吧。
“你瞧，那就是外滩，我爷爷曾是那里一家银行的主管，我从小就听他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东方故事，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来到了这个地方，和他工作，也许战斗过的地方只隔了几条街”，鲍勃多愁善感地端着啤酒杯，对着外面不远处灯火通明的外滩大发感慨。
“也许有一天，你还会在这里碰到你爷爷交好的那个德国人的孙子”，克劳特凑趣地接上鲍勃的话，看来，他们两个以前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是呀，如果不是那个德国人，我爷爷也许就挨了日本人的枪子儿了，战争真是件可怕的事……但感谢上帝，它没有摧毁外滩——当我把现在的外滩照片拿给他看的时候，老头子高兴得手都抖了，他甚至看出了一些建筑的装饰花纹都没变”，鲍勃和克劳特凑在一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直到乐队鼓手“咚”的一声敲响了架子鼓，他才停下来，向我和克劳特介绍起在他看来是“中国最前卫的本土酒吧乐队和酒吧主唱歌手”来。
架子鼓一响，酒吧的气氛跟着也上来了，伴随着永不过时、密集的重金属鼓点，主唱歌手闪亮登场，在前台漂浮不定的橘红色的灯光效果下，她随着脚下一路向前、制造氛围的烟雾款款而行，并不时向台下那些喝彩的酒客点头致意，既显得矜持又落落大方，看上去很美，很年轻。
“怎么样？和你们想得不一样吧？它其实不像酒吧，而象个沙龙，这是我一有时间就喜欢泡在这里的原因……如果你闭上眼睛，也许你会闻到空气里有那么一股子怀旧的味道，很热烈，很纯粹，还有些你一直在琢磨，却一直琢磨不透的东西，嗯，就像我们热闹而盲目的大学生活”，当鲍勃得意洋洋地这样介绍我们置身其间的酒吧的时候，我明白了他和克劳特特投机的原因——他们的骨子里，有着某种相似的东西。
主唱歌手伴随着乐声，唱起了一首中国歌，虽然我不太懂歌词，但她有不亚于一流歌手的声线，声音听起来很舒服，幽缓、深情、优雅，让我想起了我钟爱的乡村音乐。老实说，我惊异于这种意外的偶遇，在马尼拉动身的时候，我满脑子里只有数据、期货涨跌幅线、意味深长的对话和各式各样的密谋，可压根都没去想什么乡村音乐。没想到，它居然在这么个不合时宜的夜晚，在这么个不合时宜的场合声色并茂地出现了！
让人魂牵梦萦的乡村音乐！约翰•丹佛、文斯•基尔、加思•布鲁克斯、肯尼•罗杰斯、加思•布鲁克斯（注释：均为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手）……在这些熟悉而亲切的名字中，我突然想起了仙妮亚•唐恩，一个去年才以《我的男人》获得格莱美最佳乡村女歌手奖的加拿大歌手——没出道的时候，她也在酒吧唱歌……更重要的是，她还是黛米最喜欢的歌手，也许因为都在青春期失去了父亲的缘故，黛米格外喜欢唐恩，几乎会唱她的每一首歌，她甚至固执觉得，某些时候，她和唐恩在灵魂上，还存在有某种神秘的感应……我正握着酒杯想着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几个人在齐声喊，“Shania Twain（注：仙妮亚•唐恩）”、“You are Still The One（注：你仍是我的唯一）”。
真有人提到了唐恩和“You are Still The One”？！我吃惊到有些不适应地抬起头，看到左侧几个年轻的中国人正冲着前台主唱交替喊着那两句英语。
“这是她最拿手的歌，也是我在这里听到的最好的乡村音乐”，鲍勃殷勤地给克劳特和我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这个女孩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就叫‘唐恩’，就是这几年挺火的那个加拿大歌手”。
已经唱了三首歌，刚歇下来的主唱优雅对台下一笑，走到台子中间拿过麦克，对乐队微微点了点头，熟悉的旋律，在几束有节奏晃动的光柱中骤然升起，我的心不由一颤，这正是我心痛的经典——在学校的林间小路散步时，黛米曾无数次为我唱起过的“你仍是我的唯一”：


看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宝贝
我们可能走错了路
但我们一定会到达
他们说:我打赌他们不会在一起
但是看吧，我们仍在坚持
我们依然坚定地在一起
你仍是我的唯一
你仍是我会唯一奔向的人
我所属于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你仍是我唯一爱的那个人
我唯一会梦到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睡前想吻的那个人
我们共渡难关
很高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话)
看看我们将会错过什么
他们说:我打赌他们不会在一起
但看吧我们仍在坚持
我们依然在一起很坚定
你仍是唯一
你仍是我唯一会奔向的人
我所属于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你仍是我唯一爱的那个人
我唯一会梦到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睡前想吻的那个人
很高兴我们成功了
看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不时被坚硬的摇滚重金属撞击的柔情！如诉如泣的柔情！如羽毛般漂飞在流水之上的柔情！已经被时间撕成碎片的柔情！在惊为仙妮亚•唐恩原唱的歌声中，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痛……突然，我意识到我正在哪里，正和谁在一起，忙定了定神，正襟危坐，但抬头一看，克劳特和鲍勃已经不在了，我四下望了望，原来他俩拿着啤酒杯，站在阳台上谈得正热火朝天。
我自嘲地笑了笑，端起了啤酒杯。
“我能坐一会吗”？一个衣作时尚的卷发女孩从烟雾缭绕中款款走到我面前，优雅地抬手指了指我桌前的空椅子，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没问题”，女孩看起来挺有修养，我没好意思拒绝。
“先生，就你一个人”？女孩微笑着坐了下来。
“是的，这是个意想不到的晚上，也许，也许我独自呆着，是最好的选择”，我若有所思地喝了口酒——台上的主唱已经到后台去了，乐队的人有的在忙着调音，有的在翻谱，有的在喝水。
“第一次到上海吗”？
“是的”。
“先生真会选地方，这是上海最好的酒吧”。
“我想是的，我很幸运，这儿的乐队很棒，出乎我意料的棒”。
“你是说台上那几个穷鬼？那几个乡下人？”
我吃了一惊，盯着面前的女孩，女孩略带鄙夷地望了望台上那几个正忙着的乐队小伙子，看见我在看她，又露出得体的微笑，“我说的不是他们，我是说，来这里消费的人，非富即贵，因为这儿不但环境好，而且有全上海最昂贵、品种也最全的葡萄酒，您在这里可以喝到正宗的拉菲酒庄19世纪酿造的葡萄酒，也可以喝到摩当豪杰酒庄1940年酿造的葡萄酒，还可以喝到罗马康帝酒庄1920年酿造的葡萄酒，以及来自法国勃艮第地区的红酒”。
看起来，她对红酒挺有研究，只是，她那声“穷鬼”、 “乡下人”，让我已经对她失去好感，这句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心里暗自盘算了一下，不动声色地问，“看来，你是来我这儿推销这些酒来了”？
“不，我是本地人，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推销酒这类事，都是那些外地来的乡下人做的”。
该死的，又一句“乡下人”！
不过我依然不动声色，在接下来的10分钟，我和她倾心而谈，她自称待字闺中，本地人，因为没有男朋友，找不到地方玩，今天偶然来这里坐坐，她似乎对我没什么防范，交谈中，她没有任何犹豫就陆续把自己的家庭电话，单位电话和手机写在了一张纸上——我问这些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看她是不是这间酒吧伪装成消费者的红酒推销员——这是克劳特告诫过我多次的“亚洲酒吧消费陷阱”，我微笑着收起纸条，深情地对她说，“你的知识真渊博，这让我实在太佩服了，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晚上遇到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罗伯特先生”。女孩嘴里叫着我刚为自己起的“名字”，看起来很高兴很开心。
我站起来，假装要走的样子。女孩笑着站起来，似乎准备送我离去，我停了几秒钟，看她确实没有要我消费红酒的打算，又突然坐下来，“噢，对了，你刚才似乎在说红酒？这儿有全市最昂贵的红酒”？
“是的，非常昂贵，不过，我只是听说这里有这些酒，具体的价格，我不是太清楚”。
我向服务生打了个响指。
“听说你们这儿有整个上海最昂贵的葡萄酒？能介绍一下吗”？我故意装得慎重其事地问应声而至的服务生。
“先生，我们这儿最贵的葡萄酒，是19世纪由拉菲酒庄酿造的标准装葡萄酒，但那是展览品，或者说是酒店的藏品，不销售，可以销售的最贵的葡萄酒，是1945年的皇家鹰鸣赤霞珠，15万美金一瓶，一杯3000美金，只要喝两杯以上，当晚其他的酒水瓜果消费全免，只收这酒的钱”。
我想了想，看了看正含情脉脉看着我的女孩，心里升起一种犯罪的感觉，有些不忍，于是让他再介绍介绍其他一些酒，服务生拿着装饰华丽的酒水谱，开始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向我介绍，波尔多、勃艮第、罗马康帝、摩当豪杰、马桑德拉、玛戈、迪琴……当介绍到一种每瓶4.5万美金、每杯1000美金的酒时，我叫住了服务生，“我对这个感兴趣”，然后掉头微笑着问身边的女孩，“你也有兴趣来一杯吗”？
女孩羞涩地看看我，点了点头。
我再装得很绅士地把头转向服务生，“请给我和这位女士各来一杯”。
服务生合起酒水谱，殷勤地说，“先生，这个也一样，消费两杯以上今晚其他酒水全免”。
刚和女孩东拉西扯地聊了几句，就见周围有了些轻微的骚动，一些人在扭头看什么，我也跟着无意识回头，原来是刚才那个服务生领着四个穿着旗袍的美女，托着两个盘子，排成一排，浩浩荡荡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先生，您的酒”，服务生微微向我弓了弓腰，转身对几个旗袍美女一指，四个美女立即很职业化地分成两组，一个一丝不苟地托着盘子，一个恭敬地伸手端起盘子里的酒杯，把它分别递给了我和女孩。
我和女孩谈笑风生，相见恨晚，杯里的酒很快没了。
“再来一杯，怎么样？你不会介意吧”？我微笑着问女孩，女孩再羞涩地点点头，我又向服务生打了个响指。
……喝完第二杯，我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微笑对女孩说，“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夜晚”。
女孩很乖巧地回应，“这是个充满奇迹的城市，不是吗”？
“我想是的，噢，已经很晚了，我想我该回住处了”，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需要我送送你吗”？女孩关心地看着我有些发红的脸。
“不，我没事”，我掏出皮夹，向服务生扬了扬。服务生拿着那本华丽的酒水谱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打开酒水谱。我掏出几张钞票，放在酒水谱上，站起身来。
“先生，数目不对吧”，服务生盯了一眼谱上的美钞，抬头望着我。
“这不是两千美金吗”？
“但是，先生，我想您一共消费的是四杯1975年酿勃艮第”
“不，我想您误会了，我和这位女士，萍水相逢，彼此并不认识，只是偶然坐在一起罢了”，我尽量保持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转头对着女孩，“女士，我说得对吧”。
正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的女孩闻声脸色大变，咬着嘴，表情复杂地看着我。
中国人爱看热闹的习惯还真不是盖的，只一转眼间，桌子的前后左右就站满了人，阳台上的克劳特和鲍勃见一群人围着我，不知为何，急忙进屋，
“嗨，迈可，这是怎么回事”？克劳特一脸困惑地看看我，看看表情复杂的女孩，又看看周围好奇的人群。
“没什么，我和这位女士点了两杯酒，可服务员要我帮这位女士付账”，我两手一摊，耸了耸肩。
“嗨，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就是两杯酒嘛，我来买单”，克劳特松了口气，大大咧咧地说。
“克哥，这儿没你的事，你认为你眼前这位高贵的上海女士，需要你我两个乡下人，两个穷鬼来为她付账吗？你还是收好你的钱包吧”，我按住克劳特在掏钱包的手，鲍勃饶有兴趣地绕到服务生背后，瞄了瞄摊在酒水谱上的账单，“乖乖，克劳特，你还是别管这事了，迈可这小子喝的这酒可不便宜，每杯1000美金，是1975年酿勃艮第吧”？
克劳特吃惊又困惑地看着我，我松开按住他的手，“我已经买完单了，咱们走吧”。
在我经过女孩的身边的时候，女孩依然表情复杂，愣愣地站在那里，没说一句话。


31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晚上。
我风尘仆仆地带着满脑子数据和密谋，从马尼拉来到一座远东城市，却在一个连名字都不记得的酒吧里，突然为音乐所沦陷，悲痛莫名，转眼又忍不住耍了个小阴谋，惩罚了一个瞧不起“乡下人”和“穷鬼”的年轻女孩。两年后，我听鲍勃说，这件事居然还成了那家酒吧的一个小故事，被一些熟客当笑话讲了差不多一年时间——那天晚上，女孩是打电话叫来她母亲交完钱，才狼狈离开的。
但是，我这一行为，当天晚上受到了克劳特的严厉批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他第一次如此严厉地批评我。
“迈可，对于今天的事，我有两个观点，第一，我很感谢你，似乎曾经，我向你提到过我童年的一些事，但我没想到这会让你如此耿耿于怀，我很遗憾，而这也表明，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回到住处，克劳特在问完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显然误会了我耍弄那个年轻女子的原因，”但是，我还必须批评你，我希望你记住，以后再不要这样，你不应该对一个普通人耍弄计谋，这很可耻，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没错，我们是与阴谋为伍的人，就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密谋和算计当中，但那是工作，你不应该把它拿去对付生活中，一个也许只是因为一时的虚荣心而让你不快的人，如果你真的感到不痛快，我宁愿你脱掉衬衣和她打一架，也比你用圈套的方式更君子，你不觉得是这样吗？我讨厌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伎俩，更何况，你我现在正在工作中，为什么想着要去出这样的风头呢”？
我低着头，默默听着克劳特的话，克劳特愈说愈激动的话，后来简直在向我咆哮！那是唯一的一次。卡，我多么希望，他现在还能向我咆哮。他是一个好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天才，还称得上是我的导师，但是，这么个小小的心愿，如今于我也太奢侈了……
——还是接着来说我的故事吧！
7月24日，也就是亚太央行上海会议的前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场外为这次会议燃起的硝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激烈的态度，不点名批评了“一位美国金融家”，这位医生出生的政治家称，“（他）为了反对亚细安各国允许军人统治的缅甸加入亚细安，而在幕后领导投机者狙击东南亚货币”，他甚至这样坦率地告诉马来西亚记者，“货币买卖自由，已成为某位有钱人逼迫独立国家向他低头的政治武器”。
虽然马哈蒂尔没有点名，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提到的那个金融家是谁，针对马哈蒂尔的言论，美联社迅速向全世界播发了来自索罗斯方面的声音，在这个声音中，索罗斯断然否定他是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幕后黑手。并称他一直反对极权国家参与区域市场体系事务，因为“它会给区域内的经济体带来不确定的隐患”。
这场不痛不痒的风波背后的强硬、政治寓意和暗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上海会议的实际主导者，在这一会议上，“加强各国金融制度建设与合作，以减少被投机者攻击的机会，维护金融稳定”，成为主调和共识，会后，泰国很快同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大部分援助条款，印尼也接受了该组织的一些框架性合作建议。亚洲市场开始进入一个相对风平浪静的时期，国际炒家似乎被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威慑吓得全线撤退，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8月11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全球几十个国家央行行长汇聚东京，分担该组织承诺为泰国政府提供的167亿美元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宣布，为泰国提供30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泰国渡过难关。
失血最多的泰国，又要摇摇晃晃地上路了，但哪曾料到，当国际援助陆陆续续到达，泰国交易机构刚刚被输入新血后，曾经销声匿迹的炒家，再次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交易市场，这一次不再主要针对泰国，而是对东南亚所有国家展开了一场势头更为迅猛、持续数月的全面猎杀……泰铢继续毫无悬念地一路下跌，马来西亚损失了十年以上的增长，印尼盾大跌30%，新加坡元跌了近10%，香港和炒家拉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台湾耗费了70亿美元才稳住币值，韩元暴跌50%以上……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动荡，还通过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影响到了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莫斯科、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易行情。10月27日，东京股市大跌，同一天，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更狂跌554.26点，刷新了股票下跌的历史记录。
“伟大的索罗斯，他正在创造历史，迈可，你瞧，这场没有耗费半粒子弹的战争，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多少东西”！克劳特坐在沙发上，拿着一份当地的报纸，得意洋洋地读起上面的报道来：

……曼谷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汽车刚刚下线，新刷的房子油漆还没有干，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眼睁睁地看着一伙流氓抢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不得不取消去欧洲的度假计划，把子女从昂贵的私立学校转到廉价的公立小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注：索罗斯）来到我们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国家的国民十多年的努力化为乌有”。一个为吃饭而忧虑的时代，一个需要省吃俭用的时代，已经降临在了飞快消失的“亚洲奇迹”之上……在昔日人山人海的曼谷市中心广场上，几个小贩在扯破喉咙向周围的兜售他们“出租衣服”的生意，一些私立大学的学生为了保持昔日的体面，几乎从头到脚都是租来的……曼谷奇异的风光依然是那么动人，吉隆坡的高楼大夏依然那么鳞次栉比，雅加达依然象过去那样平静，但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东西消失的，那就是昔日的富足，也许，还有希望，这种变化正在引起愈来愈多的人的失落，它让昨天的日子看起来是那样遥远，甚至象一场梦。


读罢，克劳特忍不住哈哈大笑，赞扬那个撰稿人“视野辽阔”，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堪比一个成功抓住了“时代心肺”的文学家。
“克哥，你现在好像有些变了，在别人骂索罗斯的时候平静多了”，我记得，几个月前，当看到报纸报道曼谷有人在街上焚烧索罗斯画像的时候，克劳特立即变得怒火中烧。
“不，迈可，我想我依然很尊重索罗斯，但我对这些失败的家伙，也许不再生气，事实上，现在我不但认为他们愚蠢，还觉得他们懦弱——你看见他们中哪一个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站出来说是自己的错误引起了这场灾难？不，没有，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所有人都明白一个事实，这并不是个完美的世界，不是吗？索罗斯，我认为他只是个精通市场规则，善于发现错误并抓住机会的天才，如果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家不好高骛远，不盲目依靠西方的市场，尤其是资本来为自己捞政绩，他们会有这场灾难吗？我不这样认为，而事实上你也看到了，正是此前巨大的泡沫，才引发了这场灾难，我甚至至今都没看到这场灾难的终点，这其中的很大原因，其实在于这些大人物一直不愿面对真相”。
话虽然这样说，但克劳特在行动上，还是表现出了矛盾的一面，比如我们的公司在东南亚危机期间所有投机业务，至始至终都没有将马来西亚作为目标，克劳特将它解释为是想向“一个走投无路、只剩下时不时对国际舆论咆哮以发泄愤怒的政治家抱以敬意”，而那个他声称抱以敬意的政治家，却恰恰是老把炮火对准索罗斯的马哈蒂尔。
我一直没弄懂克劳特这自相矛盾的言行背后，到底存在什么奥妙，直到几个月后我去拜访鲁考斯，和他进行了一番交流后，我才对此有所领悟，这是后话。
时间一天天继续，我也一天天忙着收集、汇编从海西里因那边传过来的各式各样的情报，它们有公开的报道，有银行内部的各式预测、行情走势分析，有索罗斯、保罗和约翰逊所属公司的资金动向。除了作为动态传向总部的资料外，我还为自己预备了一个专门的笔记本，记录了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大事——我越来越确信，这场危机会如同克劳特所说，将重要得“出现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中”。
9月17日，在新一轮的狙击性抛售下，东南亚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昨日全线下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这一天表示，他不想看到一些集团到马来西亚来“毫不负责地掠夺财富”。马来西亚将禁止那些使马元汇率滑落20%的“粗野人”入境。
9月19日，第一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在曼谷落下帷幕，在这个备受关注的国际会议上，新加坡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秉承了新加坡籍政治家的一贯风格，作了一番冗长而无实际内容的发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董事经理郑国枰则将这场危机形容得更夸张，他哗众取宠地表示，东南亚虽然正在经历风波，但并未蜕变为小绵羊、小花猫或者纸老虎。而可能像美国80年代一部电视剧所描述的情况那样，“在巨大情绪压力下蜕变为魁梧有力的绿色怪人”，只有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认为“危机并非来自汇率，而是经济结构需要凋整”。
9月20、21日，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在香港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研讨会期间，彼此发生了第一次直接的、正面的公开冲突。
马哈蒂尔是大会首日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发言人，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不但抛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而且讲矛头直指索罗斯，马哈蒂尔觉得，“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的、不具生产力和不道德的，所以应该禁止，应该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他说，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实际货物与服务交易额多了20倍，但世界并未从中得到什么实在的利益，有关交易既没有制造就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是通过使人家变得更穷而赚取盈利的。
马哈蒂尔炮轰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巨富通过强迫马元贬值和“强奸”马来西亚的股市，把该国的发展拖后了10年。他抱怨说，“在民选国家，选民可以让政府下台，却没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我在这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能说出来”，这番话在现场引起了哄堂大笑。
碰巧的是，第二天大会排在最后的主要发言人，正是数次被马哈蒂尔公开指责为东南亚金融风波罪魁祸首的索罗斯。
作风强硬的索罗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还击的机会，在当天的演讲中，他不但对马哈蒂尔反唇相讥，认为马哈蒂尔关于禁止外汇买卖的言论是“太不恰当”且“不值得认真考虑”的。该政策实施后所造成的资金不可兑换，将给马来西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还在研讨会后召开一个有逾百名传媒代表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上，索罗斯郑重声明，马哈蒂尔对他和他属下的基金作出的多项指责，都没有根据，他们并不是马来西亚市场的主要炒家，自已之所以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波中遭到特别针对，尤其是受到马哈蒂尔的“疯狂指责”，是因为马哈蒂尔需要一只替罪羊来掩饰自已管理国家失当的过失……他对受到波及的国家与人民都感到同情，但对马哈蒂尔就一点同情都没有，“他应该负责”。他批评马哈蒂尔是一枚“无定向飞弹”，造成了很多破坏。
紧接着，美国财长鲁宾也迅速对马哈蒂尔发表的“禁止货币买卖”的演讲作出反应，强调“货币交易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
10月6日，印尼盾兑美元的汇率创下历史新低，变成了1美元兑3860盾，两天后，印尼表示愿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
10月19日，上任才4各月的泰国财长塔农，公开表示了辞职意愿，韩国则出台了一个数十亿元的计划来协助银行走出坏帐累累的困境。
10月26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对形势作出了乐观估计，他认为，亚洲货币不太可能再遭炒家进一步狙击，香港也许是最后一个面对货币与股票风波的地方。
11月1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继续口出惊人之语，提醒发展中国家不要轻易被“自由化”和“全球化”迷惑，因为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还无法与先进工业国家竞争。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在先进国家投资，如果他们开放本身的市场让先进工业国的产品登陆，势将造成当地产品面对先进工业国的竞争，最后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马哈蒂尔说，“我们已可看到自由化被滥用，它正在破坏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
同一天，为了整顿本国银行制度，印尼封闭了16家财政上有问题的银行。其中一家银行股东是苏哈托儿子。这一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存户到有关银行提款。这些银行设在雅加达和万隆的一些分行和提款机外面出现了长龙。为了应急，新加坡和日本决定个别为印尼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印尼恢复支付。
10月30日，马哈蒂尔对金融危机的批评升级，他继续愤怒地对本国媒体指出，除了国外炒家外，一些只顾自己利益的马拉西亚人也在抛售林吉特，换取外币存进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他还批评那些乘机提高物价的商家，认为他们“与那些最近破坏马来西亚经济的人没两样”。

32

差不多经过了一年时间的耳熏目染，我才总算大体弄清了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它正如同克劳特所预言的那样，是一场不可多见的、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大战役，这场前后持续了近两年战役，参与博弈的势力之多，使用的手腕之繁复，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研究之透彻，对市场投机心理洞察之准确，铺设陷阱之巧妙，让我叹为观止，佩服得五体投地。
它起源于导致东亚、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理念——让马哈蒂尔在危机过程经常诅咒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这一趋势所启动的产业转移，让这些国家获得了与西方市场接轨的机会，迅速形成了出口型经济，并引导了经济持续的高增长。由于这种高增长收益不均衡，以及对西方市场机制的绝对依赖，使该地区经济逐渐从出口型过渡到出口—投资拉动型，并因为良好的预期和发展的不均衡，在本国诱导出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形成了资产价格远远高于社会能承受能力这一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被理解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存在巨大的贬值风险，这一风险潜在的巨大利益，在被反复评估后，终于吸引了至少四路人马的猎杀。这四路人马，一路是各路跨国投机资本，包括隶属于他们的专家队伍，他们参与猎杀行动的造势和具体操作；一路是美联储和世界银行，它通过升息和降息影响市场和舆论，客观上对投机资本起到了发出出击或潜伏暗示的作用；一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负责为危机原因和解困之道提供官方解释和意见；一路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评估机构，他们在危机中的行为，有力狙击了东南亚各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寻求帮助的资金通道。
危机爆发以来，几路大军同声共气，有张有弛，除8、9月份在香港市场和泰国黄金市场上稍有闪失外，几如摧枯拉朽般席卷了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这些国家对抗之下纷纷败下阵来的原因，除了他们处于市场下方，没有掌握到资本市场的决定力量和资源外，本身还存在死穴，这个死穴就是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所说的”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危机爆发前的数年，产生了它自身既难以消化，也无法承受的泡沫。

12月2日，第二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在香港拉开了帷幕，在这个会议期间，准确地说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为韩国协调了550亿美元贷款这一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国际援助，以“拯救濒临破产的韩国经济”这一消息，并迅速被舆论界评论为这意味“韩国经济崩溃以及发展独立自主权彻底丧失、韩国奇迹成为昨天”后，印尼总统特使秘密会见了香港金管局的官员，表示自己的国家非常仰慕“香港对投机资本的成功狙击”，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渠道，传递印尼渴望尽快与北京进行全方面密切合作的意愿，以遏制本国货币币值持续下滑、经济一落千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机打劫的窘境。
听完印尼总统特使的那段录音，克劳特笑起来，“印尼想溜”。
我也觉得挺奇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已经答应和印尼合作，为它提供足够的资金了吗”？
克劳特揶揄地看了我一眼，“你可知道这些资金使用的条件”？
事实上，一个多月前，我看过这些条件，它们甚至不是秘密，而是已经被多个国家的媒体公开报道过，无非是更充分的市场化，以建立一个规范的自由市场之类的建议和约束。但是，我没从中看出什么特别的意思来——这些国家不是一直在提倡这些吗？
克劳特把自己陷进松软的沙发里，顺手点了一只烟，“迈可，我记得你问过几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为什么会掺和到这里面来，那么，现在你可以看看这些条件，它们除了可以保证世界银行获得一笔巨额的、回报稳定的生意外，还为自己国家的企业创造了无数机会，你应该知道，这些东方国家，有自己的传统，它们所谓的市场自由，从来都不会包括自己的核心资源和产业，如能源，大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基础性产业，但是，危机是它们放弃这些传统的好机会，而且，你也看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这样干的，我想，虽然苏哈托答应了合作，但合作框架下的具体条款，可能会让他废寝难安，毕竟这不是简单的援助，而是包含了放弃某些被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传统的条款，我想这是他现在秘密接触中国的原因，这个动向应该立即让总部知道”。
事态发展很快，印尼和中国的前期秘密接触很快公开化了，也许是出于对几天前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经商最佳的亚洲城市”这一评选的报复，12月14日，也就是亚细安－中国的“9＋1”峰会正式召开前一天，中国连续高调表示了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都分别公开表示,中国愿意参与建构一个机制化解决当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交流。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副财长萨默斯也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声音，表示“刚达成的环球金融服务业自由化协议，应能促进私人资金流入因陷入经济危机而正在挣扎的亚洲国家”。他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102个国家参与谈判所达成的拆除金融服务业贸易壁垒的协议，是对动摇亚洲市场的信心危机所作的“重要反应”。

尽管中美两国几乎在同一天针对危机表了态，但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没有多少国家理会来自美国正、副财长的声音，反而对中国的态度抱有浓厚兴趣，秘密求援的印尼自不必说，同样深陷危机的泰国副首相兼商务部长苏帕猜则喜出望外地对媒体说，中国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将是决定危机走向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有能力在流动资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可以通过继续开放市场为东南亚国家提供帮助。
在经过前一天的吹风后，12月15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9＋1”峰会上，正是表达了参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意愿和方式，透露“中国正在考虑为印尼提供财务援助”， “中国强大而稳健的经济将完全能保证香港的繁荣”， “中国对正处在危机中的国家的处境表示同情”。在这些含而不露的话锋背后，担忧本国将再陷广场协议覆辙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则火上浇油，唯恐亚洲各国对危机认识不深，他在表示完“同亚细安、中国和韩国领袖会晤后，才发现亚洲货币危机竟那么严重，使他感到意外”后，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东南亚国家大惊失色的担忧，“半年前，我们或许能说，20世纪是亚洲告别殖民统治及从战争废墟中复苏的年代，但现在，我们不像半年前那么有信心了”。
位居四小龙之首的韩国当天的报道，似乎成了桥本龙太郎的担忧的最佳注脚，来自该国当天的新闻说，一些家庭主妇担心金融危机导致物价高涨，纷纷抢购粮食，导致超级市场缺货。南部城市光州京边超级市场一名高级职员告诉记者，“我们面临缺货问题，主要是白糖、面粉和咖啡”。需求最殷切的货项包括白糖、快熟面、食油、肥皂和罐头食物等生活必需品。而韩国电视台前一昨天拍摄的新闻画面则显示，该国各地超级市场的货架都是一副空荡荡的样子。
“9＋1”峰会各国交流的情况，让处于危机中的亚洲各国忧心忡忡，马哈蒂尔似乎凭直觉嗅到了美元背后潜藏的危险，提议“终止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让欧元和日元等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使支付进出口的货币多元化”。这一提议得到了菲律宾总统拉莫斯的赞同，他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中力挺被再次抛向漩涡中心的马哈蒂尔，认为“在现在的局势下，任何支付方式都是值得探讨的”。而最早遭遇危机、也在危机中陷得最深的泰国则闻之色变，很快开始大规模动用包括警察在内的各种政府力量来打击市场投机行为，出入口商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的行动被认为危害国家的利益，当局将会审查他们的帐目。泰国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呈报货币交易的记录，以严查“当局不能容忍的不负责任的货币交易行径”。财政部一名官员告诫公众，私藏美元用作投机用途的商人，属于坏人，一经发现即予严惩，决不饶恕。财长他侬则出面呼吁泰国人不要从事泰铢投机活动。并请求金融分析家不要随便谈起币值会再下跌。此外，政府还发誓要严惩“那些利用法律漏洞运出黄金到海外套现美元的人”，南边的印尼也如临大敌，印尼陆军参谋长维兰托甚至这样公开表态，“武装部队已经作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事端”。

第九章


33

印尼准备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掉头向中国求助的动向，很快为本国市场遭来更为凶猛的打击：1998年1月5日，印尼盾兑美元从三天前的6000:1再暴跌为6700：1。如果从1997年初算起，印尼盾至此已暴跌了65%以上，而美元价格则暴增180%，这意味着一个简单而令印尼人沮丧的事实，在没有任何额外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若以美元来计算印尼的财富的话，一年之内，印尼举国的实物财富凭空缩水了65%，虚拟财富，也就是股市上的未来预期财富，缩水的程度更高。
眼看就要步韩国的后尘了，走投无路的印尼政府左右权衡之下，加快了与中国接触的步伐，也加大了与中国合作的决心。
美国总统坐不住了，四天后，也就是1月9日，克林顿亲自打电话给苏哈托，和他讨论了印尼面临的金融问题，告之将立即派出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前去印尼访问，同他一起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克林顿特别提示，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进行更彻底的，更符合自由市场要求的“金融改革”。
几乎与此同时，总部也向克劳特下达过来了正式的行动指示：尽一切办法阻止印尼，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靠近中国的势头。
“总部的效率真高”，克劳特苦笑着把电报纸扔在茶几上，一手捏着一支烟，一手托着下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停在了窗前。窗外，远远的码头上，船只密集，一群群工人在船与船之间往返忙绿。
“亲爱的迈可，你注意到这个没有？你瞧码头上那些工人，他们和过去一年比，虽然没明显增加，但似乎也没减少，他们看起来依然那样忙绿，我想很多地方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危机却发生了——如果我只把眼前看到的事和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联系起来，我一定觉得这其中有一种东西是幻觉”，克劳特似笑非笑、却明显心不在焉地望着我，“你觉得是眼前那些忙绿是幻觉，还是我们正经历的变化是幻觉”？
“克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克劳特突然而起的思维跳跃。
“迈可，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实际上，以前我们对这个答案讨论过无数次了，不是吗？只是，偶尔，在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愿意把自己变成傻瓜，把自己放在一些常识面前——我们也许拥有征服这个世界的高深理论，却跨不过一些常识，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克劳特望着窗外一篇繁忙的码头，陷入在自己心不在焉的沉思里，“或者可以这么说，那是属于我父亲那一辈的思考，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一个兢兢业业的车间工人，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29年那样的大萧条，他和他的工友们并没有偷懒，完全没有，可生活却突然间变得很糟。今天，我们可能已经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但还是看到这样的事在继续发生，而且，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我们还突然之间成了富翁，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世界吗”？
“我唯一能感觉到的是，克哥，在收到总部的电报后，你的心情突然变得很糟”，我的直觉告诉我，克劳特突然说出这些与他平时风格迥异的话，一定是有什么重要原因，我想知道“为什么”。
“迈可，你真是个敏感的年轻人”，克劳特笑着转过头来，“在你的记忆里，总部在接到我们的情报后，一般在什么时间反馈”？
“一般在第二天，最迟第三天”。
“那么，这一次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足足拖了半个月？你没从中察觉出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出来吗”？
“没有，也许是这段时间总部太忙，也许能作这个决定的人正好出差了，也许……”，没想到，让一向足智多谋的克劳特敏感的，居然是这么个小细节，我多少觉得他有些大题小做，或者过于多愁善感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迈可，你那样认为，是因为也许你不太清楚印尼的重要性，以至不了解到我们提供的那个动向的价值……我该怎么说呢？也许东南亚其他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印尼对美国重要，这个岛国可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在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海洋公约》之后。你知道，这个国家有近两万个岛屿，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公约》后，意味着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它很多目前可能都没人居住的小岛，哪怕只有5平方米，不足一间厨房大的一个岛，也会给它带来超过10万平方米的经济专属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海洋时代的超级大国，此外，它的地理位置是如此特殊，东接澳洲、南太平洋，西邻印度、触觉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深处，是联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最重要的交通线，很多人提到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只记得起新加坡，其实，在这个地域，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弹丸之邦，而是印尼”，克劳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而且，就算彻底失去了马六甲，还有印尼南边的航线可以联通太平洋，但是，如果失去印尼，我们就会彻底失去安全感，这个地方，可谓美国的生命线——你应该知道，我们有多少石油来自波斯湾和非洲”。
但是，克劳特的这一席话，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我当然了解美国不愿失去印尼，但却没琢磨透他突然提到这些的玄外之音。看着我困惑不解的样子，克劳特笑起来，“你在想，这些和总部延迟了半个月才正式向我们下达指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对吗？”。
“是的，克哥，我想我被你之前的这些话弄糊涂了”。
“也许你我最近都太着迷于公司的生意，而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迈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也许，我们赚的那些钱，已经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或者，总部是在安排一个足以让人震惊的‘大动作’，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阻止印尼向中国求助这块事务上，你我已经不足轻重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南斯拉夫之行前的鲁考斯，心里一凉，“克哥，你多虑了吧？我们可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呀”！
“迈可，千万别这么认为，你想想，总部对印尼的重要性，只能比你我更清楚，对这么重要的国家如此重要的动向，总部不可能不重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迟迟得不到行动指示？而且，半个月后姗姗来迟的行动方案，又如此含糊不清？”克劳特苦笑着望着我，摇了摇头，“至于说到工作，我不觉得我们没有失误，比如，我们是在香港窃听了印尼特使的对话后，才知道印尼准备向中国求助，你应该知道，这对印尼这个国家而言，并不是个简单的举措，从1965年以来，它至少已经杀死了30万以上的华人，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与中国积怨最深的国家之一。印尼国内排华气氛也一直很浓，除了1965年针对华人的大屠杀震惊世界外，1968年，因为新加坡政府将一些印尼船员判刑，引起泗水的排华暴动；1970年，因为一名住在苏拉维西的华人对穆罕默德语出不敬，导致了当地的反华运动；1973年，爪哇万隆发生过排华暴动；1974年，因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出访印尼，引起当地反日示威，并演变为了排华暴动；1980年，在爪哇一个叫梭罗的小地方，在一名华人与一个印尼学生因为脚踏车互撞而发生口角后，当地华人商店立即遭到攻击，并引起了全国性骚动；1982年底，因为苏拉维西（注：现已改名为乌将潘丹）首府──望加锡谣传有一名少女被华人所杀，二十多家华裔商店遭焚毁；1983年，松巴洼岛发生排华暴动，数十间华商被劫；1984年，雅加达发生排华暴乱，死伤数十人；1986年，还是泗水，因为一名华人虐待女佣的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长达数周的排华暴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反华排华传统的国家，它要正式决定倒向中国，一定会经过冗长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还有，对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我们的行动也过于软弱，一直没找到有效的办法让他闭嘴，只是毫无痛痒地攻击了他好大喜功，为了好看的数字，任由马来西亚的经济在通往泡沫的路上一路狂奔……看吧，这场危机使他简直变成了一个职业的‘反美斗士’，一个月前还跑到南美一些国家作了几场对美国很不利的演讲，甚至几天前还质疑了美元，嚷着要终止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我想这个状况，总部不会满意”。
我一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克哥，您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确实，我也开始觉得奇怪了，这次总部给我们的指示的确太过含糊，问题很严重吗？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会不会被——‘召回’”？
“这里面确实应该有些问题，不过，迈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克劳特看我皱起了眉头，宽慰地拍拍我的肩，“毕竟我们也没闲着，从这个公司，总部拿得比你我加在一起还多得多，让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另外的东西”？
“是的，我担心总部在策划一个什么大计划”。
“这个这个，克哥——”，我刚刚有点明朗的心，又重新糊涂了。
“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甚至违背我们道德底线的大计划”，克劳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仿佛在自言自语，“现在我们唯一能抓住的机会，就是时间”。
我得承认，当天，虽然克劳特和我谈了很多，但我并没弄懂他情绪明显反常的原因，更不明白他所自言自语的”时间”背后到底有何奥妙。直到5月13日，印尼爆发了一个月多后才为外界知晓的大规模排华暴行，我才对这一切有了一种恍然大悟之感。


34


克劳特迅速行动起来，两天后，两名印尼大学教授和一名马来西亚大学教授，应邀来到马尼拉参加一个”临时国际学术会议”。之所以称为“临时”，是因为和他们交流的，除了“金融投资专家”克劳特和一位美国副总裁外，只有一个真正的学院学者——著名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带的一个博士——他刚好在马尼拉作短期访问，从人数和构成看，这实在不象个什么国际学术会议，倒象是个星期天沙龙。
因为要忙着整理海西里因传来的情报，我没能参加那个特别的“学术会”，只赶上了晚上的宴请。晚宴后，克劳特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去一家“有故事的夜总会”转转。
那确实称得上是一间“有故事的夜总会”，坐落在老城区一座年代久远的西式建筑里，是二战期间著名的“多顿夫人”留给马尼拉的遗产。
“多顿夫人”是一位美国军官的妻子，1941年冬，她的丈夫约翰在太平洋战场的美步兵31团司令部服役。她带着女儿黛安娜跟随在丈夫身边。没几个月，由于战事失利，美军部队撤退到了菲律宾阴暗潮湿、物质匮乏的山区。在艰难的新环境里，他们的女儿突然染上了疟疾，病情一天重似一天。为了给女儿治病，多顿夫人只得冒险回到马尼拉，一个偶然机会，她在街头遇到了一位叫罗克斯的远房亲戚，罗克斯热情接待了走投无路的多顿夫人。
罗克斯实际身份是美国远东地区情报官员，在他的影响下，多顿夫人加入了地下反法西斯阵线，成为一名情报人员，随后应聘到一间小酒吧当服务员，以接触日本人，为盟军收集情报。
几个月后，在罗克斯和一帮朋友的支持下，多顿夫人在马尼拉开办起了一家取名为“絮巴基”的高级夜总会，专门招待日本占领军的上层官员和海、陆军的高级将领，以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
在多顿夫人的苦心经营下，絮巴基夜总会声名鹊起，很快成为驻菲日军的上层人物最爱去的娱乐场所。多顿夫人利用“絮巴基”作掩护，和夜总会的领班，一个叫菲莉的本地女孩，不但从前来寻欢作乐的日本军官口中套出了很多对盟军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还利用夜总会赚来的钱购买了大量仪器和药物，源源不断送进困在山里的军队。
在丈夫约翰死于卡巴纳多监狱后，多顿夫人悲痛之余，开始想尽方法帮助关在那里的其他美国军人。
渐渐的，多顿夫人在菲律宾声名大振，美国士兵把她看着姊妹，菲律宾人则亲切地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她“大鲈鱼”，意思是在他们眼里，她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女人。
1944年初，因为一个通讯员的出卖，多顿夫人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直到1945年2月，已被判处死刑的多顿夫人，才因为日本人仓皇逃出马尼拉而获救，成为战后的一个传奇人物。多顿夫人夜总会，是她的一个崇拜者模仿当年的“絮巴基夜总会”开设的。因为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多次提到自己“永远无法忘情于马尼拉那个絮巴基夜总会”。
它保留了多顿夫人昔日钟情菲律宾民族歌舞的风格，每天晚上都有来自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歌舞表演。算得上是在马尼拉工作的西方人心中最有名气、也最喜欢去的娱乐场所。在这之前，克劳特已经带着我光顾过几次。
“这是个让人容易怀旧的地方”，在我们一行迈进多顿夜总会富丽堂皇的大门时，克劳特照例发了一通感慨，“它象征着战斗、友情、对和平的渴望以及，正义的胜利”。
一个花枝招展的本地姑娘笑吟吟地向我们走过来，是夜总会的领班，菲莉——领班都必须改名叫”菲莉”，是这间夜总会的另一个传统。
“克劳特先生，欢迎光临”。
“菲莉，你真是越来越迷人了，今晚有什么好的节目介绍吗”？克劳特一边殷勤地和菲莉打招呼、行吻手礼，一边给身边几位教授介绍这间夜总会的传奇历史。
“是泰国来的马戏团，克劳特先生，你能相信吗？刚才你嘴巴触到的地方，才在后台被一只调皮的马来猴子吻过，那可是只著名的猴子，今晚节目的主角”，菲莉的神情很顽皮——她和克劳特很熟。
“天哦，菲莉，你的美丽如今连猴子也动心啦？这太让我有危机感了”，克劳特当然不会放过和美女打情骂俏的机会。
菲莉咯咯笑着，妖娆地捶打了下克劳特的腰肌，把我们一行引进了二楼一间可以看演出的包间。随后，她向外一挥手，一群少女涌了进来。
“菲莉，今天可不一样，”克劳特向周围看了看，见几个教授并没有反感的意思，转身笑着对菲莉说，“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人，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我想你应该认真对待，而不是——”。
他的手往姑娘堆里比划了一下，耸了耸肩。
菲莉瞄了瞄已四下就坐的人，笑着对克劳特点点头，再对姑娘们一挥手，这些少女又鱼贯而出。隔一会，菲莉领着7个身材高挑、气质不俗的姑娘走了进来，这些姑娘虽然神情冷傲，但显然久经沙场，进门之后，并没见说一句话，就很职业地依次挨着屋里的男人坐了下来。
“怎么样？她们可都是马尼拉最红的模特队的模特，”菲莉满意地看着已散落在屋子四周的姑娘，得意洋洋地向克劳特表功。
“我就知道，菲莉从来不会让我失望。对了，菲莉，我想，该是多了一位吧，你觉得呢”？克劳特望着菲莉，坏坏地笑着。
“你们不刚好7个人吗”？
“是的，但是我想，今晚我不是有你陪着了吗？我可不想再看到一只猴子去吻你的另一只手”，克劳特说话间，很自然地拉过了菲莉的手。
“讨厌，人家今晚忙着呢”，菲莉假装嗔怒地轻轻一甩手，顿了一下，把坐在克劳特空座旁的姑娘叫过来，意味深长地笑着看了克劳特一眼，领着那姑娘款款走了出去。
克劳特微笑着走向自己的座位，“各位，这是马尼拉的特色，在忙碌之余，有片刻的时间举酒言欢，醉生梦死，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对吧”。
大家，包括在座的模特们都会意地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在莺歌燕舞的情色佐伴下，几位一直很矜持的教授的表现欲望，似乎慢慢被刺激了出来，随着话题的拉开，我才知道，眼前这几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教授，来头并不简单。
两位远道而来的印尼教授，一个在政界很有影响力，一个是印尼金融界的教父级人物；而那位马来西亚教授，则是萨缪尔森的门徒，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同门师兄，是马来西亚公认的三大经济学权威之一。他们的学生，更是遍布社会各界。
我不得不佩服，克劳特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口才，在和时不时进来小坐一会的菲莉打情骂俏之间，就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他对当时危机的看法，以及印尼选择中国是一个重大失误。他的理由是那样简洁而充分，听上去也诚恳异常，甚至差点把在一旁听着的我都给说服了。
他阐述的观点大约是这样：我们的世界确实尚不完美，但从漫长的历史经验来看，市场经济无疑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最好的机制选择，它满足了人类渴望通过竞争获得自由和公平的本能，经济危机不过是这一机制衍生出来的一种很正常的副产品，这一点，西方国家也不能避免，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些经常发生危机的西方国家，仍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活力，也最发达的国家。危机是市场给予我们所犯错误的惩罚，同时带来新的调节，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曲线中，得以不断完善。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如此，既然我们承认世界并不完美，那么，它一定会伴生某种纠错机制，经济危机虽然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与用战争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纠正发展中的错误比较，无疑是最人性的、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最小。
现在来看，正在东南亚发生的危机，有部分原因确实是这些国家对于未来过于乐观，这些曾经乐观的人中，甚至也包括了他自己。那么，谁拿走了东南亚未来的乐观？加速了这些地区预期市场的泡沫？除了政府的好大喜功，以及市场本身的不完善，也许我们对另外的原因讨论得远远不够，比如对那个北方大国——中国因素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蒙昧和狐疑阶段，这完全是一种失策。
在克劳特的描述里，那次危机的诞生，呈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冷战后期，随着对抗的减弱，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饱和，或者过剩的西方产能，开始因为市场和成本因素，纷纷转向一些新兴市场体，比如南美、东亚的韩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在1994年以前，改革中的中国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比，优势并不明显，但是，随着这一年中国主动大幅贬值对美元的汇率，形势发生了逆转，大量外资开始从东南亚转向中国大陆，由此掏空了东南亚此前的市场预期。让东南亚各国多年前规划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成为增长的助推器，反而成了泡沫的帮凶。
简而言之，导致东南亚本次危机的最大根源，在于中国因素，其次才是政府的低能和市场的不完善。客观地说，中国是东南亚国家的噩梦——仅仅是它来自农业领域的过剩劳动力，就可能超过了所有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总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对西方市场的需求情况与东南亚各国完全相同。故而，当它决心参与到这种竞争里来的时候，对东南亚而言就不啻有致命一击的威力。
他委婉嘲笑了印尼、泰国、马拉西亚准备倒向中国的图谋，认为这一动向是病急乱投医，是狼入虎口、自投罗网。截止97年底，中国的美元储备只有区区1390亿，不及美国一家大公司，比如汇丰银行的美元盈余多。中国能给这些国家提供什么？是科技？市场？资金？还是先进的管理机制和危机治理经验？不，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口袋里，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什么都提供不了，它唯一能提供的，是与这些国家同质的需求，可以一口吞掉整个东南亚的旺盛需求。所以，无论是处理当前危机，还是为了得到对自己有益的发展预期，东南亚的最佳伙伴都是欧美，而不是它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
针对与欧美的合作，东南亚只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争取更优惠、更平等的条件，而面对中国，这些国家需要应对的问题则多得多。最重要的是，中国确实给不了这些国家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克劳特特别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印尼执政者和整个社会氛围太过情绪化，这个例子就是印尼土著长期以来对华裔的排斥，它也可以用来解释印尼打算借助中国力量摆脱危机这一最新动向，它们有同质的一面——都是情绪化的产物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说，实际上，很多印尼华人在印尼居住的时间，比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登陆的时间还要早，但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地土著依然排斥早就居住在了那里的华人，这显然是一种情绪化的产物，一直以来，这种落后的社会心理，就象空气一样徘徊在印尼上空——某种意义上，情绪化已成为印尼的一个标志。它一直在妨碍印尼正确认识问题。在危机面前，印尼人有必要弄明白一个道理，由情绪化所带来的偏见和仇恨，比如对西方的偏见，对华裔的仇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给印尼制造出更多的新问题……
在美酒和美色的交替作用下，克劳特的一席话，显得格外有说服力，来自马来西亚那个矮胖的教授由衷赞叹道，“克劳特先生，以你的远见卓识，不去大学任教，是这个世界的一大损失”。
克劳特谦虚地摇摇头，“不，隆尼塔先生，我只是个小商人，今天所谈，只是感同身受而已，毕竟我们在这里发展，需要在未来看到希望和繁荣，而不是其它，这是我们共同的利益”。
“现在很多学院出身的商人，因为有亲自在一线操盘的经验，眼光比一般学院教授独到深刻多了，他们中的杰出者，也不乏去大学兼职，我们学校就有高盛的专家任教，还挺受学生欢迎的”，被称为“隆尼塔”的教授看上去是一个温和的人，他诚恳地望着克劳特，“我同意克劳特先生的几乎所有观点，实际上，今天下午我也提到了，虽然我不能否认，马哈蒂尔关于危机的很多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但确实，我们对危机原因的探讨是不够的，思考的着眼点似乎也过于强调投机、而忽视了周边的地缘因素，既然我们的成功源于全球化，我们研究问题的眼界也应该全球化，但是很显然，之前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还是单一了些，或者如克劳特先生所说，带有情绪化和偏见的一面”。
“我一直反对仇视华裔，但是我得承认，效果不是太大，军方，尤其是一些有穆斯林背景的军方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比较固执，不过，我不觉得这种事是基于落后的情绪化的社会心理，把它理解成‘文明的冲突’可能更恰当”，那位与政界关系深厚的印尼教授接过话题，“至于这次苏哈托突然决定向中国求助的事，可以说整个政界，尤其是军界都很意外，今天下午我比较详细地谈了前段时间几个部长和议员与我私下交流的情况，没多少人看好这事的前景，但苏哈托好像对这事额外重视，好像铁了心要倒向中国”。
“听说不久前，他儿子破产了，苏哈托是想借这个举动，和中国人做笔什么买卖，以摆脱自己家族的财政危机吧？大家都在讲一个笑话，说他这次亏得恐怕要拍卖总统府了”，一直没出声的保罗•肯尼迪的学生，也兴意怏然地插进了话题。
“这正是大家私下担心的地方”，印尼教授朝保罗•肯尼迪的学生点点头，“但苏哈托在印尼的势力太庞大了，几乎没人能阻止他想要干的事”。
“我对印尼之所以特别关注，在于我们在那有生意，不久前我还在那里捐赠了一大笔钱”，克劳特显得很担心，“我可不希望看到印尼在未来走错方向”。
“谁也不希望走错方向，有好几家机构都已经邀请我参加他们举办的形势研讨会，专门讨论这事”。印尼教授的神情也很凝重。
“这是好事，来，让我们为xx教授（注：我一直没能记住这位教授的名字，它对我而言实在太冗长深奥了）将要为自己的国家前途仗义执言干一杯”，克劳特兴致勃勃地提议道。

35

克劳特以送两位教授回国的名义，去印尼呆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舆论，果然较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谈及金融危机的“中国因素论”的文章，逐渐出现在了这几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有关这一因素的高级别的研讨会的消息，也开始见于报端——克劳特办事的效率一贯很高。
没有了克劳特，我的生活失去了一大半乐趣，因为还没得到发展下线的权限，我在马尼拉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有一天，在整理完资料后，我实在闲得无聊，决定给老巢去个电话。
“嗨，迈可，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老巢那边刚好上午10点，听到我的声音，米歇尔夸张地喊起来，看来他心情不错。
“克劳特去印尼了，剩我一个孤魂野鬼，当然得骚扰骚扰你们这些幸福的人”，在第一次见到米歇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可以没大没小的人，他不会介意下属在他面前翘着一只腿说话，“这段时间可把我忙坏了，让我实在太想念在纽约的日子”。
“我听克劳特说起过，可以想象，你们那里现在是多事之秋，过一阵子也许会好点”。
“但愿如此，对了，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吗？我很愿意听到鲁考斯的消息，他最近怎样”？
“哦，鲁考斯”，提到鲁考斯，米歇尔声音突然低了下来，“他有很大的变化，等等，我去关一下门”。
居然得关门说话？鲁考斯又出什么事了？
鲁考斯确实出大事了，也许在一般人眼里，他的事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但我知道，这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
鲁考斯在重返南斯拉夫后，根据我给他的地址找到吉茜米娅，吉茜米娅愤怒地追问鲁考斯到底是不是间谍，鲁考斯当然否定了这个无稽之谈，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个走遍南斯拉夫寻找她的谎言，令吉茜米娅感动万分，于是，两人又暗中好上了。
沉迷于爱情中的鲁考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吉茜米娅和她的瘸腿丈夫，甚至包括南斯拉夫，违规作了不少事，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事？有多严重？米歇尔不肯透露，随后这些年，我和鲁考斯多次见面，可谓已是莫逆之交，但他也一直对此守口如瓶……后来，因为一次偶然失误，吉茜米娅终于识破了鲁考斯的身份，她无法原谅自己，在悲愤和绝望的双重折磨下，她从萨瓦河大桥上跳下去自尽了，这事令总部恼怒不止，决定将鲁考斯彻底调离南斯拉夫，要他去被我们戏称为养老院的兰利镇（注：中情局总部所在地，位于弗吉尼亚州）上班。
“如果再有两个月你不回来，你只有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才能看到他了”，米歇尔知道我一直非常尊重鲁考斯。
“真想不到，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意外了，米歇尔，好人，帮我想想办法，把我弄回去呆几天，我愿意用最稀罕的礼物贿赂你”，我在已是深夜的马尼拉叫嚷起来。
“嗯，别急，迈可，我倒还真想你帮忙带回来点东西，泰国的木雕佛塔，最好是从佛教寺院里直接弄到的，我有个邻居对这玩意很着迷，她希望我这个‘国际供货商’有一天能给她带来惊喜”。
“没问题，她就是想要一集装箱也无所谓”。
“就要两个吧，你知道，我太太现在跟她混，记住，上面最好有寺院里得道高僧的签名，以及高僧的照片，还有简介”。
“好的，不过听起来好像挺专业，她们是佛教徒吗”？
“说不上，算是东方文化，或者说神秘学说的爱好者吧，你听说过珍妮•狄克逊吗？”。
“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吗？我知道这家伙有个妹妹似乎叫这名字”。
“不，她们只是碰巧同名而已，珍妮•狄克逊是一位预言家，在她的小圈子很出名，这么说吧，有人说她是本世纪最具有传奇色彩的预言家，很多大人物，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邱吉尔等等，都和她打过交道，据说她预言准确过很多事情，比如印度的分裂，肯尼迪被暗杀，不过她最出名的预言是说‘世界的未来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结’，我那位邻居对这句箴言似的说法很着迷，顺带喜欢上了东方文化”。
“真是个有趣的人，我愿意为这样的女士服务”。
米歇尔和我约定，克劳特一回来，他就找个理由把我“要”回去呆几天。
一周后，我终于盼回了被赤道的太阳晒黑了不少的克劳特。
除带回了一大堆报纸外，他居然还意外给我带回了件小饰物：一只造型独特的海螺，说是伊拉姆•塔娅要他转交给我的，原来，他在印尼忙里偷闲，和慈善基金会的人去了趟济纳古尔镇。
“也许再过两个月，开发那里的矿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克劳特显得喜气洋洋，“迈可，你给伊拉姆•塔娅吃了什么春药？她对你可是念念不忘”。
“克哥，我真没觉得自己给她留下过什么特别的印象，她只是不让人讨厌而已，不过这海螺看起来不错”，我也很惊讶克劳特捎带回来的礼物，“济纳古尔镇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应该没多大问题了，最后那个钉子户，我想我也找到办法了”。
克劳特解决那家钉子户的办法，确实别开生面，在慈善基金和当地镇政府出面都相继失败后，他派人调查了这个老头的所有往事，发现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救过一个落水小女孩。于是，他安排了这样一个计划：找到那个女孩，让她发起一次感恩行动，同时邀请北苏门答腊省的媒体专门前去做一次声情并茂的报道，随后，该镇将该老头推选为当年的“英雄人物”，拟专门划拨出一笔款子，把他安排进镇政府专门修建的被命名为“英雄家园”的小院子里，由政府养起来，整个计划只需要花费不到10万美元。
“现在慈善基金和镇政府的人正在着手这事，估计两三个月后就万事大吉了”，克劳特脸上浮现出他一贯的得意洋洋，“有句谚语说得不对，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加智慧才是万能的”。
这个计划让我叹为观止。但克劳特觉得那不过是个“小把戏”。
“迈可，那不过是随意之作，我想没必要过多关注，对了，你在这边看到动静了吗？我是指总部交办给我们的任务”。
“我看到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包括泰国的舆论在发生变化，您这趟似乎很有成效”。
“我在那边动用了一些人脉，但也感到确实不只有我们在忙乎阻止这些国家靠近中国，应该还有第二股力量，甚至第三股力量在操办这事”。
“哦？这么复杂”。
“很正常，哪个国家都是派别林立，我奇怪的不是这个，我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查不到他们的底细，这使得他们的来头显得很诡异，这次我在那边呆的时间长了点，这是个主要原因”，克劳特从带回来的报纸里抽出几张，“你看，这份由财政部控股的报纸，在我去印尼之前就已经在刊登这方面的文章，所罗列的理由很偏激，注意文章中频繁使用的‘Cina’（注：支那）这个词，这是当地对华裔和中国的歧视性称呼，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和华裔有很深的成见”。
“我听那个什么教授说起，好像印尼军方中有不少人对中国有成见”，我想起那个聚会的晚上，那位与政界很熟的印尼教授似乎提到过这样的话，“还有就是，哪些人在提到中国时喜欢使用‘Cina’，我想这也该是一个线索”。
“这就是我需要追查的原因，我担心节外生枝，或者有人趁火打劫”。一提到工作，克劳特神情严肃起来，他紧锁着眉，盯着那几份不知已经盯过多少遍的报纸，掏出一支烟，点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军方的人，倒是可能使用这个粗鲁的‘Cina’，这符合他们的性格，但是，如果它们真出自某些军方人士之手，你觉得他们有必要这么诡异吗”？
“是您曾说的我们那边秘密新派的人吗？”
“风格不太像，我们的人做的事，一定是客观上有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那里的事务，但这些文章显示的却是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或者亚洲主义，因为作者也不信任西方国家，所以，这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Cina、Cina”，我的嘴里念念有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桥本龙太郎，他在97年12月份”9＋1”峰会上那番煽动性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没可能是我们的盟友，日本人干的”，我脱口而出。
“说说你的理由”，克劳特认真地看着我。
“这是个直觉，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您还记得去年‘9＋1’峰会上，桥本龙太郎的那番话吗，他说他担心亚洲国家会因为这次危机回到殖民时代”，脱口说出这个观点后，我的思路大开，“我注意到，日本对这次危机显得非常积极，去年他们给予泰国的援助也最多，第一次就给了40亿，而且热衷参与为解决危机而发起的各种斡旋，我想，也许，它把这次危机当做了它摆脱广场协议的一个好机会，如果它能得到这些国家危机善后工作的一部分，我想这对他摆脱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有很大帮助，克哥，你说过，东南亚，尤其是印尼对我们很重要，但别忘了，也许日本也这么想，如果不是这样，二战的时候，它怎么会冒着与英、法、美直接交战的风险，对这些国家大兵压境？桥本龙太郎故作低沉的那句话之所以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在于，我一直在琢磨，他说出这句远比马哈蒂尔那些激烈的言论更严重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很多日本人爱用‘chia’这个词，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词正是日本人传到东南亚的”。
“看来我们那一代人，有着某些集体性的思维局限”，克劳特笑起来，“迈可，你这么一说，我想我立即明白自己此前走进了一个误区，没错，正如你所言，也许，这背后确实是日本人在忙乎”。
“您以前没想到过他们”？我不大相信。
“没有，所以我说我们这代人有思维局限，对于日本，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天皇开着辆烧着木炭的古董车子，卑躬屈膝地去向麦克阿瑟投降，以及他们的政府主动组织妇女去慰问在那里登陆的美国士兵。80年代，他们在美国购买了一些资产后，舆论一惊呼，我们只动了动手指头，他们就乖乖扒在地上了，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衰退期——直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总之，在我们这代人眼里，日本是一个绝对的被征服者，不可能对我们搞什么阴谋”。

36

因为米歇尔要我回去“汇报”一些特别的工作，我带着两个签了名的木质佛塔和一些精心挑选的小礼物，包括一盒上好的印尼雪茄，回到了阔别足有一年多的美国。
让我意外的是，鲁考斯看上去，并不象我想象中那样颓废，而是，很平静，有如一潭无风无雨的湖水那样的平静。
“你是特意回来为我送行的吧”？在我们第一次会面的那间咖啡馆，鲁考斯开口第一句就很直接。
“不，不不不，是是是”，我没想到他如此直截了当，一下就打乱了我早就编排好的这次为什么回来的一大堆理由。
“没什么，我的事在这边已经相当公开了，迈可，真的遗憾，吉茜米娅已经不在了，我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
“是哦，她是个多么动人的美女哦”！我想起了小史迪威给我看的那些照片，忍不住为鲁考斯遗憾和叹息。
“怎么？你见过她”？鲁考斯的表情稍微有些错愕。
我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根据以前的讲述，我根本没见过吉茜米娅，忙掩饰道，“不，不不，没有，我想她一定是个很美的姑娘，否则，哪可能让您这样的人物动心呢”？
“我这样的人物？迈可，”鲁考斯轻轻摇了摇头，“老实说，这两年我感到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为自己难过，如果有人说我以前过的是一种罪犯般的生活,我想我找不出理由反对，这种感觉让我万念俱焚，又大彻大悟”。
“您太悲观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现在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喝咖啡吗”？我感到，他因为南斯拉夫的事，遭受的打击确实太大了。
“是的，一切都过去了，包括从前那个自以为是的鲁考斯•哈尼贝恩”，这种悲伤的话，从鲁考斯嘴里平静地吐出，让我感到他真陷入了某种既让我尴尬、又让我无从说起的绝望中。
“无论如何，您在我心目中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一个值得美国尊重的英雄”，我希望能从那种极不适应的绝望中挽回点什么，“我还打算为您写本书呢”。
“迈可，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按理说，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应该，不应该给你带来悲观情绪，但是，我又觉得自己的感觉是那样重要，该怎么说呢？也许，你可以听听这个故事，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他是个好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辈子在一个小企业打工，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那个企业，但是，不久前破获的一个连环杀人案却表明，他的老板，那个表面非常和善的老板，正是这个连环杀人小团伙的主凶，30年来，他们共杀了15个人，这是警方备案的数字，这等于说，我的朋友，这个好人，他一生其实在为一个杀人犯服务”。
“这倒是个好新闻，但是，你那朋友是清白的，这一切和他无关，不是吗”？我不知道鲁考斯为什么会突然给我讲这么一个故事。
“是的，媒体不会放过这样的事，我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的。从法律上来说，那些事确实和他无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伦理角度或者价值角度，我们该怎么衡量他的一生？我们能说他的一生不是悲剧？甚至客观上为那些杀人犯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他的老板正是凭借员工们为他创造的财富，购买工具实施了那些杀人计划”。
“这真是悖论，我想您是想暗示些什么吧”？
“是的，迈可，我想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用来概括我自己这些年的生活”。
“鲁考斯，您，您怎么能这么说？你和他们完全是不同的人，你是个英雄，象007那样的英雄”。
“很高兴我在你眼里是那样的人，但迈可，我得告诉你，那不是真实的，我知道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也许，我确实为那其中的一些事沾沾自喜过，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国家，不，也许是一些国家，因为我这类人参与其中，而最终变得支离破碎，战火纷飞，成了暴发户和有钱人的乐园，我实在失去了为自己骄傲的勇气，”鲁考斯一边说一边拿出了衣袋里的雪茄盒，我记起了我的礼物。
“对了，克劳特知道你喜欢这个，特意买了几支给您”，我拿出了那盒精致的印尼雪茄。
“真难为他记得我”，鲁考斯也没客气，顺手接过了那盒雪茄，“你们在那边很忙吗”？
我简单说了下最近一年来忙的那些事，当然，没有提到我们开了间公司，这事直接由总部统筹，连米歇尔也不知道太多内情。
鲁考斯沉吟片刻，“你怎么看你们现在干的这些事”？
“我承认，也许我们的行动，正在给那些国家带来困难，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件不光彩的事，因为这些困难与其说是我们带来的，不如说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他们不盲目乐观，导致经济出现了大量泡沫，我想我们没有机会，而且，通常来说，经过危机的调整，这些国家的经济会变得更健康和合理，会和西方国家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这无疑有利于他们变得更先进”。
“当初那些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家伙，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为这一大片蛮荒之地带来了文明和秩序’，可是，迈可，我得说，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和真相相去甚远，亚洲的事，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关注，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件事，发生在亚洲那几个国家准备成立更紧密的联盟，正在磋商发行亚元之际，它与当年的英镑暴跌都有相似的地方——那件事发生在欧盟准备发行欧元前夕”。
“是的，我和克劳特专门聊过这事，不过我们觉得这没什么，不过是巧合而已，灾难是由这些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过于乐观的预期造成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因为这场灾难指责索罗斯，或者其他一些参与者，但我认为这不公平，索罗斯，包括其他人，或者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都不过是在利用市场的规则谋利而已”。
“迈可，一年不见，你的见识倒又长进了不少，不过”，鲁考斯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我，转身盯着我们侧边一根支撑整个咖啡馆的精美大圆柱，“看见那根大圆柱了吗？上等的纯白花岗石，就凭柱身的那些雕刻，我想它也应该值20万美金以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这柱子的主人允许你马上拿走它，你拿走就属于你，你会怎么办”？
“这是个没法完成的任务，我想我只会对这个柱子的主人耸耸肩”。
“为什么？”
“因为拿走这柱子，整个房子就倒塌了，我可不愿把周围这些人埋在废墟里”。
“可是，迈可，你没觉得，现在你们在亚洲干的，不就是这样的事么”？鲁考斯微微一笑，直视着我的眼睛，“没错，也许这些国家犯了错误，但是，我要说，在这些错误面前，你们选择的，正是毫不犹豫拿走了那根柱子，你们得到了财富，但却给当地留下了一片废墟和哀号”。
我想起了鲁考斯得意洋洋对我读的那段报道。这真是个意外的比喻！切中要害，一招毙命，让人无言以对，我吃惊地望着鲁考斯，当时的表情也许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
“可是——”我的确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这一番话。
“我知道你是个有良知的人，所以才和你谈这些，迈可，你我不妨谈谈心里话，算是我作为一个长辈的忠告，这些年来，也可以说是吉茜米娅离开我之后，我时常在想一些问题，我们的行为，到底有利于谁？为美国吗？可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从4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和债权国，变成了如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和进口国？是因为灾难？不，这50年来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灾难，是因为我们变懒了？和50年代比，也许现在我们更轻松，但并不比欧洲，尤其是北欧更懒，事实上，很多纽约职业人匆忙走路的姿势，都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是我们变笨了？不，我们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产品。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因素，或者一股什么力量，让美国变成了今天这副摸样？它也让我摆脱不了一个追问，‘谁在享受我的努力’？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全球为美国做的一切，真的让自己的国家受益了，还只是在为那些少数的有钱人开道？就像当初那些在越南和朝鲜的士兵一样，结果，可以这么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他拿起桌上的雪茄，慢悠悠地吸了一口，“也许，我洞悉了美国衰落的秘密，又或者，也许你我，都在受同一股力量的驱使，这种驱使的结果，却是让美国变得更加衰退，而不是相反”。
在鲁考斯看来，美国之所以从半个世纪前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出口国变成如今最大的债务国和进口国，秘密全在于它所使用的货币——美元身上。
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把美元的发行和管理权，让度给了私人银行，换句话说，是私人用他们的实力和信用，换得了“国家信用”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具有信用约束的市场环境里，这似乎是个不坏的主意，可以节省成本，规范对国家的管理。但是，美国并不是处在封闭的环境中，而是处身在一个愈来愈开放的自由世界，当美国因为自己国民高涨的创造性和丰富的资源储备，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后，尤其是，这些成就为美国赢得了世界范围的信用，并通过布雷顿会议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世界铸币权地位后，伴随着美元权利和利益的放大，美元的市场图谋逐渐出现了异常，并给美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应该说，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的市场功能和表现还是相对正常的，虽然它常常被批评的人指责为是在让犹太人似的贪婪合法化，但因为有对等的黄金作为信用后盾，这个体系在具体的运作上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当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际通用货币的旺盛需求，导致美元本身陷入了一个自己根本无力解决的怪圈中：如果以布雷顿森林会议承诺的条件为美元拥有者支付黄金，必然导致黄金暴涨，从而使美元发行人亏本；如果按照黄金的实际不断上涨的价格调整美元的价格，则又会导致美元暴跌，从而使美元因为失去市场信用而失去一切。
在实在难以为继后，美元放弃了兑换对等黄金的承诺，对外宣称，美元不再以黄金为后盾，而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开始，美元变成了一种新的概念类货币，并开始了绑架美国，由此绑架世界的卑鄙历程。
在放弃了可兑换等价黄金的承诺后，“美元绑架了美国”这个说法很好理解：美元发行人与“国家实力”之间，既没有法定的契约（实际也无从签订）来制约，也没有对等的实力来保障，它甚至不是政府的什么部门，不受国家任何干预，但却通过社会对货币这种不可缺少的公共需求，享受了由它带来的全部利益。
一个不受政府制约，却又制约着整个国家，乃至通过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制约着整个世界的怪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那一刻起，正式诞生了——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美元尽管不再承诺对等兑换黄金，但还是遇到了一个困难：保值的困难。
如何让美元既继续分享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好处，又能相对保值？这首先需要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相当分量的比值——超过它实际能力的比值，为了维持这一比值，美国出现了提倡超前消费的潮流，同时积极改革金融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向全世界发行债务，人为扩大对美元的需求，以此来稳定美元的市场价格。这种畸形的刺激导致美国第三产业的比值一度接近70%。在过渡消费的诱导下，美国国民和国家透支了自己的未来，欠下了世界各地的大量债务，从一个确实值得骄傲的民族，逐渐堕落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和债务国。
这个带有明显欺骗性的模式，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当有国家看破这个秘密，准备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它会立即遭到从美元的发行分享利益的势力的打击。
于是我们看到，当欧洲决定发行欧元，东南亚决定发行亚元的时候，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危机。甚至肯尼迪遇害，也与他决定改变这个现状有着某种难以说清的联系。
“因为美元的发行人知道，一旦有人挑战这个模式，导致美元不能继续从世界经济交往中分享利益，它就会崩盘，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直勾勾地朝他们头上掉下去，因为他们已经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中拿走了他们根本无法偿还的信用”，鲁考斯很平静地陈述着，“迈可，现在你是否明白？为什么美国会那么热衷制造和参与亚洲金融危机？很简单，一是阻止它们成为拥有单独区域货币的经济体，二是为美元制造更多机会——当这些国家的金融崩溃后，它们别无它策，只有对美元屈服，更多的资产，资源，乃至涉及到国家命脉的公共资源，都会被美国的资本收购，而你我，不过就是这些并不体面的战略中的棋子而已”。
鲁考斯的这一席话对当时的我而言，足够新奇，也明白了一些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的事，比如鲁考斯矛盾的言行，但我承认，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当时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事实上，在经过短暂的震撼后，它们带给我的改变并不多，我很快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就算这样又如何？全世界的人不都还是在争先使用美元吗？美元不是可以实实在在购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吗？虽然我们在亚洲，也许也包括在欧洲的行为，称不上光彩，但它不是给美国带来了看得见、可以被计量的利益吗？这就足够了，更何况，正如克劳特所说，我也从其中分享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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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完上述文字，翻看以前留下的记录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再提起另一个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注释：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信息经济学创始人，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公共部门经济学》？《喧嚣的九十年代》、《全球化及其不满》等，并曾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环境署任职)。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我与他从未谋面，但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同路人：我们都深深卷入过那场灾难，并几乎在同一时间，因为不同的人生际遇先后告别了主流社会，开始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时，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在处理东南亚危机过程，因为”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及其阴谋”，而在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中开始反思这个世界。

从2001年开始，这位一直试图将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的顶级经济学家，开始公开出书批判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活跃在全球的金融资本。

天才并不都是孤独的。

只有当天才要去承担为自己所知觉的使命后，他才会走向孤独，而且，在使命的前面等着他的，一定是孤独。

这正如后来我接触到的迈克尔·哈德森（注释：美国最具创建性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现为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有杰出贡献教授，是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的经济顾问，出版了《超级帝国主义—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全球分裂》、《贸易、发展和外债》等影响深远的著作），这位不到30岁就负责为美国政府撰写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形势分析报告的天才金融学家，因为洞悉了美元的秘密，觉察到了这一趋势的危险，以至在报告中公开警告美国政府如果执行这一政策，将要为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而在未来遭遇灭顶之灾，而受到美元势力长期敌视，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直到2008年危机爆发，他30多年前的观点全部应验后，他在国内的处境才稍微有所改观。

师从著名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个人作风放荡不羁的斯蒂格利茨，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接触、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斯蒂格利茨比后者走得更远，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更多有价值的观点。

斯蒂格利茨创建并丰富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信息经济学，这门学问发现，任何具体经济行为，都是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反馈，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社会乃至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差异，又导致这些决定具体经济行为的“信息”，具有不透明、不对称、不均衡等特性，这些特性足以使传统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运行环境、规则和目标“失效”。也即，构成经济学基础之一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果无视这种现实差异，则将让经济运行产生错误和不公平，并由此出现难以估测的道德风险和经济危机。

蒂格利茨的这一研究，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延续了数百年的学院传统，第一次从现实，而非学理角度去发现、研究问题，他也因为这一突破性的发现，随后多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年，斯蒂格利茨进入克林顿政府，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顾问，后任顾问团主席，1997年，他进入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在这家拥有全球性影响的机构，一直秉承“让穷国在制定政策方面有较大发言权”和“承认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两大信念的斯蒂格利茨发现，世界银行的实际运作与它对外公开主张的理念相去甚远。并实际主导了全球范围的资源，甚至有关“市场”、 “进步”、”发达”、”发展”等观念的单向流动，这引起了素有“大炮”之称的斯蒂格利茨的不满，屡次向媒体抱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开错的药方”。并因此引起了大多数同事的“抵触”与“对抗”。

2000年，因为公开指责和曝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的阴谋，斯蒂格利茨被迫离开了世界银行。

2001年，他向外抛出了《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正式开始了对主流社会的宣战，在该书中，他利用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获知的数据，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化进程”对拉美和中亚进行了不公平、乃至密谋似的疯狂掠夺，并使这些地区孕育或已经出现了社会动荡。在这个过程，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和华尔街，均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第二年，他再接再厉，出版了《喧嚣的90年代》，认为90年代错误的乐观和成本概念，已经让全球金融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利，都过于膨胀了，并已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埋下了严重隐患。他认为，金融领域风行一时的CEO管理机制，存在”让整个社会承担交易风险，但基于这种风险交易的好处，却是个人的”这种结果，这种管理模式正在放大管理者贪婪的本性，并将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无度扩张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

这两本书，把斯蒂格利茨打造成为了“一名战士”、 “一名主流社会孕育的异端”、 “一名姿态强硬的批评者”。

对这位来头不小的批评者，美国主流社会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报道完“斯蒂格利茨离开了世界银行”后，随即对他采取了用沉默进行封锁的冷处理，事实上，当下的主流学术界，也再找不出一个人敢于与他当面叫板。对美国所有主流经济学派而言，他无疑是一座最高的高峰，对于任何想直接与他对抗的人，都意味着是一场噩梦，一场毫无悬念的必然失败。

尽管主流社会对他保持了可耻的沉默，但斯蒂格利茨并没有终止自己批判的脚步，2005年，他把矛头对准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为楷模的“美国模式”，透过几乎人人皆知的“美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却依然需要举债，向那些远不如美国富裕的国家借款”这一事实，指出“美国的货币体系是行不通的”， “从长远来看，这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我记得，在南斯拉夫之行，我和小史迪威曾专门讨论过美国的媒体，那个时候，无论是小史迪威，还是我，都对美国的媒体持肯定和褒扬态度，认为它们具有维护美国传统和凝聚社会认同的优点，是美国值得骄傲的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几年后，当我们手里握着无可辩驳、对美国前途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证据，多次找到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却被婉言谢绝，甚至遭到他们集体性嘲笑后，小史迪威和我才发现，也许我们以前对自己国家的传媒业的认识，非常表面和肤浅。

结合人人所见的斯蒂格利茨的遭遇，也许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没错，或许正是媒体，喜欢化身为“社会正义守护神”的媒体，在似乎给予了我们自以为可以轻易获得的透明、公正、力量、繁荣和希望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随之陷入了相对主义、折中主义、享乐、盲从、贪欲和谎言的泥潭之中。

如果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用“资讯的海洋”来概括可能才最为恰当，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承认了另外一个事实：那些左右了我们生活的资讯的掌舵人、评论家、内幕调查者、热点话题和流行趋势的制造者——媒体，实际控制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和有关生活的观念。

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谁在控制媒体？他们控制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许他们知道华尔街是犹太人的天下，但未必知道，看上去彼此竞争得热火朝天、敢于揭露内幕、丑闻、密谋，以戏弄政治人物和社会名人为乐的报纸、电视，包括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也大多在犹太人，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大财团的掌控中。

基于传媒在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个行业的垄断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行业：1982年，美国传媒业控制在50家财团手中；199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家，四年后，也就是2000年，整个美国的传媒娱乐业，被5家大财团所垄断，它们分别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沃特·迪士尼集团、通用电器集团、新闻集团、Viacom(维亚康)集团。这五大公司中，有三家——时代华纳，沃特迪士尼，维亚康集团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此外，一些独立于这些大财团之外、对社会舆论走向有着重要影响的精英传媒，也实际为犹太人家族把控，如《纽约时报》，该报1896年为犹太富商阿道夫·奥什收购。《华盛顿邮报》也早在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被以犹太金融家尤恩·梅耶为首的犹太人小圈子收入囊中。

这些传媒的所有权分布，非常直白地显示出了一个对绝大多数美国普通人——虽然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已有63%的美国人觉得他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经常是大错特错的——而言，至今可能都没思考明白甚至完全没意识到的可怕事实：财团不但掌握了美国社会的财富，控制了财富产生方式和分配大权，而且通过控制舆论掌握了社会注意力和社会正义的裁判权，并成功让我们长期生活在谎言和幻觉里。

如果有人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让我们来回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有哪家大企业是在媒体揭露其“滥用信用欺骗公众，其实早已资不抵债”后，才不得不宣布破产的？

没有，没有任何一家破产的大财团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破产的大企业，都是在消耗完自己的信用，欠了社会巨额贷款，实在难以为继，自己主动宣布破产后，公众才知晓它们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的。

在3大投行垮台之前，公众知道这三家企业涉及公众资金上万亿的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吗？

在通用破产之前，公众了解这家庞大的制造企业糟糕的财务状况吗？

克莱勒汽车、世界通讯公司、华盛顿互惠银行、CIT（金融）集团、Conseco保险公司、印地美银行、环球电信、新世纪金融、太平洋瓦斯电力集团、卡尔潘电力公司……所有这些近10年来破产的、声名显赫的大企业（涉及资金数万亿美元之巨），都是自己宣布破产后，其糟糕的财务状况才随之公之于众。

简而言之，美国公众对于消费着大量社会公共资源的大企业的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甚至比不上一直被美国传媒不遗余力地嘲笑的中国。而同时我们又被告知，我们处在这个星球上“最自由”的国家。

甚至，就是在这些企业破产后，我们也看到了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事——被斯蒂格利茨关注和指责的”CEO机制的贪婪和无耻”，在“雷曼破产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这家牵涉资金超过6000亿美元的超大企业被迫破产后，导致其破产的管理者们，获得的却是“将得到高额补偿”的承诺，这个“无耻的承诺”，不但激怒了所有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普通美国人，甚至也激怒了白宫。

2009年圣诞节期间，在为祭奠威廉．班尼特意外身亡而发起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小史迪威对这一状况作过精彩描述：他们（传媒）宁愿耗费50万美金，去掀开帕丽斯·希尔顿（注释：希尔顿酒店女继承人）最后一层内衣，尽管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愿花50美金，去解富尔德（注释：雷曼主席兼行政总裁）一颗上衣纽扣，尽管那里面藏着太多对美国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秘密……在共同的利益机制和默契下，媒体成了美国社会一道特殊的防火墙，有效阻止了公众去了解资本权贵的秘密，并过滤了那些试图或已经出现的追问这些秘密的声音，比如对911的质疑，以及美国货币协会发起的货币改革提案等等。这种过滤是通过向社会投放过量娱乐化新闻、政治人物无伤大雅的所谓丑闻和渲染其他国家的缺陷得以实现的。比如，纽约时报可以连篇累牍地报道英国小王子的生活秘事，或者帕丽斯·希尔顿的风流韵事，或者布兰妮大幅走光的照片，或者克林顿的拉链门，或者小布什皱着眉头啃生玉米的细节，或者中国的什么事件、德国的什么丑闻、法国佬的闹剧……它们让我们的世界看上去一片喧嚣，热闹、丰满、充实，唯独（让我们）无法看到主宰了和主宰着我们利益分配和未来前景的资本运营内幕。

我想，对美国社会存在这样一个“雷区”， “大炮手”斯蒂格利茨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所有针对美国问题和金融危机的发出的批评中，他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美元本身这个问题。

比如在向媒体谈到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他往往将炮火对准“管理层的贪婪”，或将其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失误，最多只曾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货币体系”、 “现在的货币体系是美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对美元本身的邪恶和带来的问题虚晃一枪，而再不愿深入谈论这个暗藏杀机、已夺去无数人性命的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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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逼迫依然在紧锣密鼓筹划“倒向中国”的印尼就范，同时遏制韩国民众针对外资收购本国大企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扑”，美国财团在大洋彼岸再出狠招——通过粮食期货市场，人为制造了一出粮食涨价的好戏。

本来，无论是印尼，还是韩国，传统上都是农业国，尤其是印尼，在与西方接轨之前，一直是农产品输出国，但是，70年代开始，由于产业转移所诱导的产值差异和前景迥异的发展预期，印尼、韩国很多农业庄园开始纷纷转型，要么成了新的工业开发区，要么转而种植对接西方市场和转移产业的经济作物，这些因素加上人口迅猛膨胀，导致印尼和韩国都很快成为了粮食纯进口国。

货币在疯狂贬值，粮食在疯狂涨价。两个国家的形势顿时雪上加霜，本来就已焦头烂额的政府事务，不得不再加上“打击市场突起的囤积居奇，稳定粮食供应”。

饶是我经过了一年多有关危机的亲身历练，也为此惊讶得目瞪口呆——投机商们左右局势的势力和可以随意调动的资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真没想到，他们实在太强大了”，看着粮食期货市场一个劲往上窜的价格曲线图，我向克劳特惊叹。

“这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结果”。

“它们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吗”？

“是的，因为‘全球市场一体化’有利于降低成本，延长有效管理，便于产业扩张，所以它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资本的权利，让它们左右局势的能力超过了当今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我想至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没有对这种状况重视的程度都不够，对它的运作目的、运作方式、左右局势的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的研究，也非常有限”，在说这些的时候，克劳特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张图，“不过，我想，也许它们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左右了今天粮食价格的走势，或者昨天石油的巨幅涨跌，而是它们成功制造出了一个主流学术圈子，并通过这个圈子让整个社会相信这些涨跌和走势是‘正常’的，以及由资本主宰发展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乃至人权上的进步”。

“虽然我惊叹这种大规模调动资源对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围剿的能力，但是，克哥，我并没觉得它有多高深，在我看来，它依然可以属于一种东方智慧，实际上，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曾这么做过”，我想起了大学时看过的一本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小册子。

“是吗？这倒挺有意思，迈可，你似乎对这些东方国家颇有研究，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你说起什么‘东方智慧’了”，我这番话显然激起了克劳特的兴趣。

“我确实对这些国家很感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很偶然地加入了这个团队”，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小史迪威的情景，”这么说吧，那个时候的中国版图上，存在很多国家，它们之间不时发生战争，其中有个国家拥有一个非常有计谋的总理，为了打败邻国，他想了一个办法，声称自己国家的贵族喜欢山羊皮，并向自己的邻居大量重金收购，结果，邻国那些老百姓见有利可图，不愿种粮食了，纷纷改养山羊，几年后，这个国家粮食入不敷出，得完全依靠进口，这时，声称喜欢山羊皮的国家，把住关口，禁止出售一粒粮食给热衷养山羊的邻国，结果全国遍地是山羊、却粮食奇缺的这个国家，不战自败，不得不向自己的对手俯首称臣，以换取养活自己百姓的粮食（注：这是春秋时的一个故事，发生在齐国和鲁国之间，那个非常有计谋的“总理“，是在齐国有“仲父”之称的宰相管仲）”。

“天哦，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高深的智慧？！那时英国人还在草棚里呆着呢”。克劳特表情有些夸张。

“准确地说，那时还没有英国，法国甚至德国，当然更没有美国，那是个属于中国、埃及、希腊、印度和巴比伦的时代”。

“说真的，谈到历史，以及文明的发育和传承，我想我太有理由感慨了，我曾利用因为结婚而得到的假期，和凯瑟琳（注：克劳特的太太）游遍了整个非洲，你知道在这个漫长的旅途，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克劳特顺手吸了一口烟，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中，”虽然差不多过了20年，但是，迈可，我实在太震惊于我的沿途所见了——在那个据说诞生了人类的大陆上，我看到很多地方的人，还住在非常简陋的窝棚里，实际连房子都算不上，就是几根树干支在一起，周围胡乱围了一些野草编织物之类的东西，吃的大多则是树上的果实，或森林、河流里的野物，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似乎在这些人面前失效了，在他们面前，你根本看不到历史、科技、文明的演进，也看不到财富的累积，这让他们看起来更象是群穿着衣服的猴子，不，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连衣服也穿得很少”。

“克哥，您这个审视文明的角度还真与众不同”，克劳特这番侃侃而谈，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新鲜感，“是哦，照您这个角度，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意义丧失’，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比如萨特、卡缪、雅斯贝尔斯，从文化的角度阐述过这种生存焦虑，但是，对您看到的那些非洲人而言，这种‘意义丧失’可能不仅仅是指文化，而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可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丧失’？如同您所说——这几千年来，他们仿佛被什么东西催眠了，仿佛才刚刚从树上下来一样”。

“不，我不知道，我对非洲原住民问题几乎没有研究，在没去非洲之前，那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个动物世界，成群的野牛、狮子、斑马、羚羊、大象、犀牛......摄影师给我们刻画的就是这种形象，但是，当我实实在在踏上那片土地，从开普敦一路往北，我才因为很多反差巨大的场景，逐渐有了诸如此类的困惑，我想，如果有一天你踏上那个地方，在刚刚走出高楼林立的城市不到一个小时，就陷入一种巨大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荒凉后，你也会产生这样的疑虑——那里的很多地方，至今还相当原始，原始到你几乎无法在那里发现任何历史和财富的累积迹象，我想这肯定不正常，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在一场漫无边际的交流后，克劳特和我都乐观认为，也许危乱中举起的粮食大棒，会让一切变得简单——印尼很快也会象韩国那样乖乖就范，总部交办给我们的任务，虽然借助了我们还不了解的外部力量，但好歹也算大功告成了。

但没想到，让克劳特和我大跌眼镜的是，这根“粮食大棒”在印尼引起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突遭粮食短缺变故之下，印尼不但没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屈服，反而更坚定了向中国求助的决心，甚至连一些以前反对向中国求助的议员和军方人士也相继倒了戈，不再反对苏哈托向中国求助。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印尼爆发粮食危机后，中国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有意无意释放这样的信号：中国粮食多得吃不完。如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回答一些外国记者有关国际粮食突然涨价的提问时，乐观表示“即使中国连续遭受3年自然灾害，也不会出现粮食短缺”，后来更赤裸裸地对外宣布，“正在准备出台粮食流通改革方案，想办法消化农民手中吃不完的粮食”。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向印尼紧急提供粮食方面的帮助。

“真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看着从印尼传来的简报，克劳特泄气地瘫坐在沙发上，“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高明的手腕，反倒帮了中国人的忙”。

我也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会在这件事上忙个没完没了，而且显然，处理起来也比没有这事前更为棘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中国人不直接告诉印尼，他们可以提供帮助，而是显得有些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样子”？

“中国人的谨慎是有原因的”，克劳特两眼仍没离开简报，“迈可，我们曾经谈到过，没有西方国家愿意看到中国染指这个地区，尤其是染指印尼，对这一点，中国人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太想和这个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了，也尤其是印尼，我似乎曾经和你提过，印尼有很多华裔，而他们在最近30年，也就是6、7、80年代，曾多次遭到过当地土著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自己的侨民在海外遭受这种灾难，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因为与印尼隔着数千海里的大海，海上军事力量薄弱。且很大程度上，这些屠杀实际受到了西方世界的纵容——没有任何一次屠杀行动遭来过国际社会的实际惩罚，西方国家都乐于看到这个东方国家受到诸如此类的灾难折磨，甚至将这种屠杀视为引中国人前来自投罗网的陷阱......所以，在这些屠杀发生后，握在中国人手里的唯一武器只有‘谴责’、‘再谴责’、‘强烈谴责’，谴责了这么多年，也有这么许多鲜活的生命被残忍虐杀，但国际社会没人把这当回事，大家都把这个当笑话看了”。

“你这么一说，我倒真看出古怪了”，我被克劳特的谈论吸引住了，“真的，以前您提起过的那些屠杀，任何一桩都算得上是恶性人权事件，国际社会对此完全不应该无动于衷，但正如您所说，他们居然没有受到过一次实质性的惩罚，太奇怪了，难道这一切的原因，真的仅仅只是为了看中国的笑话”？

“当然不只是看笑话那么简单，因为这实际是在损害中国的声誉，打击他们的尊严，自信，你应该知道，在一个商业世界，这三个东西都可以置换到利益......而印尼也会在程序上作一些处理，他们对于每次冲突，都会归纳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如种族冲突，或者清除共产主义余孽，或者失控性突发事件等等等等，因为有西方默许和纵容，国际社会被迫认同这些理由，这就是印尼能一次次逃避惩罚的原因”，克劳特谈性渐高，“就拿美国来说，既然每年的国情分析报告，都把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它会介意看到一个国家用某种极端的方式作出有损中国利益、尊严和威信的事来吗？不，不会，它更乐于去做的，是为这些事做些顺水推舟的工作......我想，这次印尼之所以改弦易辙，决定倒向中国，除了银行的事（指苏哈托儿子的银行在危机中倒闭）可能真的触怒了苏哈托家族外，还有就是他们手里有华裔这个巨大的筹码，这个筹码可以为它用极低的代价，换回一大堆有利于解决燃眉之急的资源，甚至，如同传闻中所说，顺便还可以弥补些自己儿子的银行倒闭带来的巨额损失，而中国，我想，也乐得与它做这么一桩赔本买卖，这是当前它改变印尼境内的华裔处境的最好的、也几乎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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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隐约约之间，我感到克劳特似乎对华裔有着某种难以说清、超乎寻常的感情，比如我在上海戏弄了一个女孩后，他对我大光其火，在接到总部语焉不详的指令后，又对印尼的华裔处境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每次提到中国人时，都有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宽厚和亲切。

有一天，在一个下午茶上，在周围只剩下我俩的时候，我忍不住向他说起了我心里这个奇怪的感觉。

出乎我的意料，克劳特对我唐突提出的问题并没感到吃惊，他沉默了一阵后，坦率向我承认，他确实对华裔有种超乎一般的情感。他甚至向我讲起“这事与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

8岁那年，他那位墨西哥籍母亲离家出走后，他遭到了小伙伴们的奚落和疏远，备受打击，一个离他家不远的开杂货铺兼出售一些二手书的华裔近邻，唯一没有嘲笑他，而是对他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比如经常邀请他去他家玩，理由是“又来了一批‘新书’”，有时克劳特爸爸加班，这个华裔家庭也乐于叫他一起晚餐，他在那家杂货铺狭窄过道尽头的一只矮木凳上，陆陆续续看了《草叶集》、《北回归线》、《纽约人》、《追求孤独》、《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百万个青少年罪犯》、《在路上》、《预言的少数》、《新激进分子》等林林总总的杂书，直到16岁那年，那家华裔家庭因为攒足了钱，打算去邻近一个大城市开一间更大的杂货店，搬离了他居住的那个小镇，他才终止了这一漫长而快乐的“精神大餐”。

克劳特把这段经历描述为是他的“重要的阅读时光”。孤独，苦闷，却又内心充实，眼界大开。也让他对中国人充满了莫名的感激之情。在他前往非洲度蜜月之前，他还带着新婚妻子去拜访过老邻居一家，昔日的老邻居已在那座大城市开了好几家超市和餐厅了。

“迈可，你对中国人很有研究，那么，在你看来，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讲完这个故事，克劳特似笑非笑地盯着我，抛给我了一个问题。

“谈不上研究，我只是很感兴趣，中国，东方，这些地方的文化、历史，对我来说很神秘、很古老，有很多足以让我感到新奇和惊讶的典故，就像我给您提到过的那些典故，那样的故事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而一些典故甚至成为常用语，在儿童之间口头流传，这些和我们国家不太一样，我想也许他们并不象我们电视和报纸上描述的那么古板和木讷，他们实际很幽默、风趣，甚至很浪漫、很有智慧，值得...我下功夫关注”，我对克劳特居然有如此经历深感意外，还在脑子里想着当初他没落的神情究竟是啥样，被他突然一问，有些没反应过来，说起话来有些结结巴巴，但是克劳特完全理解了。

“说得没错，有一个问题，至今我还没想透彻，中国人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据我观察，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完全称得上是天生的清教徒，拘谨，和善，勤奋工作，生活节俭，比如在我居住的那座小城市，他们可以说相当受歧视，但他们中不少人，竟能通过默默无闻干一些不起眼的活，如开杂货铺，小餐厅，洗衣店，补鞋店，在数十年间积累出一笔不小的财富，这简直是让人敬畏的奇迹——比犹太人的敛财方式更值得敬畏的奇迹，这是我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和一些书籍关于东方人的介绍，比如那位海军中将的航海日记和一些传教士的记录大相径庭”。

“是的，我也常有这种困惑，甚至推测这也许是那些记录者有太执着的宗教情结，或者被亚洲人、南美人诟病了100多年的殖民优越感，才导致他们出现了带有明显偏见的记录……不过，克哥，你真的觉得现在印尼的华人有危险？你的焦虑来自这种担心”？我对过分抽象讨论中国人的话题兴趣不大，除了意外获悉克劳特少年时的经历，我更感兴趣的是当时整个东南亚民间隐隐约约渗透出来的、针对中国人的敌意，这让我有种莫名的兴奋，让我觉得也许确实会有难以想象的大事发生，它们会是什么？它们会改变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承认，那段时间，我心里不时冒出各种幸灾乐祸的念头，间或夹杂着好奇和不安。当然，我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突然发生的事，竟然是那样血腥和残暴，而我也完全被所看到的场面吓坏了……

“是的，我有这个预感，根据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在获知中国政府确切的态度后，我们的同行已经启动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意在局部扰乱——”

“等等，克哥，您的意思是，这个计划的执行范围，并不只局限在东南亚”？

“是的，记得你和海西里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所过，这是一个堪称‘二战后最大的一场战争’，是一场‘可以改变历史…到我孙子读10年级的时候，他会在历史课上读到的新型战争’”，克劳特张开双手，夸张地做了一个合围的姿势，“虽然总部在这个计划上对我们保持了沉默，但北京方面的动向和我在印尼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也许‘他们’会铤而走险，我熟悉‘他们’的风格”。

“‘他们’？‘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可能和‘麦克阿瑟基金’的人有关，你听说过麦克阿瑟基金吗”？

“麦克阿瑟基金？是1978年成立的那个在全球很活跃的麦克阿瑟基金吗”？我在大学时听人说起过这个关注科技和环境的基金会的名字，。

“不，不是，而是陆军、海军和中情局在二战结束不久联合成立的一个秘密基金，它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基金（注释：当时还没有比尔盖茨基金，），很少有人知道它真实的名字，只是因为牵头的人是麦克阿瑟，所以大家习惯称它叫麦克阿瑟基金，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X基金，或者Y基金，总之就是这么一家拥有巨额财富的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缴获的日本掠夺的东南亚各国的财宝，也许还有些纳粹的资产，据说经不完全折算，这笔钱在40年代末就超过了200亿美元”。

我想起了汤姆，瘸腿的老海员汤姆和他的故事，但表面依然装得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假装惊讶地叫起来，“哦上帝！在1950年，这该是多大的一笔钱！我记得，拯救整个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最初的预算也没超过200亿美元，不过我不明白，克哥，这场危机和它们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也许他们觉得，任何区域争端和可能改变世界既有格局的趋势，都与他们有关”。克劳特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明显的揶揄表情。

“可是，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些对我而言，完全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

“其实，我得感谢你，迈可，你那句估计是日本人在插手印尼局势的提示，让我想起了中情局内部的一个传说，在最近几天，尤其在分析了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后，我愈来愈觉得，也许东南亚的局势，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的掌控，我们甚至已经无法准确判断下一步这个地区究竟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个沮丧、又让我大涨见识的下午，按照克劳特的说法，我们遇到了强劲而又行动诡秘的对手，虽然他们与我们来自同一个阵容，但却又不和我们有任何交叉，既不受我们的控制，也不会和我们有任何正面接触，甚至可能——当他们觉得我们成为他们的目标的障碍的时候——成为我们真正的对手。

这简直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关系。

这种复杂的关系源远流长，始于我父亲的童年时代，也就是二战结束的最初的那几年，与二战中功勋卓绝的将军和战后出现的数目庞大的剩余物质的支配直接相关。

在世界主要大国差不多经历了5到10年、耗费巨大、死亡惊人的战争后，出于对人类未来安全负责的考虑，一些战功显赫的将军和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经过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松散而高度机密的组织，核心主旨是关注和研究全球的局势变化、科技发展和环境问题，并以此将盟军从德国、日本缴获的、数目庞大的战利品——最大部分是纳粹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财富和日本从东亚、东南亚各国掠夺的财宝——归入自己的帐下。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托辞，目的是秘密、正当地占有对战后剩余物质和战利品的支配，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延续对世界发展与格局变化的主导权。

这个组织依靠手中庞大的财力和社会影响，不但推动了欧洲、日本的重建、成立巴解组织围困以苏联为首的红色联盟、发起对残余纳粹的追杀、秘密启动一些新型武器如气象武器、生化武器的研究，甚至还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战略学的诞生。这不是一门关注某个局部或某一专业的学问，而是从人类生存的全局着手研究社会结构、变化与趋势，以及国家间的关系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科，虽然它在很多年内没得以正式命名，但著作方面却硕果累累，影响巨大，比如《不战而胜》、《文明的冲突》这些大学热门专著，都是在这一组织的影响、甚至或明或暗的支助下完成的，从表面看，它们都是严谨的、中立的、高瞻远瞩而富有思辨的学术著作，但事实上，它们看问题的标准，却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立场。是从西方既有传统和价值来剖析这个世界，它们的写作目的无外是告诉世界为什么西方会主导这个世界，以及西方如何继续主导这个世界。

和美国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沙龙比较，这个组织的最大特征是与中情局、陆军总部有直接关系——它的资金本身就是这两个机构从战场谋取的财富的一部分，它的缔造者是在美国的威望一度超过总统的麦克阿瑟。

只是，也许是出于小史迪威的原因，克劳特当时没有向我讲起麦克阿瑟从欧洲转战亚洲后，为独吞本该由史迪威参与支配、全部数额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巨的“山百合”藏宝，对一直奋战在亚洲战场的美军统帅史迪威的刻意疏离。乃至战争结束后，史迪威很快淡出了公众视野，而麦克阿瑟家族则一跃成为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权贵家族”。

第十一章

40

我以为克莱特探听到的北京方面的消息有很大的爆炸性，但事实上，很平淡，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很平淡，觉得克劳特把这个消息视为”一个重要动向”多少有点大惊小怪，疑神信鬼。

消息是这样的——

为了给中国添乱，最大限度扰乱中国国内局势，以削弱中国政府对东南亚的兴趣和行动能力，阻扰印尼和中国结盟的势头，中情局在中国内地启动了一个代号叫“Z计划”的行动。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诱导中国的一个气功组织与中国政府之间发生冲突，并实施温和而态度明确的反政府行动。

看到我不以为然的神色，克劳特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计划的一些奥妙。

这一行动，或者说美国对外的这类行动，就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在系统研究二战期间的间谍战后，提出的“软战争”这一概念的重要措施之一，软战争突出了两个方面的行动指南，一是和平的方式，二是具有预见性。某种意义上它是通过一种“借力打力”的方式达到制约对手的战略目的，也就是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投入的成本很小，但收益非常高。

这一战术的操作模式，是有预见性地发现和选择对手阵营未来可能获得巨大影响的人物或群体，然后以巧妙、合法的方式渗透，通过提供发展平台、媒体平台、社会关系乃至资金等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然后诱导出其与政府间的矛盾，并逐步将这种矛盾放大为一种不可调节的冲突，使其成为社会的一道裂痕或伤口，导致对手必须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为此裂痕或伤口买单，由此给对手构成一种事实上的战略消耗。

“可是，克哥，您是说，北京方面的消息就是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会因为一些理由向政府抗议”？听完克劳特一大通解释后，我对那个所谓的“从北京传来的动向”依然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克劳特的一本正经有些好笑，至于“软战争”、 “预见性”、 “和平的方式”和“战略消耗”，我在培训期间已经很熟悉了，只是不知道它居然是一个基金会的研究成果，而且看起来，这个基金会的一些成员，似乎的确应该和汤姆说的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迈可，你可别小看了这类行动，它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会构成一道很大的杀伤力，听说他们为了这事没少下功夫，至少4年之前就开始着手安排了”。

“天哪，难以想象，就为了这个”？

“是的，就为了这个，这可不只是个只有老头老太太的组织，而是，在《时代周刊》对它进行报道后，有很多海外消息灵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参与到这个组织的活动中了，某种意义上，它是现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真不可思议，《时代》周刊会去关注一个气功爱好者！那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小分支而已”，我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这还牵扯到《时代》周刊，在我看来《时代》周刊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综合性重量级刊物，与气功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搭界。

“这就是这个组织的能量，在这方面它强过中情局，麦克阿瑟在二战中扮演的是犹太人救世主的角色，犹太人对他都很尊重，而你知道，犹太人在报界的影响力——他们是很多有影响力的报纸、电视台、周刊的大股东或老板，所以，这个基金会想让《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日报》关注下某人，简直是小事一桩”，克劳特对我的惊讶不以为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关注了这个气功爱好者，而是以一种非同一般的角度关注了这个气功爱好者，并对他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当然，我估计，这都是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方面的暗示”。

原来，早在3年前，也就是1995年，《时代》周刊就对这个气功爱好者作个一个高规格的专访，而对话的主题居然是“世界秩序与人类未来”这个比对一般国家领导人的专访还高端的话题，显然，他们对他的定位，不像是一个一般的气功爱好者，而象是一个先知，或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

这个采访，以及美国方面诸如此类的活动安排，让这位气功爱好者声名大振，不但在一般民众的影响急剧扩大，也让一些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加入到了这位气功爱好者的组织中。

“一个采访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真有些难以置信！”我有些哑然，“克哥，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要把它们说成是一种安排，而且，为什么一定就能知道他，或者他们，会和政府之间发生冲突”。

“洞悉这些，需要你熟悉历史、文化、政治、现实、社会学，嗯，尤其是社会结构方面的理论”，克劳特微微一笑，“亲爱的迈克尔，你去过东欧，参与和目睹过那里的一些事，你能否告诉我，你对那里的什么东西印象最深”？

“噢……让我想想，我想，我想是当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我记起了贝雷帽酒吧，里面那些人对自己的政府肆意嘲弄，以此为乐，那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形。

“是的，中国也这样，这就是他们会下功夫做这类安排的原因，因为它意味着机会和成功”，克劳特把茶几上的两个茶缸和一个烟灰缸并在一起，指着那一堆东西说，“你看，任何社会的结构，从文化方面看，大体而言，都是由传统、制度和现实文化这三个部分构成，制度是核心，传统是制度的依据，而现实文化则对制度和传统，当然也包括历史，起着评论和修正功能，同时它还是一个时代价值的承载者，如果说政府依靠政权掌握着权利，那么掌控着现实文化的群体则通过知识掌握着权威，只有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这三者才是一种良性关系，否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断裂或扭曲，而我们看到的是，东欧、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这三个部分的关系并不是太融洽，我现在不想去探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不融洽，我们只说，这种不融洽是我们观察到的，是现实中存在的，这种不融洽表现出了这样一个面目：现实文化拒绝对制度和传统提供良性的评论和修正，而对其表现为对峙与反抗，或者通俗地说，在这些国家，现实文化总处在一种‘起义状态’，这种起义状态的文化，会放大几乎所有社会不良事件，并始终把矛头指向制度、政府，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不动声色地制造事端的办法，并会因为这种文化和警察粗野的行事风格——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差不多——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从而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

克劳特侃侃而谈，我似懂非懂，除了觉得高深，我对他这一席话的感性认识，依然只局限在自己在贝雷帽酒吧的所见所闻。

看着滔滔不绝的克劳特，我脊背渐渐有了种凉飕飕的感觉，感到那些曾让汤姆惶恐了半生的“人”，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了，这是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于是我想尽快把话题引开，没想到竟象中了邪，一开口依然是这个话题：

“克哥，在你看来，你如何评价那个被他们选中的气功组织”？

“不用说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就算是在宗教构成了最主要、最悠久的传统的西方国家，它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邪教”，克劳特把烟灰缸往自己的身边挪了挪，掏出一盒香烟，向我示意了一下，“你知道他在宣扬什么吗？在接受《时代》周刊的专访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唯一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和真相的人，而这个未来和真相非常恐怖，就是外星人将要取代人类，他还认为外星人已经给人类设置了一层细胞膜，以此来完成对人类心灵和感觉的控制，他甚至已经开始了与外星人的交流，说外星人开始以为他和他们是一伙的，结果发现他是去消灭他们的……”。

“噢卖糕的，这都是些什么话，这不太象一个正常人说的，这样毫无根据的话也有人信”？

“这是那位气功爱好者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的，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话会有人信，但事实恰好相反，他的信徒在中国也许已经超过50万……我之所以认为他是邪教，一是在于他是以一种对未来的恐惧的方式，对一般听众进行了胁迫，他关于外星人的那套说辞就具有这样的性质；二是他认为自己掌握了让人得救的办法，这可以理解为是向基于恐惧的大众施放的一道诱惑；三是他觉得他能在千里之外与他的信徒进行‘心灵沟通’，这实际是种精神控制，是使他人失去灵魂自由的精神暗示，这是连基督教也早已否定和不认同的一种说法，我们已经认识到，上帝不能限制人的心灵自由，因为限制人心灵自由的做法，与上帝存在的目的相悖。但是，这位气功爱好者显然把自己当做了比上帝还高明的人物，公然声称自己能进入另一个人的心灵，这当然是典型的邪教”。

“这太有趣，也太不可思议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竟会出现这样的组织”！

“事实上它已经出现了，而且规模发展得相当大”，克劳特微笑着把吸了一小半的香烟放在烟灰缸上抖了抖，“而正因为他这套说辞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依据相去甚远，所以它必然与政府产生冲突”。

“然后，‘他们’就因势利导”？我想起了在贝尔格莱德那段时间，小史迪威对我的教诲。

“是的！”克劳特狠狠地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沮丧地把身体往后一靠，有些于心不甘地说，“既然是‘他们’在插手此事，我们还是站在一旁看着比较好，我倒真想看看他们能不能以此让北京方面放弃自己的想法”。

41

但是，克劳特和我都失算了，在“Z计划”还没在中国看到什么动静的时候，印尼方面传出了一个让我俩大吃一惊的消息——

雅加达出事了！

也许是从5月13日早晨或上午开始，一群来历不明、穿着军靴的人，从城郊乘坐军用卡车进了城，他们在街上点着了随车携带的胶合板、轮胎等易燃物后，高喊着“宰了中国人，烧死中国狗”等口号，开始抢劫华人经营的超市、商店，集体强奸华人妇女，据目击者传过来的消息：现场惨不忍睹，虽然有警察闻讯后赶了过来，但他们居然仿佛一群看热闹的闲人，对暴徒的行为袖手旁观，而一些被强奸的华人妇女被暴徒扔进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

克劳特和我都惊呆了，因为信任、甚至有些崇拜那个神秘到有些象传说的组织，我们几乎没再去考虑雅加达前途方面的事，一是公司还有一些琐碎的账目工作需要核对，二是我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以我们难以想象和高人一筹的办法，顺利终止雅加达积极向北京靠拢的局势。

“没想到，真没想到！”克劳特手里拿着从雅加达传来的加密电文，脸唰的变得苍白，手有些微微的颤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难道所有棘手的事情都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终止？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制造罪恶”？

“可是，克哥，你为什么觉得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或者，这压根就是一起意外，毕竟，这段时间，印尼自己也一直在煽动民族情绪，宣泄对华人的仇恨”，虽然我也觉得电文上所说的事情太过突然，但并没觉得这一定是‘他们’干的。看着那份不长的电文，我想起了长相甜美的伊拉姆·塔娅，不知她是否有华人血统？是否会出意外。

“为什么？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种直觉，一种熟知印尼各种势力行为特征和动态后的直觉”，克劳特苦笑一声，把电文递给我，伸手拿过了身旁的话机，吩咐秘书订两张最近时间去雅加达的机票，然后回头对我说，“晚上八点半的飞机，回去收拾一下吧，可能这次时间不会太短”。

也许雅加达出事了的消息已传遍马尼拉，使很多马尼拉人取消了行程，偌大的候机厅显得稀稀落落，但显然，“国际投资商”约翰·克劳特和他的助手迈克尔，并没有被雅加达的险情所吓倒，而是勇敢地拎着两个硕大的旅行箱迎了上去。

克劳特心事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我则在他的斜对面坐着——这里顺便透个秘，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两个同行的人是按这种方式在坐，那么，如果不是偶然无意，他俩很有可能是执行任务中的美国特工或由中情局参与了培训的特工——这种标准的美式特工坐法，可以自然而然地对周围进行360度无间隙观察，及时发现异常，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目光看似随意实则很仔细地打量了下周围的人，靠克劳特左边的是一对父子，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肤色黝黑，表情憨厚，再往左是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自坐下来他就一刻不停地在用当地话讲手机；右边则是一对老年夫妇，再过去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正一边观察周边情况一边琢磨在来机场的路上给伊拉姆·塔娅的电话，耳边响起了很大声的美国腔——两个胸跨相机的美国人，正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着向这边走过来——

记者？他们也得到消息了？准备去那边采访？看着愁眉苦脸的克劳特，我突然想到，如果记者真能迅速把雅加达的骚乱传播出去，说不定这场骚乱会因为国际舆论压力而马上平息，我的哥们兼搭档，可能心情会好受些。

我冲他们礼貌一笑，他俩也发现了我这个美国人，于是拖着行李在我旁边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一搭讪，他俩果然是记者，一个是美联社的，一个是《纽约日报》的，是驻雅加达的同事来电话告诉他们，说那边发生了骚乱，场面非常大，也非常壮观，雅加达的人手不够，要他们火速赶过去“增援”。

“听说场面很糟糕，很血腥，哦买糕哒，好像一场战争”，纽约时报的记者显得有些兴奋。

“好像是军人，或者刻意把自己装扮得和军队有瓜葛的歹徒，这不是第一次，我想这个国家还处于部落时代，不喜欢用文明的方式，而更习惯用直接的暴力解决问题，这几年，在它那里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美联社记者一开口，就显示出了自己比一般市民报纸记者有着更高眼界，“你们也是哪家新闻机构的吗？也在为这件事这么晚来赶飞机”？

“不，我们只是在那边有投资，我们很担心自己的生意，决定过去看看”，不知什么时候，克劳特已经站在了我们几个人跟前。

我忙向克劳特介绍眼前这两位高谈阔论的记者的身份，记得还热情洋溢地说了些诸如“此刻，媒体应该义不容辞地举起举起手里的相机，将那些罪恶的镜头，那些敢于公然糟蹋人权的恶棍向全世界曝光”， “在受到媒体关注后，我想印尼政府会知道自己在犯多大的一个错误，他们也许会果断制止这样残暴、野蛮、毫无来由的骚乱”。

但很意外，克劳特对他俩和我说的这些似乎没有多少兴趣，他把头转向那个美联社记者，岔开了话题，“哦，我认识你们那儿的维克顿，杰克·维克顿，他似乎还欠我打赌输掉的两瓶香槟，他还好吗”？

刚才还多少显得有点矜持和傲慢的美联社记者，脸上顿时有了些谦卑的表情，“您说杰克·维克顿？他曾是我的头，现在高升了——两年前就调回总部了”。

“是吗？这头不喜欢出声的鳄鱼，可把当年我们这群老伙计给忘掉了，记得他在马尼拉泡的第一个妞，还是我给介绍的呢”，克劳特不拘小节地坐在行李上，习惯性掏出香烟盒，也许想起自己在机场，于是自嘲地笑笑，把香烟盒放到鼻子下嗅了嗅，又放回了口袋。

“嗯，也许，或者，这个，喔，杰克·维克顿先生，确实很有男子气，很有，个人魅力”，美联社记者脸上显得有些古怪和尴尬，也许因为没弄清克劳特的底细，他还不习惯在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直截了当谈自己曾经的上司，“实际上，直到上个星期，还有不知道他已离开的女士打电话到办事处找他”。

我很奇怪克劳特当时的反应，他的表现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印尼发生了骚乱，或至少，对印尼的骚乱并不关心，这当然不是真的，我知道他对此的愤怒，也许还有点没来由的不安。但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却没有显示出对这场骚乱的关心态度，对他们有点不冷不热，甚至，隐隐约约有那么些讥讽的意味。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南斯拉夫之行和金融危机中的经历，使我对记者和媒体的能量印象深刻，我甚至这样认为，也许，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类性质恶劣的突发事件中创造奇迹，比如，通过有感染力的文字描述和大幅大幅的现场图片，发动一场世界范围的舆论战，而印尼政府也会因此迅速屈服。

但是，很显然，克劳特对两位记者显得不够热心。

在雅加达，在和两位记者交换了名片，高兴地分手后，我迫不及待向克劳特说出了我的这一困惑。克劳特撇了我一眼，“迈可，你太天真了，不要对你想的好事抱任何希望，我猜得没错的话，他们对这事根本作不了主，如果背后的目标没达到，我敢打赌，那些他们也许真的很辛苦才得到的采访，根本不可能见报”。

看到我一头雾水的表情，他笑起来，“虽然我曾多次提醒过你，但显然，你依然热衷从事物的表面看问题，而这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你知道，我对他们那类机构不可能不熟，实际上，你也听到了，那位美联社记者的前上司，也就是杰克·维克顿，就是我的老交情，以前，10多年前，我和你想得一样，我记得那是1984年，同样是雅加达，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小到最后大家翻遍所有的新闻都依然糊涂的原因，导致了一场巨大的骚乱，数十个华人丧生。当时，我也象今天的你那样，和杰克·维克顿说了这样一番话，杰克·维克顿也满怀热情去采访了，但是，那些杰克·维克顿冒着危险采访的稿子，拍摄的照片，并没有被刊登，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1986年同样如此，那可是一场持续了数周的排华暴乱，蔓延到了雅加达周围好几个城市，甚至蔓延到了北苏门答腊那样偏远的省份，但消息依然没有及时刊登，无法对骚乱形成舆论压力，仿佛，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覆盖着全球的透明的网，把这个消息从所有新闻版面彻底过滤掉了一样，而当地政府对这些骚乱，也几乎采取的也是放任自流的态度......”。

克劳特说，几个月前，他之所以能一口气在我面前说出上个世纪80年代密集发生在印尼的排华骚乱，在于他曾研究过它们。是的，他研究过这些发生在一个多岛国家的突发事件，结果发现，这些突发事件除了跟印尼土著有反华传统这一因素有关外，还与另一个动向有着密切联系，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很多中国人迅速致富，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有了强烈的财富梦，这其中，1965年因为遭受苏哈托政府追杀，而被迫离开印尼回到中国本土的数十万印尼华人，因为思乡——他们中的不少人，实际已经把印尼当作了他们的故土——和迫切的致富愿望，开始通过新加坡、泰国、香港、菲律宾或马来西亚返回印尼，这在当时依然在当政的苏哈托看来，不是一个什么好苗头，毕竟他曾亲自下令对华人中的“共产主义势力”进行了清剿，并致数十万人死亡，这样的事，对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无论初衷被认为有多么正当，理由有多充分，都足以使其一生为之惴惴不安，所以，他并不愿意昔日被他驱逐和追杀的人以任何理由返回自己的国家。

而来自中国的这种动向，也同样不符合西方人的愿望，西方人，尤其是熟悉东南亚殖民史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勤劳和商业智慧有着崇拜到恐惧的印象，这既是十七世纪初荷兰驻巴达维亚（注：印尼）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由衷感叹，“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从而不惜通过各种方式，甚至包括以海盗方式前往中国南部沿海抢夺和诱惑中国人去巴达维亚定居和经商的原因，也是1740年10月巴达维亚爆发“红溪惨案”（注释：1740年10月9日至12日，荷兰殖民者借口华侨要进攻巴达维亚，下令荷军在巴城内挨门逐户拘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连关在监狱和卧病住在医院的华侨亦不能幸免。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被屠杀华人近万，财产损失无法估计。由于这场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发生在巴城内红溪河畔，因此被后代史家称为“红溪惨案”）的原因——在很短的时间内，勤劳、善于组织和经营的中国人，在巴达维亚的影响甚至大有超过当地殖民势力之势。

简单地说，活跃在那个区域的政治势力，没有一个欢迎印尼和中国改善关系，哪怕这种改善的迹象仅仅出现在民间，哪怕仅仅只是一种趋势，它也将被扼杀在摇篮中，这就是印尼政府在那些年放手当地土著敌视乃至公开报复华裔，国际社会默许这种报复的最根本的原因。

直到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伴随着印尼的“经济崛起”和对外交往的频繁，印尼才逐渐淡化了对发展本国经济拥有重要话语权的华裔的敌视，才有了危机中，此前的铁杆“反共人士”苏哈托破天荒准备倒向中国的动向，但想不到，尽管连苏哈托也改弦易张了，迎接这一倒向的，依然是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

42

在雅加达，克劳特动用关系，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打听到了关于那次骚乱的确切消息，一股有反苏哈托背景的军人制造了这场骚乱，因为这些军人也曾是1965年苏哈托反华裔政策的执行者之一，手里掌握着苏哈托的不少内幕，所以在针对华人的举措上，苏哈托对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显然，据提供消息的人士称，这些制造骚乱的军人背后，还有神秘的支持者，至于是谁，他也没有丝毫头绪。

这场突起的、规模大、手段残忍、两天后即诡秘消失的骚乱，终止了中国和印尼之间的秘密接触，苏哈托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手里的所有筹码，全面倒向西方，中国方面一边动用“外交抗议”，一边派出中远集团的大型船只，前往印尼接纳受灾的华人。

但是，因为船到来之前，骚乱已经停息，加上受到偏向台湾势力的华裔（注释：1965年印尼政府针对华裔的公开大屠杀，也与这股偏向台湾的反共华裔势力的挑拨有关）的挑拨，远洋公司的轮船在雅加达港口遭受冷遇——尽管仅仅几个月前，正是这家公司，为闹粮荒的印尼免费送来了两船粮食。

这些都是当时的动态和说法。

4年后，在那次非凡的“中国之行”中，我和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竹内小野熟悉后，才了解到有关这事的更多内幕，同时也才知道当初自己随口说出的判断十分准确，日本方面确实比美国更在意东南亚的“战略价值”，他们的情报人员比我们更卖力、也更深入地对印尼各界进行了渗透。

原来，早在年前印尼总统特使和中国方面的代表在香港首次碰面的时候，日本金百合基金会（注：该基金会是麦克阿瑟针对日本的妥协政策的一部分，直接脱胎于日本战时的金百合组织，金百合组织是由日本亲王直接统帅的秘密组织，旗下云集了大量的建筑、历史、珠宝等方面的专家，专门负责对占领国的财富搜刮和秘密转运、储藏，日本投降后，由于金百合组织无偿献给了占领军数量惊人的“金百合藏宝”，麦克阿瑟于是转而游说华盛顿政府改变初衷，不对日本实行彻底分裂和打碎天皇统治传统的计划，而应实施保留天皇、维护日本统一和稳定的全面晋绥政策、以使日本成为美国对峙苏联和可能“赤化”的中国的桥头堡。麦克阿瑟游说成功后，利用金百合的剩余财力，按照金百合既有势力、传统日本亲美势力和自己扶持的势力这样的划分，在日本成立了三个秘密基金会，这三个基金会既与自己随后秘密成立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同声共气，又共同协助日本政府的战后重建。从1945年12月起，这三个基金会透过日本政府，开始把高达3000亿日元的资金以“战时临时合同钱款”名义，陆续支付给了日本各地财阀，实现了日本战后首次财富大转移，大批新公司得到了合同，据称，后来当了首相的田中角荣也得到一份价值7300万美圆的合同，缘由是要他“把1个工厂迁移到韩国”，这是个子乌虚有的“任务”，实际上，田中角荣在得到这笔巨款后，连一根铁丝都没有迁移）的人就捕捉到了苏哈托对中国政府的特殊要求，就是希望中国方面出资拯救他儿子的银行，这一直是克劳特和我在梦寐以求的情报，但那时，我们显然沉浸在公司在不断实现巨额盈利的喜悦中，更热衷的是从诸如马来西亚总理和索罗斯公开或半公开的对骂中，揣摩金融市场动向这类事。

在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日本方面开始秘密追踪这位在印尼和中国的谈判中具有重大作用的特使，并获得了一大批极有价值、可以对苏哈托的政治信誉构成致命打击的录音和影印资料。这些资料的一部分，通过暗中运作，辗转交到了印尼反苏哈托的一些将军手里。

得到这些资料后，那几位反苏哈托的将军如获至宝，立即通过中间人向苏哈托做了暗示，以此要挟苏哈托中止与中国的接触，自认为对印尼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苏哈托，在得到中间人传递过去的那些暗示后大光其火，扬言那些将军在制造谣言和阴谋，他用生命起誓，将对此类行为和言论给予坚决的、不留情面的全面打击。

很快，一批军人脱下正规军服，穿过雅加达街头、煽动雅加达贫民窟的人一起上街，拉开了制造骚乱的序幕，在骚乱正式开始前，苏哈托得到了一个口讯——将在骚乱变得举世瞩目的时候，公开苏哈托因为自己儿子的私利而倒向中国的所有细节。苏哈托还同时发现，一些本来一直非常支持他的军政要人，也陆续给他打电话，话语变得暧昧，或明或暗地劝告他在国家前途面前慎重行事。

48小时后，苏哈托审时度势，迅速向反对势力低头，制造骚乱的人随即也象风一样在雅加达街头消失——这是一场从开始到结束都显得异常诡秘的骚乱。

不过，虽然当时我们对骚乱的内幕了解不够多，但克劳特对新闻界对这事的反应判断很准确，在此事足足过了半个月后，《纽约时报》才开始刊登发生在印尼的这场悲剧（注释：《纽约时报》在1998年6月初，才刊登出发生在印尼的针对华人的惨绝人寰的屠杀强暴新闻）。大扮“正义之师”，整个世界一时为之哗然。

“看看这些可耻的媒体，它们可耻得已经完全没有了底限”！克劳特把摊开在两手之间、转载了《纽约时报》报道的当地报纸摇得哗哗直响，“在受害者的尸体都已经化成了灰尘，早就成了太平洋里的鱼的腹中之物之后，这些可耻的家伙才开始摇唇鼓舌，装模作样‘声讨’这个它们其实极有可能也参与了背后交易的肮脏事件，更不幸的是，它们居然能达到目的，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它们想要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民众，依然会把《纽约时报》当做正义的化身，认为此举再次显示了他们确实具有值得社会尊重的良知，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实际上，不单单是一般民众，就连那些受害者，或声援受害者的华人团体，也把《纽约时报》当作了救星和良知代表。《纽约时报》的报道甚至被这些群体当做了他们在世界范围声讨印尼政府罪行的最热门、最有力的证据。

老实说，直到在今天写出这些往事的时候，我还没发现究竟为什么《纽约时报》没被质疑，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事实上，《纽约时报》在这件事上的伪装并不高明，发现这种伪装只需要追问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东南亚、或雅加达是否设有记者站或办事处。如果有，却没有及时刊登出那个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那么，它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无疑就显得非常可疑。

但是，很遗憾，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到有一家机构站出来对它提出这一质疑。

“你知道《纽约时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一切都早过去了的时候来报道这件事吗”？克劳特用牙齿咬着一个树根做的烟斗——那是我俩在雅加达和伊拉姆·塔娅会面时，伊拉姆·塔娅送给他的礼物——余怒未消地盯着报纸问我。

“不清楚，按照您的说法，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交易，觉得无所谓了”，我确实不懂这其中到底有何深奥之处。

“不，没有这么简单，亲爱的迈可，没这么简单，这些已成旧闻之后，《纽约时报》还把它们报道出来，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因为版面缺新闻，或是因为什么良心发现，而是，此举依然可以间接羞辱中国政府，让中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嘲笑中国政府，加大中国社会的裂痕”，克劳特放下报纸，取下嘴上的烟斗指着报纸上刊出的大幅骚乱现场的照片，“真是让人不得不叹服，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报道节奏，就做到了一箭三雕，既扮演了社会正义这个角色，又对已经屈服的印尼政府再次形成威慑，还可以同时打击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尊严”。

“可是，这些人，我想这些操控了骚乱的人，不怕受到惩罚吗”？此言一出，我就有些后悔，这话一定会遭到克劳特的奚落。

果然，克劳特以45度往下的目光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把树根烟斗又放进了嘴里，“如果不是看在这位送烟斗的女士的份上，我真想嘲笑你一番，迈可，这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人们关心的是利益，实力，成功，而不是什么道德，从来不是这样，你我都熟悉华盛顿，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到处听到对他的恭维，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从历史真相看，他又何尝把道德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我们现在熟悉他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一个二流牧师或三流医生，为了赚钱和所谓的塑造一种新的美国精神楷模而写出来的文学作品，那些事杜撰的成分太多，比如，我们都知道他拒领工资的事，并想当然地把它作为了显示华盛顿先生情操高尚的证据，但事实的真相是，在没领工资前，华盛顿先生每年报销的个人费用超过100万，你知道那时的100万事多少吗？那时一个标准产业工人的月工资还不到10块钱，同时他还违规蓄奴......可是，因为他成功了，给大多数美国白人带来了利益，所以没人把这些明显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才能做出的事与本来的他联系在一起研究，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就在我们呆的这个城市，也有同样的例子......”。

克劳特接下来说的这位，是我们的合伙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据传，在他当政期间，因为侵占了数目不详的国家财富，又私吞了难以计数的日本藏匿在菲律宾的部分金百合藏宝，变得富可敌国，在菲律宾逐渐拥有了数不清的产业，并在政界、实业界、金融界形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势力，怎么来形容这种势力呢？即使在与他有杀夫之仇的阿基诺夫人当了菲律宾总统，对他整个家族进行了清算，把他驱逐出境后，依然无法动摇他在菲律宾的根基，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很多军政、文化界、实业界的要人都在从他的家族分享利益。如果大家讲道德，被驱逐的马科斯无疑是菲律宾的罪人，但因为利益所在，很多菲律宾的当红人物依然习惯围着马科斯家族转，为他们卖力，为他们说情，为他们鸣冤，马科斯家族在菲律宾的势力依然十分庞大。

这就是当前这个世界，从美国到东方的活生生的现实，不，也许不只是现实，还包括历史。

第十二章

43

卡，在写上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没有理由不被悲哀笼罩，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它已经伴随了我很多年。鲁考斯、克劳特、小史迪威、菲利德、黛米、亨特教授......这些名字和人，是树立在这个漫长的疼痛中的一个个醒目的标记，我想，从2003年3月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的那一刻起，这种痛苦就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它变得不可自拔的原因在于，在亨特教授的一再提示下，我不得不承认，导致这个世界总有一部分人在肆无忌惮地作恶的原因，不在于这些人一出生就有多么的坏，或者他们受到了什么邪恶的幽灵的蛊惑，而在于，他们是目前我们人类传播和遵从的文化的优胜者，或者说，他们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那套价值塑造出来的当之无愧的楷模。

如果你发现，我们现在信奉的文化本身，我们彼此鼓励“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成功者”的背后，潜伏着的是一个会导致我们想去千方百计作恶的价值体系，它才是真正的罪恶之源，你会因此而绝望吗？

我不愿去猜测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这个世界多一个如鲁考斯、小史迪威、亨特教授和我这样绝望的人，当然，也许，用“绝望”来形容亨特教授不那么准确，事实上，虽然他时常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怒不可遏，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清醒和乐观的人，常把“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挂在嘴边，甚至，虽然一直备受同行们的排挤，他也没觉得自己孤独，除了我们这些追随者外，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精神上的同盟，他们都是自己处身的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分布在社会各界，比如历史学界的汤因比，哲学界的罗素、卡谬、萨特，文学界的黑塞、卡夫卡。他认为，他不过是在洞悉了这些天才人物对人类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缺陷的洞察后，在自觉传承和继续思考他们已经发现的问题而已。

在他看来，罗素，对，就是那位提出过“理发师悖论”、写作了至今影响甚大的“西方哲学史”的罗素，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就在于他们认识到自“新教改革”以来，整个西方文化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箱子”，让整个世界充满了由激情和私欲控制的罪恶，对利益的没有限度的追逐，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繁荣的全部秘密。“金钱与利益”，这对在经典时代被认为会让人迷失高贵本性的邪恶之物，在被新教首肯为了是来自“上帝的赏赐”后，它就不但成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成为西方近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的最核心的价值，也变成了几乎所有人的人生目的——从最贫穷的人，到富可敌国的人，都在为它们操劳一生，因为那里面有几乎全部的人的价值：成功、尊严、高贵、显赫……所以，汤因比说，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造成了地球固有资源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或消失，并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认，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

我想，我之所以在思考再三后，决定把我所知道的内幕写出来交给您，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也许就有来自这位睿智的英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因为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让我反复思考的话：

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这些年来，困于西方文化已经带给人类的愈来愈明显的末日景象，我一直在努力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并曾虚心地向一些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求教。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在向这些学者请教时，常常遇到的让我感慨不已的事，这些人，这些有着气派的名头的学者，在我表示了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后，常常会这样回答我，“这是您在猎奇吗？亲爱的迈可，您可知道，您处身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一个给予了这个世界以最合符人性的制度的国家，为什么您会反而赞美我们的文化？老实说，几乎从100年前开始，中国知识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并将它们视为耻辱，这也是我来到您所在的这个国家学习的最大原因”。

我知道，每当这个时候，请教就不得不变成一次交锋。

我心平气和地问他们，“非常感谢您这样赞美我的国家，但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既然西方文化如此杰出，并实际——如您所说——领导着这个世界，那么请问，为什么它会如此快速地把整个人类带入一个几乎无法逆转的危险处境中，我相信，如果你熟悉当前人类的资源消耗现状和它可预测的前景，您也会同意目前的地球处境已经相当危险”。

这些学者在听了我的这番话后，往往一阵愕然，然后讪笑着走开了。

我把这个场景，视作人类的另一场文化悲剧——西方文化用私欲和对私欲的激情，成功引诱了整个世界，让那些本来有着宝贵传统的国家最有智慧的群体，也甘愿拜服在了它的脚下。

不过，尽管我认真研究过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人的言论和经历，以及从古到今一些中国人对他们的思想的注释，但老实说，我对这些东方思想家的思想精髓，还缺乏深刻领悟。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完全理解汤因比这句话的内在奥妙，对我而言，更真实的感觉，是绝望、愤怒和恐惧，那是一种精神失去依托和参照后的躁动和不安。

这种复杂的情绪，也许让我此生再难静下心来，象康德或亨特教授那样去思考和发现。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有些可能牵扯到骇人听闻的内幕写下来，交给您，愿它能给您和您所在国家的其他人，带来某些触动和参考，您和所有见到它们的人，可以把它看着是一个西方人的梦想。如果最后，它竟真的能或多或少地达到这个心愿，相信我，我会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无论那时我已身在天堂，或地狱。

很抱歉，我似乎跑题了，还是继续前面的话题吧——

尽管理解不了汤因比等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上的奥妙所在，但我想，我对“这个世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在竞相行恶”的说法，还是深有感触，它最初甚至不来自亨特教授，而是来自我的工作伙伴和人生导师克劳特，在前面的记录里，我曾回忆过97年泰国股票中小投资者在街上愤怒焚烧索罗斯股票的事，我至今依然十分赞同克劳特在这件事上的观点，他们——无论是股票市场的失败者，还是成功者，信奉的其实都是相同的价值。

那些在街上焚烧索罗斯画像和大声诅咒索罗斯的人，尽管嘴里口口声声说的都是道德，但实际，都不过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利益损失而已，他们真的想过他们的行为，在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吗？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来证明，他们的交易对这个世界的公平——这是道德最为基础的部分——带来了什么帮助？我认为，他们甚至拿不出哪怕一件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确比索罗斯更有道德。

也就是说，索罗斯固然可恶，但和索罗斯比，他们一点也不更高尚，实际上，他们是同路人，都挤在同一个价值模子里，在这套价值面前，索罗斯是一个和他们拥有一样权利和机会的参与者，他既没参与规则的制定，也没试图去修改规则，他们是在相同的规则下玩着相同的游戏，只不过索罗斯成功了，而他们失败了，如果在他们眼里，索罗斯代表了贪婪、倾轧、嗜血和残忍，那么，很显然，相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或天天站在流水线前的产业工人，他们也是。

2004年，和亨特教授在一起工作时的一个场景，加深了我在这方面的印象和感悟。

在小史迪威和我加入亨特教授的“拯救美国行动小组”一年多后，有一天，在整理最近那几个月的报道资料的时候，亨特教授突然坐在书堆上，感慨地对我说，“迈可，你觉得，如果你走在街上，看见几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啃着自己的大腿，一边交流着自己大腿肉的味道，你会感觉怎样？对这些人？这些事”？

当然，毫无疑问，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疯子。

是的，他们是疯子，亨特教授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但是，迈可，这些人不是别人，而就是今天的人类，就是昨天的你我”。

让亨特发此感慨的是他手中的一份来自英国、也许是法国的报道。

在这份关于地球变暖、北极将在近年融化的报道中，媒体、专家更有兴趣讨论的话题是西北航道（注释：西北航道：东起巴芬岛以北，由东向西，经加拿大北极群岛间一系列深海峡，至阿拉斯加北面的波弗特海，全长约1,450公里，可大大缩短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同行距离）——一条可以大大缩短北美和欧洲的“黄金水道”的商业价值和归属权。并充满嫉妒地感叹，在未来的某天，他们去美洲洲和日本，再也不用经过令人讨厌和烦闷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了。他们甚至兴高采烈地宣布科学界对此的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当气温升高后，英国、法国可以出产种类更多的蔬菜、水果，而北欧的降雨量将“增加40%”，这会使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更高，农田的收成更好，河流水量更加充沛，生产出更多的电能”。

在亨特教授看来，这种津津有味的谈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让人瞠目结舌的疯狂，因为，当北极的冰融化到足可以同航的时候，南极也同样会加速融化，伴随着这种趋势的，不仅仅只有洋流变化和海平面抬升，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高速自转的地球形状也会随之变化，南北极的融化的冰水，将被地球自转的力量“拉向”赤道附近。这种变化反过来会引起地球偏转角度发生改变，使南北磁极发生偏移，并由此不但极大改变地球的气候，也将改变地球各板块此前固有的力学关系，从而在地表诱导出大量难以预测的地质灾难，比如火山、地震、地沉、地裂。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人类踏上了自我毁灭的末世。

而且，在亨特教授看来，这种磁极的偏转甚至已经为考古学所证明，科学界应该对此并不陌生——2006年6月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的“北极钻探之旅”科考队的新发现，就证实了地球曾在数千万至数百万年前，真实地发生过磁极偏移，在5500万年前，现在的北极还并不是北极，而处于亚热带气候圈之中，那些沉睡在地层中的化石告诉这个世界，那时侯，现在的北极板块还遍布着茂密的棕榈树和美洲鳄。后来，伴随着地球的磁极变化和板块飘移，现在的北极板块才逐渐成为地球新的北极圈，而在这个过程，由于相应频繁发生的地质、气候灾难，导致地球表层生命无法承受这种变化，大规模消失。

可是，这种已经可见的毁灭性灾难，居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警觉，竟还按照自己的逐利冲动来分享这种毁灭趋势所带来的片刻“利益”。甚至，在随后几年，当地球变暖的危害已被少数觉醒的科学家四处传播，变得广为人知后，美国、加拿大、挪威、丹麦、俄罗斯，依然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对北冰洋的资源争夺。因为据勘测，那里蕴藏着“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1000多亿吨油气资源”。这种着争夺通过加拿大武装力量在北极地区举办了代号为”独角鲸”的”反恐演习”、主张了对北极的主权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达到了高峰。

2007年8月2日，两艘26英尺长的俄罗斯潜水器“和平-1”和“和平-2”通过北极冰盖上的一个洞潜入海底，开始了代号“北极-2007”的深海科学考察，这两首考察船在北极点附近４２６０米深的北冰洋底插上了一面高一米、能保存１００年左右的钛合金俄罗斯国旗后，还煽情地留下了一个密封舱，里面存着考察队给“后人”的信。

仅仅四天后的8月6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希利”号重型破冰船也悄然起锚，从西雅图港驶往北极海域进行“科学考察”。

过了3天，8月9日，加拿大首相史蒂芬·哈珀也急忙前往离北极仅400英里的“加拿大小村落”雷若路特进行访问，并在第二天迫不及待地宣布将在雷若路特设立新的寒带军事训练基地；在已废弃多年的南尼斯维克重新修建港口和海军基地。以“巩固加拿大在北极领海的主权”。

两天后的8月12日，丹麦的研究人员也整装前往北极收集地质数据。

亨特教授说，当他在2008年8月底，看到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加拿大北极小城伊努维克，在他的主要内阁成员面前得意洋洋地说出“这一地区的巨大财富将使国家代代繁荣”这句话时，他突然为人类的愚蠢、贪婪、浅见和邪恶，第一次感到了不寒而栗。

44

人类的邪恶，仅仅只是在那些政治人物为了彰显自己功绩时，才表露无遗吗？不，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在“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侵蚀下，人类文明努力的方向出现了严重问题，它使人类的“现代生活”带有了明显的原罪味道，这种原罪不但充斥在教育，各种法律、条例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在一些耗费巨资制作出来的“杰出文化作品”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几个月前在全球同步放映、引起巨大轰动的《2012》，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围绕它展开的全球性讨论，以及它背后隐藏着的、不为人知的试图操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走向的图谋，都实在是我们旁观今天人类精神错乱、贪婪无度而又丧失了起码自省能力的经典之作。

卡，我想您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或许您也会同意，这是部让此前所有大制作科幻片诸如《星球大战》、《黑客帝国》、《生化危机》都黯然失色的经典之作。构思大胆、灾难画面气势宏大、慑人心魂，直击今天备受环境危机困扰的地球处境和科学界、大众传媒界对此发起的讨论......总之，它看上去确实“棒极了”。

是的，某种意义上，这部大制作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在和小史迪威东躲西藏的日子里，我至少已把这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了5遍以上，并上网大量检索有关它的讨论。但几个月间，我看到，虽然它取得了预计中的惊人票房，被成功塑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热门话题，甚至，勾起了一些国际诈骗团伙的兴趣，他们借助《2012》成功制造出来的恐慌，以“安度末日”之名，把手伸向了分布在全球各处的富豪……但是，引起我反复、长久地关注《2012》，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这部大热门电影，实在是一具我旁观当前人类文化邪恶性质的道具。

我想接下来和您专门讨论一下这部对今天的人类文明，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处境和自身精神状态具有标杆性的电影，实话说，我对整个美国在对这部大有深意的影片进行讨论时，所表现出来的只会煽情的肤浅感到不可谅解和不可宽恕。

首先，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值得玩味，尤其是在它来自美国的时候。“2012”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或年份，而是一个来自玛雅文明的特殊文化符号，根据玛雅历法记载，2012年是第五个“太阳纪”结束的年份，该年12月21日，对整个世界而言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根据玛雅文明研究者的研究，玛雅文明使用的是长年历，它如同中国文化的“甲子”，中国的“甲子”是每60年一个小轮回，每3600年是一个大轮回，玛雅文明的长年历，是每5125.37年为一个轮回，也就是说，2012年在玛雅文明历法记事中，代表的是一个轮回的结束，以及下一个轮回的开始，与“世界末日”本来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为什么美国主流社会，会对这个来自玛雅文明的名词，发出如此大范围的回响、惊恐和无休止的讨论？抛开近年来环境危机给予人们的忧虑，这种恐惧，其实与一直深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对印第安人的内疚和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有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殖民时期已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但美国主流社会一直没有摆脱因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而深藏在内心的不安与恐惧。这种不安与恐惧甚至跨过了狭隘的“美国人”这个界限，成为几乎整个西方世界——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瑞士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共有的一种隐秘心理。

在过去的400多年间，这种隐秘心理更多是通过不断强调“文明开拓的正当性”得以扭曲和夸张的表现，它们不但冠冕堂皇地表现在各种版本的历史书籍、回忆录、小说、诗歌、个人传记里，还表现在至今仍在美国电影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西部片”中。

在所有正统的历史类书籍中，有关“美国的精神”的描述，几乎成为了类似于文学创作的一种抒情，一个神话。它被刻意地、反复地甚至夸张地描述为是各种各样来自欧洲的人——包括那些为了获得减刑而前往这块新大陆做苦工的罪犯——不屈不挠地寻求自由秩序的一种努力，是为一种理想而作出的壮举，并为此付出了可歌可泣的艰辛。北美早期的殖民记录，在涉及到这片新土地时，对当地的原住民往往一笔带过——他们住在林子里，落后，野蛮，敌视外来的陌生人，具有强悍的进攻性。稍后那些可以被称为清教徒史学家的人，则固执地通过著作辩称，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意旨，向这片蛮荒之地传播文明。

这是一个贯穿了北美历史整整四百年的、极不寻常的文化事件。

对比欧洲、亚洲对历史的记录，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人在记录自己的历史时，出现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论是在由马里兰大学美国历史教授基思﹒奥尔森、华盛顿大学美国历史教授伍德﹒格雷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博士、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D﹒史蒂文﹒恩兹利等人合力完成的《美国历史简介》中，还是美国国家历史与技术博物馆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耗费巨大精力写出的、被学术界和传媒界誉为“最深思熟虑、最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性”的《美国人》三部曲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与历史记录本来不应该搭界的、没有节制的抒情特征，同时能很轻易判断这种历史视觉存在致命缺陷：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影子，在《美国简史》作者眼里，1865年的美国密西西比河西部是一大片无人占据的荒地：

这荒地联接着广阔的大草原，大草原又与布满山艾树的平原接壤，一直延伸到落基山脉。在这绵延一千六百公里的巨大山脉里，蕴藏着丰富的金、银及其它金属。山的西侧，荒无人烟的平原和沙漠一直伸展到丛林满布的海岸线和太平洋。

而丹尼尔.布尔斯廷对西部的描述与《美国简史》的作者如出一辙，在他的笔下，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是一片漫无人烟的荒废之地，为了突出那种荒无人烟，丹尼尔.布尔斯廷不厌其烦地用诗一样的语言一再描绘美国移民向西部挺进的惨烈场景，似乎他们真的带着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行走在从来没出现过人迹的原始荒原：

我们所要穿越的沙漠，到处是死牛、死骡子和死马，我数了一下，在15英里的距离内，有350匹死马，280头死牛，120匹死骡子，另外还有几百口牲口掉了队，在有气无力地走着。这就是穿越沙漠的旅行......今天，从密苏里来的一个车队枪杀了20头公牛，在大约20英里的距离内，大量贵重物品被遗弃在沙漠里——皮箱、衣服、大篷车等，价值至少达10万美元，我统计了一下，在10英里之内，被遗弃的大篷车达362辆之多，而每辆大篷车价值达120美元（注释：那时一个强壮的农场工人的月工资大约是5美元左右）。

另外一些历史书籍，比如雅各布.尼德曼撰写的《美国理想——一部文明的历史》，尽管正视了印第安人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却如此低劣粗鄙，与他所赞美的、正统的美国精神格格不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的他所理解的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曾一度是整个世界的希望，这种希望不但包括了对物质享受的向往和对平等自由的追求，而且还包含着对人的内在属性和人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的向往......正是通过这种精神向往，美国才象一把火炬、一盏明灯、一声呼唤那样，吸引着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男女老幼，推动了整个世界，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新的可能。

这种带有圣经中的“山巅之城”神圣意味的精神，显然与活跃在丛林中的印第安人、喜欢用毒箭和投枪伏击新大陆的开拓者毫无关系。

南北战争时期，一位将军的话，颇能代表白人移民的心声，他说，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印第安人，是不再会说话的印第安人的尸体。

甚至直到1924年，一位名叫劳伦斯的评论家，还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公然宣称“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本性完全不同”；对于印第安人，白人能做的就是“憎恶这些阴险的恶魔”。在白人知识精英的推动下，美国主流社会一直充斥着强烈的反印第安人情绪，一些极端的白人把印第安人当作对白人文明的致命威胁，恨不得这个民族立刻从地球上灭绝。

对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丰富的、多样的、细腻而又具有持续性的情感而言，仅用历史书籍把美国的建立抒情为是“一种使人清醒的经验、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显然不够，于是，最重要的大众娱乐工具——电影，也在传媒、历史教科书和精英人士营造出的文化氛围下，参与到了这种刻意的、具有预谋和心理强化作用的、对美国精神的抒情行列中。

迄今为止，被公认在塑造新美国人不畏艰辛、勇于开拓、机智幽默等形象方面最为成功的数百上千部西部片，要么完全忽视了印第安人的存在，如《双枪》、《赏金杀手》、《正午》、《快枪手》，要么印第安人是一种连语言也没有，只有邪恶的眼神和呜呜哇哇怪叫的恶魔，是白人勇敢开拓新家园的破坏者，如霍华德.霍克斯执导的、被评论家誉为颂扬了白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拓荒精神的经典之作的《红河》中，当小马修第一次出现在镜头的时候，他是一个被印第安人的伏击和屠杀吓傻了的“小家伙”，只会直着眼睛一边跌跌撞撞往前走，一边神经质地不断说着“枪声，他们都死了，帐篷烧起来了，我看见了血”，作为小马修出场的铺垫，是唐森手刃了几个试图偷袭他们的印第安人，在用几个特写镜头显示完印第安人的愚蠢、邪恶后，特别表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杀死在水塘里的那个印第安人的手腕上，戴着的是他给刚分别不久的未婚妻的手镯。当14年后，唐森创业成功，带着一队人马赶着一万头牛去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城市交易的时候，印第安人依然是手握毒箭和标枪，隐藏在密林里的麻烦制造者，一个遍体鳞伤的白人，隆重出场向唐森和他的同伴讲述了一个“印第安人抢劫了牛群、把牛群主人钉死在车轮上”的悲惨故事。

在另一部影响巨大、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部片《关山飞度》中，印第安人扮演着大体相同的角色，影片一开始就通过蒙太奇手法，将行驶的驿马车、前进的联邦士兵和一群不明身份的印第安人这三个镜头组接在一起，以全景暮色和缓慢动作、低沉而急促的音乐来增加压抑气氛，突出印第安人的邪恶、神秘、恐怖形象，当然，这些用意明显的烘托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加上一些明确的对白和近景来继续完成对印第安人的“人格丑化”，于是，布恩医生带着恐怖的表情说出了与印第安人遭遇后的可怕后果，“我们都将要被剥头皮，被突袭，被屠杀”。随后，作为这句话的佐证，影片详尽展示了一个刚刚被印第安人洗劫过的移民村庄。

早期涉及到印第安人的西部片，都无一例外地带有诸如此类的对印第安人进行丑化的镜头，意在不断向整个世界强调“落后的印第安人被具有更高文明的白人所征服是历史的必然”这一主题。

这种通过影视手段对印第安人进行形象丑化，文化敌视的行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止，甚至有些变本加厉，比如1993年的《晨星之子》，这部有“西部开拓圣经”之谓的影片，歌颂的竟是屠杀西部印第安人的侩子手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在这部颠倒黑白的影片中，卡斯特不但被描述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好丈夫，还被刻画成了许多印第安妇女心目中的梦中情人，甚至还与一个被他杀死的酋长的女儿产生了一段感情纠葛。

这个举动，在今天完全应该被视为一种让人吃惊和感到可耻的文化行为。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是美国历史上一位真实人物，曾在南北战争中屡建功勋，南北战争结束后，被派到美国西部去围剿私自逃出领地的印第安人，卡斯特带着他的骑兵团，在荒凉的西部对那些仅仅是不听话的印第安人展开了追逐，并因为屠杀了大量印第安人而引起了印第安人的仇恨。

1876年6月25日，在蒙大那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的山谷里，一向残暴冷酷、刚愎自用的卡斯特无视部下忠告，率领266名士兵前去围剿在不远处安营扎寨的印第安人，但这一次，卡斯特没这么走运，出发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印第安苏族和夏延族联军的伏击。面对骁勇无比的苏族拉科塔部落战士头领“疯马”及酋长“红云”所率领的3500名剽悍的印第安战士的连续攻击，卡斯特率领部下进行了浴血抵抗，然而不到三个小时内，他本人和手下所有人马一起被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卡斯特自己也被“疯马”割了头皮。随后，白人军队对这两支印第安人展开了疯狂的、骇人听闻的报复。

自然，在这部丑化印第安人的大场面影片中，少不了大量印第安人“剥取头皮，肢解尸体，用带人发的头皮编织毯子”等能生动显示印第安人野蛮、落后、疯狂、不可理喻的镜头。

1987年的《最后的莫干达人》和1990年的《与狼共舞》，则通过精心的、具有历史史诗般性质的故事安排，暗示“投靠”印第安人的白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改变不了“落后的印第安文明必然陨落”这一文化立场。

《最后的莫干达人》描述的是一件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一个故事，英法两国为争夺美洲殖民地而不停交战。在哈德逊河以西地区的诸多土著中，有一支仅剩了老战士千家谷父子和他的白人养子豪克依三个人的莫希干族。他们三人在偶然救了“上校之女”歌娜姐妹后，遭遇了一连串的生死突变，勇敢正直的白人养子豪克依不但失去了自己的爱人，而且命归黄泉，千家谷成了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与狼共舞》描述的是一个美国白人军官邓巴的不幸遭遇。

南北战争后，邓巴自愿到西部前线驻守，独自住在一个远离人烟的哨所，大草原的壮美深深吸引了他。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他和一只两条前腿都是白色的野狼交上了朋友，也开始跟苏族人接触。逐渐成为朋友。

在一次捕猎野牛的活动中，邓巴救了一位印第安小男孩，不久，他搬入苏族人的营地居住，开始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和一位他曾救过的、名叫“握拳挺立”白人妇女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在凶残的帕尼族人来袭时，邓巴帮助苏族人战胜了仇敌。成为苏族人的英雄。

邓巴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在苏族人中间。除了肤色和长相不同之外，他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印第安人了。他准备去哨所取回日记本后，永远住在印第安人中间。

但是，他以前住的哨所，已经驻扎了一队白人士兵。白人士兵在看到印第安人装束的邓巴后，立即象发现了怪物似的向他开枪射击。邓巴落入白人士兵之手，他为印第安人的辩护，使这些白人士兵认为他是叛徒，并由此遭来一顿毒打。

驻军首领派几个士兵把邓巴押回“海斯要塞”。苏族人发现邓巴一行的行踪后，消灭了押送队，救出了邓巴。为了不连累苏族朋友，邓巴谢绝了苏族人的挽留，带着妻子“握拳挺立”离开了苏族人村落。十三年后，苏族人被迫与殖民政府签订协议，放弃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

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西部片，在这部影片中，印第安人一改此前在众多西部片里野蛮、凶恶的形象，变得温情、善良。它一改以前西部片不遗余力丑化印第安人的路数，仿佛在控诉和抨击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巧取豪夺。为苏族人鸣冤叫屈。

但从文化视角看，它依然与此前那些把印第安人描写得愚蠢落后的影片没什么两样，在这部影片中，印第安人虽然被戴上了善良的面具，但并没有摆脱了落后的处境和这落后处境背后的愚昧暗示，在这些印第安人中，英雄和受崇拜的人，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一个腿部受过伤的白人。也就是说，白人在这部片子里扮演了印第安人的拯救者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可以让白人假装忘记了自己的残忍，而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获得自我认可的文化视角。

甚至，虽然《与狼共舞》中有大量表现白人和印第安人和睦共处的镜头，但在感情伦理上依然止步不前，“热爱”印第安人的邓巴，并没有爱上印第安人，父母双亡、自小被印第安人收养的白人妇女“握拳挺立”。没有对任何印第安人产生好感，而是，恰恰是这两个白人双双产生了好感，这种场景安排，在天造地设的巧合之外，实际显示出的，是白人对印第安人深至骨髓的对峙和歧视，他们拒绝与印第安人有真正意义的文化交融。拒绝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采取平视的姿势。

正是由于《与狼共舞》不落以前西部片描写印第安人的俗套，而又成功、体面、激情飞扬地捍卫了白人的尊严和优越，所以它一上映，就受到了西方影视界的疯狂追捧。得到了西方社会一致认可，并获得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大奖——

在1990年美国国家评论协会的年度评选中，《与狼共舞》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在1991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了银柏林熊-杰出成就奖，在同年的“金球奖”评选中，它又囊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三项大奖，并获得了最佳男演员、最佳女配角、最佳电影歌曲三项提名。最大的收获来自1991年的奥斯卡，在这一全球最具影响的评选中，《与狼共舞》一举夺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音效、最佳剪辑七项大奖，并获得了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艺术指导布景、最佳服装设计等五项提名，此外，它还在1992年的英国学院奖评选中获得了9项提名，在法国的恺撒奖获得了最佳外语片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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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无论如何夸张和掩饰，无论借助多少种文化形式和技术手段来不断烘托和强化白人优越的社会心理。都难以消除白人内心深处对自己曾犯下的滔天之罪的恐惧和不安。

著名的清教徒首领约翰·温斯罗普在1630年所说的那句名言，“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景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在给所有的记录者、研究者、传播者、聆听者、阅读者以激励的同时，也在加深他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在这句语句铿锵、充满神圣的宗教光辉、具有箴言性质的名言面前，几乎很难有美国白人敢于真正问心无愧地面对一个问题：曾经活跃在美洲大地的数千万印第安人，因何而消失？他们也无法用“山巅之城”的理想去面对从非洲用贩奴船贩运过来的数百万黑人，以及那些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中，冻死在不知名的山上的华人劳工。

亨特教授对这种社会心理曾有过犀利描述，他说，理想、激情和宗教情怀，一直是美国白人逃避自己贪婪和罪恶的避难所。如果平静下来，把在美国主流社会传播了数百年、我们也在整个教育过程异常熟悉的历史、艺术和所谓的宗教使命放在一边，也许所有美国白人都会立即发现，这种恐惧和不安，竟一直如此广泛而敏感地深植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有风吹草动就沉滓泛起，快速引起整个社会的惊恐。

也许，最久远地承载这种恐惧和不安的情绪的，是龙卷风和飓风，每年都会肆虐北美大地的龙卷风和飓风。

在克劳特老家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的墨西哥湾海岸。就立着一块巨大的飓风灾害纪念碑，它记载了1900年那次巨大的飓风横扫德克萨斯时，8000多条生命被大浪瞬间吞没，加尔维斯顿整个城市被彻底摧毁。

曾在一次闲聊的时候，克劳特很偶然地和我提过这座他童年时见过的纪念碑，安放纪念碑的地方已经是个很著名海滨休闲广场，他说，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因为对飓风的记忆和恐惧，已经产生了不少类似于民间传说那样的神话故事，他们那里的不少人甚至知道一个印第安酋长所说的、类似于谶言的一句话，“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他和他家乡的不少人都相信，这句话与每年就会悍然出现、势不可挡、横扫一切的飓风或龙卷风，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这句有着诗一般的韵律的语言，象先知发布的一道神秘的咒语，告诉早已习惯把美洲当做了家园的白人不要忘记，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他们永远是从远方流浪而来的异乡人，那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印第安人。

2005年8-10月，三场超级飓风相继从墨西哥湾登陆，产生的巨大破坏和随之发生的社会混乱，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正如有评论家说的那样——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这几场巨大的热带风暴，再次向世界显示了大自然的威力，证实了人类的渺小，也严重挫败了最近一百多年来根植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自信和骄傲，它象一把天神挥出的利剑一样，轻松而毫不留情地斩断了这些所谓的传统信仰，显示它不过是来自最愚昧的心灵的呓语和狂妄，“卡特里娜”、 “丽塔”、 “维尔玛”所到之处，摧毁的不仅仅是房屋、城市、巨大的建筑、成片的工厂或挤满奶牛的农场，而是让我们盲目骄傲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也乐于向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推销的“美国精神”，象块破抹布那样无力而可笑地在狂风中摇曳，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它们带给我们的灾难，也正在嘲笑我们的这种愚蠢和精神癫狂。

因为担心克劳特夫人和她两个儿子的安慰，我从头到尾关注过那几次灾难，其实，也可以说，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开车赶往了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把他们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几场接踵而至的灾难堪比《完美风暴》（注：《完美风暴》是由沃尔夫冈·彼得森在1999年执导的一部灾难片）再现，不，也许产生的破坏和出现的灾难景象完全是“完美风暴”、”龙卷风”所不可比拟的，有记者通过新闻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场灾难——

5级风暴，美国历史有飓风记录以来最强烈的风暴之一的“卡特里娜”，在美国创下了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自然灾难。

8月29日晚，“卡特里娜”从墨西哥湾登陆，横扫了从佛罗里达到德克萨斯上千公里的城市、村庄、工业区、矿区和牧场。尽管8月28日，新奥尔良市的市长雷·纳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全市近48.5万市民迅速撤离这座处于危险中的城市，但警惕的新奥尔良人还是低估了“卡特里娜”的威力，29日晚，当时速高达280公里的“卡特里娜”登陆新奥尔良的时候，在海岸掀起了近十米高的风浪，一股股巨大的海浪迅速让地势低洼的新奥尔良成为泽国。

在首批3000名担任救援任务的国民警卫队赶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发现整座城市一片狼藉，已成人间地狱，超过60%的建筑被风浪撕碎，电力设备和供水完全停止，城市最深的积水超过9米，浑浊的水面到处漂浮着建筑碎片、生活垃圾、工业材料、甚至，被洪水冲毁的坟墓里的棺材和棺材里的骨骸。

新奥尔良市内到处都是遇难者尸体，有的死在阁楼上，有的泡在大街上，还有的被遗弃在了公路的两侧。当救援人员冲入被洪水毁坏的房子时，许多男人、妇女和孩子肿胀的尸体开始从房子中漂浮出来。一些尸体因为饥饿难耐的老鼠和其它动物的啃噬而残缺不全，忍救援人员还在城市一座用于避难的“安全屋”的一个橱柜里发现了18具挤在一起尸体。

当地消防队队长克里斯·米卡尔回忆说：“那是个可怕的场面，在我作为消防队员的30年生涯中，我看到过许多可怕的事情，但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由于看到的一切，我们的消防队员有的开始流泪，有的忍不住呕吐起来”。

40岁的灾民希拉里·斯诺顿获救前一直用一块白色的床单蒙在脸上，他告诉记者，“这样就可以闻不到遇难者尸体散发出的臭味了，否则每天看着那些尸体，你根本没法过，我的眼前到处都是死尸和鲜血，我的神经都快崩溃了。”

高速公路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车流，他们神色疲惫，肮脏不堪，沿途不时见到一些车停在路边，车里一家大小走下高速公路，去附近的水沟里找水喝，一些在野外搭起临时帐篷的人苦笑着形容，他们已经无法使用任何电器：电视、冰箱、微波炉、水壶、手机甚至刮胡刀，仿佛进入了石器时代。

到9月3日下午，新奥尔良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仅剩下一些医务人员用手推车推走遇难者的尸体。曾经繁荣城市，在4天之内就成了一座绝望之城，一座的巨大坟墓。据称，接下来的8个月，新奥尔良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人区”，而一些遭受了化工原料污染的土地，至少10年内不适合人类居住。

三场相继而来的风暴，给美国造成了3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让近300万人失去了家园，超过60万人完全失业。“基地”组织三号人物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甚至在9月4日通过网站发表声明称：美国遭受飓风袭击是“真主动怒”的结果，那些受压迫人民的祈祷得到了真主的回应。

我想正是这场灾难，以及关于它的种种说法，让我有了彻底了解下这个几乎年年在美国横扫一切的“恐怖之神”的冲动。但是，让我倍感困惑的是，在翻阅了很多记载飓风灾难的书籍后，我只查到了有关飓风形成的科学方面的解释，它是来自海上热带低气压形成的高速气旋，以及飓风一词源自玛雅神话中创世众神的雷暴与旋风之神Hurakan。但始终查不到飓风究竟是哪一年，从哪里开始成为了美国人年年为之恐惧的噩梦。

后来，我还是从一篇不起眼的，由英国一家报纸刊出的有关“卡特里娜”的综述新闻中，偶然发现美国最早出现记录飓风的年代是1851年。1851年，那时的美国，刚好处在狂热的西进运动和对擅自跑出政府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进行灭绝性围剿的历史阶段。

当从网上查看到加尔维斯顿市海岸广场那尊飓风灾难纪念雕像的时候，我有些意料之中的震惊：它果然不是一个一般的雕塑，尽管它的规模像一个不起眼的小型街景雕塑，但显示出来的意义却让人吃惊——非常明显地象征了白人移民对游荡在天空的印第安人祖先的忏悔与祈求。

整座雕塑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半身像，最顶端的男人，有着白人的脸型和眼神，但却梳着印第安人的发辫，被他搂在身下的女人和小孩，在装扮上也有明显的印第安人特征，男人带着悲痛无助的神色仰望着苍天，一只手无力地、高高地伸向天空，这是典型的基督徒表示祈求与忏悔的姿势。

我久久地看着空荡荡的广场上的那尊雕像，感到自己差不多已经掌握了“飓风”内涵的文化密码，或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心理——它的确应该与美国白人移民几个世纪以来大规模对印第安人展开大规模屠杀有关，无论是它的名字来源，还是初次被记录的时间，还是那尊雕像显示出来的符号含义，都带有印第安人的痕迹，它明确显示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精神世界里，这一灾难与备受磨难的印第安人之间，有着密切的、难以言说的隐秘关系。

亨特教授同意了我的设想，他甚至还告诉我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1851年，也就是美国历史第一次出现飓风灾难记录的那一年，在美国西部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美国政府用15万美元购买了200万英亩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强迫这些土地内的印第安人立即迁出，他们的首领——德高望重的西雅图酋长为此发表了一篇甚至感动了当地殖民政府的演说。以至殖民政府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将在那片新兼并的土地建立起来的城市，用他的名字来进行了命名——这就是西雅图。

亨特教授建议我去好好地、再三地读读这篇演说，他觉得，我一定能从那篇著名的演说中，“找到需要的、能最优美地展示印第安文明和骄傲的白人移民对其怀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情绪的证据”。我听从了亨特教授的建议，并很快从网上找到了那篇著名的演说，正如亨特教授所说，我立即被这篇流淌着浓烈的自然情怀、充满对生命和旷野的敬畏的演说感染得手足无措，同时意外发现，流传在克劳特家乡那句“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原来竟也出自这篇演讲。

演讲手稿中那些坦诚、温和的语言，有着诗一样优美的旋律，圣歌一般的精神光亮，让白人视为神圣的利益和围绕利益展开的一切——历史、文化、艺术、传统、理想、光荣，显得自私、琐碎、贪婪、无趣、斤斤计较、猥琐不堪。它无情地粉碎了印第安人是一个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的说法，尤其是在今天，在备受自然灾难困扰的、地球生态日渐失衡的环境下，印第安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视大地为生命之源、养育之母的文化态度，更显得珍贵和具有神一般的先见之明。里面那些态度温和的困惑、劝诫、告白和质疑，确实蕴含了对白人文明的控诉和其前景的担忧——

我们怎能买卖天空和大地的温暖？这主意真是奇怪。　　

若空气不再清新，流水失去晶莹，你还能买下些什么？　　

对我们来说，大地方寸皆为神圣。在我们的记忆和经验中，每一根闪亮的松针，每一片沙滩，每一缕幽林中的薄雾，每一块空地和那嗡鸣的小虫都是神圣的。那枝条上流淌的树液，也渗透着我们红人的记忆。　　

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因为大地是红人的母亲，我们和她互为一体。芬芳的百花是我们的姊妹，鹿、马和大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峭壁、草地的汁液、幼马的体温，还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家庭。　　

所以当华盛顿的大统领传话来说，要买我们的地，他对我们要求的实在太多了。大统领说，会留一块土地给我们过舒服的生活，这样他就成了父亲，来照顾我们这些孩子。　　

似乎这意味着，我们会考虑你的购买建议。但这并不容易，因为这是我们的圣洁之地。那河川里闪亮的流水不仅是水,而是我们祖先的血。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 请务必记得这地是神圣的,也请你们务必教导你们的子孙这地是神圣的，并且告诉他们那清澈湖水里每个幽灵般的倒影都在诉说着我们族人生命中每一件事和每一个记忆，那呜咽的水声是我们祖父的声音。　　

河流是我们的兄弟，他为我们解渴，载运我们的独木舟，滋养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请务必记得并教导你们的子孙，河流是我们共同的兄弟，并像对待自己兄弟一样善待河流。　　

我想白人不能体会我们的想法。每一块土地对白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作为大地的陌生人，他可以趁夜拿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大地不是他的兄弟而是仇敌，他要逐个征服。他满不在乎地侵占父亲的坟地，掠夺儿女的土地。父亲的安息所和儿女出生后应得的，他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在他看来，母亲、大地、兄弟、苍天都可以像羊群或玻璃珠那样被买卖和掠夺。他的贪欲将吞噬大地，留下荒漠。　　

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路和你们如此不同。你们都市的景象刺痛着我们红人的眼睛，你们白人的城市没有安静之所，没地方去听那春天树叶的舒展和小虫翅膀的沙沙声。城市的噪音只会伤害我们的双耳。听不见夜鹰孤独的哀鸣和夜间池塘边青蛙的辩论，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红人我真搞不懂你们。印地安人更喜欢掠过池塘的温柔风声，更喜欢风本身的气息,午间雨后清新的气息或那充满松香的气息。　　

万物共享的空气对红人来说是珍贵的，兽、树、人都因之而同呼吸。而白人却从不注意他呼吸的空气，像对恶臭已经麻木的死人一样。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请务必记得空气对我们来说是珍贵的，空气与它供养的万物共同分享自己的精神。　　

风给我们祖先第一口气，也带走他最后一声叹息。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请务必记得保持其独立和神圣，让来此地的白人都能感受到那被草地百花熏甜的风。

如此我们才会考虑你的购买建议。如果我们决定接受，我有一个条件：白人要像对待兄弟一样的对待这块土地上的野兽。

作为野蛮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成千的野牛会被火车上的白人射杀后腐烂在荒原上。作为野蛮人我不明白，怎么冒烟的铁马会比我们在维生时才杀的野牛还要重要。

人和野兽有什么不同？如果所有野兽都没了，人将因精神寂寞而死。因为凡是发生在野兽身上的事很快就会发生在人身上。万物都是相连的。

请务必教导你的子孙，他们脚下的土地是我们祖先的灰烬。让他们尊敬大地，请告诉他们大地因我们亲族的生命而得滋润。象我们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也会降临在人类身上。人若唾弃大地，也就是唾弃自己。

我们知道：大地不属於人，人属於大地。我们知道：万物如同血缘联结家庭一样是紧密联系的。万物都是相连的。

即使白人的上帝跟他们像朋友一样一起行走交谈，也还是不能免除其共同的命运。我们毕竟都是兄弟，我们会看到的，我们确信白人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神和他们的神是同一个神。　　

或许，你们认为拥有祂就象你希望拥有我们的土地，其实你们办不到，祂是所有人的神，祂的怜悯对红人和白人是平等的。对祂来说，大地为至宝，伤害大地就是冒犯神。白人终将消失，或许比其它任何种族都要快。污染你自己的床，总有一天你将窒息在你自己的垃圾里。但是在你朽坏时上帝的力量会点燃你闪亮的光芒，也正是这力量把你引导到这片土地,而且赋予你统治这块土地和红人的权力。

这样的命运对我们来说是个谜，因为我们不明白何时野牛被杀光了，野马被驯服了，人迹遍布了森林，电话线破坏了山岗美景。　　

灌丛在哪里？消失了！　　

大鹰在哪里？消失了！

生活结束了！偷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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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美国主流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对印第安人的不安和恐惧，远不只隐秘地藏匿在飓风、龙卷风这类自然灾难的背后。实际上，从19世纪前期开始，令人胆寒的印第安人的咒语，就公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政治生活最高领袖——美国总统，并早已广为人知。

“特科抹人诅咒”是印第安人遗留在美国白人社会里一道最著名的咒语。直到2000年小布什当选为总统，这个已经在北美大地流传了近两百年的传说，依然是一个美国人乃至媒体热衷谈论的神秘话题。

“特科抹人诅咒”也被称作“零年份诅咒”。诞生于19世纪初，１８１１年，美国将军威廉·亨利·哈里森在蒂皮卡诺大战中击溃了印第安人首领特科抹人的军队，并对印第安人实施了屠杀。特科抹人为此施加了咒语。诅咒说：我告诉你，哈里森将死。继他之后每隔２０年，每个在尾数是零的年份当选的总统都必须在任上死去。他们每个人的死都会让美国人记起我们的人民。

美国每４年一任总统，每隔２０年就有一任是在尾数是零的年份当选。

这道咒语似乎真的因为那些游荡在北美大地不肯离去的印第安人祖先的亡灵，而具有了穿透历史、藐视众生的非凡魔力，事实上，它已经创造了让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历史——从1840年到1980年，７位在零年份当选的美国总统无一例外被其“咒死”：

１８４０年，29年前击败印第安人首领特科抹人的威廉·亨利·哈里森，果然如预言那样当选为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那天，因为天气非常冷，他因此感冒。一月后，这个被诅咒的人，死于肺炎。

２０年后的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不久，被莫名其妙在剧院遭到枪杀。

同样，１８８０年大选获胜的詹姆斯·加弗兰克，上任四个月后遭枪杀。

１９００年当选总统的威廉·麦金莱，一年半后被枪杀。

１９２０年沃伦·Ｇ·哈定当选总统，死于突发心脏病。

1940年，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但在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因病不治身亡。

1960年，美国最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于１９６３年遭枪杀。

因为对“特科抹人诅咒”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深信不疑，所以，当1980年当选为总统的里根在1981年3月30日遇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并因此立即引起了白宫混乱，各路势力连里根总统在医院的手术情况究竟如何也没兴趣“且听下回分解”，就纷纷站出来接管政府。２００１年４月，前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专文，披露了里根遇刺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阁大员和白宫高级幕僚乱成一锅粥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大胆的想像：国务卿黑格越俎代庖，“抢班夺权”，接管开启核战大门的钥匙，非法宣布“依照宪法”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国防部长温伯格眼前草木皆兵，先斩后奏，擅自下令美国战略空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据艾伦的文章透露，就在里根躺在手术台上人事不醒时，因为通讯线路无法接通正乘坐空军二号专机飞行在德克萨斯上空的副总统布什，国务卿黑格赶紧下令在白宫地下情况室召开紧急内阁成员会议，以宣布由谁来代行国家职责。

在地下情况室，不等其他内阁成员开口，国防部长温伯格抢先发话说：“在副总统赶回白宫之前，国家指挥权应该在我这儿……”而国务卿黑格毫不客气地打断温伯格的话说：“国防部长先生，看来你得先学学宪法喽！请大家不要慌张，舵手在此！我的意思是：在副总统赶回白宫代行总统职务前，按宪法将由我来行使总统的职责！” 在宣布由自己代行总统职责后，黑格迫不及待地冲向由层层电控铁门把关、秘密特工把关的地下情况室深处一个隐秘所在，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快告诉我，我们这儿有‘足球’（注：总统的“核提箱”）吗？我们的‘足球’在哪里”？莽撞的黑格在拿到总统“核提箱”后，甚至还差点打开了它......所幸里根总统在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后，身体并无大碍，很快恢复了健康。

同样，由于“特科抹人诅咒”因素，里根的“大难不死”成为了一个更大的新闻，一些东方国家的高僧甚至针对此事，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断言，之所以里根出现了这个“奇迹”，在于他“怀有天命，这个天命无形中保佑了他，以让他留下来配合无形的救劫”。

不过，尽管被东方高僧认为带有天命，第一夫人南希也是个狂热的星相和占星术爱好者。此后组织过很多人，包括印第安人为自己的丈夫祈祷，但里根最后还是死于了因外伤造成的阿尔兹海默氏症。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丹佛的一件让全世界为之愕然的事，也十分清晰地显示出了美国主流文化背后存在的对来自印第安人的愤怒的不安、内疚和恐惧。

丹佛位于洛基山脉东部平原上，在西进运动时被称为“草原上的女王城”，曾是印第安人的领地，直到1858年，那里在发现金矿后，才开始建移民点，并在1867年成为科罗拉多州的首府，1975年，这里开采出石油和天然气，一时间，丹佛再次声名鹊起，各地富商巨贾再次蜂拥而至。1985年，为了改善丹佛的交通，拯救因经济不景气而陷入停滞状态的丹佛工业，丹佛市政府准备耗资20亿美元，在城市郊区兴建一座全球最大的机场，机场面积庞大，是丹佛市区的3倍。

从全球性招标中胜出的当地设计师柯蒂斯·芬特雷斯，针对机场建设所启动的第一个仪式，不是邀请政界要人和工业巨子来参加理所当然应该举行的奠基典礼，而是重金聘请了一些印第安长者和祭师，前来举行了一场古老、盛大而圣神的仪式，以祈求印第安人的祖先宽恕白人的罪恶，并向这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作最后的告别。因为，就在即将建成机场的巨大旷野上，曾发生过多次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和屠杀，是一块传说中游荡着恶灵和印第安诅咒的不祥之地，甚至有不少当地人誓言旦旦地说，他们曾在经过这片郊野时，清晰地听到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发出像西部牛仔甩鞭子那样的奇怪声音。

柯蒂斯·芬特雷斯最后建成的、被称为了“美国精神”的代表作、陆地上的“航空母舰”的丹佛机场，看上去也别有宗教方面的深意：它那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候机室顶棚，采用的是有如旧约中，摩西按照耶和华吩咐所制作的献祭会幕那样的设计，是高高起伏的、在洛基山山麓下显得格外耀眼和圣洁的一大片白色帐篷。也许，备受当地传说和谣言困扰的柯蒂斯·芬特雷斯，就是想刻意制造出“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荣光就充满了幕帐”（注：引自《旧约》出埃及）这样的效果，以幻想可以借此保佑机场平安。

柯蒂斯·芬特雷斯在建机场时所作出的惊世骇俗的举动，可能也给影视界带来了足够多的好奇和灵感，几年后，一部以丹佛为背景的恐怖片开在美国各大城市热映，它就是被一些热衷探讨”文化隐喻”的人称为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恐怖片之一”的电影——《闪灵》。

《闪灵》是一个用隐喻手法层层展开的、充满神秘、血腥和幻觉的恐怖故事：作家杰克·托伦斯为了摆脱工作上的失意，决定接手看管一家偏远而奢华的山间饭店。那是一间20世纪初在印第安人墓地上建筑而成的一片大屋，处处露着阴森之气，据说，它的前任管理者，在长达5个多月的冬天，一家4口独自呆在那片大屋时，曾莫名其妙地丧失了理智，并杀害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最后开枪自杀。

杰克没有听从朋友丹尼的劝告，带着妻子温蒂和儿子托尼一起搬进了这幢饭店。

在平静度过最初的一段日子后，诡异的气氛渐渐地从看似平静的屋子角落浮现了出来。杰克开始进入了一种神思恍惚、被幻觉所控制的生活状态，并最终导致他重步前任管理者的悲剧，开始了对自己家人的暴力袭击……

整部影片，用小精灵、心灵感应、恐怖幻觉和神秘气氛，至始至终在烘托这样一个暗喻：从“篷车时代”（注：即美国西进运动）开始，美国人就开始了罪恶的历程，他们在印第安人的坟墓（注：暗喻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屠杀）上修建了富丽堂皇、寻欢作乐的乐园，这种欢乐也注定被附上诅咒的命运，这种欢乐有终止的时候，白人必因这种欢乐的终止和阴魂不散的诅咒，得到不可思议、无法阻止的悲惨报应。

另一部2004年出现的恐怖片——《玛雅的诅咒》，同样承载和延续了这种文化反思线路，《玛雅的诅咒》以诡秘的传说、神秘的奇谈怪论和阴森森的亡灵，把白人将遭到遇难而亡的印第安人报复的场景血淋淋地展示了出来，影片女主角蕾妮的未婚夫也成了传闻中的恐怖丧尸的口中餐，蕾妮幸得神秘人杰弗相救才免遭一难，可作为一个隐喻，影片又同时显示了“那里发生的恐怖事件”却又与“杰弗他们”有着莫大的联系，以此暗示印第安人这种“神秘而血腥的报复”是有原因的，影片结尾部分更通过天空分裂的太阳和蕾妮周遭诡异的氛围，暗喻在这样的报复下，白人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

诸如此类的文化反思和所形成的社会冲击，甚至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流行趋势，比如最近7、8年，在美国开始流行找印第安人“认祖归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通过付费的DNA鉴定来确认自己是否拥有哪怕“一点点”美国土著的血统，很多商业公司为此开始涉足血统测定市场。一家名叫“基因树”的公司为这一业务打出的广告，丝毫看不到有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字里行间反而有些巴结的味道——你有美国土著的血统吗？

在30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时的印第安人，无论在银幕里、媒体上，还是历史书籍中，依然是野蛮的、落后的、甚至怀有恶意的代名词。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由于受《根》这部小说和据此拍成的电视剧的影响，美国人展开了热火的寻根活动，不过都是前往非洲、欧洲寻根。

但是，在这项活动展开了一些年头后，热衷寻根的白人和这一活动的研究者愈来愈尴尬地发现，他们陷入了一种让自己忐忑不安的文化悖论中：寻根活动以及热衷向欧洲认祖归宗的行为，无异给美国白人烙上了西雅图酋长所说的“异乡人”身份，这种异乡人身份也无疑存在削弱和质疑其作为美国主人的合法性的意义取向，进而，在这种意义取向下，他们自认为“意义非凡”的寻根活动，实际为自己祖上屠杀印第安人的行为领取了一份背书了“侵略和罪恶”的证书。

在遭遇了这样的意义指向尴尬后，美国白人前往欧洲的寻根活动迅速降温，并悄悄退出了社会视线，不再是一个媒体热衷报道和专家热衷发表见解的话题。沉寂一段时间后，一些美国白人转而向印第安人寻根。

亨特教授说，这其实就是在由寻根热唤起的身份之惑后，一些美国人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美国主人的“合法性”，这一行为背后，潜藏着白人移民对由自己描述的开拓史实的真实性和讲述历史身份的正当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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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来看《2012》这部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轰动和惊悚的“伟大杰作”本身。

虽然面世几个月来所涌现出来的巨量讨论中，几乎没人专门谈起它是美国正统文化下所隐匿的对印第安人文明的不安和恐惧情绪，没人提到灾难所显示的“地球并非人类所有，人类却是属于地球”，与1851年西雅图酋长演讲时所说的“大地不属于人，人属于大地”形成了一道奇妙的、让人倍感交集的奏鸣曲，但还是有少数评论者从这部伟大的作品中看出了某些不对劲的叙事，比如认为它的一些细节释放出来的，是一种权、钱交易的罪恶气息，按照这种价值，这种文化，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类虽然得救了，但在他们再次走下诺亚方舟后，开始的不过是又一个充满狡诈、罪恶、阴谋、冷漠、自利的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导演艾默里奇，是那个在几年前用《后天》反思和嘲讽过西方价值的艺术天才，我想我会诅咒这部电影，而不是赞美它，因为有了《后天》这样的思想历程作理解背景，在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看到了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几乎从头到尾都看到那个天才，那个在《后天》里，面对可怖的冰冻天气说出“正是我们的贪婪毁灭了我们自己”的那个罗兰.艾默里奇，冷冷地、嘲弄地站在一旁，轻蔑地盯着闪动的屏幕和不时发出赞叹的观众，以及在报纸上激动得唾沫四溅的评论家。

在我看来，《2012》对人类的讽刺是如此彻底：在目前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下，当灾难到来的时候，人类最可能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他们——那些自认为有决定权的人，会在一个小圈子以“人类未来”的名义，有条不紊地决定“哪些绝对的少数”能得到船票，并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有泄密危险的人，真正的道德——人类从来不缺乏对这一崇高情感的向往和认知——对这一切，无论是权贵可耻的密谋，还是人类遭遇覆灭的灾难，都是软弱无能的，并将最终全军覆灭、葬身水下，大众，自以为有理性、有想法的大众，其真实的身份是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现有的社会结构、价值和他们所遵从的文化，决定了他们是浮云，虽然直到大浪即将吞没他们的前几天，他们还在慷慨激昂地集会、游行、声讨、表达，但实际他们根本不知道何对何错，谁是谁非，他们甚至在大浪将彻底吞没他们的前一刻，还惊慌失措、规规矩矩地用制造了他们、制造了他们信奉的价值、制造了令他们敬畏的历史、制造了他们能目击和以参与为荣的以高楼大厦为标准的社会繁华、并最终制造了这种被抛弃被毁灭的命运的文化理解眼前的一切……

这真是一部伟大的杰作，但这种“伟大和杰出”不是评论家笔下所谓的显示了可怕的灾难、深刻的对白、颠覆视觉的画面、惊心动魄的小人物获救过程所饱含的喜悦和对信念、未来的首肯等等等等。而是，它至始至终地、深入骨髓地、冷酷无情地、毫无保留地讽刺了当前的人类、当前的人类文化！它希望用那些震撼人心的毁灭场面，唤起人类正视自己的处境，尤其是文化处境。同时，尽管《2012》在某些场景延续了好莱坞丑化中国人的传统，但它的整个结构设计，尤其是影片中美国政界实权人物卡尔.安霍伊泽站在诺亚方舟里那画龙点睛的一句，“把它交给中国人是对的，这样的工程，只有中国人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也未尝不可以说在用另一种方式显示一个此前不断被西方世界——从哲学家，到历史学家，到神秘的通灵者——不断重复的一个预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结……

上帝哦！我已围绕这部不寻常的好莱坞大片喋喋不休地写了差不多两万字，而且似乎还远未结束。毫无疑问，我在创造一个记录，这实在太疯狂了！我发誓，我从未没想过自己会干出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但我却正在自己的手提电脑前继续，也许，这与我最近这些年来的经历和研究有关，从我的知识视野和生活感触望过去，这部前无古人的作品让我直观地看到了太多值得记录和描述的东西——

首先，也许我们依然需要追问一个问题，谁在毁灭地球？

地球要毁灭了，或者说地球正在毁灭，是《2012》围绕的一个核心事件，所有的人物、场景，包括萨沙和富豪尤里共同的女朋友时时抱在手里的那条狗，或者非著名作家柯蒂斯小女儿莉莉的纸尿布，都围绕这个核心的事件展开。

尽管《2012》给出的假设，是地球毁灭来自天体变化引起的磁极颠倒，导致地球内部温度迅速升高，从而引发一系列巨大的地质灾难：地裂、飓风、地震、海啸......但这仅仅是个制造地球毁灭事实的假设性道具，它甚至与最基础的科学常识冲突——磁极颠倒的情况下飞机根本不可能顺利飞行，因为这种物理特性变化会使地球所有地方都变成百慕大，导致飞机信号随时失灵（注，此同样适用于高度先进的诺亚方舟，在那样物理条件下，只有纯木质的船才能真正存活下来）。它之所以没被追究，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宽容和认可，在于它追求的不是科学上的准确性，而是在暗示今天我们已共同面临的危机。今天的地球，处境正在恶化，正在濒临失衡，并愈来愈频繁地发生破坏规模巨大的灾难。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它实际已经被这个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家、科研机构乃至试图负担起一些责任的政治家，比如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基金会、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英国查尔斯王子乃至形形色色的媒体呼吁了很多年。且已传播得几乎人人皆知。2009年，查尔斯王子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这样耸人听闻的警告，“人类可能只剩下少过100个月的时间来改变被破坏的环境，否则将面对灾难性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难以想象的恐怖灾难”，世界自然基金会两年一度对外公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则用严谨的数据和模型告诉所有人一个接一个的严峻事实：我们正在过度消费地球，这种消费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受力，并逐渐在引起地球整体环境发生变化。而《2012》不过是在用艺术的形式给出这一趋势下的一个结果，或一个现场。

那么，谁带来了这种毁灭？

这是个主流社会至今都在集体回避的问题，即使象戈尔这样被视为在不遗余力地为拯救地球而呐喊的先锋性人物，也在他那部著名的作品——《失衡的地球》中，用“采用更环保技术将带来竞争优势，获得更高经济效益”这样言不由衷的话语继续欺骗这个世界。

这种集体回避的态度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正是这种危险趋势或毁灭结果的主导者和维护了这种趋势的秩序的胜利者。要把这中间的逻辑关系说清楚，我们甚至不得不返还到那个至今让很多人崇敬的“启蒙时代”。

14-18世纪的启蒙运动，把人从神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并逐渐塑造成型了这样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秩序：人是自由的、世俗的、社会需要通过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机制，保障这种自由秩序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这种自由是天赋人权，而财富则是上帝赐给蒙恩者的现实奖赏。

简单而言，启蒙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在过去数百年，以“自由、平等、博爱”乃至“神”的名义，创造了一套以“对利益的占有、创造和分享”为核心的世俗价值体系。物质利益，这个在从前名义上由神所主导的世界受到质疑和蔑视的事物，成为新的、被启蒙了的世界的价值基础，在这套话语体系下，“人皆熙熙，皆为利来；人皆攘攘，皆为利往”作为一种为人所本来应有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在了社会价值、文化和习俗的每一个方面。一个人拥有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意味他是值得社会尊重和效仿的成功人士；一个社会之所以更先进，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更快、更低成本地实现物质财富的手段和技术。而同样，优雅、尊贵、高尚、舒适......等代表着生命追求和人生价值的词汇，无不首先、甚至只与丰富的物质占有和享受发生关系，这些价值被大张旗鼓推广到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之后，人类加速了资源消耗，并很快对地球环境形成了致命性影响。

对于这套价值给予人类今天的处境和几乎已经看得见的毁灭危险，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相信人有原罪，这种原罪不是说人先天带有什么邪恶本性，而是他按照所接受的这套文化观念，努力的最终结果竟是在快速毁灭地球，也即人类本身。

即便是普通的芸芸众生，也无法从这种原罪中脱身而去，因为置身在这样的话语下，这些普通人、如尘埃一样分布在世界角角落落的普通人的理想，也无外是在幻想着通过所谓的努力，有朝一日也如巨富们那样拥有高楼大厦、香车美人。故而，这就是《贫民窟里的百万富豪》受到全世界各个阶层追捧和称道的原因。日常生活中，他们抱怨、游行的目的不过是发泄所谓的他们遭到的不公，而不是在抗议世界、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这种必然把世界快速带向毁灭的罪恶。

人的原罪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们的文化；末日审判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世界的毁灭。这就是我们今天沉醉其中的生活的全部道德含义。

所以，在我看来，为了突出对这个世界的讥讽、嘲弄效果，艾默里奇在影片里刻意安排了一系列场景，来显示即使自认为受压迫、被抛弃一族的芸芸众生们应该在末日里受到的惩罚：大难来临时，很多人，在街上绝望奔走的人，被他们所向往的高楼大厦活生生吞没了，而美国总统，看似保持了高贵品格，却实际参与了权贵出逃阴谋、并对公众保持了缄默的美国总统，则被视为美国军事象征的航空母舰无情地砸在身下......看到些场景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想起了多年前克劳特关于泰国人在泰铢狂跌后，走上街头愤怒地焚烧索罗斯画像的评述——如果他们所说的那种交易是罪恶，那么，他们都是罪恶的制造者、参与者，受谴责的绝不仅仅只该是索罗斯。

它们之间，何其相似！

艾默里奇甚至安排了一个场景，来含蓄表现这种毁灭是人类的自作孽——在世界最高的寺庙外，当小喇嘛焦急地向他所敬重的老喇嘛求教关于世界要毁灭的传闻和原因后，老喇嘛不动声色地向他跟前的碗里倒酥油茶，直到面前的酥油茶碗满了还不停止，继续向碗中注入酥油茶，以至于酥油茶在木桌上溢出得到处都是。

这是整个影片中，唯一关于灾难深层原因探讨的一个场景，艾默里奇故意用这个带有宗教不可说的“禅意”的桥段，来直观显示世界毁灭于人类不知满足的欲望，老喇嘛看透了世界毁灭的原因，也看透了那些在为逃生作准备的权贵并没有从人类的灭顶灾难中有丝毫醒悟，反而在变本加厉地用一种罪恶的方式为“人类的新生活”作准备。所以他哪里也不肯去，因为他没有看到希望，但他也没放弃希望——在微微一笑后，他甚至以一个多少显得有点调皮的动作，把“车钥匙”抛给了焦急的小喇嘛。在从印度洋漫过来的大浪就快要扑上山顶的那一刻，他神态自若地站起来，按住木槌，撞响了寺庙里那口巨大的吊脚大钟......表面看，他是整部影片中看上去最超然安详的人，但实际上，也许，把他视为整部影片中最绝望的人更为恰当。

这个世界，包括芸芸众生都背负最原罪的另一个证据，是影片所显示的先知的命运。

整部影片先后出现了3位先知，他们都无一例外与自己的世界格格不入，被所处身的世界抛弃，或沦落为丐，或疯疯癫癫，或超然世外。

第一个是老喇嘛，他看破红尘，超然物外，不喜不悲，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寺庙安度余生；第二个是柯蒂斯开车带着两个孩子去黄石公园度假时，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一角，从镜头一闪而过的那位肮脏的乞丐，摆在他面前那块同样肮脏的乞讨牌子上，写的不是“我饿了”、 “如果您有助人为乐的嗜好，我能让你得到满足”、 “您能以举手之劳，让我的肚子停止唱歌”之类的乞讨之语，而是赫然写着——“忏悔吧，地球即将毁灭”！影片着力刻画的是第三位“先知”，疯狂的查理，有着火红的胡子、狂乱的眼神、摇滚歌手的嗓子和姿势的查理。

他几乎知道关于地球即将毁灭的整个秘密，甚至办了一个电台向他忠实的听众随时传播这些秘密，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孤独的、陷入疯狂的边缘人，这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给予一个先知的命运——甚至很多观众在明明知道了查理所预言的灾难是真相后，在评论的时候也没给予他起码的尊重，而依然把他称为不可理喻的疯子。这就是庸众的丑陋，他们对那些伟大的灵魂缺乏起码敬畏，在习惯于人云亦云、追名逐利的生活中，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崇高的向往和对自我的警醒的能力。

实际上，有关先知必受苦难的命运，我们甚至异常熟悉，历史中如苏格拉底、耶稣、布鲁诺，尽管都讲出了伟大的思想，但都为他们所处身的时代不容，当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消息在雅典传播开来之后，雅典那些家里有年轻子弟的家长们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再不用担心有人会带坏自己的后代子弟了；当布鲁诺在鲜花广场被处以火刑的时候，他周围站满向他吐唾沫的家庭妇女，甚至有一些年老妇女，带着发自内心的神圣愤怒，往他的身下添柴。

这样的悲剧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当迈克尔·赫德森在一份政府委托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机制设计将把美国拖入深渊”的结论后，他被主流社会抛弃了；当斯蒂格利茨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大搞阴谋后，他失去了职位、圈子，并遭到了一群“昔日同事”的围攻，而他几乎是孤军作战；当亨特教授用大量的证据论证出911是人为阴谋后，他遭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讨伐，甚至——正如我此前所说的那样——连我这个活跃在全球、自认为见多识广、也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也曾和他的几个支持者在大街上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熟知整件事过程和种种肮脏内幕的查理，显然也如老喇嘛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所以他也拒绝逃开，并在灾难已从黄石公园迅速蔓延到他站立的大角山的山下，他即将被大火和翻滚的岩浆吞没前夕，喊出了“无论是谁、不分种族、国家、信仰，不论你信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拉斯特法里教， 明天我们都没有区别”这句让当下浮躁纷乱、充满私利算计和争斗的世界无地自容的经典独白。

我们的主人翁，写出过艰深的《告别亚特兰蒂斯》的非著名作家斯科蒂，为了家人安危一路狂奔、舍身忘死，他高尚吗？不，不能说他高尚，如果他的行为可以称作高尚，那么，那个自私得赤裸裸的尤里，也高尚。因为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为自己的家人一路狂奔、舍身忘死，甚至为此在最后一刻毫不犹豫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斯科蒂是否高尚，他不过是一直在以本能的冲动，带着一家大小逃命，如此而已。

《2012》向我们坦然公开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本来，世界的灭顶之灾，首当其冲的罪魁是占据了这个世界最大份额的资源、主导着这个为私利而奋斗的社会秩序的达官显贵，但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反而最有资格逃命，不，应该说，他们在不择手段地保证自己能安全逃命，并居然好像成功了。当看到杰克逊解决完故障....终于从水中冒出来，方舟的所有人，激动相拥时，我忍不住象查理那样在心里哀号了一声：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所谓的满场感动，难道不该被形容为一种虚伪到极致、难以容忍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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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2》的故事完了吗？不，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

直到今天，是的，直到我现在动笔写如出下文字的这一刻，这个世界上，似乎也没几个人看出一件围绕在《2012》背后的一个最大的密谋——操控哥本哈根气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它是《2012》突然提前上演的直接原因。

本来，《2012》的导演和制片方，原打算在2010年上演这部大片，并在前期宣传中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公布了该片的上映时间安排。但最终，在某个闻讯而至的大人物看完样片、“灵机一动”之后，一切被迅速改变了。《2012》被建议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后期制作，要赶在2009年12月上旬在哥本哈根举办的“气候大会”前开始全球同步上映，这样，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前后，整个世界正好沉浸在由《2012》制造出来的对“世界末日”的惊悚和担忧中。

美国要利用这种惊悚和担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盘棋的核心内容就是倡议在全球范围，对排放不达标的出口贸易商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

事实上，这盘棋早在奥巴马尚未正式上任的时候，就开始了密谋。

碳关税，是美国积极返回气候大会的兴奋剂，它甚至被视为扭转当下美国经济颓势的一剂良药。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对全球气候会议倡导的“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并不热心，甚至公开抵触。1998年，美国在《京都协议》上签了字，但在2001年又以《京都协议》妨碍了本国经济发展为由，退出了该协议。2007年，在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也在《巴厘岛路线图》上签了字后，小布什总统依然态度强硬，声称在利益问题上美国不肯让步和妥协。

但是，奥巴马刚一上台，美国政府在参与全球气象问题事务上的态度立即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表现出了积极参与、乃至主导气候大会的意图，主动提出了到2020年，在现有基础上减排17%等积极措施。美国政府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将祭出一根威力无穷的贸易大棒——碳关税，重新定义我们的世界和国家间的贸易性质，试图以此拯救处于生死存亡中的美国经济。

2008年的危机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被美元拖入了一个处境微妙的深渊之中。

正如迈克尔.赫德森在30年前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当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一旦确立，美国虽然最初能从美元的扩张中获得丰厚收益，但长此以往，它会把美国经济拖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处境中，从而导致美元乃至美国经济崩溃。这是因为，数目庞大的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货币储存后，美元将出现保值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将主导美国经济政策和理念，并随之衍生出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但相对于世界经济的日益密切和繁荣，这同时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美国可以通过债务和资本市场的全球扩张来维持这套由美元利益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但很难让美元永远具备保持稳定的币值和流畅的支付的能力。

在经过90年代的繁荣和21世纪最初几年的扩张后，实际上，美元在2006年就出现问题了，那一年，美国就已经出现了支付困难和经济过热双重危机，为了回笼美元，美联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连续19次加息。但依然无法做到力挽狂澜，2008年开始，超大公司的死亡信号终于现身市场，并在市场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后面的事变得众所周知——危机爆发了！

危机爆发后，逐渐浮出水面的美国经济真面目极其可怕：联邦政府欠债近10万亿美元，整个社会欠债总额超过50万亿美元，而支撑美元币值的重要经济来源——国家债务，短时间内迅速缩水。资本市场风声鹤唳，跨国投资急剧萎缩，美元靠什么保值？规模庞大的开支靠什么实现？虽然美国依据自己的实力，可以让世界按照原来的秩序持续，但危机给予其他国家的警告，显然会让这种持续成为一种他们为远离美元而做出的努力。故而，即使保持这样的持续，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无法改变美国将陷入长期衰退的命运。

所以，美国要走出困境，手上就需要有新的牌，这张牌不可能再是区域战争——不触及中、俄的区域战争，影响太小，不足以拯救美国；触及中、俄的区域战争，后果又可能大到美国完全无法承受。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密谋后，新的智囊班子终于确定：风险最低收益最好最能获得欧盟一致支持的牌，是碳关税。

从牌面看，这确实是张好牌。

首先，欧盟当然支持美国打出这张牌，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从2006年就在试图打出的、意在惩罚那些“不参与碳排放限制协议的国家的贸易”的牌，按照美国在历次减排国际会议上的表现，欧盟的这一“惩罚对象”也应该包括到美国——2005年，欧盟援助非洲的倡议条款遭到美国当场嘲弄后，欧洲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了！而这张牌一打出，美国就在“以拯救地球的名义，重新定义世界和贸易”的口号下，与欧盟重新结成了坚实伙伴关系，从而自然而然地化解了与欧盟之间的分歧。

其次，碳关税政策框架一旦被确立，那么通过对大量的排放不达标的进口商品征收巨额关税的举措，不但可以为自己处于强势的环保设备企业赢得大量订单，而且还通过征税平衡了地区间的成本，提高了本地成本高昂的商品的竞争力。

美国经济由此就可以再次得到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

这显然是对那些技术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掠夺，但在今天这个世界，这套逻辑似乎又无可辩驳。就象直到今天，美国主流社会依然坚持“15-19世纪的印第安社会被更文明的白人移民取代，体现了人类的进步，是文明的胜利”一样，它们实际是相同的逻辑：发展中国家应该为自己的落后付出代价！而不是此前世界各国达成的气候协议框架所说的，发达国家应该负担起更多义务，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开始为打出这张具有新殖民性质的“好牌”积极活动。

2009年4月初，他在上任后首访欧洲时，首先密会了法国、英国和德国领导人，4月5日，奥巴马在布拉格的美欧峰会吹风，称美国愿意肩负起拯救地球的责任，愿意和欧盟合作打击全球暖化危机，言下之意，要拿出实际措施，定出一个标准来对付那些破坏环境、排放不达标的行为。

6月的波恩气象会议上，美国主动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减排计划，并再次重申美国“正在针对不达标排放行为制定一个贸易惩罚法案”。

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备受全世界关注的《法案》：《限量及交易法案》，或称《边界调节税法案》，《瓦克斯曼-马基法案》，该法案含有开征碳排放关税的严厉条款。4天后，在发展中国家还在为《边界调节税法案》哗然之际，美国众议院又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里面同样含有“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内容。

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对这两个法案的出台给予了这样的解释，对那些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征收碳关税，这将有助于公平竞争，如果不征收这样的关税，美国的制造业就将处在不公平竞争状态。

这两个连续通过的法案和朱棣文的讲话，立即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这几个国家炸开了锅。

在朱棣文提出“碳关税”次日，中国发改委的一位高级官员就在会见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成员时，批评征收“碳关税”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一家接受政府委托，研究碳关税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的半官方机构，也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表示了自己对研究的结果不乐观，认为它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将拖累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印度气候谈判专家乔蒂.帕里克在接受CBN采访时表示，虽然她支持任何减排的努力，但是“碳关税”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将对印度的产业造成重大全面打击。

有研究人员惊叹，美国抛出的这两个法案，真算得上是一个厉害的“手筋”，堪为一箭双雕——既堂而皇之地将别国财富纳入了自己的国库,又让利益受损者背负了污染环境的恶名。

当然，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忧心忡忡的言论中，也不乏有美国的“自己人”在这些国家吹风，散布“尽管有争议，但美国最终会向其他国家征这个税,而且推出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表明大家在节能减排上的决心”这类言论。

虽然发展中国家一片反对声，但是，也许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些反对声在预料之中，不值得认真对待，它们就象1851年西雅图酋长的那番演讲一样，虽然合情合理，感天动地，甚至让当地的殖民政府的官员也为之动容，但终究无法改变印第安人被驱逐、被摆弄、被屠杀的命运。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奥巴马、希拉里、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马不停蹄地全球出击，态度强硬地在所到之处演讲、推销他们的碳关税计划。

11月11日，在经过几个月重金铺垫，被反复包装、反复宣传的《2012》，终于在全球隆重登场。并立即创下了期许中的业绩——首映当天全球票房就达到了让人惊异的两亿美元，《2012》迅速成为全球热点，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电视、电台、报纸、杂志、论坛，都在谈论这部反映人类末日的片子，都在担忧人类目前的处境，讨论环境污染带来的末日危机。总之，全球各地到处都充斥着“天哦...这太可怕了...末日临近了这个地球”之类的声音，为了让这把火烧得更旺，美国宇航局的专家甚至出面，以“辟谣”的方式为“有关世界末日的讨论”推波助澜。

 

这种势不可挡的担忧、恐慌氛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在不断强化着美国决定征收碳关税的紧迫性、正当性，甚至你可以把它视作责任的一部分——地球都要完蛋了，你们发展中国家还在讲什么价钱？谈什么条件？我们现在最大的正义是拯救地球！谁排放不达到标准就是在毁灭这个已经接近末日的地球，就应该受到处罚，以此逼迫他们改进技术，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缓解地球压力的目的。

在受到“末日危机”感染的群情激奋下，谁能反对这样正气凛然的声音？谁敢坚持说自己有我行我素、自由排放而不受处罚的权利？

所以，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正式开幕前夕，当听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一种无比庄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出“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句话时，亨特教授和我都认为，美国策划的碳关税计划，差不多已经得手了，因为，尽管从一个渠道获知了“《2012》参与了一个政府策划”的消息后，我们——亨特教授、小史迪威和我——就开始密切关注碳关税提议在全球引起的反应，但很遗憾，连续几个月的检索，我们并没从发展中国家发现哪怕有一个可以击败或抗衡美国强硬推行碳关税的理由的观点，所见基本都是无用的哀号、抗议、担忧甚至附和。

2009年12月7日，在6万余名警察的护卫下，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弥漫着冷湿的雾气的哥本哈根隆重拉开了序幕。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大会上，美国并没有端出“碳关税”这盘他们已经炒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大菜，整个大会的议程并没有超过以前的气候大会的议事框架，另一个明显反常，也让我没看懂的事情则是，大会组织方居然连续3天阻止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入场”。

“教授，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发生吗”？我困惑地拨通了同样在关注这些事的亨特教授的电话。

“哦，迈可，我想，这确实不正常，美国人似乎好像突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我想这也许与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对这个计划具有致命一击的‘武器’有关”，亨特教授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是吗？这倒是个有趣的话题，您那里有什么新发现”？

“是这样，我的学生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在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兴高采烈在气候大会的会场外竖立起一组两米多高的绿色CHINA充气英文字体的时候，中国的一些论坛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有关碳货币的文章......”，也许是因为说话太急，亨特教授的话被一阵咳嗽声打断。

“教授，别急，我现在有大量的时间洗耳恭听，您是说您的学生在中国论坛发现了一篇文章”？我忙安慰。

“是的，这篇文章针对碳关税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观点，就是‘谁消费，谁担责’，称这符合美国人的税收观念与纳税机制”，亨特教授似乎喝了几口水，或者其他什么饮料，很快缓过劲来。

“不寻常的观点？可毕竟那只是一篇文章，而且老实说，我没看出这个观点有什么不寻常”？我有些困惑。

“很不寻常，可以说它完全具有颠覆掉美国碳关税举措的能量，由《2012》挑起的那股让全球恐惧不安情绪，反而会成为美国反对这个举措的利剑，这篇‘恰巧’在12月7日才出现的文章，也许显示了中国是有备而来，所以美国才会出现那样的临时变化，并出现了阻止中国代表团团长进入会场这样没有风度、出人意料的举动”，亨特教授说。

他进一步解释，“谁消费，谁担责”是一个完全没按美国和欧洲思路来出牌的观点，那篇文章不但没有回避排放责任，而且还囊括了最近几十年国际学术界关于消费主义的评判的思想，提出让消费者来承担商品生产时排放不达标的责任更符合过去的历史和公平公正原则。要命的是，这确实与美国的税收思想吻合，美国零售市场一直施行的，就是消费者纳税这一机制。更要命的是，这篇文章还声称，不用担心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贸易战，如果中国完全切断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中国经济虽然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失，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有足够多的空间和手段转移这种损失，但美国经济，如果完全离开了中国产品，却会在1-2年内崩溃。

这与中国那些学者一向所描述的中美贸易关系完全不一样，但却非危言耸听，甚至这才更接近中美贸易关系的真相，虽然美国一直在把贸易作为武器，来达到制衡中国这一战略目的，但当中国真的完全切断对美供应，对美国经济无疑是一种致命打击。中美贸易在极端情况下是这样一种关系——中国可以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高技术，但美国却已经离不开来自中国的日常生活用品。

也许，很多美国人都已经读过了邦吉奥尼写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本书，对里面所描述的她和家人在2005年试图过一种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的惨景应该有印象。这本书非常真实地坦露了这样一个真相：没有中国人的商品的生活是什么样？简单地说，就是原来觉得简单的生活会突然变得异常艰难。这是一个从事了10年以上贸易和财经研究的专业人士用亲身的经历提供给美国的答案。

亨特教授认为，也许美国政府方面的人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在12月7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这一天才突然出现，显示了中国方面的处心积虑，它选择这个时候发出一个让美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斡旋的信号，在于在这样警告美国人：如果美国人敢于在气候大会上抛出针对生产者的“碳关税”，中国就会纠合所有发展中国家针锋相对地提出“消费制裁”计划，结束西方无代价消费发展中国家廉价品的历史，西方的消费者必须为使用这些廉价商品支付额外代价。这种各执一词的后果，是一场可以想象，也许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贸易战，美国难以从这场贸易战中得到任何好处。

“迈克，如果不是你我一直在观察这件事的进展，老实说，如果一个人告诉我说，是一篇文章就让美国放弃了这一年来耗费巨资在全世界推销的计划，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但是，确实，如果没有对这篇突然出现的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与前景的担心，我很难去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会突然取消这个计划，以及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在哪里连续三天受到了不可理解的刁难”，亨特教授说，“看看奥巴马和希拉里在会上的表现，我想美国人自己也乱了阵脚，这意味着出现了他们没想到的情况，而从我们对全球新闻和论坛的跟踪看，只有这个观点具有那样的威力”。

“我相信您的判断，教授，在您看来，美国人就这样放弃了这个计划？这简直太不思议了，我想，这与一年来他们的行动显示的决心太不相衬了”，我感到这个结局实在太意外了，而且竟多少有些沮丧和失落。

“不，我想，这只意味着，这个计划不能按此前设想的那样，在举国云集、场面浩大的国际大会上提出，在这样的大会上提出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无疑更有说服力，这也等于在帮中国提供一个绝好的活动舞台，获得一个可以迅速把发展中国家重新空前团结起来，一举成为77国集团领头羊的机会，由此形成一个对西方国家而言的可怕现实，而且事实上，也许这个观点由美国提出来并不合适，美国的纳税设计强调的是消费责任，这会影响到它在贸易时强调生产责任的正当性，所以，或许他们会调整战略，改由欧洲的一些国家来继续这套说辞”。

是的，我想谁也没想到，美国耗费巨大精力推动的碳关税，得到的竟是如此惨淡的结局，它甚至没有被美国方面正式摆到哥本哈根的议事日程上。

第十三章

49

亲爱的迈克尔先生

非常高兴再次收到您的电邮，但是，这次我真的吃惊了，因为您和亨特教授提到的那篇文章，也许正是在下在12月7日那天放到自己博客上去的一篇博文，它随后被一些博友转帖到了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一个关注环保、一个国际贸易方面的专业论坛。

很感谢亨特教授和您给予它以极高的肯定，但我要说，如果您认为这篇文章与中国政府方面有什么关系，是中国政府处心积虑的结果，那么，我能对此给出的一个答案是，这个猜测是错误的。我只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问题、也许还包括某些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所有的其他机构，无论它来自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关系。

这篇文章之所以迟至12月7日才被我匆匆忙忙贴出来，原因在于我想把这个观点留给自己国内的其他研究者去表述，我希望中国有人，而不是我来提出这个观点，但是，直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我依然没看到有人把这一观点公开地提出来，以让这个世界有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美国“碳货币”主张的可能。而无疑，正如您和亨特教授所说，美国政府的这个提议所包含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新殖民色彩。我想这个世界没有人愿意看到，直到21世纪，美国依然在用17、18世纪对付印第安人的那套思维，来对付这个世界的、他们所谓的落后国家。所以我必须把对付这套说辞的办法写出来。

说实在的，我也很困惑为什么贵国政府没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他们之前几个月曾在世界各地到处吹风的主张，也同样对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在会议期间遭到明显不公正的待遇感到不解，但我想这些，不应该和在下这么一篇小小的文章联系在一起，也许这一切有更深层的、你我都尚不了解的其他原因。当然，这并不是在说，我文章所提出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代我向亨特教授、小史迪威问

您诚挚的 充满无限感激的朋友 俞飞龙

5月X日/2010年

（注：加括号，用比正文小一号的字刊出）

克劳特关于这个世界的描述，又一次让我想起了汤姆给我讲的故事。它们完全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故事。

那个可恶的中情局情报官弗兰克，杀死了汤姆的同伴和弗兰克一行的情报官，现在就带着掠夺来的巨额财富，藏匿在马尼拉的某处，过着奢华的生活！这太不公平了。难道这个世界，就该是这类心狠手辣之辈的天堂？善良的人注定要死在他们手上，或带着恐惧过着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的生活？虽然我无力向这个世界还原真实的华盛顿、杰佛逊——它们已被历史之手掩饰得如此深远，如此庄严，以至成为了传统和信仰的一部分，或者惩罚盗窃国库的马科斯，但难道，我连惩治那个似乎还在这个世界苟且偷生的弗兰克或亚丁的能力都没有了？在突然的一闪念之间，我有了一股打算放弃对汤姆的承诺的冲动，我要找到一种办法，为汤姆和他的那群消失在西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同伴复仇，让弗兰克和他的同党亚丁，从此生活在恐惧之中。

在经过一番暗自谋划后，我找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按照报纸上刊出的代理公司的联络方式，打通了一家大的广告代理公司的电话，谎称自己是从印尼过来的一位企业主，想在当地最著名的媒体上刊登广告，寻找两位失散多年的朋友，并询问了价格，汇款方式。

随后，我精心草拟了一份看起来和一般的寻人启事别无二致的广告：

亲爱的弗兰克、亚丁先生

你们依然住在马尼拉吗？请速与我联系。

我找到了你们30多年前遗失在枪鱼岛上的物品，也许你们也非常希望再次见到它们，并勾起一些关于过去的回忆，我想，这一定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惊喜，如果真是这样，请在两个月通过广告告知你们的联系方式，以便我能联系上你们，否则，你我或将遗憾地看到，这些物品将在马尼拉或洛杉矶的某次拍卖会上，成为最受某些年老的人甚至媒体关注的拍卖品。

一直在热爱着的您的 马克西姆.菲尔德

我把这份自己用左手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的“寻人启事”仔细读了几篇，很为自己的“文学天赋”得意，它们看上去平淡自然，和报纸上一般常见的“寻人启事”没什么两样，但暗地里却充满玄机和威胁。我相信生活在这个城市某处的弗兰克，或者还要加上亚丁，最终一定会因为某个渠道注意到这份“寻人启事”。并真的由此勾起某些回忆。我在心里想象着，当年迈的弗兰克和亚丁捏着这份“寻人启事”，一字一句读完之后，也许双手会恐惧得象单臂连发卡宾枪那样剧烈地抖过不停，他们之后的生活，在那位所谓的“知情人”没有与他们联络之前，一定会天天陷入恐怖之中，当然，他们此生也注定不会等到那位知情人。

想象着他们恐惧的样子，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实在太令人愉快了，它是我力所能及的惩罚方式，也似乎并没有完全背叛当初对汤姆的承诺。

我小心翼翼用信封装好这份“寻人启事”，写上那家代理公司的地址，开车到另一个社区，把它投进了一个路边邮筒，随后去一家人来人往的大邮局，向那家代理公司寄出了带留言的广告款。

3天后，那家报纸登出了这份显得很“奢华”的“寻人启事”，但在捏着那份报纸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前几天的那种激动——在过去的几天，我已对弗兰克和亚丁被这份“启事”引起的恐惧样反复在心里想得够多够丰富了。而且，公司的业务正在转入另一个轨道，有足够多的事情在等着处理——我根本没有闲暇去从另一个角度设想一下，自己得罪的其实是一个多么老谋深算的可怕恶魔，在看到那份也许只有他和他的同党亚丁能看懂的“寻人启事”后，他们到底会针对这个被我认为不过是一个泄愤的恶作剧的举动作出什么反应？！

公司的业务大幅转向了，从印尼回来后，克劳特就开始把公司业务全线从金融市场撤出，把那些从股市和期货赚到的钱，转投到东南亚矿产资源的开发、收购和全球代理业务中。

“可是，克哥，从海西里因传给我们的数据看，索罗斯和一些资本大鳄正把巨额的资金通过某些途径潜入香港，很明显，它们还想在香港掀起一番大浪，难道我们真的准备放弃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对克劳特急急忙忙进行的业务大转移，我并不是完全理解。

“迈可，我想有两个原因促使我做出这番举动，一是，我们已经赚够了，我不想继续象条狗似的跟在这些大鳄身后，以试图捡些带肉的骨头，这种行为在日益增加我对这个世界的负罪感，尤其是在目睹了印尼的惨剧后；另外一个，我不认为索罗斯他们会从香港捞到什么，以我对中国人的性格的了解，中国大陆一定会把在印尼无法撒出的怒火，全力以赴地通过香港股市、期货市场，发泄在那些投机者身上”，克劳特对这种业务调整，作出了如此解释。

事情果然如克劳特预见的那样，当1998年7月，国际热钱在香港市场的投机行为刚一冒头，就遭到了香港和大陆的联手狙击，这种阻击势头之猛完全超出了投机者们的预计，并最终导致索罗斯等人偷鸡不着蚀把米，陷入不断的亏损中，在透过一些国际媒体抱怨了几句香港不遵守市场规则后，投机商们（加注释）狼狈撤离了香港市场——香港市场成为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热钱唯一因失算而损失惨重之地（注：此前对泰国一役，因澳大利亚的干预，对国际黄金走势的失算只是减少了收益）。

因为有已经正式开工的印尼镍矿和还算充足的现金作筹码，公司的业务在刚刚被金融危机洗劫过后的东南亚进展得很顺利，很快和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本土的一些矿业公司建立起了联系。那段时间是克劳特和我最轻松，也可以说最放肆的时光，不用担心开销限额，时间比整天需要盯着传来的数据和大盘动向要充足得太多，股东们——在领教了我们在危机期间也能大把赚钱的能力后——对我们敬若神灵。在工作闲暇，克劳特经常带着我光顾絮巴基夜总会狂歌滥饮，而菲利——那个夜总会的漂亮领班，也开始睡眼惺忪、毫无顾忌地穿着睡衣出现在了克劳特的房间。

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我感到自己在逐渐摆脱因为失去黛米带来的痛苦，实际上，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想那些似乎已经非常遥远的过去，当然，也没有多少心思去构思自己的未来——它早已被克劳特代替我描绘得富丽堂皇，奢华娇贵到有些不真实了。我只管放松心情跟在克劳特屁股后面，当然，有时还有菲利，去享受一切——芭提雅的海滩，马尼拉最顶级的私人会所，热浪岛的豪华别墅，沙巴的潜水俱乐部......我以为我会永远这样快乐下去，直到有一天再次意外遇到拉杰——我大学的死党拉杰。

那一天，我外出为公司采购圣诞节的礼物，回来后按惯例去克劳特办公室汇报下采购情况，发现他正和一个坐在他对面的人热烈交谈什么。见我进来，他高兴地招呼，“嗨，迈可，可能你没想到，美国南部最大的矿业公司也派出它们代理公司来和我们洽谈合作了......”。

我向他点点头，下意识和他对面的人打了一个面照。

拉杰——

迈可——

坐在克劳特办公室和他谈了半天的公司代表，竟是我的大学死党拉杰，这让我太惊讶太激动了。

显然，拉杰也很意外，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喊出了我的名字，但显然，表情有些不自然，可当时，也许我实在太高兴，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样——每个人表达激动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天哪，你怎么来这儿了？毕业后你去哪儿了，我找好几个同学打听过，他们都不知道你的落脚处”，我兴奋地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是的，我无法不高兴，因为他是我的死党，5年的大学生活，拉杰和我一起分享了太多的秘密，包括黛米的秘密，他是我难忘的年轻岁月仅次于黛米的重要见证人、参与者和分享者。

“噢，他现在在——”，克劳特殷勤地拿起桌子上的一张精致的卡片，“亚拉巴马州，Z.P公司，总经理，你的同学也算是个杰出之辈”。

Z.P公司？那不是黛米的新男朋友的那家公司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困惑地把头转向拉杰，并在一刹拉间发现了拉杰表情的不自然，他的眼神里除了惊喜外，还有些惊恐，有些愧疚，有些错愕，有些不安。

“迈可，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我真是太高兴了，真的，我太高兴了，这实在是......”，拉杰结结巴巴地说着。

黛米绝情的话语、欲言又止的眼神，比尔.威利洋洋得意地说出的65万手术费，拉杰的总经理位置.....这些场景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莫非他，我突然意识到什么，脸色一下变得冰冷，带着嘲弄的表情狠狠盯着拉杰，“是的，也许，真的，这出乎你的意外，我想你是应该有话对我说咯”？

“不，真的，迈可，我真的是太意外了......我真高兴.....这实在是......迈可，我没想到......”，看到我的表情变化，拉杰更显得语无伦次了。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他的表情再次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他确实应该参与了那个让我注定此生痛苦、我一直在猜测的秘密，我突然感到心如刀绞，过去“呼”地一把抓过他的衣领，绝望地冲他喊起来。

“迈可，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克劳特看出了我们的不对劲，隔着办公桌对我俩直喊。

“克哥，求求您，别问了......您能出去一会吗？我想我们之间有些事，我想单独和他谈谈”，意识到自己失态后，我松开手，扭头向克劳特表示歉意。

克劳特困惑地看了我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拉杰一番，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了门。

我气血上涌，头颅的血管象要炸开一样急速跳动，整个人轻飘飘的象是失去了方向感，同时胸闷异常，口干舌燥，我想稳定下自己的情绪，于是转过身到处找杯子，由于手抖得太厉害，文件柜边的串状的纸杯哗啦一声全掉在了地上，我弯腰捡起一只，好不容易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咕咚咕咚一气灌了下去。

拉杰一动不动地低头坐在椅子上。我看着他完全崩溃的样子，又忍不住一阵疼痛，这是我最好的哥们，一直那样忠于我的死党，在什么时候都和我站在一边，不遗余力地帮我出点子追黛米，是那样真心地为他哥们成功追到漂亮的女朋友高兴，随后整整三年，他都心甘情愿地跟在哥们屁股后面当电灯泡......我该怎么做？我该说什么？在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饮水机前默默站了半个小时，我走过去拉过一把椅子，在拉杰身边坐下。

“拉杰，很抱歉，也许，也许我刚才太夸张了，你知道，黛米对我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我难过得用双手捂住脸，在一阵昏眩后感到浑身虚脱，”难道，你不应该为此说点什么吗”？

僵持了足足过了十分钟，拉杰才开了口。

“迈可，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你，自从那件事后，我确信它会给你带来我不敢想象的打击，我一直回避以前的所有同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对不起你，非常难过，可您相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拉杰小心翼翼地说着，不时抬头看看我的反应。

整件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

大学毕业后，拉杰呆在田纳西州的家里，等投出的求职信的反馈，一天，家在紧邻着田纳西州的比尔.威利，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称碰巧去那里参加一个商务会，随便过老朋友家里坐坐，在得知拉杰还在为工作发愁的时候，比尔.威利热情地邀请拉杰参与他组建新公司的工作，拉杰大喜过望。在随后的交流中，比尔.威利仿佛不经意地问起住在附近的黛米的情况，提出一起去看望下黛米正生病的妈妈。

拉杰于是带着比尔.威利到了黛米家，黛米妈妈的病在一天天加重，在得知医生建议黛米的妈妈尽快做换脏手术时，威利热情地提出，他认识附近城市一个很好的主治医生，那位医生完全有把握帮黛米妈妈做一个非常完美的手术，因为有拉杰在，黛米毫无防范地同意了威利的建议，于是大家一同乘坐威利的车前往那座城市做手术。

在医院住院的前期，一切正常，医院很热情，那里最有名望的主治医生果然和威利很熟，黛米妈妈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拉杰觉得挺放心，于是告别黛米回家，威利则主动表示可以再在那里留几天，帮黛米照顾她母亲。

问题出现在黛米妈妈上了手术台的后，黛米被告知，因为在打开她母亲的胸腔后，才刚刚发现她母亲的体质，不适合换普通心脏，而必须换上一种昂贵的、特制的白金心脏，手术费用一下飚高到了65万美元。她同时还被告知，如果没有这65万美元，因为已经打开了她母亲的胸腔，全面检查的结果是如果没有新的适合她的心脏，以及后期专门调配的疗养安排，她母亲很快…也许马上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65万美金，这对大学还没毕业的黛米来说，根本是个天文数字，就在黛米感到天崩地裂之际，威利乘机向她表示，他可以为她母亲出这笔钱，但条件是黛米必须做自己的女朋友，不，直接就是未婚妻——手术结束后他就要在自己家乡和她举行体面而盛大的订婚仪式。

黛米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威利的条件。

在得知这个变故后，拉杰感到蹊跷和愤怒，找到威利，追问他是不是暗地里耍了什么阴谋。

威利很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确实暗中叮嘱医生做了些手脚，以此要挟黛米，但他同时对天发誓，除了手段卑劣外，自己真的真心喜欢黛米，他这一生不能没有黛米，在学校每次见到黛米和我走在一起，他都痛苦得要死，他一直都在寻找机会，他愿意为黛米付出一切，哪怕无耻。

因为家里经济拮据，欠下的大学贷款需要按期偿还，在巨大的压力下，拉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威利的邀请，出任了威利新组建的公司的总经理，但从此之后，拉杰从他以前的朋友圈子彻底消失了，成为一个经常被失眠折磨的男人，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亿万富翁的儿子威利，对黛米确实百依百顺……

听完拉杰埋着头断断续续讲完这个故事后，我的心情奇怪地平静下来，我对拉杰的一瞬间升起的恨意，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而对他一直以来背负的负担充满内疚，他不应该为这件事承担痛苦，这一切不关他的事，我想向他表示歉意，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感到浑身虚脱得已经快坐不住了——这种波诡云谲，肝肠寸断，不应该出现在我和黛米的故事里，可是，它们却出现了！对这一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的风云突变，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恼恨自己的无能，还是威利的卑鄙，还是命运的无常。

“你觉得，黛米会幸福吗”，沉默半晌，我有气无力地问了这一句，并突然发觉我的声音在那一瞬间，变得干涩沙哑，连自己也异常陌生。

“不知道，我一直......不敢去想这些，但愿她幸福”，拉杰脸色苍白，嘟嘟嚷嚷地说。

50

亲爱的卡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封让人意外到难以置信的信，它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世界真小，或者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神奇，那篇文章居然出自您的手笔。这听上去完全象个杜撰的传说，而不是现实中应该出现的事，对于这种近乎奇迹般的巧合，除了无以复加的惊讶，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种巧合甚至让我有些相信，之所以冥冥之中，我最终选中您来得到这些电邮，是上天的安排，是的，在经历过越来越多的事之后，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这个神为人类——印度人、中国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印第安人所共有，就像1851年西雅图酋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确信白人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神和他们的神是同一个神”。愿他保佑我们，保佑这个世界一切心怀善意的生灵！

另外，我得向你表示歉意，我不能把您的问候传达给亨特教授和小史迪威，因为我的这些电邮是完全秘密的，我不希望自己身边有第二个人知道自己在从事这项工作，万望理解。

您仍处在惊讶和难以置信中的朋友 迈克尔

6月X日/ 2010年（用方框框住，比标准字体小一号字）

拉杰出现在马尼拉，并不是简单的出差，而是，他公司的上级董事会也相中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商机，决定乘机到东南亚扩大市场份额，他主动请求来马尼拉常驻，这样，他至少可以离一直萦绕在心中的噩梦远一点，没想到事与愿违，他竟鬼使神差地在这个遥远的远东城市，遇到了他最害怕见到的人。

但是我想，也许他在心里把自己的罪过过分夸大了。

事实上，在拉杰述说完黛米的整个故事后，我已经完全原谅了他，也完全谅解了黛米，而更多的是内疚，或者说，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疏忽大意的痛恨。也许是因为怕耽误我训练的原因，黛米一直对我隐瞒着她母亲的病情。直到封闭培训前，她和我最后一次通话时，她依然听上去很镇定地告诉我，她妈妈的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需要静养，很快就会完全康复，她很快就能来纽约和我呆在一起，而我最应该做的，是把到手的那份我觉得“很棒的工作”做好......

那天晚上，我和拉杰在一家海海滨餐厅，边喝边聊，直到凌晨2点多才返回住处。在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以“最痛苦的人生已经过去”来安慰自己的时候，我没想到，有关人生的噩梦，才刚刚拉开序幕，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危险，已经悄悄逼近了毫无戒备的克劳特，当然，也包括与克劳特关系最密切的我和菲莉。

第二天，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过来，一看表，快11点了，克劳特一定有什么事找我，我抓过话机，“克哥——”。

但电话里传来的，不是克劳特的声音，而是平时一般不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投资公司派过来的副总裁吉姆，“迈可，你知道克劳特先生去哪儿了吗”？

“克劳特？他...他没在办公室吗”？

“没有，这儿有份文件等着他签署，你知道他在哪里吗”？吉姆的声音很焦急。

“我也不清楚，刚巧昨天晚上我们没有在一起，你打打他的手机”，我没在意，估计他可能和菲莉睡过头了。

“打过了，他的手机关机，他住的地方也没人，你知道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找他”？

“等等，让我想想”，我刚想把菲莉的电话告诉他，又觉得不妥，这个电话最好还是自己来打，“吉姆，等等，让我试试其他办法”。

我翻出电话薄，找到菲莉的电话，但是，菲莉的电话也提示关机。

我再翻出絮巴基夜总会的电话，“哈罗，你好，我是迈可，请问菲莉小姐在吗”？

“您说菲莉小姐？她还没来上班，现在离上班时间还有段时间”，电话里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哦，昨天晚上她什么时候离开的？方便告诉我吗”？

“和往常一样，差不多就是快下班的时候，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噢，不，没有，谢谢，我只是突然想起了这位有趣的女士”，我放下电话，伸了一个懒腰，想着克劳特还可能去哪里。也许......我又拿起电话，开始拨打我们常去的私家会馆和酒吧，但所有地方都表示，昨天晚上没有看到克劳特。

真是个贪玩的家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危险已经降临，还以为他不过是偶然在什么地方睡过头了，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下午，克劳特依然不见踪影。快16点的时候，我胸有沉竹地再次拨通了絮巴基夜总会的电话——这下菲莉应该在班上了。

但是，电话那边传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迈可，我是林娜，也许菲莉出事了，你和克劳特先生能过来一下吗”？菲莉出事了？而且似乎她没和克劳特在一起......我一下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去吉姆办公室打了个招呼，火速赶往絮巴基夜总会。

菲莉的工作助手、个子娇小的林娜已经焦急地等在夜总会门口了。

“怎么回事？你说菲莉出事了”？车还没停稳，我就伸头问林娜。

“是的，克劳特先生没来吗”？林娜焦急地往车后座探望。

“他今天一整天也没见踪影，我以为他俩在一起，菲莉在哪儿？她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推开车门，准备下车。

“她失踪了，屋子乱糟糟的，看起来很不正常，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您最好去她住的地方看看”，林娜没等我同意，就拉开后车门坐了进去，“你知道她住在哪吗”？

我当然知道，待林娜一坐定，车嗖的一声窜了出去。

菲莉的住处是一个不很宽敞，但看起来挺舒适的套间，旁边挨着住的是几个一起上班的同事，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她的几个同事和往常一样，过来叫她一起去上班，叫了几声没人应，从窗户望进去，发现屋子乱糟糟的，各式各样的胸罩、内裤等隐秘的女性物品撒了一地，显然，这是出什么事了，那几个同事急忙把这情况通知了夜总会，就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刚好打电话过去，于是，林娜一下就想到了出手阔绰，见多识广，与菲莉关系不一般的“克劳特先生”——也许这事他能帮得上忙。

等我们风风火火赶到菲莉住处，她一个要好的同伴，正绞着两手痛苦而又茫然无措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我们到来。

“你们动过屋里的东西吗”？我扫了一眼乱得像遭了强盗的屋子。

“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敢动，我们一发现不对劲，就给夜总会去了电话，然后就在等人过来”，那个长得象个乡下丫头的同伴，看上去着实给吓坏了，她是菲莉从家乡那边带过来的一个小丫头。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里屋也好不了多少，地上到处是光盘、相片、小饰品、衣物和一些时尚杂志，看来屋子被人搜得相当彻底，我走过去问那位老实的同伴，“嗯，从昨天晚上到你们进屋前，你们听到过菲莉的屋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声音吗”？

“没有，我们...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昨天晚上究竟回来没有，只是每天习惯互相叫到一起去上班”。

“也就是说，你们昨天没有一起回来”？

“是的，她好像和一位先生走了”。

林娜在一旁补充，”好像不是克劳特先生”。

“是的，昨天晚上克劳特先生来过夜总会，但很快走了，然后，快下班的时候，一位先生过来把菲莉——”，林娜迟疑了一下，继续说，“接走了”。

“是吗？你们认识那位先生吗？菲莉临走时有没有和你们说什么”？我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没有......让我想想，她似乎接过一个电话，看上去挺生气，没过多久，那位先生就开车过来，把他接走了，那位先生不是那里的常客，似乎没人注意到过他”，林娜小心翼翼地回忆着。

“除了克劳特，菲莉还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吗？我是指......你知道，是那种朋友”，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不太清楚，我们很少关心别人的私事，不过这段时间，她似乎只和克劳特在交往”，说话间，林娜略带歉意地瞥了我一眼。

“你们是否发现这屋子少了什么东西”？我扭头问那个跟在我后面的乡下丫头。

“不知道，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菲莉有什么东西”，乡下丫头懵懂地摇摇头。

“嗯，知道了，也许问题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你们等在这里，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我告诉林娜和菲莉的同伴，然后出门，开车径直往克劳特的住处驶去。

问题其实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当我匆匆忙忙赶到克劳特的住处，打开他的门后，发现克劳特的住处也遭到了洗劫——文件、衣物、日用品同样撒得满地都是。这个无声的场景看上去有些恐怖，一时间，让毫无准备的我腿有些发软的感觉，我茫无目的地在那他那座豪华公寓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后，感到自己的神经已紧绷到了极点。

看来，在菲莉和克劳特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也许，他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在沙发上歇了一会，感到自己稍微有些缓过神来，我掏出手机，拨通了米歇尔的电话，“头，马尼拉这边的情况有点不对劲，克劳特可能出事了”。

米歇尔很意外，我感到他似乎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了，“什么？迈可，你说什么？你现在在哪里？克劳特出什么事了”？

“我在马尼拉，现在正坐在克劳特住处的客厅里，他......可能在昨天晚上失踪了”，我把当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米歇尔，然后问，“我该怎么办？头，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这样的事却确实很少发生，不过——”米歇尔沉思了一会，安慰我道，“在那里，应该没人敢把你们怎么样，我想，也许只是一点小意外，一场争风吃醋，或者遇到了一时脱不开身的其他事，而刚好他的屋子遭贼了......不过，你觉得这事，还有别的可能吗？克劳特会不会……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其他什么异常？比如，在当地卷入其他什么我们不允许的事，嗯，你懂我的意思”。

“没有，我保证，我和他几乎天天在一起，只是昨天.......我偶然遇到了一个大学的同学，才没和他在一起，克劳特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干什么违反规定的事，我们在当地结交的都是正派人”，我忙为克劳特申辩。

“别急，迈可，我当然知道克劳特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我只是，你知道，我只是想把所有的情形考虑到，你先检查一下他的屋子，我立即向总部汇报”，米歇尔在嘱咐完我“先别报警，当心点，注意安全”后，挂断了电话。

51

但愿克劳特的屋子，是他偶然外出又碰巧遭贼了，虽然这个想法，连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环顾着四周，这是克劳特和菲莉好上后，特意搬的新居，当然，为了表达从我们合住的地方搬出来的歉意，他也给了我一套这里的钥匙，我熟悉客厅的一切，实际上，客厅里的沙发、茶几。装饰画、窗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菲莉、克劳特和我一起设计摆弄的，但现在它们却如此凌乱陌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是那样的蹊跷、突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站起身，准备好好检查下客厅、走道、书房和卧室，刚走几步，我停了下来，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从外套里衬的一个小口袋里，取出两个纽扣状窃听器，将它们调至开启状态，然后，一个放在木质茶几的背面，一个放在了电视机柜上一只专门用来装废弃物的小缸子里，并用缸子里的几个螺丝、电池之类的废旧物稍微做了下掩饰。

做完这些，我顺便又四处看了看，走到门口，把门把手小心翼翼擦拭干净，然后关上了门——在完全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下，我怀着侥幸心理，希望那两个能连续工作48小时的窃听器，能给我带来点什么，以让我稍微明白在克劳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后，我开车返回了菲莉的住处。

两个女孩子依然茫然无助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在两个女孩子的帮助下，我开始逐一检查屋子里零散的物品，希望发现一点线索，但是，整整忙了3个小时，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没有打斗痕迹，没发现有暗示含义的日记或其他什么记录.....简单地说，没发现哪怕一件看上去或分析起来有异常的物品。我只是从散落在卧室的一些信件和照片上，通过两个女孩的翻译，知道了菲莉来自萨马岛的塔克洛班城，家里有一个哥哥和年迈的父母，以及很疼爱她的老祖母。

我安慰了两个女孩子一番，要了她们的联络方式，建议事情还没弄明白前，最好先别报警，嘱咐她们去好好上班，我会马上找朋友全力以赴地展开调查，一有菲莉的消息就立即通知她们，也希望她们一有什么消息就立即电话我。然后，开车把她们送到絮巴基夜总会门口，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凌晨1点，米歇尔给我打来了电话，正式口头授权我调查这件事，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两个地址和三个人名，电话是技术处的联络电话，地址是克劳特下线的住所号码在特行组的留底，三个人名，是克劳特两个下线的真实名字和技术处联络人的代号姓名——在这之前，我还没达到可以单独和马尼拉的技术处联系的资历，他们不不属于特行组，直属总部，而克劳特在这边开发的下线，也属于只能由他自己掌握的秘密。

我松了一口气，也许技术处可以从克劳特的手机通话里发现点什么，他的两个秘密下线，可能也能提供些我所不了解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直奔其中的克劳特的一个下线的住处而去，那是一位退休公务员，住的地方离我这儿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在途中一个红灯路口，我拨通了技术处的电话，告知了我的密码，以及联络人密码，随后告诉他们，希望能尽快调出克劳特最近72小时的电话记录，然后把它送到我的办公室。

按照路牌指引，车驶进了一个不太宽敞、树林阴翳的老街，我放慢车速，边开边默默在心里数着街边的门牌号，差不多开了5分钟，我终于看到了所需要的号码。那是一栋看上去有不少年头的雅致老楼，我把车慢慢停在路边，点上一支烟，若无其事走进那幢楼，找到标着3-3-2牌号的房间，一敲门，发现门是虚掩着的，我暗叫一声“不好”，急忙推开门，果然，一个穿着睡衣的老年男子，直挺挺地倒在卧室的地上，脖子上勒着几圈电话线。

看来克劳特遇到了最坏的情况！他的另一个下线，此时也该是处在极度危险中，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里。

来不及检查屋子，我匆匆忙忙下楼，发疯般开着车直奔另一个下线住处而去。可是，依然晚了不知多长时间，那个两眼圆睁，一副死不瞑目状的下线流在地上的血，已经在开始凝固了。

我沮丧地回到车里，不顾美国那边正是午夜，拨通了米歇尔的电话，把这边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看来问题很严重，这甚至可能说明连我们上次的通话也被人监控了，我们得换一种方式联络......这让人太难以相信了，马尼拉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他失踪前，没发现一点反常的迹象？这真蹊跷，我想我们应该全力以赴，愿上帝保佑克劳特，明天上班我立即与总部联络下，也许你们那里需要特别的支援”，米歇尔对我说的情况也很意外。

毫无疑问，我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从外表看不出丝毫迹象，一出手却又如此干净利落，残忍血腥，赶尽杀绝——但是，他们是谁？他们在哪？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胡思乱想着回到公司，公司看上去井然有序，大家——除了我和吉姆几个高层知道克劳特意外失踪了外——都习惯了克劳特常常外出，克劳特两天不出现在办公室，他们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我推开吉姆的办公室，正在查阅文件的吉姆抬起头，“迈可，怎么样？有消息吗”？

“没有，我还在想办法，也许情况非常糟糕，克劳特先生的处境很危险”，我的脸色看上去估计很差，吉姆吓了一跳，“昨晚你一整晚都没睡吗？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他很危险？可是，我真的没觉得他有多大危险，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说完后他想了想，象是给自己打气似的补充了一句，“在这里我们没得罪过谁”。

我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克劳特手机通话资料没送达之前，我需要静一静。

谁绑架了克劳特？嗯，也许还应该加上菲莉。

我在心里默想着最近一年多来克劳特和我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参与的各种各样的事，包括那些让人倒胃口的社交活动。通过逐一排除法，最后，把最有可能绑架克劳特的人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我们的合作者，在过去的一年，公司在危机中赚到的钱，让所有合作者都大吃了一惊，这些巨款也许让他们中的某个人想吞掉这个公司，于是在某一天，公司的组建人和总裁克劳特消失了；第二类，是菲莉可能中的、有黑社会之类背景的情人，从和菲莉的接触过程，我本能地感到，这个年轻的领班不简单，既风骚漂亮，又见多识广，处事不惊，她应该有比较复杂的经历，克劳特绝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也许还不是第二个，而克劳特横刀夺爱的举动，惹怒了菲莉以前某位有黑社会背景的情人；第三类，是菲律宾的特工机构，也许在我们忙着在股市、期货市场捞钱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暗中注视我们，并最终动了手，不但让克劳特消失了，还将克劳特的下线悉数灭口。

但是，这里面还有些小问题，如果是第一类，他们有必要连菲莉也不放过吗？有必要对克劳特的下线进行灭口吗？如果是第二类，他们更没必要连克劳特的下线也一起做掉。而如果是第三类，他们为什么不连我也一起做掉？所以，其实这三种推断，都存在明显的疑点......

正想着，公司前台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迈克尔先生，这是您的一位朋友刚刚给您送来的邮包”。

我接过邮包一看，是技术处送过来的，他们的速度还真够快。我拿着邮包，向吉姆打了声招呼，驱车直奔克劳特住处而去。

公寓凌乱的样子，看上去和我头天进去的没什么不同，门把手上也没留下任何新的指纹，但当我走到茶几旁，伸手往下一摸，立即知道了和我头天的不同了——窃听器不见了，我探头仔细看了看，确实，木茶几的桌背什么也没有，茶几周围也没见到那只“纽扣”——看来真遇到内行了！这里危险！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冒出一股莫名的冷汗。下意识抬头四处看了看，然后快步走向电视柜旁那只装废弃物的罐子，用几乎开始莫名其妙发抖的手指，扒拉着那几个螺丝和电池，谢天谢地，这粒用来“保险”的“纽扣”还在。

回到住处，我打开包裹——它看上去和一般的快递包裹别无二致，里面除了一份长长的话单外，还有一个带加密程序的手写输入器——这是中情局根据手机的出现而特制的一种全球情报传输系统，它有自己专属的卫星频道，可以在全球各地进行畅通无阻的即时数字沟通，所有输出的信号除了目标人外，还自动传递到总部一个专属部门备案。除了不能用语音，它无论看起来和使用起来，都和一般的手机一样，这实际就是数字化时代的一个小巧的流动发报机。几年后，这种装备还有了改进，可以兼容当地的手机卡，也就是说，在实现特殊传输功能之外，它也同时是一部普通的手机。看来米歇尔已经通知了技术处，我们的通话处于被监听状态，我本人也可能存在不确定危险——里面附有他的号码，一册随机型（即可以每次不一样）密码本和几件可以自卫的小型武器。

我把话单拿在手里，一条一条地仔细琢磨克劳特在过去几天的通话。但是，逐一看完后，我有些失望，所有的通话号码我都熟悉，没有一个陌生号码，通话内容也分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看上去有暗示味道的对话，可以与他失踪联系的内容。唯一有点价值的，是他最后的通话显示，他当时确实应该与菲莉在一起。

那枚幸存下来的窃听器倒录下了几段对话，在开启3小时多一点的时候，里面出现了两个男人的对白，他们说的居然是英语，当然，有很浓的本地口音——

——瞧，这家伙还给我们来这一手。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就会这个。

——看起来这小子挺机灵。

——他可能没想到，一会儿他的机灵就会掉进马桶，永远呆在臭烘烘的下水道里了。

——说真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头不让我们把他也给做了，看到他象条受惊的小青鱼那样这里那里的窜来窜去，我真想一把把他脖子给拧下来。

——我想头这么决定，有他的原因，不用担心那个小家伙，他才干了3年，可能连门都没找着。

这几句对白后，再没有别的声音，连关门声都没录下来，我摘下耳机，双手枕着脑袋，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

显然，这几句对白表明，他们对我的真实身份一清二楚，甚至多少了解一些中情局的内幕。而且，现在他们不但时刻在窃听我的对话，还在跟踪我的行踪。可是，在这之前，我居然一点异常的迹象都没发现，这说明，他们有极高的跟踪水平，相当专业。

可惜的是，从这些对话里，丝毫找不到他们的身份线索。也弄不清他们干这些事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他们究竟可能是谁？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52

无疑，我现在无论说什么话，和任何人接触，背后都有一双来路不明的眼睛盯着，只是看起来，暂时他们还不想把我怎么样，我走到窗前，轻轻掀起窗户的一角，外面正是黄昏，公寓楼下面，是一个停车场，密密麻麻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再过去一点的街道两旁上，也停着不少车，这些以前看上去普通平常、司空见惯的场景，现在看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透着一番诡异，充满杀机。

此时此刻，正在偷窥着我的人，究竟藏匿在哪辆车，或哪几辆车里？或者他们根本就没在车里，而在周围哪幢楼里面呆着。我放下窗帘，在饮水机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想想不妥，重新换了个杯子，去自来水龙头接了点自来水，边喝边踱回客厅。

斜躺在沙发上沉思了大半个小时，依然没有理出任何头绪，或者说有太多的头绪而无从着手，我又顺手拿起克劳特那份通话记录，仔细研究起最后那句通话来，希望它能给我带些什么让我觉得能更接近真相灵感。

通话时间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克劳特是被叫，菲莉是主叫，通话内容很短——

——“甜心，你在家吗？”

——“还没睡，在等你宝贝”

——“嗯，我快到了”

菲莉的下班时间是零点，而林娜和她的同事已经证实，她在“快到下班”的时间，被一个男人接走了，也就是说，不到零点她就离开了夜总会，到她与克劳特通话的时间，中间至少隔了两个小时，这其间她去了哪里？那个男人是谁？她消失的这段时间，和随后发生的克劳特失踪有关系吗？她在这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显然，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迷。

看起来，我必须再去克劳特住处一趟，好好检查一下那里。而在此之前，我需要利用被监听这个处境，撒下一些烟幕弹，希望这能分散下他们的注意力，对我做出错误判断，减小自己的处境危险。

我拨通了吉姆的电话，“嗨，吉姆，还在忙吗”？

吉姆很惊喜，“嗨，迈可，有克劳特的消息了”？

我假装沮丧——其实也算不上假装，我那时的确很沮丧——“没有，一点进展也没有，我想也许是克劳特和他的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在夜总会惹了什么厉害角色，惹上麻烦了，这太可怕了，我想休假，想离开这里一段时间”。

吉姆感到不可思议，“迈可，你觉得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克劳特真遇到了什么麻烦，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报警，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时候脱身而去，他是你的朋友，不是吗”？

我继续迷茫和害怕，“是的，如果再过一天没有消息，我想我们应该报警，不过，我确实觉得这里，嗯，马尼拉，太可怕了，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虽然克劳特是我的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真的对此一无所知，无能为力，不知道该从何作起，我想这事让我受到了一时难以承受的打击，我想回美国找个地方休息一段时间”。

吉姆听上去真的有些生气了，“不，迈可，你不能这样想，克劳特不在，公司更离不开你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离开？请原谅我不能理解你的想法，我不希望克劳特的朋友是一个没有责任的胆小鬼，难道此时我们不更应该携手共对吗”？

当然，我有自己的“理由”， “我想我不太习惯，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吉姆，你知道，当你的通话也随时有可能被人窃听的时候，这有多么可怕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感觉，弄得人横身不自在，我想摆脱这样的日子”。

吉姆显然没想到，“什么？你说我们的通话也可能有人窃听？这太不可思议了，有这么严重吗？我想我们应该立马报警，你觉得怎样？但是，你确定？我怎么觉得这些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马尼拉有这么可怕吗？我......我承认自己不太了解这个地方”。

我字斟句酌，防止自己说得太过火，“对这里，我也了解不多，一切太突然太没来由了，前天我还是一个快乐的人，可转眼间，一切变了，毫无征兆地变了，我承受不了这么快的转变，吉姆，您确信这儿需要我？可我脑子里一团乱麻，根本理不出一个有用的头绪，我想我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吉姆停顿了一下，象是在思索，“当然，我们需要你，我想，克劳特也需要”。

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那么，好吧，让我再想想”。

在打电话前，经过反复推论，我对克劳特失踪一事做出了这样一个认为是最佳答案的假设——这件事的最大可能，是马科斯家族的人伙同菲律宾谍报部门一起干下的一桩买卖，这个家族有这样的巨大能量。从收益上来说，这也完全值得干，克劳特施用计谋盘活了印尼的那个镍矿，现在已经开工了。当初，因为感到那座矿颇为棘手，马科斯家族只是象征性作了价，但现在，这座矿，如果算上金属价格未来可观的前景，恐怕已经货真价实地值5亿美元以上，把它换算成比索，更是笔天文数字的财富，仅此马科斯家族就有足够的理由后悔。

于是，在经过一番密谋后，他们通过某种方式，让菲律宾谍报部门出面绑架了克劳特，并杀死了他的下线，将这一事件伪装成破获了什么跨国间谍案。由于证据确凿，菲律宾方面也搭上了两条人命，即使最后克劳特命归黄泉，美国方面也只能吃哑巴亏。至于菲莉，则完全可能是个用来让克劳特毫无戒备、束手就擒的道具。

由于公司发起人遭遇意外，我们这个“股份公司”也就有了解散的理由，而作为公司大股东之一的马科斯家族，就可以合法地以原价索回那座印尼镍矿。这个假设，让这两天来我所发现的每一个疑点都几乎能得到基于同一个原因和逻辑下说得通的解释，包括那个“头”作出的、听起来让人困惑的“放过我”的决定，也能得到答案——我在公司里的位置微不足道。而最重要的，是从这个角度分析起来，动机非常充分。

它看上去无懈可击。

在没有更好的线索下，我打算暂时按这个假设往前走，并设计了上面的对话，让自己听上去既了解情况，又不了解情况，既像受到了极大震动，又感觉到惶惶不安，最主要的是，思路走入了歧途——此前所有的假设中，最不可能的其实就是这来自黑社会的密谋——在知道底细后，他们还抢先去做掉克劳特的两个下线，这样的事几乎不可能在黑社会身上发生，因为这无异于自己找死。他们断然不会去干这种必然遭致严厉惩罚、会很快导致自己覆没的蠢事。

收起电话，我开始换上技术处送来的皮带，戴上戒指，把强气压毒针打火机和香烟盒分开装进兜里，将那个特制的通讯器别在腰间。随后拿着那卷通话记录走进洗手间，点燃，放进马桶......处理完毕，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手上的戒指，想着腰里的皮带和兜里的打火机香烟盒，我突然觉得自己一刹拉变得强壮、安全多了。

在向米歇尔再次汇报前，我必须对克劳特住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一边下楼，一边设想着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格斗场景。

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这该是东南亚最好的季节，凉风习习，空气清新，两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克劳特和我还在曼谷，一边风流快活，一边憧憬着未来的发财梦，两年过去了，我们果然挣到了难以想象的钱，但他却突然消失了，生死未卜，我想起了寒山说的，“人生若朝菌”，叹了一口气，拉开了车门。

在车流如织的大街上，我故意放慢速度，时不时瞄向后视镜，希望能顺便在哪怕一瞬间，发现在后面跟踪我的车的踪迹。但是，直开到克劳特所住的公寓楼下，我也没发现后面任何一辆车有异常。

两天没住人，克劳特的屋子就有了一股潮湿的、略带异味的热气，我站在门口，听了听里面的动静，然后漫不经心地摸着手指上的戒指，在卧室、书房、走道、阳台、厕所、厨房里里外外走了一遍，确信没有人和异样，才重新回到门口，往两边看了看，反锁上门——我要彻彻底底地检查一下他的住所。

我戴上手套，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只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屋子里没有打斗痕迹，或者打斗痕迹被人精心地抹去了；没见到可疑的信件、物品......简单地说，除了克劳特常用的那口小皮箱不见了踪影外，再没有别的有价值的发现。看起来，克劳特把一些谍报工具，也许还有一些重要的私人物品放在了那只手提箱，因为我只从他的房间搜出了一套监听器，再没见着其他的设备，也没发现什么现金和银行卡。

回到住处后，我把这两天来我的调查经过和对这事的推断，通过密码信息发给了米歇尔，认为“克劳特失踪，马科斯家族最有嫌疑”。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克劳特失踪后的第4天，我收到了米歇尔传过来的加密信息——

亲爱的迈可

对于马尼拉发生的意外，我们很难过，并对你的处境表示担心，你这两天冒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做了大量调查，也提出了值得参考的设想，显示出了非常可贵的勇敢和细心，但目前来看，你提出的想法还只是一种假设，而也许，我们更需要有说服力的、可信的证据。这无疑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出这一事件究竟缘于何种原因，它会给我们在马尼拉、乃至整个东南亚带来多大损失，鉴于这种情况，总部决定派出一个专门小组前去马尼拉调查此事，在未得出可靠的结论前，希望你不再关注此事，以防节外生枝。因为无法排除你已经暴露身份这种可能，所以，请谅解，出于这种考虑，调查组不会和你接触，你最好也暂时别再和技术处联络，目前你的任务，是完全象一个雇员那样，全力参与公司事务，让公司保持正常运转。并作好随时离开马尼拉的准备。你完全可以把上述这些告诫理解为总部的命令。

挚爱你的 米歇尔

米歇尔的这封信件，既让我感到了温暖，又让我倍感失落，这似乎是个我无法反驳的最好决定：我确实很有可能已经被一股不为所知的强大力量时时在暗中盯着，在马尼拉，我尚没根基，尤其是，在我设想对手是马科斯家族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这里的任何朋友，当然，拉杰除外。只是，拉杰也刚在马尼拉落脚，几乎可以肯定他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去找他，无异只会给他增添不可预知的麻烦，他已经为黛米的事背了这么些年过于沉重的包袱，我不愿意让他的生活再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应该只是一位凯·柯斯蒂克投资公司的普通职员？而且还是一位准备随时扔掉生死不明的朋友逃跑的失败特工？这真不是一种好感觉，虽然理性一再告诉我，这是目前处境下的最佳选择，可它……与我之前的生活和对生活的设想，是多么的不一样，我抬头看着窗外——这些该死的家伙，究竟躲在什么地方偷窥我？

53

接下来的两天，我象一个普通的凯·柯斯蒂克投资公司的职员那样呆在公司。吉姆终于报了警，我作为克劳特最亲密的下属和朋友，配合警察作了一大堆笔录，漫不经心地看着警察沙沙沙在记录本上写字的笔，回答着“那天晚上我刚好和他分开”、 “他没有给我电话”、 “这之前没有看出任何迹象”， “没有谁和我们打过勒索电话”、 “就我所知，他没得罪过任何人”这类问题时，我感到自己无用极了，是的，正如吉姆所说，也许克劳特需要我，为什么我一定要完全听从总部的命令，而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在自怨自艾中，我又一次想到了小史迪威，要是在这个时候，有他在身边就太好了，他好像有无穷无尽的主意，如果有他在，也许我们还能象当初在南斯拉夫那样，非常顺当地在这个东方城市找到目标，达到目的。但是，他现在在遥远的美国，也许对这里的事还一无所知——为了不让姐姐担心，我在最焦躁无助的时候，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时间不再有激情飞扬的幻想，而仿佛像一把对准我的刀子，让我度日如年，坐卧不安。

站在公寓楼的窗户前，我看着眼前这座街道交错、高楼起伏的东方城市，它不再有趣，不再浪漫，不再温情脉脉，而充满了肃杀的诡秘，往日熟悉的街景，在我眼里也变得异样的陌生，是的，也许，我从来没有看清这座城市，它在依靠什么运转，它海风习习、轻歌曼舞的背后，究竟潜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为什么它可以在一瞬间变得如此可怕和残忍，让一个人的人生陡然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克劳特和菲莉现在在哪里？总部派出的调查小组现在已经潜伏在这个城市的某处了吗？那股突然出现的神秘力量，下一步准备干什么？难道......在这件事面前，我就只能按照总部所说的，象现在这样傻傻地站在窗户后，或在办公室心神不宁地消磨时光，一直消磨到某一天，一个陌生人走到我面前，拉开他身边的一块白布，面无表情地告诉我，瞧，这是克劳特，在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7、8天了……不！不不！这太可怕了！我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我要出击！我要揪出这些混蛋，克劳特需要我这样！

在终于确定了这个决心后，我开始在心里酝酿行动计划。

第二天，公司例会完了之后，我给吉姆建议，应该为克劳特的事作最坏打算，为了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我们也许有必要分别约见一下公司的大股东，听听他们“在克劳特真的出现了最坏的情况后，对公司有什么打算”。

吉姆认为这个建议很重要，吩咐我立即负责草拟给各大股东的信，并和他们商量彼此合适的洽谈时间。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着手写给几个大股东的信，当然，马科斯家族被我安排在了第一位。写完检查了几遍后，我打内线电话叫来公司的商务秘书，要求她迅速把这封透露了“克劳特先生突然失踪，可能已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意外，希望与公司股东就此紧急磋商”的信，分别发给各位大股东。

当天下午，商务秘书送来了几个股东的回函，几个股东纷纷表示“大为震惊、不敢相信、天妒英才、吉人天相”，并无条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马科斯家族投资代表回的函态度最为热切，不但表达了“关切和震惊”，而且表示“愿意随时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克劳特为他的家族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他们“已经把他视作了最为亲密和可靠的朋友”，他们会无条件按照公司的建议前来商谈“所有事务”。

所有事务？包括解散公司，拿回自己的镍矿吗？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设想着两天后会晤时的一些议题，因为，那天刚好是周末，我约了他们周一见面，我要好好安排下我们的这场谈话。而在这之前，我要按照计划，找出那群可恶地跟在我后面的人的一些蛛丝马迹。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拨通了林娜的电话，“嗨，林娜，这几天好吗？我忙坏了，有菲莉的消息吗？噢，真遗憾，我们也没有克劳特先生的消息，我们也在尽力......你们也报警了？警察怎么说？是的，我们也报了，昨天还做了笔录.......是这样，圣诞节快到了，我想为菲莉的父母买点礼物，让她那个同乡帮她带回去......这真是不幸，我想他们需要安慰......是的，我想现在就把东西送过去，你这会有空吗......真是太好了，我很快就到”。

我拿着头天晚上买好的一大堆礼物，开车直奔菲莉的住处而去，这条路克劳特带着我走我无数次，我很熟，知道在离菲莉住处不愿的地方，有一个用私人住宅开的小型商店，我们经常在那里买东西，对里面的布置很熟。

我边开车边观察着后面的动静，和电影里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我根本看不出有跟踪我的迹象，转眼间，那间小超市就在跟前了，我把车停在路边，默记好了前后左右已停好的车的车型、数量后，走进小超市，向收款处的老板打了声招呼，交给他一个购货单后，就直奔二楼——那里有个临街的洗手间。

洗手间恰好空着，我一步跨进去，反锁上门，把一台微型照相机拿在手里，通过洗手间的小窗户，盯着我的车周围的动静。果然，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大鱼终于现身了——在离我的车约30米的街边，多了一辆墨绿色的车，我对准那辆车调好焦距，拍下了车的牌照、车头、前窗、侧面、全身，然后弓着身子继续耐心等待，我相信，如果那真是一辆在跟踪我的车，那么，在超过了他们觉得安全的时间后，他们会焦躁，一定会出来做点什么。我需要继续对他们的身份进行验证。

果然，在过了差不多20分钟，见我还没从小超市出来后，墨绿色的车的后门打开了，下来两个人，一个显然是当地人，另一个居然是——西方人，看他不经意四处张望的样子，似乎有点象个美国人。他俩在墨绿色的车前张望了一会，默契地一前一后，往小超市走过来，我拍完他俩的特写，迅速揣上相机，拉下马桶的拉绳，在哗啦啦响起的水声中，从容走出洗手间。

老板已经把我的东西打好了包，我一边交款，一边给林娜打电话，“……我忘记了给你也买点东西，这太失礼了，我想这是个不可宽宽恕的错误……是的……所以多耽误了一会时间”，那个假装进来买东西的本地人，已经从我身后走了过去，另外那位看上去好像是美国人的家伙，则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口，仿佛在等他的这个同伴，当然，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些，一直在专注地打自己的电话，这场通话，直到我坐回了自己的车里，才终于结束。

我不紧不慢地启动了车，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两个家伙一路紧走地赶回到了那辆墨绿色的车里。他们一共有三个人，除了刚才下来的两个人外，还有一个司机。

在和林娜拧着一大堆礼物快进大门的时候，我不经意地用眼角的余光往后看了看，那辆墨绿色的车果然又停在了离我停车的地方有30多米远的地方，没错，这些天秘密潜伏在我身边监视的家伙，应该就是他们。

走进林娜的小闺房，我把东西放好，一边和她寒暄着，一边掏出纸片，迅速往上面写了几行字——别吃惊，有人跟踪我，我希望你能找人帮我查一个车牌号码，你那里有绝对可靠的人吗？随后把它递给林娜，林娜的英语不算太好，她有些费劲地看完，吃惊地盯着我，我点点头，她又伸头看了看小纸片，向我点点头，随后拿过我手中的笔，在纸片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继续写——是因为克劳特和菲莉的事。待她表示明白了后，我用另一张纸写下了那辆墨绿色的车的车牌号，示意她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她拿着纸片走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她拿着一张空白的A4纸出来——看来林娜很聪明，我们开始坐在沙发上开始了一场笔聊。

.

林娜——我查到后怎么给你？

我——你打电话通知我，说想我带你去吃西点，我会过来取。

林娜——好的，还有别的吗？

我——一定要找可靠的人，隐秘点，因为他们也可能跟踪你，你不能亲自做这事。

林娜——这么可怕？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我也想知道，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是一万美金，5千转交菲莉父母，5千作为情况提供者的酬劳。

林娜——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和林娜相视一笑，站起身，拿起桌上的纸走进洗手间，如法炮制。

54

周一上午10点，马科斯家族的代表如约来到了公司，但是，让我意外的是，我星期天设计的一大堆问题，或者陷阱，并没有得到设想中的用武之地，马科斯家族吐露的打算，和我的预想相去甚远，他们最在意的，并不是什么利益，或者镍矿，而确实是克劳特的安危，这位代表表示，如果克劳特真出了意外，他希望代表克劳特的人，比如，克劳特的弟弟，或者遗孀，能全额继承克劳特原来的股份，不仅如此，马科斯家族还愿意无偿出让一些股份给克劳特的继承人，以表达对他的谢意和对他遭遇不幸的惋惜……他们会全力支持公司的经营，无条件听从公司的决定。

是我之前的假设错了？还是马科斯家族在大放烟幕弹？我在心里反复回放了几次马科斯家族代表从进公司大门，到离开公司期间的几乎每一个表情、动作、眼神、语气。希望能从这个过程的一些什么细节中找出点破绽来。但最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我实在没看出什么破绽……也许，那个车牌，会帮助我解释这个问题，帮我证实究竟是他们心机过人，还是确实是我的思路出了问题。

不过，不管怎么说，马科斯家族代表的表现，让我积蓄了两天的兴奋，象突然被扎了一个洞，一刹拉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让我显得自己多少有些猥琐，这实在有些不好受，我需要下楼去走走，释放一下自己沮丧的心情。

一个正在给周围的人散发礼物的、作圣诞老人装束的人，在我快要跨出大厅门口的时候，走到了我身边，“上帝保佑你”。

这声音听上去很熟悉，我定眼一看，老天，他居然是小史迪威扮演的！我当场怔住了。

“孩子，愿上帝保佑你，在你打开礼物那一刻，上帝就会出现在你身边”，我刚要惊讶地叫出声，圣诞老人趁递给我礼物之机，用劲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仿佛一下“醒悟”过来，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向他说了声谢谢，若无其事地拿着那件小礼物，向停在大门外的车走过去。

关上车门，我打开圣诞礼物包装，发现了一小溜纸条，上面赫然写着：

.

别回家，危险，一个小时后，出大门往左，有人会在路上“袭击”你，你要假装晕倒，然后被他们拖上车，我在车里。

.

危险？！！为什么？！！他竟然是小史迪威？！！他是总部派来的调查小组的人？！！他们来了多久了？！！他们调查到了什么？！！几乎在一秒钟之内，我的内心在一阵狂喜的同时，也冒出了无数个疑问，看来，我有必要马上去安排这次“偶遇”和“抢劫”。

我发动了车子，好像刚好启动，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熄了火，下车返回了公司。

忐忑不安地消磨到差不多的时间，我两手拧着两只精美的纸袋，出了门，往左边的街道走去，随后，一切象小纸条上说的那样，两个人在路边“袭击”了我，在我“晕倒”后，他们一边搜我的身，一边粗鲁地把我拖进车里，快速离开了现场。

小史迪威笑眯眯地坐在后座，我刚要开口，他把一根手指放在了嘴唇上“嘘”！，随后半个小时，车里没有任何声音，只听到轮胎不时和地面紧急摩擦时的吱吱声——“抢劫”了我的车在车流中左冲右突，象向全力以赴地逃脱什么追捕。

“安全了，憋坏了吧，现在可以尽情地说了，都是自己人”，在车速明显减缓后，一直紧绷着脸盯着车后的小史迪威，表情终于松弛了下来。

“简直像在梦游，莫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当然有无数的话要说。

“你有个大嘴上司，还有个好姐姐，所以我现在就在这儿了”，小史迪威故意装出副苦瓜脸。

“你是说，是我姐姐？我还以为是总部派你过来的”，我有些意外。

“如果我不来，估计现在已经被你姐姐的口水淹死了……总部的人，你把希望寄托在总部的人身上？迈可，按一般的情况，这没错，但这次，你的想法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了，总部来的人，现在正在绑架了克劳特的人家里享受着帝王般的宴请呢”，

“这太骇人听闻了……不过，你是说，你已经知道是谁干的这事了”？我更为吃惊。

“是的，你也用不着沮丧，实际上，这还是靠你给提供的线索”，小史迪威微笑着看着我。

“我提供的线索？可是，我们才刚刚见面”，我又糊涂了。

“问题在于，我来这里好几天了，而且刚巧碰上你去那个叫林娜的女孩那里，嗯，我们也发现了那辆车，还发现了你在楼上的一个小窗户后对着它拍照，小伙子，不错”，小史迪威狡黠地笑起来，车里其他人也友好地笑了。

“你是说，你已经找到那辆车属于谁了，并顺便找到了绑架克劳特的人？他们是谁？克劳特现在安全吗”？我顾不上他是在夸我还是在讥讽我，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克劳特是否安全，他们还没有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会谈的，我相信，至于那辆车的主人，嗯，没什么价值，它顶冒的是一个已经死去了多年的孤寡老人的名字注的册，不过我们发现了它开进了谁的大院，并听到了一些情况，包括我刚才说的情况，你知道，这不是什么难事儿……迈可，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你知道克劳特惹了谁吗”？滔滔不绝是小史迪威的本性。

“谁？老实说我一点靠谱的线索也没有”，在小史迪威透露了上面的情况后，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有必要放弃此前的所有设想，也许，它们真的显得幼稚可笑。

“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鼎鼎大名的弗兰克！”小史迪威很简短地回答。

“什——么——”？我失声叫起来，一颗心悬在了半空。

“是弗兰克，一个杀人恶魔，也许你不知道他，他在中情局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滥杀无辜，他被开除，也许在中情局，他是唯一的例外，三次滥杀无辜都没得到什么实际处罚，也几乎是唯一一个被中情局开除后，又进入了中情局的人，那是二战期间，情况很特殊”，小史迪威说起弗兰克来如数家珍，“不知什么原因，他后来发了大财，并离开美国，到马尼拉定居了，有人谣传他是找到了什么藏宝，但没证据，一个多月前，马尼拉一家报纸好像登出了个什么很让他不安的寻人启事，也可以说这个寻人启事引起了他的恐惧，于是他开始暗中调查，并怀疑那份启事出自克劳特之手，于是就叫手下把他给绑架了.......”。

我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嘭”地炸裂开了——果然是我惹的祸，是我一时兴起的恶作剧害了克劳特，我痛苦得脸都扭曲了，失声叫道，“不，莫利，真该死，那不关克劳特的事，那是我干的，我不过想干一桩恶作剧”。

“是你干的？！”小史迪威的大嘴张得老大，盯着我看了半天，“居然是你？！你以前就知道弗兰克？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他？招惹这个恶魔？你害了克劳特！”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只想给一个朋友出出气，没想到会这样”！我痛苦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原来，在我给米歇尔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多嘴的米歇尔就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小史迪威，小史迪威回家又忍不住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琼斯，琼斯急了，当时就要给我打电话，经验老道的小史迪威制止了她这个疯狂的举动，结果，这个动作更把琼斯吓坏了，要死要活地叫小史迪威无论如何尽快赶到马尼拉“保护”我，因为他是我进入中情局工作的“罪魁”，无奈之下，小史迪威只好在第二天悄悄登上了前往马尼拉的飞机。并找到几个与他家的关系可以远推到二战时期的铁哥们帮忙，在我身边潜伏了下来。

在那辆跟着我的车停在路边的时候，他们的车也停在了那辆车后，实际上，这之后，他们一直尾随着它，并在那三个家伙商量着劫持林娜的时候，抢先出手“劫持”了林娜。三个家伙在絮巴基夜总会没找到林娜，开车离去，并在七弯八拐后，开进了一个门庭森严的豪门大院，他们在窃听屋里人的对话时，基本弄清了这件事的起因，才知道原来对方居然是中情局的老牌特工弗兰克，甚至无意中还了解到，总部派出的调查小组的成员，竟正在弗兰克的府上作客。但还有些事不清楚，如克劳特现在到底在哪，是死是活，他们的谈话没涉及这些情况。

卡，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我必须尽快中断我们之间的通信，也许我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小时来写作，刚才小史迪威进来告诉我，因为我们的周围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太妙的迹象，也许你已经从新闻上看出了端倪——在暗中谋划了一年多后，一些此前兴风作浪的极端势力，又开始将小布什推上了前台，准备继续他们的勾当，而且看起来，他们似乎又一次成功利用了公众善忘和怀旧的矛盾心理，并取得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我们的处境立即变得微妙，我们又不得不立即搬家了。而且，这一次，我还被告知，至少在未来3个月内，我们这几个人确信已经上了黑名单上的人，不能接触网络。

我很遗憾此时我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表达对克劳特的忏悔，但我此生将永远怀念他，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天才，是我的导师，朋友，恩人，兄长，知己。但是，因为我的一个恶作剧，让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他命归黄泉，这是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蠢事，因为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是我，而不是他！

由于时间紧迫，请允许我以最快的速度讲完这段噩梦般的往事——

.

在随后的几天，我们潜伏在弗兰克的豪宅大院，通过窃听，完全弄明白了整件事的经过：在看到那条《寻人启事》后，弗兰克大惊失色，马上召集自己的侄子和亚丁的儿子——亚丁已在10多年前进病死了，他把自己的儿子委托给了弗兰克照顾——组织人开始着手追查这件事。最初，他们并没有特别怀疑克劳特，只是因为在弗兰克看来，克劳特几次想登门拜访他的举动，让他一直费解并生疑，于是也顺便把他列在了需要监视的名单上，结果，在跟踪克劳特的过程，弗兰克发现了一件让他愤怒的事——克劳特竟泡了他的马子菲莉，菲莉因为克劳特而疏远了他，这让他无法原谅克劳特，尽管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而且，克劳特的这个举动，也让弗兰克增加了对克劳特的怀疑，认为克劳特确实藏有某种对他极端不利的企图，于是，他下令绑架了克劳特和菲莉。

但是，克劳特始终不承认是自己写了那个“寻人启事”，他一再强调自己的莫名其妙，弗兰克一边加紧拷问克劳特，一边继续扩大监听的范围，就在这时，中情局的调查小组抵达马尼拉，并首先前去拜访了这位“前辈”，希望他能为克劳特的失踪提供线索和帮助，那个时候，那群愚蠢的调查人员也许没想到，克劳特和菲莉，就被捆绑在他们毕恭毕敬坐着的地方的地下，也许离他们不到5米。

中情局调查小组的到来，增加了弗兰克的恐惧，他一边以“从所未有过的好客之心”盛情款待调查组成员，一边密令立即杀死克劳特和菲莉，并把尸体埋在了马尼拉远郊一处荒废的海滩——这距我们窃听到这个内容，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周了。

我承认，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疯了，不顾一切地开车前往那座荒废的海滩，找到了克劳特和菲莉伤痕累累的尸体，抱着他嚎啕大哭。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复仇！复仇！不计一切代价地复仇！我要用弗兰克和他的侄子，亚丁的儿子的姓命，来为克劳特，为我的恩人、兄长和老师陪葬！

我的悲痛欲绝把小史迪威吓坏了，他同意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并劝我把克劳特的尸体继续掩埋在原地，以不让弗兰克一伙增加额外的提防心理。

很快，小史迪威通过他那几位本地至交，从马尼拉的黑社会那里购买了一批威力强大的军火，并终于在弗兰克携带自己侄子和亚丁儿子前去祭奠亚丁的途中，炸毁了他们的车队。

站在高高的山头，望着脚底公路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我把手里的枪中的子弹，悉数射向了夜色苍茫的天空，然后把枪一扔，泪流满面地跪在了地上……

（第一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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