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 反出CIA：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中） 作者： 彩虹_战士 反出CIA：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中）
2009年3月22日清晨，南联盟中国大使馆被炸责任人、退役多年的威廉•班尼特
在和 妻子 赴约与作者见面途中，于美国 弗吉尼亚州 劳登郡 兰斯当河畔公园遇害
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依然处在无比的恐惧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恐惧，因为那天我恰好在谋杀现场：威廉•班尼特是在赶来和我见面的途中遭遇不幸的。被谋杀，也许对威廉•班尼特，或者我而言，并不算是意外；但因为赴我的约而搭上他和妻子的命，给我带来了新的内疚。我急着赶去和威廉•班尼特见面，是希望劝说他从隐居的地方站出来，说出他经历的真相，这是我们“拯救美国”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善良的美国国民都有权知道真相，有权知道是谁在欺骗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腕欺骗他们，以及为什么欺骗他们！——作者：迈可尔
痛失所爱
也许是我的诚意感动了上帝，我终于收到了黛米的消息。
重返马尼拉的第三个月，有天晚上，我正在寓所看电视报道当地的股市行情，电话响起来了，是姐姐打来的，她告诉我，一个叫黛米的姑娘，通过母亲联系上了她。
“黛米？琼斯，你是说黛米？”我忍不住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
“是的，她好像和你来自同一个学校，怎么啦迈可？你好像很激动？”
“是的，我找了她很久，她现在怎样？她有没有告诉你她现在在哪儿，怎么联络？”
“没有，她没有告诉我这些，只是告诉我她一周后会来纽约，如果你不在的话，她希望能拜望我一趟。”
“一周后，她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我该跟她说什么？”
“不，我想我会回来一趟。”
“你不是才休完假吗？我以为你不能回来了。”
“琼斯，你不知道她对我有多重要。”
放下电话，我在一阵短暂的狂喜后，心头涌上了种种疑虑，为什么黛米现在似乎变得有些生疏，联系上琼斯了也不给我电话，甚至连联络方式也不肯透露，是她天生的谨慎？还是真出了什么事？如果真出了事？会是什么事？我忽喜忽悲，在床上辗转难眠。
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在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按照黛米的琼斯预约的时间，我急不可耐、忐忑不安地提前两个小时跳上了通往自由岛的游轮，赶往会面地点——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大厅，但黛米显然比我来得更早，在我出现在大厅的门口的时候，她早已等在那里了。
“嗨，迈可”，黛米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乍一惊喜的背后，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忧郁。
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的黛米，看起来是那样清丽出众，楚楚动人，看到她往前紧走了两步，又突然扭着两手停下来的样子，我的心在愈来愈强烈的预感下突然一痛，但我装得什么事也没有，“黛米，好久不见，我感到自己好像独自过了3000年，你还好吗？为什么不联系我？出了什么事吗？”
“是的，很大的事，我想，迈可，请您原谅，过去的一年，改变了很多事，我想我们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了”，黛米难过地站在我前面足有两三米远的地方，表情尴尬而又哀伤，完全没有了从前的顽皮与温情。
虽然已有预感，但我还是觉得天昏地转，情不自禁走过去抱住她的两肩，直视着她的眼睛，”为什么？黛米？到底发生了什么？”
“迈可，别问了，也许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黛米显得有些慌乱。
“不，我一定要问个明白。”
“可我说不明白，我知道这伤害了你，但是，迈可？请原谅，我无能为力”，黛米说着，轻轻地拿下了我放在她肩膀上的手。
“无能为力？黛米，现在都快21世纪了，怎么你还会说什么无能为力？这不是该我们说的，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我不想结束，我找不到这一切该结束的理由，我知道，我敢肯定，你也不想，是吗？那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我想你错了，我没想继续，真的，迈可，我这次来纽约，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个约定，我想我该用这个机会告诉你这些”，黛米的语气很坚决，甚至，很坚硬。
我目瞪口呆，僵在了那里。
“嗨，迈可，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你，这一年来怎么样？过得还好吗？”在我和黛米彼此无言地尴尬僵持中，一个我在学校时很讨厌的人，比尔•威利突然从我附近的人群中冒出来。
比尔•威利来自亚拉巴马州一个有名的矿主家庭，比我高一届，是学校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因为拉杰和他熟识，我和他也曾见过几面，但感觉糟糕透了，没想到他竟在这么个时候出现，真可谓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碰到了个不合时宜的人，我看着满面春风一脸假笑的比尔•威利，没好气地敷衍了一句，“还好”。
比尔•威利得意洋洋地跨过我，过去搂住身边的黛米，“忘了介绍，我的未婚妻，黛米，我希望这不会让你意外。”
黛米身体一扭，挣脱了比尔•威利的搂抱，有些愠怒地对他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你在码头那等着我吗？”
比尔•威利讨好地对她笑着：“我听身边经过的一些外国游客在说，这个大厅挂着不少外面看不到的早期移民资料图，所以就过来了，说不定在那上面，能看到我的家族最早登陆那个地方的事迹呢。”
原来是攀上高枝了！！！
我心中的悲痛，在一瞬间化为愤怒，我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无声地怒视着黛米。黛米心虚地低下了头，但比尔•威利似乎没觉察到我的这种变化，兀自在那喋喋不休，“我听黛米讲，现在你在亚洲工作？难道为了一个工作，需要跑那么远吗？迈克尔，我知道你很聪明，不如你回来，刚好我爸爸给我成立了间贸易公司，不如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我每年给你30万，怎么样？”
我冷冷地说，“谢谢。”
比尔•威利很得意，“不用，难得我们相识一场，不是吗？我想这个年薪足够你在任何地方过上好生活，这对一个刚迈出校门的人而言，不算意外吗？很多人打一辈子工，到手的钱可能连病都看不起呢，现在医疗机构差不多快成职业抢劫犯了，你瞧，这次黛米妈妈生病，一下子就得给他们送去65万。”
“威利！”黛米有些恼怒地对她的未婚夫喊了一句。
65万？我有些愕然地看着黛米，黛米一低头躲开了我的目光。比尔•威利尴尬地对黛米笑了笑，伸手掏出一张名片，“我的新公司，记得有事找我。”说完就挽着黛米的手，随着游人慢慢走出了大厅。
记不得当时我是怎样回去的了，反正差不多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才有气无力推开了姐姐家的门，我看上去脸色苍白，完全失去了往日那个神气活现的亚洲飞鹰的风采，而象一个遇到了大麻烦的失业者，琼斯大惊小怪地叫起来，“迈可，怎么啦？你的脸色看上去真吓人。”
我感到浑身虚脱，有气无力 地说，“没什么，琼斯，我想我是太累了。”
“赶紧去床上躺会，我去给你弄些好吃的。”
“不，我想我得马上赶回马尼拉，我想尽快离开这里。”
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琼斯的严厉拒绝，“不，迈可，你现在的状况看起来糟糕透了，完全不适合去那么远的地方，你需要休息，休息！”
琼斯的直觉是对的，身体一粘到床上，我就连起来的力气都似乎没有了，身上一忽儿冷，一忽儿热，整个脑袋乱糟糟的，连正常的思维也组织不了。
65万？黛米的妈妈究竟得了什么病？竟需要65万。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她也没和我商量？为什么偏偏是比尔•威利取代了我的位置？她今天的表现，肯定不能用快乐来形容，那么，内中究竟还有什么隐情？天哦，我竟然在她面前显示了我的愤怒……我象浮在虚空中，整个人只剩下脑袋中那些杂乱无序的思想，合着我内心的自责、困惑、痛苦，自由而茫然地飘飞。
我想起大学时曾嘲笑的聂鲁达的一句诗，“血肉哦，我的血肉，我爱过而又失去的女人”，我曾觉得，这句诗写得粗鲁而毫无文采，是他那些著名的十四行诗中的败笔，但是，当我自己被这种情绪击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句直白有多传神，有多犀利！它已完全超越了文字的深刻，而直接摘自那些游荡在爱情地狱里的灵魂的痛苦喊叫……
琼斯自作主张，声称我突然急病，向克劳特帮我请了两周的假。
我是真的病了，整整5天，我在床上的基本姿势都是这样：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这着实把琼斯吓坏了，专门请了假在家照顾我，大嘴男在一旁怜悯地望着我，开玩笑说诊断出我得的是“失恋迸发症”，结果没等他完成鬼脸的全部动作，他就被琼斯佯怒着一顿粉拳轰出了我的“病房”。
有个姐姐真幸福，琼斯的精心照料，慢慢减轻了我心中的痛苦，第六天，我终于恢复到肯走出屋子到外面晒晒太阳了。想到仅仅两个月前，我还在因为钱的问题暗自同情克劳特，但哪曾知道，转眼之间，这东西也会狠狠地在我心上砸出一个大坑。
如果当初我心目中的英雄鲁考斯悲观的说辞，只是对我有所触动的话，那么，和黛米分别后躺在床上的五天，让我在象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的痛苦中，第一次真正开始零零散散地思考起了人生、世界、公平，甚至上帝等抽象、脱离了现实功利的问题。 我想自己被弄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会败给一个劣迹斑斑的平庸之辈，连自己心爱的人也保不住；不明白为什么克劳特和我两个外来人，仅凭一张嘴，就可以在东南亚捣鼓出一间资产过亿的公司，而一些本地人无论怎么流汗，也只能终生守着个每天最多赚5美元的摊；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只需要填几份合约，转眼就可以得到上亿，甚至数以十亿计的回报，而有的人辛劳一生，却只能存下给自己买棺材的钱 ……我甚至还莫名其妙想起了大学期间写论文时曾满怀深情和自豪引用过的《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段世人皆知的名言，真的就是与美国同在、不容置疑的真理吗？在一种哀伤的沉思中，我的心无比惆怅，也无比迷茫。
但是，现实并没有留给我多少用来惆怅和迷茫的时间，第八天，克劳特拨通了我的电话，在简单问了我的病情后，希望我尽快赶回马尼拉，因为，他“已经闻到了从曼谷提前升起的硝烟味，‘战争’快开始了”。
第七章 布局
“妥善安排”
返回马尼拉当晚，克劳特就拉我参加了一个神秘的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只有3个人：克劳特，一个叫“海西里因”的程序设计师和我。海西里因是一个约30岁、看上去有点憔悴的年轻人，克劳特主持了整个仪式。
在这个严肃而神秘的小型仪式上，我和海西里因被告知，从今天起，我们在情报方面的交流级别上升到了“机密级”。
长期以来，CIA实行的是块状和树形管理，各部门之间，彼此独立，只对上级负责，并履行繁复的保密条款，如果没有上级安排的合作，两个为不同部门服务的人，哪怕在各自部门都呆了10年以上，也可能彼此不认识，而在部门内部，实行的则是严格的树形管理，比如克劳特，他在当地有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这个小团队是他根据工作需要发展的，对我这样的工作伙伴也不公开。
“祝贺你，迈可，我花了5年时间才得到这样的权利”，仪式结束后克劳特过来，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是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认可，我没有理由不高兴。
“嗨，很高兴认识你”，海西里因笑着向我伸出手。
“谢谢，我也很高兴，你一直呆在这边吗？”
“是的，我在这边已经呆了4年，在为一些银行服务”，海西里因笑着说，“在为他们设计一些程序。”
“他是我们里面真正的专业人士，不属于我们这个部门，但是根据上面的安排，这次需要我们一起合作”，克劳特顿了一下，“先生们，我们可以开始一些更重要的事了吗？”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克劳特详细介绍了那个“重要任务”——密切关注东南亚的资本市场动向并及时作出妥善安排。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妥善安排”的说辞，总部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背景材料，这些背景材料显示：
早在199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西方主流社会实际已经发出了东南亚将出现危机这一信号，在这届年会上，来自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界、经济界的领袖人物一致认为，中国，而不是此前为世界舆论熟悉和推崇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是今后经济增长最快、最值得去投资的国家。
这是一个措辞微妙的说法，有着丰富的潜台词。
因为，两年前的1994年，专门为次发达和欠发达国家政府贷款的世界银行，大张旗鼓地出版了《东亚奇迹》这一被誉为“深刻洞察了亚洲的过去和未来趋势”的长篇分析报告。刻意回避了中国， 而将这一地区的其他8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恭维成是一个“奇迹”，认为这个“奇迹”有着相当大的共同点，就是巨大的市场潜力、成功的教育、廉价的劳动力和政府灵活的政策导向。
亚洲开发银行的杰哈博士，还为这个“亚洲奇迹”提供了一份数据确凿的报告，这份在亚洲经济界、舆论界受到广泛追捧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里，东亚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大大超过同期世界平均速度的2.8％，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3％；60年代，亚洲GDP只占世界的4％，而到90年代，这个数字涨到了25％。
美国《新闻周刊》也掺和进来，预言“到2000年，东亚的GDP就将占世界的30％以上”，韩国庆北大学的《亚洲研究》杂志不甘落后，高调撰文称，“急剧发展的东亚地区将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桥头堡，这是50年来也是下一个世纪最大的变化。”
一系列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所传播的乐观情绪，继续有效刺激着东南亚各市场体的发展预期，拉高这些地区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同时，资本市场的这种乐观，也非常顺利地传导到了各大产业，形成了由资本市场支撑而非需求支撑的产业发展计划和规模。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产业的扩张，又固化了对这一发展预期的路径依赖，从而让其成为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道“死穴”。
“因为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所以这将是一场没有悬念的猎杀，”克劳特吐了一口烟，得意洋洋地笑着说了句总结性的话，“唯一的悬念只在于如何选择时机，如何选择对手，说实在的，我嫉妒你们如此年轻就有参与这种大场面的机会。”
“克劳特先生说得没错，我查过我所在银行的交易数据，发现这些地区资本市场的资金结构，以短期债务和热钱为主，大约占到了6成，其他银行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可以说，相对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巨大的投机和泡沫而言，它们握在手里、可以用来‘灭火’的区区数百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 ”，海西里因说起话来有很强的技术分析特征，“我模拟过他们对市场进行反击的几种方式，可以说都不足为道，因为它们是在用很微弱的力量捍卫泡沫，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个笑话，从现实来说这不过是为做空者添加一两块肥肉，如果做空者力量足够强大又来势迅猛，那么市场会很快跟风‘做空’，市场也就很快见底，这种方式有种风卷残云的痛快，却很难捞到市场之外的‘油水’，我想这不是那些国际大炒家的风格。他们掏空这个市场的理想方式，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操作模型：根据资本市场的交割情况，在期货市场做空这些国家的货币，但开始做空的量不是太大，以诱导所在国政府发生错误判断，以为动用一些外汇储备就可以稳定币值，于是用这种思路干涉市场，炒家顺势让市场出现微弱反弹，但很快是一个更大幅度的跌落，于是政府再拿出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再反弹，然后再跌落，如同猫戏老鼠，直到耗干它们身上的最后一滴油，那时，真正大规模的猎杀才正式开始。 ”
“没想到您竟如此专业而富于远见”，海因西里的这一番话让我大开眼界。
“不，不是我有远见”，海西里因对我微微一笑，“我说的这些手腕，在300多年前的荷兰郁金香案例，200多年前的密西西比泡沫案例，100多年前的英国南海泡沫危机案例，1929-1933年的大萧条，甚至1992年的英镑危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可以说没有多少新鲜感，如果投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会想尽办法套取与目标市场相关的一切利润，而不仅仅只是市场中的利润，这就像一个称职的赌徒，他的目标是对手口袋里全部的钱，甚至能凭‘信用’借贷到的钱，而不仅仅是摆在桌面的钱。”
“是的，这并不新鲜，也不深奥，人类之所以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在于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贪婪”，克劳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似笑非笑地望着我们，“现在正襟危坐的你我，不也具有这同样的秉性么？”
我的脸有些发烫——我得承认，他们说的这些，我了解得太少了，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
“接下来，你的任务是继续熟悉资料，也许我手里的一些录音什么的，对你也有点用，至于海西里因，我已经看了你递交给总部的未来数月市场交割总量数轴图，资金流量和债务统计表，它们做得棒极了，我想，未来你需要跟进的，是更具体的资本动向，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克劳特若有所思，不紧不慢地说，“当然，除了你俩，我们还有一些人在做其他方面的工作。你们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场多大规模的战役，可以这样说，这场战役，也许称得上是二战后最大的一场战争，不费一枪一弹，却将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历史，我甚至在想，也许，到我孙子读10年级的时候，他会在历史课上读到这场新型的战争。”
“狂妄”
克劳特这番耸人听闻的形容，让我对当时东南亚看上去风和日丽、朝气蓬勃的局势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肃穆感、紧张感——难道现实和真相之间，真的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东南亚真的已种下祸根？并将很快遭来无法抵挡的致命一击？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手里正拿着一份当地的报纸，在这份专门针对该国所谓的“高端人士”发行的媒体上，一位在菲律宾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正在分析新加坡新闻部长杨荣文几年前在瑞士达沃斯世界说出的豪言壮语，“亚洲将成为世界真正的领袖。”
看得出，这位经济学家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并使用了相当繁冗的数据比较 ——连续20年的高增长，教育，政府，市场，储蓄，技术，成本，潜力等等——来论证菲律宾应该在这个趋势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我的印象里，这也是在这个地区得到长期附和的观点，呆在马尼拉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什么反面意见，只从总部传来的资料里，见过一个叫“克鲁格曼”（10年来，他已从当初的一个无名小卒变得赫赫有名，并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家伙，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东南亚的增长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 但这个观点，不但遭到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嘲笑，而且也激怒了东南亚本地的多数专家和领导人。
因为小史迪威那个关于“收入和生活规划”的比喻，我很容易就认可了克鲁格曼文章中的某些忧虑，同时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这个菜鸟级别的家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弄个大致明白的观点，却会惹恼一干博学多才的大人物，难道他们反对的姿态背后，真的仅仅只是因为贪婪和利益？
“不，不是这样，实情远比这复杂得多”，除了提到“那个女人”的晚上外，克劳特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亲爱的迈可，我很高兴和你探讨这个问题，实际上，这类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一再咀嚼，当然，咀嚼它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新颖观点去发表在刊物上，以图获得公众的喝彩，而是在于，他们的问题所在，正是我们的机会，不是吗？哈哈。”
在克劳特看来，克鲁格曼和反对他的那些人，使用的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在分析问题，而如果仅仅是从主流经济学倡议的成本、效率、投资、储蓄、增长来衡量，反对者确实有足够的理由来驳斥克鲁格曼，因为东南亚的增长模型完全符合这些要素要求，在这样的框架下，克鲁格曼的质疑，就变成了对当地政府权威、诚信和执行力的怀疑，这是包括新加坡那个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会公开驳斥他的原因。
“他们都没看到问题的实质”，克劳特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烟，“问题的实质在于，实际成本与市场预期之间的矛盾，以及那些边缘性国家的政府想驾驭开放市场的资本图谋的狂妄，你可以把这种狂妄理解为是对尊严和秩序的需要，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无知，是对全球化时代市场体系的发育和特征的无知。”
“我想我遇到了新问题，克哥，听起来，你似乎对主流经济学不太感冒？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你完全可以这么说，在我看来，主流经济学确实存在不足，但是，它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和标准，至少在今天，东南亚这些国家，还无法与这个趋势和标准抗衡，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会说他们狂妄。 ”
“噢，这个嘛，我想，是他们完全没弄懂他们发展经济所依赖的市场和货币的奥妙，特别是美元的奥妙 ”，克劳特神秘一笑，“这些沉迷在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中的东方国家官员，太迷信权利了，以为他们手中的权利可以掌控一切，这对今天的世界局势而言，其实就是一种狂妄…… 对了，你注意到这里面有个叫李光耀的人了吗？ ”
“实际上，我很关注这个新加坡人，他似乎很活跃，在这个地区也挺有影响力。”
“呵呵，准确地说，他应该是整个东南亚，不，也许是整个亚洲最可笑的人，一个弹丸之地的暴发户，我不太了解他为什么喜欢喋喋不休，老喜欢以这个地区掌舵人的方式发表‘高见’，但是我想说，他可能连新加坡为什么会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的原因都没搞明白，或者不愿意去搞明白……那里之所以能成为金融中心，完全不在于它是什么交通枢纽经济发达，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些，而是它最无能！”
“最无能？”
“是的，要说对东南亚的辐射方便，吉隆坡、马尼拉、甚至雅加达的位置，都强过新加坡，为什么金融机构在这个地区选择的却是新加坡，而不是上述这些城市？原因就在于，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它最没有反抗能力，它必须妥协，也只有妥协这唯一的一条路，并按这个路子来安排完全能满足各大金融机构需要的一竿子政策……这些机构甚至不会为这些优厚的政策支付任何成本。”
“这么说来，香港，也属于这种情况？”
“耶~~，你有见过这两个地方，出台过什么与西方国家过不去的政策了吗？” 克劳特端过茶几上的茶杯，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一脸微笑。
“还真有些道理……可是，克哥，除了金融之外，这两个地方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影响力呀。”
“没错，也许，它们都还有其它一些影响力，是那种西方国家需要的影响力”， 克劳特揶揄地注视着杯子里黑红色的茶水，微微抿了一口，“你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吗——它们没有能力抗衡西方，又想分享西方通往亚洲的好处，你觉得它们会拿什么来作为回报，或者说作为筹码？”
“原谅我对这个问题所知不多。”
“你来亚洲的时间不长，不了解这些也正常，不过它们并不是秘密……你知道，这两个地方的人都以华人为主，他们不傻，实际上，他们很聪明，知道我们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也明白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才能满足这些国家潜在的战略需求，说得更赤裸一点，就是‘才不会被西方抛弃’，所以我们都看到了，新加坡最喜欢评头品足的国家，不是与它相邻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印度，而是中国——没人喜欢中国插手这个地区的事务，那么这个地区的舆论就需要保持一种气氛，拉开它们与中国的距离的气氛，让它们对这个与自己存在了上千年联系的国家保持敌意和警惕，这一点，新加坡做的很成功。”
“可是，克哥，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似乎很密切呀。”
“哈哈，迈可，这就是我说它们聪明的地方，因为它们懂得如何挖掘这种战略价值的潜力，只是，我觉得这个叫李光耀的家伙聪明得有些过了头，最近几年，他似乎太投入了。”
“中国有句俗话，‘穿久了龙袍，就以为自己真是皇帝了’，您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还真是个恰当的说法，对了，迈可，你得去准备一下，过两天，我们可能要去曼谷住上一段时间。”
“又要出差吗？可是，克哥，对于你交代的事，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是说头绪？迈可，这就是我们出差的目的，我想你也明白，有时候，需要用耳朵，而不是大脑去找头绪……还记得我告诉你已经有人在布局的事吗？ 几天后，这个人将携带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去曼谷度假了……我想他会指点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索罗斯
克劳特提到的“这个人”，正是国际投资界闻之色变的索罗斯。无疑，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现代“赏金杀手”，也有人说他是不世出的天才。1992年他率先挑起的阻击英镑一役，不但重创英镑，让英国和意大利黯然退出了欧洲为欧元诞生而启动的汇率机制，也让他赚得盆满钵满、声名鹊起。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嘲弄在索罗斯面前败下阵来的英格兰央行行长莱蒙，在公众面前“沮丧地背着手，看上去像个囚犯”。
阻击英镑的战役大功告成后，索罗斯并没有急着离开伦敦这个是非之地，而是在那里坦然接受了伦敦《每日电讯》的采访，公开为自己的投机行为辩护，并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英镑暴跌，自己获得了超过10亿英镑的利润。
此人性格之强悍不羁，由此可见一斑。
克劳特所谓的“指点”，当然不是去找他当面请教，而是依靠一种我们熟悉的方式：窃听 ——它远比当面指点更为可信。
收拾好行头，我和克劳特在第二天就抵达了曼谷。
曼谷，这座东南亚著名的旅游城市，在12月的日光下显得格外温驯，这也许是它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之一。不太冷，也不太热。不过，我想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一座能吸引全世界的游客来此观光的旅游胜地。除了佛塔和人妖这两个极端对立的事物，我没看出这座城市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倒是它凌乱的街道、拥挤的交通和一种酸溜溜的柠檬，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按照我们得到的消息，索罗斯一行要第二天才抵达曼谷。住进曼谷方面的人员为我们安排的住处后，克劳特对着手里的一张纸，边在房间踱步，边思考着什么。我则打开曼谷方面递交过来的一口精致的小皮箱，仔细查看里面的装备。
“迈可，你觉得索罗斯会对人妖感兴趣吗”？克劳特一手托着下巴，笑嘻嘻地盯着他一直没放下的纸片，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噢，也许，很多人都说他是头怪兽，没准，他真有那种特别的口味”，我一边关上皮箱，把它放进抽屉，一边打趣道，“要不，他怎么会大老远来这个地方过圣诞节。”
“如果我能拍下一张他和人妖共舞的照片，倒是件送给儿子的好礼物”，克劳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今天这个迷人的东方之夜，你难道不应该有点想法吗？”
“我想再仔细研究下索罗斯，这个人实在太有趣了，他身上有很多我看不明白的东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哈哈，迈可，你太紧张了”，看着我一副认真的样子，克劳特哈哈大笑，“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我不是说过，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吗？索罗斯，没错，他是个操作方面的技术天才，我们这趟过来，不过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时机方面的信息而已，这是个简单的工作 ，放松些，去喝一杯怎么样，我知道这里有几个很不错的酒吧。”
“不了，真的，我想我没必要去破坏那里的气氛”，黛米的事，还在我心中留着浓厚的暗影。
“可是，你没觉得，如果你不去，也会扫了我的兴吗？”克劳特半真半假地笑望着我。
“好吧，只要不看人妖和泰拳格斗”，我走过去，拿过桌子上的车钥匙。
曼谷方面配给我们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卡迪拉克，我刚拉开车门，克劳特在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迈可，还是我来吧，这个城市的交通糟糕透了，你来开车的话，我担心我们会在这个庞大的乡村公园里迷路。”
草草吃完饭，克劳特就熟门熟路地把我拉到当地最富盛名的夜总会，一直玩到凌晨一点，才兴意未尽地打道回府。
回来的路上，克劳特突然想起什么，“迈可，你说你对索罗斯很感兴趣，觉得他有很多地方看不透，能说来听听吗？”
“噢，我还以为你不感兴趣。”
“是的，与一个美丽的姑娘比起来，我也许对后者兴趣更大，但是，现在咱们不是已尽兴而归了吗？哈哈。”
“呵呵……我想也许，也许索罗斯比那些报道堆砌的说辞更神秘，克哥，你想想，假如，一个赌徒，在赌桌上赢了一个蛮有实力的家伙很多钱，散席后，他最可能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赶紧离开，那地方对他而言，可是个是非之地。”
“问题就在这里，索罗斯在重挫英镑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伦敦，而是在那里炫耀他的胜利。”
“这没必要大惊小怪吧——可能与他强悍的性格有关，你知道，很多天才都有与常人迥异的地方。”
“单独来看，这可能有些道理，但是，我总有个挥之不去的感觉，他那些过分夸张的言辞里面，还包含了另外的东西？”
“噢？另外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问题并非报道所说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我对索罗斯产生疑虑的缘由，来自南斯拉夫之行，那趟远行，不但教会了我永远不要从事情的表面去看问题；也让我对本国政府对欧元的担忧和背后的一些谋划，有了非常直接的了解。
索罗斯不合常理的高调，让我不由自主联想起了另外一些事。
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启动“欧洲汇率体系”，用以评估各国货币与欧元的比值。如果美国政府不乐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欧元诞生，除了通过推动东欧剧变，试图以此让欧盟的组成复杂化外，它还会怎么做？
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某种方式，摧毁欧元，以中断欧洲一体化进程，实在不行也得削弱欧元的价值。事实上，索罗斯做到了，他狙击英镑和里拉的投机，让英国和意大利退出了这个“汇率机制”，确实给酝酿中的“欧元”带来了重创。正如一个退休的法国外交官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说，“盎格鲁一萨克逊 的投机商破灭了欧洲的希望。”
无疑，这是美国政府乐意看到的一个结果。索罗斯这种与美国政府对欧洲的策略具有惊人一致性的原因，难道只能用“巧合”来解释？如果将这种一致性假定为有某种联系，索罗斯的行为或许才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这种联系下，索罗斯需要大张旗鼓宣扬英镑的失败，以增加整个英国的挫败情绪，从而达到逼英镑主动退出“汇率机制”这一目的。
“迈可，你的脑袋瓜子还真有点与众不同”，我的分析显然引起了克劳特的兴趣，“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过多思考这类问题，它们完全在我们的职责之外，记住，现在我们正处在一场大仗的边缘，而索罗斯，是个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的人”。
第八章 猎杀
薄弱环节
索罗斯的泰国之行果然低调，甚至低调得有些别扭。
除了自己那位也许意在掩人耳目的花枝招展的模特妻子 外，此行他只带了两个保镖，连一向形影不离的助手都没跟在身边。
我们的车静悄悄地跟在他保镖的车后。
“哈罗，老朋友，我正在去住处的路上，你那里完事了吗……噢，不，不，这完全是苏珊（注：索罗斯第二任妻子名叫苏珊）的主意，她想赶在下一个雨季前，来这个东方国家的海滩散散步”，索罗斯乘坐的那台车里，传出了一个老年男子带有轻微鼻音的声音。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提议，我倒乐意当一个听众……好的，待会见”，隔了大约5分钟，监听器里再次传出那个老年男子的声音。
索罗斯一行的车，停在了悦榕度假酒店的门廊下。这是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5星级酒店，里面全是套房，在曼谷可谓独此一家。
“果然是他”，克劳特盯着车窗外，嘴里嘀咕出了一句。
“谁？”
“一家英国银行在泰国方面的负责人”，克劳特对窗外酒店的门廊方向努努嘴，我伸头看了看，一个大腹便便的西方男人，正艰难地把自己从宽敞的奥迪A8中扒出来。
“真是个不知节制的家伙。”
“这倒挺符合他们这个行业的本性，我说，迈可，你猜他们会谈什么？”克劳特讥讽地瘪瘪嘴，若有所思地盯着那个家伙的背影。
“不知道，也许他们会赌明天早餐甜饼的颜色。”
“这么说其实也没错，他们爱好此道……嘘”，监听器通过声波特征检测，终于定位出了一个带鼻音的男人声音——
“亲爱的，那不过是一个老朋友而已。”
“乔治，难道你想看到我们走过的海滩，留下的是三个人的脚印？”声音听起来很娇媚，应该是苏珊。
“噢不，我想这只是礼节性的拜访……我保证，当我们在海滩漫步的时候，后面干净得连一条狗都没有……等等，他可能就在门外了，我去迎接他一下。”
“哈罗，乔治，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亲爱的，我的大美人儿，你没把乔治折磨得连我们这帮老朋友都记不起了吧？”
“啊哈，杰克，5年不见，你还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一阵热闹的寒暄后，两人的对话直奔主题——
“乔治，能透露点你了解到的消息吗？格林斯潘怎么看这边的情况？我不相信你来这里，只是为了过一个浪漫的圣诞节，别瞒我，在你心里，最浪漫的，永远是听到数不清的钞票哗哗流进自己口袋的声音。”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我想我在这边的公司那些资本项目下的交易情况，你也该是一清二楚啰？”
“嘿嘿，您是大人物，我们哪敢怠慢，实际上，我们不但将您那几家公司私自列入了特殊账户，而且还串接了它们在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盘古银行 、京都银行的交易记录。”
“真是头敬业的老狐狸，那你也该知道，我已经在这赔进去了两千多万，难道你没有点义务为你的客户说点什么吗？”
“乔治，我要说的是，也许，这次你又选对了目标。”
一阵沉默，也许鼻音男在笑而不语。
“我们是生意人，乔治，我只从生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知道，这10年来，泰国的经济规模在急剧扩大，自信心也空前膨胀，我想他们脑子现在已经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在天堂，也许，在月球上，因为投资的拉动，钱来得太容易了，这成为一轮又一轮刺激经济的理由，而且政府也提供了很多便于资本流动的宽松政策……我想，现在他们用以支付信用的战略资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今年的官方统计虽然还没正式公布，但已经出来了，是负增长，明年他们那些超过两百亿的短期债务，恐怕会出现偿还问题——前几天我们几家银行开了个碰头会，发现最近几个月的坏死账，与去年同期比上升了200%……”
“看来确实不错，泰国是东南亚最薄弱的环节 。”
“天哦，乔治，你说什么？难道你要对整个东南亚动手！”
“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抓住它呢？”
“这这这……这超出了我的想象，乔治，你可要小心你的胃，也许它装不下这么多东西。”
“当然，单靠我一个，肯定不敢贸然行动，但是你们，还有布鲁斯、约翰逊、保罗、高盛、摩根、美林这些家伙，难道对此真的无动于衷？”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你想怎么办？”
“我需要泰国所有银行的坏账和潜在坏账的资料，你那里能收集吗？还有，你们能借给我多少泰铢，如果按以往那样的条件？”
“所有银行倒不敢说，但主要银行的坏账资料，应该没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行业风险协调委员会调到这些资料……至于泰铢嘛，我们这里的存量还是比较充裕的，可以按老规矩拆借给你们。”
“我是说真的，老规矩，即使美联储加息后也不能变。”
“噢，美联储真要在这节骨眼上参与打劫吗？”
“不，不知道，我只说‘假如’，你们那不会有问题吧。”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吧，明天我的助手会从美国通知这边的公司去和你们签署一份协议，我就不露面了，杰克，你可别乘我不在，搞什么小动作。”
“嗨，乔治，这是哪里话，如果有什么闪失，我亲自登门谢罪，先让珊美人把我剥个精光，您再一枪崩了我——我知道您收藏了好几把19世纪中期的左轮枪。”
“别尽想美事儿了，杰克，我想在这里尽快约见一些人，完了好陪小珊去芭提雅，这是我许下的诺言，你不会见怪吧。”
“不，不不，我完全理解，很高兴能和你再有合作的机会，我想我该告辞了……美人儿，我差点忘了，我这里有一件送你的礼物，瞧，喜欢吗……”
整个会面，没超过30分钟，我疑惑地看着克劳特，“这么简短？”
“不，我倒觉得，他们至少交流了5年以上的情况”，克劳特缓缓启动车子，跟在了杰克的车后面，直到看到那辆车开到汇丰银行门口，那个叫“杰克”的家伙再次艰难地从车里把自己扯出来，步履蹒跚地走进银行大门，才掉头返回悦榕度假酒店。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索罗斯马不停蹄地会见了当地一些外资银行的负责人，对话内容与克劳特和我之前窃听到的内容大同小异，实际上，都比不上之前的窃听那么坦诚直接——看来这些人中，杰克和他交往最深。
不过，虽然索罗斯随后的谈话更隐晦，但所有被约者，几乎都在顷刻间对索罗斯的意图心领神会，同意了他的一竿子合作建议。
我还没从那些枯燥的对话中听出多少门道，索罗斯就带着他老婆离开了曼谷，住进了芭提雅。
“这就完了？”看着克劳特开始准备打道回府，我有些泄气，在我看来，索罗斯那些文绉绉的交谈和拆借合约，并不能和克劳特吹嘘的一场“大仗”匹配。
“你还想听什么？听他和老婆做爱时发出的那种野兽般的嚎叫 ？”克劳特揶揄地看着我。
“这个这个，当然不是”，我脸一红，“我只是觉得这太简单了，简直像个蹩脚的学术交流，克哥，你不是说这是一场可以改变历史、写进课本的战争吗？”
“不错，难道你没看出来，好戏已经开始了？”
“这就开始了？”
“是的，你就等着瞧吧！我想，不久，海西里因就会把交易板后的一些惊人数据传给我们”，克劳特给曼谷方面交代了如何继续紧盯索罗斯后，就返回了马尼拉，在公司召开了一次董事会。
过了十多天，好戏真的开始了，先是泰国公布头一年出口和经济均为负增长，随后格林斯潘宣称，将对美元加息。紧接着，媒体上出现了唱衰泰国经济的文章——东南亚这个最薄弱的环节，需要为它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买单了。
美元加息是个准确无误的信号，吹响了潜伏在东南亚的各路投机资本的行动号角，泰铢对美元一改1996年下半年以来的交易疲软态势，交易量和价位开始出现了急剧波动。
海西里因那边不断传递过来消息：泰国各银行的坏账截止1996年底，为235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需要偿还的短期债务超过300亿美元……索罗斯从汇丰拆借了20亿泰铢看空泰铢，一边抛售泰铢现货一边购入泰铢对美元远期合同；保罗从渣打拆借了10亿泰铢跟进；美林投入10亿看空泰铢；高盛投入5亿泰铢购入美元远期合同；摩根暂未有动静；新加坡投行投入3亿泰铢看空泰铢；京都银行接盘；泰国军人银行接盘……
一组同时涉及到现货、汇率、货币、股票、期指市场的攻势，毫无先兆地在1997年1月全面拉开，并在突然转向的媒体舆论的配合下，开始在证券市场引发出所谓的“羊群效应”，短短十多天，泰铢比美元的价格就下跌到26.18，跌到了10年前的最低点。
“天哦，泰国政府在这个时候，还会主动抛售泰铢？这不是在加速泰铢贬值帮我们的忙吗？”拿着手里厚厚一摞资料，我觉得泰国政府实在是太愚蠢了。
“不，迈可，我倒不这么看，我倒觉得泰国这招棋很有深意，除了试探对手外，还有暂时扩大市场容量，以及主动贬值以从市场囤积美元，便于未来进行反击的意图，我想没人比他们更清楚未来半年泰国需要偿还的坏账数目和国内经济的泡沫程度了，他们可能对泰铢贬值有个心理价位，市场一旦突破这个价位，他们才会开始反击”， 这十多天，克劳特忙得团团转，整天烟不离手，整个人似乎都夹裹在烟雾中，“只是，事情到现在这种程度，就是上帝来也救不了他们了。”
果然，当泰铢价位突破1986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后，泰国政府终于忍不住了，开始从市场正面组织反击。
也许是从美联储的突然加息，泰国方面觉察到了这场战争的来者不善，感到就算自己主动拉低币值为市场放血，也依然不敌对手，只有团结起东盟其他国家，大家一起向市场发力，才有胜算的可能，于是，泰国政府一边拉高利率，动用外汇储备填仓，一边纠合盟友，在曼谷召开了一个“东盟国家央行行长碰头会”，讨论这一已在泰国浮出水面，并开始波及到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证券市场的货币投机事件。
碰头会确定了“在可能的情况下，动用外汇储备主动干预市场，以平息市场投机”这一策略，但基于“对市场的尊重”，也同时确定了各国可以用于干预市场的资金的最高额度。
这正是索罗斯们希望的策略。确定下这个策略的当晚，两个投机大鳄有这样一个简短的通话——
“乔治，他们准备围捕我们。”
“那好吧，我们就从大洋这边瞄准他们。”
“这些国家的外汇储蓄，加起来可是接近2000亿美元。”
“我希望它们成为咱们的囊中之物，保罗，如果这个地区的投资人早一点对市场失去信心，也许会减小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大家都这么想。”
在得到东盟国家的口头支持后，泰国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泰国央行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市场上关于泰铢要继续贬值和将放弃联系汇率的传闻，并开始加大反击的力度，不断往市场投入美元货币，一时间，市场硝烟四起，出现了波动剧烈的拉锯战。与此同时，舆论界出现了一股声音，声讨起前段时间政府的决策失误来，认为“此前政府主动抛售泰铢加剧了泰铢贬值风险，有人应该对这一决策负责”，矛头直指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林日光博士、商业部部长纳隆才博士和央行行长仁猜•马拉甲。
在舆论的追逼下，泰国央行不得不公开一些金融公司在房地产方面的坏死账，要求提高坏账准备金，并要求拨出总额500亿泰铢的备付金。
这一真相的公开，引发了泰国政府一直呼吁的“市场信心”的雪崩，眼看干预市场资金的限定额度快用完了，泰铢下跌的势头却依然不减，泰国政府于是再次采用“以市场的手腕解决市场问题”策略，忍痛出卖泰铢未来利益，向市场抛出了150亿泰铢的远期合同，希望通过继续扩大市场盘面这招，把泰铢稳定在低价位置。
可是，泰国政府把投机商的力量和野心想象得太小了，投机商迅速吃下了这150亿泰铢远期合同的8、9成后，开始耐心等待另一路狙击者的出现。
合围
1997年4月，新的狙击者闪亮登场——
4月11日，世界著名评级机构——美国穆迪通过新一轮评估，将泰国大城、京都、泰国军人三家大银行的信用级别由A2降到A3级，两周后，又将它们的级别由A3降到极度危险的B1级,由此，泰国银行向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之路被活生生地割断了。
被截断了“国际水源”的泰国央行，不得不再次缩回打出的拳头，终止了向市场无限量抛售泰铢远期合同这一行为，开始真金白银一次性拿出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抛向市场，与投机资本赤搏，同时向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发出了求救信号。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几个月前就已经潜伏在期货市场、需要交割的合约，量突然变得非常之大，最重要的是，市场已经失去信心，国内的中小投资者开始纷纷跟风，看空泰铢，反对党也感觉找到了壮大自己、打击对手的好时机，乘机通过媒体撰文、集会、演讲，向现政府发难，泰国政坛一时风声鹤唳、最高当局感到左右为难——他们发现，无论怎么做，最后的结果都是错误，并遭来公众和反对党潮水般的指责。
所以，虽然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印尼、菲律宾出于稳定本地区金融的需要，在5月都与泰国签署了紧急资金援助协议，中国、香港、日本分别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金的紧急贷款，并让汇率市场的泰铢比美元的价位一度出现反弹，但终究还是没挡住泰铢下跌势头。
6月，几个月来一直处于风头浪尖的财政部长林日光博士和商业部部长纳隆才博士，因为没能阻止泰铢一路走低，而被迫辞职，新任部长是获得过美国西北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并曾在日本横滨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他侬——又一个备受尊敬的老海归。
他侬放出的第一把火，是“断流”，要求16家资金不足的上市金融公司中断股票上市交易，停业整顿，并令这些公司和五家财力雄厚的金融公司的任意一家合并。以使金融公司拥有充足的资本金，从而达到降低金融风险的目的。
但是，这一招，也等于在向世人宣布，泰国金融业已经面临资金不足的严重局面。一些媒体抓住这个能吸引眼球的好线索，开始预测金融业的黑洞到底有多大，这无异是在对泰铢走向深渊推波助澜，于是，多米骨牌倒下的声音，变得更加密集响亮，外国金融机构见此情形，纷纷停止向泰国金融机构贷款，索罗斯乘乱首次亮相，预言“泰铢将继续狂跌20％，甚至可能更多”。德国《法兰克福卫报》迫不及待将这位“伟大的投资家”的结论传向全世界……以索罗斯的行业地位和影响而言，这等于给正被架在火上烘烤的泰铢判了死刑。
市场信心彻底崩溃，出现了更大更势不可挡的抛售泰铢潮，几天时间，泰铢的下跌幅度就超过了20％，很多投机者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一些亏了钱的兼职投资散户，成群出现在泰国一些城市的大街上，愤怒焚烧索罗斯画像……
那一刻
“可笑，真是可笑，这些可怜的、所谓的投资者”，克劳特拿着一叠刊载着“泰国投资者愤怒焚烧索罗斯画像”大幅照片的报纸，面带讥讽的神色连连摇头。
“我倒挺理解他们，难道不正是索罗斯让他们亏钱了吗？”这半年以来，我天天忙着整理经由海西里因传递过来的情报，对此感触尤深。
“不，我不这样看，我并不觉得索罗斯比他们更贪婪，也不觉得他们比索罗斯更高尚……当这些蠢货每个交易日能赚1000泰铢，或者更多钞票的时候，他们是否想得起去烧索罗斯的画像？他们哪个不在那些每天只能赚１100，或者50泰铢的农夫，小商贩面前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亲爱的迈可，正是因为他们每天能赚1000泰铢或更多，才引发了今天这个局面，索罗斯和他们一样，不过是在利用这个市场赚钱而已，是的，也许他发现了漏洞，并利用了这些漏洞，但这只能说明他比别人更聪明，也更有力量，更能左右局势，如果英镑不高估自己的币值，以想在欧元诞生之日占更大的便宜，索罗斯会成功吗？如果泰国不盲目扩大经济规模，预期市场不显得那么狂热，今天的泰铢会像瀑布那样暴跌吗？这些可怜的蠢货也许到死也不会明白，当他们轻易能从市场挣来比一般人更多钱的时候，他们也为自己挣来了被人耍弄和蹂躏的命运，这不是报应，而是一种必然……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当然，我想我对这个道理——在小史迪威和克莱特的熏陶下……不再象一年前那样陌生，但我还是被克劳特那些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言辞吓着了。
“克哥，您这样说当然有道理，可我觉得，今天你……”
“有点愤世嫉俗，有点堂吉诃德？有点牛虻？不，迈可，不是这样，这一切只是因为，我非常尊重，是的，非常尊重索罗斯，看到这些蠢货把愤怒发泄在我所尊重的人身上，我只是觉得这群蠢货不但可怜，可悲，也完全不值得同情。如果一个从不参与金融投机的人去指责索罗斯，我想我不会用这样激烈的态度对他，相反我会很尊重他，因为确实，也许这种市场的设置在强行剥夺他的利益，并强行要他承担投机所产生的灾难，但是，你瞧，恰恰是这群昔日像狗一样卷缩在证券所投机的家伙，现在在大街上成群结队地辱骂那个狠狠给了他们一耳光的伟大的证券战略家索罗斯。”
“没想到索罗斯在您心中有这样高的位置。”
克劳特神情稍稍缓和了下，他轻蔑地扔下报纸，回头望着我，“迈可，我想，你也应该尊敬他，你可知道，这半年来，他帮我们挣了多少钱吗？”
“不知道”，我确实对这个一无所知，公司的投资事宜，一直都是克劳特和那两个美国过来的副总裁在专门负责。
“这半年，我们获得了120%的利润，也就是说，差不多有一个亿。”克劳特脸上换上了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这才是我熟悉的克劳特。
“哦上帝，这太意外了，克劳特，你创造了奇迹！”我确实为这个数字大吃了一惊。
“迈可，别这样，我不是说过，这是一场规模仅次于二战的战争吗？这不过才刚刚开始。”
“真心祝贺你，克哥，祝贺你这么快就实现了夙愿，我想最多一年后，你可能就是整个中情局最富的人了！”
“迈可，这其实等于也在祝贺你自己——你也有份，不是吗？不过说到中情局最富的人，我可差远了，即使我将来应得的那份再加十倍，也比不上弗兰克，他才是迄今中情局最富的家伙。”
弗兰克？让汤姆失去了所有朋友和一条腿的那个弗兰克？
我心里一动，表面不动声色，“噢，弗兰克？没听说过这名字，他真的那么富有吗？”
“是的，他是一个前辈，一个传奇，我进入中情局的时候，他才退休不久，当然，好像不那么太光彩，他在中情局是个有争议的人，你没听说过他很正常，这么说吧，他的财富多得象一座宝库，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那样的宝库……他现在改名叫索拉亚•迈拉黑，很别扭的一个名字，就隐居在马尼拉，我去拜访过他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也许，超级富翁都有着某些常人看不透的怪癖。”
“也许吧，对了，克哥，印尼那边的事怎么样？还顺利吧？”我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我答应过汤姆，不去碰这个人。
从曼谷回来后，为了让我能全力投入这场“战争”，克劳特把印尼方面的事务，交给公司一个叫“冈萨雷斯”的本地中年人去负责了。
“噢，还挺顺利，现在的路已经差不多修了三分之一，新的镇政府修建也开始4个月了，只是据说有一家农户，其实就是一个60多岁的孤寡老人，怎么劝说也不离开自己的屋子，给他一倍于原有面积的新房也不搬，冈萨雷斯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事……公关公司也有好消息传过来，说是他们已经安排了好几次国际慈善活动让伊梅尔达，也就是马科斯夫人露面，她在那些场合表现得很活跃，还领着一些媒体记者参观了她收藏的鞋子 ——这真是个奇怪的女人，她对鞋子表现出的喜好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我想，也许她用在那些鞋子上的钱，就可以改变菲律宾三分之一的穷人的处境……”
1997年7月2日，一个震惊东南亚，继而震惊全球投资界的日子！在这一天，泰国政府在耗尽国库里全部美元储备也没能阻止泰铢下跌后，终于被迫放弃实行15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把主宰泰铢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市场，泰铢全面失守了。
走投无路的泰国，终于一步步走进了那个投机者们精心设下的埋伏圈，7月3日，泰国政府对外宣布，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即开出了一份苛刻的清单，要求泰国政府按照市场的要求，全面私有化，泰国国内的所有经济资源，都必须交由市场支配，政府只能用税收来支付所有开支，并要保证盈余。
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递交过来的条件清单，几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运筹帷幄的泰国政府傻眼了——这哪里是什么经济援助，分明是一场比革命还彻底的社会变革！
绝望的泰国政府只好暂时搁下伸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橄榄枝，一边采取守势，将商业银行利率由12.5％提高至14％，一边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在中国上海召开的亚太央行行长会议上。
“乡下人”
但是，国际炒家并没有给泰国突围的机会，而是开始了真正的大战役——开始分头围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汇市和股市。印尼盾、马币、比索、新元比美元的价格，在各路投机资本的包抄下，顿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紧跟着，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先后出马，表示非常关注“最近几个月在泰国发生、并有向周边地区扩散迹象的金融混乱”，并把它和两年前发生在墨西哥的比索危机联系在了一起。
整个东南亚的上空骤然乌云密布，在泰国的前车之鉴下，这些国家谁也不知道明天等着自己的究竟是什么，在国际国内一片唱衰东南亚的舆论声中，亚太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拉开了序幕。
“你觉得这个会议能让事情有转机吗？”在去上海前一天，我问克劳特。
“不可能，迈可，你是否记得今年2月份那个东盟会议，我觉得这半年的局势，实际是在嘲弄东盟秘书长辛格在那个会上的倡议，2月份的那个会表明，加入东盟的这些国家，现在对彼此间合作的信任和认同，还没达到1992年欧盟各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那样的水准，这个地区在经济上最有实力的国家日本，还受制于广岛协议，实际上还在疗伤，中国，在东盟现在还只是个观察员身份，还被排斥在东盟之外，而且它的外汇储备也不多，只有1000亿美元出头，加上香港刚刚回归，我想它不太可能对东南亚的事务参与太深。而且，话又说回来，长期以来，因为受西方、新加坡和印尼方面的舆论渗透，中国在这个地区也没有得到信任，韩国？很抱歉地说，今年3月以来它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我想它已经感到自顾不暇，那里的企业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破产……那么，你觉得还会有谁能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是刚刚嚷着要靠近亚洲的澳大利亚？还是猴一样精明的新加坡？还是已经感觉到了狂风来袭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所以，我认为，它不会改变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什么”，克劳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随后几个月的事实证明，克劳特的这个分析相当正确，黑云压境的局势，让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拉西亚、印尼、菲律宾都在惊慌失措地等待属于自己的“那地动山摇的一刻”，根本无暇过多顾及与自己有唇亡齿寒关系的“兄弟”泰国。 唯一的失算是克劳特忽略了澳大利亚，8月初，当哀嚎遍野的泰国投资者在泰铢、股市失守，把目光转向黄金并立即导致黄金价格飙升后，澳大利亚悍然出手，开始向市场倾销性地抛售黄金，挡住了黄金的涨势，让索罗斯及其伙伴早就埋伏在远期黄金期货中的合约没有实现其盈利意图。
7月23日，我和克劳特提前两天，抵达了这座远东最著名的城市——上海，让我意外的是，这次在机场恭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这边的人 ，而是一位自称是上海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鲍勃。
克劳特显然和鲍勃很熟，两人在机场寒暄了一阵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次上海会议，会议主办方已临时决定启用一套全屏蔽系统，这套系统将彻底隔断会议室与外界的联系 ，保证会议室里的一个电子也溜不出去。幸好这次会议邀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他们将安排克劳特作为基金组织方面参会者的秘书 进入会场。
“嗨，很高兴认识你，听克劳特说，你是后辈中少见的精英？”鲍勃笑眯眯地望着我。
“谢谢，不过也许我只是比别人幸运，遇到了很多足以作为我导师的人。”我说这些可没半点谦虚的意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还挺谦虚，我喜欢这样的年轻人”鲍勃微笑着掉头对克劳特说，“我想你们之间的合作一定愉快极了”。
“是的，他堪称我的忘年交”，克劳特也笑嘻嘻地看着我。
当天晚上，鲍勃做东，把我和克劳特拉进了外滩附近一家据说有很棒的酒吧歌手和顶级妞的酒吧。
“你瞧，那就是外滩，我爷爷曾是那里一家银行的主管，我从小就听他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东方故事，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来到了这个地方，和他工作，也许战斗过的地方只隔了几条街”，鲍勃多愁善感地端着啤酒杯，对着外面不远处灯火通明的外滩大发感慨。
“也许有一天，你还会在这里碰到你爷爷交好的那个德国人的孙子”，克劳特凑趣地接上鲍勃的话，看来，他们两个以前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是呀，如果不是那个德国人，我爷爷也许就挨了日本人的枪子儿了，战争真是件可怕的事……但感谢上帝，它没有摧毁外滩——当我把现在的外滩照片拿给他看的时候，老头子高兴得手都抖了，他甚至看出了一些建筑的装饰花纹都没变。”鲍勃和克劳特凑在一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直到乐队鼓手“咚”的一声敲响了架子鼓，他才停下来，向我和克劳特介绍起在他看来是“中国最前卫的本土酒吧乐队和酒吧主唱歌手”。
架子鼓一响，酒吧的气氛跟着也上来了，伴随着永不过时、密集的重金属鼓点，主唱歌手闪亮登场，在前台漂浮不定的橘红色的灯光效果下，她随着脚下一路向前、制造氛围的烟雾款款而行，并不时向台下那些喝彩的酒客点头致意，既显得矜持又落落大方，看上去很美，很年轻。
“怎么样？和你们想得不一样吧？它其实不像酒吧，而象个沙龙，这是我一有时间就喜欢泡在这里的原因……如果你闭上眼睛，也许你会闻到空气里有那么一股子怀旧的味道，很热烈，很纯粹，还有些你一直在琢磨，却一直琢磨不透的东西 ，嗯，就像我们热闹而盲目的大学生活”，当鲍勃得意洋洋地这样介绍我们置身其间的酒吧的时候，我明白了他和克劳特特投机的原因——他们的骨子里，有着某种相似的东西。
主唱歌手伴随着乐声，唱起了一首中国歌，虽然我不太懂歌词，但她有不亚于一流歌手的声线，声音听起来很舒服，幽缓、深情、优雅，让我想起了我钟爱的乡村音乐。老实说，我惊异于这种意外的偶遇，在马尼拉动身的时候，我满脑子里只有数据、期货涨跌幅线、意味深长的对话和各式各样的密谋，可压根都没去想什么乡村音乐。没想到，它居然在这么个不合时宜的夜晚，在这么个不合时宜的场合声色并茂地出现了！
让人魂牵梦萦的乡村音乐！约翰•丹佛、文斯•基尔、加思•布鲁克斯、肯尼•罗杰斯、加思•布鲁克斯（注释：均为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手）……在这些熟悉而亲切的名字中，我突然想起了仙妮亚•唐恩，一个去年才以《我的男人》获得格莱美最佳乡村女歌手奖的加拿大歌手——没出道的时候，她也在酒吧唱歌……更重要的是，她还是黛米最喜欢的歌手，也许因为都在青春期失去了父亲的缘故，黛米格外喜欢唐恩，几乎会唱她的每一首歌，她甚至固执觉得，某些时候，她和唐恩在灵魂上，还存在有某种神秘的感应……我正握着酒杯想着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几个人在齐声喊，“Shania Twain（注：仙妮亚•唐恩）”、“You are Still The One（注：你仍是我的唯一）”。
真有人提到了唐恩和“You are Still The One”？！我吃惊到有些不适应地抬起头，看到左侧几个年轻的中国人正冲着前台主唱交替喊着那两句英语。
“这是她最拿手的歌，也是我在这里听到的最好的乡村音乐”，鲍勃殷勤地给克劳特和我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这个女孩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就叫‘唐恩’，就是这几年挺火的那个加拿大歌手”。
已经唱了三首歌，刚歇下来的主唱优雅对台下一笑，走到台子中间拿过麦克，对乐队微微点了点头，熟悉的旋律，在几束有节奏晃动的光柱中骤然升起，我的心不由一颤，这正是我心痛的经典——在学校的林间小路散步时，黛米曾无数次为我唱起过的“你仍是我的唯一”：
看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宝贝
我们可能走错了路
但我们一定会到达
他们说:我打赌他们不会在一起
但是看吧，我们仍在坚持
我们依然坚定地在一起
你仍是我的唯一
你仍是我会唯一奔向的人
我所属于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你仍是我唯一爱的那个人
我唯一会梦到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睡前想吻的那个人
我们共渡难关
很高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话)
看看我们将会错过什么
他们说:我打赌他们不会在一起
但看吧我们仍在坚持
我们依然在一起很坚定
你仍是唯一
你仍是我唯一会奔向的人
我所属于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你仍是我唯一爱的那个人
我唯一会梦到的那个人
你仍是我睡前想吻的那个人
很高兴我们成功了
看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不时被坚硬的摇滚重金属撞击的柔情！如诉如泣的柔情！如羽毛般漂飞在流水之上的柔情！已经被时间撕成碎片的柔情！在惊为仙妮亚•唐恩原唱的歌声中，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痛……突然，我意识到我正在哪里，正和谁在一起，忙定了定神，正襟危坐，但抬头一看，克劳特和鲍勃已经不在了，我四下望了望，原来他俩拿着啤酒杯，站在阳台上谈得正热火朝天。
我自嘲地笑了笑，端起了啤酒杯。
“我能坐一会吗？”一个衣作时尚的卷发女孩从烟雾缭绕中款款走到我面前，优雅地抬手指了指我桌前的空椅子，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没问题。”女孩看起来挺有修养，我没好意思拒绝。
“先生，就你一个人？”女孩微笑着坐了下来。
“是的，这是个意想不到的晚上，也许，也许我独自呆着，是最好的选择。”我若有所思地喝了口酒——台上的主唱已经到后台去了，乐队的人有的在忙着调音，有的在翻谱，有的在喝水。
“第一次到上海吗？”
“是的。”
“先生真会选地方，这是上海最好的酒吧。”
“我想是的，我很幸运，这儿的乐队很棒，出乎我意料的棒。”
“你是说台上那几个穷鬼？那几个乡下人？”
我吃了一惊，盯着面前的女孩，女孩略带鄙夷地望了望台上那几个正忙着的乐队小伙子，看见我在看她，又露出得体的微笑，“我说的不是他们，我是说，来这里消费的人，非富即贵，因为这儿不但环境好，而且有全上海最昂贵、品种也最全的葡萄酒，您在这里可以喝到正宗的拉菲酒庄19世纪酿造的葡萄酒，也可以喝到摩当豪杰酒庄1940年酿造的葡萄酒，还可以喝到罗马康帝酒庄1920年酿造的葡萄酒，以及来自法国勃艮第地区的红酒”。
看起来，她对红酒挺有研究，只是，她那声“穷鬼”、“乡下人”，让我已经对她失去好感，这句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心里暗自盘算了一下，不动声色地问，“看来，你是来我这儿推销这些酒来了？”
“不，我是本地人，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推销酒这类事，都是那些外地来的乡下人做的。”
该死的，又一句“乡下人！”
不过我依然不动声色，在接下来的10分钟，我和她倾心而谈，她自称待字闺中，本地人，因为没有男朋友，找不到地方玩，今天偶然来这里坐坐，她似乎对我没什么防范，交谈中，她没有任何犹豫就陆续把自己的家庭电话，单位电话和手机写在了一张纸上——我问这些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看她是不是这间酒吧伪装成消费者的红酒推销员——这是克劳特告诫过我多次的“亚洲酒吧消费陷阱”，我微笑着收起纸条，深情地对她说，“你的知识真渊博，这让我实在太佩服了，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晚上遇到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罗伯特先生。”女孩嘴里叫着我刚为自己起的“名字”，看起来很高兴很开心。
我站起来，假装要走的样子。女孩笑着站起来，似乎准备送我离去，我停了几秒钟，看她确实没有要我消费红酒的打算，又突然坐下来，“噢，对了，你刚才似乎在说红酒？这儿有全市最昂贵的红酒？”
“是的，非常昂贵，不过，我只是听说这里有这些酒，具体的价格，我不是太清楚。”
我向服务生打了个响指。
“听说你们这儿有整个上海最昂贵的葡萄酒，能介绍一下吗？”我故意装得慎重其事地问应声而至的服务生。
“先生，我们这儿最贵的葡萄酒，是19世纪由拉菲酒庄酿造的标准装葡萄酒，但那是展览品，或者说是酒店的藏品，不销售，可以销售的最贵的葡萄酒，是1945年的皇家鹰鸣赤霞珠，15万美金一瓶，一杯3000美金，只要喝两杯以上，当晚其他的酒水瓜果消费全免，只收这酒的钱。”
我想了想，看了看正含情脉脉看着我的女孩，心里升起一种犯罪的感觉，有些不忍，于是让他再介绍介绍其他一些酒，服务生拿着装饰华丽的酒水谱，开始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向我介绍，波尔多、勃艮第、罗马康帝、摩当豪杰、马桑德拉、玛戈、迪琴……当介绍到一种每瓶4.5万美金、每杯1000美金的酒时，我叫住了服务生：“我对这个感兴趣”，然后掉头微笑着问身边的女孩，“你也有兴趣来一杯吗？”
女孩羞涩地看看我，点了点头。我再装得很绅士地把头转向服务生，“请给我和这位女士各来一杯。”服务生合起酒水谱，殷勤地说，“先生，这个也一样，消费两杯以上今晚其他酒水全免。”
刚和女孩东拉西扯地聊了几句，就见周围有了些轻微的骚动，一些人在扭头看什么，我也跟着无意识回头，原来是刚才那个服务生领着四个穿着旗袍的美女，托着两个盘子，排成一排，浩浩荡荡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先生，您的酒”，服务生微微向我弓了弓腰，转身对几个旗袍美女一指，四个美女立即很职业化地分成两组，一个一丝不苟地托着盘子，一个恭敬地伸手端起盘子里的酒杯，把它分别递给了我和女孩。
我和女孩谈笑风生，相见恨晚，杯里的酒很快没了。
“再来一杯，怎么样？你不会介意吧？”我微笑着问女孩，女孩再羞涩地点点头，我又向服务生打了个响指。
……喝完第二杯，我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微笑对女孩说，“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夜晚。”
女孩很乖巧地回应，“这是个充满奇迹的城市，不是吗？”
“我想是的，噢，已经很晚了，我想我该回住处了。”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需要我送送你吗？”女孩关心地看着我有些发红的脸。
“不，我没事”，我掏出皮夹，向服务生扬了扬。服务生拿着那本华丽的酒水谱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打开酒水谱。我掏出几张钞票，放在酒水谱上，站起身来。
“先生，数目不对吧？”服务生盯了一眼谱上的美钞，抬头望着我。
“这不是两千美金吗？”“但是，先生，我想您一共消费的是四杯1975年酿勃艮第。”“不，我想您误会了，我和这位女士，萍水相逢，彼此并不认识，只是偶然坐在一起罢了”，我尽量保持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转头对着女孩：“女士，我说得对吧。”
正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的女孩闻声脸色大变，咬着嘴，表情复杂地看着我。
中国人爱看热闹的习惯还真不是盖的，只一转眼间，桌子的前后左右就站满了人，阳台上的克劳特和鲍勃见一群人围着我，不知为何，急忙进屋，“嗨，迈可，这是怎么回事？”克劳特一脸困惑地看看我，看看表情复杂的女孩，又看看周围好奇的人群。
“没什么，我和这位女士点了两杯酒，可服务员要我帮这位女士付账”，我两手一摊，耸了耸肩。
“嗨，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就是两杯酒嘛，我来买单”，克劳特松了口气，大大咧咧地说。
“克哥，这儿没你的事，你认为你眼前这位高贵的上海女士，需要你我两个乡下人，两个穷鬼来为她付账吗？你还是收好你的钱包吧。” 我按住克劳特在掏钱包的手，鲍勃饶有兴趣地绕到服务生背后，瞄了瞄摊在酒水谱上的账单，“乖乖，克劳特，你还是别管这事了，迈可这小子喝的这酒可不便宜，每杯1000美金，是1975年酿勃艮第吧？”
克劳特吃惊又困惑地看着我，我松开按住他的手，“我已经买完单了，咱们走吧。”
在我经过女孩的身边的时候，女孩依然表情复杂，愣愣地站在那里，没说一句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晚上。
我风尘仆仆地带着满脑子数据和密谋，从马尼拉来到一座远东城市，却在一个连名字都不记得的酒吧里，突然为音乐所沦陷，悲痛莫名，转眼又忍不住耍了个小阴谋，惩罚了一个瞧不起“乡下人”和“穷鬼”的年轻女孩。两年后，我听鲍勃说，这件事居然还成了那家酒吧的一个小故事，被一些熟客当笑话讲了差不多一年时间——那天晚上，女孩是打电话叫来她母亲交完钱，才狼狈离开的。
但是我当天晚上这一行为受到了克劳特的严厉批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他第一次如此严厉地批评我。
“迈可，对于今天的事，我有两个观点，第一，我很感谢你，似乎曾经，我向你提到过我童年的一些事，但我没想到这会让你如此耿耿于怀，我很遗憾，而这也表明，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回到住处，克劳特在问完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显然误会了我耍弄那个年轻女子的原因，“但是，我还必须批评你，我希望你记住，以后再不要这样，你不应该对一个普通人耍弄计谋，这很可耻，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没错，我们是与阴谋为伍的人，就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密谋和算计当中，但那是工作，你不应该把它拿去对付生活中，一个也许只是因为一时的虚荣心而让你不快的人，如果你真的感到不痛快，我宁愿你脱掉衬衣和她打一架，也比你用圈套的方式更君子，你不觉得是这样吗？我讨厌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伎俩，更何况，你我现在正在工作中，为什么想着要去出这样的风头呢？”
我低着头，默默听着克劳特的话，克劳特愈说愈激动的话，后来简直在向我咆哮！那是唯一的一次。卡，我多么希望，他现在还能向我咆哮。他是一个好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天才，还称得上是我的导师，但是，这么个小小的心愿，如今于我也太奢侈了……
——还是接着来说我的故事吧！
7月24日，也就是亚太央行上海会议的前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场外为这次会议燃起的硝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激烈的态度，不点名批评了“一位美国金融家”，这位医生出生的政治家称，“（他）为了反对亚细安各国允许军人统治的缅甸加入亚细安，而在幕后领导投机者狙击东南亚货币”，他甚至这样坦率地告诉马来西亚记者，“货币买卖自由，已成为某位有钱人逼迫独立国家向他低头的政治武器。”
虽然马哈蒂尔没有点名，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提到的那个金融家是谁，针对马哈蒂尔的言论，美联社迅速向全世界播发了来自索罗斯方面的声音，在这个声音中，索罗斯断然否定他是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幕后黑手。并称他一直反对极权国家参与区域市场体系事务，因为“它会给区域内的经济体带来不确定的隐患。”
这场不痛不痒的风波背后的强硬政治寓意和暗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上海会议的实际主导者，在这一会议上，“加强各国金融制度建设与合作，以减少被投机者攻击的机会，维护金融稳定”，成为主调和共识，会后，泰国很快同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大部分援助条款，印尼也接受了该组织的一些框架性合作建议。亚洲市场开始进入一个相对风平浪静的时期，国际炒家似乎被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威慑吓得全线撤退，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8月11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全球几十个国家央行行长汇聚东京，分担该组织承诺为泰国政府提供的167亿美元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宣布，为泰国提供30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泰国渡过难关。
失血最多的泰国，又要摇摇晃晃地上路了，但哪曾料到，当国际援助陆陆续续到达，泰国交易机构刚刚被输入新血后，曾经销声匿迹的炒家，再次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交易市场，这一次不再主要针对泰国，而是对东南亚所有国家展开了一场势头更为迅猛、持续数月的全面猎杀……泰铢继续毫无悬念地一路下跌，马来西亚损失了十年以上的增长，印尼盾大跌30%，新加坡元跌了近10%，香港和炒家拉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台湾耗费了70亿美元才稳住币值，韩元暴跌50%以上……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动荡，还通过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影响到了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莫斯科、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易行情。10月27日，东京股市大跌，同一天，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更狂跌554.26点，刷新了股票下跌的历史记录。
“伟大的索罗斯，他正在创造历史，迈可，你瞧，这场没有耗费半粒子弹的战争，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多少东西！”克劳特坐在沙发上，拿着一份当地的报纸，得意洋洋地读起上面的报道来：
……曼谷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汽车刚刚下线，新刷的房子油漆还没有干，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眼睁睁地看着一伙流氓抢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不得不取消去欧洲的度假计划，把子女从昂贵的私立学校转到廉价的公立小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注：索罗斯）来到我们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国家的国民十多年的努力化为乌有”。一个为吃饭而忧虑的时代，一个需要省吃俭用的时代，已经降临在了飞快消失的“亚洲奇迹”之上……在昔日人山人海的曼谷市中心广场上，几个小贩在扯破喉咙向周围的兜售他们“出租衣服”的生意，一些私立大学的学生为了保持昔日的体面，几乎从头到脚都是租来的……曼谷奇异的风光依然是那么动人，吉隆坡的高楼大夏依然那么鳞次栉比，雅加达依然象过去那样平静，但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东西消失的，那就是昔日的富足，也许，还有希望，这种变化正在引起愈来愈多人的失落，它让昨天的日子看起来是那样遥远，甚至更象一场梦。
读罢，克劳特忍不住哈哈大笑，赞扬那个撰稿人“视野辽阔”，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堪比一个成功抓住了“时代心肺”的文学家。
“克哥，你现在好像有些变了，在别人骂索罗斯的时候平静多了”，我记得，几个月前，当看到报纸报道曼谷有人在街上焚烧索罗斯画像的时候，克劳特立即变得怒火中烧。
“不，迈可，我想我依然很尊重索罗斯，但我对这些失败的家伙，也许不再生气，事实上，现在我不但认为他们愚蠢，还觉得他们懦弱——你看见他们中哪一个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站出来说是自己的错误引起了这场灾难？不，没有，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所有人都明白一个事实，这并不是个完美的世界，不是吗？索罗斯，我认为他只是个精通市场规则，善于发现错误并抓住机会的天才，如果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家不好高骛远，不盲目依靠西方的市场，尤其是资本来为自己捞政绩，他们会有这场灾难吗？我不这样认为，而事实上你也看到了，正是此前巨大的泡沫，才引发了这场灾难，我甚至至今都没看到这场灾难的终点，这其中的很大原因，其实在于这些大人物一直不愿面对真相。”
话虽然这样说，但克劳特在行动上，还是表现出了矛盾的一面，比如我们的公司在东南亚危机期间所有投机业务，至始至终都没有将马来西亚作为目标，克劳特将它解释为是想向“一个走投无路、只剩下时不时对国际舆论咆哮以发泄愤怒的政治家抱以敬意”，而那个他声称抱以敬意的政治家，却恰恰是老把炮火对准索罗斯的马哈蒂尔。
我一直没弄懂克劳特这自相矛盾的言行背后，到底存在什么奥妙，直到几个月后我去拜访鲁考斯，和他进行了一番交流后，我才对此有所领悟，这是后话。
时间一天天继续，我也一天天忙着收集、汇编从海西里因那边传过来的各式各样的情报，它们有公开的报道，有银行内部的各式预测、行情走势分析，有索罗斯、保罗和约翰逊所属公司的资金动向。除了作为动态传向总部的资料外，我还为自己预备了一个专门的笔记本，记录了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大事——我越来越确信，这场危机会如同克劳特所说，将重要得“出现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中”。
9月17日，在新一轮的狙击性抛售下，东南亚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昨日全线下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这一天表示，他不想看到一些集团到马来西亚来“毫不负责地掠夺财富”。马来西亚将禁止那些使马元汇率滑落20%的“粗野人”入境。
9月19日，第一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在曼谷落下帷幕，在这个备受关注的国际会议上，新加坡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秉承了新加坡籍政治家的一贯风格，作了一番冗长而无实际内容的发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董事经理郑国枰则将这场危机形容得更夸张，他哗众取宠地表示，东南亚虽然正在经历风波，但并未蜕变为小绵羊、小花猫或者纸老虎。而可能像美国80年代一部电视剧所描述的情况那样，“在巨大情绪压力下蜕变为魁梧有力的绿色怪人”，只有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认为“危机并非来自汇率，而是经济结构需要凋整。”
9月20、21日，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在香港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研讨会期间，彼此发生了第一次直接的、正面的公开冲突。
马哈蒂尔是大会首日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发言人，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不但抛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而且讲矛头直指索罗斯，马哈蒂尔觉得，“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的、不具生产力和不道德的，所以应该禁止，应该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他说，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实际货物与服务交易额多了20倍，但世界并未从中得到什么实在的利益，有关交易既没有制造就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是通过使人家变得更穷而赚取盈利的。
马哈蒂尔炮轰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巨富通过强迫马元贬值和“强奸”马来西亚的股市，把该国的发展拖后了10年。他抱怨说，“在民选国家，选民可以让政府下台，却没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我在这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能说出来”，这番话在现场引起了哄堂大笑。
碰巧的是，第二天大会排在最后的主要发言人，正是数次被马哈蒂尔公开指责为东南亚金融风波罪魁祸首的索罗斯。
作风强硬的索罗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还击的机会，在当天的演讲中，他不但对马哈蒂尔反唇相讥，认为马哈蒂尔关于禁止外汇买卖的言论是“太不恰当”且“不值得认真考虑”的。该政策实施后所造成的资金不可兑换，将给马来西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还在研讨会后召开一个有逾百名传媒代表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上，索罗斯郑重声明，马哈蒂尔对他和他属下的基金作出的多项指责，都没有根据，他们并不是马来西亚市场的主要炒家，自已之所以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波中遭到特别针对，尤其是受到马哈蒂尔的“疯狂指责”，是因为马哈蒂尔需要一只替罪羊来掩饰自已管理国家失当的过失……他对受到波及的国家与人民都感到同情，但对马哈蒂尔就一点同情都没有，“他应该负责”。他批评马哈蒂尔是一枚“无定向飞弹”，造成了很多破坏。
紧接着，美国财长鲁宾也迅速对马哈蒂尔发表的“禁止货币买卖”的演讲作出反应，强调“货币交易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
10月6日，印尼盾兑美元的汇率创下历史新低，变成了1美元兑3860盾，两天后，印尼表示愿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
10月19日，上任才4各月的泰国财长塔农，公开表示了辞职意愿，韩国则出台了一个数十亿元的计划来协助银行走出坏帐累累的困境。
10月26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对形势作出了乐观估计，他认为，亚洲货币不太可能再遭炒家进一步狙击，香港也许是最后一个面对货币与股票风波的地方。
11月1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继续口出惊人之语，提醒发展中国家不要轻易被“自由化”和“全球化”迷惑，因为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还无法与先进工业国家竞争。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在先进国家投资，如果他们开放本身的市场让先进工业国的产品登陆，势将造成当地产品面对先进工业国的竞争，最后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马哈蒂尔说，“我们已可看到自由化被滥用，它正在破坏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
同一天，为了整顿本国银行制度，印尼封闭了16家财政上有问题的银行。其中一家银行股东是苏哈托儿子。
这一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存户到有关银行提款。这些银行设在雅加达和万隆的一些分行和提款机外面出现了长龙。为了应急，新加坡和日本决定个别为印尼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印尼恢复支付。
10月30日，马哈蒂尔对金融危机的批评升级，他继续愤怒地对本国媒体指出，除了国外炒家外，一些只顾自己利益的马拉西亚人也在抛售林吉特，换取外币存进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他还批评那些乘机提高物价的商家，认为他们“与那些最近破坏马来西亚经济的人没两样。”
中国
差不多经过了一年时间的耳熏目染，我才总算大体弄清了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它正如同克劳特所预言的那样，是一场不可多见的、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大战役，这场前后持续了近两年战役，参与博弈的势力之多，使用的手腕之繁复，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研究之透彻，对市场投机心理洞察之准确，铺设陷阱之巧妙，让我叹为观止，佩服得五体投地。
它起源于导致东亚、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理念——让马哈蒂尔在危机过程经常诅咒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这一趋势所启动的产业转移，让这些国家获得了与西方市场接轨的机会，迅速形成了出口型经济，并引导了经济持续的高增长。由于这种高增长收益不均衡，以及对西方市场机制的绝对依赖，使该地区经济逐渐从出口型过渡到出口-投资拉动型，并因为良好的预期和发展的不均衡，在本国诱导出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形成了资产价格远远高于社会能承受能力这一结果， 这个结果，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被理解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存在巨大的贬值风险，这一风险潜在的巨大利益，在被反复评估后，终于吸引了至少四路人马的猎杀。 这四路人马，一路是各路跨国投机资本，包括隶属于他们的专家队伍，他们参与猎杀行动的造势和具体操作；一路是美联储和世界银行，它通过升息和降息影响市场和舆论，客观上对投机资本起到了发出出击或潜伏暗示的作用；一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负责为危机原因和解困之道提供官方解释和意见；一路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评估机构，他们在危机中的行为，有力狙击了东南亚各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寻求帮助的资金通道。
危机爆发以来，几路大军同声共气，有张有弛，除8、9月份在香港市场和泰国黄金市场上稍有闪失外，几如摧枯拉朽般席卷了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这些国家对抗之下纷纷败下阵来的原因，除了他们处于市场下方，没有掌握到资本市场的决定力量和资源外，本身还存在死穴，这个死穴就是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所说的”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危机爆发前的数年，产生了它自身既难以消化，也无法承受的泡沫。
12月2日，第二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在香港拉开了帷幕，在这个会议期间，准确地说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为韩国协调了550亿美元贷款这一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国际援助，以“拯救濒临破产的韩国经济”这一消息，并迅速被舆论界评论为这意味“韩国经济崩溃以及发展独立自主权彻底丧失、韩国奇迹成为昨天”后，印尼总统特使秘密会见了香港金管局的官员，表示自己的国家非常仰慕“香港对投机资本的成功狙击”，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渠道，传递印尼渴望尽快与北京进行全方面密切合作的意愿，以遏制本国货币币值持续下滑、经济一落千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机打劫的窘境。
听完印尼总统特使的那段录音，克劳特笑起来，“印尼想溜。”
我也觉得挺奇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已经答应和印尼合作，为它提供足够的资金了吗？”
克劳特揶揄地看了我一眼，“你可知道这些资金使用的条件？”
事实上，一个多月前，我看过这些条件，它们甚至不是秘密，而是已经被多个国家的媒体公开报道过，无非是更充分的市场化，以建立一个规范的自由市场之类的建议和约束。但是，我没从中看出什么特别的意思来——这些国家不是一直在提倡这些吗？
克劳特把自己陷进松软的沙发里，顺手点了一只烟，“迈可，我记得你问过几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为什么会掺和到这里面来，那么，现在你可以看看这些条件，它们除了可以保证世界银行获得一笔巨额的、回报稳定的生意外，还为自己国家的企业创造了无数机会，你应该知道，这些东方国家，有自己的传统，它们所谓的市场自由，从来都不会包括自己的核心资源和产业，如能源，大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基础性产业，但是，危机是它们放弃这些传统的好机会，而且，你也看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这样干的， 我想，虽然苏哈托答应了合作，但合作框架下的具体条款，可能会让他废寝难安，毕竟这不是简单的援助，而是包含了放弃某些被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传统的条款，我想这是他现在秘密接触中国的原因，这个动向应该立即让总部知道。”
事态发展很快，印尼和中国的前期秘密接触很快公开化了，也许是出于对几天前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经商最佳的亚洲城市”这一评选的报复，12月14日，也就是亚细安－中国的“9＋1”峰会正式召开前一天，中国连续高调表示了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都分别公开表示，中国愿意参与建构一个机制化解决当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交流。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副财长萨默斯也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声音，表示“刚达成的环球金融服务业自由化协议，应能促进私人资金流入因陷入经济危机而正在挣扎的亚洲国家”。他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102个国家参与谈判所达成的拆除金融服务业贸易壁垒的协议，是对动摇亚洲市场的信心危机所作的“重要反应”。
尽管中美两国几乎在同一天针对危机表了态，但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没有多少国家理会来自美国正、副财长的声音，反而对中国的态度抱有浓厚兴趣，秘密求援的印尼自不必说，同样深陷危机的泰国副首相兼商务部长苏帕猜则喜出望外地对媒体说，中国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将是决定危机走向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有能力在流动资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可以通过继续开放市场为东南亚国家提供帮助。
在经过前一天的吹风后，12月15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9＋1”峰会上，正是表达了参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意愿和方式，透露“中国正在考虑为印尼提供财务援助”，“中国强大而稳健的经济将完全能保证香港的繁荣”，“中国对正处在危机中的国家的处境表示同情。”在这些含而不露的话锋背后，担忧本国将再陷广场协议覆辙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则火上浇油，唯恐亚洲各国对危机认识不深，他在表示完“同亚细安、中国和韩国领袖会晤后，才发现亚洲货币危机竟那么严重，使他感到意外”后，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东南亚国家大惊失色的担忧，“半年前，我们或许能说，20世纪是亚洲告别殖民统治及从战争废墟中复苏的年代，但现在，我们不像半年前那么有信心了。”
位居四小龙之首的韩国当天的报道，似乎成了桥本龙太郎的担忧的最佳注脚，来自该国当天的新闻说，一些家庭主妇担心金融危机导致物价高涨，纷纷抢购粮食，导致超级市场缺货。南部城市光州京边超级市场一名高级职员告诉记者，“我们面临缺货问题，主要是白糖、面粉和咖啡。”需求最殷切的货项包括白糖、快熟面、食油、肥皂和罐头食物等生活必需品。而韩国电视台前一昨天拍摄的新闻画面则显示，该国各地超级市场的货架都是一副空荡荡的样子。
“9＋1”峰会各国交流的情况，让处于危机中的亚洲各国忧心忡忡，马哈蒂尔似乎凭直觉嗅到了美元背后潜藏的危险，提议“终止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让欧元和日元等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使支付进出口的货币多元化”。 这一提议得到了菲律宾总统拉莫斯的赞同，他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中力挺被再次抛向漩涡中心的马哈蒂尔，认为“在现在的局势下，任何支付方式都是值得探讨的”。而最早遭遇危机、也在危机中陷得最深的泰国则闻之色变，很快开始大规模动用包括警察在内的各种政府力量来打击市场投机行为，出入口商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的行动被认为危害国家的利益，当局将会审查他们的帐目。泰国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呈报货币交易的记录，以严查“当局不能容忍的不负责任的货币交易行径”。财政部一名官员告诫公众，私藏美元用作投机用途的商人，属于坏人，一经发现即予严惩，决不饶恕。财长他侬则出面呼吁泰国人不要从事泰铢投机活动。并请求金融分析家不要随便谈起币值会再下跌。此外，政府还发誓要严惩“那些利用法律漏洞运出黄金到海外套现美元的人”，南边的印尼也如临大敌，印尼陆军参谋长维兰托甚至这样公开表态，“武装部队已经作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事端”。
第九章 印尼
选择
印尼准备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掉头向中国求助的动向，很快为本国市场遭来更为凶猛的打击：1998年1月5日，印尼盾兑美元从三天前的6000:1再暴跌为6700：1。如果从1997年初算起，印尼盾至此已暴跌了65%以上，而美元价格则暴增180%，这意味着一个简单而令印尼人沮丧的事实，在没有任何额外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若以美元来计算印尼的财富的话，一年之内，印尼举国的实物财富凭空缩水了65%，虚拟财富，也就是股市上的未来预期财富，缩水的程度更高。
眼看就要步韩国的后尘了，走投无路的印尼政府左右权衡之下，加快了与中国接触的步伐，也加大了与中国合作的决心。
美国总统坐不住了，四天后，也就是1月9日，克林顿亲自打电话给苏哈托，和他讨论了印尼面临的金融问题，告之将立即派出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前去印尼访问，同他一起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克林顿特别提示，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进行更彻底的，更符合自由市场要求的“金融改革”。
几乎与此同时，总部也向克劳特下达过来了正式的行动指示：尽一切办法阻止印尼，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靠近中国的势头。
“总部的效率真高”，克劳特苦笑着把电报纸扔在茶几上，一手捏着一支烟，一手托着下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停在了窗前。窗外，远远的码头上，船只密集，一群群工人在船与船之间往返忙绿。
“亲爱的迈可，你注意到这个没有？你瞧码头上那些工人，他们和过去一年比，虽然没明显增加，但似乎也没减少，他们看起来依然那样忙绿，我想很多地方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危机却发生了——如果我只把眼前看到的事和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联系起来，我一定觉得这其中有一种东西是幻觉”，克劳特似笑非笑、却明显心不在焉地望着我，“你觉得是眼前那些忙绿是幻觉，还是我们正经历的变化是幻觉？”
“克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克劳特突然而起的思维跳跃。
“迈可，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实际上，以前我们对这个答案讨论过无数次了，不是吗？只是，偶尔，在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愿意把自己变成傻瓜，把自己放在一些常识面前——我们也许拥有征服这个世界的高深理论，却跨不过一些常识，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克劳特望着窗外一篇繁忙的码头，陷入在自己心不在焉的沉思里，“或者可以这么说，那是属于我父亲那一辈的思考，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一个兢兢业业的车间工人，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29年那样的大萧条，他和他的工友们并没有偷懒，完全没有，可生活却突然间变得很糟。今天，我们可能已经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但还是看到这样的事在继续发生，而且，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我们还突然之间成了富翁，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世界吗？”
“我唯一能感觉到的是，克哥，在收到总部的电报后，你的心情突然变得很糟”，我的直觉告诉我，克劳特突然说出这些与他平时风格迥异的话，一定是有什么重要原因，我想知道“为什么？”
“迈可，你真是个敏感的年轻人”，克劳特笑着转过头来，“在你的记忆里，总部在接到我们的情报后，一般在什么时间反馈？”
“一般在第二天，最迟第三天。”
“那么，这一次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足足拖了半个月？你没从中察觉出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出来吗？”
“没有，也许是这段时间总部太忙，也许能作这个决定的人正好出差了，也许……”没想到，让一向足智多谋的克劳特敏感的，居然是这么个小细节，我多少觉得他有些大题小做，或者过于多愁善感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迈可，你那样认为，是因为也许你不太清楚印尼的重要性，以至不了解到我们提供的那个动向的价值……我该怎么说呢？也许东南亚其他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印尼对美国重要，这个岛国可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在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海洋公约》之后。你知道，这个国家有近两万个岛屿，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公约》后，意味着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它很多目前可能都没人居住的小岛，哪怕只有5平方米，不足一间厨房大的一个岛，也会给它带来超过10万平方米的经济专属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海洋时代的超级大国，此外，它的地理位置是如此特殊，东接澳洲、南太平洋，西邻印度、触觉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深处，是联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最重要的交通线，很多人提到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只记得起新加坡，其实，在这个地域，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弹丸之邦，而是印尼。” 克劳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而且，就算彻底失去了马六甲，还有印尼南边的航线可以联通太平洋，但是，如果失去印尼，我们就会彻底失去安全感，这个地方，可谓美国的生命线——你应该知道，我们有多少石油来自波斯湾和非洲。”
但是，克劳特的这一席话，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我当然了解美国不愿失去印尼，但却没琢磨透他突然提到这些的弦外之音。看着我困惑不解的样子，克劳特笑起来，“你在想，这些和总部延迟了半个月才正式向我们下达指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对吗？”
“是的，克哥，我想我被你之前的这些话弄糊涂了。”
“也许你我最近都太着迷于公司的生意，而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迈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也许，我们赚的那些钱，已经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或者，总部是在安排一个足以让人震惊的‘大动作’，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阻止印尼向中国求助这块事务上，你我已经无足轻重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南斯拉夫之行前的鲁考斯，心里一凉，“克哥，你多虑了吧？我们可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呀！”
“迈可，千万别这么认为，你想想，总部对印尼的重要性，只能比你我更清楚，对这么重要的国家如此重要的动向，总部不可能不重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迟迟得不到行动指示？而且，半个月后姗姗来迟的行动方案，又如此含糊不清？” 克劳特苦笑着望着我，摇了摇头，“至于说到工作，我不觉得我们没有失误，比如，我们是在香港窃听了印尼特使的对话后，才知道印尼准备向中国求助，你应该知道，这对印尼这个国家而言，并不是个简单的举措，从1965年以来，它至少已经杀死了30万以上的华人，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与中国积怨最深的国家之一。印尼国内排华气氛也一直很浓，除了1965年针对华人的大屠杀震惊世界外，1968年，因为新加坡政府将一些印尼船员判刑，引起泗水的排华暴动；1970年，因为一名住在苏拉维西的华人对穆罕默德语出不敬，导致了当地的反华运动；1973年，爪哇万隆发生过排华暴动；1974年，因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出访印尼，引起当地反日示威，并演变为了排华暴动；1980年，在爪哇一个叫梭罗的小地方，在一名华人与一个印尼学生因为脚踏车互撞而发生口角后，当地华人商店立即遭到攻击，并引起了全国性骚动；1982年底，因为苏拉维西（注：现已改名为乌将潘丹）首府──望加锡谣传有一名少女被华人所杀，二十多家华裔商店遭焚毁；1983年，松巴洼岛发生排华暴动，数十间华商被劫；1984年，雅加达发生排华暴乱，死伤数十人；1986年，还是泗水，因为一名华人虐待女佣的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长达数周的排华暴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反华排华传统的国家，它要正式决定倒向中国，一定会经过冗长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还有，对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我们的行动也过于软弱，一直没找到有效的办法让他闭嘴，只是毫无痛痒地攻击了他好大喜功，为了好看的数字，任由马来西亚的经济在通往泡沫的路上一路狂奔……看吧，这场危机使他简直变成了一个职业的‘反美斗士’，一个月前还跑到南美一些国家作了几场对美国很不利的演讲，甚至几天前还质疑了美元，嚷着要终止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我想这个状况，总部不会满意。”
我一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克哥，您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确实，我也开始觉得奇怪了，这次总部给我们的指示的确太过含糊，问题很严重吗？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会不会被——‘召回’？”
“这里面确实应该有些问题，不过，迈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克劳特看我皱起了眉头，宽慰地拍拍我的肩，“毕竟我们也没闲着，从这个公司，总部拿得比你我加在一起还多得多，让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另外的东西？”
“是的，我担心总部在策划一个什么大计划 。”
“这个这个，克哥——”我刚刚有点明朗的心，又重新糊涂了。
“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甚至违背我们道德底线的大计划”， 克劳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仿佛在自言自语，“现在我们唯一能抓住的机会，就是时间。”
我得承认，当天，虽然克劳特和我谈了很多，但我并没弄懂他情绪明显反常的原因，更不明白他所自言自语的“时间”背后到底有何奥妙。直到5月13日，印尼爆发了一个月多后才为外界知晓的大规模排华暴行，我才对这一切有了一种恍然大悟之感。
行动
克劳特迅速行动起来，两天后，两名印尼大学教授和一名马来西亚大学教授，应邀来到马尼拉参加一个”临时国际学术会议”。之所以称为“临时”，是因为和他们交流的，除了“金融投资专家”克劳特和一位美国副总裁外，只有一个真正的学院学者——著名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带的一个博士——他刚好在马尼拉作短期访问，从人数和构成看，这实在不象个什么国际学术会议，倒象是个星期天沙龙。
因为要忙着整理海西里因传来的情报，我没能参加那个特别的“学术会”，只赶上了晚上的宴请。晚宴后，克劳特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去一家“有故事的夜总会”转转。
那确实称得上是一间“有故事的夜总会”，坐落在老城区一座年代久远的西式建筑里，是二战期间著名的“多顿夫人”留给马尼拉的遗产。
“多顿夫人”是一位美国军官的妻子，1941年冬，她的丈夫约翰在太平洋战场的美步兵31团司令部服役。她带着女儿黛安娜跟随在丈夫身边。没几个月，由于战事失利，美军部队撤退到了菲律宾阴暗潮湿、物质匮乏的山区。在艰难的新环境里，他们的女儿突然染上了疟疾，病情一天重似一天。为了给女儿治病，多顿夫人只得冒险回到马尼拉，一个偶然机会她在街头遇到了一位叫罗克斯的远房亲戚，罗克斯热情接待了走投无路的多顿夫人。
罗克斯实际身份是美国远东地区情报官员，在他的影响下，多顿夫人加入了地下反法西斯阵线，成为一名情报人员，随后应聘到一间小酒吧当服务员，以接触日本人，为盟军收集情报。
几个月后，在罗克斯和一帮朋友的支持下，多顿夫人在马尼拉开办起了一家取名为“絮巴基”的高级夜总会，专门招待日本占领军的上层官员和海、陆军的高级将领，以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
在多顿夫人的苦心经营下，“絮巴基”夜总会声名鹊起，很快成为驻菲日军的上层人物最爱去的娱乐场所。多顿夫人利用“絮巴基”作掩护，和夜总会的领班，一个叫菲莉的本地女孩，不但从前来寻欢作乐的日本军官口中套出了很多对盟军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还利用夜总会赚来的钱购买了大量仪器和药物，源源不断送进困在山里的军队。
在丈夫约翰死于卡巴纳多监狱后，多顿夫人悲痛之余，开始想尽方法帮助关在那里的其他美国军人。
渐渐的，多顿夫人在菲律宾声名大振，美国士兵把她看着姊妹，菲律宾人则亲切地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她“大鲈鱼”，意思是在他们眼里，她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女人。
1944年初，因为一个通讯员的出卖，多顿夫人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直到1945年2月，已被判处死刑的多顿夫人，才因为日本人仓皇逃出马尼拉而获救，成为战后的一个传奇人物。多顿夫人夜总会，是她的一个崇拜者模仿当年的“絮巴基夜总会”开设的。因为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多次提到自己“永远无法忘情于马尼拉那个絮巴基夜总会”。
它保留了多顿夫人昔日钟情菲律宾民族歌舞的风格，每天晚上都有来自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歌舞表演。算得上是在马尼拉工作的西方人心中最有名气、也最喜欢去的娱乐场所。在这之前，克劳特已经带着我光顾过几次。
“这是个让人容易怀旧的地方”，在我们一行迈进多顿夜总会富丽堂皇的大门时，克劳特照例发了一通感慨，“它象征着战斗、友情、对和平的渴望以及，正义的胜利。”
一个花枝招展的本地姑娘笑吟吟地向我们走过来，是夜总会的领班，菲莉——领班都必须改名叫”菲莉”，是这间夜总会的另一个传统。
“克劳特先生，欢迎光临。”
“菲莉，你真是越来越迷人了，今晚有什么好的节目介绍吗？”克劳特一边殷勤地和菲莉打招呼、行吻手礼，一边给身边几位教授介绍这间夜总会的传奇历史。
“是泰国来的马戏团，克劳特先生，你能相信吗？刚才你嘴巴触到的地方，才在后台被一只调皮的马来猴子吻过，那可是只著名的猴子，今晚节目的主角”，菲莉的神情很顽皮——她和克劳特很熟。
“天哦，菲莉，你的美丽如今连猴子也动心啦？这太让我有危机感了”，克劳特当然不会放过和美女打情骂俏的机会。
菲莉咯咯笑着，妖娆地捶打了下克劳特的腰肌，把我们一行引进了二楼一间可以看演出的包间。随后，她向外一挥手，一群少女涌了进来。
“菲莉，今天可不一样，”克劳特向周围看了看，见几个教授并没有反感的意思，转身笑着对菲莉说，“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人，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我想你应该认真对待，而不是——”
他的手往姑娘堆里比划了一下，耸了耸肩。
菲莉瞄了瞄已四下就坐的人，笑着对克劳特点点头，再对姑娘们一挥手，这些少女又鱼贯而出。隔一会，菲莉领着7个身材高挑、气质不俗的姑娘走了进来，这些姑娘虽然神情冷傲，但显然久经沙场，进门之后，并没见说一句话，就很职业地依次挨着屋里的男人坐了下来。
“怎么样？她们可都是马尼拉最红的模特队的模特，”菲莉满意地看着已散落在屋子四周的姑娘，得意洋洋地向克劳特表功。
“我就知道，菲莉从来不会让我失望。对了，菲莉，我想，该是多了一位吧，你觉得呢？”克劳特望着菲莉，坏坏地笑着。
“你们不刚好7个人吗？”
“是的，但是我想，今晚我不是有你陪着了吗？我可不想再看到一只猴子去吻你的另一只手。”克劳特说话间，很自然地拉过了菲莉的手。
“讨厌，人家今晚忙着呢”，菲莉假装嗔怒地轻轻一甩手，顿了一下，把坐在克劳特空座旁的姑娘叫过来，意味深长地笑着看了克劳特一眼，领着那姑娘款款走了出去。
克劳特微笑着走向自己的座位，“各位，这是马尼拉的特色，在忙碌之余，有片刻的时间举酒言欢，醉生梦死，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对吧。”
大家，包括在座的模特们都会意地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在莺歌燕舞的情色佐伴下，几位一直很矜持的教授的表现欲望，似乎慢慢被刺激了出来，随着话题的拉开，我才知道，眼前这几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教授，来头并不简单。
两位远道而来的印尼教授，一个在政界很有影响力，一个是印尼金融界的教父级人物；而那位马来西亚教授，则是萨缪尔森的门徒，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同门师兄，是马来西亚公认的三大经济学权威之一。他们的学生，更是遍布社会各界。
我不得不佩服，克劳特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口才，在和时不时进来小坐一会的菲莉打情骂俏之间，就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他对当时危机的看法，以及印尼选择中国是一个重大失误。他的理由是那样简洁而充分，听上去也诚恳异常，甚至差点把在一旁听着的我都给说服了。
他阐述的观点大约是这样：我们的世界确实尚不完美，但从漫长的历史经验来看，市场经济无疑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最好的机制选择，它满足了人类渴望通过竞争获得自由和公平的本能，经济危机不过是这一机制衍生出来的一种很正常的副产品，这一点，西方国家也不能避免，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些经常发生危机的西方国家，仍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活力，也最发达的国家。危机是市场给予我们所犯错误的惩罚，同时带来新的调节，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曲线中，得以不断完善。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如此，既然我们承认世界并不完美，那么，它一定会伴生某种纠错机制，经济危机虽然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与用战争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纠正发展中的错误比较，无疑是最人性的、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最小。
现在来看，正在东南亚发生的危机，有部分原因确实是这些国家对于未来过于乐观，这些曾经乐观的人中，甚至也包括了他自己。那么，谁拿走了东南亚未来的乐观？加速了这些地区预期市场的泡沫？除了政府的好大喜功，以及市场本身的不完善，也许我们对另外的原因讨论得远远不够，比如对那个北方大国——中国因素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蒙昧和狐疑阶段，这完全是一种失策。
在克劳特的描述里，那次危机的诞生，呈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冷战后期，随着对抗的减弱，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饱和，或者过剩的西方产能，开始因为市场和成本因素，纷纷转向一些新兴市场体，比如南美、东亚的韩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在1994年以前，改革中的中国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比，优势并不明显，但是，随着这一年中国主动大幅贬值对美元的汇率，形势发生了逆转，大量外资开始从东南亚转向中国大陆，由此掏空了东南亚此前的市场预期。让东南亚各国多年前规划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成为增长的助推器，反而成了泡沫的帮凶。
简而言之，导致东南亚本次危机的最大根源，在于中国因素，其次才是政府的低能和市场的不完善。客观地说，中国是东南亚国家的噩梦——仅仅是它来自农业领域的过剩劳动力，就可能超过了所有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总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对西方市场的需求情况与东南亚各国完全相同。故而，当它决心参与到这种竞争里来的时候，对东南亚而言就不啻有致命一击的威力。
他委婉嘲笑了印尼、泰国、马拉西亚准备倒向中国的图谋，认为这一动向是病急乱投医，是狼入虎口、自投罗网。截止97年底，中国的美元储备只有区区1390亿，不及美国一家大公司，比如汇丰银行的美元盈余多。中国能给这些国家提供什么？是科技？市场？资金？还是先进的管理机制和危机治理经验？不，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口袋里，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什么都提供不了，它唯一能提供的，是与这些国家同质的需求，可以一口吞掉整个东南亚的旺盛需求。所以，无论是处理当前危机，还是为了得到对自己有益的发展预期，东南亚的最佳伙伴都是欧美，而不是它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
针对与欧美的合作，东南亚只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争取更优惠、更平等的条件，而面对中国，这些国家需要应对的问题则多得多。最重要的是，中国确实给不了这些国家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克劳特特别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印尼执政者和整个社会氛围太过情绪化，这个例子就是印尼土著长期以来对华裔的排斥，它也可以用来解释印尼打算借助中国力量摆脱危机这一最新动向，它们有同质的一面——都是情绪化的产物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 他说，实际上，很多印尼华人在印尼居住的时间，比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登陆的时间还要早，但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地土著依然排斥早就居住在了那里的华人，这显然是一种情绪化的产物，一直以来，这种落后的社会心理，就象空气一样徘徊在印尼上空——某种意义上，情绪化已成为印尼的一个标志。它一直在妨碍印尼正确认识问题。在危机面前，印尼人有必要弄明白一个道理，由情绪化所带来的偏见和仇恨，比如对西方的偏见，对华裔的仇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给印尼制造出更多的新问题……
在美酒和美色的交替作用下，克劳特的一席话，显得格外有说服力，来自马来西亚那个矮胖的教授由衷赞叹道，“克劳特先生，以你的远见卓识，不去大学任教，是这个世界的一大损失。”
克劳特谦虚地摇摇头，“不，隆尼塔先生，我只是个小商人，今天所谈，只是感同身受而已，毕竟我们在这里发展，需要在未来看到希望和繁荣，而不是其它，这是我们共同的利益。”
“现在很多学院出身的商人，因为有亲自在一线操盘的经验，眼光比一般学院教授独到深刻多了，他们中的杰出者，也不乏去大学兼职，我们学校就有高盛的专家任教，还挺受学生欢迎的”，被称为“隆尼塔”的教授看上去是一个温和的人，他诚恳地望着克劳特，“我同意克劳特先生的几乎所有观点，实际上，今天下午我也提到了，虽然我不能否认，马哈蒂尔关于危机的很多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但确实，我们对危机原因的探讨是不够的，思考的着眼点似乎也过于强调投机、而忽视了周边的地缘因素，既然我们的成功源于全球化，我们研究问题的眼界也应该全球化，但是很显然，之前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还是单一了些，或者如克劳特先生所说，带有情绪化和偏见的一面。”
“我一直反对仇视华裔，但是我得承认，效果不是太大，军方，尤其是一些有穆斯林背景的军方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比较固执，不过，我不觉得这种事是基于落后的情绪化的社会心理，把它理解成‘文明的冲突’可能更恰当 ”，那位与政界关系深厚的印尼教授接过话题，“至于这次苏哈托突然决定向中国求助的事，可以说整个政界，尤其是军界都很意外，今天下午我比较详细地谈了前段时间几个部长和议员与我私下交流的情况，没多少人看好这事的前景，但苏哈托好像对这事额外重视，好像铁了心要倒向中国。 ”
“听说不久前，他儿子破产了，苏哈托是想借这个举动，和中国人做笔什么买卖，以摆脱自己家族的财政危机吧？大家都在讲一个笑话，说他这次亏得恐怕要拍卖总统府了。”一直没出声的保罗•肯尼迪的学生，也兴意怏然地插进了话题。
“这正是大家私下担心的地方”，印尼教授朝保罗•肯尼迪的学生点点头，“但苏哈托在印尼的势力太庞大了，几乎没人能阻止他想要干的事。”
“我对印尼之所以特别关注，在于我们在那有生意，不久前我还在那里捐赠了一大笔钱”，克劳特显得很担心，“我可不希望看到印尼在未来走错方向。”
“谁也不希望走错方向，有好几家机构都已经邀请我参加他们举办的形势研讨会，专门讨论这事”。印尼教授的神情也很凝重。
“这是好事，来，让我们为xx教授（注：我一直没能记住这位教授的名字，它对我而言实在太冗长深奥了）将要为自己的国家前途仗义执言干一杯！”克劳特兴致勃勃地提议道。
盲点
克劳特以送两位教授回国的名义，去印尼呆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舆论，果然较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谈及金融危机的“中国因素论”的文章，逐渐出现在了这几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有关这一因素的高级别的研讨会的消息，也开始见于报端——克劳特办事的效率一贯很高。
没有了克劳特，我的生活失去了一大半乐趣，因为还没得到发展下线的权限 ，我在马尼拉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有一天，在整理完资料后，我实在闲得无聊，决定给老巢去个电话。
“嗨，迈可，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老巢那边刚好上午10点，听到我的声音，米歇尔夸张地喊起来，看来他心情不错。
“克劳特去印尼了，剩我一个孤魂野鬼，当然得骚扰骚扰你们这些幸福的人”，在第一次见到米歇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可以没大没小的人，他不会介意下属在他面前翘着一只腿说话，“这段时间可把我忙坏了，让我实在太想念在纽约的日子。”
“我听克劳特说起过，可以想象，你们那里现在是多事之秋，过一阵子也许会好点。”
“但愿如此，对了，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吗？我很愿意听到鲁考斯的消息，他最近怎样？”
“哦，鲁考斯”，提到鲁考斯，米歇尔声音突然低了下来，“他有很大的变化，等等，我去关一下门。”
居然得关门说话？鲁考斯又出什么事了？
鲁考斯确实出大事了，也许在一般人眼里，他的事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但我知道，这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
鲁考斯在重返南斯拉夫后，根据我给他的地址找到吉茜米娅，吉茜米娅愤怒地追问鲁考斯到底是不是间谍，鲁考斯当然否定了这个无稽之谈，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个走遍南斯拉夫寻找她的谎言，令吉茜米娅感动万分，于是，两人又暗中好上了。
沉迷于爱情中的鲁考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吉茜米娅和她的瘸腿丈夫，甚至包括南斯拉夫，违规作了不少事，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事？有多严重？米歇尔不肯透露，随后这些年，我和鲁考斯多次见面，可谓已是莫逆之交，但他也一直对此守口如瓶……后来，因为一次偶然失误，吉茜米娅终于识破了鲁考斯的身份，她无法原谅自己，在悲愤和绝望的双重折磨下，她从萨瓦河大桥上跳下去自尽了，这事令总部恼怒不止，决定将鲁考斯彻底调离南斯拉夫，要他去被我们戏称为养老院的兰利镇（注：中情局总部所在地，位于弗吉尼亚州）上班。
“如果再有两个月你不回来，你只有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才能看到他了”，米歇尔知道我一直非常尊重鲁考斯。
“真想不到，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意外了，米歇尔，好人，帮我想想办法，把我弄回去呆几天，我愿意用最稀罕的礼物贿赂你”，我在已是深夜的马尼拉叫嚷起来。
“嗯，别急，迈可，我倒还真想你帮忙带回来点东西，泰国的木雕佛塔，最好是从佛教寺院里直接弄到的，我有个邻居对这玩意很着迷，她希望我这个‘国际供货商’有一天能给她带来惊喜。”
“没问题，她就是想要一集装箱也无所谓。”
“就要两个吧，你知道，我太太现在跟她混，记住，上面最好有寺院里得道高僧的签名，以及高僧的照片，还有简介。”
“好的，不过听起来好像挺专业，她们是佛教徒吗？”
“说不上，算是东方文化，或者说神秘学说的爱好者吧，你听说过珍妮•狄克逊吗？”
“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吗？我知道这家伙有个妹妹似乎叫这名字。”
“不，她们只是碰巧同名而已，珍妮•狄克逊是一位预言家，在她的小圈子很出名，这么说吧，有人说她是本世纪最具有传奇色彩的预言家，很多大人物，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邱吉尔等等，都和她打过交道，据说她预言准确过很多事情，比如印度的分裂，肯尼迪被暗杀，不过她最出名的预言是说‘世界的未来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结’，我那位邻居对这句箴言似的说法很着迷，顺带喜欢上了东方文化。”
“真是个有趣的人，我愿意为这样的女士服务。”
米歇尔和我约定，克劳特一回来，他就找个理由把我“要”回去呆几天。
一周后，我终于盼回了被赤道的太阳晒黑了不少的克劳特。
除带回了一大堆报纸外，他居然还意外给我带回了件小饰物：一只造型独特的海螺，说是伊拉姆•塔娅要他转交给我的，原来，他在印尼忙里偷闲，和慈善基金会的人去了趟济纳古尔镇。
“也许再过两个月，开发那里的矿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克劳特显得喜气洋洋，“迈可，你给伊拉姆•塔娅吃了什么春药？她对你可是念念不忘。”
“克哥，我真没觉得自己给她留下过什么特别的印象，她只是不让人讨厌而已，不过这海螺看起来不错”，我也很惊讶克劳特捎带回来的礼物，“济纳古尔镇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应该没多大问题了，最后那个钉子户，我想我也找到办法了。”
克劳特解决那家钉子户的办法，确实别开生面，在慈善基金和当地镇政府出面都相继失败后，他派人调查了这个老头的所有往事，发现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救过一个落水小女孩。于是，他安排了这样一个计划：找到那个女孩，让她发起一次感恩行动，同时邀请北苏门答腊省的媒体专门前去做一次声情并茂的报道，随后，该镇将该老头推选为当年的“英雄人物”，拟专门划拨出一笔款子，把他安排进镇政府专门修建的被命名为“英雄家园”的小院子里，由政府养起来，整个计划只需要花费不到10万美元。
“现在慈善基金和镇政府的人正在着手这事，估计两三个月后就万事大吉了”，克劳特脸上浮现出他一贯的得意洋洋，“有句谚语说得不对，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加智慧才是万能的。”
这个计划让我叹为观止。但克劳特觉得那不过是个“小把戏”。
“迈可，那不过是随意之作，我想没必要过多关注，对了，你在这边看到动静了吗？我是指总部交办给我们的任务。”
“我看到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包括泰国的舆论在发生变化，您这趟似乎很有成效。”
“我在那边动用了一些人脉，但也感到确实不只有我们在忙乎阻止这些国家靠近中国，应该还有第二股力量，甚至第三股力量在操办这事。”
“哦？这么复杂。”
“很正常，哪个国家都是派别林立，我奇怪的不是这个，我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查不到他们的底细，这使得他们的来头显得很诡异，这次我在那边呆的时间长了点，这是个主要原因”， 克劳特从带回来的报纸里抽出几张，“你看，这份由财政部控股的报纸，在我去印尼之前就已经在刊登这方面的文章，所罗列的理由很偏激，注意文章中频繁使用的‘Cina’（注：支那）这个词，这是当地对华裔和中国的歧视性称呼，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和华裔有很深的成见。”
“我听那个什么教授说起，好像印尼军方中有不少人对中国有成见”，我想起那个聚会的晚上，那位与政界很熟的印尼教授似乎提到过这样的话，“还有就是，哪些人在提到中国时喜欢使用‘Cina’，我想这也该是一个线索。”
“这就是我需要追查的原因，我担心节外生枝，或者有人趁火打劫。” 一提到工作，克劳特神情严肃起来，他紧锁着眉，盯着那几份不知已经盯过多少遍的报纸，掏出一支烟，点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军方的人，倒是可能使用这个粗鲁的‘Cina’，这符合他们的性格，但是，如果它们真出自某些军方人士之手，你觉得他们有必要这么诡异吗？ ”
“是您曾说的我们那边秘密新派的人吗？”
“风格不太像，我们的人做的事，一定是客观上有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那里的事务，但这些文章显示的却是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或者亚洲主义，因为作者也不信任西方国家，所以，这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Cina、Cina”，我的嘴里念念有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桥本龙太郎，他在97年12月份”9＋1”峰会上那番煽动性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没可能是我们的盟友，日本人干的” ，我脱口而出。
“说说你的理由”，克劳特认真地看着我。
“这是个直觉，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您还记得去年‘9＋1’峰会上，桥本龙太郎的那番话吗，他说他担心亚洲国家会因为这次危机回到殖民时代”，脱口说出这个观点后，我的思路大开，“我注意到，日本对这次危机显得非常积极，去年他们给予泰国的援助也最多，第一次就给了40亿，而且热衷参与为解决危机而发起的各种斡旋，我想，也许，它把这次危机当做了它摆脱广场协议的一个好机会，如果它能得到这些国家危机善后工作的一部分，我想这对他摆脱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有很大帮助，克哥，你说过，东南亚，尤其是印尼对我们很重要，但别忘了，也许日本也这么想，如果不是这样，二战的时候，它怎么会冒着与英、法、美直接交战的风险，对这些国家大兵压境？ 桥本龙太郎故作深沉的那句话之所以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在于，我一直在琢磨，他说出这句远比马哈蒂尔那些激烈的言论更严重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很多日本人爱用‘chia’这个词，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词正是日本人传到东南亚的。”
“看来我们那一代人，有着某些集体性的思维局限”，克劳特笑起来，“迈可，你这么一说，我想我立即明白自己此前走进了一个误区，没错，正如你所言，也许，这背后确实是日本人在忙乎。”
“您以前没想到过他们？”我不大相信。
“没有，所以我说我们这代人有思维局限，对于日本，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天皇开着辆烧着木炭的古董车子，卑躬屈膝地去向麦克阿瑟投降，以及他们的政府主动组织妇女去慰问在那里登陆的美国士兵。80年代，他们在美国购买了一些资产后，舆论一惊呼，我们只动了动手指头，他们就乖乖扒在地上了，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衰退期——直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总之，在我们这代人眼里，日本是一个绝对的被征服者，不可能对我们搞什么阴谋。”
洞悉
因为米歇尔要我回去“汇报”一些特别的工作，我带着两个签了名的木质佛塔和一些精心挑选的小礼物，包括一盒上好的印尼雪茄，回到了阔别足有一年多的美国。
让我意外的是，鲁考斯看上去，并不象我想象中那样颓废，而是，很平静，有如一潭无风无雨的湖水那样的平静。
“你是特意回来为我送行的吧？”在我们第一次会面的那间咖啡馆，鲁考斯开口第一句就很直接。
“不，不不不，是是是”，我没想到他如此直截了当，一下就打乱了我早就编排好的这次为什么回来的一大堆理由。
“没什么，我的事在这边已经相当公开了，迈可，真的遗憾，吉茜米娅已经不在了，我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
“是哦，她是个多么动人的美女哦！”我想起了小史迪威给我看的那些照片，忍不住为鲁考斯遗憾和叹息。
“怎么？你见过她？”鲁考斯的表情稍微有些错愕。
我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根据以前的讲述，我根本没见过吉茜米娅，忙掩饰道，“不，不不，没有，我想她一定是个很美的姑娘，否则，哪可能让您这样的人物动心呢？”
“我这样的人物？迈可，”鲁考斯轻轻摇了摇头，“老实说，这两年我感到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为自己难过，如果有人说我以前过的是一种罪犯般的生活,我想我找不出理由反对，这种感觉让我万念俱焚，又大彻大悟。”
“您太悲观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现在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喝咖啡吗？”我感到，他因为南斯拉夫的事，遭受的打击确实太大了。
“是的，一切都过去了，包括从前那个自以为是的鲁考斯•哈尼贝恩”，这种悲伤的话，从鲁考斯嘴里平静地吐出，让我感到他真陷入了某种既让我尴尬、又让我无从说起的绝望中。
“无论如何，您在我心目中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一个值得美国尊重的英雄”，我希望能从那种极不适应的绝望中挽回点什么，“我还打算为您写本书呢。”
“迈可，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按理说，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应该，不应该给你带来悲观情绪，但是，我又觉得自己的感觉是那样重要，该怎么说呢？也许，你可以听听这个故事，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他是个好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辈子在一个小企业打工，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那个企业，但是，不久前破获的一个连环杀人案却表明，他的老板，那个表面非常和善的老板，正是这个连环杀人小团伙的主凶，30年来，他们共杀了15个人，这是警方备案的数字，这等于说，我的朋友，这个好人，他一生其实在为一个杀人犯服务。”
“这倒是个好新闻，但是，你那朋友是清白的，这一切和他无关，不是吗？”我不知道鲁考斯为什么会突然给我讲这么一个故事。
“是的，媒体不会放过这样的事，我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的。从法律上来说，那些事确实和他无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伦理角度或者价值角度，我们该怎么衡量他的一生？我们能说他的一生不是悲剧？甚至客观上为那些杀人犯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他的老板正是凭借员工们为他创造的财富购买工具实施了那些杀人计划。”
“这真是悖论，我想您是想暗示些什么吧？”
“是的，迈可，我想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用来概括我自己这些年的生活。”
“鲁考斯，您，您怎么能这么说？你和他们完全是不同的人，你是个英雄，象007那样的英雄。”
“很高兴我在你眼里是那样的人，但迈可，我得告诉你，那不是真实的，我知道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也许，我确实为那其中的一些事沾沾自喜过，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国家，不，也许是一些国家，因为我这类人参与其中，而最终变得支离破碎，战火纷飞，成了暴发户和有钱人的乐园，我实在失去了为自己骄傲的勇气。”鲁考斯一边说一边拿出了衣袋里的雪茄盒，我记起了我的礼物。
“对了，克劳特知道你喜欢这个，特意买了几支给您”，我拿出了那盒精致的印尼雪茄。
“真难为他记得我”，鲁考斯也没客气，顺手接过了那盒雪茄，“你们在那边很忙吗？”
我简单说了下最近一年来忙的那些事，当然，没有提到我们开了间公司，这事直接由总部统筹，连米歇尔也不知道太多内情。
鲁考斯沉吟片刻，“你怎么看你们现在干的这些事？”
“我承认，也许我们的行动，正在给那些国家带来困难，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件不光彩的事，因为这些困难与其说是我们带来的，不如说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他们不盲目乐观，导致经济出现了大量泡沫，我想我们没有机会，而且，通常来说，经过危机的调整，这些国家的经济会变得更健康和合理，会和西方国家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这无疑有利于他们变得更先进。”
“当初那些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家伙，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为这一大片蛮荒之地带来了文明和秩序’，可是，迈可，我得说，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和真相相去甚远，亚洲的事，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关注，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件事，发生在亚洲那几个国家准备成立更紧密的联盟，正在磋商发行亚元之际，它与当年的英镑暴跌都有相似的地方——那件事发生在欧盟准备发行欧元前夕 。”
“是的，我和克劳特专门聊过这事，不过我们觉得这没什么，不过是巧合而已，灾难是由这些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过于乐观的预期造成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因为这场灾难指责索罗斯，或者其他一些参与者，但我认为这不公平，索罗斯，包括其他人，或者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都不过是在利用市场的规则谋利而已。”
“迈可，一年不见，你的见识倒又长进了不少，不过”，鲁考斯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我，转身盯着我们侧边一根支撑整个咖啡馆的精美大圆柱，“看见那根大圆柱了吗？上等的纯白花岗石，就凭柱身的那些雕刻，我想它也应该值20万美金以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这柱子的主人允许你马上拿走它，你拿走就属于你，你会怎么办？”
“这是个没法完成的任务，我想我只会对这个柱子的主人耸耸肩。”
“为什么？”
“因为拿走这柱子，整个房子就倒塌了，我可不愿把周围这些人埋在废墟里。”
“可是，迈可，你没觉得，现在你们在亚洲干的，不就是这样的事么？”鲁考斯微微一笑，直视着我的眼睛，“没错，也许这些国家犯了错误，但是，我要说，在这些错误面前，你们选择的，正是毫不犹豫拿走了那根柱子，你们得到了财富，但却给当地留下了一片废墟和哀号。”
我想起了克劳特得意洋洋对我读的那段报道。这真是个意外的比喻！切中要害，一招毙命，让人无言以对，我吃惊地望着鲁考斯，当时的表情也许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
“可是——”我的确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这一番话。
“我知道你是个有良知的人，所以才和你谈这些，迈可，你我不妨谈谈心里话，算是我作为一个长辈的忠告，这些年来，也可以说是吉茜米娅离开我之后，我时常在想一些问题，我们的行为，到底有利于谁？为美国吗？可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从4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和债权国，变成了如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和进口国？是因为灾难？不，这50年来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灾难，是因为我们变懒了？和50年代比，也许现在我们更轻松，但并不比欧洲，尤其是北欧更懒，事实上，很多纽约职业人匆忙走路的姿势，都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是我们变笨了？不，我们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产品。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因素，或者一股什么力量，让美国变成了今天这副摸样？它也让我摆脱不了一个追问，‘谁在享受我的努力’？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全球为美国做的一切，真的让自己的国家受益了，还只是在为那些少数的有钱人开道？就像当初那些在越南和朝鲜的士兵一样，结果，可以这么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他拿起桌上的雪茄，慢悠悠地吸了一口，“也许，我洞悉了美国衰落的秘密，又或者，也许你我，都在受同一股力量的驱使，这种驱使的结果，却是让美国变得更加衰退，而不是相反。 ”
在鲁考斯看来，美国之所以从半个世纪前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出口国变成如今最大的债务国和进口国，秘密全在于它所使用的货币——美元身上。
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把美元的发行和管理权，让度给了私人银行，换句话说，是私人用他们的实力和信用，换得了“国家信用”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具有信用约束的市场环境里，这似乎是个不坏的主意，可以节省成本，规范对国家的管理。 但是，美国并不是处在封闭的环境中，而是处身在一个愈来愈开放的自由世界，当美国因为自己国民高涨的创造性和丰富的资源储备，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后， 尤其是，这些成就为美国赢得了世界范围的信用，并通过布雷顿会议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世界铸币权地位后，伴随着美元权利和利益的放大，美元的市场图谋逐渐出现了异常，并给美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应该说，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的市场功能和表现还是相对正常的，虽然它常常被批评的人指责为是在让犹太人似的贪婪合法化，但因为有对等的黄金作为信用后盾，这个体系在具体的运作上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当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际通用货币的旺盛需求，导致美元本身陷入了一个自己根本无力解决的怪圈中：如果以布雷顿森林会议承诺的条件为美元拥有者支付黄金，必然导致黄金暴涨，从而使美元发行人亏本；如果按照黄金的实际不断上涨的价格调整美元的价格，则又会导致美元暴跌，从而使美元因为失去市场信用而失去一切。
在实在难以为继后，美元放弃了兑换对等黄金的承诺，对外宣称，美元不再以黄金为后盾，而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开始，美元变成了一种新的概念类货币，并开始了绑架美国，由此绑架世界的卑鄙历程。
在放弃了可兑换等价黄金的承诺后，“美元绑架了美国”这个说法很好理解：美元发行人与“国家实力”之间，既没有法定的契约（实际也无从签订）来制约，也没有对等的实力来保障，它甚至不是政府的什么部门，不受国家任何干预，但却通过社会对货币这种不可缺少的公共需求，享受了由它带来的全部利益。
一个不受政府制约，却又制约着整个国家，乃至通过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制约着整个世界的怪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那一刻起，正式诞生了——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美元尽管不再承诺对等兑换黄金，但还是遇到了一个困难：保值的困难。
如何让美元既继续分享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好处，又能相对保值？这首先需要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相当分量的比值——超过它实际能力的比值，为了维持这一比值，美国出现了提倡超前消费的潮流，同时积极改革金融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向全世界发行债务，人为扩大对美元的需求，以此来稳定美元的市场价格。这种畸形的刺激导致美国第三产业的比值一度接近70%。在过渡消费的诱导下，美国国民和国家透支了自己的未来，欠下了世界各地的大量债务，从一个确实值得骄傲的民族，逐渐堕落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和债务国。
这个带有明显欺骗性的模式，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当有国家看破这个秘密，准备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它会立即遭到从美元的发行分享利益的势力的打击。
于是我们看到，当欧洲决定发行欧元，东南亚决定发行亚元的时候，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危机。甚至肯尼迪遇害，也与他决定改变这个现状有着某种难以说清的联系。
“因为美元的发行人知道，一旦有人挑战这个模式，导致美元不能继续从世界经济交往中分享利益，它就会崩盘，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直勾勾地朝他们头上掉下去，因为他们已经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中拿走了他们根本无法偿还的信用”，鲁考斯很平静地陈述着，“迈可，现在你是否明白？为什么美国会那么热衷制造和参与亚洲金融危机？很简单，一是阻止它们成为拥有单独区域货币的经济体，二是为美元制造更多机会——当这些国家的金融崩溃后，它们别无它策，只有对美元屈服，更多的资产，资源，乃至涉及到国家命脉的公共资源，都会被美国的资本收购，而你我，不过就是这些并不体面的战略中的棋子而已。”
鲁考斯的这一席话对当时的我而言，足够新奇，也明白了一些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的事，比如鲁考斯矛盾的言行，但我承认，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当时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事实上，在经过短暂的震撼后，它们带给我的改变并不多，我很快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就算这样又如何？全世界的人不都还是在争先使用美元吗？美元不是可以实实在在购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吗？虽然我们在亚洲，也许也包括在欧洲的行为，称不上光彩，但它不是给美国带来了看得见、可以被计量的利益吗？这就足够了，更何况，正如克劳特所说，我也从其中分享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十章 资本势力
控制媒体
在写完上述文字，翻看以前留下的记录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再提起另一个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注释：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信息经济学创始人，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公共部门经济学》？《喧嚣的九十年代》、《全球化及其不满》等，并曾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环境署任职)。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我与他从未谋面，但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同路人：我们都深深卷入过那场灾难，并几乎在同一时间，因为不同的人生际遇先后告别了主流社会，开始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时，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在处理东南亚危机过程，因为“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及其阴谋”，而在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中开始反思这个世界。
从2001年开始，这位一直试图将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的顶级经济学家，开始公开出书批判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活跃在全球的金融资本。
天才并不都是孤独的。只有当天才要去承担为自己所知觉的使命后，他才会走向孤独，而且，在使命的前面等着他的，一定是孤独。
这正如后来我接触到的迈克尔•哈德森（注释：美国最具创建性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现为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有杰出贡献教授，是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的经济顾问，出版了《超级帝国主义—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全球分裂》、《贸易、发展和外债》等影响深远的著作），这位不到30岁就负责为美国政府撰写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形势分析报告的天才金融学家，因为洞悉了美元的秘密，觉察到了这一趋势的危险，以至在报告中公开警告美国政府如果执行这一政策，将要为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而在未来遭遇灭顶之灾， 而受到美元势力长期敌视，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直到2008年危机爆发，他30多年前的观点全部应验后，他在国内的处境才稍微有所改观。
师从著名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个人作风放荡不羁的斯蒂格利茨，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接触、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斯蒂格利茨比后者走得更远，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更多有价值的观点。
斯蒂格利茨创建并丰富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信息经济学，这门学问发现，任何具体经济行为，都是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反馈，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社会乃至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差异，又导致这些决定具体经济行为的“信息”，具有不透明、不对称、不均衡等特性，这些特性足以使传统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运行环境、规则和目标“失效”。也即，构成经济学基础之一的“理性人假设”， 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果无视这种现实差异，则将让经济运行产生错误和不公平，并由此出现难以估测的道德风险和经济危机。
蒂格利茨的这一研究，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延续了数百年的学院传统，第一次从现实，而非学理角度去发现、研究问题，他也因为这一突破性的发现，随后多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年，斯蒂格利茨进入克林顿政府，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顾问，后任顾问团主席，1997年，他进入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在这家拥有全球性影响的机构，一直秉承“让穷国在制定政策方面有较大发言权”和“承认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两大信念的斯蒂格利茨发现，世界银行的实际运作与它对外公开主张的理念相去甚远。并实际主导了全球范围的资源，甚至有关“市场”、“进步”、”发达”、”发展”等观念的单向流动，这引起了素有“大炮”之称的斯蒂格利茨的不满，屡次向媒体抱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开错的药方”。并因此引起了大多数同事的“抵触”与“对抗”。
2000年，因为公开指责和曝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的阴谋，斯蒂格利茨被迫离开了世界银行。
2001年，他向外抛出了《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正式开始了对主流社会的宣战，在该书中，他利用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获知的数据，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化进程”对拉美和中亚进行了不公平、乃至密谋似的疯狂掠夺，并使这些地区孕育或已经出现了社会动荡。在这个过程，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和华尔街，均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第二年，他再接再厉，出版了《喧嚣的90年代》，认为90年代错误的乐观和成本概念，已经让全球金融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利，都过于膨胀了，并已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埋下了严重隐患。他认为，金融领域风行一时的CEO管理机制，存在“让整个社会承担交易风险，但基于这种风险交易的好处，却是个人的”这种结果，这种管理模式正在放大管理者贪婪的本性，并将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无度扩张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
这两本书，把斯蒂格利茨打造成为了“一名战士”、“一名主流社会孕育的异端”、“一名姿态强硬的批评者”。
对这位来头不小的批评者，美国主流社会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报道完“斯蒂格利茨离开了世界银行”后，随即对他采取了用沉默进行封锁的冷处理，事实上，当下的主流学术界，也再找不出一个人敢于与他当面叫板。对美国所有主流经济学派而言，他无疑是一座最高的高峰，对于任何想直接与他对抗的人，都意味着是一场噩梦，一场毫无悬念的必然失败。
尽管主流社会对他保持了可耻的沉默，但斯蒂格利茨并没有终止自己批判的脚步，2005年，他把矛头对准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为楷模的“美国模式”，透过几乎人人皆知的“美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却依然需要举债，向那些远不如美国富裕的国家借款”这一事实，指出“美国的货币体系是行不通的”，“从长远来看，这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我记得，在南斯拉夫之行，我和小史迪威曾专门讨论过美国的媒体，那个时候，无论是小史迪威，还是我，都对美国的媒体持肯定和褒扬态度，认为它们具有维护美国传统和凝聚社会认同的优点，是美国值得骄傲的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几年后，当我们手里握着无可辩驳、对美国前途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证据，多次找到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却被婉言谢绝，甚至遭到他们集体性嘲笑后，小史迪威和我才发现，也许我们以前对自己国家的传媒业的认识，非常表面和肤浅。
结合人人所见的斯蒂格利茨的遭遇，也许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没错，或许正是媒体，喜欢化身为“社会正义守护神”的媒体，在似乎给予了我们自以为可以轻易获得的透明、公正、力量、繁荣和希望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随之陷入了相对主义、折中主义、享乐、盲从、贪欲和谎言的泥潭之中。
如果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用“资讯的海洋”来概括可能才最为恰当，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承认了另外一个事实：那些左右了我们生活的资讯的掌舵人、评论家、内幕调查者、热点话题和流行趋势的制造者——媒体，实际控制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和有关生活的观念。
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谁在控制媒体？他们控制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许他们知道华尔街是犹太人的天下，但未必知道，看上去彼此竞争得热火朝天、敢于揭露内幕、丑闻、密谋，以戏弄政治人物和社会名人为乐的报纸、电视，包括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也大多在犹太人，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大财团的掌控中。
基于传媒在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个行业的垄断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行业：1982年，美国传媒业控制在50家财团手中；199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家，四年后，也就是2000年，整个美国的传媒娱乐业，被5家大财团所垄断，它们分别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沃特•迪士尼集团、通用电器集团、新闻集团、Viacom(维亚康)集团。这五大公司中，有三家——时代华纳，沃特迪士尼，维亚康集团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 此外，一些独立于这些大财团之外、对社会舆论走向有着重要影响的精英传媒，也实际为犹太人家族把控，如《纽约时报》，该报1896年为犹太富商阿道夫•奥什收购。《华盛顿邮报》也早在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被以犹太金融家尤恩•梅耶为首的犹太人小圈子收入囊中。
这些传媒的所有权分布，非常直白地显示出了一个对绝大多数美国普通人——虽然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已有63%的美国人觉得他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经常是大错特错的——而言，至今可能都没思考明白甚至完全没意识到的可怕事实：财团不但掌握了美国社会的财富，控制了财富产生方式和分配大权，而且通过控制舆论掌握了社会注意力和社会正义的裁判权，并成功让我们长期生活在谎言和幻觉里。
如果有人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让我们来回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有哪家大企业是在媒体揭露其“滥用信用欺骗公众，其实早已资不抵债”后，才不得不宣布破产的？
没有，没有任何一家破产的大财团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破产的大企业，都是在消耗完自己的信用，欠了社会巨额贷款，实在难以为继，自己主动宣布破产后，公众才知晓它们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的。
在三大投行垮台之前，公众知道这三家企业涉及公众资金上万亿的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吗？
在通用破产之前，公众了解这家庞大的制造企业糟糕的财务状况吗？
克莱勒汽车、世界通讯公司、华盛顿互惠银行、CIT（金融）集团、Conseco保险公司、印地美银行、环球电信、新世纪金融、太平洋瓦斯电力集团、卡尔潘电力公司……所有这些近10年来破产的、声名显赫的大企业（涉及资金数万亿美元之巨），都是自己宣布破产后，其糟糕的财务状况才随之公之于众。
简而言之，美国公众对于消费着大量社会公共资源的大企业的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甚至比不上一直被美国传媒不遗余力地嘲笑的中国。而同时我们又被告知，我们处在这个星球上“最自由”的国家。
甚至，就是在这些企业破产后，我们也看到了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事——被斯蒂格利茨关注和指责的“CEO机制的贪婪和无耻”，在“雷曼破产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这家牵涉资金超过6000亿美元的超大企业被迫破产后，导致其破产的管理者们，获得的却是“将得到高额补偿”的承诺，这个“无耻的承诺”，不但激怒了所有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普通美国人，甚至也激怒了白宫。
2009年圣诞节期间，在为祭奠威廉•班尼特意外身亡而发起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小史迪威对这一状况作过精彩描述：他们（传媒）宁愿耗费50万美金，去掀开帕丽斯•希尔顿（注释：希尔顿酒店女继承人）最后一层内衣，尽管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愿花50美金，去解富尔德（注释：雷曼主席兼行政总裁）一颗上衣纽扣，尽管那里面藏着太多对美国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秘密…… 在 共同的利益机制和默契下，媒体成了美国社会一道特殊的防火墙，有效阻止了公众去了解资本权贵的秘密，并过滤了那些试图或已经出现的追问这些秘密的声音，比如对911的质疑，以及美国货币协会发起的货币改革提案等等。这种过滤是通过向社会投放过量娱乐化新闻、政治人物无伤大雅的所谓丑闻和渲染其他国家的缺陷得以实现的。 比如，纽约时报可以连篇累牍地报道英国小王子的生活秘事，或者帕丽斯•希尔顿的风流韵事，或者布兰妮大幅走光的照片，或者克林顿的拉链门，或者小布什皱着眉头啃生玉米的细节，或者中国的什么事件、德国的什么丑闻、法国佬的闹剧……它们让我们的世界看上去一片喧嚣，热闹、丰满、充实，唯独（让我们）无法看到主宰了和主宰着我们利益分配和未来前景的资本运营内幕。
我想，对美国社会存在这样一个“雷区”，“大炮手”斯蒂格利茨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所有针对美国问题和金融危机的发出的批评中，他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美元本身这个问题。
比如在向媒体谈到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他往往将炮火对准“管理层的贪婪”，或将其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失误，最多只曾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货币体系”、“现在的货币体系是美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对美元本身的邪恶和带来的问题虚晃一枪，而再不愿深入谈论这个暗藏杀机、已夺去无数人性命的敏感话题。
制造“主流学术圈”
为了逼迫依然在紧锣密鼓筹划“倒向中国”的印尼就范，同时遏制韩国民众针对外资收购本国大企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扑”，美国财团在大洋彼岸再出狠招——通过粮食期货市场，人为制造了一出粮食涨价的好戏。
本来，无论是印尼，还是韩国，传统上都是农业国，尤其是印尼，在与西方接轨之前，一直是农产品输出国，但是，70年代开始，由于产业转移所诱导的产值差异和前景迥异的发展预期，印尼、韩国很多农业庄园开始纷纷转型，要么成了新的工业开发区，要么转而种植对接西方市场和转移产业的经济作物，这些因素加上人口迅猛膨胀，导致印尼和韩国都很快成为了粮食纯进口国。
货币在疯狂贬值，粮食在疯狂涨价。两个国家的形势顿时雪上加霜，本来就已焦头烂额的政府事务，不得不再加上“打击市场突起的囤积居奇，稳定粮食供应”。
饶是我经过了一年多有关危机的亲身历练，也为此惊讶得目瞪口呆——投机商们左右局势的势力和可以随意调动的资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真没想到，他们实在太强大了”，看着粮食期货市场一个劲往上窜的价格曲线图，我向克劳特惊叹。
“这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结果。”
“它们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吗？”
“是的，因为‘全球市场一体化’有利于降低成本，延长有效管理，便于产业扩张，所以它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资本的权利，让它们左右局势的能力超过了当今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 我想至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没有对这种状况重视的程度都不够，对它的运作目的、运作方式、左右局势的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的研究，也非常有限 ”，在说这些的时候，克劳特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张图，“不过，我想，也许它们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左右了今天粮食价格的走势，或者昨天石油的巨幅涨跌，而是它们成功制造出了一个主流学术圈子，并通过这个圈子让整个社会相信这些涨跌和走势是‘正常’的，以及由资本主宰发展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乃至人权上的进步
“虽然我惊叹这种大规模调动资源对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围剿的能力，但是，克哥，我并没觉得它有多高深，在我看来，它依然可以属于一种东方智慧，实际上，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曾这么做过”， 我想起了大学时看过的一本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小册子。
“是吗？这倒挺有意思，迈可，你似乎对这些东方国家颇有研究，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你说起什么‘东方智慧’了”，我这番话显然激起了克劳特的兴趣。
“我确实对这些国家很感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很偶然地加入了这个团队”，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小史迪威的情景，”这么说吧，那个时候的中国版图上，存在很多国家，它们之间不时发生战争，其中有个国家拥有一个非常有计谋的总理，为了打败邻国，他想了一个办法，声称自己国家的贵族喜欢山羊皮，并向自己的邻居大量重金收购，结果，邻国那些老百姓见有利可图，不愿种粮食了，纷纷改养山羊，几年后，这个国家粮食入不敷出，得完全依靠进口，这时，声称喜欢山羊皮的国家，把住关口，禁止出售一粒粮食给热衷养山羊的邻国，结果全国遍地是山羊、却粮食奇缺的这个国家，不战自败，不得不向自己的对手俯首称臣，以换取养活自己百姓的粮食（注：这是春秋时的一个故事，发生在齐国和鲁国之间，那个非常有计谋的“总理“，是在齐国有“仲父”之称的宰相管仲 ）”。
“天哦，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高深的智慧？！那时英国人还在草棚里呆着呢 ”。克劳特表情有些夸张。
“准确地说，那时还没有英国，法国甚至德国，当然更没有美国，那是个属于中国、埃及、希腊、印度和巴比伦的时代” 。
“说真的，谈到历史，以及文明的发育和传承，我想我太有理由感慨了，我曾利用因为结婚而得到的假期，和凯瑟琳（注：克劳特的太太）游遍了整个非洲
“克哥，您这个审视文明的角度还真与众不同”，克劳特这番侃侃而谈，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新鲜感，“是哦，照您这个角度，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意义丧失’，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比如萨特、卡缪、雅斯贝尔斯，从文化的角度阐述过这种生存焦虑，但是，对您看到的那些非洲人而言，这种‘意义丧失’可能不仅仅是指文化，而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可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丧失’ 这几千年来，他们仿佛被什么东西催眠了，仿佛才刚刚从树上下来一样”。
“不，我不知道，我对非洲原住民问题几乎没有研究，在没去非洲之前，那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个动物世界，成群的野牛、狮子、斑马、羚羊、大象、犀牛......摄影师给我们刻画的就是这种形象，但是，当我实实在在踏上那片土地，从开普敦一路往北，我才因为很多反差巨大的场景，逐渐有了诸如此类的困惑，我想，如果有一天你踏上那个地方，在刚刚走出高楼林立的城市不到一个小时，就陷入一种巨大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荒凉后，你也会产生这样的疑虑——那里的很多地方，至今还相当原始，原始到你几乎无法在那里发现任何历史和财富的累积迹象，我想这肯定不正常，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在一场漫无边际的交流后，克劳特和我都乐观认为，也许危乱中举起的粮食大棒，会让一切变得简单——印尼很快也会象韩国那样乖乖就范，总部交办给我们的任务，虽然借助了我们还不了解的外部力量，但好歹也算大功告成了。
但没想到，让克劳特和我大跌眼镜的是，这根“粮食大棒”在印尼引起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突遭粮食短缺变故之下，印尼不但没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屈服，反而更坚定了向中国求助的决心，甚至连一些以前反对向中国求助的议员和军方人士也相继倒了戈，不再反对苏哈托向中国求助。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印尼爆发粮食危机后，中国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有意无意释放这样的信号：中国粮食多得吃不完。如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回答一些外国记者有关国际粮食突然涨价的提问时，乐观表示“即使中国连续遭受3年自然灾害，也不会出现粮食短缺”，后来更赤裸裸地对外宣布，“正在准备出台粮食流通改革方案，想办法消化农民手中吃不完的粮食。”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向印尼紧急提供粮食方面的帮助。
“真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看着从印尼传来的简报，克劳特泄气地瘫坐在沙发上，“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高明的手腕，反倒帮了中国人的忙。”
我也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会在这件事上忙个没完没了，而且显然，处理起来也比没有这事前更为棘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中国人不直接告诉印尼，他们可以提供帮助，而是显得有些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样子？”
“中国人的谨慎是有原因的”，克劳特两眼仍没离开简报，“迈可，我们曾经谈到过，没有西方国家愿意看到中国染指这个地区，尤其是染指印尼，对这一点，中国人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太想和这个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了，也尤其是印尼，我似乎曾经和你提过，印尼有很多华裔，而他们在最近30年，也就是6-7-80年代，曾多次遭到过当地土著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自己的侨民在海外遭受这种灾难，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因为与印尼隔着数千海里的大海，海上军事力量薄弱。且很大程度上，这些屠杀实际受到了西方世界的纵容——没有任何一次屠杀行动遭来过国际社会的实际惩罚，西方国家都乐于看到这个东方国家受到诸如此类的灾难折磨，甚至将这种屠杀视为引中国人前来自投罗网的陷阱…… 所以，在这些屠杀发生后，握在中国人手里的唯一武器只有‘谴责’、‘再谴责’、‘强烈谴责’，谴责了这么多年，也有这么许多鲜活的生命被残忍虐杀，但国际社会没人把这当回事，大家都把这个当笑话看了。 ”
“你这么一说，我倒真看出古怪了”，我被克劳特的谈论吸引住了，“真的，以前您提起过的那些屠杀，任何一桩都算得上是恶性人权事件，国际社会对此完全不应该无动于衷，但正如您所说，他们居然没有受到过一次实质性的惩罚，太奇怪了，难道这一切的原因，真的仅仅只是为了看中国的笑话？”
“当然不只是看笑话那么简单，因为这实际是在损害中国的声誉，打击他们的尊严，自信，你应该知道，在一个商业世界，这三个东西都可以置换到利益......而印尼也会在程序上作一些处理，他们对于每次冲突，都会归纳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如种族冲突，或者清除共产主义余孽，或者失控性突发事件等等等等，因为有西方默许和纵容，国际社会被迫认同这些理由，这就是印尼能一次次逃避惩罚的原因”， 克劳特谈性渐高，“就拿美国来说，既然每年的国情分析报告，都把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它会介意看到一个国家用某种极端的方式作出有损中国利益、尊严和威信的事来吗？不，不会，它更乐于去做的，是为这些事做些顺水推舟的工作......我想，这次印尼之所以改弦易辙，决定倒向中国，除了银行的事（指苏哈托儿子的银行在危机中倒闭）可能真的触怒了苏哈托家族外，还有就是他们手里有华裔这个巨大的筹码，这个筹码可以为它用极低的代价，换回一大堆有利于解决燃眉之急的资源，甚至，如同传闻中所说，顺便还可以弥补些自己儿子的银行倒闭带来的巨额损失，而中国，我想，也乐得与它做这么一桩赔本买卖，这是当前它改变印尼境内的华裔处境的最好的、也几乎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隐隐约约之间，我感到克劳特似乎对华裔有着某种难以说清、超乎寻常的感情，比如我在上海戏弄了一个女孩后，他对我大光其火，在接到总部语焉不详的指令后，又对印尼的华裔处境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每次提到中国人时，都有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宽厚和亲切。
麦克阿瑟基金
有一天，在一个下午茶上，在周围只剩下我俩的时候，我忍不住向他说起了我心里这个奇怪的感觉。
出乎我的意料，克劳特对我唐突提出的问题并没感到吃惊，他沉默了一阵后，坦率向我承认，他确实对华裔有种超乎一般的情感。他甚至向我讲起“这事与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
8岁那年，他那位墨西哥籍母亲离家出走后，他遭到了小伙伴们的奚落和疏远，备受打击，一个离他家不远的开杂货铺兼出售一些二手书的华裔近邻，唯一没有嘲笑他，而是对他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比如经常邀请他去他家玩，理由是“又来了一批‘新书’”，有时克劳特爸爸加班，这个华裔家庭也乐于叫他一起晚餐，他在那家杂货铺狭窄过道尽头的一只矮木凳上，陆陆续续看了《草叶集》、《北回归线》、《纽约人》、《追求孤独》、《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百万个青少年罪犯》、《在路上》、《预言的少数》、《新激进分子》等林林总总的杂书，直到16岁那年，那家华裔家庭因为攒足了钱，打算去邻近一个大城市开一间更大的杂货店，搬离了他居住的那个小镇，他才终止了这一漫长而快乐的“精神大餐”。
克劳特把这段经历描述为是他的“重要的阅读时光”。孤独，苦闷，却又内心充实，眼界大开。也让他对中国人充满了莫名的感激之情。在他前往非洲度蜜月之前，他还带着新婚妻子去拜访过老邻居一家，昔日的老邻居已在那座大城市开了好几家超市和餐厅了。
“迈可，你对中国人很有研究，那么，在你看来，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讲完这个故事，克劳特似笑非笑地盯着我，抛给我了一个问题。
“谈不上研究，我只是很感兴趣，中国，东方，这些地方的文化、历史，对我来说很神秘、很古老，有很多足以让我感到新奇和惊讶的典故，就像我给您提到过的那些典故，那样的故事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而一些典故甚至成为常用语，在儿童之间口头流传，这些和我们国家不太一样，我想也许他们并不象我们电视和报纸上描述的那么古板和木讷，他们实际很幽默、风趣，甚至很浪漫、很有智慧，值得…我下功夫关注 ”，我对克劳特居然有如此经历深感意外，还在脑子里想着当初他没落的神情究竟是啥样，被他突然一问，有些没反应过来，说起话来有些结结巴巴，但是克劳特完全理解了。
“说得没错，有一个问题，至今我还没想透彻，中国人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据我观察，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完全称得上是天生的清教徒，拘谨，和善，勤奋工作，生活节俭，比如在我居住的那座小城市，他们可以说相当受歧视，但他们中不少人，竟能通过默默无闻干一些不起眼的活，如开杂货铺，小餐厅，洗衣店，补鞋店，在数十年间积累出一笔不小的财富，这简直是让人敬畏的奇迹——比犹太人的敛财方式更值得敬畏的奇迹，这是我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 ，和一些书籍关于东方人的介绍，比如那位海军中将的航海日记和一些传教士的记录大相径庭”。
“是的，我也常有这种困惑，甚至推测这也许是那些记录者有太执着的宗教情结，或者被亚洲人、南美人诟病了100多年的殖民优越感，才导致他们出现了带有明显偏见的记录…… 不过，克哥，你真的觉得现在印尼的华人有危险？你的焦虑来自这种担心？”我对过分抽象讨论中国人的话题兴趣不大，除了意外获悉克劳特少年时的经历，我更感兴趣的是当时整个东南亚民间隐隐约约渗透出来的、针对中国人的敌意，这让我有种莫名的兴奋，让我觉得也许确实会有难以想象的大事发生，它们会是什么？它们会改变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承认，那段时间，我心里不时冒出各种幸灾乐祸的念头，间或夹杂着好奇和不安。当然，我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突然发生的事，竟然是那样血腥和残暴，而我也完全被所看到的场面吓坏了……
“是的，我有这个预感，根据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在获知中国政府确切的态度后，我们的同行已经启动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意在局部扰乱——”
“等等，克哥，您的意思是，这个计划的执行范围，并不只局限在东南亚？”
“是的，记得你和海西里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所过，这是一个堪称‘二战后最大的一场战争’，是一场‘可以改变历史…到我孙子读10年级的时候，他会在历史课上读到的新型战争’”，克劳特张开双手，夸张地做了一个合围的姿势，“虽然总部在这个计划上对我们保持了沉默，但北京方面的动向和我在印尼看到的情况告诉我， 也许‘他们’会铤而走险，我熟悉‘他们’的风格。”
“‘他们’？‘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可能和‘麦克阿瑟基金’的人有关，你听说过麦克阿瑟基金 吗？”
“麦克阿瑟基金？是1978年成立的那个在全球很活跃的麦克阿瑟基金吗”？我在大学时听人说起过这个关注科技和环境的基金会的名字。
“不，不是，而是陆军、海军和中情局在二战结束不久联合成立的一个秘密基金，它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基金（注释：当时还没有比尔盖茨基金，），很少有人知道它真实的名字，只是因为牵头的人是麦克阿瑟，所以大家习惯称它叫麦克阿瑟基金，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X基金，或者Y基金，总之就是这么一家拥有巨额财富的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缴获的日本掠夺的东南亚各国的财宝，也许还有些纳粹的资产，据说经不完全折算，这笔钱在40年代末就超过了200亿美元。”
我想起了汤姆，瘸腿的老海员汤姆和他的故事，但表面依然装得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假装惊讶地叫起来，“哦上帝！在1950年，这该是多大的一笔钱！我记得，拯救整个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最初的预算也没超过200亿美元，不过我不明白，克哥，这场危机和它们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也许他们觉得，任何区域争端和可能改变世界既有格局的趋势，都与他们有关。” 克劳特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明显的揶揄表情。
“可是，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些对我而言，完全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
“其实，我得感谢你，迈可，你那句估计是日本人在插手印尼局势的提示，让我想起了中情局内部的一个传说，在最近几天，尤其在分析了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后，我愈来愈觉得，也许东南亚的局势，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的掌控，我们甚至已经无法准确判断下一步这个地区究竟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个沮丧、又让我大涨见识的下午，按照克劳特的说法，我们遇到了强劲而又行动诡秘的对手，虽然他们与我们来自同一个阵容，但却又不和我们有任何交叉，既不受我们的控制，也不会和我们有任何正面接触，甚至可能——当他们觉得我们成为他们的目标的障碍的时候——成为我们真正的对手。
这简直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关系。
这种复杂的关系源远流长，始于我父亲的童年时代，也就是二战结束的最初的那几年，与二战中功勋卓绝的将军和战后出现的数目庞大的剩余物质的支配直接相关。
在世界主要大国差不多经历了5到10年、耗费巨大、死亡惊人的战争后，出于对人类未来安全负责的考虑，一些战功显赫的将军和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经过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松散而高度机密的组织，核心主旨是关注和研究全球的局势变化、科技发展和环境问题，并以此将盟军从德国、日本缴获的、数目庞大的战利品——最大部分是纳粹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财富和日本从东亚、东南亚各国掠夺的财宝——归入自己的帐下。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托辞，目的是秘密、正当地占有对战后剩余物质和战利品的支配，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延续对世界发展与格局变化的主导权。
这个组织依靠手中庞大的财力和社会影响，不但推动了欧洲、日本的重建、成立巴解组织围困以苏联为首的红色联盟、发起对残余纳粹的追杀、秘密启动一些新型武器如气象武器、生化武器的研究，甚至还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战略学的诞生。 这不是一门关注某个局部或某一专业的学问，而是从人类生存的全局着手研究社会结构、变化与趋势，以及国家间的关系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科，虽然它在很多年内没得以正式命名，但著作方面却硕果累累，影响巨大，比如《不战而胜》、《文明的冲突》这些大学热门专著，都是在这一组织的影响、甚至或明或暗的支助下完成的， 从表面看，它们都是严谨的、中立的、高瞻远瞩而富有思辨的学术著作，但事实上，它们看问题的标准，却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立场。是从西方既有传统和价值来剖析这个世界，它们的写作目的无外是告诉世界为什么西方会主导这个世界，以及西方如何继续主导这个世界。
和美国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沙龙比较，这个组织的最大特征是与中情局、陆军总部有直接关系——它的资金本身就是这两个机构从战场谋取的财富的一部分，它的缔造者是在美国的威望一度超过总统的麦克阿瑟。
只是，也许是出于小史迪威的原因，克劳特当时没有向我讲起麦克阿瑟从欧洲转战亚洲后，为独吞本该由史迪威参与支配、全部数额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巨的“山百合”藏宝，对一直奋战在亚洲战场的美军统帅史迪威的刻意疏离。乃至战争结束后，史迪威很快淡出了公众视野，而麦克阿瑟家族则一跃成为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权贵家族”。
第十一章 双管齐下
“Z 计划”
我以为克莱特探听到的北京方面的消息有很大的爆炸性，但事实上，很平淡，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很平淡，觉得克劳特把这个消息视为”一个重要动向”多少有点大惊小怪，疑神信鬼。
消息是这样的——
为了给中国添乱，最大限度扰乱中国国内局势，以削弱中国政府对东南亚的兴趣和行动能力，阻扰印尼和中国结盟的势头，中情局在中国内地启动了一个代号叫“Z计划”的行动。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诱导中国的一个气功组织与中国政府之间发生冲突，并实施温和而态度明确的反政府行动。
看到我不以为然的神色，克劳特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计划的一些奥妙。
这一行动，或者说美国对外的这类行动，就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在系统研究二战期间的间谍战后，提出的“软战争” 这一概念的重要措施之一，软战争突出了两个方面的行动指南，一是和平的方式，二是具有预见性。某种意义上它是通过一种“借力打力”的方式达到制约对手的战略目的，也就是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投入的成本很小，但收益非常高。
这一战术的操作模式，是有预见性地发现和选择对手阵营未来可能获得巨大影响的人物或群体，然后以巧妙、合法的方式渗透， 通过提供发展平台、媒体平台、社会关系乃至资金等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然后诱导出其与政府间的矛盾， 并逐步将这种矛盾放大为一种不可调节的冲突，使其成为社会的一道裂痕或伤口，导致对手必须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为此裂痕或伤口买单，由此给对手构成一种事实上的战略消耗。
“可是，克哥，您是说，北京方面的消息就是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会因为一些理由向政府抗议？”听完克劳特一大通解释后，我对那个所谓的“从北京传来的动向”依然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克劳特的一本正经有些好笑，至于“软战争”、“预见性”、“和平的方式”和“战略消耗”，我在培训期间已经很熟悉了，只是不知道它居然是一个基金会的研究成果，而且看起来这个基金会的一些成员，似乎的确应该和汤姆说的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迈可，你可别小看了这类行动，它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会构成一道很大的杀伤力，听说他们为了这事没少下功夫，至少4年之前就开始着手安排了。”
“天哪，难以想象，就为了这个？”
“是的，就为了这个，这可不只是个只有老头老太太的组织，而是，在《时代周刊》对它进行报道后，有很多海外消息灵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参与到这个组织的活动中了，某种意义上，它是现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真不可思议，《时代》周刊会去关注一个气功爱好者！那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小分支而已”，我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这还牵扯到《时代》周刊，在我看来《时代》周刊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综合性重量级刊物，与气功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搭界。
“这就是这个组织的能量，在这方面它强过中情局，麦克阿瑟在二战中扮演的是犹太人救世主的角色，犹太人对他都很尊重，而你知道，犹太人在报界的影响力——他们是很多有影响力的报纸、电视台、周刊的大股东或老板，所以，这个基金会想让《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日报》关注下某人，简直是小事一桩”，克劳特对我的惊讶不以为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关注了这个气功爱好者，而是以一种非同一般的角度关注了这个气功爱好者，并对他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当然，我估计，这都是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方面的暗示。”
原来，早在3年前，也就是1995年，《时代》周刊就对这个气功爱好者作个一个高规格的专访，而对话的主题居然是“世界秩序与人类未来”这个比对一般国家领导人的专访还高端的话题，显然，他们对他的定位，不像是一个一般的气功爱好者，而象是一个先知，或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
这个采访，以及美国方面诸如此类的活动安排，让这位气功爱好者声名大振，不但在一般民众的影响急剧扩大，也让一些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加入到了这位气功爱好者的组织中。
“一个采访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真有些难以置信！”我有些哑然，“克哥，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要把它们说成是一种安排，而且，为什么一定就能知道他，或者他们，会和政府之间发生冲突。”
“洞悉这些，需要你熟悉历史、文化、政治、现实、社会学，嗯，尤其是社会结构方面的理论”，克劳特微微一笑，“亲爱的迈克尔，你去过东欧，参与和目睹过那里的一些事，你能否告诉我，你对那里的什么东西印象最深？”
“噢……让我想想，我想，我想是当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
“是的，中国也这样，这就是他们会下功夫做这类安排的原因，因为它意味着机会和成功”， 克劳特把茶几上的两个茶缸和一个烟灰缸并在一起，指着那一堆东西说，“你看，任何社会的结构，从文化方面看，大体而言，都是由传统、制度和现实文化这三个部分构成，制度是核心，传统是制度的依据，而现实文化则对制度和传统，当然也包括历史，起着评论和修正功能，同时它还是一个时代价值的承载者，如果说政府依靠政权掌握着权利，那么掌控着现实文化的群体则通过知识掌握着权威，只有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这三者才是一种良性关系，否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断裂或扭曲，而我们看到的是，东欧、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这三个部分的关系并不是太融洽，我现在不想去探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不融洽，我们只说，这种不融洽是我们观察到的，是现实中存在的，这种不融洽表现出了这样一个面目：现实文化拒绝对制度和传统提供良性的评论和修正，而对其表现为对峙与反抗，或者通俗地说，在这些国家，现实文化总处在一种‘起义状态’，这种起义状态的文化，会放大几乎所有社会不良事件，并始终把矛头指向制度、政府，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不动声色地制造事端的办法，并会因为这种文化和警察粗野的行事风格——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差不多——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从而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
克劳特侃侃而谈，我似懂非懂，除了觉得高深，我对他这一席话的感性认识，依然只局限在自己在贝雷帽酒吧的所见所闻。
看着滔滔不绝的克劳特，我脊背渐渐有了种凉飕飕的感觉，感到那些曾让汤姆惶恐了半生的“人”，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了，这是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于是我想尽快把话题引开，没想到竟象中了邪，一开口依然是这个话题：
“克哥，在你看来，你如何评价那个被他们选中的气功组织？”
“不用说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就算是在宗教构成了最主要、最悠久的传统的西方国家，它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邪教 ”，克劳特把烟灰缸往自己的身边挪了挪，掏出一盒香烟，向我示意了一下，“你知道他在宣扬什么吗？在接受《时代》周刊的专访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唯一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和真相的人，而这个未来和真相非常恐怖，就是外星人将要取代人类，他还认为外星人已经给人类设置了一层细胞膜，以此来完成对人类心灵和感觉的控制，他甚至已经开始了与外星人的交流，说外星人开始以为他和他们是一伙的，结果发现他是去消灭他们的…… ”
“噢卖糕的，这都是些什么话，这不太象一个正常人说的，这样毫无根据的话也有人信？”
“这是那位气功爱好者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的，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话会有人信，但事实恰好相反，他的信徒在中国也许已经超过50万……我之所以认为他是邪教，一是在于他是以一种对未来的恐惧的方式，对一般听众进行了胁迫，他关于外星人的那套说辞就具有这样的性质；二是他认为自己掌握了让人得救的办法，这可以理解为是向基于恐惧的大众施放的一道诱惑；三是他觉得他能在千里之外与他的信徒进行‘心灵沟通’，这实际是种精神控制，是使他人失去灵魂自由的精神暗示，这是连基督教也早已否定和不认同的一种说法，我们已经认识到，上帝不能限制人的心灵自由，因为限制人心灵自由的做法，与上帝存在的目的相悖。
“这太有趣，也太不可思议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竟会出现这样的组织！”
“事实上它已经出现了，而且规模发展得相当大”，克劳特微笑着把吸了一小半的香烟放在烟灰缸上抖了抖，“而正因为他这套说辞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依据相去甚远，所以它必然与政府产生冲突。”
“然后，‘他们’就因势利导”？我想起了在贝尔格莱德那段时间，小史迪威对我的教诲。
“是的！”克劳特狠狠地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沮丧地把身体往后一靠，有些于心不甘地说，“既然是‘他们’在插手此事，我们还是站在一旁看着比较好，我倒真想看看他们能不能以此让北京方面放弃自己的想法”。
血洗华人
但是，克劳特和我都失算了，在“Z计划”还没在中国看到什么动静的时候，印尼方面传出了一个让我俩大吃一惊的消息——
雅加达出事了！
也许是从5月13日早晨或上午开始，一群来历不明、穿着军靴的人，从城郊乘坐军用卡车进了城，他们在街上点着了随车携带的胶合板、轮胎等易燃物后，高喊着“宰了中国人，烧死中国狗”等口号，开始抢劫华人经营的超市、商店，集体强奸华人妇女，据目击者传过来的消息：现场惨不忍睹，虽然有警察闻讯后赶了过来，但他们居然仿佛一群看热闹的闲人，对暴徒的行为袖手旁观，而一些被强奸的华人妇女被暴徒扔进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
克劳特和我都惊呆了，因为信任、甚至有些崇拜那个神秘到有些象传说的组织，我们几乎没再去考虑雅加达前途方面的事，一是公司还有一些琐碎的账目工作需要核对，二是我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以我们难以想象和高人一筹的办法，顺利终止雅加达积极向北京靠拢的局势。
“没想到，真没想到！”克劳特手里拿着从雅加达传来的加密电文，脸唰的变得苍白，手有些微微的颤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难道所有棘手的事情都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终止？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制造罪恶 ”？
“可是，克哥，你为什么觉得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或者，这压根就是一起意外，毕竟，这段时间，印尼自己也一直在煽动民族情绪，宣泄对华人的仇恨”，虽然我也觉得电文上所说的事情太过突然，但并没觉得这一定是‘他们’干的。看着那份不长的电文，我想起了长相甜美的伊拉姆•塔娅，不知她是否有华人血统？是否会出意外。
“为什么？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种直觉，一种熟知印尼各种势力行为特征和动态后的直觉
也许雅加达出事了的消息已传遍马尼拉，使很多马尼拉人取消了行程，偌大的候机厅显得稀稀落落，但显然，“国际投资商”约翰•克劳特和他的助手迈克尔，并没有被雅加达的险情所吓倒，而是勇敢地拎着两个硕大的旅行箱迎了上去。
克劳特心事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我则在他的斜对面坐着——这里顺便透个秘，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两个同行的人是按这种方式在坐，那么，如果不是偶然无意，他俩很有可能是执行任务中的美国特工或由中情局参与了培训的特工——这种标准的美式特工坐法，可以自然而然地对周围进行360度无间隙观察，及时发现异常，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目光看似随意实则很仔细地打量了下周围的人，靠克劳特左边的是一对父子，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肤色黝黑，表情憨厚，再往左是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自坐下来他就一刻不停地在用当地话讲手机；右边则是一对老年夫妇，再过去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正一边观察周边情况一边琢磨在来机场的路上给伊拉姆•塔娅的电话，耳边响起了很大声的美国腔——两个胸跨相机的美国人，正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着向这边走过来——
记者？他们也得到消息了？准备去那边采访？看着愁眉苦脸的克劳特，我突然想到，如果记者真能迅速把雅加达的骚乱传播出去，说不定这场骚乱会因为国际舆论压力而马上平息，我的哥们兼搭档，可能心情会好受些。
我冲他们礼貌一笑，他俩也发现了我这个美国人，于是拖着行李在我旁边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一搭讪，他俩果然是记者，一个是美联社的，一个是《纽约日报》的，是驻雅加达的同事来电话告诉他们，说那边发生了骚乱，场面非常大，也非常壮观，雅加达的人手不够，要他们火速赶过去“增援”。
“听说场面很糟糕，很血腥，哦买糕哒，好像一场战争”，纽约时报的记者显得有些兴奋。
“好像是军人，或者刻意把自己装扮得和军队有瓜葛的歹徒，这不是第一次，我想这个国家还处于部落时代，不喜欢用文明的方式，而更习惯用直接的暴力解决问题，这几年，在它那里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美联社记者一开口，就显示出了自己比一般市民报纸记者有着更高眼界，“你们也是哪家新闻机构的吗？也在为这件事这么晚来赶飞机？”
“不，我们只是在那边有投资，我们很担心自己的生意，决定过去看看”，不知什么时候，克劳特已经站在了我们几个人跟前。
我忙向克劳特介绍眼前这两位高谈阔论的记者的身份，记得还热情洋溢地说了些诸如“此刻，媒体应该义不容辞地举起举起手里的相机，将那些罪恶的镜头，那些敢于公然糟蹋人权的恶棍向全世界曝光”，“在受到媒体关注后，我想印尼政府会知道自己在犯多大的一个错误，他们也许会果断制止这样残暴、野蛮、毫无来由的骚乱。”
但很意外，克劳特对他俩和我说的这些似乎没有多少兴趣，他把头转向那个美联社记者，岔开了话题，“哦，我认识你们那儿的维克顿，杰克•维克顿，他似乎还欠我打赌输掉的两瓶香槟，他还好吗？”
刚才还多少显得有点矜持和傲慢的美联社记者，脸上顿时有了些谦卑的表情，“您说杰克•维克顿？他曾是我的头，现在高升了——两年前就调回总部了。”
“是吗？这头不喜欢出声的鳄鱼，可把当年我们这群老伙计给忘掉了，记得他在马尼拉泡的第一个妞，还是我给介绍的呢”，克劳特不拘小节地坐在行李上，习惯性掏出香烟盒，也许想起自己在机场，于是自嘲地笑笑，把香烟盒放到鼻子下嗅了嗅，又放回了口袋。
“嗯，也许，或者，这个，喔，杰克•维克顿先生，确实很有男子气，很有，个人魅力”，美联社记者脸上显得有些古怪和尴尬，也许因为没弄清克劳特的底细，他还不习惯在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直截了当谈自己曾经的上司，“实际上，直到上个星期，还有不知道他已离开的女士打电话到办事处找他。”
我很奇怪克劳特当时的反应，他的表现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印尼发生了骚乱，或至少，对印尼的骚乱并不关心，这当然不是真的，我知道他对此的愤怒，也许还有点没来由的不安。但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却没有显示出对这场骚乱的关心态度，对他们有点不冷不热，甚至，隐隐约约有那么些讥讽的意味。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南斯拉夫之行和金融危机中的经历，使我对记者和媒体的能量印象深刻，我甚至这样认为，也许，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类性质恶劣的突发事件中创造奇迹，比如，通过有感染力的文字描述和大幅大幅的现场图片，发动一场世界范围的舆论战，而印尼政府也会因此迅速屈服。
但是，很显然，克劳特对两位记者显得不够热心。
在雅加达，在和两位记者交换了名片，高兴地分手后，我迫不及待向克劳特说出了我的这一困惑。克劳特撇了我一眼，“迈可，你太天真了，不要对你想的好事抱任何希望，我猜得没错的话，他们对这事根本作不了主，如果背后的目标没达到，我敢打赌，那些他们也许真的很辛苦才得到的采访，根本不可能见报。”
看到我一头雾水的表情，他笑起来，“虽然我曾多次提醒过你，但显然，你依然热衷从事物的表面看问题，而这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你知道，我对他们那类机构不可能不熟，实际上，你也听到了，那位美联社记者的前上司，也就是杰克•维克顿，就是我的老交情，以前，10多年前，我和你想得一样，我记得那是1984年，同样是雅加达，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小到最后大家翻遍所有的新闻都依然糊涂的原因，导致了一场巨大的骚乱，数十个华人丧生。当时，我也象今天的你那样，和杰克•维克顿说了这样一番话，杰克•维克顿也满怀热情去采访了，但是，那些杰克•维克顿冒着危险采访的稿子，拍摄的照片，并没有被刊登，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1986年同样如此，那可是一场持续了数周的排华暴乱，蔓延到了雅加达周围好几个城市，甚至蔓延到了北苏门答腊那样偏远的省份，但消息依然没有及时刊登，无法对骚乱形成舆论压力，仿佛，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覆盖着全球的透明的网，把这个消息从所有新闻版面彻底过滤掉了一样，而当地政府对这些骚乱，也几乎采取的也是放任自流的态度…… ”
克劳特说，几个月前，他之所以能一口气在我面前说出上个世纪80年代密集发生在印尼的排华骚乱，在于他曾研究过它们。是的，他研究过这些发生在一个多岛国家的突发事件，结果发现，这些突发事件除了跟印尼土著有反华传统这一因素有关外，还与另一个动向有着密切联系，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很多中国人迅速致富，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有了强烈的财富梦，这其中，1965年因为遭受苏哈托政府追杀，而被迫离开印尼回到中国本土的数十万印尼华人，因为思乡——他们中的不少人，实际已经把印尼当作了他们的故土 ——和迫切的致富愿望，开始通过新加坡、泰国、香港、菲律宾或马来西亚返回印尼，这在当时依然在当政的苏哈托看来，不是一个什么好苗头，毕竟他曾亲自下令对华人中的“共产主义势力”进行了清剿，并致数十万人死亡，这样的事，对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无论初衷被认为有多么正当，理由有多充分，都足以使其一生为之惴惴不安，所以，他并不愿意昔日被他驱逐和追杀的人以任何理由返回自己的国家。
而来自中国的这种动向，也同样不符合西方人的愿望，西方人，尤其是熟悉东南亚殖民史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勤劳和商业智慧有着崇拜到恐惧的印象，这既是十七世纪初荷兰驻巴达维亚（注：印尼）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由衷感叹，“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从而不惜通过各种方式，甚至包括以海盗方式前往中国南部沿海抢夺和诱惑中国人去巴达维亚定居和经商的原因，也是1740年10月巴达维亚爆发“红溪惨案”（注释：1740年10月9日至12日，荷兰殖民者借口华侨要进攻巴达维亚，下令荷军在巴城内挨门逐户拘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连关在监狱和卧病住在医院的华侨亦不能幸免。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被屠杀华人近万，财产损失无法估计。由于这场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发生在巴城内红溪河畔，因此被后代史家称为“红溪惨案”）的原因——在很短的时间内，勤劳、善于组织和经营的中国人，在巴达维亚的影响甚至大有超过当地殖民势力之势。
简单地说，活跃在那个区域的政治势力，没有一个欢迎印尼和中国改善关系，哪怕这种改善的迹象仅仅出现在民间，哪怕仅仅只是一种趋势，它也将被扼杀在摇篮中，这就是印尼政府在那些年放手当地土著敌视乃至公开报复华裔，国际社会默许这种报复的最根本的原因。
直到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伴随着印尼的“经济崛起”和对外交往的频繁，印尼才逐渐淡化了对发展本国经济拥有重要话语权的华裔的敌视，才有了危机中，此前的铁杆“反共人士”苏哈托破天荒准备倒向中国的动向，但想不到，尽管连苏哈托也改弦易张了，迎接这一倒向的，依然是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
在雅加达，克劳特动用关系，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打听到了关于那次骚乱的确切消息，一股有反苏哈托背景的军人制造了这场骚乱，因为这些军人也曾是1965年苏哈托反华裔政策的执行者之一，手里掌握着苏哈托的不少内幕，所以在针对华人的举措上，苏哈托对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显然，据提供消息的人士称，这些制造骚乱的军人背后，还有神秘的支持者，至于是谁，他也没有丝毫头绪。
这场突起的、规模大、手段残忍、两天后即诡秘消失的骚乱 ，终止了中国和印尼之间的秘密接触，苏哈托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手里的所有筹码，全面倒向西方，中国方面一边动用“外交抗议”，一边派出中远集团的大型船只，前往印尼接纳受灾的华人。
但是，因为船到来之前，骚乱已经停息，加上受到偏向台湾势力的华裔（注：1965年印尼政府针对华裔的公开大屠杀，也与这股偏向台湾的反共华裔势力的挑拨有关）的挑拨， 远洋公司的轮船在雅加达港口遭受冷遇——尽管仅仅几个月前，正是这家公司，为闹粮荒的印尼免费送来了两船粮食。
这些都是当时的动态和说法。
4年后，在那次非凡的“中国之行”中，我和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竹内小野熟悉后，才了解到有关这事的更多内幕，同时也才知道当初自己随口说出的判断十分准确，日本方面确实比美国更在意东南亚的“战略价值”，他们的情报人员比我们更卖力、也更深入地对印尼各界进行了渗透。
原来，早在年前印尼总统特使和中国方面的代表在香港首次碰面的时候，日本金百合基金会 的人就捕捉到了苏哈托对中国政府的特殊要求，就是希望中国方面出资拯救他儿子的银行，这一直是克劳特和我在梦寐以求的情报，但那时，我们显然沉浸在公司在不断实现巨额盈利的喜悦中，更热衷的是从诸如马来西亚总理和索罗斯公开或半公开的对骂中，揣摩金融市场动向这类事 。（注：该基金会是麦克阿瑟针对日本的妥协政策的一部分，直接脱胎于日本战时的金百合组织，金百合组织是由日本亲王直接统帅的秘密组织，旗下云集了大量的建筑、历史、珠宝等方面的专家，专门负责对占领国的财富搜刮和秘密转运、储藏，日本投降后，由于金百合组织无偿献给了占领军数量惊人的“金百合藏宝”，麦克阿瑟于是转而游说华盛顿政府改变初衷，不对日本实行彻底分裂和打碎天皇统治传统的计划，而应实施保留天皇、维护日本统一和稳定的全面晋绥政策、以使日本成为美国对峙苏联和可能“赤化”的中国的桥头堡。麦克阿瑟游说成功后，利用金百合的剩余财力，按照金百合既有势力、传统日本亲美势力和自己扶持的势力这样的划分，在日本成立了三个秘密基金会，这三个基金会既与自己随后秘密成立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同声共气，又共同协助日本政府的战后重建。 从1945年12月起，这三个基金会透过日本政府，开始把高达3000亿日元的资金以“战时临时合同钱款”名义，陆续支付给了日本各地财阀，实现了日本战后首次财富大转移，大批新公司得到了合同，据称，后来当了首相的田中角荣也得到一份价值7300万美圆的合同，缘由是要他“把一个工厂迁移到韩国”，这是个子乌虚有的“任务”，实际上，田中角荣在得到这笔巨款后，连一根铁丝都没有迁移。）
在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日本方面开始秘密追踪这位在印尼和中国的谈判中具有重大作用的特使，并获得了一大批极有价值、可以对苏哈托的政治信誉构成致命打击的录音和影印资料。这些资料的一部分，通过暗中运作，辗转交到了印尼反苏哈托的一些将军手里。
得到这些资料后，那几位反苏哈托的将军如获至宝，立即通过中间人向苏哈托做了暗示，以此要挟苏哈托中止与中国的接触，自认为对印尼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苏哈托，在得到中间人传递过去的那些暗示后大光其火，扬言那些将军在制造谣言和阴谋，他用生命起誓，将对此类行为和言论给予坚决的、不留情面的全面打击。
很快，一批军人脱下正规军服，穿过雅加达街头、煽动雅加达贫民窟的人一起上街，拉开了制造骚乱的序幕，在骚乱正式开始前，苏哈托得到了一个口讯——将在骚乱变得举世瞩目的时候，公开苏哈托因为自己儿子的私利而倒向中国的所有细节。苏哈托还同时发现，一些本来一直非常支持他的军政要人，也陆续给他打电话，话语变得暧昧，或明或暗地劝告他在国家前途面前慎重行事。
48小时后，苏哈托审时度势，迅速向反对势力低头，制造骚乱的人随即也象风一样在雅加达街头消失——这是一场从开始到结束都显得异常诡秘的骚乱。
不过，虽然当时我们对骚乱的内幕了解不够多，但克劳特对新闻界对这事的反应判断很准确，在此事足足过了半个月后，《纽约时报》才开始刊登发生在印尼的这场悲剧（注：《纽约时报》在1998年6月初，才刊登出发生在印尼的针对华人的惨绝人寰的屠杀强暴新闻）。大扮“正义之师”，整个世界一时为之哗然。
“看看这些可耻的媒体，它们可耻得已经完全没有了底限！”克劳特把摊开在两手之间、转载了《纽约时报》报道的当地报纸摇得哗哗直响，“在受害者的尸体都已经化成了灰尘，早就成了太平洋里的鱼的腹中之物之后，这些可耻的家伙才开始摇唇鼓舌，装模作样‘声讨’这个它们其实极有可能也参与了背后交易的肮脏事件，更不幸的是，它们居然能达到目的，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它们想要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民众，依然会把《纽约时报》当做正义的化身，认为此举再次显示了他们确实具有值得社会尊重的良知，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实际上，不单单是一般民众，就连那些受害者，或声援受害者的华人团体，也把《纽约时报》当作了救星和良知代表。《纽约时报》的报道甚至被这些群体当做了他们在世界范围声讨印尼政府罪行的最热门、最有力的证据。
老实说，直到在今天写出这些往事的时候，我还没发现究竟为什么《纽约时报》没被质疑，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事实上，《纽约时报》在这件事上的伪装并不高明，发现这种伪装只需要追问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东南亚、或雅加达是否设有记者站或办事处。如果有，却没有及时刊登出那个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那么，它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无疑就显得非常可疑。
但是，很遗憾，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到有一家机构站出来对它提出这一质疑。
“你知道《纽约时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一切都早过去了的时候来报道这件事吗？”克劳特用牙齿咬着一个树根做的烟斗——那是我俩在雅加达和伊拉姆•塔娅会面时，伊拉姆•塔娅送给他的礼物——余怒未消地盯着报纸问我。
“不清楚，按照您的说法，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交易，觉得无所谓了”，我确实不懂这其中到底有何深奥之处。
“不，没有这么简单，亲爱的迈可，没这么简单，这些已成旧闻之后，《纽约时报》还把它们报道出来，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因为版面缺新闻，或是因为什么良心发现，而是，此举依然可以间接羞辱中国政府，让中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嘲笑中国政府，加大中国社会的裂痕”，克劳特放下报纸，取下嘴上的烟斗指着报纸上刊出的大幅骚乱现场的照片，“真是让人不得不叹服，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报道节奏，就做到了一箭三雕，既扮演了社会正义这个角色，又对已经屈服的印尼政府再次形成威慑，还可以同时打击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尊严。”
“可是，这些人，我想这些操控了骚乱的人，不怕受到惩罚吗？”此言一出，我就有些后悔，这话一定会遭到克劳特的奚落。
果然，克劳特以45度往下的目光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把树根烟斗又放进了嘴里，“如果不是看在这位送烟斗的女士的份上，我真想嘲笑你一番，迈可，这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人们关心的是利益，实力，成功，而不是什么道德，从来不是这样，你我都熟悉华盛顿，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到处听到对他的恭维，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从历史真相看，他又何尝把道德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我们现在熟悉他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一个二流牧师或三流医生，为了赚钱和所谓的塑造一种新的美国精神楷模而写出来的文学作品，那些事杜撰的成分太多，比如，我们都知道他拒领工资的事，并想当然地把它作为了显示华盛顿先生情操高尚的证据，但事实的真相是，在没领工资前，华盛顿先生每年报销的个人费用超过100万，你知道那时的100万事多少吗？那时一个标准产业工人的月工资还不到10块钱，同时他还违规蓄奴......可是，因为他成功了，给大多数美国白人带来了利益，所以没人把这些明显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才能做出的事与本来的他联系在一起研究，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就在我们呆的这个城市，也有同样的例子…… ”
克劳特接下来说的这位，是我们的合伙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据传，在他当政期间，因为侵占了数目不详的国家财富，又私吞了难以计数的日本藏匿在菲律宾的部分金百合藏宝，变得富可敌国，在菲律宾逐渐拥有了数不清的产业，并在政界、实业界、金融界形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势力，怎么来形容这种势力呢？即使在与他有杀夫之仇的阿基诺夫人当了菲律宾总统，对他整个家族进行了清算，把他驱逐出境后，依然无法动摇他在菲律宾的根基，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很多军政、文化界、实业界的要人都在从他的家族分享利益。如果大家讲道德，被驱逐的马科斯无疑是菲律宾的罪人，但因为利益所在，很多菲律宾的当红人物依然习惯围着马科斯家族转，为他们卖力，为他们说情，为他们鸣冤，马科斯家族在菲律宾的势力依然十分庞大。
这就是当前这个世界，从美国到东方的活生生的现实，不，也许不只是现实，还包括历史。
（未完，待续）
中文作者： 俞飞龙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