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机器人破解版:演员姜昆论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作为相声演员的姜昆呢？

　　                       ——相声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之一

实在而又无力的指责：姜昆的主观条件

　　相声界普遍认为姜昆的“基本功”较差。

　　所谓“基本功”，指的就是“说”、“学”、“逗”、“唱”。相声艺人认为它们是相声的“四门功课”。相声演员练习基本功，也向来以它们为手段。“说”，指“说点儿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说个字义儿，打个灯谜，说个‘绷绷绷儿’、‘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儿”，吟诵点儿诗词，念段“贯口”等等。“学”，指“学点儿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棵里蹦的”，各地方言，作小买卖的吆喝，戏曲，曲艺唱段以及不同人物的音容笑貌、动作姿态，等等。“逗”指抓哏招笑。“唱”指唱太平歌词以及其他曲艺、各种戏曲和地方小调。相声艺人这样分类，其实并不科学：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子项互相包容。不过，这与我们的探讨关系不大，无需多费笔墨，姑从其说。

　　与相声的这“四门功课”相对照，我们发现：姜昆假借乎没使过“贯口话”，没说过绕口令儿，没学过“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棵里蹦的”，没唱过太平歌词和其他曲艺唱段，没唱过各种戏曲；也很少“倒口”，也有学几句，也难得方言之神韵。看来，“倒口”非他所长。

　　他没加以运用的上述手段，虽说不等于他不会，但至少不是他的优势。相声界某些同志的指责是有根据的，所说不谬。

　　然而，正因为如此，这种指责又是无力的。因为在它成立的情形下，姜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对一位相声演员来说，“说”、“学”、“逗”、“唱”的诸般内容并不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妨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说”、“学”、“逗”、“唱”的诸般内容，有多少演员全部娴熟？又有哪位演员全都运用自如、高人一筹？有不少段子，只要演员掌握了“逗”的决窍，台词功夫过硬，就可以说。对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来说，精通“说”、“学”、“逗”、“唱”的十八般武艺似乎也无必要。这一来因为演员为自身条件所限，有些兵器不会顺手；勉为其难，不但达不到样样精通的目的，反而有样样稀松的危险。二来因为样样精通实际上往往也并不是演员优秀的必然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一位优秀的演员之所以优秀，与其说他处处高人一筹，莫如说他巧于藏拙，善于扬长。老一辈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原来也使“柳活”，后来听了侯宝林的“唱”，感到自己唱不过侯宝林，决定不再“柳”，专心在“说”上下功夫。扬长避短，使他的艺术日趋精湛。

　　在这方面，姜昆非常突出。他不使“贯口”，不说绕口令儿，不学口技，很少“倒口”，这不就是藏拙吗？他以“柳活”著称，却不唱戏曲和曲艺，专唱各种抒情歌曲及流行歌曲。这不就是扬长避短吗？在相声中，唱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摹仿著名歌唱演员演唱，一是演员以自己或角色的身份演唱。一句“花篮的花儿香”，颇有郭兰英的神韵，且经他着意渲染，突出了郭兰英的特点，竟然比郭兰英还像郭兰英。姜昆这方面赶不上刘文亨，所以，他不学唱，而是以自己或角色的身分歌唱。他采取了广大青年喜闻乐见的唱法，尽管有时声音发颤，个别时候甚至跑调，便唱得亲切，自然，在相声演员中独具一格。这自然也是扬长避短。相声《打牌论》，是块“倒口话”，需用天津方言表演。而姜昆的天津话，我听过，实在不敢恭维。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他赴香港演出这个节目，没有“倒口”。大概是由于香港观众对他纯熟的北京话（实际是普通话）更感兴趣吧，演出结果出奇得好，避开劣势，发挥优势，使他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与一般相声演员相比，姜昆还有很多优势：他文化水平较高（现在正上“电大）。相声以外，他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写过剧本；演过话剧、电视剧，会吹笛子、拉手风琴、爱朗诵，能独唱，对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喜爱的各种新艺术有较多的了解。他懂得文学、美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格，比较接近于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知识结构，反映到他的相声上，无论创作、还是表演，都比较符合广大青年的需要。这些，再加上他与一些著名作家、画家以及其他艺术家过从甚密，耳濡目染，使他的气质、他的舞台风度比一般相声演员要新。

　　他半路出家，也没有正式“拜师”，成为所谓的“门里”人。比起从小投身曲艺事业，特别是由老艺人手把手教出来的相声演员来，短处是明显的：“基本功”差。长处也很醒目：气质、风度较新，没有所谓的旧艺人习气。更何况，他说相声伊始，就得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马季的指导。在相声演员中，马季是个承先启后的杰出人物。在侯宝林、刘宝瑞等老艺术家的教导下，他熟悉传统，基本功扎实，同时，又从各种新艺术中广泛吸取营养，与传统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开了相声表演自然、真实一派的先河。姜昆跟马季学习，学到了技巧，也学到了马季不墨守成规的创新精神。他根据自身的条件避短扬长，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

　　这说明，相声演员要想积极地影响观众，恪守“说”、“学”、“逗”、“唱”的原有内容是不成的。因之，继续以它们作为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也是不妥的。相声表演的基本功以及“说”、“学”、“逗”、“唱”等概念的外延，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不断更新的需要而有所变化，该充实的就充实，该扬弃的就扬弃。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广大相声演员的重视。我想：与姜昆等新星相比，某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黯然失色、甚至被迫退出舞台的原因，这大概是应该算作一个的吧！

爱屋及乌：《如此照相》与姜昆的崛起

　　说实在的，姜昆本身的条件并不比某些青年演员优越，他之所以倾倒了一代观众，获得了这些演员未曾达到的成功，除了主观上的努力以外，还在于他的表演有意无意地符合了观众的某些心理特征，因而极大地增强了演出效果。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崛起。

　　他１９７７年步入相声台，到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份，先后创作演出了《迎春花开》、《红色园丁》、《喜事》、《科学院的春天》、《爱的挫折》等相声，有的还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向全国播放。有反响，但不强烈，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他还未能跻身于一流的演员的行列。观众对他刮目相看、备加青睐是《如此照相》以及《霸王别姬》、《诗歌与爱情》上演以后的事。

　　十年动乱期间，披着革命外衣的形式主义盛行，封建主义、蒙昧主义、法西斯主义泛滥，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什么背“老三篇”、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竟然成了每天必修的功课；开会、办事行念语录，打电话、说话先呼革命口号，也成了例行的公事……这股思潮阉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扼杀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四害铲除以后，人们回顾达一时期的生活，既好笑，又帐惘，既若有所失，又似有所得。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份，姜昆与李文华合作演出了《如此照相》。这段相声真实而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畸形时期的畸形生活，使广大观众感到亲切，也感到震惊，普遍认为节目说出了自己深有感触而又未来得及说或未敢说的心里话。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兴奋，在哈哈大笑中得到了升华。他们肯定这个节目，喜欢这个节目，欢迎这个节目，从感情到理智，都给这个节目以高度的评价。

　　当年年底，姜昆、李文华改编演出了拙作《霸王别姬》。这段相声写得并不成功，但它的立意引起了观众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十年动乱之后，我们党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党风被严重败坏了。一些位踞党政要津的人，打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以权谋私，大搞宗法统治，大搞不正之风。对此，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必欲铲除而后快。这个节目揭露了这个问题，讽刺了一个这样的党支书。将党支书作为鞭挞的对象，这在相声以及其他艺术中似乎还是第一次。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多数赞成，少数反对。这段相声一时成了观众议论的中心。

　　转年春天姜昆与李文华又演出了《诗歌与爱情》，幽默而风趣地阐述了爱情的价值和地位，犹如一阵温馨的春风，适时拂开了广大青年的心扉。经过十年浩劫长大成人、不知爱情为何物的青年观众，又怎么能不喜欢这个节目呢？

　　观众通过节目认识演员：演员通过节目奠定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位置，扩大自己的影响。任何一位名演员的成名，总是和具体的节目紧密联系的。一个演员，条件再好，水平再高，所演节目不为观众热烈喜爱，他也成不了名。广大观众对《如此照相》、《霸王别姬》、《诗歌与爱情》的强烈反响，为姜昆、李文华的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们一跃进入一流相声演员的行列。

　　这是因为：爱屋及乌不仅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现象，而且是一条心理规律。观众肯定、赞扬、喜爱《如此照相》等节目，自然也会肯定、赞扬、喜爱姜昆和李文华（这当然只是观众喜爱他们的原因之一）。

　　至于少数否定《霸王别姬》的观众，自然也会因节目而迁怒于姜昆、李文华。不过，这无妨大局。一来他们人少，二来他们的指责反而引起更多人对《霸王别姬》的注意，使它获得了更多的拥护者，更加提高了姜昆和李文华的知名度。

　　与此相反，有些演员在这方面注意不够，似乎总是跟观众作对。有位名演员，总认为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低，总不肯屈尊俯就：“你爱笑不笑，我就这么演。”久而久之，观众淡忘了他。他这颗五六十六代的璀璨明星，在姜昆等熠熠生辉的新星面前，黯然失色了。

“蔓儿”的功能：威信与剧场效果

　　其次，让我们回顾一下姜昆成名前后的剧场效果吧。

　　１９７９年，中央台刚刚播出《如此照相》，他与李文华赶到天津，参加相声晚会，演出《如此照相》与《霸王别姬》。效果虽“火”，但还赶不上杨振华和王志涛。一段《特殊的生活》，一段《好梦不长》，已使杨振华、王志涛名扬四海，家喻户晓，按相声艺人的说法，有了很大的“蔓儿”。姜昆和李文华暂时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不过，随着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如此照相》等节目的反复播出，他们的影响很快就遍及全国，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有了“蔓儿”，挺大的“蔓儿”。剧场效果一改观，出奇的“火”。在一些名家荟萃的相声晚会上，他们的演出很快就由开场升到中场，再升至“倒二”，最后又与马季并驾齐驱，轮流“攒底”。一升再升，速度好不惊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姜昆、李文华的艺术水平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什么是他们的演出效果前后迥异的原因呢？

　　主要原因是：他们由没“蔓儿”到有了“蔓儿”，由“蔓儿”不大到“蔓儿”挺大。受“蔓儿”的影响，观众心理发生了合乎规律的变化。

　　所谓“蔓儿”就是威信。有“蔓儿”就是有威信，“蔓儿”大就是威信高。心理学试验表明，威信能够影响人们的心理。这里，我们援引美国某大学心理学系所做的一次令人信服的实验。在开始讲课前，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来宾“冈斯·施米特博士”，说他是“世界闻名的化学家，是被特别邀请到美国来研究某些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的”。接着，施米特博士用德国人特有的腔调向学生们解释说，他正在研究他所发现的几种物质的特性。其中特别使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物质的扩散作用极快，人们能够马上闻到它们的气味。由于大家都是研究感觉问题的，所以他就同大家一起来做实验。他从皮包中拿出一个装着液体的玻璃瓶，说：”现在我就拔出瓶塞，这种物质是完全无害的，不过有那么一点儿气味，就跟我们在厨房里闻到的那种气味差不多。这个瓶子里装的是样品，气味很强烈，大家很容易闻到。希望你们一闻到气味，就请立刻把手举起来。”他拿出一个秒表，上了弦，并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停了一下，他拔出瓶塞。很快，学生们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依次举起了手。施米特博士向大家表示感谢，带着满意的神情离开了教室。这时，教授向大家宣布：“施米特博士”并不是什么世界闻名的化学家，他是德语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化妆的。瓶子里的物质，也没有什么气味，因为它不过是一种蒸馏水。

　　这个实验当然不足以完全而充分地说明“蔓儿”对观众心理的影响，但它却启发了我们：演员的“蔓儿”对观众心理的影响，“蔓儿”越大，影响的强度越大。不同演员演出同一个节目，演出的水平也差不多，其演出效果，很大程度上将随演员“蔓儿”的有无和大小来变化。

　　姜昆、李文华以自己的演出证明，他们爱惜自己的“蔓儿”，不演于“蔓儿”有损的节目，欢迎观众的批评，这是非常可贵的。可现在也有些演员，不注意这一点，为了一时的演出效果，常常抖一些“馊包袱”、“臭包袱”，使自己经过努力好不容易得来的“蔓儿”抹上了“庸俗”的油彩，披上了“低级”的外衣。久而久之，必将丧失“蔓儿”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将失去自己的“蔓儿”。

“自己人”效应：观众群与“孩儿气”

　　再次，让我们聆听一下观众对姜昆演出的具体反应吧。北京无线电厂一批中年知识分子给他写信：“姜昆同志，我们是含着泪笑的。《时间与青春》中的‘一晃儿’，没有比我们对它理解得更深的人了。我们就是‘一晃儿’从学校门出来成了今天的中年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许许多多人还在‘晃、晃、晃’啊，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是你想不到的。请你到我们中间来走走，再写个《时间与青春》的姊妹篇吧！“一位青年来信这样说：“姜、李二位同志：我知道艺术作品中的人都是编造的。可是我竟觉得处处都像我，我就是个懒人，是个不珍惜时间的人。这段相声（指《时间与青春｝）明天我还去听。”（引自姜昆《相声以外》）姜昆介绍观众给他来信的情况：“我只去过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中的一半地方。可是数以千计的信件来自祖国遥远的边陲，偏僻的海岛，可以说全国各地的信都有，而且几乎清一色的全是青年人写的。他们只是在电视机里和我们见过面，但称呼都是格外的亲切：伙伴、朋友、大哥哥、老师。这是用遍布空中的电波连接的感情，这是用艺术内在之力结成的友谊，也可以说是同龄人自然汇集的本能使我们接近！总之，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主要部分。”（同上）

　　非常明显，无论姜昆，还是观众，都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有时通过姜昆塑造的人物体现出来，比如：“一晃儿”。

　　这使我们想起了心理学上的所谓“自己人”效应：传播者和听众之间所存在的以及听众认为有某种意义的一切相似性，都能提高传播者的影响力。这种相似性会使听众产生一种“同体观”倾向，把传播者和自己视为一体。

　　对演员来说，这种状态可以帮助自己建立同观众的亲切关系，从而，增强自己表演的感染力，加强演出效果。

　　观众对姜昆及其表演所产生的“自己人”效应，是同他认定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分不开的。

　　他非常明确地认为：“无论从剧场，还是从电视广播里，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他们——我年轻的伙伴。”他将他的观众群分为三部分，一一进行了研究。

　　第一部分：２８岁至３４岁。“他们就学于十年动乱之前，磨砺于黑白颠倒之秋。”“在童年，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在学校，打下过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社会上，曾受过正统的教育和熏陶，并且曾带着炽热的感情和一股热血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一场灾难后，虽然没有像老干部爱那种灭顶的厄运，但心灵上的创伤也是不轻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坎坷的历史。”大部分“身上的棱角磨平了，头脑中的信仰淡漠了。”“回忆过去，总觉着是一场梦，面对未来，也不空谈理想抱负，对不争气的浪子，他们鄙视不睬；对事业的成功者，则谑称之为‘幸运儿’，不羡慕也不嫉妒。安分守己，不招灾，不惹事。他们非常想扭转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又概叹自己力量的单薄。”“入党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不入党也不觉得难堪，自己觉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父母妻儿，心安理得。大多数缺乏一种责任感。”

　　第二部分：２３岁至２７岁。他们“‘文化大革命’才踏入学校之门”，“没上过一天正经学，刚进学校门就停课。曾搞过‘复课闹革命’，转眼就被‘反朝流’的浪峰冲没。”“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不会写信，初中生不会乘法”。“毕了业一待业就是好几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大学没我们事儿，出国没我们份儿，我们也不生气儿，抽烟来解闷儿。’今天学会了跳‘迪斯科’，明天哼哼流行歌曲，看节目吹口哨，听歌不听词光听调，一有外国味儿就鼓掌。”他们在整个青年观众中“占大头”。

　　第三部分：１６岁至２２岁。他们“开始正正经经地上学了，一切走入正轨。老师、家长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他们也在发奋地努力着。可毕竟是在一个刚刚恢复元气的国度里，周围有着种种不良风气的熏染。”“他们能讲出百慕大三角的秘密，能给你描述ＵＦＯ，能向你叙述从苏伊士运河开出的一条船，经过哪个港口才能到达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但是，他们不知道踩人家脚应该向人说声对不起，家里来了客人，应该怎样有礼貌去接待。”

　　鉴于以上分析，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唤起稍大一点伙伴的热情，向中间的伙伴伸出友谊的手，带动起小一点的朋友。用我们的艺术充实那思路上的空虚，填补那知识上的贫乏，去掉那无聊的趣味。”（以上引文皆碑见姜昆《相声以外》）

　　综观全国的相声演员，对自己的群众群这么明确，对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进行了这么深入的研究的，有几人欤？

　　另外，这与姜昆的舞台形象也是分不开的。

　　在舞台上，他俏皮中透着天真，诙谐中透着郑重，机灵中带股傻戏儿，朴实中带点儿狡黠，有股“孩儿气”。这“孩儿气”不同于时下某些相声演员所刻意追求的“女气”和“媚气”，并不讨嫌。它与他的年龄、形象、气质、风度融为一体，没有造作之感。在李文华那慈眉善目的形象、憨厚而幽默的“老妈妈气”映衬之下，给人一种亲切、活泌的感觉。它是不是姜昆针对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采取的相应对策，我们不知道，但这它使青年观众，尤其是１６岁至２７岁的观众产生了“自己人”效应，似乎是没有疑问的。

　　广大青年观众对剧场效果的作用是明显的。“体育馆、大剧场，抬眼一望，几乎全是青年人，而且还在左右着剧场的气氛，笑得最响的是他们，鼓掌最热烈的是他们，也不排除起哄架秧子的也是他们。”（同上）姜昆赢得了人们拥护，因而也就赢得了强烈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自己人”效应给姜昆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应该及早指出：他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流折，这种效应就会逐渐消失。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气”将会由讨人喜欢逐渐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甚至讨嫌。因此，对姜昆来说，居安思危是必要的：已经三十七岁了啊！

　　青年观众的“自己人”效应产生了情感因素。他们喜欢姜昆，爱戴姜昆。但喜欢、爱戴他的何止青年？白发苍苍的老妈妈，须眉皆白的老大爷，皱纹爬上额头、眼角的中年人，天真活泼的小孩子，都对他有好感。因而，他们都会不由自主迅速接受他的表演，让他逗得哈哈大笑。在管理心理学中，有一条已被确认的原理：如果想要人们相信你是对的，并让他们照你的意见办事，仅仅给他们提供一个好意见是不够的。首先必须让他们爱戴你，否则，你的企图必遭失败。对相声演员来说，又何尝不如此呢？一个低级的笑料，一句庸俗的话语，可能会带来一阵笑声，但同时也会形成观众对表演者的恶感。从长远看，很得不偿失呢。

遵从趋向：广播与电视的作用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看促使姜昆成名的艺术传播途径。

　　姜昆是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演员。他开始说相声就与广播电台、电视台结下了不解之缘。电波扩大了他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观众对他以及他的节目的好感，青年人对他产生的“自己人”效应，他的威信的建立和提高，无不得力于广播、电视这两条传播途径。如果离开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只靠他与李文华一个剧场、一个剧场地演出，他绝对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今天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广播、电视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又会影响某些新的观众，使他们遵从这种社会影响，参加到喜爱姜　昆的观众队伍中来。

　　对此，我没做过调查研究。但这种说法却并非无稽之谈。国外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做过这么一个试验：在受试者前面的墙上贴上两张纸。一张纸上画着三道线，三道线显著不同：另一张纸上面画着一道线，这道线和那三道线中的一道相同，看出它们相同是不难的。在个别进行实验时，几乎每个受试者都指出了相同的两道线，失误者只占百分之三。主要的试验是用集体的方式进行的。是八个人组成一个集体，当着另外七个人的面，每个受试者依次指出相同的两道线。这八个受试者有七个是冒充的，是试验者的助手，他们按照事先的布置，故意将第一张纸上的一道不同于第二张纸上那道线的线，硬说成是两者相同。这七个助手，其中有六个排在真正受试者之前，众口一词，答案皆错。实验的结果表明：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试者重复了集体的错误答案。对他们来说，集体的意见比自己的亲眼所见更有分量。

　　这说明，由于社会影响的结果而产生的遵从趋向，具有一种能够改变人们知觉的感性内容的力量。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办量对相声演员的作用。

　　当今，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已然深入到每个家庭。通过它们，演员的声音、形象与他们的艺术也就深入到每个家庭。与那些艺术水平跟他们差不多，但很少上广播、电视的演员相比，他们的知名度要高得多（在一定意义上，演员的知名度跟他们上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次数成正比）。只要他们的艺术确实不错，社会上就会形成一种肯定的舆论。这种社会舆论自然会产生遵从趋向，从而使这种舆论成为广大观众评判他们艺术的参照系。根据这个参照系，那些不大熟悉他们艺术的观众，会迅速喜爱他们的艺术：那些不大喜欢他们艺术的观众，也会有不少人加入到他们的观众群中来。

　　因此，每个演员都应想方设法，积极利用广播、电视这一传播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