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nmd xr1 官网:徐友渔：“中国无哲学”是个谬论

哲学使我知道：

一、眼前的利害得失不是那么重要，生命只有一次，追求它的价值最大化不一定追求世俗的实际利益

二、在很多方面，人们可能生来就处于假象之中，因此，人生的一个最大任务就是摆脱神话与谎言

三、知识很重要、很有用，但智慧更宝贵，而与智慧最相关的并非聪颖，而是勇气

徐友渔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徐友渔在哲学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

1、任何时代都有空头学者

傅小平(以下简称傅)：你从纯粹的哲学家，转变成为人熟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徐友渔(以下简称徐)：在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比较乐观，认为国家走在正路上，大体放心，自己可以专心致志于思想文化的积累、建设。90年代变悲观了，国事好坏，人人有责，不能安居于象牙塔之内，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正触目惊心，不说话不行。我关心时政并未抛弃哲学，而是从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转到政治哲学，不仅想议论时政，而且想公共事务的言论背后有深厚的学理支撑。这就是李泽厚多次提到的中国学界中发生的“政治哲学的转向”。

傅：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种转向也使你完成了从学者到思想家的角色转变？在你看来，两者的界限在哪？

徐：我对自己学者身份的自我定位比较肯定，是否可以称思想家不知道，反正常常自称学者，没有自称过思想家。学者的身份好确定：在某个学术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和专长，也许还需要加上一定的著述。思想家就很难说，每个人都会有想法，但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思想家呢？

傅：有一种说法认为，大陆的一些学者，因为明知自己无法在哲学原创上做出更大的成绩，于是转向对社会问题发言。换言之，转向究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思想的贫乏，以求用语言的喧哗来博人喝彩。

徐：历来都会有空头学者或空头文学家。关心时政并不天然就好或天然就不好，要看具体情况，要看发言者是否有学问，态度是否真诚。免不了有空头发言者，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好好做学问，而不是曾经专心做过，做不下去了才转向社会发言。在这个问题上发难的是北大的一个法学教授，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专著，多写随笔，以言论鼓动人心闻名，他攻击的其实不是不务正业的现象，而是与自己社会立场不同的学者，为此，他还违反事实，说别人没有受过专业学术训练。

傅：对于这些现象，通常只有专业的读者，才会做出清晰的判断。但很多言论面对的是更广泛的大众，他们或许并不在乎文章背后的学术功底，而更看重瞬时的阅读快感。因此，很多时候，“旷野上的呼告”无人听见；而耸人听闻的言论到处流传。这当然不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播，也无益于民众素质的提高。你怎么看？

徐：我不认为情况如此糟糕。一般而言，媒体、报刊的记者、编辑还是负责任，了解情况的，他们大致上能找对人约稿或采访。我只看具体的时评言论的对错或水平高低，这会因人、因文而异，不能用身份来定，专门的时评人和写时评的专家学者一样，水平有高有低。

2、互联网是启蒙的助推器　　

傅：事实上，要求知识分子在哲学上有自己的原创，在这个时代恐怕很难。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相比而言，当下哲学研究也较少能看到原创的思想。所以有些人断言，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悄悄地位移，从一个立法者变成了一个阐释者，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哲学真的就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已经终结了吗？

徐：要在哲学上有原创，从来都很难，从来都是极少数天才的事，这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大的变化。哲学在今天没有终结，少数天才有原创性思想，更多的人在质疑、解释、发挥他们的思想，还有更多的人从事教育工作，传递和普及这些思想。

傅：你转向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言，其中多多少少包含了启蒙的意味。启蒙往往预设了一种精英姿态，这与当下平民化的社会取向似有脱节。而且，很多人认为，现在网络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启蒙。人们能在互联网中找到各种见解，这些见解，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怎么解决这种内在矛盾？

徐：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闻道有先后”的问题，当下平民化的社会取向并没有取消启蒙，只是使启蒙不那么绝对———比如有相互启蒙的情况，使启蒙的形式、方式有变化而已。互联网是启蒙的助推器，使启蒙更有效率。我没有发现内在矛盾，我经常欣喜地发现，本来我打算费大力气说的道理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或者不费力地说一说人们就知道，这也许就是平民化、网络化的好处。

傅：有人认为，网络正在剧烈改变人们的思维和生活。近期还出现了微博参政的现象。一些意见领袖活跃其上，发出政治的吁求。从目前看，通过微博———主要是作为快速传播信息的通道———的确对推动一些事情的进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力量看似是不可低估的。你认为它能成为影响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途径吗？

徐：它能成为影响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途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途径。

傅：非常重要？何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徐：本来言论封得死死的，现在靠技术手段有一些改变。

傅：无可否认，网络的确给人带来冲击，但问题是即使网上有真知，很多人也没把它当回事。一到现实生活中，还是按照传统惯性行事。对此，你怎么看？

徐：懂道理和按道理行动二者不统一，是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可能，知与行的分裂在当代中国人这里是太厉害了一点。也许，当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不那么占统治地位之后，当说假话不再是体制性力量要求的时候，情况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