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福图片:雍和宫史话

 雍和宫史话 八王书屋2012年8月20日重新整理           雍和宫旧址原为明代内官监官房。清康熙三十二年(l693年)，成为皇四子胤禛的府邸。宫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内城的东北角即雍和宫大街路东，是北京市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该寺院主要由三座精致的牌坊和五进宏伟的大殿组成。从飞檐斗拱的东西牌坊到古色古香东、西顺山楼共占地面积66，400平方米，有殿宇千余间。创建於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年历史。雍正驾崩后，乾隆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喇嘛寺。          雍和宫(The Lama Temple)位于北京市区东北角，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曾于此停放灵枢，因此，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本宫事务，无定员。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雍和宫由和天王殿、雍和宫大殿（大雄宝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五进宏伟大殿组成，另外还有东西配殿、“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整个建筑布局院落从南向北渐次缩小，而殿宇则依次升高。形成“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的格局，巍峨壮观，具有汉、满、蒙、藏民族的特色。 　　雍和宫南院伫立着三座高大碑楼、一座巨大影壁和一对石狮。过牌楼，有方砖砌成的绿荫甬道，俗名辇道。往北便是雍和宫大门昭泰门，内两侧是钟鼓楼，外部回廊，富丽庄严，别处罕见。鼓楼旁，有一口重八吨的昔日熬腊八粥的大铜锅，十分引人注目。往北，有八角碑亭，内有乾隆御制碑文，陈述雍和宫宫改庙的历史渊源，以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写，分刻于左右碑。     

      雍和门

　　       两碑亭之间，便是雍和门，上悬乾隆皇帝手书“雍和门”大匾，相当于汉传佛教的山门、天王殿。殿前的青铜狮子，造型生动。殿内正中金漆雕龙宝座上，坐着笑容可掬、袒胸露腹的弥勒菩萨塑像。大殿两侧，东西相对而立的是泥金彩塑四大天王。天王脚踏鬼怪，表明天王镇压邪魔、慈护天下的职责和功德。弥勒塑像后面，是脚踩浮云，戴盔披甲的护法神将韦驮。           八角碑亭          四角御碑亭 

      雍和宫大殿

　　出雍和门，院中依次有铜鼎、御碑亭、铜须弥山、嘛呢杆和主殿雍和宫。主殿原名银安殿，是当初雍亲王接见文武官员的场所，改建喇嘛庙后，相当于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殿内正北供三尊高近两米的铜质三世佛像。三世佛像有两组：一组是中为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左为东方世界药师佛。右为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这是空间世界的三世佛，表示到处皆有佛。空间为横向，所以又叫横三世佛。各地大雄宝殿供三世佛的，多为横三世佛。雍和宫大殿的三世佛则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流程，说明无时不有佛，即中为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左为过去佛燃灯佛，右为未来佛弥勒佛。空间为宇，时间为宙，意为宇宙无处不佛。正殿东北角供铜观世音立像，西北角供铜弥勒立像。两面山墙前的宝座上端坐着十八罗汉。大殿前院中两庑是“四学殿”。   

       永佑殿

　　出雍和宫大殿，便是永佑殿，单檐歇山顶，“明五暗十”构造，即外面看是五间房子，实际上是两个五间合并在一起改建而成的。永佑殿在王府时代，是雍亲王的书房和寝殿。后成为清朝供先帝的影堂。永佑是永远保佑先帝亡灵之意。殿内正中莲花宝座上，是三尊高2．35米的佛像，系檀木雕制，中为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左为药师佛，右为狮吼佛。出永佑殿，便到法轮殿。左右两侧为班禅楼和戒台楼。法轮殿平面呈十字形，殿顶上建有5座天窗式的暗楼，有5座铜质鎏金宝塔，为藏族传统建筑形式。

      法轮殿

　　法轮殿是汉藏文化交融的结晶。殿内正中巨大的莲花台上端坐一尊高6．1米的铜制佛像，面带微笑，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这尊铜像塑于1924 年，耗资20万银元，历时两年才完成。宗喀巴像背后，是被誉为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的五百罗汉山，高近5米，长3．5米，厚30厘米，全部由紫檀木精细雕镂而成。五百罗汉山前有一金丝楠木雕成的木盆，据说当年乾隆帝呱呱坠地后三天，曾用此盆洗澡，俗名“洗三盆”。  

      万福阁

　　出法轮殿，便是高25米，飞檐三重的万福阁。其两旁是永康阁和延绥阁。两座楼阁有飞廊连接，峥嵘崔嵬，宛如仙宫楼阙，具有辽金时代的建筑风格。万福阁内巍然矗立一尊迈达拉佛（弥勒佛），高18米，地下埋入8米。佛身宽8米，是由七世达赖喇嘛的进贡礼品，用整棵名贵的白檀香木雕成。据说乾隆帝为雕刻大佛，用银达8万余两。这尊大佛也是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还有一尊木雕三绝在万佛阁前东配殿照佛楼内，名金丝楠木佛龛，采用透雕手法，共有99条云龙，条条栩栩如生。       

      从明内宫监房到康熙皇四子府邸

　　寻着历史的足迹，雍和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十五世纪。《清宗人府事例》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谕宗人府：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允锇……等，俱已分别册封分府，唯允祯、允祐二人是贝勒，而所封府邸是亲王府邸，规模违制，着由官房租库，将前明内宫监房拨给允祯……”。文中提到的皇四子胤禛即：清朝雍正皇帝 。这时是贝勒身份，按照贝勒府府邸的规制，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将明朝时期太监们居住过的官房(清朝定鼎北京后将这里划为内务府官用房)分给了他。康熙三十三年(1694)胤禛搬进府邸，取名“贝勒府”。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禛贝勒府”也随之升为“雍亲王府”。这时的雍和宫从规模、建制到人员配备都与从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座昔日的“贝勒府”真正发生历史性改变则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结束了他为期六十一年也是清朝历史上最为长久的统治历史。同年，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继承皇位，改年号雍正，是为雍正皇帝。皇帝随即迁入宫中，但对曾经居住过三十余年的府邸已有了很深的感情，于是，将这里改为自己的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和宫作为帝王行宫和“龙潜禁地”的历史便由此开始。   

      从皇四子府邸到行宫

　　雍和宫改为行宫后，雍正皇帝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改建，而只是对东花园(又称东书院)进行了彻底修缮。 　　早在“禛贝勒府”时期，当时宅院东侧就辟有一小院，内有亭、台、廊、室，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供作为贝勒王胤禛读书阅典、贝勒王福晋赏花观月。往后，随着胤禛爵位的升迁，这里得以不断扩建和修缮。雍和宫改为行宫后，东书院又在原来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亭、台、楼、阁。《国朝宫史续编》中对东书院的一门一匾，每幅楹联、每幅匾额甚至一草一木都有详尽记载。重建后的东书院被装点的古朴典雅，清幽明净。乾隆以后的各位皇帝，必须按“定制”每年最少来雍和宫礼佛三次，即：每年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诞辰和正月初三的忌辰，必须“盛装隆从，威严如仪”地先到雍和宫各佛殿拈香礼佛，然后到东书院向乾隆遗像致祭；每年五月的夏至节，皇帝到地坛祭拜后，也必须“原班原仪”先到雍和宫拈香拜佛，然后至东书院尝新麦——吃新麦面粉做的麻酱面，即每年夏至“芳泽事毕，临此园少歇、进膳”。东书院则成为清朝自乾隆以后各位皇帝在雍和宫礼佛之后休息的重要场所。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东书院当时的规模几乎与现在的雍和宫相当，当时，两种风格不同、格调迥异的建筑群相辅相成构成了雍和宫的全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雍和官规格的不一般，使得东书院各殿房陈设，如桌案、围屏、宝座、古玩等都和故宫一样。这里也曾设有“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等文、武官员。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即：看管东书院所陈大量珍宝古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东书院被日本人所烧，大量物品也都被日本人抢走。东书院连同这里所发生过的故事都已成为历史。 　　1995年，为改善僧人住宿条件，雍和宫管理处在东书院遗址上盖起了两幢极具古典建筑风格、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僧舍，雍和宫的大多数僧人常年居住生活在这里。

        从行宫到藏传佛教寺庙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圆明园，爱新觉罗·弘历即位。乾隆皇帝一改清朝旧制，于同年九月将父亲梓棺安放雍和官(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玄机，众说纷纭)，雍和宫也因此结束了它整整十年的帝王行宫历史。期间，为迎棺椁，雍和宫主要建筑在十五天内改覆黄瓦，雍正灵柩就安放在他当年的寝宫(今永佑殿)。乾隆元年(1736)十月十一日，移棺易州西陵，此后，永佑殿则常年供奉雍正影象，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影堂时期的 雍和宫”。实际上，在雍和宫没有真正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宫内大部分殿堂已成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颂经的地方。  　　从“贝勒府”到“雍亲王府”、“行宫”直至影堂时期的雍和宫，雍和宫的每一阶段都演义着不同的宫廷斗争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疑团。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从此，雍和宫开始了它既为皇家第一寺庙又为连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的辉煌历史。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俸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  

      雍和宫的建筑由来及发展

　　雍和宫建筑群的形成，在清代的历史上，前后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经历王府、行宫、庙宇三个时期；时至今日，建筑历史三百一十五年（1694——2009）。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雍和宫这座昔日的皇家寺院极为重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曾多次来此视察，并对保护这一藏传佛教文化艺术宝库，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1961年3月4日雍和宫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置专职机构----雍和宫管理处----组织落实实施。 　　70年代以来，人民政府再次筹集巨额资金，对雍和宫古建筑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整理；并在1981年2月5日（其时为1981年农历正月初一，即中国传统重要节日春节）正式对内外香客与游人开放。  　　作为北京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和著名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以来，雍和宫曾接待了来自世界上17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元首及知名人士，每年接待内外客人近二百万人次。 　　雍和宫的今日，“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春来丁香玉兰花影扶疏，满园芬芳；夏日盆盆荷花亭亭玉立，香气盈溢；入秋核桃银杏果实累累；冬季苍松翠柏白雪压枝，可得四时之雍和景象。          著名文物

      木雕三绝

　　指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龛。「五百罗汉山」在法轮殿，整个山体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层峦叠嶂、阁塔错落；五百个用金、银、铜、铁、锡铸制的罗汉置身其间；讲演佛法的、降龙伏虎的、乘鹤飞升的，或坐或卧，或醉或思，或笑或痴，姿势生动，神态各异，造型逼真，雕技精湛。可惜历经战乱，山上罗汉仅存四百四十九尊。  　　檀木大佛就是万福阁的迈达拉佛。这尊巨佛是用一棵白檀树的主干雕成的，高二十六米，地上十八米(地下埋有八米)，直径八米，全重约一百吨，是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由于雍和宫坐落在柏林寺右，乾隆帝恐其影响「龙潜禁地」风水，准备在雍和宫北部空旷之地建高阁供一大佛，以作靠障，借助佛力保佑平安。一七五〇年乾隆帝将治藏大权交与七世达赖喇嘛，达赖为报答「浩荡皇恩」，用大量珠宝从尼泊尔换来这棵巨大的白檀树。由西藏经四川，历时三年之久运至雍和宫。之後，先搭盖一座「芦殿」雕刻大佛，然后再建万福阁。「迈达拉佛」是蒙古语，梵文Maitreya 音译迈特蕾耶，简称「弥勒」，是「当来下生佛」。《弥勒下生经》说他是释迦牟尼弟子，被释迦指定为接班人，先于释迦涅盘，升入兜率天，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即「未来佛」。这尊大佛体态雄伟，全身贴金，镶有各种珠宝。他身上披的大袍，连里带面就用去了五千四百黄缎。   　　楠木佛龛在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内，上下两层共十间楼房，楼里有一尊照佛（旃檀佛）。佛经说，释迦牟尼到兜率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讲《涅盘经》，佛弟子请求佛留下影像，画师画像时不便直视佛，只好请佛站在水边，照水中佛影画，所以叫「照佛」。佛像画好后，用旃檀木按佛的形象制作∶右手屈臂上伸，称「施无畏印」，表示佛能除众生苦；左手下垂，名「与愿印」，表示佛能满众生愿。后来，仿照此形象制作的佛像也叫「旃檀佛像」。照佛楼的照佛是仿木刻旃檀佛，用铜浇铸而成，很名贵，但供奉这尊照佛的楠木佛龛更为名贵；佛龛从地面直达楼顶，高约十几米。照佛背后有一火焰背光是楠木雕刻并涂以黄色，黄铜镜镶嵌在背光中，夕照时，佛像生辉，蔚为壮观。同时，利用透雕手法突出的九十九条立体金龙翻腾于云海之中，形态逼真。  

      铜铸须弥山

　　雍和宫大殿前的庭院里，椭圆形汉白玉石座上的石池中，有座高达一点五米的青铜「须弥山」。须弥山是梵文 Sumeru 的音译，意译为「妙高」。它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据说是世界的中心。佛经认为，世界的最底层是风轮，其上是水轮，再上是地轮。地轮之上有九山八海，须弥山就在这山海之间。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由旬」是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日月环绕须弥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须弥山层层建立。须弥山腰有「犍陀罗山」，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还有四大部洲即∶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和北俱芦洲。这四大部洲就由四位天王护持。须弥山顶部为「帝释天」。帝释天下面有一圈星象图，是按古代天文观测的结果依次排列的。据说这些星座的分布和标记大体上符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在佛教中，须弥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山顶的帝释天自然也就是世界最高的天，是天堂极乐之处。因为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佛祖释迦牟尼经常在此讲经说法。不少寺院石窟佛都坐在叫做「须弥座」的座位上，成为一种象征。  

      竖三世佛

　　雍和宫大殿原是雍亲王胤禛在府里升殿受贺的地方，叫「银安殿」。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后，银安殿成为正殿，便供奉三尊高两米的铜佛，两侧汉白玉石座上排列蒙麻披金的十八罗汉。这三尊铜佛都结跏趺坐。佛像背后是蛟龙背光。背光象征像的身光，成叶形屏风状，上雕刻蛟龙象征释迦牟尼诞生时九龙灌浴。这三尊铜像的中间为释迦牟尼佛，他是现在世的佛，结跏趺坐，右手放在右腿膝盖上，称「成道印」,表示他在大地上艰苦卓绝的修行唯有大地能够证明；左手向上放在左腿上是「禅定印」，表示他静坐思虑人生的无尽苦难。东边上首是燃灯佛，他是代表过去世的佛，佛经说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释迦牟尼前世曾买五茎莲花供献燃灯佛，燃灯佛预言释迦牟尼九十一劫後之「此贤劫」(现在世)时成佛。燃灯佛结跏趺坐，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扣在一起，合成一个圆圈，表示修成正果。西边弥勒是代表未来的佛。他结跏趺坐。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三会龙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大殿供这三尊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到无限遥远的未来，都是佛的世界；这是从时间上说佛教历史悠久、生命久长。由于时间从上古到今世到未来呈竖向，所以称「竖三世佛」。           六道轮回图  　　雍和宫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原是乾隆生母供佛之处。那里陈列着两幅画像：旃檀佛画像和「六道轮回图」。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的，认为世世代代的人处于不停的车轮般的回旋之中，机会均等。人死了以后，来世有六种「出路」：或为天神，或为人，或为阿修罗，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下地狱。《长阿含经》说，人在来世的归宿，主要看现世的表现，如积善德，下等种姓下世可成为上等种姓；如劣迹斑斑，上等种姓下世也会成为下等种姓，甚至沦入地狱，这一切就是佛教所说的「轮回」。「六道轮回图」绘一个长爪三眼、形如黑熊的巨大怪物坐在地上，抱着一个大车轮形的圆圈。圆圈四周彩绘各种人物和烧、杀、奸、诈、劫、盗、吃、喝、嫖、赌等恶行劣迹。几股气流将圆轮分成六道。第一道内五色云端中宫阙巍峨，宛若仙境，称「天道」；第二道内市井社会，平民百姓，称「人道」；第三道内硝烟四起，有水、火、旱、涝，称「阿修罗道」；第四道内男女鬼怪，口内生烟，骨瘦如柴，正受严刑拷打，称「饿鬼道」；第五道内猪狗牛马、鱼介昆虫，称「畜生道」；第六道内刀山冰谷，火海炼狱，鬼怪在受煎熬，称「地狱道」。此图形象地儆戒世人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达到劝恶从善的目的。   　　雍和官是汉藏文化的瑰宝，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雍和宫的佛仓

         走进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过九顶牌楼，便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在甬道东侧红墙外，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寺内最大的佛仓。今年，在政府的关怀下，雍和宫这一佛仓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圆满竣工。此佛仓现占地面积1755平方米，建筑面积827平方米。分为三排，共有住房19套，39间。在修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记忆，原有的建筑材料能用的全都用上。来 到这里，映入眼帘的是青砖灰瓦的外墙、枣红色的木窗、青砖地面，房屋垛子上的方形砖雕，外檐下的苏式彩画，其中，还保留了一段原有的彩画，虽然那接板、额枋上的纹饰已经模糊，但尚能感觉到历史的印痕。 　　佛仓，意为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的住所、行馆或府邸。在清代，蒙藏地区的大活佛来到北京，都有一处驻京的行馆。这行馆分为三种，一为“城内本寺佛仓”，即在京城内有其本人一座寺院。像地安门内的松祝寺，是章嘉活佛的本寺院佛仓。二为“城外本寺佛仓”，如德胜门外的后黑寺，是察汗达尔汗活佛的本寺院佛仓。三是“赐居佛仓”，即是其本人在京没有寺院，又因职务关系需长久居住，并且其职务还与雍和宫有关，则会在雍和宫院内或附近赏赐一所院落，雍和宫的佛仓当属这种。 　　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时任雍和宫住持的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向乾隆皇帝推荐了数位藏地的格鲁派活佛，参与雍和宫的宗教事务。于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及周边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从而形成了雍和宫的各个佛仓，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载：“寺内有阿嘉呼图克图仓，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宫之东墙外东花园，有土观呼图克图仓。东板子门内，有诺门罕呼图克图仓。门前藏经馆，原名北大门，初为那木喀呼图克图仓，光绪三十四年改变喇嘛印务处。东有济隆呼图克图仓，为西藏喇嘛来京住锡之所，民国十八年设西藏驻平办事处，其后有果蟒呼图克图仓。”呼图克图系藏语“朱必古”的蒙古语音译，意为“化身”、“长寿者”，《大清会典》云:“喇嘛之最高者曰呼图克图”，清朝廷以此封号称呼蒙藏地区的大活佛。 　　在清代，雍和宫辇道西边红墙外为三个紧凑的院落；青砖、青瓦、木窗，第一个院落原是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前后五排，计瓦房38间，内分为佛堂、卧室、客厅、厨房等。第二个院落原是萨木萨呼图克图仓，计瓦房10间。第三个院落原是诺门罕呼图克图仓，计瓦房25间。现多为民居，但还能看出当年的布局。而在辇道东原是阿嘉佛仓，由连房改建，原有瓦房66间，内有游廊，并以走廊相连，阿嘉佛仓是雍和宫各佛仓中规模最大的。以上四座佛仓均在雍和宫甬道两侧，俗称“内围子佛仓”。而在雍和宫原东书院及附近的四座佛仓俗称“外围子佛仓”。  　　说到阿嘉佛仓还要提到二世阿嘉喜饶桑布(1642—1707)，他生于青海湟中李家山阿氏家族，是从西藏到塔尔寺传法的高僧楚臣回乃的转世，曾是塔尔寺第十六任法台，由此形成阿家活佛，后改称阿嘉活佛。1689年，他主持扩建塔尔寺大经堂。三世阿嘉洛桑丹贝坚赞(1708—1768)，在乾隆十一年(1746)奉旨进京朝见，受封“述道伯勒格图诺门罕”称号。并留京供职，驻锡雍和宫，任副扎萨克达喇嘛。雍和宫阿嘉佛仓即在此时兴建。  　　在清代，这些佛仓的建立表明以上活佛与雍和宫的密切关系，也表明雍和宫的地位与影响。雍和宫的佛仓曾经成为清中央与藏、蒙地区大活佛联系的纽带。斗转星移，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常往来于阿嘉佛仓这幽静的院落。那时后面两排房居住着多位老僧人，有乌达木却、根敦、彭措阁等，像大巴、恩和白音等一直在此居住。乌达木却老人的僧舍不大，一进门是老人在花盆中种植的各种花草，长势茂盛。他曾在这里念诵了五遍法轮殿内的大藏经甘珠尔部，老人的心愿就是祈祷国泰民安。他及其他数位老年僧人曾多次将积攒下的钱进行施舍，乌达木却与根敦世寿都近百岁。  　　现在，阿嘉佛仓作为雍和宫内老年僧人的居所，整体配备上了中央空调、暖气、厨房、上下水、卫生间，房间内还配备了衣柜等家具。在这里他们将修习、生活、颐养天年。  　　雍和宫的佛仓以和谐、厚重的形式庄严着寺院。老年僧人的入住，既很好地保护了文物，又使雍和宫的历史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利用与续写。          雍和宫的古槐  　　曾为六朝古都的北京，有大量古树，其中槐树是京城的特色，自元代起，即为北京行道树中的当家树。此乡土树种具有耐寒、抗旱的特点，适应北京地区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加上树形壮美，生长快，故栽植广泛。现京城常能看到的树龄在数百年至千年的国槐，如北海公园画舫斋院的唐代古槐，故宫武英殿东侧断虹桥畔的古槐，虽历经沧桑，仍枝叶繁茂，而京都古刹雍和宫内的古槐，也是一大景观。    　　走进雍和宫第三进院落雍和门院内，即可看到十余株老槐树。庭院深深，古槐参天。花开时节，清风徐来，这古槐散发出阵阵淡雅的香气，弥漫在空中，使人陶醉。浅绿色的槐花层层叠叠布满树冠，带来阵阵清香。层层绿叶，遮挡着阳光，形成片片绿阴，游人在树阴下歇息，谈天说地，读书看报，令之流连忘返。七八月份，槐花渐渐落了，那点点淡绿又不断点染着庭院的地面，麻雀、喜鹊欢悦其间，又是一片生机。临近九月，秋风乍起，槐枝欢舞着，树下的小松鼠跳跃着，游人来来往往，成了一道温馨的风景，迎着散落的槐花我漫步其间，体会着“满地槐花秋”之境。偶有僧人在树阴下对弈，“一树槐花几幽香，棋盘素茗曲悠扬”，那又是一番境界。丁亥年夏月，京城槐树花期正逢大年，花势旺盛，雍和宫也不例外，每日花飘满院，引人驻足。而槐树的叶则落得晚，12月初才纷纷落下。大雪过后，古铜色的树干托着银絮，厚重而剔透，更显其沧桑本色。别致的景色，忙坏了爱好摄影的人们，怪不得当年曹植曾留下“羡良木之华丽，爱获贵于至尊”这赞扬国槐的诗句。  　　古树名木与古建并存，是京城的特色，也是雍和宫的特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建设国子监辟雍的过程中，有51株槐柏准备伐除，乾隆皇帝知道后，当即下谕:“凡能移栽的幼树，不准砍伐。就近移植于太学门外、雍和宫，余下不能移植的大树，要利用到辟雍工程上去。”雍和宫的古槐即是在这时从国子监移植过来的。  　　这古槐与雍和门院的建筑相呼应，布局基本呈对称形栽植。细观之，最粗的一棵在雍和门西侧，已有300多年，属一级古树。此树苍老遒劲，树叶浓绿，生机盎然。主干上高低不平、斑驳的树鳞，似乎诉说着那一段段不寻常的历史，诉说着这座古寺的变迁。而另外数棵200至300年间的古槐则各具身姿，有的做招手状，有的做鞠躬状，有的静静侍立似护卫着古寺，正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清代乾隆及以后各帝是经这槐树间到各殿礼佛的；自清代以来，雍和宫的金刚驱魔神舞(俗称“打鬼”)仪式，是在这槐树旁举行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也是经这棵棵槐树来雍和宫视察的；1997年，歌唱家胡松华及画家王定理、官布、马海方、王尧民等是在这槐树阴下挥毫泼墨，喜迎香港回归的；这些年，第十一世班禅是经过这槐树间至法轮殿讲经说法的。  　　“名园易得，古树难求”。我在雍和宫的这些年，眼瞅着这古槐的成长，那树枝叶茂盛犹如伞盖，树皮皴褶更为粗壮，裸露的树根也更加突出了。棵棵巨槐映衬在这黄瓦朱壁、飞檐峰脊的殿宇间，正因雍和的名称，显得那样宏大、厚重与和谐。近年来，雍和宫僧、俗二众对于如何保护这些活文物花了不少心血，并请专家对古槐精心修枝、除虫，对数棵有洞的古槐进行了复壮，将树干的腐朽部分除菌后填充了养料封严，使古槐充满了生机。           今天到过雍和宫的人，无不被它辉煌的皇家园林建筑、神秘的藏传佛教造像以及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所吸引。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雍和宫现在所展示的一切只是在尽可能地将历史上雍和宫最繁荣，最辉煌的那一段真实地再现在现代人面前。 　　乾隆年间，在决定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寺院之后，从清乾隆九年(1744)始，清朝政府在几年之内陆续完成了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基本建制。诸如：拆影壁，建昭泰门；设桅杆，立宝坊；立碑亭，建钟楼、鼓楼；对内部主要殿堂，如雍和门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讲经殿、药师殿等十个殿堂进行翻盖；在寺院外围相继修建了八百余间包括连房(僧舍)、印务处、经史馆等在内的附属用房，使原来的行宫逐渐具备了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规模。乾隆皇帝为其赐一藏语名：“噶丹敬恰林”(即“雍和宫”，意为兜率壮丽洲)。 为着这里将要发挥的特殊作用，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建制、管理、宗教机构设置、僧人来源等诸方面给予很高规格和严格规定。  　　就行政方面而言，清朝当时在雍和宫设有一个很高的管理机构，即：“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直属清朝管理全国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理藩院”，官员称“领雍和宫事务大臣”，只设一名，一般都从亲王中选派。其下有“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人数不定，一般从王公和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送。当时，清政府在雍和宫设有三房，即：“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他们分别负责管理雍和宫的文书往来、僧人念经，以及佛像造办之事。其中在“文案房”下设有笔贴式(书记)和苏拉笔贴式(副书记)负责文书往来的具体工作；“经坛房”下设有副管领，首领太监，太监喇嘛若干名，负责喇嘛念经之事；造办房其实是清廷设在雍和宫的一个规模相当的制造佛像的工厂。工厂中除负责人员外，另有工人四十名，这些工人被分为九组，分别从事铜金、镀金、铸铜、雕刻玉石、雕刻牙木、彩画、装金、彩绣、缂丝等不同种类佛像的制作。清朝的八旗军则承担着雍和宫的保卫工作。  　　在宗教上，雍和宫内当时设有两套班子。一套称“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负责管理北京，东、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各喇嘛寺院的工作；另有一套机构专门管理雍和宫的宗教事务。管理雍和宫的这套机构设置相当复杂。最高一级称“总管喇嘛印务处”，简称“喇嘛印务处”。一般都由僧人组成，这些僧人又按职位高低分为七级，依次为“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副扎萨克喇嘛”、“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学习喇嘛”。“学习喇嘛”中又分为四级即：“德穆奇”、“格斯贵”、“格隆”和“班第”。 　　除了完备的管理机构，当时，雍和宫内还有严格按照密宗四续部理论建成的四大“扎仓”即僧院，它们分别是：(一)扎年阿克学(数学殿)。内设教习堪布一名，总管全殿教务；设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管理上下殿唪经事宜。学徒(又称学艺喇嘛)共分四级，先后要学习藏文、佛经、历算等功课，完不成学业还要续学三年，之后才能应考更高一级的喇嘛职衔。(二)曼巴学(药师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四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药师经及四种医学经。(三)擦呢特学(显乘殿，或显宗殿)。内设教习堪布喇嘛一名，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共有十三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显宗的主要经典。(四)巨特巴学(密宗殿或密乘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五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秘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等佛教经典。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四大扎仓在学经师傅安排、学习时间、学习次第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是每个扎仓所学的内容不同。一个新学徒要从一个扎仓学成出来，一般要经过十余年的苦读，有的甚至要穷尽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四大扎仓后来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藏传佛教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四大扎仓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  　　早在四大扎仓建成初期，乾隆皇帝就降旨：各扎仓适合担任教习的老师一律要从西藏选送。谕旨即下，一大批精通佛法、道行高深的高僧即刻从雪域高原赶往北京。当时，显宗院上师由西藏哲蚌寺哈东然坚巴·阿旺群佩担任，密宗院上师由后藏选派的贡却丹达担任，药师殿上师由彭措赞林担任，诸明扎仓上师由莫觉夏仲担任。其他僧人的导师分别由拉萨三大寺和(拉萨)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担任。 　　各个扎仓的老师确定之后，乾隆皇帝还对僧人的来源和选拔制定了一系列相当严格的制度。  　　首先明确，僧人必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聪明的青少年中选送。《雍和宫导观所》中有这样的记载：“各该扎萨克拣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已出痘者于每年年终派员引送到京，一面赴部投文，一面往该庙守候，听凭验收。限次年开印之日，由掌印呼图克图逐一验看岁数，合格者即交该宫扎萨克喇嘛收留，倘以年岁不合，或有疾病及无籍匪徒希图滥竽充数者，均不收留，仍交原送官员带回，并将该旗应负责任之扎萨克报部议处。”经过如此认真的挑选，再经过在雍和宫多年的学习和苦修，一大批“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的藏传佛教人才脱颖而出。  　　清廷把雍和宫视为御用家庙。喇嘛除在寺内四学殿(扎仓)参加正常的佛教修习外，还必须担任到宫廷和其它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诸如：常年不断的每天向宫廷中正殿等处派僧人诵经；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藏传佛教吉日进宫诵经；年节及帝、后登极、诞辰、忌辰等重大日子举行法事活动，以上活动雍和宫每次派出僧人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据《大清会典》资料统计，仅“内课”经差一项就达41种之多。此外，雍和宫的僧人还要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  　　清朝政府对雍和宫僧人的待遇相当优厚。据史料载，当时除八十名学艺喇嘛的开销由所送之旗按月送交，其余喇嘛之开销则按照扎萨克喇嘛、苏拉喇嘛、教习苏拉喇嘛、格斯贵等不同级别每月均由政府拨给，具体做法是先由庙内德穆奇造册呈报，从广储司国库支出发给理藩部，再由该部下发至雍和宫。  　　一般僧众的固定待遇有：每人每月粮米七斗五升以及数量不同的银钱；每人有进宫念经时穿戴的黄蟒袍等法衣14套，另有各种“特赏”、布施。乾隆年间，雍和宫的香灯地亩遍及北京周围29个县，年地租一项收入就达白银近万两。至于雍和宫堪布及在雍和宫兼有虚职的驻京呼图克图等上层人士，除雍和宫喇嘛钱粮外，朝廷还加发“驻京喇嘛钱粮”，多数人还享有清廷提供的“佛仓”(住所)和封给的寺庙庙产、牧场、牛羊及基本固定的每月“特赏”白银150一300两。另外他们还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故有“驻京喇嘛不亚于王爷”之说。被清朝封为唯一一位灌顶大国师、位居驻京掌印呼图克图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乾隆朝就兼任着雍和宫总堪布，更占有十多座大中寺庙及庙产，外加亲王俸缎一份，月特赏500余两，其国师金印重88．8两，可以撑黄伞、坐黄轿，皇帝还不时赠给各种金玉珠宝、古玩字画，其地位和待遇俨然高于一般亲王。  　　雍和宫在财务管理上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奏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雍和宫七月份应领香灯钱文因数目错写，多领二十千文，经笔贴式德罄告知，副内管理伯文即当分析报明更正，乃伯文隐讳不报，复于八月份应领数内少领二十千文，以抵上月浮多之数。以至钱粮款项不符，虽无蒙混冒支情事，但有心蒙混冀图迁就了事实属罪无可迁。应将副内管理伯文照钱粮混行造报以至款项不符降一级调用……，笔贴式德罄系承办七月份香灯钱文文领之人，乃将二百一十之数误写为二百三十，以至多领钱二十千文，事后虽经查出报明，究属怠忽于前，应将笔贴式德罄照造册数目错，罚俸一年……。多罗履郡王永成等系管理该处事务之人，未能查处，亦属疏忽，应将多罗履郡王永成、尚书素尔纳、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均照疏忽例，各罚俸三个月。”这件事在雍和宫整个管理中虽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乾隆年间雍和宫喇嘛人数之多，管理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雍和宫每年还对教习喇嘛和勤奋苦读的学艺喇嘛进行奖赏。乾隆三十九年，管理雍和宫事务大臣永容奏：“经询问章嘉呼图克图，雍和宫翻经之喇嘛四十三名内有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一名，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五名，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现今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二名。臣伏思，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现今翻经俱稍有成效，应分别奖赏；其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皆伊等有志勤学之所至。似应一体酌量奖赏，以示鼓励……”乾隆时期的雍和宫，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培养出了一批批出色的藏传佛教人才。 　　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在京都的学府，在众多大德高僧的辛勤培育下，不少人经过多年刻苦修炼，获得不同的学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原籍后成了当地喇嘛寺院的骨干，同时，雍和宫也造就了不少专家、学者。  　　比如，曾在雍和宫学习的内蒙古察哈尔镶白旗的罗布桑楚勒特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雍和宫学成后返回家乡从事宗教、著述等活动。经过在雍和宫学习，他不但精通蒙、藏文，而且对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研究，  　　撰写了多部专著，诸如《青册》、《察哈尔格西全集》、《祝颂词》、《甘露》等。以后又在察哈尔查干乌拉喇嘛庙兴办蒙文印经所，刊印了大批经书和文学作品。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在该所以经卷规格刊印了著名翻译家阿拉纳于1721年蒙译的《西游记》；他还著书介绍印度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和藏族文学史诗《格萨尔》等，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成为著名蒙古族学者、文学家、出版家。 　　又如，雍和宫培养的历算师达喇嘛乌力吉巴图，成了颇有威望的藏传佛教历算学家，他所著《第十四丁卯周的甲子年(1864)历书》，完整地绘出了我国18个省首府和蒙古22个旗的北极高度(即纬度)和距京都的东西偏度(即经度差)。19世纪中叶，这部藏传时宪历传至甘肃拉卜楞寺，被选定为学习时宪历课程的教材。20世纪初又传到拉萨，在各寺院里设置了传学此法的课程。此后，他推算日、月食的方法被载入了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中。由此可见，雍和宫在一定意义上是藏传时宪历的传播站。  　　雍和宫在清朝培养出了大批的各种藏传佛教人才，这种影响即使到了清光绪年间也还发挥着一定作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沈均禀奏：“窃以近时世，列国竞争，非学术无以振兴我大清之蒙藏各番封，皈依黄教已历数百年，近来各国咸思，伸势力于东北、西北各边地已非一日，是以频起觊觎之患，蒙藏民族屡受其愚，弗可枚举……殆非边陲民智不开，素日一味崇信佛教，不求学术，侮由自招所致乎。为今之计，要使开通边地民智，舍教育他无善策。故先设喇嘛学堂，由教授喇嘛人手，逐渐普及……素有相识雍和宫喇嘛江曲开藏，系英果敏公之侄，壮岁从戎，向随僧忠亲王左宫保带兵转战各省，功绩甚伟。嗣后辞职披剃，蒙恭亲王送人雍和宫北花园为喇嘛，去岁由藏回京，谈及该处民情，……风气未开，职即欲立喇嘛学堂各节向伊謦述。渠意以为然。……拟就雍和宫北花园设立喇嘛学堂，选择青年好学之喇嘛，教以汉文并中国历史，以系其心。并拟设师节一班，以备将来分赴蒙藏各地担任教习之选……”这是一份呈辞恳切的奏折，在边陲危机之际，在蒙藏地区庶民备受欺凌之挥的作用已经与乾隆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雍和宫的唐喀艺术       《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布本彩绘，共计41幅，每幅长112厘米，宽78厘米。此幅唐喀系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七世达赖喇嘛所送。据《章嘉传》载：当年，七世达赖喇嘛为祝贺雍和宫改建成为藏传佛教寺院，特赠送给皇帝一组按七世达赖喇嘛授意绘画的佛祖本生传如意宝树唐喀，并在第一幅背面亲书贺词。当这组唐喀和一些佛像、佛经、佛塔等供养物一起呈送给乾隆皇帝时，皇帝非常高兴，并发愿让达赖喇嘛送来的这些礼品给佛教及众生带来福德。之后，乾隆皇帝将唐喀拿起细看，正好看到写有贺词的佛像时，喜悦异常。“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喀中描绘的是佛祖在过去生还是菩萨时教化众生的种种事迹，这一故事是佛教美术中司空见惯的题材，在敦煌壁画和藏区唐喀中多有表现，依其内容可分为四类。一以宣扬忍辱施舍为主题，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等；一以宣扬仁智、信义为主题，如九色鹿等；一以宣扬孝悌为主题，如善太子、猴王救母等；一以宣扬闻法、持戒为主题，如大光明王、瞿楼婆王等。雍和宫这组唐喀，除了有以上某些内容外，还有描绘佛祖成道前入胎、出生,太子习文练武的场景。在每幅唐喀的上端，绘有七世达赖喇嘛像，据说佛的本生故事，是七世达赖喇嘛亲自讲授给弟子们听的，故画师在作画时，特意将其绘于上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雍和宫这组唐喀有其独创性，画师没有简单描摹以前的粉本，而是赋予了个人的感悟，并以其高超的技艺表现出来，感化众生。               

  雍和宫的故事
         雍和宫，最早叫做雍亲王府，是雍正即位前的居所。雍和宫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为什么雍和宫变成了今天的喇嘛庙呢？这里有段错综复杂的故事，雍和宫则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讲述着帝国都城和遥远的世界屋脊西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寺庙。……皇祖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但在京城未建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皇城宫中创建寺院，……定会使佛教复兴！”

　　这是乾隆皇帝和他一生的好友章嘉活佛三世说的一段话，他想把父亲雍正皇帝的行宫雍和宫，改建成传播藏传佛教的寺庙。准备在永和宫里开办扎仓，也就是佛学院，弘扬佛法。

　　章嘉三世闻言，非常高兴，立即表示愿意竭力协助圣上。而西藏的达赖和班禅喇嘛都纷纷写信给乾隆皇帝，对他大兴黄教，在京师修建藏传佛教寺庙表示感谢。

　　于是，雍和宫的改建工程，在章嘉三世的主持下，轰轰烈烈地开工了。同年8月，六名来自尼泊尔的工匠应招入京，负责雍和宫改建工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雍和宫，既有皇家建筑的特征，又有西藏寺庙的特点。       而这六个来自尼泊尔的工匠，他们不仅仅在雍和宫干活，还负责教导皇家造办处的工匠们。从雍和宫开始，到故宫里的雨花阁，清漪园的四大部州，避暑山庄的藏传寺庙，这些藏传建筑在京师附近的兴建，都和这六个尼泊尔工匠密切相关，正是他们的到来，才有了京城藏传佛教建筑的兴建。雍和宫是开端，又作为一代圣王乾隆在北京倡导藏传佛教的一个象征。以它为始，作为京畿重地的京城以及周边，陆续的修建了很多寺庙，高峰时有三千多个寺庙，那时候的北京堪称佛国天堂，钟鼓齐鸣、佛唱袅袅、香火繁盛。

　　雍和宫，是乾隆出生之地，明代是供太监居住的官房，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把它赐给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为“贝勒府”。因为贝勒这个爵位并不显贵，所以，胤禛只能得到明代的旧宅作为府邸。后来，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亲王”是皇帝的近支亲脉，他的旧宅得以改头换面，升为“雍亲王府”，屋顶的瓦也换成了绿色的琉璃瓦。

　　这座王府发生真正的改变是在康熙六十一年，这一年，康熙皇帝驾崩，胤禛继承皇位，名号“雍正”。雍正帝迁入紫禁城，居住过三十多年的“雍亲王府”改为的行宫，赐名“雍和宫”；因为这里出了两个皇帝，所以也被人们称为“龙潜福地”。

　　然而，这个“龙潜福地”也曾经是一个特务机关——“粘杆处”所在地。康熙皇帝一生有三十五个儿子，他们都是皇帝的竞争者，皇位的竞争激烈而残酷。为了得到并保住皇位，雍正帝在雍和宫成立了“粘杆处”，名义上是为皇帝掏雀捕蝉，陪太子玩耍，实际上是专门为雍正帝捕杀政敌。粘杆处的特务们叫做“粘杆侍卫”，都是些身怀绝技的大内高手，雍正帝利用他们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兄弟。至今，一些民间文学和稗官野史上都有关于雍正“谋害”兄弟的记载，他也因此称为“血滴子”皇帝。

　　但是，“血滴子”皇帝雍正非常信仰佛教，在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跟康熙皇帝的国师大活佛章嘉二世来往密切，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雍和宫的一半赐给了章嘉二世，作为黄教的上院，供他在京城讲论佛法。因此，在雍正帝在位的后期，雍和宫的大部分地方都住了僧人，雍和宫日日传出诵经声。民间有揣测传说：雍正帝这样做是为了赎罪积德。但是，雍正首先是个皇帝，他这步棋，应有着更深远的思虑。怎样才能占领更多江山，怎么样才能博得不同民族人民的心？

　　“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康熙皇帝的这首诗，是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重要性的最精辟认识。满族作为异族定鼎中原，从清朝的第一个皇帝开始，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就已为基本国策。

         公元1653年，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朝见顺治皇帝，开创了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先河；公元1713年，康熙大帝册封第五世班禅大师为“班禅额尔德尼”，开创了班禅大师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同时，康熙大帝还帮助西藏人民击退了准噶尔军队的入侵，平定了西藏内乱，并任命一个名叫颇罗鼐的当地人为郡王，由他总理西藏地方事务。基于顺治康熙两代皇帝的努力，西藏进入了政通人和的“颇罗鼐”时期。

　　雍正帝是个勤奋的皇帝，为巩固和稳定蒙藏局势，不仅仅热衷于推崇佛教，还潜心苦读佛书，研究佛经，并在章嘉二世的指导下禅坐三次，达到了深通佛理的境界。他和章嘉二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章嘉二世活佛的圆寂。

　　章嘉二世圆寂之后，他主持的佑宁寺僧人在西北方向寻找到他的转世灵童章嘉?若必多吉，年仅四岁的若必多吉成为三世章嘉活佛，继承了前世章嘉活佛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关系。

　　章嘉三世诸锡佑宁寺不久，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章嘉三世在僧人保护下躲藏起来。雍正帝知道后发出急诏，火速把小章嘉三世接到了北京。雍正皇帝对章嘉三世照顾有加，在章嘉三世拜见雍正帝的时候，雍正帝抱起了小活佛，并特别准许他乘黄幛马车，坐九龙褥，教他满汉文字，学习宫廷礼节，让他和年幼的乾隆皇帝一起读书学习。雍正这样做，是有意为他们的未来铺平道路。

　　公元1735年，雍正帝暴卒，灵柩被安放到雍和宫神谕殿内（今永佑殿），一年后，移葬清西陵，两年后，神谕殿内供奉了雍正的影像，乾隆皇帝按季节来这里行礼上祭，僧人日日诵经，这时的雍和宫，就是“影堂时期的雍和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乾隆皇帝开始了把雍和宫改建为佛教寺庙的工程。

　　乾隆皇帝写的《御制雍和宫碑》中这样说道：雍和宫是雍正帝的行宫，子孙后代无人能住，但是，若长久闲置，必显荒凉，把它改为一座皇家藏传寺院，“香幢宝纲，夕呗晨钟”，是怀念父亲的最好方式。

      雍正帝生前的巧心安排没有白费，和乾隆一起成长起来的章嘉三世，不仅是乾隆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也成为帮他处理蒙藏事务的好帮手。而乾隆皇帝更没有辜负先帝的期望，他时刻牢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深知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阵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成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雍和宫，是宏大、昌顺、和谐的宫殿，是弥勒菩萨的佛国净土。这片佛国净土的改建，在章嘉三世的督办下，历时六年，告以实成。建成的那一天，章嘉三世带领僧众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开光仪式。清代诗人震钧这样形容这座庙宇：“殿宇崇弘，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经历了六年的苦修之后，发现苦行并不能得到解脱，于是结束苦行，在尼连河畔，喝下了牧女用米豆和野果熬的一碗粥，然后，在一棵菩提树下盘腿坐下，说：“我若不能证到无上大觉，宁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终于，在阴历腊月初八日(也有说是阳历十二月初八)的凌晨，释迦牟尼战胜了最后的烦恼，获得了彻底的觉悟，成了大智慧的佛陀。

　　于是，每到这一天，雍和宫都会举行隆重的腊八盛典，人们用这口八吨铜铸成的锅熬粥，敬给佛祖、献给朝廷，然后是王公大臣和大喇嘛、文武官员和本寺僧众，其余的，施舍给平民百姓。

　　在雍和宫的大殿内，供奉着三尊两米高的铜佛，中间的佛像，就是现在世的佛释迦牟尼，他结跏趺坐，右手的手印是“成道印”，左手的手印是“禅定印”；东边的是燃灯佛，代表过去世的佛，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他的手印是转法轮印，表示修成正果；西边的弥勒，是代表未来的佛，他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雍和宫大殿中供奉这三尊佛称“三世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到无限遥远的未来，都是佛的世界。
       帝王行宫被改建成佛教寺庙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蒙藏，那里的人们和信徒感受到了朝廷对藏传佛教的尊重，西藏郡王颇罗鼐马上献给乾隆皇帝一尊铜质鎏金浇铸而成的释迦牟尼像，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在佛像上题了御制诗一首，并把它供奉在法轮殿之中。

　　雍和宫法轮殿，原来是雍正帝的寝殿，改建寺庙后成为寺院僧侣集体诵经的场所，称为“大经堂”。在大经堂的中央，伫立着一座佛像，这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像。

　　宗喀巴大师在公元1357年出生在青海湟中县宗喀地区，八岁出家，十七岁入藏研究佛教。在西藏，他向各位高僧大德学习求法，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学说，提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学经之路。此后，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逐渐形成，并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教派，他的弟子开创了达赖和班禅的转世系统。

　　公元1419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大师圆寂。每到这一天，在雍和宫，僧人们要为宗喀巴大师点燃千盏供灯，虔诚地诵经。在西藏，各家的屋顶上要点燃酥油灯，这就是“燃灯节”的来历。

　　就在雍和宫正在修建的时候，掌管西藏政权的郡王颇罗鼐去世，他的儿子朱尔默特继承了郡王的职位，但是，朱尔默特暗中与境外势力勾结，企图脱离清朝政府的控制。清朝的驻藏大臣杀死了他，朱尔墨特的手下又把驻藏大臣杀害了，此事，激怒了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       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派三千清军入藏，平定了这次叛乱，授命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共同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并严格规定西藏重要官员的人选必须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利用这次平定叛乱的机会，乾隆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万福阁处在雍和宫的最北部，原来是雍亲王府的后罩楼，在雍和宫改建的时候，乾隆皇帝觉得这里太空旷，想修建一座高大的楼阁，却没有找到一尊能与之相称的高大佛像。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寻找建造大佛的原料。恰好此时，尼泊尔王国从印度运回了一根高大的白檀木，七世达赖用重金换来了这根大檀木，由西藏出发，经四川走水路，运到了京城，献给了乾隆皇帝，用以报答乾隆皇帝的对西藏的平乱之恩。乾隆皇帝见到这棵巨檀木，非常喜欢，下令马上雕造佛像。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弥勒大佛终于雕造完成了，这个佛像通高二十五米，地面高十八米，另外八米埋入地下。佛像的胸部在万福阁的二层，面部在楼阁的三层之上，站在地面，必须仰视才能看到佛像的面部，也表达了高深莫测的佛教意境。

　　《弥勒下生经》说，弥勒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释迦牟尼曾预言，弥勒要接替释迦牟尼的位置，替他主持来世，广度众生。弥勒通常以两种身分出现：一是未来佛；二是菩萨。未来佛的形象和释迦佛大体相同，而菩萨，则是戴着天冠的居士装束，雍和宫的弥勒大佛就是这种正统的菩萨造像。这个弥勒大佛，头戴五佛宝冠，身披菩萨装，双肩装饰着宝相莲花，代表着佛法的戒、定、慧、摩尼四种庄严之相。他两手结印契，象征着弥勒继承释迦牟尼在未来世界讲经说法，普度众生。

　　古印度信众认为，用丝穿起花瓣，花瓣就不会被吹散，把释迦牟尼的教言搜集在一起，就能永世流传。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之后，藏族学者就把梵文的有关经论翻译成藏文，形成了藏文大藏经。在雍和宫法轮殿东西山墙的经架上，摆放着一层层的藏文大藏经。西墙是一百零八部《甘珠尔》经，东墙是两百多部《丹珠尔》经。《甘珠尔》也叫正藏，是佛祖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弟子们六次结集记诵下来的。《丹珠尔》也叫续藏，是弟子们对释迦牟尼言教的注释和讲解，由佛教思想的注释汇集而成。

　　为了防潮和防虫，僧人们每年都要将这套大藏经翻看两遍，每次读完经之后都要用黄布包好，依序放置在经架上。这也是僧人们修行的内容之一。

　　在主持修建雍和宫之后，章嘉三世成为雍和宫的第一任堪布，他从蒙藏地区召来了五百名天资聪颖的年轻僧人，又请来了著名的活佛来雍和宫讲经说法，并创建了习修佛教教理和十明文化的四大经院。
         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中的科学知识，迫切地希望传播它，他曾亲手抄下藏文药王经，亲身穿着佛装被人画像。他认为，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所以，发出了“频繁未敢忘神御”的感慨。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北京一地就有三千座佛教寺庙，连皇宫紫禁城中也有藏传佛教的圣地雨花阁，在帝王的园林颐和园修建了四大部州，避暑圣地承德避署山庄也有很多佛教寺庙。仅在乾隆时期，活佛章嘉三世，就主持修建了北京颐和园的四层金顶佛殿、热河的普宁寺、普乐寺、菩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

　　乾隆皇帝的努力博得了活佛们的尊敬。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为乾隆皇帝贺寿。不幸的是，六世班禅因病圆寂于北京黄寺。六世班禅圆寂的消息传到西藏，他的兄弟们为争夺他的财产和权力，发生暴乱。这件事，引发了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等宗教制度的思考。

　　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但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一个，就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并且，在转世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的弊端。

　　在章嘉三世的指导之下，乾隆皇帝认真修习过藏传佛教。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并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区大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大活佛。

　　在金瓶掣签之前，把候选灵童的名字写在签上，放进金瓶中。活佛和驻藏大臣在众高僧面前举行掣签仪式，掣出一名作为转世灵童。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认定后，立即上报中央政权，获得批准后，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这个金瓶掣签制度由乾隆首创，一直沿袭到今天。

　　经过清朝几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乾隆时朝，清政府终于实现了对蒙藏地区的完备管理。乾隆皇帝把清朝带进了康乾盛世的顶端。晚年的乾隆对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更是感慨万端，雍和宫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怀念父亲祭奠先人的地方，更是他在“俯仰之间”就完成了江山继续的夙愿的地方。

　　公元2008年5月21日，雍和宫为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举行了祈愿法会。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来到了雍和宫，带领僧众，吟诵祈祷经，超度亡灵。

　　穿越了百年时空，经历了无数沧桑，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雍和宫，从古传承而来。过去的帝王们靠这里得到江山的稳固和政权的长久，现在的人们在这里许下愿望，播种希望，祈求吉祥。


 雍和宫的老照片        18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