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山樟松岭宾馆:王小平 : 谁是输家？

王濛是谁？冬奥会金牌得主，多么耀眼的身份！她是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强项是500米，曾多次夺得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在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上，获得500米金牌；在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上成功卫冕，成为中国卫冕冬奥会冠军第一人。在一个没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有也等于不存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会就成了我党宣誓党威，营造盛世，煽动民意，为政治，经济，军事，宣传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举国体制辩护的方便法门。就这样，踩在无数举国体制下被半军事化管理，被强迫改年龄，强迫吃药，被潜规则，被“感谢国家”，然后被抛弃，被遗忘的悲惨的运动员肩膀上，聚光灯最后只打到收获金牌的幸运儿身上。

王濛到底是1984年7月9日出生还是1985年4月10日出生，这一问题在王濛的百度贴吧中一直争论不休。当时的百度百科给出的后者（如今改成了前者）。央视五套的一期采访中也表明的是1985年4月10日。因为，在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运动员注册表中，王濛的生日就是1985年4月10日。但是，当有网友爆出王濛1984年10月13日的“百天照”时，一切争论宣告结束。因为，王濛的生日应该是1984年7月9日，改小了一岁。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易建联也好，李金羽也罢，尤其是我们的国球，羽毛球，乒乓球运动员有90%是改年龄的。在一个官员和运动员不改年龄，明星不改身材和面孔才让人吃惊的国家，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有了体制的保驾护航，在半隔绝的比赛生涯下，也难怪王濛成了一位很有个性的运动员，因为在这个残酷的体制下，她是胜利者，她有资格骄傲，旁人无法置喙。所以她说：

“以后你判我王濛的时候你得看着点！”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你跟都跟不上我，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就要冠军！”

“金牌本来就是我们的，她们还说我们‘偷了她们的金牌’。我们都没说什么的，本来可以潇潇洒洒地过终点，结果整那么大的距离，还让我们等半天。”

“说她们还不服还哭，有啥好哭的！竞技体育就这样。我们还没抱怨你们破坏了我们完美冲线呢~！”

“我不允许别人在我前面超越我！”

“裁判要是判我犯规，全国人民都不会同意！”

你看，多么有冠军的气势啊！足以让受尽委屈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YY一番。尤其是最后一句，简直可以免培训直接上岗去外交部做发言人了。谁有金牌，谁就是老大，正如谁有权力，谁就是老大，不是吗？2009年山东全运会短道速滑决赛阶段在青岛举行，在青岛国信体育馆，王濛在男队比赛后对着某省队的男队员破口大骂，而这名当时也在国家集训队中的男队员连还嘴都不敢，低着头收拾好东西就匆匆离开了赛场。由此可见，王濛的“大姐大”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可是气势太盛，不免说溜了嘴，于是她说了不该说的：“有些运动员，国家让你拿金牌，你就拿第二；国家让你拿奖牌，你就拿第四名；国家让你进前八，你就拿第九。……国家让我拿金牌，我就拿金牌！”

这番话，简直让被逼远走东洋的小山智丽情何以堪啊！试问：如果“国家”要你拿第三，你还敢拿金牌吗？王濛身为竞赛体育提前内定名次这个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如此得了便宜还卖乖，实在让人无语。小孩子说错话，总是难免的，大家心照不宣，打个哈哈也就过去了。可是当她不止于说点出格的话，还要做些出格的事情时，盖子就不是那么好遮掩的了。今年6月7日，王濛凌晨微博爆料短道速滑队在丽江遭遇暴力执法，多名运动员受伤住院。凌晨2：12分，王濛在微博发布消息“中国短道速滑队集体被挨揍！在丽江。中国还有正义吗？”之后发布图片介绍伤者前往医院做检查，“医院没人管”。另一名队员周洋在微博称“手疼！动不了了，做布带的右手，完了”“都受伤了医院连医生都没有，丽江啊一下在我心里美丽形象”。

短道速滑的队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当时我们吃完饭准备回去，保安见了我们就轰人，对我们队员上来就是一脚，并给一警棍，他还让我们赶紧滚”，“我们队员十几个人很多人都被对方的警棍打脑袋和腿上，我们助理教练全身都是伤”，“当时他们让我们都蹲在地上，我们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但他们一直在追打我们一名男队员，几十个人打一个人，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上去制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短道速滑队员于6月6日喝酒在先，随后被曝出王濛还曾高喊“世界冠军要特权”、“我是人大代表”之类的出格语言。最后，该事件的处理方式遵循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以双方各自承认都有错误而草草收场。不过据最初曝出"人大代表"的报纸报道,“我是人大代表”其实是一位男性喊的；可见中国的媒体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是多么狗仔队。"世界冠军要特权"这句话，也是在王濛被人认出后才说的，虽然这的确是她本人说的。

丽江事件之后，体制的全力保护，足以让王濛意识到她真的享有特权，不光是在赛场上，也在所有方面。可是曾几何时，王濛这个金牌选手不再有王者的霸气，突然成了体制下可怜的受害者，变得灰濛濛起来。只因为她逾越了体制的底线，一旦她凭借自己的金牌身份和大姐大的气势，冒犯到整个半军事管理的严格等级制度时，为了杀一儆百（美其名曰“严肃组织纪律”），她也就只好接受被彻底抛弃，被官方媒体无情谴责的苦涩结果。

据官方报道：2011年7月24日晚，因饮酒而晚于规定回寝时间的王濛等6名队员，与领队王春露（被视为党管体育之下的官僚——不干活的领导）发生口角，甚至挥拳相向。冲突发生后，酒意未消的王濛开始拿公寓内的诸多硬件设施乱砸一通来“泄气”，直至不慎将玻璃弄碎后割伤了双手，之后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海尔路南端59号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东区缝了数十针，整个过程约4小时。

一旦被党和代表党的上级领导视为不听话的害群之马，那么所有的辉煌都可能被一笔勾销，而所谓的真性情，也很快被看作是不服从组织的“刺头”的表现。冬管中心认为，此次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打人运动员严重违反了队规，破坏了队纪，触犯了道德底线，背离了体育精神，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本应作为榜样起示范作用的世界冠军形象，损害了国家短道速滑队的形象，损害了中国运动员的形象，辜负了广大体育爱好者及社会各界对国家短道速滑队的殷切期望和厚爱。2011年8月4日，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撤销两届冬奥会冠军得主、短道速滑名将王濛国家队队长的职务，取消她和另一位队员刘显伟的国家队队员资格，另一位冬奥冠军周洋主动退出国家队（人们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种处理方式，本是体制内对待害群之马的惯例，可是看来体育总局鉴于越来越多的明星运动员，比如王治郅，田亮，郭晶晶，在近年的商业化和造神运动下，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失去控制，这次终于是要动真格的了。他们绝不愿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必须要通过对王濛的严厉惩戒，让那些年青人好好看看自己的真实身份，自己的真实分量，给其他不听话的运动员，教练和领队敲警钟。所以他们补上了这一条：禁止王濛参加国内外的任何比赛，而且禁令没有限期。

从被人呵护，纵容到如今像大运会冠军张尚武一样，被驱逐到体制边缘，急剧褪去耀眼的光环，落得个众人声讨，王濛当然感到遭遇的不公平，心理的不平衡。在失去体制的庇护，遭遇整个圈子背过身去的抵制后，习惯了被养起来，做一个拿金牌为国争光的人肉工具的她，更感到前途茫茫。她必须回去，她只能回去。被除名出国家队后，王濛称自己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她委屈的质疑道：为什么他们不处理王春露？为什么自己的恩师李琰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不为她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从一个强势人物，体制内的宠儿，变成了一个遭人唾弃的对象，她开始感到害怕，终于说出了一点光环之下的，举国体制之下的真实内幕：

“我问领导了，为什么不处罚王春露？领导说了，现在是处理你的问题，其他人稍后处理。有这么处理问题的吗？我和王春露是打架了，打架是不对，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领导真正调查并了解了我们打架的原因了吗？难道真的就应该像有的领导说的那样“领队、教练就是可以打运动员，运动员就是不能打领队、教练”不成？！关于我和王春露打架这件事，我能说的是，也许在外界看来我王濛是奥运会冠军，是明星，但是，在运动队里，在领导、领队与教练面前，我跟所有的运动员一样，都只是弱势群体，而且这种现象，也不是只有我们短道速滑队才是这样。外界以为明星运动员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在队里什么都不是！”

当记者问道：你所说的真相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王濛聪明又恶狠狠的回答：“很多，包括我和王春露为什么会打这一架，包括王春露在丽江事件中怎样对全国人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我保证我说的都是真话，我也希望敢登真话的媒体来参加我的新闻发布会。”

作为曾经的胜利者，如今的“什么都不是！”王濛当然知道在强大的组织，在冰冷的体制面前，一切的哀求，老本和道德呼吁都是无用的。于是，她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所以，她开始对媒体放言：要召开一个涉及短道速滑队奖金分配（不禁让我们又想起了国家跳水队，想起了周苏红），商业赞助，特别是兴奋剂问题（马家军不过是万中之一）的发布会。就像一个被踹落臭水沟的人，扬言要把那个踹她的人也拉下水。这是一种鱼死网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斗争策略。真正行得正，坐得直的话，体育总局应该是毫不在意的，可是问题在于，他们本来就有太多的阴暗面，有太多不能说的秘密——于是王濛一击即中，就像施瓦辛格扮演的酷酷的未来战士一样：她回来了。

媒体周三已经证实，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在此次事件后首次正式面对媒体表态时强调——王濛不会召开发布会。按照赵英刚的说法，在王濛与领队王春露的冲突事件后，王濛所在的黑龙江体育局迅速派人来京与其“沟通”。与此同时，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也多次与王濛以及她的父母“沟通”。“沟通”的结果，让赵英刚非常满意。媒体认为，这样的结果在情理之中，毕竟如果王濛真要公布“内幕”，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将被她逼入死胡同，而她自己也将众叛亲离，没有任何退路。王濛是中国体育体制内的运动员，于公于私都不允许她召开这个发布会。

于是新闻发布会再也开不起来了，它被永远的摁在了黑暗的水面之下。致命危机变成了无关大局的小新闻，很快就将过去，从此风平浪静。体育总局和政府，乃至整个国家的面子都保住了。于是王濛和冬管中心，就这样在小心防备，互相忌惮之下和解了，大家一团和气，继续以前的蜜月旅程，你帮我拿金牌，我给你名和利，在你光荣退役的时候，我再把你吸收到体制内，做一个技术官僚。你可以按照过去的成绩和与体育官僚们的关系，分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然后按照你自己这个模板，铸造新的没有自由，没有表情，没有思想和灵魂，永远不会反抗的下一代金牌机器。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人群开始散开，网络和微博又去追逐其它注定也要无疾而终的新闻热点和事件黑幕。在权力本位，官僚主义的无孔不入之下，中国体育界这个举国体制下生出来的怪胎，这个腐烂腥臭，千疮百孔的臭皮囊，就这样避免了一丝不挂的尴尬场面，一如既往的，又一次被打扮得亮堂堂，香喷喷的了。可是难道真的没有输家？不，输的是中国体育的未来，是中国民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从体育黑幕揭露整个体制的真相与弊病，并由此改变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的又一个契机。他们赢了，可是我们输了，这个体制内的少数人赢了，这个国家里的大多数人输了。是的，比竞技体育本身更残酷的是：潜规则取胜，连它的牺牲品，试图挑战潜规则的人也通过屈服取胜了，而我们又一次的，不出意外的输了。

围绕王濛打架，被开除，然后又归队的整个事件，让我们感到哭笑不得的，不仅是体育圈，还有媒体圈。可以看到，在体育总局对王濛严厉处罚时，同在体制内，本就联成一体的官方媒体，也相应的作出了种种的矛盾表现。首先是中央媒体，它们的婆婆最大，而且也要配合杀一儆百，维持威权体制的组织决定。所以马上紧跟宣传主管部门的定调，配合体育总局，在各种偏向性报道或立场明确的社评中，都对王濛的离经叛道大肆宣言，对总局的处理决定拍手叫好。而地方媒体，尤其是向来爱搞小动作的南方系呢？它们看到了这个事件背后暴露出来的，多年半军事化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病，早已问题重重，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同情王濛，为这位优秀的金牌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因“一件小事”，就此被迫彻底终结感到冤屈。同时也试图由小见大，有限度的反思举国体制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在中央与地方媒体之间的微妙差异，其实在很多公共事件的媒体报道中都有展现。因为作为有良知的体制内记者编辑，他们自己同样被禁锢在主管部门的严厉钳制下，随时随地可能因为一篇报道，一篇评论而遭遇整肃，甚至被无情抛弃。所以一些媒体人对此感同身受，他们强调王濛是弱者，是体制的牺牲品，批评体育总局的不公平和粗暴的处理态度，其实何尝不是在说自己？不是在为自己争取权利？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其实“王濛事件”在短短半月里走到这个结局，早在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早在王濛们在7月24日晚决定出去喝酒之前就已经被决定。那些期待着王濛开发布会的人，期待着了解更多真相的人，注定要失望。王濛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冬奥会金牌运动员，其影响力距离奥运会还很遥远。她无法挑战体制，背叛体制，即便她曾一度被体制抛弃，她也只能通过威胁体制来重新投靠体制，直到被体制再度接纳和更深的同化。在这一点上，她所代表的冬运界，和其它体育项目圈子，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尤其是那些集体项目，商业化项目，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每一个明星球员身边，都围绕着一个隐形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在那些扭曲的体育商业市场周围，都聚集着来自官场，市场，直到体育界自身的最贪婪的食利者。是啊，真正喜爱足球，痛恨中国足球的球迷，试问有谁能忘得了足球圈更触目惊心的黑暗？李大眼写过《甲A十年》，他和《足球报》总编刘晓新、资深记者吴策力合作写过《中国足球内幕》，可是又如何呢？不明不白，死在监狱里的黑哨龚建平，被集体收买或威胁，只能按照庄家定下来的比分打假球的主教练和球员，经纪人与球队之间的的霸王条款，幕后买码的足球名嘴或名宿，前仆后继的足协前高层，主管领导，庞大的赞助费去向不明，投资球队的老板们洗钱，为当地政府官员挣政绩，换取自己的商业利益......正如王濛事件一般，一切照旧，太阳底下，从无新事。

并不限于某个项目，或是某个群体，或是一个体育界，这是一个腐败的窝子。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溃败和制度的失败。在表面光鲜亮丽的金牌政绩背后，其实从下到上，从外到里，都他妈的全都烂透了。人们总是怀着单纯，善良的愿望，对自己说：只是特殊情况，其实整体是好的，前途是光明的，下面的人不守规矩，上面的人总是好的，只要领导青天们出面，那么就像身体上的一个脓疮，挖掉就好了。多么可悲，太多人至今不知道，或是根本不愿意承认这是一具被癌症侵蚀的身体，早已奄奄一息。

我们且压抑住自己的悲愤，不再回过头去审视建国以来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祸，不去想那些在大地震，大车祸，大矿难，大洪水中逝去的同胞亲人，即便我们来看看体育界本身，看看他曾经的掌门人，围绕其人其言，不也说明了这个可怕的事实？在八十年代，在那个由党控制下，阶级斗争退场，民族意识复兴，全中国人一起唱着《霍元甲》的时代，袁伟民曾带领中国女排夺得了从世界杯到世界锦标赛再到奥运会的三项冠军，完成了三连冠的伟业。他和自己的弟子郎平一起，成为了国家的英雄。后来，他在体制内步步高升，直到做到中国体育界的老大，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这个党和体育交叉的高位上，在中央制订的，走向“体育大国”的征程中，他不可能不了解许多不为人知的体坛内幕，甚至牵涉到最高层的决策过程。这是一个有操守却不能不与体制屈服的老人，真话总是在自己安全的时候才会一点点道出。所以他退休后，牵制少了很多之后，他为自己树碑立传，在2009年10月出版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

袁伟民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而且我要求要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版。这本书讲出了我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为了体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尝到的酸、甜、苦、辣，包括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目的是为了把经验和教训留下来，把体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告诉大家......按理说，我们国家走到今天，人们可以大胆发表各种意见，但我想，一些具体的、重大的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位置怎么摆，如何处理，是有原则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受党教育多年，干了很长时间的干部、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原则。”

你看，他又要讲真话，讲实话，又要讲党性，讲原则，那么七折八扣，自我审查之后，所谓的“真相”还能如数道出吗？而小心透露出来的局部的真相，又被扭曲了多少？恐怕我们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尽管如此，率团征战五届夏奥会、两届冬奥会、五届亚运会，参与指挥北京“申奥”全过程…… 透过这本“体坛风云录”，袁伟民真实讲述了“主政”体坛五年期间鲜为人知的为官之路、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刻骨铭心的坎坷路。真正让人们感到惊奇的，并不是那些功勋。因为靠掠夺纳税人的血汗钱，靠践踏运动员的青春和尊严，靠剥夺大多数中国人的运动权利而堆积出来的金牌，就像世界第二的GDP和非洲的血钻一样，是带着血和泪的，根本不值得骄傲，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国家的耻辱。吸引眼球的，是这位前任最高级的体育官员，隐隐约约道出了体育界的一些内幕。

从北京申奥背后的政治交易，到奥委会执委竞选，与另一个大佬何振梁的暗战，到悉尼奥运会之前的兴奋剂丑闻（马家军光荣上榜），到足球打黑阻碍重重，不了了之，到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建职工住宅，虽然只是冰山一角，甚至连另一个更加利益攸关的体彩和足彩问题，根本无一字涉及，仅仅是这些浮出水面的部分，已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可是正如上面谈到的，联系到我们整个社会和国民心灵的崩溃，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对印象中本来应该远离政治和黑幕的体育界另眼相待呢？

冠军的金牌都是相似的，但拿金牌的冠军，却又各有其命运。那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即便只想把体育当一方远离政治的净土，或是一份纯粹的职业，很多时候也只能身不由己。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中国第一个获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容国团，和孙中山是老乡，自幼居香港，曾与年轻时代的张五常打过球，1957年回到了大陆。1958年，他荣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第25届世乒赛上，获世界冠军称号，1961年世乒赛又参与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以后担任女队教练，为女队获世界冠军作出重要贡献。“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遭批斗。1968年6 月20日，在目睹了批判贺龙、荣高棠（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自缢身亡。

文革过去了，可是制造文革的黑手依然牢牢控制着一切。冠军的命运，就这样和政治奇异相连：邓亚萍入《人民日报》，专门管理人民网的网络舆情，王楠进了共青团中央；刘翔在奥运会的跑道上欺骗过数十亿双眼睛，如今继续做他的全国政协委员；孙晋芳2001年担任过国家体育彩票中心主任；张蓉芳已是全国青联副主席；蔡振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有的继续做政治花瓶，吃青春饭；有的顺利转型为政治人物，已掌握实权；有的则成为了搓澡工，沦落到卖金牌，做黑社会保镖的地步。显然：能否留在体制内，能否做到一念之间决定他人一生命运的领导，你的政治觉悟比你的冠军履历更重要。就在这种奇异的对比下，无论是作为运动员的王濛，或是作为曾经的教练员，后来的省部级体育官僚的袁伟民，或是那些体而优则仕的大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广泛而深刻的代表性，他们都成为了这个庞大而无孔不入的体系的象征。

在权力的金字塔下，至今依然有无数“国考者”络绎不绝，攀爬不已。可是专制制度的排他性决定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毕竟只有极少数。这些投靠，依附，又反过来利用现存制度为自己牟利的人当中，当然有的自己足够勤奋，努力，善于把握机会；同时也无法否认，起点的不公平，使他们一开始就剥夺了其他人同台竞争的机会，比多数人都要“幸运”（比如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呈急剧下降趋势）；而越是身居高位，掌握权力者，个人的才能越显得无足轻重，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出身，权谋和关系。体制内的人们用各自的方式为这个体系奉献了自己，成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然后反过来成为寄生虫，吞噬者。即便在面临被抛弃，或是终于全身而退后这个可以讲点真话的机会时，他们依然出于对体制的恐惧，对自己的保护意识而选择了适时的沉默。

其实想深一层，又何止于这两个人？又何止于一个体育界？又何止于体制内？我们整个国家，不都是一直沦陷在这种可怕的沉默与屈服当中？那些体制内的记者与学者，那些官场中的领导干部，那些军队里的军官们，那些无法逃离也无意逃离，别无选择或逃避选择的局内人，不都是在按部就班的走在专制制度所铺就的这条独木桥上？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只有真正的失败者才会回过头来翻然悔悟，只有那些下马的替罪羊（重庆公安局长文强，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才会呼吁新闻自由，才会乞求司法公正，才知道上访维权的绝望与痛苦，可是一切都已悔之晚矣。

这样的新闻，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人物，其实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为利润而毒害，为房子而裸身，为自保而出卖，为维稳而杀戮，为拆迁而灭口......都已经不在话下。对此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当一个社会在整体上默认了潜规则转化为明规则，在权力的肆虐面前不发一语，当最后的道德底线被突破，那么人做出来的事情，不单单被视为“禽兽不如”，甚至可以让那些自然界的禽兽也会感到被玷污，感到被人类羞辱。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也无论是噬人者还是被噬者，我们都是这个举国制度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忍耐与耻辱的沉默之下，我们一起打造了这个辉煌的“体育大国”，这个伟大的太平盛世。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