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斯库玛尔:潘家义庄祠堂的兴衰

作者：朱大黑

老苏州名门望族有四大姓，所谓潘、彭、叶、宋。因历代版本较多，变化多端，此说属何年代，不详。好在现在只说潘姓，不涉及历史考证，仅是收集些见闻，作为谈资而已。

苏州有“贵潘”和“富潘”之分。“贵潘”者，自乾隆年后二百多年间，读书人不断，科举成名做大官者不断，成为显赫一族。“富潘”者即卫道观前潘姓，原与“贵潘”一族。由安徽歙县、浙江杭州，再到苏州。原也是科举成名，后逐渐转向从商，从金融业，直到近代都是京沪银行界著名人士，称“富潘”。

“贵潘”一系，最有名的是乾隆间的状元潘世恩和他的孙子潘祖荫。潘祖荫为咸丰年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而且家藏有三件国宝中的二件——大克鼎、大盂鼎（其后裔于上世纪中叶已将国宝献于国家），成为研究和收藏夏商周时代青铜器者，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现在不讲“贵潘”的青铜器，而是讲“贵潘”的祠堂、义庄以及族规、义学等等。

祠堂、义庄、义学以及族规、家训等都是宗族发展的产物。过去被批为封建主义的基础，属封资修黑货，需横扫一切之类的。其实，这也是种历史过程。固然，加强家族凝聚力，对维持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王朝有点作用，但也有维护道德水准，人伦文化、世俗礼教，激励人们精神力量的一面。就说祠堂祭祖，不忘祖宗，实际上是不忘祖训、族规、家训等等。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宗族祠堂都制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如“礼让宜明，雍和宜讲，贫穷宜恤，品行宜端，交友宜择，本业宜勤，持家宜俭”等等。如有违者，先劝告，继而不改者，依家法处置，严重者开除族籍，同族人与之断绝来往。至于家训，历史上都有著名的家训或格言。如《颜氏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等等，成为宗姓氏族人员的精神力量，族风祖训，世代相传。这里也有传统道德的影响，一如现代居民的《五好家庭公约》，提倡五讲四美的精神文明之类那样。

祠堂，庙也，以祀祖宗，或祀名宦乡贤者。汉代就有祠堂。在苏城悬桥巷东端，有狭弄叫蚕丝弄，其转角所占建筑物，即“贵潘”氏祠堂。祠堂坐落在悬桥顾家花园对门，五开间门面模样，坐北朝南，从蚕丝弄南端，北至 葭巷有高墙围着，此即祠堂旧址。其内原有三进建筑，第二进即享殿，设供桌、神主牌位等，最后一进有楼二层，一即库房。祠堂西路有建筑若干，有后花园，民国二十年代前后曾设立小学，称松鳞学校，广收贫困学生，亦为潘氏家族之义举。

义庄，即祖宗置田，每年取其租入，以赡养宗族之贫者也。凡族中嫁娶丧葬，有力不举者，皆赡给之。其产业由宗族中经理，为一族之公产。从宋代范仲淹首创后，历来仿行者较多。

潘家义庄置田多少，始于何时，已无从查考。只知义庄组织，设有主奉（领导人），棣管（掌家法、教管族人），主计（掌财物）。这些职务都有本族人掌管。下设管帐四人、司门一人。其中主管姓徐，对潘氏家族负责，称“知数”，而佃农和附近邻居却称呼他为师爷。他主管田地收租，每年举行春秋两季祭祖活动和办理潘氏家族救助和婚丧喜事等事务。他熟知潘家田地情况，包括如何经营和收租。惜徐姓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单据，因而不知潘氏田地多少，收租成头等等。但其小辈对收租、管理等略有所知，有个大概。

每年秋收，即义庄的收入季节。“知数”嘱在乡的“催子”各自负责所辖佃户，分头催租。“催子”是由“知数”物色乡村人员设立的。有的“催子”分管的佃户多，还须雇用人员催，称“租差”。这样至少要有二、三层人员催租。据佃农称，种义庄田要比种地主田，收租要少得多。义庄田每年象征性收些租，每亩斗把米即可。地主田收租约每亩亩产的二、三成。因而佃农称：种着义庄田是开心煞哉。

义庄每年的主要收入是收租。有点像现代的基金会模样，收入多，有积余，义庄祠堂活动就兴旺。义庄的必要开支是支付族中的鳏、寡、孤、独，无主要来源的族中家庭，包括抚养小辈，培养读书成人等起码的生活费用。享受此待遇的族中人员，都由族长决定让帐房按户支付的。族内家庭众多，虽生活在同一大院或同一族中，但生活贫困悬殊，人际关系复杂，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抗日战争时期，潘姓大户几十户家庭同时迁去光福涧里（潘家有祠堂在此）避难。生活艰难者较多，而富裕户却屡遭匪盗光顾，逼迫他们交出钱财和金银软件等等。好像匪盗们早知其底细似的。

另一个开支即祭祖活动、社会义举和帐房先生、司门人每月的报酬。

潘家义庄兴旺时，曾办过小学，就在祠堂西隔壁，有几个班，新法教学。如珠算课有大算盘挂在教室里，供老师作示范用。教自然、卫生课，还有动植物标本、挂图和人体骨骼、头颅等标本。学校虽无操场，却有现成的后花园，权充学生们开展体育和游戏的场所。苏州有些义庄收入富裕的，还每年开展赈济社会善举。如施粥、施凉（在街巷口设立无偿暑夏凉茶，对苦力者有好处）。甚至还对某地遭灾，救助物资和款项等等。当然，这还要有乡绅、工商业巨子组织发起而行。

义庄还有椿义举，就是设立义冢，除对本族人无力丧葬者，可入义冢埋葬外，每到寒冬腊月，专门在社会上收拾“路有冻死骨”的，对陈尸街头的路毙者收入义冢。所有以上这些，都属慈悲为怀的公众意识发端，以至后来有些社会救济、慈善事业的发展。

义庄的田地管理层既有二层到三层，族长又放手给“知数”管理，其中弊病也随时局而变化。抗战前一切还算正常。战乱后佃户遭难，常付不出租米。有时佃户给“知数”送些鸡蛋和活禽来，免求减租。也有“催子”送来农副产品的，无非为佃农说些好话，减少租米。有些佃农采些瘪谷上城，诉说遭灾情况，求免租米。抗日胜利后，四乡佃农又受“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鼓动，开展抗租活动，义庄收入逐渐减少而陷入困境。

困境逼近，义庄、祠堂紧缩开支，除急需保证抚养族中贫苦者外，其他一切从简。先是关闭小学，接着是每年二季祭祖活动简化，平常以三牲祭祖的，只能简单而象征摆些供品；原来祭祖各户男主人都要到齐（族中女眷是规定不能参加的），现在也不强求全到；男孩子们本来企求祭祖仪式后抢吃干果的热闹场面，也由于供品干果极少而兴趣大减；原来祭祖结束后事务人员还有聚餐大嚼一顿之类的也免了。最寒酸的是祭祖点的大斤两蜡烛也买不起，只能用小电灯泡替代。到后来，对管帐、司门人的开销都支付不了，只能将供桌上的大型锡器，如蜡扦、香炉等变卖。说实话，义庄、祠堂里一无值钱的家什可卖。祠堂里多的是跪拜用的拜垫，都是蒲草扎成的，毫不值钱。

这期间，收租遭拒，于是各义庄联合起来，实际是城里地主们联合起来，依靠警察武装，实行联合收租。但这已是强弩之末，收效甚微，盖政治大厦基础不实，倾斜在即，无力征服佃农。这时已是１９４８年模样，义庄祠堂形同虚设，象自行解散样。

“知数”、帐房先生等人怎么生活？他们凭借在义庄祠堂过去的任务，曾为族中人士办理婚丧事务的社会关系，现在扩大到社会上，承接社会上的婚丧事务，即所谓办“六局”事务而略有收入。所谓“六局”，即“红白虫”。凡婚丧事，礼仪多多，要设帐房，张罗掌礼、鼓手、堂名、喜娘（或哭丧）茶担、扎彩等行当，还需订租礼堂、订喜酒或豆腐饭。主人只需关照规模范围，一切无须主人操劳，全由帐房先生办理。礼仪结束，帐房先生将礼金收入详情（包括送礼人姓名、金额），礼仪各项开销明细表列单开出（包括开销送礼者脚步钿支出数目），清清爽爽，一目了然，真可归入档案。

“知数”、帐房先生平时与各礼堂、菜馆熟悉，而菜馆、礼堂老板又需拉拢这些中介人，逢年过节还不时有所“孝敬”。如年底送桌菜肴，或送一蹄、几尾鱼之类的。送整桌菜肴是连同盆碗装成半成品、挑担上门的。节后才将盆碗回收。有些菜馆气派阔的，甚至将碗盆之类都作为馈赠物的，以至有些帐房先生家里的日用碗盆，还能见到刻有某某楼、某某菜馆的字样哩！直到蒋家王朝坚持内战，金圆券大贬值，百业萧条，帐房先生已无服务对象，沦为贫民，只能变卖家什苦苦度日。

这时，潘家祠堂里，杂草丛生，走狐窜鼠，门窗不全，漏屋残墙，一片荒芜景象。好象等待着新时代的改造，而基金会式的族中贫困者，不知怎么渡过难关而新生的？从此义庄也不再起基金会的作用了。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参观历史博物馆时的小故事：讲解员讲社会发展史，尼克松问：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讲解员说是进步！尼克松不解地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本好好的，到了奴隶社会就有阶级、压迫，怎么是进步呢？讲解员告诉他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这就是进步。联想到义庄从宋代范仲淹创举以来，走的是“置田取租”的老路子，而社会向前发展了，后代们还在走范氏官本位的老路，尽管有“少有所育、老有所养”的种种理想，而“置田取息”却是农耕时代落后的生产力，取租显然是血淋淋的剥削；与现代基金会“以金取息”、“盘活资金”相比，当然是大大落伍了。从这点看，“贵潘”的官本位老观念远远不及“富潘”从事商业、从事金融的新观念来得进步。从义庄发展到基金会，或许需要的是新观念和“以金取息”、“将本求利”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