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阳炎10组合头像:《史记》的书生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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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父亲带我去拜见老师。礼毕，老师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图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标点，但符号单纯，只用圈断句。接着又指点一句：“可以先从‘列传’圈起。”父亲和老师作出这个安排，目的在学文，而不在学史。
③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还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要分别了，我去向老师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么样?”对这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为什么?”“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④事隔30年，我列名老九，置身册外。当其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才又想起这部“不妨多读读”的书来。读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惘然如跌入了时间的空洞。历史应当是个逝者不能复返的过程，怎会在2000年前他已写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自己当时活生生的心态?
⑤过了半个花甲再读《史记》，眼前不能不浮起那位老师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似乎明白了他“不妨多读读”的意思，好像是说：“年轻人，慢慢体会吧。”这么多年的世道，把我的思路导入了对《史记》新的反应——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后人写活了。
⑥这种体会却又引出了一个难解的困惑。2000年的时间丢到哪里去了呢?我似乎见到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我在“喜读”这部书的感情里，插入了一种“惶悚”的心理。如果真的是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乃见清士——这不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世界么?我生来是个软心人，盼望着在时间的推移中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时间真是有空洞，人不能在时间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⑦又过了30年。我已入耄耋之龄。在写这篇“说史记”的短文时，突然发现我连太史公的生卒年代都不知道。查了一些工具书，对太史公哪年去世都用“?”号，存疑不写。后来我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3321页注16下找到《集解》①说：“ 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古代施宫刑的牢狱)。有怨言，下狱死。”关于太史公保李陵、下蚕室的事，在《报任安书》中言之甚详，也是后世所熟知的。裴 引卫宏的注，我是第一次读到。似乎是隐约地说，司马迁下蚕室的真实原因是笔下无忌，得罪了皇上，保李陵何至于下蚕室?结果是死在狱中，年月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隐讳不提的。
⑧太史公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更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落场。他忍辱偷生写完这部《史记》，最后在自序中还明白写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京师的那本是公开的，自然难免被削改。他似已防止这一手而把正本安放在下落不明之处。《索隐》②作者司马贞还故作谜语，引《穆天子传》说名山在“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之处；又在《述赞》中告诉读者副本是受到篡改的，所以说“惜哉残缺，非才妄续”。但是正本究竟何在呢?
⑨半夜不寐，似有所悟。我真是个太史公所说的浅见寡闻的俗人。怎么不领会有生无卒的妙笔?太史公的生命早已化入历史。历史本身谁知道它卒于何时?《史记》所述正是这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正是这台上的悲喜啼笑构成了不朽的人类心态。这就是它的正本，也是它的名山。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更好些么?
⑩“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这是60多年前老师临别时的话，不寐之夜又在耳边叮咛。时乎，时乎，怎样分辨今昔呢?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作者费孝通。)
每个人都是史记
一、关于书生
标题中的“书生”很重要，“书生”在世俗的眼里是一个贬义词，譬如“书生之见”，“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这恰好显出书生的可贵，惟其在世俗里能够天真，才是一种悲壮的真，无比的善和绝伦的美。反而是那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者让我们可厌可憎。贾平凹在《丑石》里说，“是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顽石，当然不能去做墙，做台阶，不能去雕刻，捶布。它不是做这些玩意儿的，所以常常就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
费老的一生就是一个书生的一生，书生是要读书的，费老一辈子都在读《史记》，《史记》就像一条河，从费老的生命里流过。
年未及冠，出于父命，拜师读《史记》，父命和师命相同，从“列传”圈起，其中不乏有“读列传人生，树鸿图之志”的想法，王公将相并非天生有种，布衣亦可傲视王侯。这位老师也是书生，自然也成了我读《史记》的一种人生参照，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故事里读出我们自己来。当我回答出“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他只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只这一笑就够了，我以为这一笑中既有满意，也有会心，更有一丝苍凉。因为读《史记》是要用一辈子来读的。
“事隔30年，我列名老九，置身册外。”这里一定要咀嚼费老痛定思痛的淡淡话语。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改造的对象，俗称黑五类。而文革开始后，“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随着文革的深入，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对象。而知识分子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当时世俗眼里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在政治社会学上，这九类人群，是当时社会的“另册族群”，是贱民阶层，是没有公民权，被驱逐，被凌辱，被歧视的对象。难怪当其时，费老“亲友侧目，门庭罗雀”。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读费孝通，我们就能体会“书生”背后的一声叹息。费先生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书生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书生，而不少书生是要清高不同世俗的，所以，才显得又臭又迂，才为世人所不容。
要知道司马迁也是书生，他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不可能不得罪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岂能容忍一介书生指手画脚。就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啊。当年毛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曾经记载，“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一个个光辉夺目的人来借阅图书，我很想和他们搭话，但没有谁愿意和一个来自湖南的蹩脚普通话的年轻人谈论。”这种怨气根深蒂固。后来，曾任北大副校长的傅斯年访问延安，可能是忌恨当年在北大不愉快的经历，毛泽东对傅斯年并不热情。傅斯年临走时，恳求毛泽东的墨宝，毛挥笔写下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可见一斑。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所以费老晚年在考证司马迁的卒年中，才认同：“司马迁下蚕室的真实原因是笔下无忌，得罪了皇上，保李陵何至于下蚕室？结果是死在狱中，年月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隐讳不提的。”这也是中国特色。
书生司马迁的惨痛遭遇，在书生费孝通这里获得了巨大的人生共鸣，2000年时间是一个黑洞，历史就这样捉弄书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生惨境，竟是如此熟食和相通。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费孝通才对当年书生师傅的那一种古怪的微笑似有所悟吧！
费老84岁时曾说：“我没有长寿！打算，关于生命的长短，听天由命而已。”他还说到了自己一生的“三死”：“30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40年代，人家要我死而我没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这说的分别是瑶山考察遇难、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恫吓和“文革”中被迫害之事。
瑶山考察中，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的蜜月之旅，竟然引来一生的惨痛。由于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老结婚才108天。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后来费孝通与孟吟女士结婚， 为了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爱情，也许是费老一辈子抹不去的伤痛。
40年代国民党杀害了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也处在危险之中，后来美国使馆给费孝通提供庇护，费老仍然固执地抨击国民党的暴政。60年代费孝通被打倒，九死一生。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只有经历过亲人的生离死别，才能够体会那样时代的一个无奈。费孝通曾经无数次想过死，但后来又放弃了。他说：“我死了，我老婆也活不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儿女们要一辈子背着右派羔子的帽子。”过了半个花甲读《史记》，是“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后人写活了。”这个时候的费老的痛苦在于，如果时间真是有黑洞，人不能在时间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循环深切的哀叹，当然不乏困惑。
到了耄耋之年，作者借助两个问题的破解，终于读通了《史记》，或者说终于读懂了人生，这是用一辈子的血泪经历，浸泡出的人生体悟。这就是作者说的私见。
二、关于私见
费老借助司马迁的生卒年和《史记》的正副本来表达私见。
我以为考证司马迁的生死，不是作者的本意。因为很多貌似史论，都是借史说事，费孝通也是如此。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武帝怒而消去之，可见雷霆之怒到了何等地步，而书生意气的司马迁却我行我素，浑然不觉大难即将来临。司马迁死于何年，时间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不提的。这一句背后大有玄机，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一部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历史，史书上的脂粉摇摇欲坠，何曾看见地狱里的冤魂和地底下的呐喊？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屈死的书生，冤沉海底，无名无姓，甚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只是一个号码而已啊！
曾记得我看过著名杂文家王实味的悲惨命运。1947年，国民党进军延安，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直接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文革过后，王实味妻子为丈夫奔走相告。时间流逝，白雪飞顶，直至1991年2月，公安部才正式发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政府补偿了王实味遗孀1万多元，但王实味妻子却把这些钱都捐给了贫困地区，她说：“我这么多年奔走，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正义的最终苏醒，让王实味的灵魂得到安息。”王实味只是一个例证，但也开了一个先河，到文革中一切都发展到登峰造极。比如，开国元帅彭德怀编号是145，去世时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人成了随时被捏死的蚂蚱，而历史就平静得像一面镜子。
司马迁什么时候死，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是书生们共同的人生悲剧。重要的是，司马迁的生命早已化入历史，而历史本身谁知道它卒于何时？司马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史记》，把自己的血肉融入了这一本书中，读《史记》实际上就是读司马迁，《史记》中有“古人”，《史记》中有“后人”，也就是《史记》中有人，这是一本人的绵延史。司马迁把自己化入历史，我把自己化入了司马迁，融入到《史记》，每个人都是历史。
费老探究《史记》的正副本，用意究竟何在？
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落场，他把自己忍辱偷生写完的《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而把正本藏之名山。也就是今天流传的《史记》，只是篡改的副本而已，那么正本究竟藏在哪里？
《史记》写出了古人，也写尽了后人。《史记》所述正是这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这台上的悲喜啼笑则构成了不朽的人类心态。而这就是它的正本，也是它的名山。与其说是读历史，不如说是读人世，读人世的悲欢离合，读人性的不朽心态。一切历史都是人性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耄耋之年的费老，当然关注生死，而费老思考得最多的，是死前的作为，是精神的“非死”。 90岁高龄的费老，他仍然感叹“白头青发有存殁，落日断霞无古今”。费老在书写生命的历史，要把生命化为历史，调查研究，为民造福；著书立说，泽被后学。壮心不与年俱老，死去犹能做鬼雄。让生命在历史中流淌，闪着银光。恐怕这还是费老读《史记》给俗世的我们带来额外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