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联通招聘:汪士铎：“天国”与“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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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铎

南京城

宋体

太平天国

太平军

杂谈

《看历史》本刊记者 │刘永峰

汪士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极私隐的笔记，会令他在身后暴得大名。那些“偏宕”的思想，有时令人咬牙切齿，但如果了解到太平天国给他带来的创伤，这些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在离乱岁月里切齿腐心的痛楚？

那一年，汪士铎第一次见到，他从小熟悉的南京城禁卫如此森严。

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城外突然建起了数不清的坚实的营垒、高耸的望楼。每一营垒，内有一道、外有三四道壕沟环绕，多者甚至有七八道壕沟，壕沟深八尺、宽六到八尺不等……此前宽敞的城门也被砌窄，每处设巡守两人，士卒不许脱衣而寝。城内各街亦建起更楼，若街有设馆，馆内又另置更楼……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严密的防备已经到了“全城内外，在目如绘”的地步。

但是，这样的情形只会更加重一些人内心的恐惧，52岁的汪士铎就是如此，无论如何，他已决定要逃离这座城市了。

1853年11月16日，汪士铎贿赂了一位采薪馆的头目，约好次日早饭后由其带出城外。第二天，汪士铎装扮成书吏的样子，随人从守卫相对薄弱的南门出城，来到驯象门外一个叫江疯子的人家。太平军管理采薪的人，写了一个发柴小帖给他，午饭后，汪士铎便由江疯子带至山上。

上山后，江疯子伺机令汪士铎伏在地上，急忙拿杂草将其盖住，然后嘱咐他勿嗽勿动。在乱草竹竿下面，汪士铎听到人声犬声，忽远忽近，不敢稍动，“欲溺即溺于其所”。晚上掌灯时分，人声渐息，又渐闻城上起更，这时，江疯子才来将其带回他家，为其剃头改装。吃过晚饭，等到五更时，汪士铎离开了江疯子家，由另一带路人引领，沿着田间小径乘夜潜行，开始了逃难的行程。

过去的几个月，汪士铎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在本应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突然遭受了妻离子散，伶仃孤苦的折磨。我们已不清楚，离开南京时，汪士铎怀着怎样的情绪，去开始背井逃亡的生活。我们只是从后来他凌乱的笔记中，能看出一丝悔恨：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朋友便曾劝告他离开南京。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被困南京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汪士铎的生活，如同那个时代众多的士人一样，读书治学、坐馆授徒、用心举业，人生的主要活动都循着这类角色所应有的行为范式。尽管汪士铎的早年也曾清苦度日，仕途不顺（直到39岁才中举人），但生活却大致平稳而少有波澜。

1853年，即癸丑年春天，又是清朝三年一次的会试时间，汪士铎应朋友之邀，相约同赴京师参加礼部考试，准备一二月间便出发。而与此同时，太平军的消息也不断传来，那年春节他们离开武昌，已沿江而下，南京城内开始有些人心惶恐。迁徙出城的人也慢慢增多，春节刚过，汪士铎的一位朋友便来辞行，准备到云台山避祸。

据汪士铎回忆，那些天里，既非阴雨，天色也黯黯昏昏，日月无光，对于紧张的气氛，他虽然也有预感，但“以书籍衣物之众不能舍之”，所以迟迟没有离开。

而且，他的秉性里有太多读书人的优柔寡断，在避难一事上，真是顾虑重重。他说，外地没有相熟而可以依靠的人，有位挚友家住江边不妥，去徽州又太远；离开后房子没人守护，每一物都不舍割爱；路途太远盘缠所费必多，而且又必须计算到此后每日的食用，还要留足将来回家的盘川；若没人在家守宅，贼寇走后岂不无家可归？他尤为顾念的是，家中他四十柜的藏书，避难时如何搬走。那时有位熟人已经乘舟南行，他得知雇一小舟便要四五十元，况且又听说路上土匪抢掠甚多，行路极难，汪士铎更加迟疑起来。

当日江苏巡抚杨文定出示公告，有散布讹言迁徙者立斩，并说贼兵已退，劝市民开店如故。汪士铎对于局势也表现得十分乐观，他有些天真地认为，钦差大臣向荣在湖北必然从后追剿，钦差督师陆建瀛必然在前迎剿，琦善必然从河南率兵南下以造犄角之势，而皇帝必然会急求方略以拯救局势，到时救兵四方而来，太平军必腹背受敌。在他看来，安庆八卦城坚固能守，此前广西湖南省城都不曾破，安庆也不至于被攻破，即使攻破也须时日。况且南京城四周小孤山、采石、太平、东西梁山必然驻有重兵，一路上贼兵必受重重牵制，汪士铎认定待安庆危急后，再走不迟。

然而，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侥幸，却令他失去了避难的大好时机。他并不知道，九江以下，太平军“直入无人之境”，两个月后，便已抵达南京城外。

二月初十日，太平军在城北的仪凤门附近挖掘地道，用火药将城墙炸出一口，三百余名太平军由此登上城墙，杀进南京。不久，水西门一带又有千余名太平军攀云梯爬上城墙，南京城遂被攻破。太平军入城后，先是在北极阁一带活动，而身在城南的汪士铎直到这时还不知“贼”已入城，当日上午筹防局依然传出消息“获贼数名”，汪士铎正打算去看，未到江宁府，便见飞骑数人大喊“已到虹桥矣”，才赶紧回到家中。 

街道里巷，顿时犹如长夜一般寂静。当时南京城各处城门已纷纷大开，太平军蜂拥而入，城墙上炮声突然静了下来。到了傍晚，炮声及喊杀声又开始忽远忽近地传来，恐怖的气氛开始笼罩全城。当晚，惶恐害怕的汪士铎与其妻女，甚至已想悬梁自尽，怀抱中不满两岁的幼子，又令这位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孩的老人迟迟未决。整个夜晚，他都端坐在前屋等待新的消息，妻子担心他会寻死，也时不时从内室出来探看。

在南京城破后的最初十天里，太平军每日往城里搜括抢掠后便离去，似乎还没有长驻的打算，那时“城外无卡子，城门无守御”，汪士铎见到那些“无留恋财物”，又“心无家室妇女之累”的人们逃离却依然迟疑，在外没有熟人，不认识道路，没有结伴而行的朋友，去后如何生计，这些顾虑让他错过了最后的避难机会。二月二十日后，城内守卫渐紧，再不能任意出入了。

汪士铎也许还没意识到，从城门紧闭的那一刻开始，人间的种种不幸便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身上。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天国绝路

二月十一日早上，汪士铎第一次见到“长毛”，一群太平军以搜索官兵为名闯进家里掠取财物，汪士铎只得待在前屋任其搜括，看着纷纷前来的“贼匪”络绎如织。第二天，太平军又来，令汪士铎去将街上的尸体抬出城外。到了城外，汪士铎见到，“贼骑如云至城外不绝”，而道路上随处可见军队过后遗落的元宝。太平军的装束也十分奇怪，他们都头缠红巾，“短衣窄袖，或红或黑，赤足，红绿长巾，又以花巾绕项，持刀矛或骑或步，亦间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为一队，队伍甚肃”（《汪悔翁乙丙日记》）。

二月十三日早上，汪士铎在家不安，便外出找人商询办法，见街上许多人围聚一起，上前发现正有一人踞坐持刀劝人去拜弟兄。汪士铎得知，许多里人已前往拜弟兄，其仪式并不叩拜，只需一通姓名即给一红布，挂身上即可出入里巷无阻碍。众人毫不怀疑便偕同前往，他们先是来到一处宅内，那里食物山积，听人自食自取，一会儿一太平军又言此处狭窄，可至城外。于是有一身材高大、肤色深黑的太平军头目，手持大刀引导大家来到城外某氏宅院。汪士铎看到一人立厅前，手持黄布两方和一块腰牌，跟人分发，而前往领取的则都五五十十一组，一方黄布上印有“右一军后四北”，另一方则印“圣兵”二字。汪士铎他们才恍然惊觉，原来市民们纷纷被骗到此是为了将他们编入太平军！

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太平天国的制度也被移植进来，原本城中大清的百姓开始被裹挟进天国的系统之内。城市里，太平天国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取消家庭，将男女分开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妇不得同居，母子、父女亦难得相见。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正当汪士铎落进太平天国军营的同时，他的妻子女儿也被送进了女馆，这些读书人家的女人被迫从事担货、挖壕、负米、砍柴一类的差役，并时时受到“贼婆”们的凌虐，惨苦之状，几番欲死。因太平天国有老人馆之例，三月，汪士铎由女婿谋于太平军头目，方离开军营，允其在家立老人馆，但此时妻女常住女馆，家人遂相离散，互不能依。而为逃避差役，汪士铎也不得不整日东躲西藏。

显然，天国的这些制度与传统士人们所维系的伦理纲常完全背道而驰，而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则进一步将士人们逼上绝路。

天国规定，凡清朝的庠生、监生等，非天爵，一律革除功名。如此一来，读书人若欲寻进阶的门路，只得重新参加天国的考试。然而天国的科举试题却“不本四书五经”，而取自天王颁行的诏书，以“阐述太平真主救世的道理”。

那些自小诵读儒家经典的士人怎么能接受天国的“上帝真道”呢。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自己17岁陷在南京时见到“贼书”的态度，“《三字经》《幼学诗》、天条十款，大略言：天地系天父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兄耶稣以救世受十字架刑，人当崇信其说，不可为红眼蛇精阎罗妖所惑。阅未终篇，不禁失笑。”《金陵纪事》一书的作者则直言：“所刻《三字经》等书，不如驴鸣狗吠。”

因而，天国即便实行科举，对饱读诗书的书生们而言，却形同虚设。1853年八月初十为东试的日期（为纪念东王生日），天国政府出示令士子提前十日到诏命衙报名，可是如期报名者不到五十人，天国于是展限十日，鸣钲传令，不应试者斩，整个南京前往应试的各色人等仍不及三百人。那次考试试题为：四海之内有东王。一位胁迫入试的秀才王某，借机作诗讽刺道：“四海皆清士，何容此陆梁！人惟知北阙，世竟有东王。……杀贼应凭向，殃民总是杨。……”杨秀清见后大怒，遂处以极刑而死。

死亡成了“卫道”的士人们难以逃避的命运。当时，清末一位有名的画家汤贻汾，曾任满清高官，年老致仕后也居住在江宁城内。南京被破时，他着好衣冠，伏在地上向北九叩，悲泣地说道：“臣老惫无状，不能死疆场，请为历以杀贼！”然后投池而死，身上的衣带里是他最后写下的绝命词，其词写道：“死生终一瞬，忠义贵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蒿葬无遗憾，平生积罪尤。”

汪士铎突然掉进一个由“天命真圣主诏书”“天条书”这样一些话语构成的世界里，偏偏他又作不出“上帝权能诛灭妖氛”“一统山河乐太平”这类的题目，天国里怎么会有自己的位置？

如果在此之前他犹犹豫豫、患得患失，说书籍繁重、拖家带口而逃难不便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家中财货已被抢劫一空，儿女遭难，再留在城中根本毫无出路，汪士铎已无所顾忌，决定离开这“天国”世界了。

到了十一月，汪士铎终于等到了出城的机会。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避难绩溪

1854年7月，汪士铎辗转数地后，来到五百里外安徽南部山区的绩溪，开始了一段战乱时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那里以授徒为业，聊以生计，并自号“无不悔翁”，这个号本身便有些万念俱灰的心态。

之前，读书人那种匡扶大计的雄心壮志，也曾激荡在汪士铎身上。太平军到达南京前夕，汪士铎曾以三事上奏当局：一、勤采问，二十里设一局，自省至安庆，自安庆至湖北，日十二时动静迅闻。二、求人才，不拘资格。三、易置要冲沿途文武官，令能保此方者受之，不拘何人……然而当局并不以为然，说“此格于例不能行也”。不无失落的汪士铎无奈而罢。

士人们报效之路的日趋狭隘，使得运蹇不遇的汪士铎似乎只得在僻远的山野屈居生活，但山村的僻静却难以抚平他激愤压抑、委屈不平的内心。他不断地抱怨着琐碎的生活，来到绩溪后，他说当地天太寒，山气重，地太狭薄，山太多，水太少，室太暗，俗太野，人太固执，宫室制太雷同，太晦暗，床太狭，床不平，食物太少，俗太苦，食太硬太咸，房窄狭黑暗如狱，如地狱无窗，衣狭小窄促，虫太多，蚊太多。生活上也是种种的不如意：柴太贵又要自劈，百物贵至数倍……

在讲求温柔敦厚、修齐治平的传统道德中，对于世俗琐屑生活的过多不满与注意，往往会损害一个有修养的士人的品格，但这似乎已不能令汪士铎克制住心绪的恶劣。其无休止的抱怨背后，是战乱给这个老人所带来的，且当时无人体谅的伤心欲绝。

汪士铎一共有过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从四十岁以后，他便开始不断忍受着子女一个个夭折的不幸，长大成人的只有长女、次女及三女。而太平军之难中，次女不久便绝食自尽，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时，逃亡的长女也投水而亡。消息传到绩溪，对汪士铎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两女生前曾是汪士铎最深爱的子女，汪士铎清晰记得自己编史志时女儿们一旁帮忙的样子。女儿去世后，他“日则恍惚，夜则神魂不安，梦书惊呼”，目睹亲人凄苦不幸，自己却不能顾恤，那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便成了其不堪承受的“生女之害”。

从来到绩溪的第二年，汪士铎开始以笔记的方式记下了大量他在南京等地所目睹的惨状，而且开始痛切地反省政治、思想、文化的种种问题。也许是现实人生的苦难在他内心留下的伤痕太过深刻，“一些可能是古往今来最激烈、最偏激、最极端的议论”，在汪士铎的头脑中闪现出来。

他激烈地批判儒学虚浮空洞，“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能救世。他说，孔子之弊在于“过仁、过文”“讳言兵”，“长于修己、短于治世”。他提议政府“禁读《中庸》等大话”，更要把全天下道学家像除草杀禽般除尽。他希望秦始皇复起，统领白起、王翦、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猛将或剧盗，“为苍苍者一洗之稂秀”“杀无道以就有道”。

在那个沮丧的年代，如果说走投无路的底层士人，只好在疯言疯语般的文字里，发泄自己内心愤恨、激荡的情绪的话，那么，与此同时，大局的败坏，令体制内的士人们也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1853年，太平军攻占安庆，安徽地方一片混乱，李鸿章回家参与兴办团练，但满腔雄心壮志，却不料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可见其潦倒悲凉的地步。1855年，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的第二年，曾国藩便被石达开重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入幕

1859年正月，应胡林翼之邀，汪士铎离开了绩溪，前往湖北。与此同时，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瀚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一年后，曾国藩督两江，驻军祁门，汪士铎也入幕为之策划。

极度动荡的局势，令人们意识到那是一个急需变革的时代，但文化上却是一个“因循、疲软的时代”。在最需经世致用的时候，讲究仁政、王道的儒学在社会性与实用性上就显得不怎么令人满意了。于是，也就不难理解，汪士铎为何大肆批判儒学无用，主张兵刑，主张杀人，为的就是给文化中注入一股亢厉之气。

这个时候，一个渐渐明朗的出路似乎浮现出来。以曾国藩为首领，聚集在一起的这批儒生，以卫道为使命，将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重新挥发起来。在传统的秩序里，曾国藩以儒带兵，以自身浩博充沛的元气，重振起这个已是千疮百孔的社会里最后一丝活力与生气。

王安定在《湘军记》中说：“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这正是对那一过程的说明。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南京，扑灭了天平天国。在这个过程里，曾国藩以学问建立起无尚的“事功”。他的成功似乎又为传统士人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榜样，然而汪士铎的心里，却依然绝望。

在绩溪避乱时，汪士铎注意到一些底层社会的细节，比如：他住在蔡邨时，通村千余家，竟然没有一本官历，“四书五经殆如天书，古或有之，今亡矣”。汪士铎感觉到比儒家经典更有力量，更能影响下层群众的文化资源乃是小说演义与世俗戏文，在整个社会的根基中，儒学已经根本没有发挥影响的空间了。

当时，对于汪士铎这种底层的士人而言，他们既无法达到曾国藩的宏深，又无由接触到西方的思想资源，因而他们的议论只是在旧文化里打转，翻来复去，始终跳不出传统的框架。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中说：“他们亲眼看到帝国已是一具被蛀空了的躯壳，是一具烂尸，大风一吹，便无影无踪，但是却显然没有发现新的出路。”这或许就是当日士人共同面临的困境。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身后名

1864年冬，离家11年后，汪士铎回到南京。他修葺好金沙井的老屋（干王曾作为府邸），从此杜门却扫，颐情坟典。他在庭阶前杂植桐竹花卉，每日徜徉其中。曾国藩虽尤为礼遇，汪士铎终“却不复出”。而且乱平东归后，汪士铎以无子孙，心境日恶，亦“不愿有所著作”，直到在孤寂中慢慢老去。

汪士铎曾自言，战乱之后，他在绩溪避难时所写的笔记乃是其最为珍重的文字，较之诗、词、文等更为用心着力。然而令人不解的却是，在他晚年，他的学生帮其刊刻文集时，汪士铎却将这些笔记藏匿了下来，“有所讳忌不欲示于人”。因而直到去世后很久，也无人知道，汪士铎的内心究竟还藏匿着怎样的秘密。

汪士铎死后，他的遗稿到了山西，其中两种在绩溪所写的笔记，为史学家邓之诚所得。1935年夏天，邓之诚开始整理这些手稿，发现稿本上的文字“纵横涂乙，几不可辨”。通过校理辑录，邓之诚将手稿编次为三卷，因为这些笔记主要是乙卯、丙辰两年所记，因而题名为《汪悔翁乙丙日记》。

随着《乙丙日记》被清晰地整理出来，人们发现，七十多年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士人，对于人口问题竟有那么深入的思考，以至于后人惊呼汪士铎才是“中国的马尔萨斯”。

汪士铎是最早意识到太平天国爆发是与人口增长有关的人。他认为，世乱之由，“皆人多之害也，使减其民之十之七人，则家给人足，驱之为乱亦顾恋不愿矣”。清中期以后，中国人口急剧增多，而又以人丁兴旺为贵，生育毫无节制，在汪士铎看来，这样日积月累必然会引起天下动乱，这是清帝国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困境。

 他说，小民累于家口，迫于生计，而粮田日少，长此以往，“不必有权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官宦宫妾之擅权，不必有敌国外患之侵凌，不必有饥馑流亡之驱迫”，灾难已不可挽回。他在《乙丙日记》中写道：“修养久而生齿繁，文物盛而风俗敝，盗贼众而有司不能捕，遂畏例而壅于上闻，处分繁而吏议日以苛，遂拘泥而不能破格，虽上无昏政，下无凶年，而事遂有不可为者矣。”

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屡屡感慨人口增长的危害，进而将人多的原因归结为女人多。当时极深爱的女儿的种种不幸，又令他无法自拔地感受到“生女之害”的苦楚。于是，他进而想出了一套“长治久安之策”。他希望政府“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汪士铎建议“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另外他还提倡女子早死，主张严立妇女儿童之刑。

在秘不示人的日记里，汪士铎毫无顾忌地放纵着自己的情绪，这些文字也为他带来了最多的争议，以至于令人们读了“头目皆痛”。1941年，为了“正人心”起见，史学家张尔田专门著了一本书《〈乙丙日记〉纠缪》，对汪氏逐条反驳。张在书中将汪士铎和五四时期的吴虞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名教罪人。另一些人对汪士铎的批判也毫不客气，说汪士铎“身未灭而嗣先绝”，乃是罪有应得。

汪士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极私隐的笔记，会令他在身后暴得大名。那些“偏宕”的思想，有时令人咬牙切齿，但如果了解到太平天国给他带来的创伤，这些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在离乱岁月里切齿腐心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