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所有酒店电话大全:杨昌济

               ——自闭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生平简介

   伦理学家，教育家。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4月21日出生。杨昌济两次乡试不中，后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宣统元年(1909)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1913年后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并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杨昌济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归葬长沙县板仓。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著作有《达化斋日记》及《杨昌济文集》、《劝学篇》等文，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书。曾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并联系国内实际，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

   毛泽东对杨昌济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求学道路

   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试，一举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开始在乡间教书。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藉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有“秀才”底子，但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思潮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于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毅然告别了故土，离开了亲爱的妻儿，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上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在弘文学院，杨昌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特别优秀，因而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后来，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长沙。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重视育人

   1913年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他以“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改良人心风俗之外，还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而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促使了中国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他引导蔡和森、毛泽东等走上民主革命之路。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令杨昌济刮目相看，在他的日记中评价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而他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日后的成就也成全了他载大木、柱长天的心愿，也证明了他对人才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与行动的影响力。

杨昌济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学生，不断对教育进行深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教育的本质。在杨昌济看来，所谓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体(人)、教育的客体(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对教育本质的认识，看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即感化，教育是一个教育者感化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颤动另一个心灵的互动过程，它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关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实业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人之目的。

   其三，关于教育的方法。杨昌济对启发学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当然，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为了授予学生以智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而“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发展实业

   杨昌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提出了一整套实业教育思想。他深刻论述了实业教育对富民强国、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提出必须大力发展直接为农工商实业服务、与农工商实业紧密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兴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推广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先进的中国人救国图强的强烈愿望与变革腐朽封建专制的政治要求。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杨昌济不仅参加了谭嗣同在长沙发起组织的“南学会”，多次聆听谭嗣同的改革宏论，而且还亲自拿起笔来撰写鼓吹改革的文章。1898年杨昌济在谭嗣同主编的《湘报》上发表了《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首次提出了他的实业教育思想。他在该文中指出：“西人立国也以商，其困我也亦以商，我不大兴商学以与之争，将何以自立于强大之间乎?”杨昌济从国家自立自强的高度提出了振兴工商的重要性。他指出：“然愚以为振兴商务，固为今日之要图，而商务之本源，尤在于农工之学，其先必振兴夫二者，而后商务可得而言也……”他认为“实业家乃立国之本，实业家为和平之战争。”“兵者消费，实业者生产。”由此可见他对实业教育的重视，对实业家的高度评价。

   为了发展中国的实业，杨昌济主张，不仅要注意发展全日制的普通教育，也要开办以成年人为主的夜学教育；既要发展高等教育，也要创办以职业技术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性教育。他认为“教育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之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这种教育，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他主张学习英国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及其办学方法，大力发展我国之职业教育。他在留学英国归来之后，向国人详细介绍了英国的职业教育：“其学科甚繁伙，寻常日用所需各种小手工业无不具备，如英语及法语、德语，乃复写手役者所不可缺之知识也。数学及理化为日用不可缺之知识。因欧洲用各种机器，司其事者皆不可无数学及理化之知识也。”这种直接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更多的劳动青年掌握一至两门甚至更多的生产技术和谋生手段，有利于社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初步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提出了科技人才是生产力思想。他曾提出八项救国之道，其首相就是奖励科学，“近世科学发达，欧美各国因致富强，日本师之，突然进步。欲跻中国于富强之列，非奖励科学不为功也。”“近世之实业，既基于科学艺术工业之发明，及其实际之运用，故欲从事实业以谋衣食，不可无科学之智识。”